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瑞波^1,2, 孙根年^1,, 董治宝¹
1. 陕西师范大学旅游与环境学院,西安 710199
2.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酒店管理学院,普尔曼 99164-4742

Changes of the Hong Kong inbound tourism relationship circle and its indications since 1976

ZHARuibo^1,2, SUNGennian^1,, DONGZhibao¹
1. College of Tourism and Environment,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99, China
2. School of Hospitality Business Management,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ullman 99164-4742, USA
通讯作者:孙根年(1961-), 男, 陕西西安人, 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旅游经济运行与危机管理研究。E-mail: gnsun@snnu.edu.cn
收稿日期:2016-03-9
修回日期:2016-06-18
网络出版日期:2016-11-28
版权声明:2016《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基金资助: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BJY131)国家科技支撑计划项目(2014BAD15B02)国家留学基金项目(201506870028)国家旅游局“研究型旅游英才计划”项目(WMYC20151059)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查瑞波(1989-), 男, 陕西咸阳人, 博士生, 主要从事旅游地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E-mail: rbzha@snn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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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入境旅游是衡量一个旅游目的地发展和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本文引入社会学人际关系理论与地理学距离衰减理论相结合,提出入境旅游关系圈（ITRC）的三层结构概念模型：周边圈、洲内圈和洲际圈。随后,以香港为案例提出了香港入境旅游关系圈（HKITRC）概念模型假设与实际HKITRC变化的指示性假设。在1976-2013年香港各入境客源地的旅游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利用空间分层与时间分段的方法对40年来实际HKITRC的变化及指示性进行了深入的实证分析。研究结果验证了假设,总结得出了40年来实际HKITRC三层结构和其内部各地区的变化规律,也证明了实际HKITRC变化对签证政策、人口规模、政治归属、文化传统和经济兴衰这5种因素的指示性。研究对学界及业界认识旅游目的地入境旅游关系圈的变化规律及其指示作用有一定启发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入境旅游;关系圈;变化;指示性;香港
Abstract
The inbound tourism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a tourism destination. By combining the theorie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from sociology and distance attenuation of geography, we introduced a three-layer structural conceptual model, namely, Inbound Tourism Relationship Circle (ITRC), which includes the surrounding circle, the intra-continental circle, and the inter-continental circle. In order to illustrate the model, we use Hong Kong as a case study, and built a Hong Kong Inbound Tourism Relationship Circle (HKITRC).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five hypotheses of the main factors that may indicate the changes of the real HKITRC. Then, we conducted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changes of real HKITRC and its indications in the past 40 years through spacial and temporal stratified approach, which was based on the Hong Kong tourism statistics from 1976 to 2013 sorted by countries and reg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e variation of the real HKITRC over the past 40 years. It is also revealed that when the distance of regions to Hong Kong is not the same, the tourism rel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circle becomes closer and closer than that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intra-continental circle and the inter-continental circle as well. On the other hand, to the regions that have the same distance to Hong Kong, the level of tourism relation between Hong Kong and the regions within the Chinese circle ranged from high to low as the mainland of China, Taiwan, and Macao; Within the intra-continental circle, it ranked as East Asia, Southeast Asia, and South Asia. With the inter-continental circle,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are almost at the same level of relation and the oceanic regions positioned at least. Moreover, the five indications of the changes of the real HKITRC were summarized with examples: the visa policy, the population, the cul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not only introduced a new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perspective to study the inbound tourism, but also provided future research opportunity to enrich the theory and apply the ITRC conceptual model in other destinations and make comparative studies.

Keywords：inbound tourism;relationship circle;changes;indications;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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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瑞波, 孙根年, 董治宝. 1976年以来香港入境旅游关系圈变化及指示性[J]. , 2016, 71(10): 1801-1814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610011
ZHA Ruibo, SUN Gennian, DONG Zhibao. Changes of the Hong Kong inbound tourism relationship circle and its indications since 1976[J]. 地理学报, 2016, 71(10): 1801-1814 https://doi.org/10.11821/dlxb201610011

1 引言

入境旅游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目的地发展和国际化程度的重要标志^[1]。社会学人际关系理论认为了现代社会手机通讯记录的多少可以用来反映人际关系的亲疏^[2]。受此启发,本文提出目的地与客源地之间的旅游关系可以用入境旅游到访率的变化来表示。目的地与客源地的旅游关系变化具有许多指示性。客观上,学界普遍认可目的地与客源地之间的旅游关系变化主要指示了客观距离因素的作用^[3-4],而入境旅游相比于国内旅游更易受到目的地与客源地之间签证政策、政治事件、文化传统和经济兴衰等社会因素的影响^[5-6]。因此,在研究入境旅游的变化和指示性时,不仅需分析主观因素指示性,而且需要分析客观因素的指示性。基于此,本文借鉴融合社会学人际关系理论和地理学距离衰减原理提出入境旅游关系圈（ITRC）的三层结构概念模型,并在此基础上以香港为案例地,构建了香港入境旅游关系圈（HKITRC）概念模型,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分析40年来不同时间空间香港入境旅游到访率所形成的实际HKITRC的变化,一方面探讨实际HKITRC变化所反映的香港与其客源地旅游关系亲疏变化;另一方面检验实际HKITRC变化是否符合依据距离因素等提出的HKITRC概念模型的结构;同时分析实际HKITRC的变化是否指示了其他影响入境旅游发展的因素。
目前,国内外对入境旅游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影响因素、时空结构、市场细分和预测4个方面。其中,入境旅游时空结构方面的研究主要为选取指标分析入境旅游时空演变规律,以入境到访率与入境旅游互动为主要切入点。近10年来,入境到访率方面国外成果集中在对亚太地区的研究：如Hui等运用季节性指数分析了赴新加坡的日本游客行为,得出呈现稳定的季节性特征^[7];King等分析了中国游客入境澳大利亚的旅游发展情况,发现旅游从业者的不道德行为普遍存在,评估了其潜在负面影响^[8]。国内研究方面,李琦等对中国省际入境旅游资源吸引力与区位可达性进行了矩阵分析^[9];李景宜等以旅游市场到访率和增长率双指标建立波士顿矩阵提出入境旅游市场竞争态模型^[10];马耀峰等提出亲景度模型以测定客源市场对旅游目的地的偏好,并以美国游客对中国六大热点城市的案例进行了深入分析^[11];随后,吴晋峰等在入境旅游空间分布和网络结构分布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12];王洁洁等从重大事件和贸易联系等方面研究了中美出入境旅游^[13]。此外有****还利用转移份额（SSM）分析方法对入境旅游市场结构演化进行定量测评^[14]。国内外关于香港入境旅游研究方面,国外主要集中在对旅游需求的研究,如Qu等研究并提出了中国内地游客对香港的旅游需求模型^[15];Law等基于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定量分析并预测了日本对香港的国际旅游需求^[16]。国内****对这方面关注较少,为数不多的研究有郭安禧等运用竞争态与亲景度模型分析了香港的入境客源市场^[17]。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学界对香港入境旅游研究还涉及较少,特别是从全球宏观视角研究香港入境旅游还未有****关注。因此,本文融合社会学和地理学理论提出建立HKITRC概念模型研究香港入境旅游,对学界认识香港入境旅游的发展变化及其多元指示作用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2 理论假设、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ITRC、HKITRC概念模型的构建与指示性假设

