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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发展研究进展与启示

本站小编 Free考研考试/2021-12-29
朱冬芳,1,2, 钟林生,1,2, 虞虎1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2.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 100049

Research progres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arks and implications

ZHU Dongfang,1,2, ZHONG Linsheng,1,2, YU Hu1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通讯作者: 钟林生,男,江西于都人,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生态旅游与保护地管理。E-mail: zhongls@igsnrr.ac.cn

收稿日期:2020-05-20修回日期:2021-06-20
基金资助: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项目(2019QZKK0401)
中国科学院A类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XDA20020302)
中国科学院、青海省三江源国家公园联合研究专项(LHZX-2020-05)


Received:2020-05-20Revised:2021-06-2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朱冬芳,女,安徽庐江人,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旅游地理、国家公园。E-mail: zhudf.19b@igsnrr.ac.cn





摘要
社区是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为基础数据库,对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领域的文献进行系统分析和重点凝练,评论现有研究主题、核心内容和主要经验,并提出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框架。结果表明：①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可划分为萌芽阶段（1990年以前）、起步阶段（1991—1999年）和快速发展阶段（2000—2019年）;②研究成果集中在国家公园社区感知与态度的影响因素、社区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国家公园社区冲突与协调、国家公园社区管理模式4个方面。鉴于中国国家公园体系的类型多样化、地域多样化、经济发展阶段多样化等基本国情,本文认为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要围绕人地关系矛盾的突出问题,重点研究社区对国家公园建设的认知与态度、国家公园社区参与模式与机制、国家公园社区的类型识别与可持续动力路径、国家公园社区管理与调控策略,在研究方法上进行集成和优化,以形成对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可持续发展有益的研究体系。
关键词： 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社区态度;生态旅游;社区冲突;社区管理;研究框架

Abstract
Community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park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Web of Science Core Collection database, this study conducted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literature on national park community research as well as its key content, and put forward a research framework of national park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research on the communit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arks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embryonic stage (before 1990), the initial stage (1991-1999),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since 2000). Furthermore, the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four aspects, includ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ty perception and attitude, ecotourism development and community,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between communities and parks, as well as community management mode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versification of national park types, geographic typ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tages, research on national park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China should focus on the prominent problems of conflict between human and land. Lessons should be drawn from research on national park community, and the key issues should focus on the cognition and attitude towards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park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models and mechanism of national parks, identification of the types of national park community and their sustainability drivers and paths, and the management as well as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national park community.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earch methods should be integrated and optimized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system of 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national parks.
Keywords：national parks;community development;community attitude;ecological tourism;community conflict;community management;research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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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朱冬芳, 钟林生, 虞虎. 社区发展研究进展与启示[J]. 资源科学, 2021, 43(9): 1903-1917 doi:10.18402/resci.2021.09.15
ZHU Dongfang, ZHONG Linsheng, YU Hu. Research progres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arks and implications[J]. RESOURCES SCIENCE, 2021, 43(9): 1903-1917 doi:10.18402/resci.2021.09.15


1 引言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重大改革任务[1]。国家公园建设能够给社区带来诸多收益,如优化生计资源结构[2,3,4]、增加教育与游憩机会[5],提供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收入[6],改善社区基础设施[7]等。但是,如果过度保护和实施措施不合理,也会导致社区持消极态度和发展滞后。因此,处理好国家公园与社区之间的关系,保障社区居民的需求和发展权益,是中国国家公园建设与成功运营的关键。系统总结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的内容和进展,对于支撑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可持续发展及研究具有积极作用。

国家公园发展始终面临着平衡“人”和“地”关系的问题。全世界约有50%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是建立在原住民的土地之上[8],在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的5000多个国家公园之中,多数不同程度上遇到了社区可持续发展的问题[9]。在国家公园建立之初,由于受绝对保护主义思想的影响,国家公园往往采取“隔离保护”的方式,人为地割裂了国家公园与社区之间的联系,造成国家公园保护与社区发展之间的矛盾[10]。随着开放合作、合作管理等思想的发展,各国开始重视国家公园及周边社区居民的居住、土地、生计问题,尊重当地社区的传统文化,尝试通过公园立法、“社区参与”和“社区共管”等管理模式创新,积极引导社区参与到国家公园的建设与管理之中[11]。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发展面临着社区人口基数大、经济发展水平低、自然资源依附性强、生计来源单一、土地权属复杂等系统性复杂问题,如何实现社区与国家公园的协调发展是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重点和难点。

鉴于此,本文对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成果开展系统分析,揭示该领域研究的总体特征、热点问题和重要议题,提出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的系统框架,以期为促进中国国家公园与社区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经验借鉴。

2 文献概况

本文以“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为基础数据库,以“标题=national park”和“主题=community”为检索条件,文献语言选择英语,文献类型限定在研究论文（Article）和综述（Review）,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共获得文献1647篇。本文辅以文献阅读法筛选出生态学、环境科学、休闲与旅游学、地理学、管理学等领域的高被引和高下载相关文献共计194篇,作为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内容的分析样本。

