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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出口产品复杂度与企业集聚：风险环境下的企业空间重构

本站小编 Free考研考试/2021-12-29
刘君洋,1,2, 朱晟君,1,*1.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871
2.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export product complexity and firm agglomeration: The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firms under risk environment

LIU Junyang,1,2, ZHU Shengjun,1,*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Peking University-Lincoln Institute Center for Urban Development and Land Policy, Beijing 100871, China

通讯作者: 朱晟君（1984-）,男,安徽淮北人,博士,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产业升级、全球化与区域发展。E-mail: zhus@pku.edu.cn

收稿日期:2021-03-2接受日期:2021-07-20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5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0111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731278)


Received:2021-03-2Accepted:2021-07-2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刘君洋（1997-）,男,广东广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产业动态。E-mail: liujy73@pku.edu.cn




摘要
当前时代,中国的出口企业面临出口市场维度和产品维度的两大风险。前者体现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组织和出口决策的影响,后者体现为高技术品出口对企业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的高要求,其可被纳入GPN 2.0框架中的“监管风险”和“产品风险”两个维度进行分析。本文指出,面对上述风险,企业会寻求集聚分布,以受益于信息溢出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从而实施相应的企业策略以抵御风险。本文基于2008—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获取企业位置信息,测度企业集聚水平,同时基于非关税壁垒和产品复杂度数据测度企业所面临的监管风险和产品风险。实证结果表明,当企业的出口市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复杂度越高,企业在本地越集聚,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上述假设。本文尝试融合GPN 2.0和经典的集聚理论,对于风险环境下企业空间重构的模式和机制进行定量测度,并给予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机制更为动态且微观的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风险环境;生产空间重构;企业集聚;GPN 2.0

Abstract
Nowadays, China's export firms face two major risks from export market dimension and product dimension. The former is embodied in the reflection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on firms'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nd export decisions, while the latter is embodied in the tough requirements on firms' technical level and production capacity when they aim at exporting high-tech products. Risks mentioned above can be understood as “regulatory risk” and “product risk” in the GPN 2.0 framework.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in the face of the above risks, firms will seek local agglomeration in order to benefit from information spillover effect and productivity effect, and launch specific strategies to handle the risks.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Customs Trade Statistics from 2008 to 2016, this paper obtains the location information of firms, measures the agglomeration level of firms, as well as measures the regulatory risks and product risks faced by firms based on data about non-tariff barrier and product complexity.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higher the uncertainty of the trade policy in the export market and the higher the technical complexity of the products produced by the firm, the more clustered the firms are, which verifies the above hypothesis to a certain exten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tegrate GPN2.0 framework and the classical agglomeration literature, and carries out a quantitative measure on the patterns and mechanisms of firms' spatial restructuring under risk environment, and presents a more dynamic and micro explanation on the mechanisms of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which has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value.
Keywords：risk environment;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production;firm agglomeration;GPN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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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刘君洋, 朱晟君.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出口产品复杂度与企业集聚：风险环境下的企业空间重构[J]. 地理研究, 2021, 40(12): 3302-3313 doi:10.11821/dlyj020210171
LIU Junyang, ZHU Shengjun.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export product complexity and firm agglomeration: The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firms under risk environment[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1, 40(12): 3302-3313 doi:10.11821/dlyj020210171


1 引言

当前时代,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与风险。从贸易角度来说,一方面,英国脱欧、美国退出TPP、中美贸易战等事件的发生,均突显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逆全球化浪潮的迭起。2018年3月份,美国对中国发起“301调查”,决定从该年7月份起对超过800种中国出口产品征收25%的额外关税,涉及产品的价值超过500亿美元。据WTO官网（ 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adp_e/adp_e.htm）显示,2020年中国遭受各国施加的卫生与动植物安全检疫措施和技术性贸易壁垒分别高达1175项和2133项。由此可见,中国的出口企业面临日益多元且复杂的关税与非关税贸易壁垒。另一方面,中国的主要出口产品从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品向技术密集型产品逐渐过渡,产品复杂度不断提升[1,2],这对企业的学习能力、技术水平和自主抵御风险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综上,本文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下,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着出口目的市场和产品两大维度的风险,前者体现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生产组织和出口决策的影响,后者体现为高技术品出口对企业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的高要求。中国企业如何克服这两大风险,维持出口的增长和已有市场地位,是学界需要讨论的重要话题。

地理****善于从空间角度切入,探讨问题的破解之策。经典的集聚理论认为企业的地理邻近能够带来中间投入品和劳动力资源的共享,促进知识的溢出[3],从而降低生产成本以化解经营中存在的各种风险。哈维的空间修复理论则认为资本主义能通过空间扩张克服生产过剩等固有矛盾[4]。上述观点不约而同地强调了主体对于生产的合理布局能够有效地适应外部变化,抵御不确定性与风险。而在当今时代,全球化作为一种重要的制度力量,为企业生产带来危险与机遇,是外部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它嵌入和作用于特定的地方,促使地方企业的空间布局在多尺度力量交织与博弈下发生动态演化与重构[5]。GPN 2.0理论构建了较为完备的研究框架,从微观行动者的视角出发,对其面临的外部竞争动态、风险环境和采取的企业策略进行了系统的归纳[6],为理解全球化时代下企业的生产组织变化提供了扎实且生动的理论基础。本文将贸易企业当前面临来自目的国和产品的两大风险纳入GPN 2.0框架中的“监管风险（regulatory risk）”和“产品风险（product risk）”两个维度进行分析,并讨论在此情况下企业是否会寻求空间重构,特别地,会否通过集聚分布的形式,以共同应对相关风险。本文希望能为全球化时代下企业空间重构的特征和机制提供具体的论述,并在一定程度上为GPN 2.0理论提供更为直观的实践论证与现实解释。