ITRC概念模型和HKITRC概念模型是建立在地理学距离衰减原理和社会学人际关系网络理论的基础上的。地理学距离衰减原理是影响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的重要因素之 一^[18]。吴必虎等分析了中国国内城市居民出行的目的地选择行为,揭示了游客出行到访率随距离增加呈现指数衰减,而累计到访率随距离增加的“吴曲线”现象^[19]。这是因为距离的阻止性使旅游者不得不考虑旅游是需要付出金钱、时间、体力、情感、舒适生活等作为代价的消费行为,出行距离越远要付出的成本可能就越高。社会****罗家德在解答中国人如何利用人际关系创业的问题时^[20],基于Granovetter强弱联系理论^[21];Goffman前台（front stage）公共社会角色和后台（back stage）私人自我角色二维分层的互动场地理论^[22];Fei的中国传统社会“差序格局”框架^[23]和Yang对中国社会关系类别的三级划分理论^[24],提出中国人中心网络圈子的分层结构模型^[25]（图1a）。罗家德认为中国人的关系网络因血缘关系、私人关系和公共关系的不同至少分为由亲至疏的三层关系类型：家人、熟人和认识的人。对于“自我”来说,第一层的家人关系最亲,如父母、子女、亲戚等有血缘关系的人;第二层的熟人关系中等,如师生、朋友、同学等有私人关系的人;第三层的认识的人关系一般,如同事、同行、客户等有公共关系的人。入境旅游关系圈（ITRC）概念模型（图1b）的构建不仅参考距离衰减原理和地理区划界限,而且与中国人中心网络圈十分相似。罗家德等关于此模型形成机制与特点的分析认为“自我中心主义”是中国人中心网络圈的核心特征,当然,“自我中心主义”也是ITRC概念模型形成的一个重要特点,ITRC概念模型可以看作旅游目的地将其自身看作中心而形成的圈层结构;此外,罗家德认为中国人关系网络圈模型是根据人际关系中的血缘关系、私人关系和公共关系的亲疏而建立的,同样,ITRC概念模型也认为一个旅游地与其入境旅游客源地的关系存在类似中国人中心网络圈的三层结构：第一层周边圈关系较亲,如血缘、语言或文字相似的周边客源地;第二层洲内圈关系中等,如交流密切或具有相似文化的洲内客源地;第三层洲际圈关系一般,如已建交但了解较少的洲外客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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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从中心网络圈子模型、ITRC概念模型到HKITRC概念模型的演变假设
-->Fig. 1Develop hypothesis process from the Chinese central network circle model to the ITRC model and the HKITRC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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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本文以ITRC概念模型为基础提出HKITRC概念模型（图1c）,也分为三层：第一层中国圈与香港关系最亲,指与香港同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的中国两岸三地,包括中国内地、台湾和澳门;第二层洲内圈（不包括中国圈）关系中等,主要指受中华儒家文化影响或历史上同样受到英国殖民统治的亚洲地区,如东北亚、东南亚、南亚等;第三层洲际圈关系一般,主要指近代以来与香港政经关系特殊的西方世界,如欧洲、北美洲,大洋洲等,考虑长期以来英国与香港关系的特殊性,将其单独圈出,将为重点讨论。选取香港作为研究案例地的原因主要有3个：① 香港的“一国两制”实践和中西合璧的文化特殊性对中国内地和世界各地游客具有强大吸引力。从中国看,香港的特色是“两制”,与国际接轨,是世界的香港;从世界看,香港的特殊是“一国”,中国的窗口,是中国的香港。② 香港自由开放的签证政策使旅游流、物流、金流可以自由方便的进出。据香港入境处资料,1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可免签前往香港旅游7~180日不等^[26]。③ 香港面积小、人口少、内部差异小,可使研究避免受到内部地理、文化等差异因素的影响。
在提出HKITRC概念假设之后,探讨实际HKITRC在不同时期的结构变化及其指示性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Yang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的形成指示了血缘、地缘、经济水平、政治地位等因素,即圈子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27]。孙根年等有关入境中国日本游客的实证研究得出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会受到文化求同和经济择富等因素的影响^[28]。本文结合已有研究^[29-33]和香港入境旅游特点提出实际HKITRC变化的指示性的5个假设（图2）,即签证政策因素、人口规模因素、政治归属因素、文化传统因素和经济兴衰因素,具体解释如下：
（H1）签证政策因素。入境旅游对签证政策的开放和封闭程度十分敏感。虽然理论上距离因素对入境旅游的到访率变化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当涉及到特定国家或地区的签证政策因素时,距离因素可能并不具有绝对的决定性。比如说,距离相同时,签证政策开放的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跨境旅游到访率可能会高于签证政策封闭的客源地与目的地;距离不同时,签证政策开放但距离较远的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跨境旅游到访率也可能会高于签证政策封闭的距离较近的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的跨境旅游到访率。因此,实际HKITRC的变化可能会对签证政策因素具有指示性。
（H2）人口规模因素。客源地人口规模的大小对入境旅游目的地很有意义。比如中国内地人口规模庞大,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出境旅游意愿增强,成为世界各旅游目的地都不能忽视的巨大旅游客源市场。香港比邻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后入境香港的中国内地游客也在持续增加。因此,实际HKITRC的变化可能也会对客源地的人口规模因素有一定指示性。
（H3）政治归属因素。政治归属关系的改变可能会导致客源地与目的地之间政治关系的变化,从而影响官方及民间的旅游交流。比如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的长期对抗;1997年香港主权治权从英国回归中国等政治因素对相关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旅游关系都有重要影响。因此,实际HKITRC的变化可能对香港政治归属的变化有一定指示性。
（H4）文化传统因素。文化传统关系是客源地与目的地民间交往的纽带。如中国儒家文化和西方宗教文化对相关国家跨境旅游关系有重要作用。香港是一个中西方文化融合的地方,不仅华人和中国儒家文化圈对香有文化认同,而且西方国家也对香港有文化认同。正是得益于这种文化优势,香港成为当今世界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因此,实际HKITRC的变化可能也会对文化传统因素具有指示性。
（H5）经济兴衰因素。正如经济水平与政治地位对人际关系有重要作用一样,客源地或目的地经济的兴衰对跨境旅游关系也十分重要。当香港为旅游目的地时,经济兴盛的客源地入境游客的到访率应该会上升,而经济衰落的客源地入境游客的到访率应该会下降,这可能不仅是因为经济发展状况对收入增长的影响,也有可能与经济增长带动的物流贸易、人员交流等因素有关。宏观上,40年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重要改变,香港作为一个自由的国际旅游、金融与贸易中心,其实际HKITRC的变化很可能对亚洲经济崛起和西方经济衰落的客观事实有一定指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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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实际HKITRC变化的主要指示性假设
-->Fig. 2Hypothesis of the main indications of the real HKITRC's chan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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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方法,收集了40年来香港入境客流量数据和全球各国GDP数据,数据资料包括两个部分：① 香港1976-2013年入境客流量。来源于1976-2001年《香港统计年刊》与2002-2013年《香港旅游业统计》;② 1976-2013年全球及各国GDP统计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其中台湾地区数据来自台湾地区统计部门）。

2.3 研究方法

HKITRC概念模型是依据人际关系圈和距离衰减原理建立的表示客源地与目的地旅游关系亲疏的模型。通过定量的方法,实际HKITRC的时空变化可以用不同时间和空间情况下不同客源地入境香港的到访率（市场到访率）来表示。举例来说,如某客源地入境香港的游客到访率越高,就说明该客源地与香港的旅游关系越亲密。
具体研究思路包括2个方面：
（1）空间划分。对距离远近不同地区空间分层,对距离相同地区空间分块。根据地理距离的相对稳定性和距离衰减原理,从空间维度把HKITRC概念模型划分为中国圈、洲内圈和洲际圈,为进一步分析距离基本相同时,HKITRC概念模型三层内部地区的变化,找出其内部的代表性地区,通过计算HKITRC概念模型三层内部各地区40年来入境香港的到访人数占各分层总数的平均百分比得出：中国内地、台湾和澳门三地之和占中国圈比例为100%;东南亚、东北亚和南亚三地占洲内圈的比之和为96.80%;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三地之和占洲际圈比例为91.98%。由此可见,这些地区是HKITRC概念模型三分层内部地区中入境香港的主要客源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依据以上标准,HKITRC概念模型的基本结构得以确定,为分析实际HKITRC的变化提供了可能。
（2）时间划分。根据旅游流变化易受重要国家或地区事件影响的原理,以香港入境旅游40年来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签证政策和政治归属变化的时间点进行时间分段。选取中国改革开放（1979年）、台湾解严（1987年）和香港回归（1997年）这3个40年来对香港入境旅游最有影响的事件的发生年份为时间点将1976-2013年（T）香港入境旅游的整体发展划分为4个阶段：1976-1979年（S1）、1979-1987年（S2）、1987-1997年（S3）和1997-2013年（S4）。
本文结构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① 分析实际HKITRC的变化所表示的旅游亲疏关系的变化在时间上（整体和4个时段）和空间上（距离不同的三分层距离相同的内部分区）的差异以及原因;② 在分析实际HKITRC变化的基础上,结合典型案例进一步探讨实际HKITRC变化指示性。
研究主要指标的计算方法如下：① 入境香港到访率（p）,指客源地入境香港人数占香港入境总人数的百分比;② 入境香港到访率的均值（ap）,指不同客源地入境香港到访率在不同时段的均值,用以反映不同时段不同客源地与香港的旅游关系（r）;③ 入境香港到访率的斜率（srp）,指客源地入境香港到访率曲线回归方程的斜率,即客源地入境香港到访率的年均变化率,反映不同客源地在不同时段与香港旅游关系的变化趋势（t）;④ 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分别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指主要西方国家和亚洲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GDP）分别占世界总GDP的百分比。

