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震方, 陆林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e mechanism of rural households' tourism destination choice behavior in developed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South Jiangsu
YUFenglong, HUANGZhenfang, LULin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04-27
修回日期:2016-06-29
网络出版日期:2016-12-25
版权声明:2016《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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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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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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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1) Rural households give priority to surrounding areas in terms of tourism destination choice, therefore, tourism flow is characteristic of close directivity and is in line with the distance decay, 80% of the tourist markets of rural households are distributed in a range of 250 km. On the whole, tourism consumption level is relatively low and consumption structure remains to be improved. Rural households have strong intention of tourism behavior which has great differences between one-day tour and multi-day tour. Tourist behavior also varies a lot in households' income,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family rurality. (2) Economy,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family rurality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ourist behavior. Especially households'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economic income are likely to produce inflection point effect, and tourist behavior varies greatly before and after the point. The inflection point of education background is high school level, at which tourist behavior has significant changes. With income up to 30000 yuan, rural households have intense tourism behavioral intention, while up to 70000 yuan, tourist behavior has no significant changes. Perceived tourism behavior control and tourism behavior identification are inner psychological factors. Tourist behavior has different influencing degrees and direction in the respect of ratcheting effect, demonstrative effect, sensitive effect and preventive effect. (3) Tourism destination choice behavior of rural households in developed regions results from such multiple factors as psychology, economy, 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rural urbanization. In this process, economic income and cultural level have significant impacts on tourist behavior, and play the role of "inverted 'U-shaped' stage effect"; consumer psychology is a semi-stable factor producing "bidirectional equilibrium effect"; and the rural urbanization influences rural society in a deep and comprehensive way, which produces "continuous reinforcement effect" concerning tourist behavior.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transform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aims to explore tourism research issu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expects to have a little contributio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ization for tourist behavior theory, as well as to guide and optimize tourist behavior and promot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and furthermore, to advance urban and rural consumption fairness and integration.