2.1 研究阶段特征

首先通过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进行分析,发现相关文献主要集中在生态学（占比31.55%）、环境科学（20.33%）、生物多样性保护（16.44%）;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90年代以后,相关文献数量不断增长,进入21世纪后,研究文献数量呈井喷式增长,2018年和2019年文献数量超过百篇（图1）。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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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文献年度分布情况

Figure 1Annual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national park community development



采用Citespace进行突现词检验分析（表1）,根据不同研究阶段的研究重点问题,将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划分为3个阶段：①萌芽阶段（1990年以前）。国家公园社区冲突与矛盾问题尚未凸显,研究文献数量较少,研究视角较为单一,主要集中在国家公园社区生活与生存状况的定性描述研究。由于研究成果少,Citespace未检验出突现词。②起步阶段（1991—1999年）。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视角和研究内容有所扩展,年均文献量保持在16篇左右,开始关注国家公园社区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关系、社区管理、社区感知与态度等,如澳大利亚卡卡杜国家公园等典型案例地的社区可持续发展问题;③快速发展阶段（2000—2019年）。研究文献数量增长迅速,年均发文量73篇,2018年达到115篇,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的土地利用、社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社区管理与治理等议题不断进入研究者视野,研究深度不断拓展。

Table 1
表1
表11967—2019年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突现词列表
Table 1List of burst words of research on national park community development, 1967-2019
注：黑色方块表示突现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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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热点

关键词出现频次能够反映出主题研究的热点,通过分析样本文献关键词（表2）,发现出现频率较高的有保护（conservation）、社区（communities）、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性（diversity、biodiversity）、管理（management）、保护区（protected areas）、森林（forest）、干扰（disturbance）、态度（attitudes）、影响（impacts）、旅游业和生态旅游业（tourism、ecotourism）、感知（perceptions）、冲突（conflict）等,研究内容主要围绕国家公园自然生态保护框架下的社区感知与参与、旅游业发展、社区冲突以及管理策略展开。

Table 2
表2
表2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高频度关键词
Table 2High-frequency keywords of research on national park community development
关键词出现频率最早出现年份关键词出现频率最早出现年份
conservation2981991national park422002
communities1941991rain-forest411997
diversity1881993tourism382002
biodiversity1881995people372006
management1471991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362006
community1391993forests361995
protected areas1291996perceptions342001
vegetation1281993conflict322005
forest1111998ecotourism322001
disturbance631992livelihood252012
wildlife562001land-use232017
attitudes541994governance232016
impacts502005local people212001
national parks501995benefits181997
growth501991participation1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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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方法

样本文献中定量研究文献占62.1%,定性研究文献占37.9%。其中,定量研究以问卷调查、半结构性访谈和统计分析为主,三者分别占比67.8%、11.1%、10%,主要用于研究社区在生计、冲突、利益与损失等方面的感知与态度;其他定量研究方法还包括RS、GIS、投入-产出模型、线性回归模型等。定性研究以非结构化访谈、田野调查和文本分析为主,占比分别为62.5%、28.1%、9.4%,主要用于描述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经验、国家公园管理中社区参与等问题。定性和定量研究结合的应用趋势在近年来表现得较为明显。

3 研究内容

3.1 国家公园社区感知与态度的影响因素

国家公园建设对社区的影响体现在正负两个方面,拥有不同发展背景的社区居民对于国家公园的感知与态度是多样化、复杂化的,充分了解影响社区感知和态度的因素,是缓解社区冲突、实行保护策略的前提和关键[12]。影响国家公园社区感知和态度的因素主要包括成本-收益、空间限制性和社会文化因素（表3）。

Table 3
表3
表3社区居民对国家公园感知与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Table 3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perception and attitude towards national parks
影响因素具体表现
成本-收益因素成本社区搬迁、流离失所;传统资源使用、生计活动的限制;野生动物的破坏;管理者的处罚;服务设施使用的限制
收益经济收益（发展生态旅游带来的收入）、非经济收益（生态系统服务、增加教育与游憩机会、野生动植物保护、增加就业、改善基础设施等）
空间限制性因素离国家公园的距离距离公园近,限制更严格,态度较为消极
社会文化因素性别、年龄通常与经济、社会、文化等其他因素相互作用
职业积极程度：非资源依赖型居民>资源依赖型居民
土地占有量积极程度：土地占有量多<土地占有量少
受教育水平社区态度通常与居民受教育程度呈正相关关系
其他因素文化习俗、地方依附性、公园管理制度、管理人员与社区的交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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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收益因素。社区通常会权衡国家公园建设中自身的成本付出与收益情况[13]。当国家公园建设给社区发展带来经济收入、就业机会、基础设施改善等有利影响时[5,6],社区感知的收益大于成本,倾向于持有积极、支持的态度。如Infield等[12]的研究发现,当社区从乌干达姆布罗湖国家公园保护项目中获得生计资源、就业机会时,其态度要比其他无收益的社区积极得多。如果国家公园一味保护野生动物而不在一定程度上加以限制,会引起社区居民不满[14],社区居民则表现出消极、否定的态度[15]。通过制度设计权衡社区利益共享机制、减少国家公园对社区的负面影响,是获得社区支持的重要途径。