3 实际HKITRC的时空变化分析

整理40年来实际HKITRC距离不同的中国圈、洲内圈和洲际圈三分层的p变化（图3a）;实际HKITRC距离相同的中国圈内部主要地区的p变化（图3b）;实际HKITRC距离相同的洲内圈内部主要地区的p变化（图3c）;实际HKITRC距离相同的洲际圈内部主要地区的p变化（图3d）;计算40年来实际HKITRC距离不同的三层及距离相同的内部主要地区的整体和4个时间段的ap与srp变化（表1）,分析整理了40年来实际HKITRC变化的原因（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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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76-2013年实际HKITRC入境到访率时空变化：整体、中国圈内部、洲内圈内部和洲际圈内部
-->Fig. 3Proportion changes of inbound tourism arrivers of the real HKITRC in time-space dimension in 1976-2013: overall; Chinese circle; intra-continental circle; extra-continental circle
-->

Tab. 1
表1
表1实际HKITRC的ap与srp变化
Tab. 1Changes of ap and srp in the real HKITRC

HKITRC	T					S1					S2					S3					S4
	r		ap (%)		t		srp		r	ap (%)	t	srp	r	ap (%)	t	srp	r	ap (%)	t	srp	r	ap (%)	t	srp
中国圈	亲	39.89	升	2.19		疏	7.44	升	1.66		疏	10.94	升	1.28		中	34.55	升	1.85		亲	63.44	升	2.02
内地	亲	52.24	升	2.36		疏	6.86	升	0.96		中	30.47	升	8.19		中	45.26	升	0.93		亲	76.10	升	2.81
台湾	中	42.46	降	-2.24		亲	85.91	降	-0.72		亲	61.83	降	-7.85		亲	50.73	降	-1.55		中	19.11	降	-2.36
澳门	疏	5.30	降	-0.12		中	7.23	降	-0.24		疏	7.70	降	-0.34		疏	4.02	升	0.62		疏	4.78	降	-0.45
洲内圈	中	32.40	降	-1.11		亲	50.71	降	-0.82		亲	45.31	降	-1.27		亲	36.41	降	-0.48		中	20.20	降	-1.08
东北亚	亲	48.66	降	-0.38		亲	55.54	降	-2.05		中	46.85	升	0.13		亲	56.84	-	0.00		中	43.61	降	-0.09
东南亚	中	44.89	升	0.21		中	40.18	升	1.93		亲	47.33	降	-0.19		中	39.19	升	0.11		亲	47.86	升	0.66
南亚	疏	4.37	升	0.13		疏	2.16	升	0.34		疏	3.92	升	0.15		疏	2.90	降	-0.13		疏	5.84	降	0.31
洲际圈	疏	27.69	降	-1.07		中	41.85	降	-0.84		中	43.76	-	0.00		疏	28.98	降	-1.39		疏	16.35	降	-0.94
欧洲	亲	40.81	升	0.29		中	33.89	升	2.64		中	36.10	降	-0.48		亲	43.73	升	1.03		亲	42.84	升	0.23
北美洲	中	39.57	降	-0.15		亲	39.65	降	-0.43		亲	42.38	升	1.25		中	39.72	降	-0.90		中	38.35	降	-0.57
大洋洲	疏	16.54	降	-0.15		疏	22.62	降	-2.44		疏	18.79	降	-0.42		疏	14.04	降	-0.22		疏	15.39	升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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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2
表2
表2实际HKITRC变化的原因
Tab. 2Reasons of the real HKITRC’s changes

