, 贺灿飞, 邓辉, 林坚, 曹广忠, 柴彦威, 吴必虎, 陈彦光, 冯健, 赵鹏军, 宋峰, 戴林琳, 朱晟君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s in the human geography discipline at Peking University
FENGChangchun, HECanfei, DENGHui, LINJian, CAOGuangzhong, CHAIYanwei, WUBihu, CHENYanguang, FENGJian, ZHAOPengjun, SONGFeng, DAILinlin, ZHUShengjun收稿日期:2017-10-25
修回日期:2017-11-5
网络出版日期:2017-11-20
版权声明:2017《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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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文地理学是基于人类视角,研究场所中人们的活动。20世纪以来,人文地理学先后经历了不同阶段、思潮和理论的更迭。20世纪初环境决定论对人文地理学影响甚广;之后以哈特向为首的区域地理学和索尔为首的文化地理着力批判和反对环境决定论;60年代后,计量地理学派则尝试使用科学手段解释地理空间、地方和环境及其与人们活动的关系。三个流派相互重叠,相互批驳,尽管都着眼于“区域”,但对于“区域”有各自不同的认知和定义。70年代,人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兴起,强调人的价值、人的行为和精神对空间的影响,并注重与真实世界的关联及差异。80年代以来,人文地理学逐渐开始与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管理学、政治学、规划学等学科广泛融合,在“社会转向”之后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繁荣景象。随之,人文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从简单、直白的对人类、聚落和环境的描述,发展演变为对更为复杂和多样的事件的相关分析研究。除了认为空间、地方和环境与人口及其相互关系是研究的重点,更强调了人类活动的异质性、人群和区域的差异性和多样性。现代人文地理已形成包括历史地理、人口地理、政治地理、经济地理、城市地理、乡村地理、文化地理、社会地理和发展地理等组成的一个有序系统的学科体系,提供了分析复杂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随时空变化的研究方法,成为有效诠释人们日常行为、空间格局和演变过程、规律及其驱动力的科学。北京大学人文地理随着世界人文地理学的变化同步发展。文化地理、人本主义、政治地理、计量革命、区域主义和新区域主义等思潮和视角都在北京大学人文地理的发展和现状中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外现实背景以及世界人文地理学术背景都发生了重大转折,不断重塑着北京大学人文地理的发展道路和轨迹。北大人文地理学在城市地理、经济地理、历史地理、文化地理、社会地理、政治地理等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不断突破和创新,同时积极响应国家战略需求,在城市与区域规划、土地利用评价与规划、旅游规划、交通规划、遗产保护、风景区规划等应用研究方面开拓引领,取得了丰硕成果,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2 发展脉络
20世纪50年代,北京大学创立了人文地理学,其前身是1955年成立的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专业（学制5年）和经济地理教研室。目前,人文地理学科由经济地理、历史地理、城乡规划等专业组成。北京大学是中国最早开展人文地理学教学、研究和实践的综合性教学科研单位之一。1955年,时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地理专业副系主任的仇为之先生奉命到北大创建经济地理专业。教师胡兆量以及研究生杨吾扬、魏心镇、林雅贞等相继来到北大,成立了经济地理教研室,仇为之任教研室主任。1960年后,谢凝高、董黎明、周一星相继毕业留校任教,壮大了教师队伍。回顾发展历史,著名地理学家、地理教育家侯仁之、仇为之、胡兆量、魏心镇、杨吾扬、林雅贞、谢凝高、董黎明、周一星等教授是北大人文地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20世纪60年代,学科得到长足发展,形成了老中青结合的师资队伍。侯仁之先生开创了城市与区域历史地理研究方向,杨吾扬、胡兆量、魏心镇、林雅贞等一批年轻骨干教师,在经济地理理论、交通地理、工业地理和农业地理等领域的研究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北京大学经济地理研究引领了中国经济地理学科发展。
20世纪70年代,杨吾扬等深入研究地理学的学科体系和方法论,论证了地理学科的性质、学科体系结构与应用领域,提出了北大人文地理学科发展方向。70年代初,为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和快速城镇化发展的需要,经济地理秉持“教学科研并重,理论服务实践”的宗旨,开始了新一轮的调查研究和探索,从以基础理论为主向基础与应用相结合拓展,尝试人文地理教育改革的试验和实践,率先在全国开展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开始了城乡规划的新探索。1974年春,赴邯郸进行城市总体规划研究。在当时全国急需城市规划人员的形势下,与北京市规划局合作,结合平谷县城总体规划,举办城市规划培训班。1975年在国内率先成立了城市与区域规划专业,专业名称以经济地理（城市与区域规划）双名出现。办学注重体现地理学从事城市与区域规划的特色,同时加强建筑学、详细规划等课程的讲授和训练。同时,独立完成了承德、芜湖等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为创建经济地理具有文理特色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奠定了基础。
1978年后,北大人文地理走向全面复兴和创新发展的新阶段。2000年,教育部批准北大设立城市规划专业（工科、5年制）,形成具有地理特色的,文、理、工交叉的城乡规划人才培养体系,为推动中国城乡规划学科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城市地理向城乡空间地域结构、城镇化与城镇体系、商业地理、城市土地利用评价、住房政策等研究领域延伸;经济地理向产业地理、产业集群、房地产经济研究发展;社会文化地理、政治地理研究在北大兴起;形成了一批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的学术成果。
在应用研究方面,向国土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城市发展战略、城市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与世界遗产保护、旅游规划、交通规划、村镇规划等方面拓展;推动了人文地理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应用。
2007年北大城市与环境学院人文地理成立城市与经济地理系、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加上早先成立的历史地理研究所,目前人文地理在职教师共26人,其中城市与经济地理学系9人,城市与区域规划系14人,历史地理研究所3人。
3 主要成就
3.1 基础理论研究
3.1.1 城镇化与城镇体系研究 北京大学是国内最早开展城市地理教学和研究的单位之一。周一星教授是城市地理学研究的开拓者,他的《城市地理学》著作影响深远。（1）城镇化理论创新研究。北大城市地理研究组对城镇化理论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模型,纠正了R. Northam认为城镇化水平与人均GNP之间呈粗略线性关系的观点,把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的两种阶段性逻辑地统一起来[1];对城镇人口统计口径规范化做了持续研究,推动城市研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2];首先发现中国大城市在80年代中期进入郊区化阶段,并跟踪其变化,及时捕捉到中国大城市从向心集聚到离心扩散的质变性趋势[3]。周一星在担任IGU城市地理工作组成员期间,较早向西方介绍中国城镇化特征及其研究,推动了中国城市地理学科的国际化。对城镇化速度做了客观判断[4],对城镇化理论和中国的城镇化实践做了系统的研究[5-6],系统总结和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后城镇化的进程特征及问题;曹广忠等研究了省区城镇化的空间特征和动力差异[7],从动力机制视角提出了城镇化的四阶段模型[8],量化测算和发现了省区城镇化贡献的阶段性特征和内陆化趋势[9];周一星、曹广忠等对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多维进程间的协调关系及其效果进行了分析[10-11],并关注户籍制度和用地制度等中国特色背景下的城镇化进程,揭示了人口迁移的城镇化效应和人口流迁状态下的半城镇化现象及空间过程特征[12-13],以及城镇化进程中的家庭留守、子女随迁、就业状况等中国城镇化特色问题[14]。近年来,冯长春研究组对中国城镇化的资源环境基础及新型城镇化的内涵进行系统研究,并揭示了城镇化的区域背景格局及差异[15],提出了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资源城镇化的观点和实现路径,对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人地钱”挂钩政策的研究,创新提出了“人—业—地—钱（财）”的土地供需模式和基于发展权的利益分配机制。
（2）城镇体系研究。北大以山东为研究基地,率先开展了城镇体系研究。对城市体系的规模结构、职能结构和空间结构均有创见。发现中国省域城市规模等级体系演变的均衡/不均衡循环上升现象[16],丰富了城市规模分布理论,为城市体系规划突破从高首位度向低首位度演变的固定套路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中国城市规模的重构和规模结构特征做了跟踪研究[17],揭示了中国城镇经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以及城市规模的经济效应,对城市发展规模方针实行期间城市人口可比增长速度进行分析,对国家的城市发展方针提出了建议[18]。提出城市职能三要素的概念,首先完成中国城市的工业职能分类[19]和综合职能分类,发展了城市职能分类的有关理论和方法论,基于城市职能分析,对城市规划中城市性质的确定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
（3）都市区与城市空间结构研究。从多个尺度和层次上,对中国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特征进行了研究。首先提出中国都市区的界定标准和中国都市连绵区（MIR）的概念、标准和分布格局,对国内都市区做了实证研究[20],提出中国大都市区一体化发展战略;兼顾对内对外两种经济联系划分了中国的城市经济区,创建性地揭示了开放条件下中国经济联系的空间格局[21]。从中微观尺度,在均质平原和经济人假设下的中心地理论,结合大量实例,提出在非均质条件下城市发展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论”,分析了主要经济联系方向对古代城址变迁、现代城市扩展、区域中心城市发展中的规律性作用,对城市规划确定城市发展方向和区域规划确定区域发展重点起到指导作用[22];对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及演变的实证研究[23-26],揭示了转轨时期城市土地扩展、结构演变的规律和机制,丰富了城市地理和土地经济理论,为城市发展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3.1.2 产业地理发展与创新研究
（1）经济地理发展。北京大学经济地理学在早期引入苏联生产力布局思想,围绕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区域发展、城镇规划建设,开展了不同行业、不同尺度下的工农业生产布局和商业服务业发展的研究,建立起包含“经济地理导论”、“中国经济地理”、“中国区域经济地理”、“工业地理”、“农业地理”、“商业地理”、“人口与城市地理”、“城市总体规划”、“世界地理”等专业课程的教学科研体系。其中,仇为之先生在1957年著有《我国的重工业地理》一书,反映了当时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时代特征。这一时期,教研组为国家培养了大量高质量的经济地理人才。
（2）产业地理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北京大学在国内率先突破前苏联生产力布局理论的局限,引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地理分析理论和方法。其中,《工业地理学》[27]、《经济地理学导论》[28]、《现代工业地理学》[29]、《高等经济地理学》[30],从区位因素、企业地理、产业地理、区域发展等方面对经济地理进行解读,并从全球视角逐渐将西方经济地理学的最新进展与中国的现状结合起来,成为反映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地理思想转变的经典教材。此外,诸位先生在钢铁工业布局[31]、矿产及石油化工产业综合体建设[32-33]、商业零售业的空间布局[34]、农村城镇化转型中的规划布局[35],以及世界经济地理宏观格局[36]等方面都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索和发展,但总体上工业地理的发展占据了经济地理研究的主导地位,反映了中国这一时期工业化引领城市化的社会转型特征。
（3）产业地理创新。随着产业发展进入转型升级的新时期,北大的经济地理****也率先开启了对产业集群、产业升级、产业集聚、跨国公司地理、国际贸易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等新领域的研究探索。《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37]一书是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后的《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38]是国内首部系统剖析集群相关理论及其实践的专著,《超越集群——中国产业集群的理论探索》[39]集中对国内产业集群热中的误区进行了再反思,重申了创新环境建设和创新能力发展是集群竞争力的根本,提出既要超越国内对产业集群的思维定势,又要超越国内不完善的产业集群理论神话。贺灿飞将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演化变迁置于经济转型的制度背景下,将经济转型分解为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三个过程,并建立了“全球链接—区域竞争—地方环境”多尺度分析理论框架,引入市场力量、全球力量以及地方力量,探讨产业区位、产业集聚、区域产业动态演化及其环境效应,揭示了转型期中国经济地理格局变迁的深层原因[40],辨识了重塑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驱动力[41-42]。近年来,北京大学在演化经济地理研究中获得了系列研究成果,揭示了技术关联对区域产业演化影响的普遍性,并为中国区域产业演化寻找路径突破的机会[43-44]。贺灿飞出版《转型经济地理研究》[45]等多部著作,获得国家****科学基金资助,为首位人文地理学********。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北大经济地理前辈就预见到工业布局应注重“生态系统的平衡”[46],并且从地理学科出发,针对中国特殊的季风气候特点,总结提出了不同地区风向对产业空间布局的影响[47]。此后,环境保护一直作为产业布局和区域发展研究中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29, 39]。近年来,针对新时期区域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探索新的产业转型与地方发展模式正成为北大经济地理研究的新增长点[48]。《环境经济地理研究》[49]从理论上构建经济制度转型、环境规制和污染等交互影响的分析框架,强调经济制度转型是解读中国环境污染的重要视角,揭示了污染企业区位和地理格局演化的深层次制度因素,为研究环境问题提供了新的“抓手”。
3.1.3 土地利用与住房政策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伴随中国土地使用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北京大学率先开展了土地利用评价、土地规划及房地产和住房政策研究,开辟了土地资源利用与不动产经济地理研究的新方向,丰富和创新了经济地理学。
（1）土地评价与集约利用研究。董黎明为首的研究小组,从影响土地利用要素和因素入手,提出了城市土地质量评价的理论方法[50];冯长春分析了城市土地区位与土地收益的关系,剖析了地租的形成与类型以及地租与地价的关系,建立了城市土地经济综合评价模型和指标体系,提出了土地级差收益的测算方法,填补了中国在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51-52];董黎明、胡存智、冯长春、廖永林等1992年撰写的著作《城镇土地定级原理与方法》,成为指导全国城镇土地分等定级的理论方法和制订技术标准、技术规程的依据。对中国城市土地有偿使用的地域差异及分等深入研究,把全中国的城市分为七个等级,为国家制定土地有偿使用的宏观政策,征收耕地占用税提供了依据[53];北大作为主要编写单位,编制了《城镇土地定级规程》、《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和《农用地估价规程》等技术标准（国标）,由国土资源部颁布实施。在前期研究基础上,林坚等结合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征收标准的制定,开展了针对全中国所有县市的城镇土地分等,编写了国家技术标准《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全国城镇土地分等成果2007年获得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
结合全国土地利用规划,冯长春等首次对中国各省建设用地变化特征和动力机制研究,分析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影响因素及区域差异研究,通过对城市土地利用强度空间结构、城市规模分布以及农村居民点土地利用模式研究,提出全国城市和村镇建设用地集约利用标准和区划。林坚等进一步界定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论述了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的技术体系与思路,为制订《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规范》提供了依据[54-55],推动了针对区域、城市和开发区的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技术体系的创建,在全国得到推广应用,成果获得国土资源科学技术一等奖（2013）。冯长春等从城市和村镇空间结构优化和城市有机更新的视角,率先系统研究了存量用地挖潜和再开发利用的问题,构建了土地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提出了存量土地利用的理论方法和再开发模式,研究成果获得国土资源部科学技术一等奖（2007）。
（2）土地市场与土地规划研究。冯长春等论述了中国城市土地一级开发的产生、发展与内涵,探讨了土地市场供应模式和机制创新,针对中国城市所处的发展水平、阶段和土地市场状况,提出政府主导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土地储备模式和供给策略,获得国土资源部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冯长春等分析中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和实施中存在问题,提出完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及实施评价的思路和建议;针对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和土地规划在规划体系、技术平台及管理体制等方面存在的矛盾;从规划基期、规划期限、规划内容和空间发展边界四方面探索城镇“三规合一”的协调路径和规划框架,林坚等基于博弈论视角研究了市县级“多规合一”[56];从土地发展权的空间管制角度,提出城乡规划协同的思路[57];冯长春等提出的“三规合一”的理论方法在山东、重庆等多个城镇空间规划中应用。
（3）住房制度改革与住房政策研究。北大是中国最早研究房地产与住房政策的单位之一,1994年国家教委批准成立了北京大学不动产研究鉴定中心。北大先后承担了《中小城市房地产市场》（冯长春,1995）、《中国住房制度改革》（董黎明、冯长春、林坚等,1997）和《住房公积金投资管理和担保制度》（冯长春,2010）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和重点项目。董黎明、林坚、冯长春等1998年研究提出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及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机制;冯长春等进一步研究了中国住房公积金制度运行情况,提出推进与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政策建议,研究成果分别出版在《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目标模式与实施难点（成思危主编,1999）》、《推进与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研究（刘洪玉主编,2011）》,为推进中国住房制度改革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支撑。冯长春研究组对住房市场、住房保障、住房价格及其与地价的关系,以及住房体系、住房金融政策和税收政策等方面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主要包括：基于时间尺度的房地产市场与宏观经济发展的关联性分析、中国保障性住房空间布局的优化策略研究、中国城市住房价格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中国大城市居民住房购买力研究、关于健全中国住房保障体系一些问题的探讨、中国经济适用住房政策评析及经济适用房空间布局研究[58]、轨道交通对其沿线商品住宅价格的影响分析[59]、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房价与地价的动态关系、家庭式迁移的流动人口住房状况、北京市居住用地出让价格的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等。研究了中国住房体系,提出层级供给、梯度消费的住房供需模式以及差别化的调控政策[60],提出了利用集体土地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议。