空间限制性因素。从国家公园不同功能分区来看,距离核心保护区等关键保护区域越近,人与野生动物间的冲突表现得越明显,社区受到的限制越大,庄稼、牲畜乃至人身安全更容易受到野生动物的威胁,尤其是处于野生动物廊道内的居民,比外围地区的居民表现出更消极的态度[16];随着社区到国家公园距离的增加,社区居民倾向于保持积极态度,Arnberge[17]称之为“火山口效应”。Chaminuka[18]的研究发现,远离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的村庄,牲畜被劫掠的发生率较低。Karki等[19]认为,尼泊尔巴迪亚国家公园入口社区倾向于支持国家公园建设,因其可以获取更多的就业机会和资源收益。

社会文化因素。首先,社区居民的性别、年龄、职业、居住时间、财富状况、文化程度等人口社会学特征的差异,导致不同社区群体对国家公园建设持有差异化的感知和态度。如庄稼或牲畜遭受袭击时,女性对尼泊尔奇特旺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的态度要消极得多,主要与女性的恐惧、缺乏保护知识、社会分工与责任等有关[20];年轻人因在塞尔维亚塔拉国家公园旅游中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而比年长者的态度更加积极[21];从事土地种植、牲畜喂养等的居民,与其他非资源依赖型职业的居民相比,态度更为消极[22];拥有更多财富和牲畜的居民对森林保护持消极态度[23];Chen等[24]认为,教育水平是影响社区支持中国神农架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变量。其次,文化背景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如Robinson等[25]的研究显示,民族文化和社会传统差异引发社会分工、生计活动类型的差异,社区集体经历、社会规范、宗教和民俗等文化差异显著影响居民对澳大利亚卡卡杜国家公园野生动物的接受和忍耐态度。第三,地方依附性、地方感被认为是影响社区感知和态度的重要因素[26],社区的支持态度通常也与其在公园内或周边长时间居住有关[27]。最后,国家公园的资源管理制度、管理人员与社区的交往和信任关系等也会影响社区对国家公园建设的态度[28]。

由于一些影响因素的动态变化性,社区对于国家公园建设的感知和态度也会产生转变[29]。随着时间的推移,社区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社区对传统资源依赖性的降低、社区人口结构的变化、国家公园管理政策的改善,以及社区对国家公园自然、社会、文化、规章制度等知识的增长,都会影响社区感知和态度的变化[30]。如Gorner等[31]的研究发现,1998—2008年社区人口结构和职业结构的变化、公园管理政策的调整,显著提升了社区对捷克苏玛瓦国家公园的支持态度。因此,社区感知和态度的改善,往往需要正向因素的综合作用,而非单一因素能够决定[32]。

3.2 社区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

国家公园建设会引发社区搬迁、农业用地减少以及对传统资源利用的限制等问题,而通过生态旅游或游憩的方式在为公众提供自然生态享受、自然教育等福利的同时,还可以为社区提供替代性生计来源[33]。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作为支持国家公园的重要经济因素,是补偿当地社区发展经济收入、减少贫困的流行工具[34,35],有助于带动社区经济发展、增加社区就业、提高社区收入、改善道路和医疗等设施、改善教育机会、促进地方文化发展、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36,37],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社区对自然保护的抵触情绪[38]。社区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能够对生物多样性保护形成利益激励（图2）,从而成为世界上众多保护和发展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39]。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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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国家公园生态旅游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联系（资料根据文献[49]修改）

Figure 2Linkage between ecotourism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Modified from [49])



国家公园生态旅游给社区居民带来的收益存在较大差距,主要与其是否直接就业、参与程度、参与形式、参与部门等因素有关[40]。从事农业生产的社区居民的旅游获益较少,而出租住宿设施、从事导游服务、经营小商店以及手工艺品销售等服务活动获益较多[41]。直接参与者、主动参与者较间接参与者、被动参与者获益更多。旅游中的主动参与者往往被限定在年轻人、男性、文化水平较高者、居住在公园附近的居民、富裕者以及具有强大社交网络的人中,且带来的利益往往是货币形式的;被动参与者获得的利益往往是非货币式的,社区个体能够广泛享受这种利益[42]。如Ma等[43]的研究发现,中国大熊猫国家公园中参与生态旅游发展获益较多的居民集中在年轻人、高学历者。同时,国家公园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发展也存在不少问题,如Wondirad等[44]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在埃塞俄比亚贝尔山国家公园丁寿村,由于经济薄弱和“看门人”的存在,社区参与只是一种象征性的参与,存在不公平的利益分享;Zhou等[45]通过半结构访谈,发现中国普达措国家公园社区参与生态旅游发展程度较低。