Keywords: destination choice behavior; rural households; perceived tourism behavior control; tourism behavior identification; rural transformation; South Jiangsu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和全方位的制度变迁,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逐步提高,旅游与休闲消费出现了较大增加[1],农村居民成为旅游消费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2],这也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乡村社会经济的转型。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将是挖掘消费潜力的新增长点,也是新常态下消费转型升级的重要依托。乡村社会是国内外研究者探寻中国转型的“试验场”[3],国外****较早就从经济学和社会学角度关注中国农户行为研究[4],农村居民消费行为也可能成为消费经济理论创新的生长点[5],旅游者需求与行为也是旅游研究的热点和前沿问题[6]。发达国家由于较早开始城市化进程,具有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也没有明显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居民旅游研究很少。国内农村居民旅游研究侧重从经济意义、经济原因、经济方法和经济对策等经济视角展开,研究内容集中在态度和目的、消费水平与空间差异、影响因素等方面。研究显示,农村居民旅游行为态度较为积极,但旅游认知差异较大[7],出游目的以探亲访友为主,观光/游览、度假/休闲的游客相对较少[8]。农村居民旅游消费规模增长较快,但人均消费增长相对迟缓且多保持在较低的消费水平[1, 9],旅游行为结构与流动呈现较为明显的空间差异与城乡差异,体现了近距离和发达地区指向性,游客流向特征符合距离衰减规律[10-11],空间节点呈现“东部沿海密、内陆疏、偏远地区游离”的消费行为格局[12]。****较多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以及表征经济收入的不同变量,构建旅游行为函数,显示收入等经济因素是影响农村居民旅游行为的主要原因[13-14]。随着研究的深入,影响因素研究也逐渐从经济变量向非经济及综合变量转向,旅游动机、城镇化、社会保障、消费习惯等因素也呈现不同程度的影响[15-16]。
旅游者行为研究开展较早和较为深入,但研究对象主要是城市居民,农村居民旅游研究还相对薄弱[17],表现如下：理论构建多借鉴西方农户行为和消费函数理论,对于解释中国农村居民问题的实用性值得检验;研究内容注重传统经济观的宏观规范研究,中微观实证研究较少,具体内容多探讨旅游者行为的局部特征与影响因素,社会文化、心理和地理等非经济因素相对偏少;研究数据主要来源官方统计数据,受到客观性和有效性限制,研究层面的选择空间较为狭窄;旅游消费作为一种较高层次的消费,研究区域若选择经济较为发达、消费水平较高且快速转型的案例地,可能得到更有启发性意义的结论。中国目前且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在乡村城镇化快速推进和旅游消费需求日益旺盛的背景下[18],研究对象的持续存在、乡村转型的宏观背景和理论研究的偏弱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价值依据和思考动力。基于以上思考,尝试融合经济、文化、心理和地理等因素,构建嵌入农村家庭结构的旅游行为机制分析框架,以苏南农村为案例地,探讨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规律,望对建立本土化的旅游行为理论有点微贡献。
2 理论框架及其操作化
2.1 理论框架
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是农村消费场域与农民消费心理嵌入个体结构共同形塑的结果。农村消费场域是消费者的外部宏观环境,农民消费心理是消费者的内部心理环境,内外环境的相互作用并融入个体的经济、文化等结构特征,影响消费者的感知旅游行为控制与旅游行为认同,进而产生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据此,构建嵌入农村家庭结构的“感知旅游行为控制、旅游行为认同与旅游行为”的机制分析框架（图1）。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农村家庭旅游行为机制分析框架
-->Fig. 1Mechanism analysis framework of rural households’ tourism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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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旅游行为控制与旅游行为认同是影响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前置因素,反映农村家庭对执行旅游行为难易程度的认知与旅游行为的认同程度。计划行为理论提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是影响行为意向或行为的3个变量,感知行为控制是个体在执行特定行为时感知难易的程度[19]。在城乡转型背景下,除了收入、文化与地理环境等客观变量外,农村居民旅游行为的意向、方式和水平还取决于个体感知执行旅游行为的难易程度,即感知旅游行为控制。消费活动折射人们对某种价值目标的认同行为[20],在长期的内外环境影响下,农村居民也对旅游行为形成了不同程度的认知、涉入与情感,即旅游行为认同。
家庭结构是农村居民旅游行为的主体,影响旅游行为的选择及其差异。家庭是农村社会和收入—消费的基本单位,是将内外情境融为一体的主观能动者,也是农村地区旅游行为决策的基本单位,脱离农村家庭的研究很难反映旅游行为的基本实情。因而,家庭结构是旅游选择行为的重要依据,无论外部场域的消费策略如何变化,均需要嵌入消费者的家庭结构中,与消费者的心理模式相融合,才能转换为旅游行为,并表现为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意向。
2.2 理论操作化
2.2.1 家庭结构和旅游行为 收入、职业和教育是划分社会阶层的重要标准[21]。经济收入是影响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基础因素[13-14],教育程度也对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1, 22]。职业分化折射了传统乡村社会的转型,农村居民由原来相对均等的收入水平、单一的收入来源,逐渐分化为从事不同职业[23],借鉴乡村性的概念[24],构建农村家庭乡村性指数,乡村性越强的家庭,农民传统特质越明显,而乡村性越弱的家庭受到城镇化的影响越大。因而,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和乡村城镇化的背景,将职业分化嵌入家庭乡村性,探讨收入、教育、乡村性与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关系。2.2.2 感知旅游行为控制和旅游行为 农村家庭感知旅游行为控制因素复杂,不同个体感知程度也存在差异,受经济、文化和心理等多重因素影响。依据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和研究成果,从传统消费习惯性、未来消费预防性、外部社会规范性和内在消费不确定性4个维度界定感知旅游行为控制内涵,具体如下：① 习惯性感知,指农村居民感知传统习惯对旅游行为的控制,将其影响命名为“棘轮效应”。中国传统文化表现为谨慎、节俭的消费传统,形成凡事强调实用、实际或实在的消费惯习,影响农村居民的消费倾向和消费水平[25]。② 预防性感知,指农村居民感知未来生活消费支出对旅游行为的控制,将其影响命名为“预防效应”。Deaton[26]认为在不确定性条件下,居民将产生更多的预防性储蓄,消费者也越谨慎,中国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和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导致农村居民的预防性消费较大,包括防病养老、子女教育、人情往来和买房/建房等预防性消费。③ 示范性感知,指农村居民感知身边重要个体或群体消费观念或行为对旅游行为的控制,将其影响命名为“示范效应”。中国传统社会尤其农村社会,周边多数人或权威人物的行为往往是个体认知或行动上的准则[27],其消费观念和行为对自身行为具有重要的示范性影响,且存在互相攀比效应。④ 不确定性感知,指农村居民感知收入波动等自身不确定因素对旅游行为的控制,将其影响命名为“敏感效应”。Flavin[28]把消费与收入变动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性的现象称为消费的过度敏感性,反映消费对收入变动的敏感程度,此外,身体健康、休闲时间等自身因素也影响旅游行为的敏感程度。
