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秩序的表征、测度与归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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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运员^,¹^,²^,³, 付翔翔¹, 郑文武¹^,²^,³, 张海波¹

1.衡阳师范学院地理与旅游学院,衡阳 421002

2.传统村镇文化数字化保护与创意利用技术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衡阳 421002

3.古村古镇文化遗产数字化传承湖南省协同创新中心,衡阳 421002

Representation, measurement and attribution of spatial order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outhern Hunan

DENG Yunyuan^,¹^,²^,³, FU Xiangxiang¹, ZHENG Wenwu¹^,²^,³, ZHANG Haibo¹

1.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Tourism,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2, Hunan, China

2. National-Local Joint Engineering Laboratory on Digital Preservation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for the Cultur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owns, Hengyang 421002, Hunan, China

3. Coope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for Digitaliza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owns,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421002, Hunan, China

收稿日期:2021-07-30修回日期:2021-09-14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5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159)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16YJAZH006)
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7ZDB051)
湖南省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CX20190982)

Received:2021-07-30Revised:2021-09-14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邓运员（1973-）,男,湖南祁阳人,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研究。 E-mail: dyydyy@163.com

摘要
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受自然和文化双重影响,表现出复杂的空间差异性,通过识别空间差异来判断人地关系及其系统内部的空间机理和文化形成机制,是人文地理学当前面临的重要科学问题。从空间秩序视角出发,选取湘南地区10个典型的传统村落,将方向性序量、紧凑度、分形维数以及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中心性、中心势等指标引入到区域单元下传统村落的空间秩序研究中,通过比较村落内部及村落之间的各项指数变化,并利用TOPSIS法建立综合评价体系,探究传统村落空间秩序的共性与个性,最终分析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及空间机理。研究表明：① 方向性序量是传统村落空间秩序最直接的表征,湘南地区传统村落方向性秩序均值都在0.7以上,属于上游水平。② 紧凑度和分形维数分别表征村落整体形态的紧凑性和复杂性,从正反两方面反映了传统村落的外向空间秩序,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紧凑度较好、边界轮廓复杂性较低。③ 点度中心性代表村落的向心性,接近中心性代表村落的集聚性,中介中心性代表村落的破碎性,湘南地区传统村落接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的中心均在村落几何中心附近。④ 村落空间秩序实际上代表着社会秩序的自组织性,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秩序感整体都较强,其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山水、宗族血缘、经济基础和文化教育4个方面。研究对于识别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特征并判断其文化形成机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传统村落;空间秩序;方向性序量;中心性;空间形态

Abstract

The spatial for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s subject to both natural and cultural impact, and demonstrates complicated differences.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the man-land relationship as well as the spatial mechanism and cultural formation mechanism within the system, and are therefore a major scientific topic in human geograph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order, this research selects 10 typical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outhern Hunan province, and compare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directional order, compactness, fractional dimension, and centrality and centralization of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within and between villages. The TOPSIS approach is employed to establish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system, explore the universality and individuality in the spatial order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analyze the influencers and spatial mechanism.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directional order is the most direct representation of the spatial order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 average direction order valu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study area are all greater than 0.7. Compactness and fractional dimension represent how compact and complicated the spatial form is, and reflect the outwards spatial order of the villages.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outhern Hunan are quite compact, with less complicated boundaries. The degree centrality represents how central the villages are, the closeness centrality represents the clustering of villages, and the betweenness centrality represents the brokenness of the villages. The closeness centrality and betweenness centrality fall near the geometric center of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the study area. The spatial order of villages represents the self-organization of social order. The traditional villages have good spatial order, with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being natural landscapes, kinship, economy, and culture and education. The findings are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identifying the spatial form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their cultural formation mechanism.