本文余下结构如下：第2部分尝试将经济地理学的集聚理论融入GPN 2.0的理论框架中,提出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与假设;第3部分阐述研究数据与方法,并进行一定的描述性分析;第4部分对于假设进行检验;第5部分是小结。

2 风险环境与企业空间重构：一个研究框架

21世纪初,以Henderson等[7]和Coe等[8]为代表的曼彻斯特学派提出了全球生产网络1.0（GPN 1.0）的理论框架,它吸收和借鉴了全球价值链、全球商品链、行动者网络理论等研究成果[9],克服了已有研究在分析跨国公司空间行为及决策时忽略空间属性的不足[9,10]。全球生产网络（GPN）是一种全球生产组织治理模式,它基于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整合了网络中不同等级层次的参与者并对生产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组织,跨国公司内部的各功能环节在其中相互联系及合作[5,7,11,12]。GPN重点分析价值创造、提高和捕获的过程与机制、权利的创造和维持以及主体和结构与地方的嵌入性[7,10]。然而,GPN 1.0过于着重对治理类型和分析类别的静态描述,缺乏对于全球生产网络结构协调演化的动态解释[13]。由此Yeung等在2015年正式提出了GPN 2.0的研究框架,认为当跨国公司及其合作伙伴在“成本-能力”比率、市场动因和金融约束三种竞争因子的驱动下以及面临各种类型的风险环境时,会通过企业内协调、企业间控制、企业间合作与非企业间博弈四种策略调节自身生产模式,从而在宏观上动态塑造了全球生产网络的结构与组织方式[6,14]。它提供了由竞争驱动因子和企业策略构成的全球生产网络产生和演化的因果体系机制,更富有“动态性”“解释性”和“因果性”[6,15]。

本文基于GPN 2.0框架探讨全球化下企业生产的空间重构过程①( 特别说明的是,GPN理论的研究对象是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及其合作伙伴,考虑到数据的限制与定量测度的需要,本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中国的外资企业。理由如下：外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跨国公司在海外设立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一方面其不仅作为跨国公司在华的投资主体,而且同样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活动。同时另一方面,其生产和运行不仅受到母公司的领导,而且嵌入地方的生产网络中,与周边的供应商、配套商有着紧密的合作与联系。其生产组织和运行机理符合GPN理论对于研究对象的定义。同时,学界已有大量的研究用外资企业来表征跨国公司或其子公司,以及用企业的外资比例表征跨国公司的进入程度[16-18],因此本文的做法具有一定合理性。)。如上所述,出口企业在现今面临的两大风险可被纳入GPN 2.0框架中的“监管风险”和“产品风险”两个维度,前者指代不断变化的标准与规范,后者指代高技术产品生产对技术的要求、以及消费者对产品质量、安全性、品牌和效益的需求和考虑[6]。其一,企业面临来自出口市场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指代出口目的国在贸易政策方面不能够被当前机构或企业预测到的可能的波动[19,20],在学界常用目的国各类非关税壁垒所表征,体现为出口市场对别国进口产品在卫生质量、技术水平等维度的监管,如卫生及动植物安全检疫措施（SPS）和技术性贸易壁垒（TBT）等手段和措施。这种“监管风险”在当前全球生产网络广泛分布的时代下传播的范围更广、速度更快[6]。若企业未能提前熟悉此类标准和监管,合理调整和组织自身的产品生产活动,其出口将面临巨大的阻碍。其二,企业面临产品升级与高复杂度产品生产所带来的挑战。在当今时代,若企业不能提升出口产品的附加值,仍停留在生产低技术的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上,其生存会面临巨大困境,因此企业具有产品升级的强大动力。然而随着所生产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提高,企业所需的技术与知识就会越多,消费者对于产品的技术质量、安全性等要求也相应提高,企业在生产维度将会面临更大的挑战,逼迫企业从各种途径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

本文指出,此时企业会寻求空间的集聚,从信息溢出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两大渠道中获益,从而得以实施更广泛意义上的“企业间控制”与“企业间合作”等企业特定策略,有效克服上述风险。

第一,出口到相同市场的企业在地理上的集聚分布能产生信息溢出效应,帮助企业克服监管风险。****指出,企业能从邻近企业获取关于目的市场监管制度等“信号”[21,22]。正向且精准的信号能有效地减少企业出口的不确定性,促进企业出口[22]。同时,这种信息溢出具有“同类型偏好”特征,即当企业间在生产相同的产品或出口到同样的市场时,信息溢出效用最大[23]。具体到本文的研究话题,集群的环境为信息溢出提供了良好的土壤[24-28],关于目的市场的监管制度、消费偏好等信息能通过已有的贸易渠道进入集群[29,30],并通过企业间各种面对面交流相互分享,提高企业对于目的市场非关税壁垒等监管措施的了解,从而有的放矢地调整自身的生产组织行为,有效抵御监管风险。

第二,集聚能产生生产率效应,帮助企业克服产品风险。其一,企业的空间集聚能促使企业间形成紧密的投入产出联系和中间品、基础设施和劳动力共享等生产联系。在GPN的语境下,领导企业与其配套商有着相近的知识基础,其在空间上的邻近更能触发各种分包活动的形成。合理的分包活动促成生产链条的垂直分工,使各企业更专注于各自的生产环节[31]。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企业所实施的“企业间合作”和“企业间控制”策略。同时集群能为企业提供提高生产效率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劳动力和中间品[32],帮助企业提高产品质量,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于产品质量、安全性和技术含量的要求。其二,在集群环境中,由于认知邻近的存在,企业能更好地从面对面交流中获取关于高复杂度产品的生产工艺、核心技术等缄默知识[24,33],有效地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率,应对产品风险。