HKITRC		距离差异	客源地与香港的关系	变化原因
				T	S1	S2	S3	S4
中国圈		距离不同	近	距离衰减	签证政策	签证政策	签证政策 政治归属	距离衰减
洲内圈			中
洲际圈			远
中国圈	内地	距离相同	主权国	人口规模	签证政策	签证政策	政治归属	签证政策 政治归属
	台湾		属“一个中国”
	澳门		“一国两制”姊妹特区
洲内圈	东北亚	距离相同	属儒家文化圈	文化传统经济兴衰	文化传统 经济兴衰	文化传统 经济兴衰	经济兴衰	经济兴衰
	东南亚		多华人和前英国属地
	南亚		前英国属地
洲际圈	欧洲	距离相同	前宗主英国所在洲	人口规模经济兴衰	文化传统 经济兴衰	签证政策 经济兴衰	经济兴衰	政治归属 经济兴衰
	北美洲		前英国属地
	大洋洲		前英国属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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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时段（T）：1976-2013年,三分层入境到访率变化呈明显的“剪刀差”走势（图3a,表1,表2）。中国圈到访率持续增长,从5.52%到80.63%,而洲内圈（从51.54%到11.12%）与洲际圈（从43.2%到8.93%）到访率持续下降。从到访率均值表示的旅游亲属关系看,从高到低依次为中国圈（39.89%）最亲、洲内圈（32.40%）中等和洲际圈（27.69%）一般,从斜率看,中国圈增长较快（2.19）,而洲内圈与洲际圈斜率分别为-1.11和-1.07,呈下降趋势,说明40年来香港与中国圈的旅游关系亲密度在不断增强,而与洲内圈和洲际圈的亲密度在减弱,整体上的实际HKITRC变化表示的旅游关系亲疏变化符合距离衰减原理。从实际HKITRC距离相同的三层内部分区的到访率均值变化看（图3,表1,表2）：① 中国圈内部：中国内地与香港的旅游关系最亲、台湾中等而澳门一般。具体来说,中国内地入境香港到访率均值最高（52.24%）,以较高的斜率2.36上升;台湾到访率均值也较高（42.46%）,但以-2.24的斜率下降;澳门到访率均值最低（5.30%）,斜率看也呈下降趋势（-0.12）。原因主要与人口规模因素有关,中国内地相对台湾和澳门距离香港近、旅行成本低,以及内地和台湾入境香港人数比澳门入境香港的人数多很多。② 洲内圈内部：东北亚与香港的旅游关系最亲、东南亚中等而南亚一般。具体来看,东北亚入境到访率均值最高（48.66%）,以-0.38的斜率下降;东南亚的到访率均值为44.89%,虽低于东北亚,但整体上以0.21的斜率呈上升趋势;南亚到访率均值最低（4.37%）,但呈小幅上升（0.13）趋势。原因主要与文化和经济因素有关。东北亚属儒家文化圈,东南亚华侨华人众多,与香港贸易频繁。南亚新型经济体近年发展迅速,与香港交往越来越频繁。③ 洲际圈内部：欧洲和北美整体对香港的亲密度高于大洋洲。具体来看,欧洲和北美洲入境到访率均值呈交互上升趋势,欧洲到访率均值最高（40.81%）,斜率呈上升趋势;北美洲入境到访率均值（39.57%）略低于欧洲,以-0.15斜率呈微幅下降趋势;大洋洲到访率均值最低（16.54%）,斜率为-0.15,呈下降趋势。从签证、政治、文化与经济因素看,香港为英国的前殖民地,欧洲为英国的所在地,而北美洲和大洋洲也都为前英国属地,长期以来签证政策宽松,香港与洲际圈地区联系密切,因此洲际圈内部地区入境香港到访率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大洋洲人口规模远少于欧洲和北美洲,从而经贸人文交流也少于欧洲和北美洲。
第一阶段（S1）：1976-1979年,层到访率均值变化看,三分层的到访率均值差距明显,中国圈最低仅占7.44%,洲内圈最高达51.93%,洲际圈中等为42.21%,实际的HKITRC到访率与假设的HKITRC概念模型错位。从斜率看,中国圈增长速度小幅上升（1.66）,洲内圈（-0.82）和洲际圈（-0.84）则小幅下降。究其原因,从实际HKITRC三分层各内部距离相同的三层内部分区的到访率均值变化找到答案（图3,表1,表2）：① 中国圈内部：中国内地、台湾和澳门到访率均值表示的旅游关系亲疏呈“疏（6.86%）—亲（85.91%）—中（7.23%）”,斜率方面,内地上升,而台湾和澳门下降。原因主要与签证政策有关,1979年之前,内地长期处在封闭的计划经济时期,台湾地区也处在戒严时期,旅行政策都十分封闭,加上澳门人口少入境量小,导致中国圈虽距离香港最近,但相比洲内圈和洲际圈却到访率最少。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内地入境香港形成一个小高峰,斜率自然上升。② 洲内圈内部：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到访率均值表示的旅游亲疏关系呈现“亲—中—疏”。斜率上,东北亚下降而东南亚和南亚上升。原因主要与文化和经济因素有关,1976-1979年,香港经济快速增长,东北亚的日本与香港同属儒家文化圈,成为香港重要的投资来源,入境商务客多;东南亚的菲律宾、印尼等国与香港签有佣工协议,大量外劳往返两地;东南亚大量受“排华运动”影响的华侨回流香港。③ 洲际圈内部：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到访率均值表示的关系亲疏上呈现“中—亲—疏”。原因主要与政治归属、文化和经济因素有关,因香港为英国殖民地,受西方文化影响,有自由港、低税率等优势,吸引了大量欧美淘金者、创业者和投资者,香港一时间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之珠”。二战后美国经济比欧洲强,故北美洲与香港关系亲密度超过了欧洲。
第二阶段（S2）：1979-1987年,相比第一阶段,中国圈比重虽然依然较低（10.94%）,但斜率为1.28,增长较快。洲内圈到访率均值（45.31%）和斜率（-1.27）表明这一时期它们对香港关系呈下降趋,而洲际圈到访率均值（43.76%）和斜率（0.00）变化不大（图3a,表1,表2）,原因主要还是与签证政策有关。从实际HKITRC三分层内部的到访率变化看（图3,表1、表2）：① 中国圈内部：中国内地对香港旅游关系亲密度上升很快（8.19）,由“疏”变为“中（30.47%）”,澳门小幅下降（-0.34）变为“疏（7.70%）”,台湾虽下降（-7.85）,但还是最“亲（61.83%）”。原因主要为签证政策变化有关：1979年中国内地实行改革开放,比邻香港的深圳成为改革特区,中港交流日益密切;中国政府于1983年11月15日启动广东居民赴港澳探亲旅游的政策使压抑已久的内地居民“香港游”需求得以释放^[34],仅1984到1985年间内地入境香港到访率就从占15%上升到51%。② 洲内圈内部：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在到访率均值表示的对香港旅游关系亲疏上呈现“中（46.85%）—亲（47.33%）—疏（3.92%）”。斜率上,东北亚（0.13）和南亚微幅上升（0.15）,而东南亚（-0.19）小幅下降。原因主要为文化与经济因素有关,1979年后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众多东南亚华侨过境香港归国探亲和经商,使东南亚入境香港到访率上升至50%左右,超过了东北亚。③ 洲际圈内部：欧洲下降（-0.48）、北美洲上升（1.25）和大洋洲下降（-0.42）,到访率均值显示的关系亲疏上三地依次呈现“中（36.10%）—亲（42.38%）—疏（18.79%）”。原因主要与签证、政治和经济因素有关,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放宽了签证限制,西方民众对中国充满好奇,到中国旅游意愿增强。香港是进入中国的最佳中转地,因此,洲际圈到访率在这一时期反弹增加;另一方面,1983年中英政府开始香港前途的谈判,港元汇价从4.6港币兑1美元狂跌到最低的11港币兑1美元,香港房地产泡沫随之崩溃,由于港币汇率与美元挂钩,大量持有美元的北美洲游客涌入香港旅游“占便宜”,使北美洲入境到访率大幅升高,直至1987年。为避免类似危机,港英政府于当年10月17日宣布港元汇价与美元固定为7.80港元兑1美元并维持至今。
第三阶段（S3）：1987-1997年,中国圈与洲内圈入境到访率呈交互波动,洲际圈则持续走低（图3a,表1,表2）。从各分层圈到访率均值与斜率看,中国圈到访率均值（34.55%）与斜率（1.85）都表示在这一阶段其与香港的旅游关系有较大幅度提升,超过了斜率下降（-1.39）的洲际圈（28.98%）和变化相对平稳（-0.48）的洲内圈（36.41%）不相上下。原因主要与签证和政治因素有关,中国圈内的台湾于1987年解严,大量台湾同胞中转香港回大陆探亲,使中国圈的入境人数迅速上升并保持增长。从实际HKITRC三分层内部的到访率方面看（图3,表1、表2）：① 中国圈内部：中国内地对香港由到访率均值表示的旅游关系亲密度为中等（45.26%）,斜率为0.93;台湾呈下降趋势（-1.55）,但到访率均值依然最高（50.73%）;澳门小幅上升（0.62）,但到访率最低（4.02%）。原因主要与签证政策有关,1987年台湾解严,台湾入境香港到访率出现暴增,1987到1988年间从40%上升到61%,而内地到访率则跌下了40%。香港回归前,为保证香港安全稳定,香港入境政策收紧,内地和台湾的入境比例都不同程度下降。② 洲内圈内部：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依次呈现“亲（56.84%）—中（39.19%）—疏（2.90%）”。斜率上,东北亚（0.00）保持平稳、东南亚微幅上升（0.11）,而南亚（-0.13）小幅下降。这主要与经济因素有关,东北亚到访率在1989年上升到60%多后开始下降,说明20世纪80年代末东北亚与香港和中国内地经济联系增强,人员往来增多。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了坚持改革开放的“南巡讲话”,增强了日韩等国投资中国的信心,所以1992年东北亚到访率再次反弹。香港回归前几年,东北亚国家错误估计香港前景,不乏撤资行动,人员入境香港到访率下降。③ 洲际圈内部：欧洲到访率斜率上升（1.03）、北美洲（-0.90）和大洋洲（-0.22）下降,由到访率均值表示的旅游关系亲疏上三地依次呈现“亲（43.73%）—中（39.72%）—疏（14.04%）”。原因主要与经济因素有关,1987年后香港经济恢复元气,欧洲对香港经济忧虑减轻,入境到访率于1984年反弹,持续走高至回归前。1987年底香港股市受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黑色星期一”股灾影响全面下跌^[35],北美与香港关系受到影响,入境到访率有所下降。
第四阶段（S4）：1997-2013年,中国圈到访率均值增长,洲内圈与洲际圈下降,到访率均值呈现“亲（63.44%）—中（20.20%）—疏（16.35%）”的稳定格局（图3a,表1,表2）。从斜率看,中国圈（2.02）在对香港旅游关系继续快速升温,成为入境香港的绝对多数;而洲内圈（-1.08）和洲际圈（-0.94）持续下降,到访率大幅缩水。从实际HKITRC三分层内部的到访率方面看（图3,表1,表2）：① 中国圈内部：中国内地对香港由到访率均值指示的旅游关系亲密度大幅上升（2.81）,成为最亲（76.10%）;台湾呈下降趋势（-2.36）,为中等（19.11%）;澳门小幅下降（-0.45）且依然到访率最低（4.78%）。原因主要与政治归属与签证政策有关,1997香港回归后,内地到访率以更快速度走高,从不到50%上升到2012年后的90%以上,而台湾则快速下跌,由40%左右下降至不到10%,澳门也由10%左右降到5%以下。说明各类中资企业在香港遍地开花,使经贸往来增加,人员往来更加密集。2003年受非典影响,香港经济出现困难,中央与香港签订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开放了部分内地城市居民赴港“自由行”^[36-37],使得中国圈到访率于2003年大幅上升,形成图中的“凸形峰”;反观洲内圈与洲际圈,因香港SARS（非典）疫情入境到访率在当年表现出明显的“凹形谷”。说明虽然非典对香港入境旅游影响较大,但有利的旅行政策对减轻天灾“非典”的影响能够起到很大的正面作用,证明了签证因素对实际HKITRC变化有很大的影响力。② 洲内圈内部：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入境到访率均值再次波动,呈现“中（43.61%）—亲（47.86%）—疏（5.84%）”。斜率上,东北亚（-0.09）小幅下降;东南亚（0.66）和南亚（0.31）小幅上升。1997年后东北亚占洲内圈比一直于50%以下徘徊,并在2003年“非典”影响下再次被东南亚超过,说明2008年西方国家金融危机对日韩影响较大,使东北亚入境香港到访率下降。南亚到访率虽处于低位,但在97年后基本呈上升趋势,说明东北亚对香港的旅游关系在1997年回归后相对东南亚和南亚有逐渐疏远趋势。③ 洲际圈内部：欧洲（0.23）和大洋洲（0.23）变化呈上升趋势而北美洲（-0.57）呈下降态势,到访率均值显示的旅游关系亲疏上三地依次呈现“亲（42.84%）—中（38.35%）—疏（15.39%）”。原因主要与政治归属有关,1997年前后,欧洲人出于对香港前途的担忧,入境到访率下降,2000年后才有小幅上升,北美洲与欧洲到访率呈交互上升态势;大洋洲到访率最低,1997年前波动下降,而97年后呈小幅上升趋势。说明回归以来,特别是2000年后,欧洲与大洋洲与香港的旅游关系有所提升。

4 实际HKITRC变化的指示性

以上分析表明40年来实际HKITRC的变化不仅指示了距离因素,而且对签证、人口、政治、文化和经济5个因素具有指示性。

4.1 签证政策因素：开放VS封闭

HKITRC三层概念模型假设的入境到访率均值依据距离的不同应该呈现“中国圈?洲内圈?洲际圈”,但实际HKITRC的变化只在第四阶段（1997年香港回归后）指示了HKITRC三层概念模型假设,而在第一至第三时段（1976-1997年）呈现中国圈到访率均值落后洲内圈和洲际圈的现象。这指示了中国内地的开放或封闭程度,会直接影响其旅行签证政策,从而影响其到访香港的人数,使HKITRC三层概念模型与实际HKITRC的变化错位。这说明当距离旅游目的地越近的国家或地区的签证政策越封闭,对该旅游目的地的ITRC概念模型结构的影响就越大。