3.1.4 时间地理学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期,柴彦威系统介绍了时间地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论,开启了时间地理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创新发展。经过20多年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应用,北京大学柴彦威为首的时间地理学研究小组已成为中国时间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阵地并在国际上占有重要地位。
（1）时间地理学创新研究。时间地理学研究小组系统介绍了时间地理学的起源与基本问题、主要概念与表达方式以及在全球的传播与应用,基于广岛、兰州两市居民日常生活的调查,开拓性地进行了中日城市时空间结构的比较研究。北大时间地理学研究小组先后对大连、天津、深圳等中国城市实施居民活动日志调查,研究中国大城市居民的日常活动与时空间结构,开创了中国城市居民日常行为研究的新范式[61]。近年,时间地理学研究小组使用基于位置感知设备和互动式调查网站相结合的方式获取精确、实时的居民活动日志数据,开展了包括基于GPS数据的居民活动空间测度与活动时空弹性、居民生活方式、城市社会分异、个体污染暴露等一系列国际前沿研究[62-63]。
（2）时间地理学应用研究。柴彦威研究组开展城市居民时空间行为研究[64],尝试将中国城市居民时空间行为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城市规划、旅游规划及社区规划管理等方面,包括时间地理学在城市规划[65]、居民智慧出行[66]、城市生活圈规划[67]、智慧城市[68]等方面的应用探索。
（3）国际学术交流。北大时间地理学研究小组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流,在国际上具有一定影响力[69-70]。主要包括：组织了空间行为与智慧城市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联合开展中美城市时空间行为比较研究以及中瑞时间地理学的创新研究,发起成立空间行为与规划研究会,并联合组建“中国时空间行为研究国际网络（Urban China Spatial-temporal Behavior Research Network）”,大力推动了中国时间地理学研究的国际化进程。
3.1.5 人口和社会地理研究
（1）人口地理发展研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结合社会发展的新趋势、新现象和新问题,拓展了人口专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强调从宏观到微观不同空间尺度的城市—区域人口迁移流动和分布现象的解析[71];对城市内部人口空间重构规律及其机理进行综合分析[72],对城市人口空间重构规划响应策略的探讨;冯健等提出从“人口空间”的角度解读城市,基于人口研究判断城市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趋势,对城市总体规划中把握城市定位、判断城市人口空间发展趋势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研究成果在武汉、苏州、杭州、格尔木等城市的规划中得到应用,在城乡规划领域引起很大反响。以北京为案例,探讨了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空间分布与分异以及城中村流动人口的日常生活空间及其时空利用等问题。
（2）宏观尺度社会空间研究。从社会空间、迁居行为、购物行为、空间感知等方面探讨中国城市空间转型和重构的特征,提出市场经济下中国城市内部空间重构模式和“异质性”空间发展模式。对北京、杭州等大城市郊区化进行跟踪研究[73],概括了郊区化与人口空间变动关系的概念模型[74],以单中心和多中心模型拟合人口分布并以模型参数变化反映郊区化发展,提出中国郊区化由“政府引导”走向“市场主导”,以及“主动式”郊区化模式,改变了国际上对中国“被动式”郊区化特点的认识[75]。将衡量社会空间分异状况的分异指数发展为“相对分异指数”和“绝对分异指数”,分析了城市人口的群居性和混居性状态,揭示了城市社会空间分异重构所折射出包括就业人口的职住分离、外来人口的通勤、留守老人等在内的城市社会新问题[72]。基于财产类犯罪数据,借助GIS工具,探讨了北京城市犯罪的时空格局和时空模式,并尝试建立时空机制模型,提出城市犯罪实施的“空间导向性”和“时间导向性”。
（3）中微观尺度社区空间研究。对以北京回龙观居住区、北京亦庄开发区社区、苏州老城区社区、中关村高校居住区等为代表的城市社区社会空间系统研究,探讨了郊区大型居住区的形成机制、居民生活空间重构、邻里关系与社会空间再生,老城衰退邻里的居住满意度以及高校居住区社会空间特征等,构建了社区邻里关系的制约模型以及社区形成的驱动力模型。从微观尺度研究基于个体和家庭生命历程的居民迁居及其空间行为,透射苏南城镇化路径转变、市民化进程及制度变迁过程,取得良好的示范效果。
（4）社会地理方法论研究。探讨了质性研究方法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不同空间尺度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提出通过质性方法可实现对城市社会空间的“解构”、“映射”、“讲述”和“扎根”等功能作用[71]。从基于情感表达的个体数据采集与分析、基于混合方法的活动空间可视化、基于定性地理信息系统的社会空间研究等方面讨论了定性GIS的应用。从方法论层面对社会地理研究方法和理念探讨,提出既要体现“空间性”又要超越“空间”的约束、提倡社会地理研究要讲究“故事性”和“趣味性”的研究思路。
3.1.6 计量地理研究
（1）计量地理在北大。中国计量地理学和理论地理学的发展始于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的朱德威和杨吾扬走在国内计量和理论地理学的研究前列,十分重视数学方法在规划和区位及城市体系研究中的应用[30, 76-77]。地理学的计量革命不是单纯的数学方法的引入,同时包括系统思想的应用。数学工具和系统分析开创了国际地理学的两大前沿分支：地理计算学和地理信息科学。朱德威在国内计量地理学发展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一是通过教学活动和学术会议推动中国地理研究的定量化;二是将数学方法与系统思想紧密结合,为中国计算地理学和地理信息学的发展奠定了前期基础。
（2）理论地理模型构建。理论模型建设和观测数据整理是计量地理学两个重要功能,杨吾扬在20世纪70年代就强调理论模型研究,引领了中国理论地理学的发展。他在地理学基础问题、区域科学研究、城市地理、交通运输地理和商业地理等方面,提出了理论观点、方法和定量分析模型。主要表现在：一是采用数学方法证明产品效用高的、大的产销区范围内可以发育产品效用低的、小的产销区,从而解释了相向运输的必要性和地方中小企业发展的可能性[30, 34];二是将线性规划技术引入交通运输规划分析,从而为合理运输布局以及吸引范围界定开拓了新方法[30, 77]。
（3）人文地理系统计量方法研究。长期以来,地理学的定量分析和数学建模是基于规则空间格局、线性叠加原理和特征尺度分布。然而,人文地理系统作为复杂系统通常不规则、非线性和无尺度,传统数学方法应用到人文地理系统受到局限。陈彦光利用分形和非线性理论探索人文地理系统的空间复杂性问题,创新了计量方法的发展和城市理论：其一,借助标度思想,系统地发展了空间自相关和空间相互作用分析方法[78-80];其二,基于中心地和城市规模分布提出了一套城市等级体系的理论新框架[81];其三,基于城镇化开拓城市混沌和替代动力学理论[78];其四,基于城市研究构建了城市空间关联模型系列[79-80, 82]。
3.1.7 交通地理与交通规划研究 北京大学在交通地理与交通规划研究方面取得了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科研成果,参与了诸多城市交通发展政策和规划的制定。
（1）交通运输网络与区划研究。北京大学交通研究组首次提出中国公路自然区划。他们以地带性、非地带性为理论基础,综合考虑地质构造、地貌、水热、土质、工程病害等条件,将全国公路网络划分了37个大区、52个二级区和72个三级区[83]。杨吾扬将线性规划方法引进交通运输地理研究,率先提出基于交通网络的吸引范围、腹地及其计算方法和产销区划理论[34],制订了运量与各种吸引范围对应的指标体系,测度直接吸引范围、间接吸引范围和联合吸引范围及其所对应的干线站港地方货运量、干线站直通货运量、干线站通过货运量和干线站货运总量[77]。杨吾扬编著的《交通运输地理学》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交通运输地理学著作,成为交通地理学领域的经典教材[84]。
（2）交通规划模型及城市空间与交通耦合关系研究。交通规划模型中对偶变量的解法和解释至关重要。朱德威修改了原模型约束条件,使得对偶解的经济地理学意义得以确立,为从交通网络的角度测量地区的竞争条件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并与M.J. Beckmann等的随机效用理论相结合,提出双约束的空间互动模型[76]。赵鹏军将交通经济学和交通规划中的模型与城市地理学的定性分析方法相结合,对城市空间与交通耦合关系的特征、过程、影响因素及其机制等进行深入研究。构筑基于中国城市空间与交通特征的城市空间与交通相互作用理论,完善了“co-location”理论以及空间与交通非耦合性理论[85-87]。对城市交通拥堵的空间机理分析和模拟,提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的规划理念和方法[86, 88]。构建了城市土地利用与交通一体化模型,对城市空间与交通耦合关系进行了模拟研究,分析了紧凑城市的环境效应,预测了城市交通不同发展情境下的能源消耗、温室气体排放等,提出城市空间与交通优化建议,被用于北京市总体规划修编[87],在同类模型中处于领先水平,获得两项国家发明奖。
（3）城市交通公平研究。赵鹏军构建了城市交通公平评价框架,对中国老年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上学、低收入者等出行特征及其影响深入调查研究,从可达性、行为空间约束、心理因素、社会网络等角度对交通公平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打开了这一领域研究的空白[85, 89]。
3.1.8 历史地理（城市历史地理与区域环境变迁）
（1）从沿革地理学到历史地理学。北京大学是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的重要发源地。1950年,侯仁之发表《“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第一次系统论述了沿革地理学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区别。侯仁之认为,历史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重建过去的地理的方法,以阐明当前地理的形成过程和特点。
1979年,侯仁之将有关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合为一集,定名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再版）。这是国内第一部把历史地理学的实际研究,系统纳入地理学范畴的论文集。1994年,侯仁之又将关于历史地理学理论的四篇论文——《历史地理学刍议》、《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认识问题》,与另外四篇实证案例研究合订一册,定名为《历史地理学四论》,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书至今仍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界重要的理论著作。
（2）城市历史地理学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专业以侯仁之为首的相关****陆续对北京、承德、邯郸、淄博、芜湖开展了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其中以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工作最具有代表性,在研究方法上,除了文献和实地考察以外,又借鉴考古学、建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地理学的角度,全面揭示了北京城起源、布局和城址转移的过程。有关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的研究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① 北京城市水源的开发和利用;② 北京城原始城址的起源与城址转移的研究;③ 古代北京的城市规划研究与三个里程碑理论的提出;④ 主编出版三卷本《北京历史地图集》。
2013年出版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全三卷）,是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专业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前后历时37年才得以完成。图集分为三卷,分别为《政区城市卷》、《文化生态卷》、《人文社会卷》。三卷本地图集共有文字750千字,地图460幅,各类照片100余幅,采用国际8开,四色印刷,图文并茂。
第一卷《政区城市卷》,系统展现了从先秦时代至民国,今北京市域范围内行政区划与城镇居民点的变化,特别表现了历代城市平面规划形态以及所属郊区的发展演变过程,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北京历史地图集》第一集于1988年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北京市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和评价,产生了极其广泛的社会影响。
第二卷《文化生态卷》,共计70个图幅,时段从旧石器、新石器时期,下延到整个历史时期。图集内容不仅包括自然环境演变,而且涉及城市发展、城市设计、农业开发、水利工程、园林规划等内容。整个图集的编绘,以历史地理研究为基础,以文化生态学思想为指导,结合考古学、历史学、地貌学、第四纪地质学、孢粉学的研究成果,系统展示北京地区旧石器时期以来人地关系的变化过程与变化特点。
第三卷《人文社会卷》,系统地表现了北京市域范围内不同时代的人口、居民点、手工业、农业、矿产、交通线路、军事要塞等诸多要素的发展变化,并对宫殿、园林、王府、坛庙、胡同、老字号、名人故居等重要人文地理要素进行了空间布局的复原。图集各项内容对北京城市规划、古都风貌继承、历史街区保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北京历史地图集》（全三卷）以地图集的形式,全面、系统地反映了历史时期北京地区的自然、人文、社会、经济的变迁过程,以及城市面貌的变化特点,在中国历史地理领域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在国际上也属领先水平。
（3）区域历史地理学研究。
①“沙漠历史地理”的创立。1960年暑期,侯仁之与北大地质地理系的部分师生对宁夏盐池、灵武一带做了为时一个多月的野外考察,系统调查了当地的沙漠化现象。根据这次野外实地调查,侯仁之发表了《从人类活动的遗迹探索宁夏河东沙区的变迁》一文,这是国内第一篇关于历史时期西北干旱区环境变迁的研究论文。
通过宁夏河东沙区的科研工作,侯仁之认识到,在西北沙漠地区开展历史地理研究,仅凭历史文献和野外考察是不够的,还需要借助其它相邻学科的手段。1963年暑期,侯仁之与北大考古系的俞伟超和地理系的李宝田,一起考察了位于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一个汉代遗址群。在这次综合考察的基础上,侯仁之发表了《乌兰布和沙漠北部的汉代垦区》、《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两篇文章,把历史文献考证、野外考察、考古调查、环境分析有机结合在一起,从而开创了“沙漠历史地理”研究新方向。1964年8月,侯仁之又与有关人员一道,综合考察了位于毛乌素沙地的统万城、城川城、榆林城等遗址,写了《从红柳河上的古城废墟看毛乌素沙漠的变迁》等一系列关于当地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论文,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在侯仁之的带领下,北京大学的“沙漠历史地理”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一个崭新而充满生机的历史地理学研究新领域。200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研究文集》,可以看作是对过去60多年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专业在西北干旱区研究成果的全面总结。
② 环境变迁研究与环境考古研究。早在1979年,侯仁之就提出了在北京地区系统开展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研究的工作设想,要“把北京地区作为开展历史地理研究的基地或‘实验室’,把重点放在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的变化上。……结合生产实际,力求为首都城市建设和市区的发展解决一些现实问题”。具体研究内容是,“从研究历史时期北京附近地区河湖水系的变化入手,包括对于：一、古代河道的废弃与埋藏,二、沼泽湖泊的形成与消失的研究。从此进一步探讨原始植被的破坏及其后果。”
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侯仁之组织有关人员成立了“环境变迁研究小组”,并于1984年创办了《环境变迁研究》杂志,主要发表以北京地区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在20世纪80、90年代,《环境变迁研究》陆续出版了5辑,发表了数十篇涉及北京地区气候、植被、物候、河流、地貌、水资源、漕运、农业开发、园林建设,以及城市起源、发展与河湖水系变迁关系的研究文章。其中,侯仁之发表的“北京历代城市建设中的河湖水系及其利用”一文,是关于北京地区河湖水系变迁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20世纪80年代,侯仁之又提出应该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时限上溯到全新世的早期,即原始农业萌芽的时期。北大历史地理科研团队,陆续开展了上宅遗址、镇江营遗址、雪山遗址、东胡林遗址的环境考古学研究工作。1997年出版的《北京历史地图集》（二集）,集中反映了北京地区全新世早、中期,尤其是原始农业萌芽阶段,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成为国内最早的,系统反映环境考古学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历史地图集。
③ 区域历史地理综合研究新方向。1992年,基于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的学科发展规划建议,侯仁之发表《再论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实践》,提出北大历史地理学专业在新时期的发展方向和具体研究内容,认为应该选择北京市地表水主要来源的潮河流域,和邻近的滦河流域,即所谓“潮滦链”地带,作为今后开展人地关系综合研究的重点地区。在侯仁之“潮滦链”思想的指导下,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的有关师生,首先在河北承德地区开展研究工作,继而向东扩大研究区域,进入到内蒙古东部的赤峰地区,组织和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全新世以来冀辽蒙接壤及毗邻地区人地关系演变过程”。
随着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研究的视角、研究的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研究的时段上,将历史时期的人地关系研究,上溯到了全新世早期;在研究的内容上,也从以自然环境变迁研究为主,逐渐转向以区域人地关系综合研究为主,在研究工作中注意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及多学科的综合交叉。目前北大历史地理专业正在开展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基于《水经注》的华北地区自然景观演变过程重建及其人类影响机理研究”,正是在这个研究方向上的继续扩展和深入。
回顾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专业60多年的学术历程,专业的发展与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立和发展过程息息相关,在历史地理学理论、城市历史地理学和区域历史地理学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可以这样说,“经世治用”、“环境变迁”思想一直是北大历史地理学实践的指导。除此而外,在研究工作中格外强调野外考察的重要性,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强调历史地理学与考古学、历史学、生态学、第四纪地貌学、孢粉学、遥感科学的相互交叉。北京大学历史地理专业的理论与实践活动,跨越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构成了中国历史地理学领域中极富特色的研究方向。
3.2 应用基础研究与规划实践
3.2.1 国土与区域规划 国土与区域规划是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重要的研究和实践领域。20世纪70年代至今,北京大学开展了一系列大量的城市区域规划研究与实践。（1）城镇体系与城市群规划。1978年以来,北大人文地理学抓住城镇化发展的重大历史机遇,发挥集体协作、联合攻关的优势,在胡兆量、周一星、董黎明等带领下,先后在山东济宁、泰安,浙江温州,福建漳州,广西玉林、梧州、百色、南宁、桂林,河南洛阳,云南红河、江苏淮安和广西全区开展了成系统的地市级、省级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工作,形成了以城镇化战略为引领、以城镇发展条件评价、人口和城镇化预测为基础、以城镇规模结构、职能结构和空间结构为关键、以交通等重要基础设施、资源环境保护和旅游等重点产业发展为支撑的城镇体系规划编制技术体系。在城市群发展研究和规划方面,周一星领衔山东半岛城市群发展战略研究、周一星和李贵才主持大珠三角洲城市群协调发展规划、吕斌负责的山东半岛城市群总体规划相继完成,后两项规划都获得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一等奖。
（2）国土规划与土地利用规划。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魏心镇、杨吾扬、董黎明、周一星、冯长春等参与了京津唐、辽中南、北京潮白河流域等地区国土规划工作。《全国国土规划纲要（2016-2030年）》编制和实施过程中,林坚牵头全国规划重大专题“城乡建设空间统筹和区域国际中心建设”研究,组织北京大学人文地理、城乡规划、自然地理等多专业力量,编制山东省国土规划。进入21世纪,围绕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林坚主持了北京市、海口市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冯长春主持了张家口市、中山市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成果先后获得国务院批准并实施;冯长春、林坚分别主持了全国规划纲要的重大专题研究,提出了全国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区划和标准,以及城乡—区域土地利用统筹规划的方法。在北京市土地总体规划中,基于统筹管理城乡建设用地、集中连片保护基本农田的理念,构建了城乡建设用地规模约束性指标、基本农田集中区界定方法,被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技术规程;“三圈九田多中心”的空间结构诠释了生态空间、农业生产空间和城市空间三者的关系,红（建设空间）、绿（生态空间）、黄（农业生产空间）、蓝（水域空间）和谐的土地利用策略,揭示了规划应重点解决的土地利用结构性矛盾所在,针对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测算的“三分法”得到高度的关注和认可。此外,在土地整治规划领域,林坚主持了山西吕梁试点,参加了江苏扬州试点,编写了地市、县两级土地整治规划规程,在全国得到应用和推广。