Keywords：traditional village;spatial order;directional order value;centrality;spatial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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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邓运员, 付翔翔, 郑文武, 张海波. 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秩序的表征、测度与归因[J]. 地理研究, 2021, 40(10): 2722-2742 doi:10.11821/dlyj020210651
DENG Yunyuan, FU Xiangxiang, ZHENG Wenwu, ZHANG Haibo. Representation, measurement and attribution of spatial order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outhern Huna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1, 40(10): 2722-2742 doi:10.11821/dlyj020210651

1 引言

2012年,国家住建部等六部委联合启动了中国传统村落的调查,前后公布了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共计6819个。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记忆、生产生活智慧、乡土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1]。其中,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作为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的产物^[2],是一种在一定时期内村落生长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整体性的表现形式,是一个村落实体环境以及各类活动的空间载体,具有物质性和精神性的双重属性^[3]。作为评价空间形态的重要指标,传统村落空间秩序是指在村落内部和外部各类要素的有序分布,它不仅能够直接反映传统村落空间机理特征,更是村落内部社会秩序的具体表现。如何准确识别空间秩序并通过其所反映的社会秩序来判断传统村落中人地关系及其系统内部的文化形成机制,是人文地理学当前面临的重要科学问题。

从19世纪上半叶开始,以Johann Georg Kohl^[4]、Jean Brunhes^[5]为代表的****们对聚落开始了系统研究。发展到20世纪初、中期,社会学、考古学逐渐融入到聚落研究中。到了20世纪70年代,Bill Hillier提出空间句法理论,使聚落与城市街巷空间的研究内容更加多元化^[6]。反观国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村落形态才逐渐进入建筑学科和地理学科的研究视野,大量****在类型、影响因素、演变机制、空间结构等方面对村落形态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7]。这一期间,村落研究方法大多是借助于文化地理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基础,从建筑学角度定性地开展村落地区性整体研究,缺乏对村落空间形成和发展因素的综合考虑,很难完整有力地揭示村落的深层结构和形态演变的动因^[8]。关于村落空间秩序,国外较多关注种姓^[9]、政治^[10]等因素对村落空间秩序的影响,强调社会秩序的作用,关注社会秩序在空间上的体现。国内****以空间秩序作为切入点定性^[11]或定量^[12]阐述村落空间秩序的形成^[13]、构成^[14]、重建^[15]以及影响因素^[16]等,但缺乏对空间秩序系统的量化测度及空间规律的深入探究。

与此同时,伴随着空间分析计算理论与智能技术的发展,由数学、计算机科学、复杂系统科学等领域产生的多种空间量化研究思想与方法逐渐渗透到村落形态研究领域^[17]。从空间数理模型^[18]、空间句法^[19]到GIS^[20],定量化的思想与方法在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研究中崭露头角,此外统计学、分形几何学等学科的方法也被大量应用^[21,22,23]。在针对湖南地区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研究中,也有****从空间形态的形成、发展、影响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探索^[24,25,26]。

综上可知,针对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研究中,相较于传统的研究方法,由多学科发展而来的数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扩展了研究思路与领域,村落形态研究从早期定性阶段逐渐转向定量阶段。从早期的村落形态类型研究到目前广泛使用的数理方法、空间句法、GIS技术与方法等,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研究在定量化的研究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增加,但是当前缺乏多角度对传统村落空间形态完整的、由内及外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研究,且难以建立一个有效的多指标体系进行分类评价,亟需引入新的视角和评价体系,并以定量化指标为手段,定性描述其空间形态背后物质、文化的影响机制。

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形态计量的特征值法、数理统计法、自相似理论和技术、模糊数学理论和突变论不断成熟和完善^[27],围绕城市案例区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28,29],但在区域单元下的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研究中应用不多。此外,在图论和网络分析中,中心性（centrality）、中心势（centralization）作为判断网络中节点重要性/影响力的指标,对于揭示网络节点的价值及整体网络的集中趋势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在城市网络分析中,可以将城市看作一种由街道联结建筑物抽象得到的空间网络,中心性和中心势则可以作为一种表征城市网络空间结构属性的抽象指标,依据街道网络中某建筑节点与其他建筑节点不同的连接关系来确定其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从而得到城市的形态特征。但是在传统村落空间网络的领域,缺乏该方法的深入研究与有效探索。