4.2 人口规模因素：大市场VS小市场

在不受签证、距离、文化等因素影响时,实际HKITRC的三层内部的距离相同地区的到访率变化对客源地的人口规模有重要指示性。以中国圈内部地区第四阶段（1997-2013年）为例,中国内地、台湾和澳门文化同源、到香港的距离也基本相同,且签证政策也越来越宽松,受签证、距离、文化等因素影响较小,可以看出,这三地人口规模由高至低,入境到访率也由高至低。这说明距离相同的客源地在签证开放和文化相近的基础上人口规模越大入境目的地的到访率就越高。

4.3 政治归属因素：“亲妈”VS“奶妈”

历史上中国与英国对香港的关系就如同“亲妈”与“奶妈”对孩子的关系一样。1842年、1860年和1898年清政府分别与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一步步将香港岛、九龙半岛、和200多个离岛等割让或租借给英国。20世纪70-80年代中英在艰难漫长的谈判后,就移交香港主权问题于1984年底达成《中英联合声明》,同意1997年7月1日香港整体主权和治权由英国归还中国。香港的名称,也由回归前的“英属香港”改为回归后的“中国香港”^[38]。实际HKITRC的变化也指示了政治归属因素对香港与中国和英国旅游关系的影响。图4显示了1976-2013年中英入境香港的到访率的变化,可以看出,中英两国的到访率曲线呈明显的“剪刀差”状;从整体斜率看,中国为2.09,而英国为-0.12,体现了香旅游关系亲密度变化的“英消中长”趋势。具体来说,在时间节点上,图中中英两国与香港的入境旅游曲线在1979年、1983年和1997年前后有较明显波动,对应地指示了1979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带动英国游客由香港中转入境中国;1983年中英开始香港问题谈判中国内地入境香港到访率上升;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后中国内地入境香港旅游人数到访率快速增长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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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76-2013年中国与英国入境香港的旅游到访率变化
-->Fig. 4Proportion changes of inbound tourism visitors toHong Kong from China and the UK in 1976-2013
-->

4.4 文化传统因素：中国文化VS西方文化

香港是中国和西方文化的融合地,既是中国认识西方的目的地,也是西方认识中国的目的地。1979年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后中国圈的中国内地居民入境香港的到访率逐渐提升,越来越多人通过香港认识了西方世界,与此同时,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吸引了许多西方游客以香港为中转地前往中国内地旅游。说明40年来实际HKITRC的变化指示了香港特殊的中西合璧的文化传统对中国内地和西方游客的强大吸引力。

4.5 经济兴衰因素：亚洲崛起VS西方衰落

HKITRC的洲际圈由欧洲、北美洲和大洋洲组成,代表西方世界;中国圈、洲内圈的总和包括亚洲的主要地区,代表亚洲。通过对比“洲际圈”与“中国圈+洲内圈”的客源地入境香港到访率和西方与亚洲客源地的GDP占世界GDP总量的比,可以看出HKITRC对亚洲经济崛起和西方经济衰落的现象具有指示性。40年来的结果表明,虽然因距离因素,亚洲入境香港的到访率均值（89.18%）远高于西方国家（7.73%）;因发展先后不同,西方国家GDP的到访率均值（65.57%）也高于亚洲（25.56%）,但从表示发展趋势和速度的斜率看,亚洲入境香港到访率和亚洲GDP占全球比的斜率分别为0.26和0.28,都呈上升趋势;而西方入境香港到访率和西方GDP占全球比的斜率分别为-0.33和-0.28,呈明显下降趋势。可见HKITRC变化对40年来“亚洲经济崛起,西方经济衰落”的全球格局有较明显的指示性。