（3）空间规划与“多规合一”研究与实践。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国土空间开发和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各类规划也不断涌现,相互冲突频现,空间规划改革和“多规合一”试点成为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根据多规冲突的本质是土地发展权管控之争的认识[57],结合山东省桓台县“多规合一”试点,设计了“一张蓝图”式成果表达体系,探索了基于博弈视角的协商协作式规划编制方法[56],试点成果被山东省政府批准,成为28个国家级市县试点中首个获批的县级“多规合一”成果。伴随新型城镇化、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的推进,从统一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入手,研究空间规划改革,探寻自然资源监管体制改革路径,将成为北京大学人文地理学科参与国家重大战略研究的新方向。
3.2.2 城市规划与设计
（1）城市总体规划及战略规划。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北大人文地理学科先后承担了河北承德,安徽芜湖、巢湖,江西赣州,浙江嘉兴,河北任丘、临漳,山东淄博、济宁、泰安、临清、梁山,广西百色,海南通什（五指山市）,河南新乡、辉县等上百个城市总体规划,主持和参与完成了北京、武汉、郑州、哈尔滨、江门、佛山、济宁等都市区和城市发展战略规划。济宁都市区战略规划,首次提出城市、经济、金融、信息、交通等一体化发展的模式;周一星主持,冯长春、贺灿飞、冯健、曾辉等共同完成的武汉市发展战略规划研究,创建性提出面向世界的成“弓”战略,得到专家高度评价,被湖北省发展战略规划借鉴。
（2）城市布局、形态和用地研究。北大人文地理****提出与风向相适应的城市规划布局原则、城市与工业区典型布置图式[47],在城市气候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均被编入《城市规划原理》教科书;探讨了紧凑城市理论的影响[90]、城市规划生态化方向[91]以及低碳城市视角下的城市空间形态优化途径 [92];率先提出了集约利用土地是21世纪中国城市土地利用的重要方向[93],构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内涵、评判指标体系以及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技术体系[54-55],成为指导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要技术基础。此外,开展了城乡全覆盖的规划用地分类研究[94],成为城市规划领域基础性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的组成部分。
（3）历史街区可持续再生设计与城市遗产活化研究。伴随大规模城市改造的开展,保护历史文化遗存,重现城市发展活力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结合北京南锣鼓巷等历史街区的城市设计实践,提出了基于社区营造的旧城历史街区可持续再生模式[95-96],开展了城市历史地段保护与活化研究。北京南锣鼓巷的可持续再生模式实践,获得了高度认可,被联合国人居署亚太办授予“亚洲都市景观奖”。
3.2.3 乡村发展与规划研究
（1）村镇发展与规划。近年来,北京大学开拓村镇发展与规划研究和实践领域,促进了城乡区域统筹发展国家战略的实施。冯长春作为总负责人主持了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村镇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关键技术研究”和“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村镇区域空间规划与集约发展关键技术研究”,研发了村镇建设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智能化系统,获得了“十一五”国家科技计划执行突出贡献奖;贺灿飞承担了“村镇区域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优化技术集成示范”、曹广忠等承担了“村镇区域集约发展模式识别技术研究”、李贵才承担了“村镇区域空间规划技术研究”、冯健承担了“城乡边界识别与动态监测关键技术研究”等课题;这些研究在村镇区域发展综合评价、村镇区域集约发展决策支持、村镇区域土地利用优化、村镇区域空间规划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并开展了技术集成与应用示范,为中国一些地方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了决策支持。
（2）乡村聚落地理研究。就目前国内对乡村聚落的研究来看,较少从微观视角研究人的行为活动对乡村聚落的影响。北京大学多位****从利益相关者的个体角度出发,研究了不同地域的乡村聚落与主体活动的关联。冯健等从居民行为选择的角度研究了宁夏西吉县村民对空心村整治规划的意愿,探讨了村民意愿对空心村整治的影响。戴林琳等对乡村地区节事活动的发展进程、基本内涵、类型划分及发展动因、应用前景进行了系统研究,从居民感知角度分析了节事及节事旅游对乡村聚落空间、文化及经济的影响,引入结构方程模型定量研究居民感知,将居民感知差异的前因及后果整体纳入到居民感知研究体系,改进和完善了研究方法,并以北京为例进行实证研究,评价了节事及节事旅游对乡村聚落空间、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效应[97],根据对京郊8个乡村聚落的大量问卷调查数据,比较了村民及游客等不同利益主体对乡村旅游发展政策的态度[98]。
传统乡村聚落作为中国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空间载体,在城镇化进程中面临极大的存续危机,亟需完善传统乡村聚落保护制度。为此,北京大学吕斌等与清华大学共同完成了京郊历史文化资源整合研究,对京郊历史文化资源的存续现状、评价体系及保护发展策略进行整体研究,完成了京东郊区传统乡村聚落保护研究,补充修正了住建部颁布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村）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对北京东郊村落保护与发展综合评价,遴选出21个“推荐村落”建议予以保护[99],对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资源的发现、抢救和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
（3）乡村重构研究。针对乡村转型发展,开展乡村重构研究。冯健从集镇和乡村发展及城镇化发展对乡村的影响,探讨了中国乡村重构与制度创新,出版了《乡村重构—模式与创新》著作[100]。冯长春结合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村镇区域空间规划与集约发展》,通过对山东、广东、河南、重庆等地村镇的调查研究,构建了村庄发展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和模型,提出村庄居民点体系重构的空间形态模式,基于村庄生态敏感性进行村镇空间布局,实现了村庄发展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此外,村庄空心化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与突出问题。冯健等结合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以宁夏和河南等地村镇为案例,通过对大量空心村的实地调查,对空心村的公共空间发展特征、村民居住生活空间特征及其重构策略,村民日常生活语境下的乡村性转型等实证研究。提出了“整治片区划分-整治方向选择-整治模式选取”的“多元有机规划”思路。
3.2.4 世界遗产与风景名胜区规划研究
（1）世界遗产与风景名胜区规划。该领域的规划研究和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由谢凝高等成立的北京大学风景研究室,1998年在此基础上成立了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成为国内最早开展世界遗产研究的学术机构。先后承担了泰山、楠溪江、雁荡山、大理苍山洱海、庐山和西湖等几十处风景名胜区的风景资源调查、总体规划和详细规划。“泰山风景名胜区资源综合考察评价及其保护利用研究”获得建设部1988年科技进步一等奖。自1985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后,又先后在泰山、中国南方喀斯特和中国丹霞等遗产地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规划工作。
（2）世界遗产与风景名胜区研究。首次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名山——风景名胜区的发展史,总结其保护利用的规律,为风景名胜资源的价值判识、保护和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101-102];明确界定了国家公园的公益性、国家主导性和科学性的保护原则,为推进国家公园建设和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的指导[103-104];从世界遗产视角,对城市发展和形态演变背景下的城镇历史景观和历史街区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做了理论和实践探索[105-106]。围绕自然文化遗产的保护,辨析世界遗产保护价值观[107],构建了中国自然文化遗产的价值评判体系[108],并对五岳[109]、庐山、普洱景迈山古茶林、杭州西湖等进行系统研究;积极倡导工业遗产保护研究[110],推动中国文化景观研究与西方城市形态学理论的结合,探索适应中国国情的遗产保护法则[111]。
3.2.5 旅游规划与管理
（1）旅游地理学的发展。北京大学对旅游的学术探索,始于20世纪80年代陈传康对国内旅游景区的资源发掘、景区建设、管理运营等问题的探索,引导了国内旅游地理学的第一次快速发展[112]。他为旅游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997年旅游研究与规划中心成立,以吴必虎为代表的地理****,结合新时期下中国旅游业发展与旅游宏观政策等问题,对旅游规划与管理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13]。针对城市居民出游行为的一系列学术成果[114-115]在国内旅游学界30多年间论文影响力排名分别为第一、第三和第四位,其中发表于《地理学报》的两篇论文荣获中国地理学会《地理学报》（中文版）创刊80年高被引频次论文。他提出的城市居民出游行为市场分布规律[114]以及环城游憩带（ReBAC）理论[116],是对旅游地理学的重大理论贡献,具有国际影响力。
（2）旅游学科理论体系与旅游规划。在旅游规划与旅游学科理论体系方面,吴必虎提出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旅游学科体系[117-118],吴必虎等编著了《旅游学概论》,《区域旅游规划原理》探讨了区域旅游规划的基础理论和一般范式,是该领域的集大成之作,位列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图书学术影响力报告中经济学论文引用国内学术著作第8名,也已成为全球范围内的名著。吴必虎等对城市旅游规划研究与实施评估和休闲度假城市旅游规划也进行了系统性的论著[119]。吴必虎和汪芳等倡议和深入实践研究的历史地段保护与活化,以及古村镇活化及规划理论,也是国内旅游理论研究方面取得的重大创新。
（3）旅游地理空间结构研究。吕斌等对三峡库区旅游地空间结构,汪芳等对运河 线型旅游空间,以及吴必虎等对景区、旅游流及吸引物等旅游要素空间结构进行了系统研究[114]。吴必虎等在旅游细分领域,包括区域旅游开发[115]、乡村旅游[97-98]、野生动物旅游、旅游综合体、生态旅游、自驾游、宗教旅游、旅游地感知[120]等研究成果,都对旅游研究的深化与范式建立做出了贡献。
4 对国家需求的贡献及国内外影响
北大人文地理发展60多年来,在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城市与区域规划、土地利用评价与规划、住房、产业集群与创新网络研究、风景名胜区与世界遗产、村镇规划、城市社会地理、城市历史地理、旅游规划等各个领域开展的理论研究和应用实践,为国家的国民经济建设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从国家层面需求来讲,北京大学在城镇化、城市群以及城市发展模式的研究成果,支撑了中国新型城镇化规划和城市发展方针以及城市体系空间布局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研究成果纳入全国国土规划纲要和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产业地理、产业集群与产业网络创新研究成果,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创新政策制定以及空间格局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在住房政策、住房制度改革方面,提出的住房改革目标模式受到国家主管部门的重视,针对中国地域差异大的特征,提出实施“不能一刀切”的调控政策,利用农村集体土地建设公共租赁住房的建议,在中国实施的房地产市场宏观调控政策和住房保障政策中得以体现,利用集体土地建设公共租赁住房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试点等。
从对地方层面的需求贡献而言,北京大学承担完成了大量城市与区域规划任务和研究工作,包括城市群发展战略研究、城市群空间发展规划、城镇体系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总体规划、旅游规划以及风景区规划等,均被国务院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批复实施,起到了规划引领的作用,促进了不同区域和城市的发展。
北京大学人文地理科研团队在城市和区域方面的理论与技术方法方面的大量研究成果,被纳入城乡规划、土地管理和房地产评价的技术标准、规范和导则中,研究成员也是相关技术标准、规范和导则的制定者,为指导这些行业的规范化发展以及管理的科学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2000年以来,结合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加强了“人地系统分析与模拟”实验研究,开发出“复杂空间系统模拟平台”和“城市-区域动态演化仿真系统”,并在多个区域性规划项目中得到应用。积极参与了国家与区域重大社会经济和空间发展决策,为中国“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新型城镇化规划、全国国土规划纲要以及国家层面与省、市、自治区层面的各种规划与管理起到了科学指导和决策作用。例如,吕斌执笔的《汶川大地震重建规划与发展战略研究》得到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批示;冯长春作为首席科学家,主持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村镇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关键技术研究”;冯长春、李贵才、曹广忠、贺灿飞、冯健等主持的“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重点项目“村镇区域空间规划与集约发展关键技术研究”等,取得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并在江苏、广东、山东、河南、四川、重庆等地应用示范,取得显著成效。
北大人文地理学在多个研究领域引领学科发展方向,在城镇化、土地评价与规划、产业地理、世界遗产保护、旅游规划等研究领域取得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形成了多个创新群体。城市地理学创新群体已建成以研究城镇化、城镇体系和城市内部结构为框架的学科体系,在城市人口统计与城镇化、城镇空间组织和结构、城市土地利用、城市自组织、城市交通公平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具有鲜明特色和引领作用;在城市土地利用潜力评价、节约集约利用等实践领域具有开拓性和领先地位。经济地理学创新群体已建成以产业地理、理论地理、演化经济地理、城市经济与区域经济为骨架的学科体系,在城市与区域经济理论方法、区域可持续发展规划与管理、区域创新网络与新产业区、土地与房地产经济等研究等方面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和国际前沿。城市与区域规划创新群体已建成以区域规划、城市规划、土地利用规划、区域旅游规划、风景区规划为主线的城市与区域规划学科体系,加强了都市区、城市群及城市可持续成长规划管制及未来城市发展模拟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保持了土地利用规划、世界遗产保护、景观规划设计以及区域旅游规划等领域理论研究与实践在国内的优势地位。
5 未来发展展望
北京大学人文地理目前已经进入了空前繁荣的快速成长期,引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发展,甚至对世界人文地理学发展有较大影响力。今天北京大学的人文地理研究主题和视角越来越多元化,进入了一个新的思维变革和快速成长阶段。一方面,不同子学科体现出越来越强的交叉融合,另一方面,多种思潮和理论共存,互惠互利。研究的尺度也逐渐多元化：从国家尺度向上延伸至全球尺度,向下延伸至地方尺度,强调不同尺度的交互作用,形成了多地理尺度、系统的空间思维模式。最后,其研究方法同样越来越丰富：广泛使用案例分析、结构化访谈、深度访谈、数据分析、问卷分析、计量方法、地理信息数据等不同方法。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人文地理积极应对国家在城镇化、城市与区域规划、土地规划、房地产规划、产业集群发展、风景名胜区和世界遗产研究、村镇规划、城市社会地理、旅游规划等各个领域的需求,踊跃投身于国家的国民经济建设与可持续发展事业中。反应在学术研究中则是其对政策含义越来越多的关注,对公共政策的评价、研究及制定的参与度越来越高,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的实践意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政策形成和转向。
人文地理学是地理学的一支,很多子学科都是交叉学科。世界人文地理学已经进入大融合阶段,在这种背景下,未来北京大学的人文地理要汲取世界人文地理学的精华,提升学科包容性,加强多学科之间的理论交流和方法上的相互借鉴,立足于提升整个人文地理学学科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学术影响力。因此,未来仍然要以中国的现实问题为基础,吸收性的采纳世界先进的理论、思潮、视角和方法,加强理论探索以及对方法论的思考。当然,学科发展的重要目标仍然是满足国家和社会需求,为此,北京大学人文地理的研究方法也会采用更多政策学的研究范式,将政策作为研究对象,逐渐发展为实践性更强的政策参与,提升社会影响力。学术和社会影响力的共同提升必能助力北京大学人文地理建成国际一流学科。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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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人类社会城市发展的历史已经有大约一万年了,但是作为人口向城市稳定的、持续不断的和加速集中的一个世界性过程,即世界的城市化,还是近二百多年以来才出现的一种现象。据估计1800年世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才2％,1900年是4％,1925年超过了20％,目前已超过40％。 世界各国各地区城市化过程的开始时间、发展速度和已达到的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尼泊尔、卢旺达等极少数国家1979年的城镇人口比重才3％或4％,城市化刚刚起步,而英国早在本世纪初城镇人口比重就超过了70％,进入城市化的后期阶段。虽然,人类未来的聚落形式和城市 . 人类社会城市发展的历史已经有大约一万年了,但是作为人口向城市稳定的、持续不断的和加速集中的一个世界性过程,即世界的城市化,还是近二百多年以来才出现的一种现象。据估计1800年世界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才2％,1900年是4％,1925年超过了20％,目前已超过40％。 世界各国各地区城市化过程的开始时间、发展速度和已达到的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尼泊尔、卢旺达等极少数国家1979年的城镇人口比重才3％或4％,城市化刚刚起步,而英国早在本世纪初城镇人口比重就超过了70％,进入城市化的后期阶段。虽然,人类未来的聚落形式和城市 |
| [2] | 正 一、问题的提出 城镇和乡村是人类聚居的两种基本形式。城镇是以工商业等各种非农业活动为主、聚居人口较多、人口和建筑密度较大、具有相当市政基础设施的居民点,它们一般是不同范围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乡村是以组织农业生产为主、聚居人口较少、人口与建筑密度较低,基本不具有市政 . 正 一、问题的提出 城镇和乡村是人类聚居的两种基本形式。城镇是以工商业等各种非农业活动为主、聚居人口较多、人口和建筑密度较大、具有相当市政基础设施的居民点,它们一般是不同范围地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乡村是以组织农业生产为主、聚居人口较少、人口与建筑密度较低,基本不具有市政 |
| [3] | SubUrbanizationisastageofurbanizationprocess.Itmeansthatpopulation,jobsandservicetradesdecentralizefrominnercitytosuburbanarea.SuburbanizationhasgreatlychangedtheeconomicandUrbandevelopmentinthedevelopedcountries.NOw,thefocalpointisWhethersuburbanization |
| [4] | . |