2.2.3 旅游行为认同和旅游行为 社会认同是个体对自己属于哪类社会群体及其带给自身情感和价值的感知,影响个体的知觉、态度和行为[29]。王宁[20]系统阐述了消费与认同的关系,消费活动是一种特殊而又重要的认同行动,个体消费什么和不消费什么,不仅取决于自身掌握的经济和文化资源,还反映了人们对某种价值目标的认同行动。行为认同的内涵极其丰富,行为与认同的关系也较为复杂,同样旅游认同也兼有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多重意义[30],表现在旅游消费者对行为对象作出认知和评价后,才会选择与之匹配的旅游行为方式、消费水平与情感感知。本文探讨的旅游行为认同指农村居民通过旅游行为带给自身情感和价值意义的感知,包括认知、涉入和情感三层涵义。
3 研究设计
3.1 调研区域和方法
实证研究区域选择苏南农村地区,不仅因为数据的可得性,更重要的在于该地区具有研究城乡转型期农村家庭旅游行为的优越性和典型意义,体现在：① 苏南农村是中国乡村经济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城乡一体化进程位居全国前列,旅游者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乡村社会结构的转变及各方面的影响;② 苏南农村在地理位置、空间形态和经济发展上呈现多样性和异质性,有助于科学比较并提炼农村家庭旅游行为特征与规律;③ 苏南乡村旅游经济较为发达,农村居民出游已呈现规模化趋势[31],由此得出的结论具有前瞻性的指导意义。因此,苏南农村家庭旅游行为兼有城乡居民行为的双重属性和过渡性质,有助于开展转型背景下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行为研究,并对后发地区有所借鉴和启示。为了保证样本的代表性,综合考虑村庄的区位、自然地形和经济发展水平,经过对苏南乡村的甄别与筛选,采用近似的分层抽样方法,在苏南5市分别抽取5~6个行政村,最终选定的调研样本涉及5市14县/市区、27个镇/街道和28个村落,基本能反映苏南农村发展态势（图2）。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调研村落区位示意图
-->Fig. 2Location sketch map of investigated vill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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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家庭受传统性影响,一般不愿意向外来调研员报告自己的消费行为,此外,因语言、熟悉度等问题,难以获得真实而清晰的信息,为了相对客观的调查旅游行为情况,在确定调研样本村庄后,招募来自苏南农村的学生作为调研员,借助调研员的“本土资源”,对其所居住或熟知的乡村开展调研。在正式调查之前进行培训,要求调研员对调查村庄的农户进行随机抽样,并以走亲访友的形式进入受访者家中开展访谈,以尽量消除可能出现的信息失真问题,搜集更多相关信息。在具体抽样调查中,以家庭为基本单位,采用方便抽样方法进行问卷调查,首选户主填答,如果户主不在,则选择对家庭事务熟悉的成员回答。调研时间是2014年1-2月。
3.2 样本结构
每个乡村发放问卷30份,共发放问卷840份,每村回收问卷25~35份不等,共回收问卷785份,删除部分无效问卷,最后得到有效问卷650份,问卷有效率77%。表1是调研样本的基本特征,具体体现在：① 家庭形态结构,包括性别、年龄、家庭人口、干部家庭和教育程度。男性61.4%,女性38.6%,男性比例偏高,原因在于调研对象首选户主,如果户主不在,再选择家庭其他成员;户主年龄多在41~50岁间,占37.4%;家庭人口指居住在一起,经济上在一起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两口之家”仅占7.4%,5口及以上的家庭占43.8%,家庭平均人口4.14人;家庭成员中担任村干部的家庭占16.9%;户主受教育程度集中在初中和高中水平,分别占34.6%、30.1%。② 家庭经济结构,包括家庭总收入、收入来源和耕地。近3年,年平均收入在5万元以下家庭占35.2%,在5~7万、7~9万的家庭分别占22.7%、16.1%,在9万元以上的家庭占26%,苏南农村家庭收入水平较高,生活较为富裕;纯农户仅有25户,以农业为主兼打工的兼业户也只有51户,两者占12.2%,上班户指家庭收入主要来源于打工或上班,占63.4%,管理户指户主职业为私营企业主、养殖业主或乡镇企业管理者,占20.4%;拥有耕地的家庭占46.5%,户均面积3.02亩,人均不到1亩。③ 村落类型,分成现代村、传统村和整治村3类。现代村指将若干个行政村或自然村进行整合,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组织管理等方面统一规划建设的农村新型社区,其乡村景观与功能已与城市社区相差不大。传统村指未经改造,保持传统乡村风貌的乡村。整治村指在不同程度上经过政府的统一整治改造,介于传统农村和现代农村之间。在调研村落中,现代村、传统村和整治村分别占21.4%、48.5%、30.2%。
Tab. 1
表1
表1调研样本的基本特征
Tab. 1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ing
| 项目 | 分类 | 样本 | 比例(%) | 项目 | 分类 | 样本 | 比例(%) | 项目 | 分类 | 样本 | 比例(%) |
|---|---|---|---|---|---|---|---|---|---|---|---|
| 性别 | 男 女 | 366 230 | 61.4 38.6 | 干部家庭 | 是 否 | 105 516 | 16.9 80.6 | 收入 来源 | 纯农户 兼业户 上班户 管理户 退休户 | 25 51 395 127 25 | 4.0 8.2 63.4 20.4 4.0 |
| 耕地 | 有 否 | 288 332 | 46.5 53.5 | 村落类型 | 现代村 整治村 传统村 | 139 196 315 | 21.4 30.2 48.5 | ||||
| 家庭 人口(人) | 2 3 4 5及以上 | 45 160 137 266 | 7.4 26.3 22.5 43.8 | 人均耕地(亩/户) | 1以下 1~2 2~3 4及以上 | 51 70 66 88 | 18.6 25.5 24.0 32.0 | 家庭 收入 (万元) | 0~3 3~5 5~7 7~9 9~11 11以上 | 71 152 144 102 82 83 | 11.2 24.0 22.7 16.1 12.9 13.1 |