特别地,本文聚焦于外资企业,其在面对风险时更加具有集群分布的动力。外资企业虽一定程度上能从自身母公司处获得关于国外市场的相关信息,但其具有的“松脚”特征导致其在本地的嵌入性较低[34],难以天然地从地方生产网络中汲取原材料、知识和制度支持,不利于外资企业的地方化经营和国际市场拓展[35]。研究表明产业集群所产生的集聚经济可以为外资企业和FDI带来生产成本的节省和协同竞争效应[36,37],外资企业嵌入地方社会网络中,能促进主体间的互动与信任形成社会资本,基于各种非交易相互依赖的“熟人关系”降低交易成本[38-41],并通过知识耦合等方式促进其出口增长[35]。因此其只有主动地向本地企业与其他外资企业靠拢,通过集聚的形式实现“本地抱团”并提高地方的嵌入性,才能更有效地获取相关的知识、信息和技术溢出,克服相关风险。

综上所述,由企业集聚带来的信息溢出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为企业抵御监管风险和产品风险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因此本文指出在客观上可能存在以下现象：当企业的出口市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以及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技术复杂度越高,企业在本地会越集聚。下面本文将通过实证方法,检验上述现象是否存在。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3.1 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核心数据源自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库以及WTO官方网站,研究时间段为2008—2016年。之所以选择该研究时间段,是因为一方面考虑到了数据的可得性,另一方面是希望重点探讨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外部风险对中国企业生产重构的影响。对原始数据作如下处理：其一,剔除仅从事进出口贸易报关等工作而不进行实际生产的贸易公司的数据。其二,剔除加工贸易的数据。本文认为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大多“按订单生产”,企业运营和决策缺乏独立性,面对风险时不具有独立寻求风险抵御的能力。其三,仅保留样本中的外资企业。本文认为外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表征跨国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符合GPN理论对于研究对象的定义。

本文需要定量测度的核心变量有三：企业集聚水平、出口市场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以及企业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本文将同一年出口到同一市场的所有企业称为一个“企业集”,并将其作为一个基本的样本单元。首先,本文借鉴刘君洋等的方法[42,43],采用DO指数分别定量测度各企业集的集聚指数。测度方法核心步骤如下：第一,对于特定年份出口到特定市场的企业,基于海关库中的企业名称条目,通过百度地图API端口爬取其地理坐标,爬取率约60%;第二,计算企业集中两两企业之间的半正矢距离,利用高斯核函数拟合其密度分布图;第三,运用蒙特卡洛方法模拟企业的分布,并建立集聚和分散的置信区间;第四,将企业实际分布与随机模拟分布的格局作比较,判断其是否存在统计意义上的集聚并计算相对应的集聚指数。特别地,本文认为,两两企业的距离在相距30 km以内时,包括产业上下游联系、知识溢出等各种集聚效应得以发生,当超过该阈值时,企业一定程度上并不存在真实意义上的本地集聚。因此在计算集聚指数时,本文选取的集聚范围为0~30 km,即集聚指数等于两两企业距离在0~30 km范围内实际分布与随机分布全局上包迹线的总偏离。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企业的出口市场进行了一定筛选,删除2016年与中国贸易额小于1亿美元的目的地,最终共获得2008—2016年共1076份以“年份-出口市场-企业集聚指数”为条目的数据集,涉及129个出口目的市场。

其次,本文测度了出口市场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即企业所面对的监管风险。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前者主要运用目的国进口关税率的随机波动模型[44,45]、目的国关税变化的差值[46]等指标来表征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而本文认为,相较于2001年前,中国在加入WTO后所面临各国的进口关税处于较低水平,关税波动相较缓和。而近年来,中国出口企业屡屡遭受技术性贸易壁垒、反倾销调查等冲击,光伏、电子信息等产业均受到严重影响。在新时代下,非关税壁垒需要引起更多的重视。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实施的非关税壁垒越多,企业所受到该出口市场的监管程度越高,企业出口到目的市场所面临的监管风险越大。因此,本文借鉴Hu等[47,48],利用目的国对华采取的非关税措施数量表征其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及面临出口目的地的监管风险。具体来说,分为以下两个方面：卫生和植物安全检疫（sanitary and phytosanitary,SPS）和技术性贸易壁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TBT）,该数据来源于WTO官方网站（ https://www.wto.org/）。卫生及动植物安全检疫措施（SPS）是出口市场为防止带有疾病的动植物产品进入本国市场、避免本国农业、生态及人民健康受到危害,从而在卫生质量维度对进口产品所采取的严格管控;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则对于进口产品的技术、工艺生产方法等有着严格的监管,不符合标准的产品将被禁止出口,可被理解企业面临出口市场的一类监管风险。

最后,本文测度了出口至特定市场的企业集出口产品复杂度,即企业面对的产品风险。计算公式如下：

$PCI\_cluste{r_{i,t}} = \mathop \sum \limits_{p = 1}^n \frac{{Export\_Valu{e_{i,p,t}}}}{{Export\_Valu{e_{i,t}}}} \times PC{I_{p,t}}$
式中：PCI_clusteri,t指代t年出口到i市场的企业集出口产品复杂度;Export_Valuei,p,t指代企业集在t年在i市场HS四位数产品p的出口额;Export_Valuei,t指代企业集在t年在i市场的总出口额;PCIp,t指代HS四位数产品p在t年的技术复杂度,数据来源于 https://oec.world。该指标可以被理解为以企业集各产品的出口额占该企业集总出口额的比重加权各产品原始技术复杂度,所计算得到企业集出口产品复杂度。可以看出,出口产品的原始复杂度越高,高复杂度产品的出口比重越大,企业集出口产品复杂度则越大。