| [5] | "A course of urban development appropriate to Chinese realities must be found"-this represents the consensus of recent discussions. What it means is that our research on this question should focus on two areas: the general law governing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specific conditions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A course of urban development appropriate to Chinese realities will be a manifestation of the general law governing urban development under China's specific condi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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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 在对城镇化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灰色关联分析基础上,从经济系统的视角构建了中国城镇化驱动机制的理论模型,建立了省区城镇化核心驱动力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逐步协调;服务业的驱动作用已超过第二产业,但工业仍是中西部省区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力;乡村工业化短期内对城镇化有延滞作用,但对城镇化的平稳推进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具有长期效应;笔者更倾向于用内生的观点看待中国城镇化。文章建立了基于驱动力演变的城镇化四阶段模型,并提出应以科学的区域定位为基础培育区域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力。 . 在对城镇化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和灰色关联分析基础上,从经济系统的视角构建了中国城镇化驱动机制的理论模型,建立了省区城镇化核心驱动力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与经济发展水平逐步协调;服务业的驱动作用已超过第二产业,但工业仍是中西部省区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力;乡村工业化短期内对城镇化有延滞作用,但对城镇化的平稳推进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具有长期效应;笔者更倾向于用内生的观点看待中国城镇化。文章建立了基于驱动力演变的城镇化四阶段模型,并提出应以科学的区域定位为基础培育区域城镇化的核心驱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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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 近年来中部地区的城镇化在我国城镇化格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2000年、2005年和2008年地级单元截面数据的分析显示,中部地区城镇化的整体水平偏低,但增长速度较快。利用区域不平衡指数与分解Lorenz曲线,结果显示空间上区域内部差异明显,时序演进则表现为趋同趋势,高速增长区域逐渐向区域内部转移。回归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比重对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作用较明显,区位条件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近年来有所增强;不同年份间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也有所不同。 . 近年来中部地区的城镇化在我国城镇化格局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基于2000年、2005年和2008年地级单元截面数据的分析显示,中部地区城镇化的整体水平偏低,但增长速度较快。利用区域不平衡指数与分解Lorenz曲线,结果显示空间上区域内部差异明显,时序演进则表现为趋同趋势,高速增长区域逐渐向区域内部转移。回归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比重对城镇化进程的推动作用较明显,区位条件和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近年来有所增强;不同年份间各影响因素的作用效果也有所不同。 |
| [11] | 这篇论文在中国的快城市的扩大的上下文考虑“本地陆地金融”的问题。在中国 s 陆地请求和公共租借系统的分析，我们主张那便宜陆地获得是发生在中国 s 都市化期间的陆地相关的失真的基本原因。同意农民力量在城市的扩大期间与陆地用户一起直接谈判，与协调陆地税改革结合了巩固本地税底是在城市的扩大完成公平和陆地使用效率的中国的关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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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 Drawing on a survey of migrants in 12 cities across four major urbanising areas in China, this paper analyses rural migrants0964 intention for permanent urban settlement. We focus on one sizeable but often overlooked group of rural migrants, that is, the self-employed. Our hypothesis is that the self-employed migrants tend to have stronger intention for permanent urban settlement since they are usually more ingrained in urban economy and society. The empirical evidence supports our hypothesis. Moreover,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hoices made by the self-employed migran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ir expressed intentions: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migrate with spouses and to live with their family members, more likely to have a plan for house purchase in cities; they are also more integrated into urban society in terms of learning local dialects and making friends with local permanent residents. |
| [15] | 基于经济区、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区(市、区、盟、自治州) 三级空间单元,以2000-2012年人均GDP为指标,采用Theil指数二阶分解和ESDA空间统计方法,探索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结果表 明:①2000年以后经济差异呈现“先小幅上升、后持续下降”的趋势,且省内差异＞经济区间差异＞省间差异;②相比北部沿海、东部沿海、长江中游、南部沿 海等综合经济区,黄河中游、大西北、大西南、东北等综合经济区内的省间差异相对较大;③省内差异减小的省份呈现增多趋势;④地级单元经济差异以空间正关联 为主,HH类型有扩大趋势,LL类型较为稳定,HL和LH类型则较少且分布零散.在此基础上,从国家政策、地理区位、资源禀赋、资产投资和行政分割等角度 探讨了经济差异的原因. . 基于经济区、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区(市、区、盟、自治州) 三级空间单元,以2000-2012年人均GDP为指标,采用Theil指数二阶分解和ESDA空间统计方法,探索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结果表 明:①2000年以后经济差异呈现“先小幅上升、后持续下降”的趋势,且省内差异＞经济区间差异＞省间差异;②相比北部沿海、东部沿海、长江中游、南部沿 海等综合经济区,黄河中游、大西北、大西南、东北等综合经济区内的省间差异相对较大;③省内差异减小的省份呈现增多趋势;④地级单元经济差异以空间正关联 为主,HH类型有扩大趋势,LL类型较为稳定,HL和LH类型则较少且分布零散.在此基础上,从国家政策、地理区位、资源禀赋、资产投资和行政分割等角度 探讨了经济差异的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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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城市规模的空间集聚与分散和中心城市影响区域划分是城市体系中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之间相互作用的两个传统研究视角。本文将二者结合起来，提出自下而上考察中心城市影响力的新视角，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从区域和地方两个尺度综合考察了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和城市规模的空间聚散特征。基于中国637个城市的实证研究表明，东部大城市的区域影响力逐渐由沿海向内陆渗透；中部大城市的区域影响力有限，但地区性影响力可以覆盖整个区域；西部大城市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大量的边缘性小城市处于自生发展的状态。对城镇密集地区的考察发现，长三角是中国最成熟的都市连绵区；京津冀、珠三角、山东半岛和辽中南都市连绵区正逐步走向成熟，但城市规模和空间组织特征差异较大；以长株潭、武汉、郑州和成渝等为中心的内陆型大都市区域也很可能较快形成，中心城市间的功能整合、空间优化和区域影响力的提升至关重要；而西部大部分地区可能并不适合发展大都市区域，而应考虑新的城市规模和空间组织形式。· . 城市规模的空间集聚与分散和中心城市影响区域划分是城市体系中不同规模等级城市之间相互作用的两个传统研究视角。本文将二者结合起来，提出自下而上考察中心城市影响力的新视角，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从区域和地方两个尺度综合考察了中心城市的影响力和城市规模的空间聚散特征。基于中国637个城市的实证研究表明，东部大城市的区域影响力逐渐由沿海向内陆渗透；中部大城市的区域影响力有限，但地区性影响力可以覆盖整个区域；西部大城市的影响力十分有限，大量的边缘性小城市处于自生发展的状态。对城镇密集地区的考察发现，长三角是中国最成熟的都市连绵区；京津冀、珠三角、山东半岛和辽中南都市连绵区正逐步走向成熟，但城市规模和空间组织特征差异较大；以长株潭、武汉、郑州和成渝等为中心的内陆型大都市区域也很可能较快形成，中心城市间的功能整合、空间优化和区域影响力的提升至关重要；而西部大部分地区可能并不适合发展大都市区域，而应考虑新的城市规模和空间组织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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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 从改革开放的视角,用实证的方法,对中国城市经济区进行了新的研究。根据城市中心性的等级体系,确定京津唐、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为全国的经济核心区;通过外贸货流、铁路客货流、人口迁移流、信件流等流量流向分析,概括了3大核心区的内向型和外向型腹地范围;在此基础上,把中国经济地域划分为北方区、东中区和南方区3个一级城市经济区和11个二级区。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空间组织形成许多新的认识。这一研究对于各地区经济联系方向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 从改革开放的视角,用实证的方法,对中国城市经济区进行了新的研究。根据城市中心性的等级体系,确定京津唐、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为全国的经济核心区;通过外贸货流、铁路客货流、人口迁移流、信件流等流量流向分析,概括了3大核心区的内向型和外向型腹地范围;在此基础上,把中国经济地域划分为北方区、东中区和南方区3个一级城市经济区和11个二级区。对中国目前的经济空间组织形成许多新的认识。这一研究对于各地区经济联系方向的选择具有重要意义。 |
| [22] | 本文认为在非均质空间和近于理智的人类活动条件下，城市和区域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受到主要经济联系方向的牵引而有某种规律性。这不仅被大量事实所证实，也可应用于城市规划、区域规划和城镇体系规划。作者建议规划工作者要着力于分析城市与区域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并提出中心区位城市在内向型计划经济时代常具有较大发展优势；门户区位城市在外向型市场经济时代更具发展活力的论断。 . 本文认为在非均质空间和近于理智的人类活动条件下，城市和区域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受到主要经济联系方向的牵引而有某种规律性。这不仅被大量事实所证实，也可应用于城市规划、区域规划和城镇体系规划。作者建议规划工作者要着力于分析城市与区域的主要经济联系方向，并提出中心区位城市在内向型计划经济时代常具有较大发展优势；门户区位城市在外向型市场经济时代更具发展活力的论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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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61An integrated city model is developed to depict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of multi-center cities.61FAR and GWR are used to reveal the complex and non-static nature of the urban spatial structure.61Influencing areas and uneven spatial effects of the city centers are investigated.61Advantages of the integrated model over monocentric and polycentric ones are addressed. |
| [25] | <p>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经历了人口、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空间重构， 空间结构变得更加复 杂。中国城市人口郊区化速度在加快， 城市常住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空间重构存在明显差别， 城市人口空间重构过程的相似性特征减弱而差异性特征增强。对中国城市工业和商业空间重构 的分析表明， 郊区化和离心化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因子与社会形势密切相 关， 社会区类型越来越多样化， 社会区构成则经历了由单一到混杂的变化。20 世纪80 年代初中 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具有典型的同质性特点， 带有计划经济色彩， 而90 年代末的模式则是 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异质性特征突出， 而且带有多中心结构特点。</p> . <p>转型期中国城市内部经历了人口、经济和社会等方面的空间重构， 空间结构变得更加复 杂。中国城市人口郊区化速度在加快， 城市常住户籍人口和外来人口的空间重构存在明显差别， 城市人口空间重构过程的相似性特征减弱而差异性特征增强。对中国城市工业和商业空间重构 的分析表明， 郊区化和离心化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城市社会空间因子与社会形势密切相 关， 社会区类型越来越多样化， 社会区构成则经历了由单一到混杂的变化。20 世纪80 年代初中 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模式具有典型的同质性特点， 带有计划经济色彩， 而90 年代末的模式则是 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 异质性特征突出， 而且带有多中心结构特点。</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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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He C., Wei Y. D. and Xie X. Globaliza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in China, Regional Studies. Market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in China may stimulate industrial clustering, while decentralization may lead to protectionism and industrial dispersion. This paper examines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in China during 1980–2003. While Chinese industrie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concentrated geographically, the study found significant temporal and sectoral variations in concentration. Least protected industri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ncentrated, and most globalized industries are clustered in the coastal region. The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globalization and internal scale economies have contributed to geographical concentration, while protectionism has hindered industrial specialization. While industries are more likely to locate based on comparative advantages, external scale economies have not fostered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He C., Wei Y. D. et Xie X. La mondialisation, la transformation institutionnelle, et la localisation industrielle: la mutation économique et la concentration industrielle en Chine, Regional Studies. Il se peut que la commercialisation et la mondialisation en Chine encouragent l'établissement de grappes industrielles, alors que la décentralisation amène au protectionnisme et à la dispersion industrielle. Cet article cherche à examiner la distribution industrielle en Chine entre 1980 et 2003. Tandis que l'industrie chinoise se concentre de plus en plus, il s'avère que cette concentration varie sensiblement des points de vue temporel et sectoriel. L'industrie la moins protégée se concentre de plus en plus et l'industrie la plus mondialisée s'agglomère pour la plupart dans la zone c00tière. L'analyse laisse voir que la mondialisation et les économies d'échelle internes ont contribué à la concentration géographique, alors que le protectionnisme a entravé la spécialisation industrielle. Pendant que l'industrie se localise en fonction de l'avantage comparatif, les économies d'échelle externes n'encouragent pas la concentration industrielle. Mutation économique69Mondialisation69Décentralisation69Agglomération69Concentration géographique69Chine He C., Wei Y. D. und Xie X. Globalisierung, institutioneller Wandel und Industriestandorte: wirtschaftlicher Wandel und industrielle Konzentration in China, Regional Studies. Die Marktorientierung und Globalisierung in China kann sich f02rdernd auf die industrielle Clusterbildung auswirken, w01hrend eine Dezentralisierung zu Protektionismus und industrieller Streuung führen kann. In diesem Beitrag untersuchen wir die industrielle Verteilung in China im Zeitraum von 1980 bis 2003. Die chinesischen Industrien haben sich geografisch zunehmend konzentriert, doch zugleich finden wir signifikante zeitliche und sektorale Schwankungen hinsichtlich der Konzentration. Die am wenigsten geschützten Industrien haben sich zunehmend