5 结论

本文建立香港入境旅游关系圈HKITRC概念模型,分析了实际HKITRC的变化、指示性等问题。相对于以往一些有关签证限制政策对跨境旅游作用的短期案例研究^[39-42],通过长期宏观数据分析发现签证政策的变化会引起实际HKITRC圈层结构与其概念模型结构的错位,说明签证政策对实际HKITRC旅游关系结构变化的作用大于距离因素,证明了旅行或签证自由是吴必虎曲线解释入境旅游到访率的前提条件。此外,本文还揭示了实际HKITRC变化在距离相同与距离不同两个方面的变化差异以及5个方面的指示性。
（1）距离不同时,40年来实际HKITRC三分层的整体变化规律为：① 从时间上看,中国圈到访率均值持续上升,洲内圈和洲际圈持续下降。表示香港与中国圈的旅游关系越来越亲密而与洲内圈和洲际圈越来越疏远。② 从空间上看,中国内地签证政策的改变对实际HKITRC的结构影响超过距离因素的影响,一定程度说明距离香港越近的客源地签证政策发生变化对实际HKITRC的影响越大。
（2）距离相同时,40年来实际HKITRC三分层内部地区的变化规律为：① 中国圈内部的变化在1979年中国内地改革开放、1987年台湾解严和1997年香港回归等签证和政治事件前后有较大波动;② 洲内圈内部变化基本呈现“东北亚≈东南亚?南亚”的现象,表明东北亚和东南亚与香港的旅游关系比南亚与香港密切;③ 洲际圈内部呈现“欧洲≈北美洲?大洋洲”的现象,说明香港与欧洲和北美洲的旅游关系相对于香港与大洋洲更亲密。
（3）实际HKITRC三分层变化对客源地与目的地相关的签证、人口、政治、文化和经济因素具有指示性。① 签证政策因素：实际HKITRC的变化指示了中国内地和台湾等客源地开放居民旅行签证政策前后到访香港游客结构的巨大差异。② 人口规模因素：实际HKITRC的变化指示了客源地人口多少形成的不同市场规模对目的地入境到访率的影响。③ 政治归属因素：实际HKITRC的变化指示了香港回归前后与中国和英国的旅游关系的亲疏变化。④ 文化传统因素：实际HKITRC的变化指示了香港文化的独特性使其成为中西方旅游交流的中转站。⑤ 经济兴衰因素：实际HKITRC的变化指示了40年来亚洲经济崛起和西方世界经济的衰落的趋势。具体来看,距离不同时,实际HKITRC三分层的中国圈、洲内圈和洲际圈的整体变化主要指示了距离衰减因素,而分时段变化还指示了签证政策和政治归属因素。距离相同时,中国圈内部地区的整体变化主要指示了人口规模因素,而分时段变化还指示了签证政策和政治归属因素;此外,洲内圈内部地区的整体变化则主要指示了文化传统和经济兴衰因素,其分时段变化也主要指示了文化传统和经济兴衰因素;最后,洲际圈内部地区的整体变化主要指示了人口规模和经济兴衰因素,而分时段变化则指示了较多因素,包括文化传统、经济兴衰、签证政策和政治归属等。
综上,本文结合社会学和地理学理论提出了ITRC概念模型,理论上,从跨学科的角度为入境旅游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以香港为例分析了实际HKITRC的变化和指示性;实践上,未来的研究可继续对不同目的地的ITRC的变化和指示性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并尝试与本文进行对比研究,从而进一步丰富ITRC概念模型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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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Hui T K, Yuen C C.A study in the seasonal variation of Japanese tourist arrivals in Singapore. Tourism Management, 2002, 23(2): 127-131.https://doi.org/10.1016/S0261-5177(01)00052-8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Among the major overseas tourism markets for Singapore (besides the neighbouring ASEAN countries), Japan is the second largest. The number of Japanese visitors to Singapore had increased from 0.38 million in 1985 to 0.84 million in 1998, an increase of almost 121 per cent. In terms of the share of Japanese tourists in the domestic tourism market, it had only increased from 12.4 to 13.5 per cent. To attract more Japanese visitors, it helps to have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pattern of Japanese tourist arrivals so that different promotion strategies can be devised and implemented.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d the pattern of arrivals by focusing on seasonal indic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seasonal indices of Japanese tourist arrivals are stable over time. Policy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 were also discussed.
[8]	King B, Dwyer L, Prideaux B.An evaluation of unethical business practices in Australia's China inbound tourism marke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2006, 8(2): 127-142.https://doi.org/10.1002/jtr.563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prevalence of unethical practices within the business sector operating in the China-to-Australia tourism market. The range and nature of the practices are outlin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structure of outbound operations in China and inbound operations in Australia, taking account of the roles of the respective governments. The prospective impact of the practices on the gr...
[9]	Li Qi, Sun Gennian, Han Yafen.Matrix analysis of inbound tourism resources and location attraction of 31 provinces of china. Journal of Arid Land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8, 22(5): 101-106.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7578.2008.05.020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旅游资源及景点吸引力是游客前来旅游内在的直接驱动力,而交通区位及可达性是影响游客到访重要的外部因素。本文利用2004年我国A级景点资源和交通运输统计数据,综合测定了我国31个省区的旅游资源吸引力和区位可达性指数,分析了入境旅游市场占有率和景点资源丰度及区位可达性的关系。结果显示:各省区的景点资源吸引力、区位可达性与客流量市场占有率、旅游收入市场占有率呈明显的正相关性。其中,A级景点资源丰度与客流量市场占有率、旅游收入市场占有率的边际弹性分别为0.022和0.019,区位可达性指数的边际弹性系数分别为0.035和0.056,区位可达性的边际弹性大于景点资源丰度。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景点资源吸引力与区位可达性二维组合矩阵,将我国31个省区入境旅游业的发展划分为3种类型:即资源驱动型、区位驱动型和资源区位共同驱动型。 [李琦, 孙根年, 韩亚芬. 中国省际入境旅游资源吸引力与区位可达性的矩阵分析 . 干旱区资源与环境, 2008, 22(5): 101-106.]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7578.2008.05.020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旅游资源及景点吸引力是游客前来旅游内在的直接驱动力,而交通区位及可达性是影响游客到访重要的外部因素。本文利用2004年我国A级景点资源和交通运输统计数据,综合测定了我国31个省区的旅游资源吸引力和区位可达性指数,分析了入境旅游市场占有率和景点资源丰度及区位可达性的关系。结果显示:各省区的景点资源吸引力、区位可达性与客流量市场占有率、旅游收入市场占有率呈明显的正相关性。其中,A级景点资源丰度与客流量市场占有率、旅游收入市场占有率的边际弹性分别为0.022和0.019,区位可达性指数的边际弹性系数分别为0.035和0.056,区位可达性的边际弹性大于景点资源丰度。在此基础上构建了景点资源吸引力与区位可达性二维组合矩阵,将我国31个省区入境旅游业的发展划分为3种类型:即资源驱动型、区位驱动型和资源区位共同驱动型。
[10]	Li Jingyi, Sun Gennian.Tourism market competition model in China and its application. Resources Science, 2002, 24(6): 91-96.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市场经济体制下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制定，必须以准确的市场分析与把握为前提。以入境旅游业也即为基础，依据市场占有率和增长的双指标组合，构建出一个综合反应旅游市场竞争态及其转移的模型，据此将区域旅游市场划分为明星市场、金牛市场、幼童市场和瘦狗市场4种类型，为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市场分析方法。作为实际应用，依据该模型对20世纪末中国入境旅游境外客源市场和内部目的地市场进行了定量划分与分析，为新世纪我国入境旅游资源的市场开拓战略提供了新的依据。 [李景宜, 孙根年. 旅游市场竞争态模型及其应用研究 . 资源科学, 2002, 24(6): 91-96.]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市场经济体制下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的制定，必须以准确的市场分析与把握为前提。以入境旅游业也即为基础，依据市场占有率和增长的双指标组合，构建出一个综合反应旅游市场竞争态及其转移的模型，据此将区域旅游市场划分为明星市场、金牛市场、幼童市场和瘦狗市场4种类型，为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市场分析方法。作为实际应用，依据该模型对20世纪末中国入境旅游境外客源市场和内部目的地市场进行了定量划分与分析，为新世纪我国入境旅游资源的市场开拓战略提供了新的依据。
[11]	Ma Yaofeng, Liang Wangbing.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U.S. visiting-China market based on preference scale. Tourism Tribune, 2005, 20(1): 35-38.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05.01.007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本文引入亲景度的概念，利用亲景度指标，以美国游客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不同年度美国游客旅华的人数，分析了美国游客对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昆明、桂林六大热点城市的亲景度，揭示了美国游客在进行旅游目的地选择方面的偏好程度，提出了深层次开发美国客源市场的对策，从 [马耀峰, 梁旺兵. 基于亲景度的美国旅华市场拓展研究: 以我国六大旅游热点城市为例 . 旅游学刊, 2005, 20(1): 35-38.]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05.01.007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本文引入亲景度的概念，利用亲景度指标，以美国游客作为研究对象，根据不同年度美国游客旅华的人数，分析了美国游客对北京、上海、广州、西安、昆明、桂林六大热点城市的亲景度，揭示了美国游客在进行旅游目的地选择方面的偏好程度，提出了深层次开发美国客源市场的对策，从
[12]	Wu Jinfeng, Pan Xuli.Characteristic of Beijing and Shanghai inbound tourists flow network.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ca, 2010, 30(3): 370-376.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应用社会网络理论和方法,对京沪入境旅游流网络的整体型态特征和个体结构位置特征进行定量研究。结果显示,由11个城市节点和24条流向关系组成的大型京沪入境旅游流网络密度为0.218,程度中心势为0.400,其中包含了3组不少于3个节点的1-派系和2组不少于5个节点的2-派系;由14个城市节点和46条流向关系组成的小型京沪入境旅游流网络密度为0.253,程度中心势为0.566,其中包含了1组不少于4个节点的1-派系和2组不少于6个节点的2-派系。以上结果说明,京沪入境旅游流网络密度低、中心势高、派系交叉性显著;京沪入境旅游流网络节点层次分化严重,核心节点突出,边缘节点明显;京沪入境旅游流网络中存在明显派系。得到两点启示：国家应采取切实措施引导入境旅游流在国内旅游城市之间合理流动,避免入境旅游流过于集中在某些城市;旅游城市应了解其在全国入境旅游流网络中的位置,一方面应积极地与核心城市建立良好的入境旅游关系,另一方面应争取进入旅游城市组合,联合开发旅游产品,共同开展市场营销。 [吴晋峰, 潘旭莉. 京沪入境旅游流网络结构特征分析 . 地理科学, 2010, 30(3): 370-376.]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应用社会网络理论和方法,对京沪入境旅游流网络的整体型态特征和个体结构位置特征进行定量研究。结果显示,由11个城市节点和24条流向关系组成的大型京沪入境旅游流网络密度为0.218,程度中心势为0.400,其中包含了3组不少于3个节点的1-派系和2组不少于5个节点的2-派系;由14个城市节点和46条流向关系组成的小型京沪入境旅游流网络密度为0.253,程度中心势为0.566,其中包含了1组不少于4个节点的1-派系和2组不少于6个节点的2-派系。以上结果说明,京沪入境旅游流网络密度低、中心势高、派系交叉性显著;京沪入境旅游流网络节点层次分化严重,核心节点突出,边缘节点明显;京沪入境旅游流网络中存在明显派系。得到两点启示：国家应采取切实措施引导入境旅游流在国内旅游城市之间合理流动,避免入境旅游流过于集中在某些城市;旅游城市应了解其在全国入境旅游流网络中的位置,一方面应积极地与核心城市建立良好的入境旅游关系,另一方面应争取进入旅游城市组合,联合开发旅游产品,共同开展市场营销。
[13]	Zhou Caiping. An analysis of tourist structure in the inbound tourism market based on SSM method: Taking Zhejia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2008, 23(1): 46-51.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08.01.013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转移－份额分析法（简称SSM）是考察区域经济结构极其重要的一种方法。客源市场结构变化是旅游目的地发展战略制定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在2001年至2006年几年采集的相关数据基础上，采用SSM分析手段，发现浙江入境的客源市场中，日、美、马、新、泰等国家结构份额比较稳定，韩 [周彩屏. 基于SSM方法的入境旅游市场客源结构分析: 以浙江省为例 . 旅游学刊, 2008, 23(1): 46-51.]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08.01.013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转移－份额分析法（简称SSM）是考察区域经济结构极其重要的一种方法。客源市场结构变化是旅游目的地发展战略制定的主要影响因素。本文在2001年至2006年几年采集的相关数据基础上，采用SSM分析手段，发现浙江入境的客源市场中，日、美、马、新、泰等国家结构份额比较稳定，韩
[14]	Qu H, Lam S.A travel demand model for Mainland Chinese tourists to Hong Kong. Tourism Management, 1997, 18(8): 593-597.URL [本文引用: 1]
[15]	Law R, Au N.A neural network model to forecast Japanese demand for travel to Hong Kong. Tourism Management, 1999, 20(1): 89-97.https://doi.org/10.1016/S0261-5177(98)00094-6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Apart from simple guesswork, time-series and regression techniques have largely dominated forecasting models for international tourism demand. This paper presents a new approach that uses a supervised feed-forward neural network model to forecast Japanese tourist arrivals in Hong Kong. The input layer of the neural network contains six nodes: Service Price, Average Hotel Rate, Foreign Exchange Rate, Population, Marketing Expenses, and Gross Domestic Expenditure. The single node in the output layer of the neural network represents the Japanese demand for travel to Hong Kong. Officially published annual data in the period of 1967 to 1996 were used to build the neural network. Estimated Japanese arrivals were compared with actual published Japanese arrivals.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using the neural network model to forecast Japanese arrivals outperforms multiple regression, na谋虉ve, moving average, and exponent smoothing.