在村落空间形态的长期研究中,广泛的定性研究对于描述村落空间的精度和深度的缺陷日益凸显,其结论多来自于感性与经验,研究逻辑是观察现象-推导结论-形成学说,但这些学说并不构成理论,它们只是合乎逻辑的推论性总结,在本质上只是一种尚待验证的假设^[30]。因此,需要引入定量方法基于数据开展分析。更为重要的是,传统村落的形态研究需要深入探知空间规律,并基于此来进行空间演绎与决策。当规划介入村落的自然生长,规划者必须对村落空间形态的发展规律具有深刻认知,并基于空间规律来制定规划,使规划形态与其自生长形态相呼应,使规划方案与空间发展逻辑相协调,从而有效地保护地域文脉^[17]。因此本文从空间秩序视角出发,选取湘南地区10个典型的、保护较为完整的传统村落,在分析村落方向性序量的基础上,将城市空间形态计量中的紧凑度、分形维数和社会网络分析中的点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接近中心势、中介中心性/中介中心势引入到传统村落的空间秩序研究中,通过比较村落内部及村落之间的各项指数变化,并利用TOPSIS法建立综合评价体系,以此来探究传统村落空间秩序的深层规律,分析其背后的空间机理及文化特征,为城镇化过程中的传统村落寻找应对人口增长和形态变化的方法,为其更新改造和功能活化提供理论指导。相信这对于完善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定量研究应是有益探索,对于拓宽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研究视角有方法论意义,对于地域传统村落的空间规律及其文化机制也有科学意义。

2 研究区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概况

本文研究的湘南地区仅指湖南南部的郴州市和永州市（图1）。其地形复杂多样,三面环山;水系发达,湘江及其支流潇水、耒水等水系贯穿区域。属中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雨热同期,为全国多雨地区之一。历史上,外来人口的大量迁入,对湘南地区的民族、经济、社会、文化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1]。目前湘南地区呈现出少数民族与汉族混居的人口格局,少数民族以瑶族为主;又因毗邻两广、江西,受湘楚文化、赣文化和南粤文化的影响,形成了自身独特的地域文化和民风民俗^[32]。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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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湘南地区传统村落案例地分布图

Fig. 1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southern Hunan

湘南地区传统村落数量较多,分布较广,约占湖南省传统村落总数的26.5%,大多保存完整,具有独特的人文环境和民居特色,极具研究价值。本文选取永州市江永县兰溪村、上甘棠村,零陵区干岩头村,宁远县小桃源村,新田县谈文溪村、河山岩村、黑砠岭村,郴州市宜章县黄家塝村、余家村、水尾村,共计10个村落作为研究样本。这10个村落的分布涵盖了湘南地区5个区县,在建筑保存完整度、民俗文化传承度等方面均较为典型;同时在样本选取上也兼顾了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第一到第五批不同批次,且覆盖了汉族与少数民族村落,丰富了样本的多样性。

2.2 数据来源及预处理

本文基础数据来源于谷歌地球高分影像及相关村落的规划文本等资料。因本文所研究对象为传统村落中的核心保护区内古建筑群,所以在预处理过程中只保留核心保护区内的古建筑,绘制得到古建筑的房屋及其形心、轴线,并基于浦欣成所提出的“聚落建筑节点网络图”的概念^[33],构造本文的“节点网络图”（图2）。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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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村落房屋节点网络图

Fig. 2The network diagram of village house nodes

3 研究方法

村落空间秩序是内部和外部各类要素的有序组织,对其进行测度也应从内外两个角度入手。外部影响村落秩序的要素主要是山水环境,其与村落建筑的互动主要体现在选址布局上,包括对边界的限定、对建筑朝向的引导、对空间环境的营造等。村落内部的空间秩序主要体现在领域感和中心感,人的社会属性决定其必须服从某个中心从而一致对外时展现更强大的力量,而传统宗族社会更强化了这一意识。因此,本文选取方向性、边界形状和村落整体的紧凑度作为外向空间秩序指标,而内部秩序则着重选择中心性这一核心指标来表征。

基于房屋节点网络图,选取方向性序量值、分形维数、紧凑度、中心性和中心势相关指标分别表征房屋朝向、村落边界复杂度、建筑整体布局和内部等级秩序,量化测度不同村落之间的房屋秩序性和整体形态,再通过TOPSIS法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分析比较村落内部及村落之间的相似性和差异性,最终揭示其背后的空间机理及文化特征。技术路线如图3。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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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技术路线图