konzentriert, w01hrend die am st01rksten globalisierten Industrien in Clustern an der Küste angesiedelt sind. Unsere Analyse l01sst darauf schlie08en, dass die Globalisierung und die internen Ma08stabs02konomien zur geografischen Konzentration beigetragen haben, w01hrend der Protektionismus die industrielle Spezialisierung behindert hat. Zwar suchen sich Industrien ihren Standort eher aufgrund von Wettbewerbsvorteilen aus, doch externe Ma08stabs02konomien haben sich nicht f02rdernd auf die industrielle Konzentration ausgewirkt. Wirtschaftlicher 05bergang69Globalisierung69Dezentralisierung69Agglomeration69Geografische Konzentration69China He C., Wei Y. D. y Xie X. Globalización, cambio institucional y localización industrial: Transición económica y concentración industrial en China, Regional Studies. La comercialización y globalización en China podrían estimular la aglomeración industrial y a la vez la descentralización podría llevar al proteccionismo y la dispersión industrial. En este ensayo examinamos la distribución industrial en China durante 1980–2003. Aunque las industrias chinas se han ido concentrando geográficamente, hemos observado variaciones significativas temporales y sectoriales en concentración. Las industrias menos protegidas se han acabado concentrando y las industrias más globalizadas están agrupadas en las regiones costeras. Nuestro análisis indica que la globalización y las economías a escala interna han contribuido a la concentración geográfica y el proteccionismo ha impedido la especialización industrial. Aunque las industrias tienen más probabilidad de ubicarse basándose en ventajas comparativas, las economías a escala externa no han fomentado la concentración industrial. Transición económica69Globalización69Descentralización69Aglomeración69Concentración geográfica69China |
| [41] |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在市场化和全球化力量的共同影响下发生了显著变化.利用1980-2003年中国各省区两位数制造业数据,发现中国制造业在空间上越来越集中,而各省的产业结构则越来越多元化.具体而言,大多数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趋于分散而在90年代更趋集中,而大多数省份产业结构总体上趋于多元化的同时,在90年代后期显露专业化的迹象.统计结果表明,经济全球化、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等是导致产业空间集中的原因,经济地理模型中强调的外部经济并没有促进产业地理集中,激烈的产业内市场竞争推动了产业空间分散. .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在市场化和全球化力量的共同影响下发生了显著变化.利用1980-2003年中国各省区两位数制造业数据,发现中国制造业在空间上越来越集中,而各省的产业结构则越来越多元化.具体而言,大多数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趋于分散而在90年代更趋集中,而大多数省份产业结构总体上趋于多元化的同时,在90年代后期显露专业化的迹象.统计结果表明,经济全球化、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等是导致产业空间集中的原因,经济地理模型中强调的外部经济并没有促进产业地理集中,激烈的产业内市场竞争推动了产业空间分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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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地区经济发展与其生产结构紧密相联。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地区生产结构的演化受技术关联的影响,是一个路径依赖过程;一些研究也认为产业和区域政策等因素可能创造新路径,实现路径突破。本文沿用Hidalgo等定义的贸易产品空间方法,基于2001-2013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产品贸易数据,对中国出口产品空间(Product Space)的演化路径进行探讨。结果发现:中国四大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出口产品经历了较为明显的结构转型,不同区域的转型方向与路径各异。在2001-2007年间,四大区域的出口产品空间演化受到技术关联的显著影响,体现为路径依赖的过程。在2008-2013年间,东部、中部与东北地区的产品空间演化仍受技术关联的影响,而西部地区则更多受到产业和区域政策的推动,体现了路径突破的演化过程。本文研究启示,虽然中国区域生产结构演化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现有区域能力、技术和知识积累,但是区域性制度政策创新可以突破原有路径,为区域发展创造新的机会。 . 地区经济发展与其生产结构紧密相联。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地区生产结构的演化受技术关联的影响,是一个路径依赖过程;一些研究也认为产业和区域政策等因素可能创造新路径,实现路径突破。本文沿用Hidalgo等定义的贸易产品空间方法,基于2001-2013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产品贸易数据,对中国出口产品空间(Product Space)的演化路径进行探讨。结果发现:中国四大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出口产品经历了较为明显的结构转型,不同区域的转型方向与路径各异。在2001-2007年间,四大区域的出口产品空间演化受到技术关联的显著影响,体现为路径依赖的过程。在2008-2013年间,东部、中部与东北地区的产品空间演化仍受技术关联的影响,而西部地区则更多受到产业和区域政策的推动,体现了路径突破的演化过程。本文研究启示,虽然中国区域生产结构演化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现有区域能力、技术和知识积累,但是区域性制度政策创新可以突破原有路径,为区域发展创造新的机会。 |
| [44] | By using the proximity product index, recent studies have argued that regional diversification emerged as a path-dependent process, as regions often branch into industries that are related to preexist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It is also claimed that developed countries that start from the core, dense areas in the uneven industry space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jump to new related industries and therefore have more opportunities to sustain economic growth than do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jump from peripheral, deserted areas. In this paper, we differentiate two types of regional diversification—path-dependent and path-breaking—and ask questions from a different angle: can developing countries/regions jump further in the industry space to break path-dependent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and more importantly to catch up with developed ones? Based on China’s export data, this paper shows that regions can jump further by investing in extra-regional linkages and internal innovation. Not only do these two sets of factors promote regions’ jumping capability, but they also contribute to regions’ capability of maintaining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technologically distant and less related industries. In addition, different extra-regional linkage and internal innovation factors have affected regional diversification to different extents, and these effects also vary across regions and industries. Empirically, this research seeks to find a more promising future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regions. Theoretically, our research testifies some key findings of theoretical works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by using a quantitative framework. In addition, this paper includes some economic and institutional factors that have been left out in previous stud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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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 一、市地区位与区位理论区位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不仅包括地球上某一事物与其它事物在空间方位和距离上的关系,还强调自然界的各种地理要素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在空间位置上的反映。换言之,区位就是自然地理位置、经济地理位置和交通运输地理位置在空间地域上有机结合的具体表现。在地理学中,自然地理位置是指地球上某一事物与其周围陆地、山脉、河湖、海洋等自然地理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自然地理位置为城市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提供极其重要的自然基础。自然地理位置的优劣影响人口、城市与产业的宏观空间分布, . 一、市地区位与区位理论区位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不仅包括地球上某一事物与其它事物在空间方位和距离上的关系,还强调自然界的各种地理要素和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在空间位置上的反映。换言之,区位就是自然地理位置、经济地理位置和交通运输地理位置在空间地域上有机结合的具体表现。在地理学中,自然地理位置是指地球上某一事物与其周围陆地、山脉、河湖、海洋等自然地理事物之间的空间关系。自然地理位置为城市的产生、形成和发展提供极其重要的自然基础。自然地理位置的优劣影响人口、城市与产业的宏观空间分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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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 本文回顾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概念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即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潜力评价方法及指标体系设计”课题中各试点城市的观点的分析归纳)界定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并提出便于在实际评价工作中实行的指标体系。 . 本文回顾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概念的起源与发展过程,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即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潜力评价方法及指标体系设计”课题中各试点城市的观点的分析归纳)界定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内涵,并提出便于在实际评价工作中实行的指标体系。 |
| [55] | 研究目的:总结分析中国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的技术体系和关键问题。研究方法:综合分析法,文献资料法。研究结论:(1)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是指通过降低建设用地消耗、增加对土地的投入,不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一种开发经营模式,主要属于经济领域讨论的问题;(2)中国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技术体系包括区域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和潜力测算三大部分;(3)区域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和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都涉及定性分析和定量评价的工作,定量评价方法是以多因素综合评价法为主,指标体系设置将因评价目的、对象不同而存在差异,其间用地的承载功能不可忽视。 . 研究目的:总结分析中国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的技术体系和关键问题。研究方法:综合分析法,文献资料法。研究结论:(1)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是指通过降低建设用地消耗、增加对土地的投入,不断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的一种开发经营模式,主要属于经济领域讨论的问题;(2)中国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技术体系包括区域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和潜力测算三大部分;(3)区域建设用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和城市建设用地集约利用评价都涉及定性分析和定量评价的工作,定量评价方法是以多因素综合评价法为主,指标体系设置将因评价目的、对象不同而存在差异,其间用地的承载功能不可忽视。 |
| [56] | 研究目的: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大背景下,探索市县级"多规合一"利益相关者博弈策略,寻求实施"多规合一"的优化方法.研究方法:博弈分析、质性访谈、综合分析.研究结果:(1)政府内部纵向博弈分析结构,中央政府要加强监管力度;(2)政府不同部门间横向博弈,需要上级政府介入部门博弈,主导形成"一张蓝图";(3)政府与市场博弈分析表明,政府需要和企业充分对话磋商,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4)政府与社会博弈表明,政府要重视民众利益诉求,平衡公共利益和民众诉求.研究结论:推进"多规合一",需要合理构建央地关系,有效整合职能部门职责,加强政府和市场对话,充分回应民众利益诉求. . 研究目的: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大背景下,探索市县级"多规合一"利益相关者博弈策略,寻求实施"多规合一"的优化方法.研究方法:博弈分析、质性访谈、综合分析.研究结果:(1)政府内部纵向博弈分析结构,中央政府要加强监管力度;(2)政府不同部门间横向博弈,需要上级政府介入部门博弈,主导形成"一张蓝图";(3)政府与市场博弈分析表明,政府需要和企业充分对话磋商,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4)政府与社会博弈表明,政府要重视民众利益诉求,平衡公共利益和民众诉求.研究结论:推进"多规合一",需要合理构建央地关系,有效整合职能部门职责,加强政府和市场对话,充分回应民众利益诉求. |
| [57] | 我国空间规划体系呈现多元化状态,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功能区划四类空间规划各具特点,共同发展趋势是强化空间管制。各自职能分工上,城乡规划是"一书三证管建设"、土地规划是"三线两界保资源"、主体功能区规划是"政策区划管协调"、生态功能区划是"功能分区保本底",实质都是基于土地发展权的空间管制。结合我国土地所有制的特点,业已形成"隐性"、"国有"的两级土地发展权体系,直接影响各类空间规划的"责""权"定位。现阶段,空间规划协调难问题突出,走向规划协同是大趋势,关键在于共同责任下的协作配合,城乡规划也应加强层级衔接,明晰工作者角色定位,重视土地权益,关注乡村地区以及各类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利用。 . 我国空间规划体系呈现多元化状态,城乡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体功能区规划、生态功能区划四类空间规划各具特点,共同发展趋势是强化空间管制。各自职能分工上,城乡规划是"一书三证管建设"、土地规划是"三线两界保资源"、主体功能区规划是"政策区划管协调"、生态功能区划是"功能分区保本底",实质都是基于土地发展权的空间管制。结合我国土地所有制的特点,业已形成"隐性"、"国有"的两级土地发展权体系,直接影响各类空间规划的"责""权"定位。现阶段,空间规划协调难问题突出,走向规划协同是大趋势,关键在于共同责任下的协作配合,城乡规划也应加强层级衔接,明晰工作者角色定位,重视土地权益,关注乡村地区以及各类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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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 | 郊区化及其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成为近年来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时空行为研究认为推动日常生活方式的郊区化是解决郊区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与空间问题的根本措施。从日常生活方式的角度出发,需要利用多维度时空行为指标刻画群体的生活方式类型以分析郊区居民的空间—行为互动机制。本文采用活动空间和出行频率指标构建个体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方法,并基于2012年在北京上地—清河地区进行的GPS调查数据将郊区居民划分为"空间排斥"、"本地化"、"郊区性"、"两极化"、"城市依赖"五种日常生活方式类型。研究发现不同日常生活方式群体在活动分布、活动频率和交通方式上存在差异;并通过多项logistic模型分析郊区化对于个体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发现工作日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受到性别、收入、年龄和工作时长等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同时郊区设施配置直接影响着居民对郊区空间的利用程度,土地混合利用、商业设施密度提高更有可能实现日常生活的郊区化。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方法有助于分析郊区居民日常行为的复杂性,为理解郊区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为构建城市研究的空间—行为互动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 郊区化及其对居民日常生活的影响成为近年来城市研究的重要议题。时空行为研究认为推动日常生活方式的郊区化是解决郊区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与空间问题的根本措施。从日常生活方式的角度出发,需要利用多维度时空行为指标刻画群体的生活方式类型以分析郊区居民的空间—行为互动机制。本文采用活动空间和出行频率指标构建个体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方法,并基于2012年在北京上地—清河地区进行的GPS调查数据将郊区居民划分为"空间排斥"、"本地化"、"郊区性"、"两极化"、"城市依赖"五种日常生活方式类型。研究发现不同日常生活方式群体在活动分布、活动频率和交通方式上存在差异;并通过多项logistic模型分析郊区化对于个体日常生活方式的影响,发现工作日居民的日常生活方式受到性别、收入、年龄和工作时长等社会经济属性的影响。同时郊区设施配置直接影响着居民对郊区空间的利用程度,土地混合利用、商业设施密度提高更有可能实现日常生活的郊区化。日常生活方式的行为测度方法有助于分析郊区居民日常行为的复杂性,为理解郊区化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为构建城市研究的空间—行为互动理论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