3.2 模型设定

本文具体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begin{array}{*{20}{l}} {Agglomeratio{n_{i,t}} = {\beta _1}SP{S_{i,t - 1}} + {\beta _2}TB{T_{i,t - 1}} + {\beta _3}PCI\_cluste{r_{i,t}} + {\beta _4}GDPper\_di{f_{i,t}} + } \\ {{\beta _5}GD{P_{i,t}} + {\beta _6}po{p_{it}} + {\beta _7}comlanguag{e_i} + {\varepsilon _t}} \end{array}$
式中：Agglomerationi,t表示t年出口至目的市场i的企业集的集聚指数;考虑到影响可能存在的滞后效应,表征监管风险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变量均滞后一年：SPSi,t-1和TBTi,t-1分别是出口市场i在t-1年对中国发起的卫生和动植物安全检疫通报数和技术性贸易壁垒通报数（单位：百件）;PCI_clusteri,t指代t年出口到i市场的企业集出口产品复杂度,表征企业所面临的的产品风险;GDPper_difit是t年出口市场i与中国的人均GDP之差（单位：万美元）,该指标常被学界用以表征两地之间的经济邻近性[49],可一定程度上体现两地在消费水平、市场需求等方面的差异,本文将其作为GPN 2.0框架中经济风险的表征,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GDPit、popit和comlanguagei是出口市场i在t年的GDP总量（单位：万亿美元）、人口（单位：千万）以及出口市场i与中国是否使用同一语言。以上3个指标原始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官网和CEPII数据库,均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由于因变量含有较多0值,因此采用Tobit模型进行回归,回归时控制年份固定效应。

3.3 变量描述性分析

本文对核心变量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企业集出口产品复杂度和企业集聚指数进行一定的描述性分析。第一,表1展示了2015年对中国施加卫生和动植物安全建议措施（SPS）和技术性贸易壁垒（TBT）数量最多的前10个国家（地区）。总体上来说,对中国施加非关税壁垒较多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欧洲、北美洲和南美洲,其中大部分为西方发达国家。这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其对中国出口贸易实施的各种打压以及中国企业出口所面临的监管风险。在新时代下,如何应对西方对中国的贸易封锁及制裁,维持出口贸易有序增长,是需要重点探讨的问题。2015年,对中国实施卫生和动植物安全检疫措施最多的国家是美国和加拿大,达到了94项和81项,对中国的农牧产品及食品出口造成较大冲击;而同年对中国实施技术性贸易壁垒最多的国家依然是美国,达到了151项,主要针对机电、玩具、农产品和纺织服装等行业。随着近年来中美和中加关系愈发紧张,美加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壁垒及企业出口所面临的监管风险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

Tab. 1
表1
表12015年对中国施加的非关税壁垒（SPS、TBT）数量最多的前十个国家（地区）
Tab. 1Top 10 countries(regions)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non-tariff barriers (SPS, TBT) imposed on China in 2015
卫生和动植物安全建议措施（SPS）技术性贸易壁垒（TBT）
排名国家（地区）数量排名国家（地区）数量
1美国941美国151
2加拿大812乌干达97
3巴西703捷克89
4日本514厄瓜多尔89
5菲律宾425法国85
6沙特阿拉伯406沙特阿拉伯84
7法国397埃及83
8德国388韩国82
9斯洛文尼亚389英国80
10英国3710瑞典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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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图1展示了企业集产品复杂度的基本情况。其中可以看出,特定出口市场的企业集产品复杂度与该出口市场的人均GDP之间一定程度上呈现“倒U型”关系,即随着出口市场人均GDP的增加,中国出口到该市场产品的平均复杂度先上升后下降。表2列举了2016年企业集产品复杂度排名前十和后十位的市场,展示了相似的结论。中国高复杂度产品的主要出口目的市场并不是美国和西欧等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和国家,而是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和印度等介于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体。而东南亚、中美洲和非洲等落后地区则主要从中国进口低复杂度的产品。本文认为,该现象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情况。现今,中国的产业转型介于起步与成熟阶段之间,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虽较改革开放之初有所上升,但总体上并未能跃迁到高附加值的环节。在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价值链里中国仍处于被支配的地位,总体上还是承担装配、制造等低端工序。然而,随着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加快,个别领域如信息技术、装备制造等已占据世界的领先地位。这些领域的产品虽然暂时难以进入西欧、北美等高度发达的国家,但在“一带一路”倡议等的推动下,中亚、东欧甚至拉美国家已逐渐成为中国高技术产品的输出目的地。企业所面临的产品风险主要来源于这些地区。另一方面,东南亚、中美洲和非洲等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消费需求仍较为低端,获取高技术产品进口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较低。因此,落后地区仍是中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等低技术品的主要市场。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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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企业集产品复杂度与目的市场人均GDP的相关关系

Fig. 1The correlation between of PCI_cluster and the GDP per capita of the export markets



Tab. 2
表2
表22016年企业集产品复杂度排名前十位和后十位的出口市场
Tab. 2The top 10 and bottom 10 export markets by PCI_cluster in 2016
排名（顺数）出口目的国家（地区）企业集产品复杂度排名（倒数）出口目的国家（地区）企业集产品复杂度
1匈牙利0.84101科特迪瓦-0.5230
2罗马尼亚0.81662尼加拉瓜-0.2408
3印度0.80183柬埔寨-0.1185
4斯洛伐克0.79154巴拿马-0.0747
5瑞士0.77585孟加拉国-0.0580
6芬兰0.76286海地-0.0337
7墨西哥0.73747斐济-0.0215
8土耳其0.72258塞内加尔0.0267
9捷克0.71299巴布亚新几内亚0.0445
10乌兹别克斯坦0.710010贝宁0.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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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如上文所论述,面对出口市场的监管风险和产品风险,企业在本地具有集聚的动力。图2分别展示了2016年中国出口到美国和匈牙利两地企业的空间分布。可以看出,企业高度集聚于中国的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和山东半岛。同时,西南地区成都和重庆、中部地区的武汉、郑州等地均有局部的企业集聚区域。这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不均衡的空间格局。与之对应的是,基于上述方法测度出2016年出口至美国及匈牙利的企业集的集聚指数分别为0.0063和0.0052,在115个出口市场中名列前茅,分别排名第5和第11位。美国是对中国施加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卫生与动植物安全检疫措施最多的国家,而出口至匈牙利的企业集产品复杂度最高,企业所面临的监管风险和产品风险与集聚水平之间具有一定的协同性。因此,从直观上可以得到以下猜想：当出口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更高的国家、企业出口的产品复杂度越高时,企业在本地更加集聚。下文将通过计量方法定量验证这一假设。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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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16年出口至美国和匈牙利两地企业的空间分布