社区参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需要有效的体制机制设计。旅游收入共享(Tourism Revenue Sharing,TRS)是保护野生动物、促进社区发展的重要战略,被广泛应用于剖析社区发展与生态旅游之间的互动关系。如Archabald等[46]发现,1995—1998年,乌干达3个国家公园的TRS帮助国家公园周边的3个社区建立了21所学校、4个诊所、1座桥梁和1条公路;Carius等[47]认为,TRS减轻了坦桑尼亚乔扎尼楚瓦卡湾国家公园土地利用冲突、缓解了社区对生态系统的压力。但TRS也存在结构性限制,如对福利的会费要求、社区参与有限、政策治理能力较低[48]。如果国家公园制度设计与分享机制不健全,社区从旅游发展中获取的经济获益和就业机会有限,从而造成收益不平衡[49],旅游收入流向富有阶层[50],加剧社区两极分化。Appiah-Opoku[51]的研究发现,加纳卡库姆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并未给社区带来预期效益;伴生的机动车化的旅游活动、游客增长、交通设施建设等带来干扰[52],对国家公园社区生态环境、农耕地流失等产生了负面影响[53]。

此外,自然教育也是国家公园的一项重要功能和任务[54]。在国家公园教育利用中,社区扮演着特殊角色,如Clayborn等[55]认为,国家公园社区既是实施教育项目的教育受众,也是教育服务者。社区参与教育合作,对于提升国家公园教育利用、研学旅行等的实施成效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3.3 国家公园社区冲突与协调

国家公园社区与野生动物保护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全球现象,在许多人类需求与野生动物需求重叠的功能区中时有发生[56];如食草动物对农作物的破坏、食肉动物对牲畜或人类的攻击等[57,58],这种冲突的根源在于人与动物对土地、水、食物等共有或有限资源的竞争和争夺[59]。野生动物的破坏行为给社区生计带来较大损失,如埃塞俄比亚塞米恩国家公园每年每户遭受狒狒破坏损失的农作物高达117±10 kg[58];在北美和日本的北海道,梅花鹿每年给农业和林业带来的经济损失分别达到8.5亿美元、0.5亿美元[4],但社区很少甚至得不到补偿。另一方面,社区的偷猎行为经常发生,如1998年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国家公园周边的偷猎者多达6万人[60],导致水牛、长颈鹿、黑斑羚等数量急剧下降[61];这种冲突在以农业活动为主的乡村地区、欠发达地区、社会动荡地区、国家公园缓冲区等地区出现的概率更高[62,63]。社区人口增长、野生动物栖息地丧失、禁猎政策、动荡、贫困等因素也会加剧两者之间的冲突[64,65,66,67,68,69]。

社区与国家公园管理之间的冲突原因在于保护野生动物、发展旅游业的目标大幅度限制自然资源采集、驱逐原住民等。国家公园管理制度对传统自然资源利用、居民进入公园权利的限制,常常也被认为是当地社区权利的丧失,导致社区传统福利的减少和冲突的增加,有****甚至将这种冲突称为“不流血的杀戮”[70]。如1982年,乌干达将4500个家庭从姆布罗湖国家公园驱赶出来,没有给予任何补偿。这一做法虽然对国家公园生物栖息地保护起到推动作用,但割裂了社区与原生经济、社会、制度联系,导致社区居民土地丧失、失业、无家可归、边缘化等[71],并且迫使社区居民转向寻求公园之外的资源、或者采用非法方式获得生产资料[72],加剧了社区与自然保护之间的冲突。如Lipto[73]认为,秘鲁瓦斯卡兰国家公园的旅游收入并没有用于社区道路等基础设施的维护、公园土地使用的限制等都引起了社区与公园管理机构的一系列冲突和矛盾。

缓解和解决国家公园社区冲突的途径包括自然环境教育、社区参与和赋权、生态旅游参与、可持续发展项目、生态补偿、传统文化复兴、共同管理、适应性管理、农业技术改进等。例如：①Hong等[33]认为,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旅游业是改善越南巴马国家公园社区居民生计、缓解社区冲突的重要途径之一;②调整国家公园边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矛盾,如越南吉仙国家公园通过重新界定国家公园边界,将人口密集的边缘地区移出国家公园范围,使社区内81%的居民不需要重新安置[74];③分区管理、建立缓冲区也是缓解社区压力的重要途径[75]。如日本国家公园的分区管理体制允许社区居民在二级特殊区和三级特殊区内开展农业、林业、渔业和旅游业活动,在普通区即缓冲区内从事生产生活活动得到强烈支持[76];瑞典Fulufjallet国家公园在公园周边设置缓冲区,用于开展资源利用活动,有效缓解了社区冲突[77]。

3.4 国家公园社区管理模式

国家公园社区管理模式经历了传统管理和协同管理两个阶段,其中协同管理模式包括共同管理模式和合作管理模式（表4）。传统管理模式表现为“人-园隔离”的管理方式,强调“野生动物权利优先于人类利益”,保护被视为政府职责[78],禁止社区参与决策与利益共享,有****将其称为“围栏和罚款”式（Fence-and-fine Approach）、“堡垒式”（Fortress Approach）的管理方式[79]。基于荒野思想的传统管理模式对保护自然资源确实具有重要作用,但是也导致了官僚主义的低效率,社区的怨恨与不满,社区偷猎、伐木、故意破坏等行为的发生[80,81]。