| [63] | 61The daily life circle under socialistdanweisystem provides jobs-housing closeness and easy access to basic life facilities.61Residents' daily activity space becomes intertwined and expanded during the market oriented transformation.61Long commuting and unequal access to public services become main obstacles to future urban development.61A four-scaled daily life circle under market economy is proposed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
| [64] |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urban space and individual behavior has led to essential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Behavioral geography provides a new effective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 to investigate behavior patterns in cities. In recent years, behavior approach has become an influential analytical paradigm in Chinese urban geography. This paper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behavioral geography research in China, by introducing th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rogress in behavior analysis. It is argued that behavioral approach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to understanding China urban sociospatial reconstruction and addressing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at micro scale. Although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still lags behind developed countries, Chinese scholars have made much progress i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of classical socio-spatial behavior theories. This paper also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new trends in Chinese behavioral geography that has started to apply the behavioral approach to urban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social dimensions of behavior should be addressed more comprehensively and rigorously by using interdisciplinary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framework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mplexity of Chinese cities and research the critical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cit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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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 | 在简要介绍时间地理学思想及其早期规划应用的基础上,论述了1990年代以后时间地理学的发展与创新过程,着重讨论了时间地理学在交通规划、城市规划与旅游规划中的应用与探索,指出了时间地理学的规划工具化及主题多元化等发展趋势. . 在简要介绍时间地理学思想及其早期规划应用的基础上,论述了1990年代以后时间地理学的发展与创新过程,着重讨论了时间地理学在交通规划、城市规划与旅游规划中的应用与探索,指出了时间地理学的规划工具化及主题多元化等发展趋势. |
| [69] | The space–time behavior approach has become an influential methodology in Chinese urban geography. In this article I provide an overview of space–time behavior research in China, focusing on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progress as well as key themes and findings from recent empirical studies. I argue that space–time behavior research offers a new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y and diversity of human behavior patterns during the large-scale spatial and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 in Chinese cities. Yet although Chinese urban geographers have made more methodological progress in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tic tools,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still lags behind compared to the space–time behavior approach in the West.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discussing key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for future development of space–time activity research in China. |
| [70] | While China and the USA differ in many ways, suburbanization and rapid increase in car dependence in China seem to result in certain urban issues that are also found in US cities. For instance, recent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departed significantly from the traditional high-density, pedestrian- and cyclist-oriented urban form that used to characterize Chinese cities. As the market economy unfolds in China, market forces seem to play a more significant role in sub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ese cities, leading to issues like longer commute time and distance, as well as worsening jobs–housing balance, traffic congestion, and air pollution. This article reflects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urban issues of cities in China and the USA. It discusses urban issues like high-density suburbanization, jobs–housing balance, car dependence, and the role of gender and household structure. It suggests that the sustainability implications of the car-oriented suburbanization in urban China call for serious attention. |
| [71] | 质性研究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产生的,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强调与被调查者间的互动,通过"深描"来建构"扎根理论"。西方****较为重视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运用质性方法,而国内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目前仍偏重于运用统计数据开展分析,对作为微观主体的"人"重视不够,导致对城市社会空间演化机制的剖析缺乏力度。本文结合西方的研究趋势和作者的实践经验,讨论了质性研究方法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不同空间尺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提出通过质性方法可实现对城市社会空间的"解构"、"映射"、"讲述"和"扎根"等功能作用。论文进一步探讨了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应用质性方法的关键问题,包括如何进行深度质性访谈、如何搭建与"空间"和"空间重构"的联系以及如何建构扎根理论等。 . 质性研究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背景下产生的,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等方法,强调与被调查者间的互动,通过"深描"来建构"扎根理论"。西方****较为重视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运用质性方法,而国内的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目前仍偏重于运用统计数据开展分析,对作为微观主体的"人"重视不够,导致对城市社会空间演化机制的剖析缺乏力度。本文结合西方的研究趋势和作者的实践经验,讨论了质性研究方法在宏观、中观和微观不同空间尺度的社会空间研究中的应用,提出通过质性方法可实现对城市社会空间的"解构"、"映射"、"讲述"和"扎根"等功能作用。论文进一步探讨了在城市社会空间研究中应用质性方法的关键问题,包括如何进行深度质性访谈、如何搭建与"空间"和"空间重构"的联系以及如何建构扎根理论等。 |
| [72] | 利用分街区人口普查数据。分析1982-2000年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分异特征．通过计算信息熵、绝对分异指数、相对分异指数和隔离指数等指标．探讨转型期北京社会空间分异的重构特征。研究表明：“街区尺度”是展现都市区社会空间分异特征具有可操作性的空间尺度；北京各类居住人口、就业人口以及住房状态都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除了老年人口、性别比、户均人数和农业就业人口等少数指标以外．1982-2000年北京绝大部分社会指标的空间分异程度在下降；同期，外来人口、各少数民族人口、高学历人口以及二产、三产就业人口等与总人口分布格局的一致性在变好．而老年人口、文盲人口以及与农业相关的人口逐渐偏离与总人口分布格局的一致性。18年间城市人口的混居性普遍增强．但老年人口、外来人口和农业人口却表现出相对于其他人口混居性变弱而群居性增强的特征。北京社会空间分异重构特征还可以从各社会指标与距离关系的演变中获得直观认识。在中国大城市转型期间，“规模重构”和“空间效应”交互作用．构成社会空间分异重构的外在表现．其基础动力主要来自于制度、市场和文化的变迁。 . 利用分街区人口普查数据。分析1982-2000年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分异特征．通过计算信息熵、绝对分异指数、相对分异指数和隔离指数等指标．探讨转型期北京社会空间分异的重构特征。研究表明：“街区尺度”是展现都市区社会空间分异特征具有可操作性的空间尺度；北京各类居住人口、就业人口以及住房状态都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除了老年人口、性别比、户均人数和农业就业人口等少数指标以外．1982-2000年北京绝大部分社会指标的空间分异程度在下降；同期，外来人口、各少数民族人口、高学历人口以及二产、三产就业人口等与总人口分布格局的一致性在变好．而老年人口、文盲人口以及与农业相关的人口逐渐偏离与总人口分布格局的一致性。18年间城市人口的混居性普遍增强．但老年人口、外来人口和农业人口却表现出相对于其他人口混居性变弱而群居性增强的特征。北京社会空间分异重构特征还可以从各社会指标与距离关系的演变中获得直观认识。在中国大城市转型期间，“规模重构”和“空间效应”交互作用．构成社会空间分异重构的外在表现．其基础动力主要来自于制度、市场和文化的变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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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 | First of all, systematic studies are conducted on 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population in Hangzhou over more than 30 years, based on data from several national censuses including the most recent one, the fifth census in 2000. It is found that centripetal movements of population in Hangzhou dominated in the 1960s and 1970s, while centrifugal movements of population dominated and suburbanization occurred in the 1980s. Throughout the 1990s, the centrifugal movements and suburbanization of population greatly accelerated. This study also examines the distribution of temporary population in 1983, 1991, and 2000. Based on the spatial variation of total urban population during different period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emporary population in different years, models of the changes in internal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n Hangzhou are developed. By analyzing urban industrial land-use data and its distribution changes, we find that industrial suburbanization started and developed in Hangzhou in the 1980s, and that its pace has quickened during the period 1996-2000. Detailed descriptions and analyses are present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uburbanization and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patial structure in Hangzhou. It is concluded that industrial suburbanization spurred the evolution of industrial spatial structure rationally and effectively in Hangzhou. Suburbanization of population and industry gradually deformed the shape of the Hangzhou urban area from handlike to fanlike one. |
| [75] | Feng J., Zhou Y. and Wu F. New trends of suburbanization in Beijing since 1990: from government-led to market-oriented, Regional Studies. Since the 1990s suburbanization has been continuing in China along with the deepening of market transition. The process of suburbanization has gone beyond purely government-initiated relocation of households and polluting industries. Based on the newest population census, this paper identifies some major new trends of suburbanization in Beijing. The new round of suburbanization has been driven by the construction of suburban villas and affordable housing, rising private car ownership, the decentralization of indus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 suburban shopping malls and retail parks. Passively relocated households are no longer the dominant source of suburbanization. Suburbanization in Beijing has evolved into a new stage of more market-oriented development in the suburbs. Feng J., Zhou Y. et Wu F. Nouvelles tendances de la suburbanisation à Beijing (Pékin) depuis 1990: du dirigisme gouvernemental à l'economie de marché, Regional Studies. Depuis les années 1990, la suburbanisation se poursuit en Chine parallèlement à l'intensification de la transition vers l'économie de marché. Le processus de suburbanisation a dépassé le simple déménagement des ménages et des industries polluantes à l'initiative unilatérale du gouvernement. Sur la base du tout dernier recensement de la population, cet article identifie plusieurs nouvelles tendances importantes de la suburbanisation à Beijing. Ce nouveau cycle de suburbanisation a pour moteur la construction de villas et de logements abordables en zones suburbaines, la possession en hausse de voitures particulières, la décentralisation de l'industrie, et le développement de galeries marchandes et de centres commerciaux suburbains de grande taille. Les ménages déplacés passivement ne constituent plus la source dominante de la suburbanisation. La suburbanisation à Beijing est passée à un nouveau stade de développement dans les banlieues, plus orienté vers l'économie de marché. Suburbanisation69Recensement de population69Beijing69Chine Feng J., Zhou Y. und Wu F. Neue Trends der Suburbanisierung in Peking seit den neunziger Jahren: von staatlich gelenkt zu marktorientiert, Regional Studies. Seit den neunziger Jahren hat sich die Suburbanisierung in