[16]	Wang Jiejie, Sun Gennian, Shu Jingjing.The impact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nd crisis events on the interactive tourism flows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Tourism Tribune, 2009, 23(5): 12-19.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09.05.007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本文依据1985—2007年相关数据，分析了中美关系及危机事件对两国旅游流互动的影响，将客流量统计值、环比增长率和占出境旅游比例分别与本底趋势线、I型理想曲线和Ⅱ型理想曲线作比较，发现当中美关系危机事件爆发时，在入境客流量统计值、环比增长率和占出境旅游比例上形成明显的“凹形谷”。本文采用3条理想曲线为参照系，定量分析了7次危机事件对两国旅游流互动的影响，为探索国际关系及危机事件对出入境旅游的影响提供典型案例。 [王洁洁, 孙根年, 舒镜镜. 20年来中美关系及危机事件对旅游流双向互动的影响 . 旅游学刊, 2009, 23(5): 12-19.]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09.05.007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本文依据1985—2007年相关数据，分析了中美关系及危机事件对两国旅游流互动的影响，将客流量统计值、环比增长率和占出境旅游比例分别与本底趋势线、I型理想曲线和Ⅱ型理想曲线作比较，发现当中美关系危机事件爆发时，在入境客流量统计值、环比增长率和占出境旅游比例上形成明显的“凹形谷”。本文采用3条理想曲线为参照系，定量分析了7次危机事件对两国旅游流互动的影响，为探索国际关系及危机事件对出入境旅游的影响提供典型案例。
[17]	Guo Anxi, Huang Fucai.Study on the competition state and preference scale of Hong Kong's inbound tourism market. Areal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12, 31(1): 104-109.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12.01.022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以2006年为界将2004&mdash;2009年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对比分析发现，香港入境旅游客源市场主要集聚在幼童市场和瘦狗市场，分布于明星市场和金牛市场的很少。市场竞争态转移表现为幼童市场向瘦狗市场回落，金牛市场朝瘦狗市场退缩。市场竞争态呈现逐渐衰退的迹象。亲景度除韩国和澳门外，其余主要客源市场均属于亲景市场，在空间上变动相对平稳，在时间上均值降幅不大。将竞争态与亲景度进行联合分析，显示亲景度与市场占有率的相关性更大，据此可将入境旅游客源市场聚为4类。 [郭安禧, 黄福才. 香港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竞争态与亲景度研究 .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12, 31(1): 104-109.]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3-2363.2012.01.022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以2006年为界将2004&mdash;2009年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对比分析发现，香港入境旅游客源市场主要集聚在幼童市场和瘦狗市场，分布于明星市场和金牛市场的很少。市场竞争态转移表现为幼童市场向瘦狗市场回落，金牛市场朝瘦狗市场退缩。市场竞争态呈现逐渐衰退的迹象。亲景度除韩国和澳门外，其余主要客源市场均属于亲景市场，在空间上变动相对平稳，在时间上均值降幅不大。将竞争态与亲景度进行联合分析，显示亲景度与市场占有率的相关性更大，据此可将入境旅游客源市场聚为4类。
[18]	Hooper J.A destination too far? Modelling destination accessibility and distance decay in tourism. GeoJournal, 2015, 80(1): 33-46.https://doi.org/10.1007/s10708-014-9536-z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Distance and price have frequently been identified as the major factors affecting tourists' decision-making process. These factors have long been common themes in economic geography, defining theories of loc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and demonstrates how a modified Von Th眉nen Location Rent Model can be applied to a destination's tourist origin patterns, replacing the concept of location rent wi...
[19]	Wu Bihu, Tang Junya, Huang Anmin, et al.A study on destination choice behavior of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1997, 52(2): 97-103.https://doi.org/10.11821/xb199702001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根据在上海、西安、成都、长春获得的共３３９４份问卷的信息处理和分析，得到中国城市居民关于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４条基本规律。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又从旅游者个体特征角度，讨论了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因子与目的地选择之间的相关关系。 [吴必虎, 唐俊雅, 黄安民, 等. 中国城市居民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研究 . 地理学报, 1997, 52(2): 97-103.]https://doi.org/10.11821/xb199702001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根据在上海、西安、成都、长春获得的共３３９４份问卷的信息处理和分析，得到中国城市居民关于旅游目的地选择行为的４条基本规律。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作者又从旅游者个体特征角度，讨论了性别、年龄、职业、受教育程度等因子与目的地选择之间的相关关系。
[20]	Luo J D, Yeh Y C.Neither collectivism nor individualism: Trust in the Chinese Guanxi Circle. Journal of Trust Research, 2012, 2(1): 53-70.URL [本文引用: 1]
[21]	Granovetter M S.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6): 1360-1380.URL [本文引用: 1]
[22]	Goffman E.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nchor, 1959.URL [本文引用: 1]
[23]	Fei H T.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本文引用: 1]
[24]	Yang K S.Chinese social orientation: From the social interaction perspective. Chinese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1992: 87-142. [本文引用: 1]
[25]	Luo Jiade.Guanxi and circles: Social networks in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2, 9(2): 165-171, 178.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884X.2012.02.002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p>中国人长于创业，格兰诺维特认为创业者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要平衡耦合与脱耦，也就是关系结构要可紧可疏，关系范围要可伸可缩，这样才能一方面寻找机会，又有足够强的动员能力掌握机会。圈子现象可用于解释为什么中国人长于平衡耦合与脱耦。小圈子往往是一个人动员其人脉中的家人与熟人关系组成的小团体，因为熟人关系是人情交换关系，可以有较大的弹性，同时熟人可以从认识的圈外人发展而来，所以使得圈子的边界不封闭，圈子也因此增加了弹性。这样的弹性使得中国人的个人网关系结构可伸可缩，可紧可密。</p> [罗家德. 关系与圈子: 中国人工作场域中的圈子现象 . 管理学报, 2012, 9(2): 165-171, 178.]https://doi.org/10.3969/j.issn.1672-884X.2012.02.002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p>中国人长于创业，格兰诺维特认为创业者的一项重要职能就是要平衡耦合与脱耦，也就是关系结构要可紧可疏，关系范围要可伸可缩，这样才能一方面寻找机会，又有足够强的动员能力掌握机会。圈子现象可用于解释为什么中国人长于平衡耦合与脱耦。小圈子往往是一个人动员其人脉中的家人与熟人关系组成的小团体，因为熟人关系是人情交换关系，可以有较大的弹性，同时熟人可以从认识的圈外人发展而来，所以使得圈子的边界不封闭，圈子也因此增加了弹性。这样的弹性使得中国人的个人网关系结构可伸可缩，可紧可密。</p>
[26]	Immigration Department.2014 Annual Report. Hong Kong: The Government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on Region, 2014. [本文引用: 1] [入境事务处. 2014年度年报. 香港: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2014.] [本文引用: 1]
[27]	Yang K S.Chinese social orientation: An integrative analysis. Chinese Societies and Mental Health, 1995, 21(3): 19-39. [本文引用: 1]
[28]	Sun Gennian, Zhang Yu, Xue Jia.Scenery attraction, location accessibility and trade connection: Three factors and their influences on destination choice of Japanese tourist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1, 30(6): 1032-1043.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外国游客入境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本文从宏观视角出发,分别选取了旅游资源丰度、交通区位指数和贸易联系度三大因素,在广泛市场调查和总结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入境游客目的地选择的三因素假设,即:旅游景点择高、空间距离择近和经济联系择富。并以日本游客入境中国旅游地域分布为例,系统收集整理了日本游客在中国31个省区的分布及各省区旅游资源丰度、交通区位指数和对日贸易联系度等数据,分析了游客到访率与上述3个因素的关系。结果显示:区位指数、贸易联系度对日本游客到访率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三大因素的综合解释率高达97%以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入境游客地域分布和目的地选择的宏观规律。 [孙根年, 张毓, 薛佳. 资源—区位—贸易三大因素对日本游客入境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 地理研究, 2011, 30(6): 1032-1043.]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外国游客入境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本文从宏观视角出发,分别选取了旅游资源丰度、交通区位指数和贸易联系度三大因素,在广泛市场调查和总结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了入境游客目的地选择的三因素假设,即:旅游景点择高、空间距离择近和经济联系择富。并以日本游客入境中国旅游地域分布为例,系统收集整理了日本游客在中国31个省区的分布及各省区旅游资源丰度、交通区位指数和对日贸易联系度等数据,分析了游客到访率与上述3个因素的关系。结果显示:区位指数、贸易联系度对日本游客到访率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三大因素的综合解释率高达97%以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入境游客地域分布和目的地选择的宏观规律。
[29]	Karaman A S.The pernicious impact of visa restrictions on inbound tourism: The case of Turkey. Turkish Studies, 2016, 15(4): 1-23.https://doi.org/10.1080/14683849.2016.1170602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ABSTRACTVisa policies have been important instruments of control for the movement of people and what they effectuate depends on their character. They impede the flow of people when they are restrictive; they facilitate the entry and admission of people when they are liberal. Turkey has been using visa policies liberally for long to stimulate tourism growth. In this paper, the log-linearized version of gravity-type models is used to analyze Turkey鈥檚 tourism demand relating inbound travel to visa requirements, macroeconomic variables, distance and regional contiguity. The countries are segmented into clusters according to travel freedom their citizens enjoy using the Henley & Partners Visa Restrictions Index by employing the two-step cluster analysis. It is found that the visa restrictions imposed on a country has a detrimental impact of 29 percent on average on inward mobility and this impact is on the higher side for countries with almost visa-free travel.
[30]	Mei L.Tourism demand forecasting by improved SVR mode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 and E-servi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5, 8(5): 403-412.URL
[31]	Yew C P.Hong Kong's institutional incongruities and its tourism policy. Asia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2015, 4(3): 312-329.https://doi.org/10.1108/AEDS-11-2014-0056URL摘要 Purpose – With a focus on Hong Kong tourism policy,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ai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conundrum in addressing society’s concerns and controversies over the massive influx of mainland tourists in recent years.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 This paper adopts the approach of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in which the notion of structural-power takes centre stage. It outlines some notable trends in Hong Kong’s tourist arrivals and highlights some of the controversies that have arisen before delving into how existing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key actors have shaped Hong Kong’s tourism policy amid the city’s shifting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texts. Findings – The prevalence of business interests and the ideology of economism largely explai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s stasis in tackling the problems stemming from the large inflow of mainland visitors.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in the post-handover period have further empowered the business class, giving it an edge o...