Table 4
表4
表4国家公园社区管理模式类别
Table 4Community-related national park management models
社区管理模式主要特征
传统管理模式
（Traditional conservation）		①管理机构：单一机构、单一责任,保护被视为政府责任;②管理方式：自上而下;③主要内容：野生动物权利优先于人类利益、社区无权进入公园、社区被隔离在公园之外;管理者与居民之间的关系是监督与被监督、惩罚与被惩罚关系;④代表性案例：美国黄石国家公园早期采用该模式
共同管理模式
（Co- management）		社区参与
管理
①管理机构：双重机构,政府为主,社区参与决策过程;②管理方式：自下而上;③主要内容：社区赋权、提升社区福利、强调居民参与;政府与社区居民相互信任;④代表性案例：越南巴赫马国家公园、日本日光国家公园、瑞典Fulufjallet国家公园、尼泊尔萨加玛塔国家公园、尼泊尔蓝塘国家公园等
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①管理机构：双重机构,社区为基础的管理机构,与政府共同管理;②管理方式：自下而上;③主要内容：权利下放至社区、实行社区保护策略、社区管理机构的建设、社区对资源的可持续使用、寻求保护与减贫间的平衡、政府与社区居民相互信任;④代表性案例：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国家公园、越南吉仙国家公园、尼泊尔奇特旺国家公园、印度尼西亚罗瑞林都国家公园、菲律宾伊格里特·巴科国家公园等
合作管理模式
（Co-operative
management）		协作式管理①管理机构：多重管理机构,包括社区、市政、区域和传统当局等多个利益相关者;②管理方式：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③主要内容：社区被视为当地重要的利益相关者、注重提高社区应对未来挑战的能力和组织技能;④代表性案例：加拿大奥尤特克国家公园、新西兰尤瑞瓦拉国家公园等
伙伴制①管理机构：多重管理机构,包括社区、市政、区域和传统当局等多个利益相关者;②管理方式：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③主要内容：强调生态保护与居民社会经济需求之间的协调性,地方社区的社会经济成为保护工作的一部分;伙伴制管理模式主要适用于国家遗产区和遗产廊道区;④代表性案例：英国苏格兰凯恩戈姆斯国家公园、美国阿拉伯山国家遗产区域、美国基维诺国家历史公园等
契约制①管理机构：多重管理机构,包括社区、市政、区域和传统当局等多个利益相关者;②管理方式：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③主要内容：制定联合管理协议,土地所有权永远属于由社区组建的公有财产协会、社区保留土地的使用权;④代表性案例：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南非里奇特斯费尔德国家公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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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开始,传统管理模式逐渐受到学界的批判,国家公园共同管理逐渐取代传统管理模式,成为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的新范式。共同管理强调自下而上的管理方式,强调资源使用者（社区）与管理者之间进行对话和权利共享[82]。其建立基础为：社区意识到保护的重要性、社区能够从保护中获得利益、管理人员必须详细了解社区的生计和文化需求等[83]。共同管理模式主要包括社区参与管理、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两种。①社区参与管理（Community Participation）是在参与者之间建立授权、公平、信任和学习机制,强调全面的利益相关者代表、明确的目标、将地方知识纳入政府管理中[84]。通常建立在当地经验与知识基础之上,并充分考虑社区生计需求[85]。有效的社区参与管理能够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减少冲突和贫困、获得经济收益、提高管理效率[86,87]。目前,社区参与管理存在诸多障碍,如社区与政府缺乏互动与交流、决策权受到限制、对社区参与缺乏共同的理解等[88]。Wang[89]的研究认为,中国《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中虽然提出“建立社区共同管理机制”,但这可能会损害而不是服务当地社区的利益,可能导致当地社区的边缘化。②以社区为基础的管理（Community-based Management,CBA）作为一种自下而上、民主化的共同管理模式,目前全球受到广泛欢迎。CBA涉及到自然资源的治理,以及如何让社区参与资源获取和共享,强调对社区需求的了解,在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如Jones[90]的研究发现,社区林业机构为尼泊尔奇特旺国家公园社区资源获取与分配发挥着重要作用;Kiffner等[91]认为,CBA能够有效促进坦桑尼亚国家公园哺乳动物的丰富性和密度;但也有****认为,这种权力下放支持了地方精英的政治经济权威,加剧种族分化和土著民族边缘化[92]。