注：基于自然资源部地图技术审查中心标准地图服务网站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20)4632）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 2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hina's firms exported to the US and Hungary in 2016



4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出口产品复杂度与企业集聚

通过计量方法测度企业集聚水平与出口市场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的关系（表3）。模型（1）~模型（4）分别单独放入表征监管风险、产品风险和经济风险的4个变量,模型（5）将全部自变量放入。可以看到,变量的系数符号及显著性均未发生较大改变,说明变量之间相互影响较小,模型选择较合理。

Tab. 3
表3
表3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出口产品复杂度与企业本地集聚
Tab. 3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export product complexity and firm agglomeration
自变量模型 (1)模型 (2)模型 (3)模型 (4)模型 (5)
SPS0.0023***
(0.0003)		0.0010***
(0.0003)
TBT0.0015***
(0.0001)		0.0007***
(0.0002)
PCI_cluster0.0014***
(0.0002)		0.0009***
(0.0002)
GDP_perdif0.0002***
(0.00003)		0.0002***
(0.00003)
GDP0.0003***
(0.00003)		0.0004***
(0.00003)		0.0005***
(0.00003)		0.0004***
(0.00003)		0.0003***
(0.00004)
pop0.0004***
(0.00004)		0.0005***
(0.00004)		0.0003***
(0.00004)		0.0004***
(0.00004)		0.0004***
(0.00004)
comlanguage0.0053***
(0.0004)		0.0054***
(0.0004)		0.0047***
(0.0004)		0.0048***
(0.0004)		0.0049***
(0.0003)
年份固定效应√√√√√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0.1、0.05、0.0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示已控制该类型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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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地说,第一,变量SPS和TB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当出口至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更强的市场、面临较大的监管风险时,企业在本地更集聚。企业在本地有一种“抱团出海”以克服外部不确定性的动力。卫生和动植物安全检疫措施（SPS）指代一国为保护人类及动植物的健康对进口国相关产品发起的检疫措施。而技术性贸易壁垒（TBT）对于进口产品的技术水平有着更加严格的标准。不符合相关卫生检疫标准及技术标准的产品会被禁止进口。企业在面临这类贸易壁垒时,需要获取足够多的与目的市场卫生安全及技术标准相关的信息。集群环境为信息溢出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载体,关于出口市场的非关税壁垒等监管制度能通过集群已有的贸易渠道流入,并在企业间日常的面对面交流中流动[29,30]。企业受益于这种信息溢出效应,可有效调整自身的生产活动以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监管风险。

第二,变量PCI_cluster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所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越高,企业在本地越集聚。本文指出,产品升级与创新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道,然而高技术产品的生产对企业技术水平和生产组织能力具有较高要求,同时消费者对于产品质量、安全性的要求也会随之提高。面对这种产品风险,企业可能会广泛采取企业间合作和企业间控制的策略,或协同研发提高技术水平,或将部分生产环节外包、基于专业化的分工打造垂直一体化的生产体系,或促进中间品、基础设施和劳动力的充分共享[31,32],从而在总体上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及产品质量,优化“成本-能力”比率,更好地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而集聚为这种生产率效应的最大化提供了地理、文化和制度维度上的有力支撑。因此面对产品风险,企业具有强大的动力寻求空间上的集聚。

第三,GDPper_dif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的出口市场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消费需求差异越大,企业在本地越集聚。该变量用以表征企业所面临的“经济风险”,其虽不是本文所探究的主要话题,且只作为控制变量纳入计量模型,但其回归结果同样具有一定的意义。GPN 2.0框架中的经济风险体现为市场侧的需求变化,这不仅需要企业实时地获取目的市场维度的相关信息,更需要系统、有效地实现技术的革新以面对日新月异的消费需求。因此在这一维度上企业同样具有集聚分布的动力。

综上所述,风险环境作为一种外部力量,当其作用于地方时,会导致企业的生产发生重构。具体表现为企业选择集聚分布以最大化享受信息溢出效应和生产率效应,有效抵御监管风险和产品风险。本文的假设一定程度上得到验证。

5 结论与讨论

当今时代,企业面临的外部不确定性加剧,具体体现在出口目的市场和产品生产两个维度。日益多元且复杂的非关税壁垒加剧了企业所面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监管风险,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高使得企业面临更大的产品风险。从地理学的视角切入,探讨企业如何通过生产的空间重构以应对上述风险,具有一定的研究意义。

本文基于GPN 2.0框架及经典的集聚理论理解风险环境下企业的空间重构模式。基于2008—2016年的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WTO官方网站提供的非关税壁垒数据与OEC网站提供的产品复杂度等数据,本文实证测度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企业出口产品复杂度与企业在本地的集聚水平之间的关系。描述性分析发现,一方面,美国和欧洲是对中国施加非关税壁垒最多的地区;另一方面,随着出口市场人均GDP的增加,中国出口到该市场产品的平均复杂度先上升后下降。而目的市场的非关税壁垒、出口至该市场的企业集产品复杂度两个变量与企业在本地的集聚水平之间均具有一定的协同性。实证分析表明,当企业的出口市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所生产的产品技术复杂度越高,企业在本地越集聚。企业能通过集聚分布的方式,从信息溢出效应和生产率效应中获益,有效克服监管风险和产品风险。