[32]	Aitchison C, MacLeod N E, Macleod N E, et al. Leisure and Tourism Landscapes: Social and Cultural Geographies. London: Routledge, 2014.URL
[33]	Dwyer L, Forsyth P, Spurr R, et al.Economic impacts of a carbon tax on the Australian tourism industry.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3, 52(2): 143-155.URL [本文引用: 1]
[34]	Zhang Huide.On the administration on mainland citizens traveling to and from Hong Kong and Macao. Journal of Poltical Science and Law, 2012, 29(4): 94-100.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内地公民往来港澳地区管理是我国出入境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其管理制度也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产生变化,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往来港澳管理有其特点和存在许多问题,应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张惠德. 内地公民往来港澳管理考量 . 政法学刊, 2012, 29(4): 94-100.]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内地公民往来港澳地区管理是我国出入境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其管理制度也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产生变化,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往来港澳管理有其特点和存在许多问题,应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35]	Raco M, Street E.Resilience planning, economic change and the politics of post-recession development in London and Hong Kong. Urban Studies, 2012, 49(5): 1065-1087.https://doi.org/10.1177/0042098011415716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For much of the 1990s and 2000s, the emphasis of urban policy in many global cities was on managing and mitigating th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rapid economic growth. The credit crunch of 2008 and the subsequent recession have undermined some of the core assumptions on which such policies were based. It is in this context that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planning has taken on a new significance. Drawing on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London and Hong Kong, the paper shows how resilience and recovery planning has become a key area of political debate. It examines what is meant by conservative and radical interpretations of resilience and how conservative views have come to dominate ‘recovery’ thinking, with élite groups unwilling to accept the limits to the neo-liberal orthodoxies that helped to precipitate the economic crisi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implications of such thinking for the politics of urban development.
[36]	Hsiao C, Steve Ching H, Ki Wan S.A panel data approach for program evaluation: Measuring the benefits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Hong kong with mainland China.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etrics, 2012, 27(5): 705-740.https://doi.org/10.1002/jae.1230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We propose a simple-to-implement panel data method to evaluate the impacts of social policy. The basic idea is to exploit the dependence among cross-sectional units to construct the counterfactuals. The cross-sectional correlations are attributed to the presence of some (unobserved) common factors. However, instead of trying to estimate the unobserved factors, we propose to use observed data. We use a panel of 24 countries to evaluate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Hong Kong with mainland China. We find that the political integration hardly had any impact on the growth of the Hong Kong economy. However, the economic integration has raised Hong Kong's annual real GDP by about 4%. Copyright (c) 2011 John Wiley & Sons, Ltd.
[37]	Dai Bin, Jiang Yiyi, Yang Liqiong, et al.Stage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cy choices of China's outbound tourism development. Tourism Tribune, 2013, 28(1): 39-45.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3.01.004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p>近年来，我国出境旅游增长快速，旅游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引发政府与学界关于出境旅游发展是否超前的争议。对我国出境旅游发展状况及其影响的认识，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它将影响新时期旅游产业政策导向。文章对中国出境旅游的客源产出、空间流向、市场规模以及消费结构进行了全面而理性的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处于与国情相适应的初步阶段，宜采取有序引导和相机抉择的市场政策。</p> [戴斌, 蒋依依, 杨丽琼, 等. 中国出境旅游发展的阶段特征与政策选择 . 旅游学刊, 2013, 28(1): 39-45.]https://doi.org/10.3969/j.issn.1002-5006.2013.01.004URLMagsci [本文引用: 1]摘要 <p>近年来，我国出境旅游增长快速，旅游服务贸易逆差持续扩大，引发政府与学界关于出境旅游发展是否超前的争议。对我国出境旅游发展状况及其影响的认识，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它将影响新时期旅游产业政策导向。文章对中国出境旅游的客源产出、空间流向、市场规模以及消费结构进行了全面而理性的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处于与国情相适应的初步阶段，宜采取有序引导和相机抉择的市场政策。</p>
[38]	Chan M K, Young J D.Precarious Balance: Hong Kong between China and Britain, 1842-1992. London: Routledge, 2015.https://doi.org/10.2307/2950199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Under foreign colonial rule, The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passed a Registration Ordinanceon Au- gust 21, 1844, intended to control the Chinese population and to and this legislationrequired the registration of all inhabitants and imposed an annual poll tax of HK$5 on
[39]	Li S N, Song H.Economic impacts of visa restrictions on tourism: A case of two events in China.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3, 43(5): 251-271.https://doi.org/10.1016/j.annals.2013.07.007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Increasing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evaluate the impacts of large scale events on tourism demand. For providing policy suggestions, it should consider the economic impact of both events themselves and other factors. 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visa restrictions on tourism as a result of the 1989 Tian鈥檃n Men Square Incident and the 2008 Beijing Olympic Games by using an innovative combination of econometric and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CGE) mod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both events generated economic losses. The unexpected negative economic impact of the Beijing Olympics seems attributable to visa restrictions. Suggestions for the alleviation of the negative impact of visa regulations are provided.
[40]	Chakravorty S, Chaturvedi S.Visas: How they work: An India-Bangladesh case study. Strategic Analysis, 2015, 39(3): 303-318.https://doi.org/10.1080/09700161.2015.1022322URL摘要 Sumit Chaturvedi is currently First Secretary (Consular &amp; Visa) in the High Commission of India at Dhaka, Bangladesh. The views expressed are the authors’ own.
[41]	Cheng K M.Tourism demand in Hong Kong: Income, prices, and visa restrictions.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2, 15(3): 167-181.https://doi.org/10.1080/13683500.2011.569011URLMagsci摘要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determinants of Hong Kong tourism demand for the top-three major tourist arrival countries, namely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Japan, with an error correction model.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will examine the effects of relaxing the visa requirement, the launch of the Individual Visit Scheme (IVS), for Mainland Chinese tourists in 2003.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ourists are income-elastic and consider international tourism to be a luxury good. Tourists are more sensitive to changes in the nominal exchange rate than to changes in the foreign pricing level. The positive effect of the launch of the IVS for Mainland Chinese tourists outweighs the adverse impact of the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 on tourism demand for Hong Kong.
[42]	Ji M, Li M, King B.The Impacts of China's new free-trade zones on Hong Kong tourism.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5, 4(4): 203-205.https://doi.org/10.1016/j.jdmm.2015.08.001URL [本文引用: 1]摘要 In the face of an increasingly integrated global econom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progressively upgraded the country's so-called free-trade zones (FTZs) to attract greater foreign investment. Whil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ourism development is widely acknowledged, the impacts of the former on the latter have rarely been quantified. This Regional Spotlight discusses the impacts of the Shanghai FTZ on tourism in Hong Kong. The micro-level impacts on tourism are considered in the macro-context of FTZ developments. The authors suggest that Hong Kong should seek closer integration within Chinese developments, diversify its current tourism products and exploit its tourism-related expertize in areas that suppor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FTZ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