国家公园合作管理模式（Co-management,简称为COM）包括协作式管理（Co-operative Management）、伙伴制国家公园（Partnership National Parks）、契约制国家公园（Contractual National Parks）,实质是一种基于利益相关者协商而形成的更有效、更公平的合作关系制管理模式。典型做法是建立包括社区、市政、区域和传统当局在内的管理委员会或理事会[93]。管理委员会或理事会每月举行讨论会,议题集中在社区卫生、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94],强调所有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协调、共同责任和平等伙伴关系的重要性[26]。协作式管理通过权衡各方成本和收益,以协商管理特定领域和资源的权力和责任。如尼泊尔国家公园协作管理被纳入法律范畴,并充分考虑社区的生计和文化遗产,已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93];伙伴制国家公园主要是受战后权利共享、赋权、协作等思想,以及20世纪70、80年代绿地公园运动的影响而产生的,在该模式中国家公园管理局承担公园管理的责任,并与私人团体（个人土地所有者、非营利组织、政府或公司）合作[95],主要适用于国家遗产区和遗产廊道区的管理;契约制国家公园的核心思想是制定联合管理协议,规定土地所有者的权利和责任,土地所有权永远属于由社区组建的公有财产协会、社区保留土地的使用权、联合管理委员会有权决定自然资源的收集水平和程度[78],主要适用于南非等社区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4 研究述评

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数据库收录的相关文献,发现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特征：

（1）主要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文化适应性理论、社会生态学等理论,围绕“国家公园保护利用中的社区收益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为主线开展,侧重于从社区权力获取和保障的框架下分析如何适应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从而衍生出国家公园社区感知与态度的影响因素、社区与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发展、国家公园社区冲突与协调、国家公园社区管理模式等重要议题。这些研究大部分采用一手调研数据、田野调查方法对现状问题进行断面式剖析,在少数议题上不同研究可能存在正反两方面的结论,但是归根结底,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源在于研究案例地的国别地区、空间尺度、时间跨度的差异,导致单一内容的研究结论表现出片面性,只在特有的时空环境下成立,而缺少对比分析。考虑到国家公园建设和发展的阶段性特点也有不足,反映了尚未建立起系统理论的基本表现,对国家公园社区发展演化、未来趋势应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较少。

（2）国家公园社区问题产生的根源在于“人、地、物”之间对自然资源和生存生产空间的争夺和博弈,以及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利益协调。国家公园在美国诞生之后,这一发展模式在全球得到广泛推广,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政治导向、旅游导向、协同发展的阶段之后,对于自然保护和社区发展的可持续关系的认识日趋成熟,加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人口规模和密度较小,出现冲突和矛盾的概率也较小。因此很多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虽出自于西方****之手,案例地却集中在贫穷、落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尤其是非洲和亚洲地区,典型国家包括乌干达、印度尼西亚、尼泊尔、埃塞俄比亚、南非等,他们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社区对公园资源的依赖度较高、旅游收益对社区发展的贡献较大、管理体制机制的不完善等特点明显,多种因素交叉致使国家公园社区的问题多样化、复杂化,矛盾和冲突表现得也更为突出、激烈,从而成为大多数研究者关注的热点区域。

（3）研究的学术群体是多元的,覆盖了社会学、经济学、旅游学、生态学、地理学等学科,成为多学科交叉研究、多类型方法交叉应用的试验田。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使用较多的是社会学科的研究方法,其经典的问卷调查和访谈法得到普遍应用,同时也有****采用线性回归分析、投入-产出分析等模型方法,部分融入了GIS、RS等空间分析方法,使该领域的研究方法从学科个性化走向一般化、综合化,从简单的定性和统计分析走向半定量、定量和空间分析综合的交叉方法,提高了对于关键问题的数据分析深度和变量解释能力。

（4）多是针对某类地区国家公园单一问题开展的,以个案研究为主,表现出一定的分散化的特点,案例地类型选择上多集中于森林、海洋自然生态区域内的社区,类型较为单一,对于认识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的重点领域、掌握相关研究方法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由于政治基础、体制形态、文化价值等方面的差异,研究成果的任务目标导向不足,普适性成果应用受到较多的限制,主要是由于学科研究目标、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造成的。具体到中国国家公园社区而言,当前研究应具有明确的国家战略任务导向,对于研究目标、研究任务、研究体系的需求较为明确,关于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必须立足于中国基本国情特点,聚焦关键、核心问题,兼顾国家公园类型多样化、地域多样化、经济阶段多样化等前置条件,建立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的系统框架。