| 年龄 (岁) | 30以下 31~40 41~50 51~60 60以上 | 112 161 237 86 37 | 17.7 25.4 37.4 13.6 5.8 | 受教育 程度 |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 本科及以上 | 76 222 193 68 83 | 11.8 34.6 30.1 10.6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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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变量处理
3.3.1 客观自变量 根据上述的理论分析和研究视角,客观自变量包括收入、教育与家庭乡村性3个指标,反映经济、文化和乡村城镇化对旅游行为的影响。收入指家庭年平均总收入,教育指户主受教育程度。家庭乡村性运用耕地、职业、居住景观表征农村家庭在生产、生活和生态方面的变化,同时结合地理区位等方面评价,各指标的正负取向、数量级及量纲均有差异,首先将各指标转换为1~100分的标准分值,再运用熵值法计算各指标的权重[32],将标准化的百分值乘以确定的权重得到乡村性指数,指数值越高,表示乡村性越强,城镇性越弱,所构建的乡村性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城镇化进程对农村家庭的冲击。经过计算,乡村性指数的平均值为20.22,苏南农村家庭乡村性总体较弱,乡村城镇化水平较高。根据乡村性指数,运用K-means均值法,将农村家庭分为3类：乡村性较强的家庭、乡村性一般的家庭和乡村性较弱的家庭,户数分别为176户、270户、204户,所占比例分别为27.1%、41.5%、31.4%。此外,将年龄、职业、家庭人口与所在城市设置为控制变量。表2是客观自变量与控制变量的名称及描述性统计。Tab. 2
表2
表2客观自变量与控制变量名称与描述
Tab. 2Name and its description of objective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control variables
| 变量 | 变量描述 | 均值 | 标准差 | |
|---|---|---|---|---|
| 客观自变量 | 家庭收入(万元) | 1：3万元以下;2：3~5万;3：5~7万;4：7~9万;5：9万元以上 | 3.22 | 1.358 |
| 教育程度 | 1：小学及以下;2：初中;3：高中;4：大专及以上 | 2.65 | 0.967 | |
| 家庭乡村性 | 1：乡村性较强;2：乡村性一般;3：乡村性较弱 | 2.04 | 0.764 | |
| 控制 变量 | 年龄(岁) | 1：30岁以下;2：31~40;3：41~50;4：51~60;5：60岁以上 | 2.64 | 1.099 |
| 家庭人口(人) | 1：2人;2：3人;3：4人;4：5人及以上 | 3.03 | 0.999 | |
| 职业 | 1：传统农户;2：现代农户;3：管理农户 | 2.23 | 0.625 | |
| 城市 | 1：苏州;2：无锡;3：常州;4：南京;5：镇江 | 2.69 | 1.35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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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主观自变量 主观自变量包括感知旅游行为控制与旅游行为认同两个变量。感知旅游行为控制包括4个维度,测量指标设计如下：① 习惯性感知。从节俭、实用、谨慎、从众4个方面测量,条目为“不论有钱没钱,旅游花费都要节俭”、“旅游花费要实在,能实用,不能花冤枉钱”、“在家百日好,出门一日难”、“去哪里玩、买什么东西?喜欢听取大家的意见”。② 示范性感知。从亲朋好友、周边邻居、权威人士和城镇居民4个方面测量,条目为“亲朋好友对旅游行为有较大影响”、“周边邻居对旅游行为有较大影响”、“周边有钱有身份的人对旅游行为有较大影响”、“城市居民对旅游行为有较大影响”。③ 不确定性感知。从收入、身体与时间等自身条件方面测量,条目为“家庭收入水平不高,影响旅游行为”、“家庭收入不稳定,影响旅游行为”、“自身身体健康状况,影响旅游行为”、“休闲时间受到限制,影响旅游行为”。④ 预防性感知。从防病养老、子女教育、人情往来、买房/建房4个方面测量,条目为“未来防病养老花费,影响旅游行为”、“未来子女教育花费,影响旅游行为”、“农村人情往来花费,影响旅游行为”、“买房/建房花费,影响旅游行为”。旅游行为认同从认知、涉入和情感3个方面测量：“对旅游知识比较了解”、“经常留意旅游相关信息”、“与农村其他休闲行为活动相比,旅游行为是一项有意义的活动”。在此基础上,编制调研问卷。
采用内在信度指标对量表进行检验,如果各题项与总体的CITC值（项目—总体相关系数）小于0.3,且删除该指标后提高Cronbach's α值,将删除该题项。采用因子分析检验建构效度,常用KMO检验和Bartlett球体检验,对共同度小于0.5的指标予以删除。检验结果显示,指标“不论有钱没钱,旅游花费都要节俭”、“城市居民对旅游行为有较大影响”、“自身身体健康状况,影响旅游行为”和“休闲时间受到限制,影响旅游行为”的共同度小于0.5,且删除后提高α值,各维度其余指标都显示较高的内在信度,习惯性感知、示范性感知、敏感性感知和预防性感知的α系数分别为0.773、0.743、0.763和0.8。此外,旅游行为认同的3个指标全部通过检验,α系数为0.75。感知旅游行为控制量表最终剩下12个题项,总量表Bartlett球体检验值的显著性水平小于0.001,KMO值为0.786,Cronbach's α系数为0.791。总体而言,衡量感知旅游行为控制量表的内部一致性、可靠性和稳定性比较好,内部信度比较理想,农村家庭感知旅游行为控制可以由习惯性感知、示范性感知、预防性感知和不确定性感知4个维度组成。量表还采用专家判断法检验内容效度,内容有一定的广度,且较切合调查目标,内容效度较为理想。
3.4 研究方法
运用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multinomial logit model）实证检验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随机效用机理即消费者根据效用最大化原则进行决策是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的理论基础[33]。当寻求建模的数据是离散而非连续的,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被广泛应用。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对于变量的假设要求不高,若自变量是连续型变量或计数型变量,且因变量每个取值的概率范围均为0~1的情况,都可以使用Logit回归方法对因变量的概率取值建立回归模型。假设因变量有J个取值水平,可以对其中的J-1个水平,各做一个回归方程。因变量取第i个水平的Logit回归模型为：式中：pi为事件yi发生的概率;pm为参照事件ym发生的概率,且pi+pi+…+pm=1;Xj为第j个自变量的取值,建立的每个Logit模型都将获得一组回归系数。参数估计方法一般为极大似然估计法。此外,拟合检验、Pearson卡方统计量,常用来检验观测频数与预测频数之间的差异。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在旅游研究方面也较为成熟,涉及到旅游偏好、旅游目的地选择、旅游影响感知等方面,但以二元Logit模型应用较多,多分类模型较少。
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使用旅游区域、旅游天数和旅游行为意向3个变量表征,以望较全面剖析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影响机制。Logit模型分别将3个变量设为因变量,将主客观因素设为自变量,检验不同因素对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影响。在涉及旅游目的地与客源地间的距离测算时,根据调研数据,利用百度地图查询其经纬度,测算农村家庭出游距离。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D为出游地与目的地距离;xi、yi为出游地经纬坐标;xj、yj为目的地经纬坐标。