Fig. 3Technology roadmap

3.1 外向空间秩序测度

3.1.1 方向性序量辨向定位是地理学最基本的考察内容,因此方向也是环境选址的首要因素。对于村落房屋来说,合理的朝向不但决定其获取的光热水土气生等自然条件,而且也在心理层面决定其与周围环境的感应和互动。本文仅以方向性序量考察房屋朝向的一致性,从而表征其空间秩序的整齐度。基于节点网络图中房屋对应关系,计算具有空间关联的轴线之间的角度差和方向性序量值。

（1）

\overset{?}{A} = \frac{\overset{n}{\sum_{1}} \frac{(|α_{n} - 45|)}{45}}{n}

式中：

\overset{?}{A}

表示方向性序量值,处于0~1区间,

\overset{?}{A}

越大,表示房屋朝向的一致性更高,村落秩序性越好;n表示节点角度数;

α

表示具有空间关联的轴线之间的角度差,

α

的计算方法如下：

（2）

α = \arccos \frac{x_{1} y_{1} + x_{2} y_{2}}{\sqrt[]{{x_{1}}^{2} + {y_{1}}^{2}} \times \sqrt[]{{x_{2}}^{2} + {y_{2}}^{2}}}

式中：x₁、y₁、x₂、y₂表示轴线两端点坐标。

3.1.2 分形维数同城市类似,传统村落也有着复杂的、非线性的空间分维形态特征。分形学是描述地理对象形状自相似性的几何分支,本文仅用分形维数描述村落边界形状的复杂性,是一个面积与周长的比值关系。

（3）

S = \frac{2 \ln (\frac{P}{4})}{\ln (A)}

式中：S表示分形维数,分维数S越大,代表村落边界形状越复杂;P表示村落图斑周长;A表示村落图斑面积。

3.1.3 紧凑度紧凑度是反映村落空间形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也反映地理对象空间布局的整体效率,一般认为圆形布局整体效率最高。因此,把圆形区域作为标准度量单位,圆形地物紧凑度数值为1,其他任何形状的地物紧凑度都小于1。

（4）

K = \frac{2 \sqrt[]{π A}}{P}

式中：K表示村落紧凑度;A表示村落面积;P表示村落轮廓周长。紧凑度K越大,地物受外界干扰小,形状越紧凑;反之,形状紧凑性越差。

3.2 内部空间秩序测度：中心性（Centrality）/中心势（Centralization）

在图论与网络分析中,中心性是判定网络中节点重要性的指标^[34],中心势是表示整个图的紧密程度。同样,地理学的诸多空间问题也离不开网络分析,而中心性首当其冲。根据对要素联系方式的不同,中心性可以分为点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每一种中心性又对应着各自的中心势,分别由Bavelas^[35]和Freeman^[36]提出。在城市网络分析中,节点与节点的关系通常是用街道连接,建筑节点通过与最近的街道作垂线,将不在街道上的建筑节点转换为垂线与街道的交点后,通过街道网络寻找最短路径,再进行相关中心性的分析。但在传统村落中,由于村落规模相比于城市小得多,通过简单的街道网络并不能很好的展示村落内部各房屋节点及整体的中心性的对比。所以在本文中,网络由节点网络图中的联系线及房屋形心构成。

3.2.1 点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点度中心势（Degree Centralization）点度中心性是网络分析中刻画节点中心性的最直接度量指标,即一个点与其他点直接相连的节点数,强调节点的单独价值。相连的节点数越多意味着这个节点的点度中心性越高,该节点在网络中就越重要。点度中心势则表示网络的整体中心性。点度中心势越大,整体集中趋势越大,反之则越小。

（5）

C_{d} = \frac{\overset{n}{\sum_{i = 1}} (DC {(i)}_{norm \max} - DC {(i)}_{norm})}{n - 2}