5 研究启示

中国国家公园试点区内部及周边拥有大量社区,存在着收入来源单一、产业发展滞后、自然资源依赖性强等制约性因素,未来如何实现国家公园和社区协同发展是新时期面临的重要命题。这些复杂的人地关系矛盾问题突出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社区长期存在并大量集聚在国家公园内部和周边产生的对于可使用土地的争夺;二是社区生计资本与生物食料之间的权衡问题;三是土地和资源权属归于多种主体,所有权和收益权网络多重交叉;加之外部条件的影响,包括国家公园体制建设之初社区的认知接受程度、国家公园的地域类型差异及其衍生的国家公园空间配置模式等因素,使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面临着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完全不同的情境。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成果集中在社区居民对国家公园管理措施、利益分享、生计影响等的感知[96,97,98]、社区管理[99,100]、社区生态补偿[101]等基础层面,仍然需要深入认识社区在国家公园之中的功能定位,合理把握不同自然生态类型、地理条件、发展阶段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分异规律,科学辨析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类型模式、生计转变、权益配置等关键过程,围绕国家公园与社区协同发展的人地关系演化,研究国家公园介入后这一特殊地理单元的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变化特征、过程和机制,设计面向多元综合目标的社区发展协同策略。借鉴国外经验,分析社区对国家公园建设的认知与态度,研究社区融入国家公园的参与模式和机制、不同类型地区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动力机制,提出国家公园社区优化发展的管调策略,是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可持续发展中的重要科学命题,也是实现国家公园可持续管理的关键环节（图3）。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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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框架体系设计

Figure 3Research framework design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parks in China



（1）国外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的综合借鉴

基于对国外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总结国家公园社区建设、管理和发展的实践经验;辨析各类成果在不同研究对象上的适应性,形成研究成果的纵向知识图谱,再横向匹配到类似情景和基本特征的国家公园社区;结合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发展存在问题,整体建构中外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主题、空缺领域的研究矩阵,识别借鉴类、优化类、填补类研究主题领域,形成中国语境下的国家公园社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基本主线。

（2）社区对国家公园建设的认知与态度

国家公园作为一类自然保护地,涉及利益相关者众多,各方博弈影响着国家公园的发展路径。国家公园体制介入将对社区产生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功能分区之后形成的各类功能空间管控,直接影响到社区稳定性、社区生计及其发展走向;但是国家公园发展阶段的深化,带来的产业和就业机会又会为社区发展提供新路径,同时也附带有一定的潜在负面影响。这需要明确国家公园建设对于社区影响的阶段性特征,在这一前提下研究社区居民对国家公园新要素的认知和态度,探讨不同分区控制、群体、业态基础等条件下影响社区感知差异的关键变量,总结社区感知的时空差异特征,识别形成负面感知的制约性因子。

（3）社区参与国家公园的模式与机制研究

实现国家公园与社区的协同与可持续发展,需要在国家公园生态保护红线的前提下,设计满足社区发展的参与性收益模式与分配方式。中国目前国家公园试点区规模悬殊,最大的三江源有12.31万km2、最小的钱江源仅252 km2;涵盖了森林、草原、高山草甸等不同类型。长期发展形成的社区生计方式、文化特色对自然资源的依附程度等有所不同,同时在分区管控方式上也存在多样性,可能存在内部社区和入口社区的协同发展问题,要根据基本特征进行分类引导和施策。因此,针对不同生计资本支持下的国家公园社区,需要理顺社区土地、自然资源权属关系;在厘清社区认知、态度和利益需求的基础上,建立保护控制变量下的社区参与途径,研究社区参与式保护、特许经营、生态旅游服务就业、传统农牧业经营等转型模式和实现路径。加强国家公园管理者与社区之间的信息沟通和情感信任,提升社区在国家公园规划、就业、特许经营等过程中的参与性和主人翁角色,通过专业技能培训强化社区知识和技能建设。研究内部和入口社区参与国家公园商业性合作的运营模式、利益分配机制,构建利益主体的制衡网络体系,探索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价值的社区可持续发展模式。同时,强化国家公园在科普教育、研学旅行中的载体、基地作用,探索社区参与研学旅行发展的模式与利益分配机制,提升公众研学旅行的体验感。

（4）国家公园社区类型识别与可持续动力路径

统筹考虑国家公园发展的类型、现状和阶段,选取不同生态系统类型、人口社区密度、分区管控强度等条件的国家公园作为案例地,揭示各类型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基本形态和路径,以全球视野比较研究国内外代表性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共性和个性。基于国家公园建立的多目标以及土地多重利用的特征,采用土地利用冲突识别模型构建社区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确立不同分区内社区发展类型。结合社区业态基础、土地空间规模、交通设施条件等外部条件,研究不同类型社区的调控方式与产业引导路径。从国家公园新要素（如交通条件、消费方式、制度、生态旅游业态、传统产业转型等）介入在社区发展中的作用特征、过程与机制入手,建立要素-过程的集成分析模型,研究国家公园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机制、实现机制与调控机制,注重比较不同地域、阶段、规模的国家公园社区发展机制。

（5）国家公园社区管理与调控策略

重视社区参与国家公园发展管理研究,以均衡化、透明化和公平性为原则,面向不同自然生态类型和生物多样性协同保护地的需要,探索不同区域国家公园社区管理的适应性模式,深化国家公园内外社区协同管护的激励策略,加强对社区冲突机理、根源的剖析,探究缓解和解决路径。加强国家公园社区的利益主体特征、利益需求和利益协调研究,探索国家公园建设对社区补偿的目标、框架、主体、对象及监督保障方式。借鉴国外先进的社区管理工具,为适应自然保护与社区发展的不断变化,构建“影响-适应-管理”的适应性框架,形成国家公园与社区的良性互动关系。