4 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
4.1 旅游目的地集中在周边地区,游客流向特征符合距离衰减规律
苏南农村家庭出游目的地集中在周边经济较发达区域。出游区域被分为5类：本市旅游（市内游）、本市外苏南内旅游（苏南游）、苏南外省内旅游（省内游）、省外江浙沪内旅游（江浙沪游）和江浙沪以外的全国旅游（全国游）。表3显示,农村家庭旅游区域集中在周边地区,省内范围约占70%的客流,其中苏南内部占65%,“市内游”又高达50%,前往苏中和苏北旅游的家庭仅占5%左右,且集中在扬州市,而前往江浙沪旅游的比例约为12%,显示江苏长江以北的旅游吸引力较弱,旅游资源开发和市场营销力度亟待加强,区域旅游发展不均衡较为突出。Tab. 3
表3
表3农村家庭旅游区域和出游距离
Tab. 3Tourism region and trip distance of rural households
| 旅游 区域 | 样本 | 比例 (%) | 出游距离 (km) | 比例 (%) | 累积比例(%) |
|---|---|---|---|---|---|
| 市内游 | 312 | 49.8 | 0~15 | 5 | 5 |
| 苏南游 | 93 | 14.9 | 16~70 | 45 | 50 |
| 省内游 | 31 | 5.0 | 71~250 | 30 | 80 |
| 江浙沪游 | 78 | 12.4 | 251~500 | 5 | 85 |
| 全国游 | 112 | 17.9 | 501~1500 | 11 | 96 |
| 合计 | 626 | 100.0 | >1500 | 4 |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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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和图3显示,50%的出游市场分布在客源地70 km内,30%分布在71~250 km内,即250 km范围内集中80%的出游客源,250 km以外的空间仅分割20%的出游市场,其中250~500 km占7%,501~1000 km占5%,1001~1500 km占4%,1500 km以外占4%。苏南农村家庭旅游市场随距离而衰减,空间特征体现近距离指向性和发达地区指向性,游客流向符合距离衰减规律,这与全国农村居民旅游空间范围较为类似[10]。20年前,城市居民80%的出游市场集中在500 km内[34],而目前发达地区农村家庭80%的出游市场也仅集中在出游地250 km内,从一个侧面反映农村居民出游水平仍较滞后。对农村家庭旅游距离进行曲线拟合,指数函数的拟合度最佳,R2为0.912。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农村家出游距离累积比例曲线
-->Fig. 3Cumulative percentage curve of ruralhouseholds' trip distance
-->
4.2 旅游行为意向较强,旅游消费结构有待改善
农村家庭旅游行为意向总体较强,但一日游与过夜游意向相差较大。调查显示明确表示“不想”或“很不想”旅游的农村家庭仅占11.8%,24.9%的家庭表示“没想好”,63.4%表示“想”或“很想”再出去旅游。图4显示,样本家庭中“一日游”和“过夜游”的比例分别为45.8%、54.2%,高于2012年全国41%的过夜游比例。在“一日游”的家庭中,51.6%的家庭表示想出去旅游,22.3%的家庭表示不想出去旅游。在“多日游”的家庭中,仅有5.8%的家庭表示不想再出去旅游,70%的家庭还想再出去旅游,显示有过“多日游”经历的家庭,旅游行为意向更为强烈,然而出游次数显示,农村家庭远距离出游的比例仍然较低。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农村家庭旅游行为意向比较
-->Fig. 4Contrast of rural households’ tourism behavior intention
-->
农村家庭一日游占有较高比例,中远程旅游次数较少,旅游花费相对较低。表4显示,在旅游天数上,一日游家庭占45.8%,2日游相对较少,仅占9%,3日及以上游的家庭占45.2%。在前往本市以外的中远程旅游次数上,35.5%的家庭一年不到1次,平均1次占36%,2次占21.1%,3次及以上仅占7.3%。家庭旅游花费多在501~1000元之间,占34.7%,在200~500元、1001~3000元间的分别占25.1%、22.1%,200元以下、3000元以上的相对较少,分别为5.9%、12.1%。此外,49.5%的农村家庭以传统观光游览为目的,探亲访友的目的也占22.3%,住宿多选择在普通社会旅馆（30.5%）或中低星级饭店（41.7%）,甚至亲朋家里（12.5%）,高星级宾馆明显偏少（12.7%）,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村家庭旅游消费水平不高。正如****研究指出,旅游正扮演长三角地区农家生活消费支出的显著角色,江苏农户旅游普及面高于上海和浙江,但旅游消费水平低于沪浙地区,选择的是面宽档次低路线[31]。总体而言,苏南农村家庭旅游消费水平仍然不高,旅游产品结构不合理,产品质量亟待改善。
Tab. 4
表4
表4农村家庭旅游花费、天数及年均旅游次数
Tab. 4Tourism expenditure, length and frequency of rural households
| 旅游花费(元) | 比例(%) | 出游天数 | 比例(%) | 旅游次数(次) | 比例(%) |
|---|---|---|---|---|---|
| 200以下 | 5.9 | 1日游 | 45.8 | 不到1次 | 35.5 |
| 200~500 | 25.1 | 2日游 | 9.0 | 1次 | 36.0 |
| 501~1000 | 34.7 | 3日游 | 19.6 | 2次 | 21.1 |
| 1001~3000 | 22.1 | 4~5日游 | 16.6 | 3次 | 4.3 |
| 3000以上 | 12.1 | 5日游以上 | 9.0 | 4次及以上 |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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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旅游行为在经济收入、文化教育和家庭乡村性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One-way ANOVA）旅游行为在收入、教育和乡村性上的差异。表5显示,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在3个变量上均表现显著差异,说明经济、文化和乡村城镇化对旅游行为存在较显著影响。进一步根据方差齐性检验（Levene's test for homogeneity of variance）结果判断均值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方差为齐性的采用最小显著差异法（LSD）判断,方差非齐性的则采用Tamhane T2检验结果判断。Tab. 5
表5
表5收入、教育、家庭乡村性和旅游行为关系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Tab. 5One-way ANOVA on relationship of income, education, family rurality and tourism behavior