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在一定程度上,尝试融合了GPN 2.0及经典的集聚理论,将当前企业面临的出口市场和产品两大维度的风险纳入到GPN 2.0框架里的“监管风险”与“产品风险”中进行系统理解;通过GPN 2.0框架中的企业策略视角审视企业的本地集聚行为,总体上对于外部风险下企业空间重构的模式和机制进行了一定的定量测度,对于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机制给予更为动态且微观的解释。其次,本文具有一定的政策参考意义。对于企业来说,现阶段下“抱团出海”仍然是克服外部风险的有效选择;而对于政府来说,除施行对企业的一系列补贴、扶持等传统政策外,更重要的是要培育产业集群环境,使地方企业自主、内生地通过各种渠道建立抵御风险的方法及机制,提升企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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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时空压缩”特征降低了要素流动的空间成本,而为组织和协调跨国经济活动而出现的跨国公司与国际组织,导致象征权利范畴的领土边界对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影响力不断削弱,进而引发了极端全球主义式的“地理终结”论调。人文地理****结合全球化的特征,通过改变尺度结构,明确了全球尺度涉及的主体与内容,凸显出地域单元的意义,避免了全球尺度的抽象理解,从而反驳了地理终结论,形成了两个关键认识：①尺度建构不一定建立在相对性的基础上并构成垂直体系,基于关系建构的全球尺度更契合不同主体和空间联系日趋紧密的特征;②全球化与地方化过程是并存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尺度的垂直叠加,而是全球与地方之间的复杂联系。这两个关键认识为人文地理学参与全球化研究形成了独特的视角：一方面,****们运用立体网络思维,以关键主体与空间为节点、以关系为纽带,实现“超越边界”式的分析;另一方面,全球化与地方化并存的理念也促使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从单纯强调区域差异转向探讨区域内外相互作用,为城市与区域治理提供了新思路。
[ He Canfei, Mao Xiyan. Economic globalization research based on scale-construction in western human geo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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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pace compression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leads to declining costs of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and increasing transnational activities. The emergence of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increasing boundary-crossing activities, has simultaneously weaken the power of state o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cultural processes within its territory.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some researchers assert globalization as "the end of geography", which sounds like an argument of hyper-globalist. In light of scale construction, human geographers are engaged in reconstructing the global scale and relating it to other scales. It turns out that space matters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Two key points emerge: (1) Scale construction is not necessarily with hierarchical structures. Relation-based scales provide a better model for globalization, which is featured with horizontal communication rather than vertical regulation. (2) Global shifting exhibits trends both towards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simultaneously, much of which appears to be global-local nexus rather than simplex globalizing process. These findings introduce new perspectives into globalization research in human geography: framework based on relational network makes it possible to conduct a trans-territorial analysis and to depict a big picture of the reshaping pattern of global economic landscape. On the other hand, in light of localized globalization, researchers set out to refer regional development to global-local interactions other than local embeddedness and endogenous factors, which offers insight into urban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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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经济地理学中较为前沿的战略耦合概念的起源、发展与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战略耦合研究的优点与问题展开评述,认为当前研究在战略耦合模式的探讨中,主要基于经验总结而缺乏对影响变量,特别是空间变量的阐述,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为理解该问题的根源,追溯了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两个学派的争论和最新进展。在认可全球价值链理论解释力的同时,认为当前全球生产网络2.0版本的研究框架仍然没有解决模糊性的问题,而且全球生产网络的分析框架主要侧重于主导企业视角来构建战略耦合的发生机制,忽略了后发地区和企业的主动性。因此,借鉴传统经济地理学研究,充分考虑主导企业和后发地区的行为逻辑,提出经济活动的空间粘性和区域的区位优势这两个变量,重构了战略耦合的分析框架,并进行理论阐述。该项理论构建有助于更好地厘清战略耦合的发生机制,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判读发展机遇,确立产业发展与升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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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区域出口韧性表现出危机第一阶段(2008—2009年)的抵抗力、危机第二阶段(2009—2011年)的恢复力、产品结构转换提升力。论文构建了区域-产品层面的区域出口贸易韧性指标,通过区域出口贸易额、产品结构等不同层面刻画了金融危机后各区域抵抗力、恢复力的空间差异。实证研究表明：相关多样化产业结构不仅在短期可以增强区域产品的抵抗力,在长期还可以提高区域产品的恢复力并且助推区域产品实现结构升级;应急型税收政策短期内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缓解危机冲击,但其影响范围及作用时间均是有限的;外企出口占比高的区域产品对区域产品结构升级影响不明显,但加工贸易方式推动了区域产品在危机中的结构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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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the resilience of China's regional exports is reflected in three stages: resistance in the first stage of the crisis (2008-2009), resilience in the second stage of the crisis (2009-2011), and promotion in product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fter the crisis.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 regional export trade resilience index at the regional-product level, and described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of regional resilience and resilience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with regard to regional export trade volume and product structure. The results of the regional-product level econometric model show that the diversification of related industrial structure not only can enhance the resistance of regional products in the short run, but also can improve the resilience of regional products in the long run,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regional product structure. Emergency tax policy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the impact of crisis in the short term, but its impact is limited and does not last; regional products with high export proportion of foreign enterprises have little effect on the upgrading of regional product structure, but processing trade promotes the upgrading of regional product structure in the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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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theory of the industrial cluster is professional networking based on local agglomeration. Based on the tracking research of Chery Automotive Cluster,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enterprise network were depicted due to the data of enterprise relations in 2005, 2010 and 2014. The study found:1) From 1997 to 2014, cluster networks hadexperienced ‘loose networks-tightnetworks-open networks’ stage. The density and coefficient of clusternetworkswere constantly increasing, and the average shortest paths were decreasing. Among them, industrial connection networkswerethe most mature, and innovation cooperation networkswere the most imperfect. 2) Based onthe ‘selection-genetic-variation’ theory,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networks wereessential the results of path dependence mechanism (government function, relationship inheritance), relationship selection mechanism (strategic choice, market selection) and learning innovation mechanisms(technical exchange). In the loose networks, the tight networks and the open networks stage, the path dependence mechanism, the relationship selection mechanism and the learning innovation mechanism played the leading role respectively. 3) The enterprise networksweregradually developing from the local cluster networks to cross-regional and cross-cluster networks, which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automotive industry net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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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FIEs)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China’s export growth through direct exports and indirect spillover effects. Most of the literature focus on the role of FIEs in local exports and innovation based on knowledge spillover, while few studies focus on the trade activities of FIEs. From a global-local interaction perspective, this paper employs the data of the Chinese Customs in 2000-2016 to establish a three-dimension framework for local, destination, and local-destination interaction, examining the impact of the local embeddedness of FIEs o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FIEs’ export markets. In this paper, local embeddedness of FIEs is divided into three dimensions to explore its impacts on export expansion, namely, knowledge coupling, technology embeddedness, and other embeddedness. Descrip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local embeddedness of FI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the highest, while that in the central region and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lower. Over time, the local embeddedness of FIEs in each region gradually increases. In addition, the number of new export destinations of FI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smaller than that in the central region and in the western region, but the number of countries which got comparative advantage is larger.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local embeddedness of FIEs in China has positive effects o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export markets. However, due to the trade particularity of FIEs, local embeddedness has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dual margin of exports. To be specific, local embeddedness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promoting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FIEs in exporting, but the promotion of the destination country’s expansion is restricted to general trade. Specifically, the knowledge coupling plays a major role in the promotion. Institutional distance and export spillover can promote the acquisition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FIEs’ export, but they cannot promote the expansion of destination countries. This research helps FIEs in China to formulate localization strategy. On the one hand, FIEs have full motivation to initiative, strengthen their ties with local culture, society, and technology, and improve their coupling with local knowledge. On the other hand, the policy orientation should be shifted from direct cost incentives such as deductions and concessions to indirect policies, such as using industrial clusters to guide domestic and foreign enterprises in strengthening ties with each other. Besides, when formulating foreign trade policies, the government should fully consider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eneral trade and processing trade, and develop specific trade poli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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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如何抵御外部冲击并实现再发展是近年经济地理学的研究热点。以产业集群为切入点,批判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的区域韧性理解方法,并提出“技术-关系-市场”三位一体的集群韧性理解框架。以中国S省D市石油钻采设备集群为案例,研究该集群在先后两次遭受外部冲击后集群韧性反馈过程。通过访谈D市相关政府部门、集群关键企业和分析多种文本资料后发现,集群韧性通过技术创新、关系治理、市场多元化三种途径表达。研究结论对以外部技术创新为核心的区域韧性理解方法构成挑战,认为内部技术创新也是区域韧性的重要来源,同时更不能忽视关系治理、市场多元化对区域韧性的重要作用。研究结论对地方政府如何应对区域外部冲击具有一定启示意义。
[ Yu Guojun, He Canfei, Zhu Shengjun. Industrial cluster resilienc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lational governance, and market diversifica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6): 1343-1356.] DOI: 10.11821/dlyj020190560.