（6）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方法优化

加强多学科理论在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创新研究方法。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是横跨自然、人文和社会科学的一个综合研究领域,需要融合不同学科的知识体系和研究方法,在内容和方法上加强资源科学、社会学、生态学、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旅游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重视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的理论构建和实证分析,运用3S（RS、GIS、GPS）、数理建模、深度访谈、参与式观察、问卷调查等综合方法,充分借鉴多学科方法体系,如心理量表测度、多元分析法、计量经济法等,从宏观和微观尺度剖析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发展规律等。

6 结论

本文基于对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相关文献的分析,厘清了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的阶段特征、研究热点、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内容,探讨了中国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研究框架体系。基本结论如下：

（1）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反映了自然保护地可持续管理模式演化的思维模式和路径认识的转变,即在国家公园的管理体制下如何处理好人类社会和生态地域之间的关系。这一过程中社会各界对于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认识经历了缺乏管理、强制保护、绝对冲突到社区共管的阶段性认识的变化,充分反映出了多学科对于国家公园关注及长期研究后所达成的基本共识,这些研究成果正在不断引领公众对于国家公园与社区发展关系演化规律的深入认识。

（2）关于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的研究主要围绕社区收益和生态保护的均衡化发展这一主线展开,从中衍生出社区感知与态度、社区与生态旅游发展、公园社区冲突与协调、公园社区管理模式等一系列议题,国家公园社区发展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在研究方法上,问卷调查、半结构性访谈等是主要的定量研究方法;非结构化访谈、田野调查等是主要的定性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研究结合的应用趋势明显。

（3）国家公园社区可持续发展反映了特定空间内如何建立适应时代发展需求、解决保护利用共生问题的发展模式和政策调控问题。由于中国国家公园涉及较多人口这一现实情况,公园社区发展问题尤其突出：一方面国家公园肩负着促进青山绿水向金山银山转化和美丽中国建设的重大任务,另一方面也要处理好公园社区生计可持续发展和地方稳定发展问题。在这样的复杂形势下,确保国家公园社区建立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需要系统认识国家公园发展中的社区承担的基本功能和主要角色,在提升社区福祉、促进乡村振兴、推动公平发展的视角下建立社区管理与调控机制,促进国家公园地区生态、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持久、包容、可持续发展,也为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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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contractual Richtersveld National Park (RNP), park officials and neighbouring communities jointly manage resources, with the aim to harmonize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d human land use. Our socio-ecological approach compared herding practices and livelihoods of 36 livestock owners and 35 hired herders inside and outside RNP, and further assessed soil quality and vegetation characteristics under different livestock grazing patterns and access to natural resources. Hired herders were mainly in charge of animal movement patterns but were not included in formal agreements, which negatively impacted on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 livelihoods, animal well-being and communication amongst stakeholders. Soil properties and vegetation were generally negatively affected through grazing and herding practices in this fragile semi-arid biodiversity hotspot that encompasses many endangered and endemic species. Our research highlights the complex social relationships and dynamics between diverse stakeholders engaged in the contractual park and accentuates the need to improve herders'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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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ffer zones around parks/reserves are designed to maintain ecological integrity and to ensure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We studied the fund utilization pattern of buffer zone programs, mitigation measures practiced, and attitudes of residents in buffer zone programs of Chitwan National Park, Nepal. The buffer zone committees spent only a small portion (13.7%) of their budget in direct interventions to reduce wildlife impacts. Human-wildlife conflicts were inversely related to investment in direct interventions for conflict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Peoples' attitudes towards wildlife conservation were largely positive. Most of the people were aware of buffer zone programs but were not satisfied with current practices. We recommend that buffer zone funds be concentrated into direct interventions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to reduce wildlife conflicts. Our findings will be helpful in prioritizing distribution of funds in buffer zones of parks and reserves.

Hiwasaki L. Toward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national parks in Japan: Securing local community and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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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D:15886954 [本文引用: 1]
Japan's national park system constitutes a potentially viable mechanism for securing local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building stakeholder consensus for sustainable park management, although the potential of this system is yet to be fully maximized. This article gives an overview of the system of protecting natural resources in Japan, focusing on the national park system. Parks are managed by zoning and regulation, which is unique in that land is not "set aside" for nature conservation, but designated as national park wherever the need to preserve "scenic beauty" has been recognized, regardless of land ownership or land use. Although resource conservation under this system has been problematic, it has advantages, especially in terms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his article demonstrates that in order to reach the system's potential, the park authority must act as coordinator of stakeholders and facilitator of bottom-up approaches to decision-making. In order to do this, steps that must be taken include the following: identifying the various stakeholders in park management and defining the "local community"; clarifying the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each stakeholder; and supporting consensus-building among stakeholders regarding the objectives and long-term vision of each park. By taking these steps, it would be possible to build a park management system that overrides government boundaries and involves local communities. This will enable the park authority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facing Japan's complex system of conserving natural resources, and move towards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natural resources in Ja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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