| 指标 | 家庭收入 | 受教育程度 | 家庭乡村性 |
|---|---|---|---|
| 旅游区域 | 9.177*** | 12.209*** | 9.465*** |
| 旅游天数 | 11.217*** | 14.040*** | 6.542*** |
| 旅游行为意向 | 4.295*** | 8.642*** | 0.4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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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家庭收入在7万元以下和7万元以上的家庭在旅游区域、旅游天数选择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而收入在3~7万元内和7~11万元内的各组差异均不显著。与其不相一致的是,旅游行为意向的显著差异仅存在于收入在3万元以下和3万元以上家庭之间,而3万元以上各组并没有显著差异。高中及以上的家庭与初中及以下的家庭在旅游行为3个表征变量上均存在显著差异,而在小学及以下组和初中组之间、高中组和大专及以上组之间并没有显著差异,推测高中文化是农村家庭旅游行为一个较显著的分界点。乡村城镇化对苏南农村家庭旅游行为产生较显著的冲击,乡村性较弱的家庭出游距离较远,旅游天数较多,但在旅游行为意向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苏南部分农村家庭虽然居住在城镇化水平似乎较高的现代社区,但由于失去了耕地和传统的生活来源,加剧了生活的不稳定感和消费的不确定性,反而导致其出游意愿较弱。总体而言,苏南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在收入、教育和家庭乡村性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显著差异,且初步发现旅游行为在文化程度与经济水平上可能存在一个“拐点”,在“拐点”前后,旅游行为存在较大差异。
5 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影响机制
多分类Logit回归模型拟合检验结果显示,引入自变量后,旅游区域、旅游天数和旅游行为意向选择模型的-2倍对数似然值分别从1431.199、1358.666、890.181下降到1279.896、1198.991、797.12,且卡方检验结果都在0.01水平上显著,模型显著成立。似然比检验结果显示,3个模型部分变量的检验显著性水平小于0.05,故不能否定零假设,即模型产生的效应对系数的影响是显著的,不能剔除。5.1 旅游区域选择
表6是农村家庭旅游区域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结果可以与参照组“市内游”相比较,表格仅列出显著水平在0.1以上的变量（下同）。Tab. 6
表6
表6旅游区域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对照组：市内游)
Tab. 6Parameter estimation results of tourism region model(Control group: Inner city tour )
| 影响因素 | B值 | P值 | 概率比 |
|---|---|---|---|
| 苏南游 | |||
| 收入“9万元以上”(对照组：5~7万元) | 0.939 | 0.021 | 2.558 |
| 旅游行为认同 | 0.571 | 0.017 | 1.770 |
| 省内游 | |||
| 小学学历(对照组：初中学历) | -2.212 | 0.051 | 0.109 |
| 职业 | -1.173 | 0.025 | 0.309 |
| 江浙沪游 | |||
| 习惯性感知 | -0.373 | 0.071 | 0.689 |
| 旅游行为认同 | 0.516 | 0.04 | 1.675 |
| 城市 | -0.219 | 0.054 | 0.803 |
| 全国游 | |||
| 高中学历(对照组：初中学历) | 0.702 | 0.041 | 2.019 |
| 大专及以上学历(对照组：初中学历) | 0.928 | 0.02 | 2.528 |
| 收入“9万元以上”(对照组：5~7万元) | 0.837 | 0.027 | 2.310 |
| 乡村性较弱(对照组：乡村性较强) | 0.846 | 0.03 | 2.331 |
| 不确定性感知 | -0.363 | 0.067 | 0.695 |
| 习惯性感知 | -0.494 | 0.011 | 0.610 |
| 旅游行为认同 | 0.708 | 0.003 | 2.0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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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收入、教育、家庭乡村性对旅游区域选择有较显著影响。表6显示,家庭收入的影响侧重体现在市内游与市外游、短程游与远程游之间,相对于“市内游”,收入在9万元以上的家庭选择“苏南游”和“全国游”的概率是收入在5~7万家庭的2倍以上,而对“市内游”与“江浙沪游”或“省内游”之间的影响并不明显。若不考虑其他影响因素,收入影响可以形象地表述为农村家庭是否能“走出家门（离开本市）,前往市外旅游”以及是否能“走出家门（离开本市）,前往全国旅游”。长三角区域拥有较完善的交通网络体系,出行便捷且舒适度较高,这可能弱化收入对本区域内旅游行为的影响。教育程度对农村家庭选择“市内游”还是“全国游”有显著影响,高中以上文化家庭选择“全国游”的概率显著高于选择“市内游”的家庭,表现在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家庭前往全国旅游的概率是初中文化家庭的2~2.5倍,初中及以下文化家庭无显著差异。家庭乡村性的影响也表现在“全国游”和“市内游”之间,乡村性较弱即城镇化影响较强的家庭选择“全国游”的概率约是乡村性较强家庭的2.3倍。
其次,感知旅游行为控制与旅游行为认同对旅游区域选择有较显著影响。农村家庭对旅游区域选择存在显著的棘轮效应和敏感效应,表现在习惯性感知和不确定感知越强的农村家庭,选择“市内游”的概率显著高于“江浙沪游”和“全国游”。旅游认同感越强的农村家庭,选择“苏南游”、“江浙沪游”和“全国游”的家庭约是“市内游”的近2倍。
总体分析,比较“市内游”与“苏南游”,家庭收入和旅游行为认同影响较为明显,旅游认同感较强的农村家庭,更愿意走出家门,前往本市以外区域旅游,苏南农村家庭收入水平较高,显著表现为9万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出游概率更高。比较“市内游”与“江浙沪游”,习惯性感知与旅游行为认同影响显著,而收入、教育等客观变量影响不显著,江浙沪之间交通便捷,文化相近,“江浙沪游”与“苏南游”在旅游成本上相差较小,收入、教育等客观因素影响不显著,而旅游认同与传统消费习惯等主观变量影响效应明显。比较“市内游”与“全国游”,“全国游”距离较远,花费较高,除了受到消费不确定性、传统习惯和旅游认同影响外,还显著受到教育和收入影响,尤其是教育程度影响效应更强。
5.2 旅游天数选择
表7是农村家庭旅游天数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结果可与参照组“一日游”相比较。首先,收入、教育和家庭乡村性对旅游天数选择有显著影响。收入在7万元以上的家庭选择二日及以上游的概率显著高于收入在7万元以下的家庭,对照“一日游”,收入在“7~9万元”和“9万元以上”的家庭进行“二日游”的概率是收入在“5~7万元”家庭的3倍以上,选择“三日游”的概率分别约是其2.4倍、2.7倍,选择“多日游”的概率分别约是其2.5倍、4.2倍,收入在“3万元以下”和“3~5万元”的家庭在旅游天数选择上的概率差异并不显著,反映收入达到7万元后,经济水平对出游天数的影响显著增强。相对于“一日游”,教育程度对农村家庭“多日游”的选择有显著影响,表现在高中及以上文化的家庭选择“多日游”的概率明显大于初中文化家庭,是其2倍以上,而初中及以下文化家庭之间、高中及以上文化家庭之间在旅游天数选择上没有显著差异。乡村性对旅游天数选择也有显著影响,相对于“一日游”,乡村性较弱或一般的家庭选择二日及以上游的概率是乡村性较强家庭的2~3倍。