China gemeinsam mit der Vertiefung des Marktübergangs fortgesetzt. Der Prozess der Suburbanisierung ist über eine rein staatlich initiierte Umsiedelung von Haushalten und verschmutzenden Industrien hinausgegangen. In diesem Aufsatz identifizieren wir anhand der neuesten Volksz01hlungsdaten einige wichtige neue Trends der Suburbanisierung in Peking. Die neue Runde der Suburbanisierung wurde durch den Bau von Vorstadtvillen und erschwinglichen Wohnungen, die zunehmende Zahl von Autos im Privatbesitz, die Dezentralisierung der Industrie sowie die Entwicklung gro08er Einkaufszentren und Einzelhandelsparks in Vorstadtgebieten vorangetrieben. Passiv umgesiedelte Haushalte sind nicht mehr die dominante Quelle der Suburbanisierung. Die Suburbanisierung in Peking ist in eine neue Phase einer st01rker am Markt orientierten Entwicklung in den Vorst01dten übergegangen. Suburbanisierung69Volksz01hlung69Peking69China Feng J., Zhou Y. y Wu F. Nuevas tendencias en la suburbanización en Pekín desde 1990: de dirección estatal a orientación mercantil, Regional Studies. Desde la década de los noventa, ha continuado la suburbanización en China junto con la intensificación de la transición del mercado. El proceso de suburbanización ha ido más allá de la reubicación meramente iniciada por el gobierno de las viviendas y las industrias contaminantes. Basándonos en el censo de población más reciente, en este artículo identificamos algunas de las principales nuevas tendencias de suburbanización en Pekín. El nuevo ciclo de suburbanización ha sido impulsado por la construcción de residencias suburbanas y viviendas asequibles, un mayor número de propietarios de automóviles privados, la descentralización de la industria y el desarrollo de grandes centros comerciales y parques minoristas suburbanos. La reubicación pasiva de las viviendas ya no es la fuente dominante de la suburbanización. La suburbanización en Pekín ha progresado en una nueva fase de desarrollo más orientado hacia el mercado en los suburbios. Suburbanización69Censo de población69Pekín69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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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 | . This paper is devoted to gaining a new insight into urban physics in the right perspective. The conventional urban gravity model based on Newton Law of Universal Gravitation is made into a new expression based on a cross-correlation function. Endowed with a time-lag parameter and time functions, the developed model can integrate temporal dimension into spatial process of cities. A pair of gravity spectra can be given for spatial interaction of any two cities with Fourier transform, and the series of attraction quantity are proved to be the average values of interaction volumes from the traditional model. The method is applied to four cities in China, illustrating how to employ the improved model to characterize the spatio-temporal process of urban interaction. The new gravity model reveal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cept of energy and the notion of interaction, and suggests asymmetric interaction between cities, commonly observed in the real world. |
| [79] | Urban form takes on properties similar to random growing fractals and can be described in terms of fractal geometry. However, a model of simple fractals is not effectual enough to characterize both the global and local features of urban patterns. In this paper multifractal measurements are employed to model urban form and analyze urban growth. The capacity dimension D-0, information dimension D-1, and correlation dimension D-2 of a city's pattern can be estimated utilizing the box-counting method. If D-0 > D-1 > D-2 significantly, the city can be treated as a system of multifractals, and two sets of fractal parameters, including global and local parameters, can be used to spatially analyze urban growth. In this case study, multifractal geometry was applied to Beijing city, China. The results based on the remote-sensing images taken in 1988, 1992, 1999, 2006, and 2009 show that the urban landscape of Beijing bears multiscaling fractal attributes. The dimension spectrum curves show several abnormal aspects, especially the upper limit of the global dimension breaks through the Euclidean dimension of embedding space and the local dimension fails to converge in a proper way. The geographical features of Beijing's spatiotemporal evolution are discussed, and the conclusions may be instructive for spatial optimization and city planning in the future. |
| [80] |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urban–rural regional system is associated with the dynamic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How to characterize the urban–rural terrain using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is a difficult problem remaining to be solved. This paper is devoted to defining urban and rural regions using ideas from fractals. A basic postulate is that human geographical systems are of self-similar patterns correlated with recursive processes. Then multifractal geometry can be employed to describe or define the urban and rural terrain with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A space-filling index of urban–rural region based on a generalized correlation dimension is presented to reflect the degree of geo-spatial utilization in terms of urbanism. The census data of America and China are used to show how to make empirical analyses of urban–rural multifractals. This work is a normative study rather than a positive study, and it proposes a new way of investigating urban and rural regional systems using fractal theory. |
| [81] |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size, scale, shape, and dimension of urban settlements are basic problems remained to be further resolved, and this paper provides an available perspective for understanding these problems. Based on the standard circl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fractal dimension of urban boundary and the compactness ratios of urban shape were derived from a geometric measure relation in a simple way. The compactness ratios proved to be the exponential functions of the reciprocal of the boundary dimension. The results can be generalized and applied to the common indices of shape including circularity ratio, ellipticity index, and form ratio, which are defined by urban area, perimeter, or Feret diameter. The mathematical models are empirically verified by the remote sensing data of China 31 mega-cities in 1990 and 2000 and lend support to the assumption that urban boundaries are pre-fractals rather than real fractals. A conclusion can be drawn that there exist certain function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shape indices and the boundary dimension, and within certain range of scales, the fractal parameters can be indirectly estimated by the ratios of size measurements to reflect the features of urban shapes. |
| [82] | . The Fourier transform and spectral analysis are employed to estimate the fractal dimension and explore the fractal parameter relations of urban growth and form using mathematical experiments and empirical analyses. Based on the models of urban density, two kinds of fractal dimensions of urban form can be evaluated with the scal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wave number and the spectral density. One is the radial dimension of self-similar distribution indicating the macro-urban patterns, and the other, the profile dimension of self-affine tracks indicating the micro-urban evolution. If a city's growth follows the power law, the summation of the two dimension values may be a constant under certain condition. The estimated results of the radial dimension suggest a new fractal dimension, which can be termed ???image dimension???. A dual-structure model named particle-ripple model (PRM) is proposed to explain the connection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cro and micro levels of urban for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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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 There is a strong need to explore the determinants of worker’s commuting time as the declines in job accessibility associated with the dramatic growth of commuting time have become a serious negative effect on the quality of urban life in megacities of China. Most well-developed theories exploring change in commuting time are based on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This paper argues however that in the case of China institutional factors of the housing provision system and labour mobility management have been more important. The paper conceptualizes an 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 incorporating housing and controls over labour mobility and applies it to analyse these influences on workers’ commuting time in Beijing.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interaction of housing provision, the market system and the Hukou system together have significant impact upon individual commuting time allowing for worker’s annual household income, occupation and transport mode.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the market-oriented housing reforms have changed the local jobs–housing balance that prevailed in pre-reform era and have thus induced growth of commuting time; the remaining the unfair treatment of resi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Hukou status may influence the floating worker’s ability to connect housing and workplace opportunities that could reduce commuting time. With respect to future studies, the institutionalist approach seems to be an efficient means of exploring particular factors that emerg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economy. |
| [86] | The links between urban form and travel behaviour have been widely studied in the field of travel demand management. However,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s dominated by case studies from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 study of a city in a developing and industrialising country can add some fresh evidence to the debate on the impacts of urban form on travel patterns. Using household survey data from Beijing, this paper finds that aspects of urban form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workers' car use and the duration of travel by car in journeys to work, while controlling for socio-economic factors and households’ preferences related to residential location. The sprawling patterns of land development play a negative role in reducing motorised commuting trips and shortening vehicle hours travelled in the current processes of rapid urban expansion and motorisation. Since urban sprawl is greatly influenced by growing market forces, the findings in this paper reveal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regulation–liberation of land development management on travel behaviour modification. |