How the regional economy resists external shocks and redevelops is a research hotspot in economic geography in recent years. Taking industrial cluster as the starting point, this paper criticizes the existing regional resilience theory based on the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and proposes a Technology-Relation-Market trinity understanding framework which is applicable to understand the cluster resilience. Taking the D oil drilling equipment cluster in S province as a case, the process of resisting and re-development of the cluster after two external shocks was scrutinized. Through interviews with government departments, key enterprises, and analysis of various texts, it is found that cluster resilience is expressed through three way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lational governance, and market diversification. The conclusion challenges the regional resilience theory based on the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which emphasizes exter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t believes that inter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lso an important source of regional resilience. What is more, relational governance and market diversification are two other important dimensions to regional resilience.

周石生. “嵌入型”集群中外资企业与本土企业的发展
中国商界(下半月), 2008, (8): 105-106.
[本文引用: 1]

[ Zhou Shisheng.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owned firms and local enterprises in “embedded” cluster
Business China, 2008, (8): 105-106.]
[本文引用: 1]

刘君洋, 朱晟君. 市场间邻近性与广东省出口企业的地理集聚
地理研究, 2020, 39(9): 2044-2064.
DOI:10.11821/dlyj020200373 [本文引用: 1]
对外贸易是塑造广东省产业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力量,深入地探讨出口贸易与广东省企业集聚的内在联系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出口市场与本地市场之间的多维邻近性角度,为广东省的企业集聚发生机制提供了新的解释,具有一定的理论与政策参考价值。本文认为,企业的出口市场与本地邻近性越低,企业自身越难以远距离地直接获取关于目的市场的出口知识。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为了实现出口的成功扩张,其在空间上倾向于集聚分布,以在本地获取相关知识的溢出。基于200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本文对广东省出口企业的外部出口市场格局以及内部空间集聚格局进行了描述,并实证测度了企业的出口市场与广东省在地理、经济、文化、政治和制度五个维度上的邻近性与企业地理集聚水平之间的关系。特别地,本文运用DO方法对企业集聚水平进行定量测度,还原了企业集聚的原始微观形态,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现有对于集聚水平测度方法的不足。描述性分析表明,一方面,广东省企业的出口市场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其扩张一定程度上遵循“邻近性”原则;另一方面,广东省的企业空间分布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格局。实证结果表明,当出口至与本地在经济、政治和制度三个维度上邻近性较低的市场时,企业在本地更加集聚。市场间地理和文化邻近性对企业集聚水平的影响不显著。同时,该影响效应在出口市场为发达地区和发展中地区的企业样本中具有差异。
[ Liu Junyang, Zhu Shengjun. Proximity between markets and the geographical agglomeration of exporters in Guangdong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9): 2044-2064.] DOI: 10.11821/dlyj020200373.
[本文引用: 1]
Trade has been an important force which shapes the industrial spatial pattern of Guangdong province.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conduct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xport trade and firm agglomeration in Guangdo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dimensional proximity between export destinations and local marke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a new insight for the firm agglomeration in Guangdong, which has certai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lower the proximity of a firm’s export destination to the local market is, the more difficult it is for the firm to directly gain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about the export destination at a distance. In this case, firms tend to agglomerate, in order to absorb the spillovers of relevant knowledge locally and achieve market expansion. Based on the data of China Customs Trade Statistics from 2002 to 2016,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pattern of export markets and agglomeration of firms in Guangdong, and empirically measu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rms’ agglomeration level and the geographical, economic, political,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proximity between export destination and local market. In particular, the DO method is used to quantitatively measure the agglomeration level, which restores the original and micro form of firm agglomeration, making up for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existing methods used to measure agglomeration level to a certain extent. Descriptive analysis shows that, on the one hand, the export markets of Guangdong’s firms are diversified, while the expansion of markets follows the principle of “proximity” to a certain extent. On the other hand, the distribution of firms presents an obvious “core-periphery” pattern.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when exporting to markets with low economic,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proximity to the local market, firms are more agglomerated. The geographical and cultural proximity has no significance effect on the agglomeration level of firms. At the same time, this effect is heterogenous in the sample of firms whose export markets are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regions.