Tab. 7
表7
表7旅游天数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对照组：一日游)
Tab. 7Parameter estimation results of tourism length model(Control group: One-day tour)
| 影响因素 | B值 | P值 | 概率比 |
|---|---|---|---|
| 二日游 | |||
| 收入“7~9万元”(对照组：5~7万元) | 1.190 | 0.029 | 3.287 |
| 收入“9万元以上”(对照组：5~7万元) | 1.153 | 0.033 | 3.167 |
| 乡村性一般(对照组：乡村性较强) | 1.113 | 0.019 | 3.043 |
| 预防性感知 | 0.807 | 0.012 | 2.241 |
| 示范性感知 | -0.577 | 0.022 | 0.562 |
| 习惯性感知 | -0.827 | 0.002 | 0.437 |
| 旅游行为认同 | 0.692 | 0.038 | 1.998 |
| 户主年龄 | -0.358 | 0.086 | 0.699 |
| 职业 | -0.836 | 0.046 | 0.433 |
| 三日游 | |||
| 收入“7~9万元”(对照组：5~7万元) | 0.880 | 0.032 | 2.410 |
| 收入“9万元以上”(对照组：5~7万元) | 0.995 | 0.01 | 2.705 |
| 乡村性一般(对照组：乡村性较强) | 0.573 | 0.077 | 1.773 |
| 习惯性感知 | -0.504 | 0.006 | 0.604 |
| 旅游行为认同 | 0.605 | 0.007 | 1.830 |
| 多日游 | |||
| 高中学历(对照组：初中学历) | 0.788 | 0.009 | 2.200 |
| 大专及以上学历(对照组：初中学历) | 0.915 | 0.011 | 2.496 |
| 收入“7~9万元”(对照组：5~7万） | 0.922 | 0.019 | 2.514 |
| 收入“9万元以上”(对照组：5~7万元) | 1.436 | 0.000 | 4.203 |
| 乡村性较弱(对照组：乡村性较强) | 0.879 | 0.011 | 2.409 |
| 预防性感知 | 0.356 | 0.094 | 1.427 |
| 习惯性感知 | -0.453 | 0.012 | 0.636 |
| 旅游行为认同 | 0.822 | 0.000 | 2.275 |
| 户主年龄 | 0.258 | 0.054 | 1.294 |
| 职业 | -0.447 | 0.075 | 0.6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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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感知旅游行为控制与旅游行为认同对旅游天数选择有较显著影响。预防性感知、示范性感知、习惯性感知和旅游行为认同对旅游天数影响较为明显,但其作用强度和方向有所差异。相对而言,习惯性感知影响更为显著,说明传统习惯对旅游行为影响越强的农村家庭,选择二日及以上游的概率越小。预防性感知和示范性感知对选择“一日游”还是“二日游”有显著影响,预防性感知越强的农村家庭,选择“两日游”的概率越大,同样预防效应也体现在“一日游”与“多日游”的选择,而示范性感知越强的农村家庭,选择“一日游”的概率越大。旅游行为认同对旅游天数有显著影响,旅游认同感越强的家庭,选择二日及以上游的概率约是“一日游”的2倍。
总体分析,对照“一日游”和“两日游”之间,根据参数估计结果,影响程度依次为：收入7~9万元>收入9万元以上>乡村性一般>习惯性感知>预防性感知>旅游行为认同>示范性感知,其中习惯性感知和示范性感知是消极影响,其他是积极影响。比较“一日游”与“三日游”,主要受到习惯性感知、旅游认同与家庭收入影响。比较“一日游”与“多日游”,除了受习惯性感知、旅游认同和家庭收入影响外,教育和乡村性也存在显著影响,“多日游”距离较远,在外天数较多,花费较高,受到经济、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多重影响。
5.3 旅游行为意向选择
表8是农村家庭旅游行为意向选择模型的估计结果,结果可与参照组“不想游”相比较。首先,教育程度对农村家庭旅游行为意向影响显著。对照“不想游”的家庭,高中文化家庭表示“不明确”旅游的可能性是初中文化家庭的2.5倍,高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家庭表示“想旅游”的概率分别约是初中文化家庭的3倍、4.7倍。运用多分类Logit回归,仅检验收入、教育与乡村性3个变量对旅游行为意向影响时,发现家庭收入达到3万元以后,表示“想出游”的概率显著提高,而达到7万元以后,其概率并没有显著提升,这也进一步验证旅游行为意向在收入差异上的分析结果。在乡村城镇化快速推进的当下,较多农村家庭在居住景观等方面与城镇居民差异不大,但在收入来源、社会保障等方面并没有实现真正的城镇化,尤其在短期内他们的社会文化认同、心理归属等方面还趋同传统农村文化特质,致使部分城镇化水平看似较高的农村家庭在旅游行为意向和消费水平上却低于传统乡村家庭,导致乡村性对旅游行为意向影响并不显著。
Tab. 8
表8
表8旅游行为意向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对照组：不想游)
Tab. 8Parameter estimation results of tourism behavior intention model (Control group: Don't want to travel)
| 影响因素 | B值 | P值 | 概率比 |
|---|---|---|---|
| 不明确旅游 | |||
| 高中学历(对照组：初中学历) | 0.925 | 0.047 | 2.523 |
| 预防性感知 | 0.613 | 0.043 | 1.847 |
| 不确定性感知 | -0.563 | 0.047 | 0.569 |
| 习惯性感知 | -0.590 | 0.037 | 0.554 |
| 想旅游 | |||
| 高中学历(对照组：初中学历) | 1.092 | 0.014 | 2.979 |
| 大专及以上学历(对照组：初中学历) | 1.542 | 0.005 | 4.675 |
| 预防性感知 | 0.614 | 0.026 | 1.847 |
| 不确定性感知 | -0.458 | 0.086 | 0.633 |
| 习惯性感知 | -1.064 | 0.000 | 0.3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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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感知旅游行为控制对旅游行为意向有显著影响,存在显著的预防效应、敏感效应和棘轮效应。相对于“不想游”的家庭,预防性感知具有积极的影响,而习惯性感知和不确定性感知是消极影响。预防性感知越强的家庭,旅游行为倾向越强,而不确定性感知和习惯性感知越强的家庭,旅游行为倾向越弱。习惯性感知越强的农村家庭,表示“不想游”的可能性显著提高,尤其与“想出游”的家庭相比,影响更为显著。旅游行为认同对旅游行为意向不显著,主要由于农村家庭对旅游行为认同感不强,样本均值为3.07,处于中等水平。