| [87] | Land use patterns are believed to affect transportation, while low-capacity land-use management is often seen as one of the primary institutional barriers to sustainable transport. Examining the case of Beijing, this paper aims to contribute more evidence in relation to these issues. Over the past decades China megacities have witnessed a dramatic transition in land use from traditional compact development to sprawling development due to rapid urbanization.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is transition has tended to increase car usage and thus worsen the emission of pollutants by transport in Beijing when growth of income and other socioeconomic factor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It is apparent that compact land-use policies need to be reintroduced to reduce car use. However, there are several institutional barriers related to the reintroduction of compact development in the current context of transition from a centrally planned system to a market system in China cities. In particular, increasing fragmentation in the realm of land-development management has created serious challenge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mpact land-development policies. Therefore, institutional capacity building is needed to enable compact land-use policies to control local sprawl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transport. |
| [88] | The increasing emission of transport-related pollutants has become a key issue in relation to climate change mitigat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air quality in China's cities. This article aims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changes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on transportation by examining the case of Beijing. Looking at household survey data, the analysis found that individual workers' commuting behavior (concerning travel destination, mode choice and travel time) is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some aspects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when socio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are taken into account. 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on commuting across income groups, occupations and industries. |
| [89] | (2016). Restraining transport inequality in growing cities: Can spatial planning play a ro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ransportation: Vol. 10, No. 10, pp. 947-959. doi: 10.1080/15568318.2016.1191693 |
| [90] | . 借鉴紧凑城市理论,采取高密度、多样化和公交导向的城市土地开发模式,时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型城市,促进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 借鉴紧凑城市理论,采取高密度、多样化和公交导向的城市土地开发模式,时坚持科学发展观,建设环境友好、资源节约型城市,促进城市化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
| [91] | 回顾了当前我国城市生态规划与城市规划“两张皮”的理论根源；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建构的视角论述了城市规划与城市生态规划融合的可能性、必要性,并指出城市规划的生态化是这一融合的基本途径,也是城市规划未来发展的方向；最后,指出了城市规划生态化对传统城市规划和城市生态规划的启示。 . 回顾了当前我国城市生态规划与城市规划“两张皮”的理论根源；从现代城市规划理论建构的视角论述了城市规划与城市生态规划融合的可能性、必要性,并指出城市规划的生态化是这一融合的基本途径,也是城市规划未来发展的方向；最后,指出了城市规划生态化对传统城市规划和城市生态规划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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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 | 构建城市规划的社会评估体系是实现完整的城市规划评估过程不可缺少的部分.本文以北京南锣鼓巷地区开放式城市设计实践为例,构建了适于我国的历史街区可持续再生规划绩效的社会评估体系.本文利用该评估体系,分析评估了主体在南锣鼓巷地区可持续再生城市设计实施过程的参与程度、对地方形象和城市设计定位的认可度及对城市设计实施效果的满意度,总结了城市设计实施的经验与问题,衡量了城市设计实施后地区的社会知名度与影响力.最后,对城市设计过程后期实施措施进行了相应的优化调整. . 构建城市规划的社会评估体系是实现完整的城市规划评估过程不可缺少的部分.本文以北京南锣鼓巷地区开放式城市设计实践为例,构建了适于我国的历史街区可持续再生规划绩效的社会评估体系.本文利用该评估体系,分析评估了主体在南锣鼓巷地区可持续再生城市设计实施过程的参与程度、对地方形象和城市设计定位的认可度及对城市设计实施效果的满意度,总结了城市设计实施的经验与问题,衡量了城市设计实施后地区的社会知名度与影响力.最后,对城市设计过程后期实施措施进行了相应的优化调整. |
| [96] | Abstract Historic districts constitute a major part of urban space and serve as essential carriers of urba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 Quantitative assessmen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a historic distric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research on sustainable urban development. In the present study, we modified the existing ecological footprint (EF) model by using component analysis and considering the main features of a historic district. The EF model of historic districts was constructed in two dimensions: residents and tourists. A case study was performed in Nanluoguxiang in Beijing, China, to estimate the total EF and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EC).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EF was substantially higher than the EC, whereas the EF of tourists was higher than the EF of residents in Nanluoguxiang. Finally, we analysed the structural composition of the EF and proposed an effective way for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historic districts by EF reduction. We also put forward strategies for the targeted control of ecological needs and EF red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residents and tourist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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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 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重要的中西方节事及节事旅游文献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归纳和分析了城市领域内节事及节事旅游发展的总体趋势、最新进展及主要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以城市领域节事及节事研究进展为参照，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依次阐释了乡村地区节事及节事旅游的发展进程、基本内涵、类型划分及发展动因；借鉴西方国家乡村节事发展经验，结合我国乡村节事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对其应用前景进行了分析和展望，以期对国内乡村节事发展及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参照。 . 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重要的中西方节事及节事旅游文献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归纳和分析了城市领域内节事及节事旅游发展的总体趋势、最新进展及主要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以城市领域节事及节事研究进展为参照，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依次阐释了乡村地区节事及节事旅游的发展进程、基本内涵、类型划分及发展动因；借鉴西方国家乡村节事发展经验，结合我国乡村节事发展中的具体问题，对其应用前景进行了分析和展望，以期对国内乡村节事发展及相关研究提供有益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参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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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 <p>国家公园作为一种严格保护并合理利用自然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举措而在全球得到普遍认可和蓬勃发展。国际上的国家公园因为国情不同而有多种体制模式，但是国家公园的根本特性是共同一致、必须维护的。公益性、国家主导性和科学性这三大特性是国家公园的根本特性，其中公益性是国家公园设立的根本目的，它包括了为公众利益而设、对公众低廉收费、使公众受到教育、让公众积极参与等方面，而国家主导性和科学性则是践行公益性的两大保障，前者要求国家确立、国家管理、国家立法、国家维护和爱国主义教育，后者则要求建立科学的国家公园体系、科学的规划、科学的分区和科学的经营利用等。中国国家公园的建立，面临着国情特殊、现行保护地多头管理、保护利用压力大等问题，应该利用风景名胜区等保护地开展试点，制定统一的中国国家公园标准，采用准入制度，并逐步探索统一的管理体系和法规体系，最终建立统筹管理的、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制度。</p> . <p>国家公园作为一种严格保护并合理利用自然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和举措而在全球得到普遍认可和蓬勃发展。国际上的国家公园因为国情不同而有多种体制模式，但是国家公园的根本特性是共同一致、必须维护的。公益性、国家主导性和科学性这三大特性是国家公园的根本特性，其中公益性是国家公园设立的根本目的，它包括了为公众利益而设、对公众低廉收费、使公众受到教育、让公众积极参与等方面，而国家主导性和科学性则是践行公益性的两大保障，前者要求国家确立、国家管理、国家立法、国家维护和爱国主义教育，后者则要求建立科学的国家公园体系、科学的规划、科学的分区和科学的经营利用等。中国国家公园的建立，面临着国情特殊、现行保护地多头管理、保护利用压力大等问题，应该利用风景名胜区等保护地开展试点，制定统一的中国国家公园标准，采用准入制度，并逐步探索统一的管理体系和法规体系，最终建立统筹管理的、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制度。</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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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 本书以世界遗产保护公约为标准，以浙江省绍兴市历史街区为案例，分析我国城镇历史街区的背景环境，寻找目前我国历史街区保护所存在的问题症结和产生的原因，并以具体实践为例，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 本书以世界遗产保护公约为标准，以浙江省绍兴市历史街区为案例，分析我国城镇历史街区的背景环境，寻找目前我国历史街区保护所存在的问题症结和产生的原因，并以具体实践为例，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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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 中国五岳,是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与中岳嵩山五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山的总称,是中国历史时期王朝疆域版图的核心之域;是统一疆域王朝的君主巡狩四方的禅天封地之处;也是各种宗教世界观的融会之地与三教九流的合一之所。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国家历史文化记忆,是最具中国历史文化品位的圣山组群。中国五岳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本文在阐述了五岳之通名"岳"的来历、五岳名称与位置的历史变迁、五岳的地理区位、五岳的五行道家文化、五岳的人化与神化等,在此历史文化地理背景的基础上,以世界遗产的视野,着重探讨了五岳的遗产价值:除圣山组群的极品、国家统一的象征、三教九流的兼容外,还包括人地和谐的典范、古代科技的展现、中外交流的贡献、天工巧斧的景观、地壳演化的记录与珍稀植物的家园。作为全球最高品味的圣山组群,中国五岳入录世界遗产名录,将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五岳文化。 . 中国五岳,是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与中岳嵩山五座中国历史文化名山的总称,是中国历史时期王朝疆域版图的核心之域;是统一疆域王朝的君主巡狩四方的禅天封地之处;也是各种宗教世界观的融会之地与三教九流的合一之所。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国家历史文化记忆,是最具中国历史文化品位的圣山组群。中国五岳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本文在阐述了五岳之通名"岳"的来历、五岳名称与位置的历史变迁、五岳的地理区位、五岳的五行道家文化、五岳的人化与神化等,在此历史文化地理背景的基础上,以世界遗产的视野,着重探讨了五岳的遗产价值:除圣山组群的极品、国家统一的象征、三教九流的兼容外,还包括人地和谐的典范、古代科技的展现、中外交流的贡献、天工巧斧的景观、地壳演化的记录与珍稀植物的家园。作为全球最高品味的圣山组群,中国五岳入录世界遗产名录,将更好地向世界展示中国的五岳文化。 |
| [110] | 我国有着十分丰富的传统工业遗产资源,在许多古代文献与现代研究已有著述。在已经公布的六批总计2358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共有工业遗产171项,其中古代传统工业遗产计为14类149项,体现出我国政府对传统工业遗产的保护力度。但在我国(物质)文化遗产暨工业遗产研究领域,从世界遗产的视野对传统工业遗产的研究,与国际同一研究领域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文章运用地理学的观念与方法,阐述了中国传统工业遗产研究的背景与意义、保护现状以及研究展望,为今后的工业遗产保护提供参考。 . 我国有着十分丰富的传统工业遗产资源,在许多古代文献与现代研究已有著述。在已经公布的六批总计2358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共有工业遗产171项,其中古代传统工业遗产计为14类149项,体现出我国政府对传统工业遗产的保护力度。但在我国(物质)文化遗产暨工业遗产研究领域,从世界遗产的视野对传统工业遗产的研究,与国际同一研究领域相比,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文章运用地理学的观念与方法,阐述了中国传统工业遗产研究的背景与意义、保护现状以及研究展望,为今后的工业遗产保护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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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 This tourism policy study focuses on the holiday system reform process in China. Employing Goffman’s frame analysis as the research method, the study investigates China’s unique Golden Week holiday system and the ongoing debate over its reform based on online news stories from 2005 to 2009. Six frames are identified in the debate: Welfare and Rights, Economic Effects, Tourism Development, Distribution of Power, Policy-Making, and Cultural Evolution. Among these frames, economic stability and ensuring human interests are the two most significant concerns in China’s holiday policy reform debate. The subtle relationships among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and the overall control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dicate that 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in China is experiencing changes toward accepting more public opinion. |
| [114] | 根据在上海、西安、成都、长春获得的共３３９４份问卷的信息处理和分析，得到中国城市居民关于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４条基本规律。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又从旅游者个体特征角度，讨论了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因子与目的地选择之间的相关关系。 . 根据在上海、西安、成都、长春获得的共３３９４份问卷的信息处理和分析，得到中国城市居民关于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４条基本规律。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又从旅游者个体特征角度，讨论了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因子与目的地选择之间的相关关系。 |
| [115] | 定义了环城游憩带(Recreational Belt Around Metropolis,ReBAM)的概念,并以中国最大城市上海为案例,对影响ReBAM的形成的基本要素、土地利用特征和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旅游成本与土地租金的相互作用是决定ReBAM区位的主要力量,而游憩需求、投资偏好和政策导向是影响ReBAM的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因素;Re-BAM的土地利用特征根据游客进入成本的不同可以区分为高、中、低3种不同等级;ReBAM的空间特征可由可达性、等游线和活动密度等指标来描述. . 定义了环城游憩带(Recreational Belt Around Metropolis,ReBAM)的概念,并以中国最大城市上海为案例,对影响ReBAM的形成的基本要素、土地利用特征和空间结构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旅游成本与土地租金的相互作用是决定ReBAM区位的主要力量,而游憩需求、投资偏好和政策导向是影响ReBAM的形成与发展的主要因素;Re-BAM的土地利用特征根据游客进入成本的不同可以区分为高、中、低3种不同等级;ReBAM的空间特征可由可达性、等游线和活动密度等指标来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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