袁海红, 张华, 曾洪勇. 产业集聚的测度及其动态变化: 基于北京企业微观数据的研究
中国工业经济, 2014, (9): 38-50.
[本文引用: 1]

[ Yuan Haihong, Zhang Hua, Zeng Hongyong. Measuring local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and its dynamics: Using Beijing firm-level data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4, (9): 38-50.
[本文引用: 1]

Caldara D, Iacoviello M, Molligo P, et al.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rade policy uncertainty.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20, 109: 38-59. DOI: 10.1016/j.jmoneco.2019.11.002.
[本文引用: 1]

Fernández-Villaverde J, Guerrón-Quintana P, Kuester K, et al. Fiscal volatility shocks and economic activit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105(11): 3352-84. DOI: 10.1257/aer.20121236.
URL [本文引用: 1]

Pierce J R, Schott P K. 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 106(7): 1632-1662. DOI: 10.1257/aer.20131578.
URL [本文引用: 1]

Hu X, He C. Nontariff measures, trade deflection, and market expansion of exporters in China
Growth and Change, 2020, 51(3): 932-953. DOI: 10.1111/grow.12391.
URL [本文引用: 1]

贺灿飞, 余昌达, 金璐璐. 贸易保护、出口溢出效应与中国出口市场拓展
地理学报, 2020, 75(4): 665-680.
DOI:10.11821/dlxb202004001 [本文引用: 1]
在国际贸易摩擦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厘清贸易保护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中国当前面临的重要议题。既有演化经济地理学框架主要从供给视角出发,认为出口产品路径演化过程呈现依赖技术知识溢出的特征,忽略了需求视角的影响。基于中国海关库2002—2016年的数据,以中国出口产品进入新市场的演化路径为研究对象,本文将供需视角纳入同一解释框架,补充需求视角下的外部市场关联以及需求市场的贸易壁垒措施作为外部力量,试图探究贸易保护、出口溢出效应如何作用于中国出口市场拓展过程。研究发现：① 在出口产品结构升级的同时,中国出口目的地结构也在不断地向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拓展。其中,东部与中部地区是出口拓展的主力区域,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品是出口拓展的主要产品类型。② 中国出口市场的拓展进程呈现出典型的路径依赖特征,包括供给视角下基于本地技术知识溢出的路径依赖与需求视角下基于目的地市场信息溢出的路径依赖。其中后者被长期忽视,但在中国出口市场拓展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③ 贸易保护作为一种外部冲击,可有效地削弱基于本地技术知识溢出和外部市场信息溢出的路径依赖。采用投资、区域合作等方式绕开贸易壁垒,实现出口产品与市场结构的多元化,是应对外部冲击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
[ He Canfei, Yu Changda, Jin Lulu. Trade protection, export spillover effects and the expanding route of Chinese export marke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4): 665-680.] DOI: 10.11821/dlxb202004001.
[本文引用: 1]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the interests of countries are intertwined and complicated, thus leads to multiple types of trade frictions. In order to protect domestic industries, some countries frequently set up trade protection barriers to restrict Chinese exports,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it is crucial for us to clarify the impact of trade protection barriers on regional export expanding processes in China. Based on the data of the China Customs Database from 2002 to 2016,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expanding path of Chinese export products by integrating the supply and demand perspectives into the same framework. In addition to the introduction to trade barriers set in the demand market as external forces, we also take the external market relatedness effect into consideration, which enriches traditional export spillover mechanisms. The main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1) With the process of product upgrading, Chinese export destination structure is gradually leaning to emerging economies. Eastern and Central China, which expand their exporting portfolio by exporting more technology-intensive and capital-intensive products, are main contributors to this process. (2) The evolution path of Chinese export products presents typical path dependence characteristics composed of market linkages and technological linkages. In comparison, market linkages, which have been formerly neglected, are more vital to the expanding process of Chinese export market. (3) Multiple trade barriers will inhibit export expanding by cutting off channels for products entry, thereby breaking the region's original export expanding routes. (4) External shocks have a common effect on expanding mechanisms of regional export products by weakening the path dependence of technological linkages and market linkages. In conclusion, absorbing foreign investment,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iversification of export product and destination structure are effective countermeasures against external shocks like trade barriers.

綦建红, 冯晓洁. 市场相似性、路径依赖与出口市场扩张: 基于2000-2011年中国海关HS-6产品数据的检验
南方经济, 2014, (11): 25-42.
[本文引用: 1]

[ Qi Jianhong, Feng Xiaojie. Market similarity, path-dependence and China's export market expansion: A test based on China customs HS-6 product data from 2000 to 2011
South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4, (11): 25-42.]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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