总之,教育程度和感知旅游行为控制对农村家庭旅游行为意向影响更为显著,表现在达到高中文化程度后,旅游行为意向显著增强。习惯性感知和不确定性感知对旅游行为意向有较强的制约作用,而预防性感知有正面效应。家庭收入达到较低的门槛阶段后,经济对旅游行为意向影响显著,而随着收入增加,经济变量影响不再显著。
综上,收入水平是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经济基础,且存在一个收入“拐点”,达到“拐点”后,旅游行为将产生显著变化,但值得注意的是,旅游行为意向的收入“拐点”可能低于旅游行为方式的收入“拐点”。文化程度对旅游行为尤其对远距离、长时间的旅游区域选择以及行为意向具有显著影响,且研究还发现高中教育是影响旅游行为的重要节点。乡村性较强的家庭选择出游的概率显著低于乡村性较弱或一般的家庭,反映城镇化进程已经冲击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行为,但相比较收入和教育,家庭乡村性的影响强度和广度较弱。农村家庭感知旅游行为控制对旅游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存在不同作用强度与方向的棘轮效应、示范效应、敏感效应和预防效应。农村家庭的旅游认同感越强,旅游天数越长,旅游空间距离越大,但对旅游行为意向影响较弱。
5.4 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影响机制
乡村城镇化进程是农村家庭旅游行为产生的宏观背景,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也是一个稳定且难以逆转的趋势,对旅游行为发挥着“持续强化效应”,属于相对稳定的因子。乡村转型衍发农村居民消费心理和观念的变化,引导消费习惯与行为模式向城镇居民过渡与升级,随着以人为核心的乡村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对旅游行为将具有持续强化效应。中国农村地区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城镇化速度和水平及其对旅游行为的影响程度存在很大的区域差异,相对而言,苏南农村城镇化水平较高且较为均质,其影响效应可能已经长期内化于经济和教育等因素中。经济和文化对旅游行为起着基础和直接作用,形成“倒U型阶段效应”,属于动态型因子。经济和文化是社会分层的基本标准,在不同的经济和文化阶段,其影响强度有所差异,存在拐点效应。收入是旅游消费的经济基础,在收入达到一定阶段后,农村居民产生旅游行为意向,随着收入的增加,旅游行为模式随之变迁,但收入与旅游消费行为并不完全成正比例变化。文化对旅游行为也存在类似的阶段性效应,且影响相对独立。农村家庭的经济水平和文化程度受到乡村转型程度的影响,间接传导乡村城镇化的影响效应,同时也影响旅游者心理,表现在不同的经济和文化阶段,消费心理发生阶段性变化,产生叠加效应。
消费心理是影响旅游行为的内在因素,发挥着“双向均衡效应”,是一个半稳定型因子。心理因素对旅游行为的作用机制较为复杂,存在不同程度和方向的影响效应,旅游行为并不是某个效应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是不同效应相互叠加并综合作用的结果,正正效应叠加,则强化正效应,负负效应叠加,则强化负效应,正负效应叠加则相互抵消,如果正效应大于负效应,对旅游行为起着促进作用,反之则起着制约作用。随着现代消费观和旅游社会经济的影响力逐渐增强,旅游行为可能变成农村家庭的一种生活和消费新常态,心理因素的正负效应变化将趋于平缓。
综上,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是经济、文化、心理与乡村城镇化等多种因素及其多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图5）。经济和文化是基础因素,发挥“倒U型阶段效应”,引发旅游行为意向,提升旅游消费水平,形成旅游行为模式,是旅游行为社会分层的基本标准;消费心理是内在根本因素,发挥“双向均衡效应”,增强或弱化旅游行为认同,对旅游行为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双向影响,造成消费者的个体差异;乡村城镇化是宏观因素,发挥“持续强化效应”,营造农村旅游消费环境,增强消费者的经济和文化基础,引导消费心理和行为转型,造成旅游行为的区域分层,其影响也内嵌于经济、文化等变量之中。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农村家庭旅游行为影响机制
-->Fig. 5Influence mechanism of rural households' tourism behavior
-->
6 结论与讨论
构建嵌入农村家庭结构的“感知旅游行为控制、旅游行为认同与旅游行为”的机制分析框架,随之提出相应的理论设想与研究操作化途径,运用多分类Logit回归等方法,以苏南地区为实证研究区域,剖析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特征与机制。（1）农村家庭旅游区域选择以周边地区为主,游客流向呈现近距离指向性,旅游行为意向较强,旅游消费结构有待完善,旅游行为在收入、教育和乡村性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苏南农村家庭约50%的出游市场分布在本市范围内,250 km范围内集中80%的农村出游客源,游客流向特征符合距离衰减规律;农村家庭一日游占有较高比例,旅游行为意向较强,但存在一日游与多日游的差异,旅游消费结构还有待完善;旅游行为存在经济收入、文化教育和家庭乡村性的差异,且收入或教育达到一定阶段后,旅游行为发生较大变化。
（2）经济收入、文化程度与乡村性对农村家庭旅游行为有着显著影响。家庭收入是旅游行为的经济基础,文化程度对旅游行为具有显著且相对独立的影响,基于构建的家庭乡村性指标,结果显示农村城镇化进程已经产生较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收入和教育对旅游行为影响可能存在“拐点效应”,即达到拐点后,旅游行为产生显著变化。
（3）感知旅游行为控制与旅游行为认同是影响农村家庭旅游行为的内在心理因素。基于感知旅游行为控制内涵的界定,农村家庭旅游行为存在不同影响程度与方向的棘轮效应、示范效应、敏感效应和预防效应,旅游行为认同显著影响旅游区域和旅游天数选择,但对旅游行为意向影响不显著,这与农村家庭对旅游行为认同感不强有较大关系。
（4）发达地区农村家庭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是乡村转型及其背景下的经济、文化、心理等多种因素和多重效应综合作用的结果。乡村城镇化是相对稳定的因子,发挥着“持续强化效应”;经济和文化是动态型因子,发挥着“倒U型阶段效应”;消费心理属于半稳定型因子,发挥着“双向均衡效应”。
苏南农村具有较高的城镇化水平,区域内经济、文化和地理环境相对均质,在快速城镇化的背景下,许多村庄实现了乡村空间的转型,表现在经济水平、乡村社区甚至管理体制等方面都具有较强的城镇特性,而这种貌似城镇化水平较高的现代农村可能并没有完全转向新型社区,没有实现真正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形似的转型难以割裂农村居民行为与文化传统、价值取向的联系,在进一步研究农村居民旅游行为时,不仅要关注文化、教育和地理环境等因素,也需要深入剖析传统文化观念与农村居民旅游行为的关系。城乡转型背景下的农村家庭旅游行为研究,有助于政府和企业理解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为制订面向农村群体的旅游消费政策提供依据,引导和优化农村居民旅游行为,发挥旅游业在提升民生质量和增进居民福祉中的作用,推进城乡消费公平和城乡一体化进程。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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