式中：n表示节点数;C_d表示点度中心势;DC(i)_norm为标准化后的点度中心性,即相对点度中心性,计算方法如下：

（6）

DC {(i)}_{norm} = \frac{\sum^{} X_{ij}}{n - 1}

式中：

\sum^{} X_{ij}

表示与节点i有直接联系的节点j的个数。

3.2.2 接近中心性（Closeness Centrality）/接近中心势（Closeness Centralization）接近中心性反映某一节点与其他节点之间的接近程度,指该节点到网络中其他所有节点的最短路径之和的倒数,强调节点在网络中的价值,价值越大,越在中心。一个节点的平均最短距离越小,意味着该节点更接近网络中的其他节点,则该节点的接近中心性越大,中心度越高。而对一个社会网络来说,接近中心势越高,表明网络中节点的差异性越大,反之,则表明网络中节点间的差异越小。

（7）

C_{c} = \frac{\overset{n}{\sum_{i = 1}} (CC {(i)}_{norm \max} - CC {(i)}_{norm})}{(n - 1) (n - 2)} (2 n - 3)

式中：C_c表示接近中心势;CC(i)_norm表示标准化后的接近中心性,指节点i到其他所有节点的平均最短距离,计算方法如下：

（8）

CC {(i)}_{norm} = \frac{n - 1}{\sum_{j} d (j, i)}

式中：d(j,i)表示节点j到节点i的最短路径。

3.2.3 中介中心性（Betweenness Centrality）/中介中心势（Betweenness Centralization）中介中心性是基于最短路径的中心性的度量,具体指网络中经过某点并连接这两点的最短路径占这两点之间的最短路径线总数之比,强调节点在其他节点之间的中介调节和控制能力。中介中心性BC(i)越大,该节点在网络中担任中介（桥梁）能力越强,节点越重要。在网络中,中介中心势代表中介中心性最高的节点的中介中心性与其他节点的中介中心性的差距,中介中心势越大,网络越破碎。

（9）

C_{b} = \frac{\overset{n}{\sum_{i = 1}} (BC {(i)}_{norm \max} - BC {(i)}_{norm})}{n - 1}

式中：C_b表示中介中心势;BC(i)为标准化后的中介中心性的值,计算方法如下：

（10）

BC {(i)}_{norm} = \frac{\sum^{} \frac{σ_{st} (i)}{σ_{st}}}{(n - 1) (n - 2)}

式中：σ_st表示节点s和t之间最短路径数;σ_st(i)是节点s和t之间经过节点i的最短路径数。

4 结果分析：村落空间秩序的测度

4.1 方向性序量

根据公式（1）和公式（2）计算各村落每个房屋节点角度差

α

、

α - 45

、A及各村所有节点的均值

\overset{?}{α}

、

\bar{|α - 45|}

和

\overset{?}{A}

,并据此绘制村落方向性序量表（表1）。

Tab. 1
表1
表1传统村落方向性序量表
Tab. 1The value tabl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directional order

村落名称	$\overset{?}{α}$	$\bar{\|α - 45\|}$	$\overset{?}{A}$
上甘棠村	40.663	38.897	0.864
兰溪村	44.363	31.646	0.703
干岩头村	43.004	39.583	0.880
小桃源村	41.304	33.086	0.735
谈文溪村	40.125	35.925	0.906
河山岩村	42.471	37.801	0.840
黑砠岭村	46.923	34.289	0.762
黄家塝村	38.458	35.456	0.788
余家村	19.824	37.707	0.838
水尾村	40.527	38.035	0.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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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0个样本村落中,

\overset{?}{A}

都在0.7以上,整体秩序性都较好,大致可分为三类（表2）。第一类中,上甘棠村、干岩头村和谈文溪村的整体朝向较为一致,使得房屋之间呈垂直或者平行的关系较多,保证了该村方向性序量值较高,整体较为有序。第二类中3个村落

\overset{?}{A}

在0.838~0.845之间,彼此比较接近,秩序感稍差,但是依然有比较明显的房屋整体朝向,如河山岩村主要呈坐西朝东。而余家村的

\overset{?}{α}

在10个村落中最小,这是因为余家村的房屋特别是主体部分,排列的非常规整,房屋之间的角度差0°较多,从而导致其

\overset{?}{α}

极小,但是又因为东北部分的房屋与主体部分约呈45°排列,最终导致余家村整体方向性秩序不是最好的。第三类中兰溪村和黄家塝村分为两部分,两部分局部来看较为有序,但是合在一起便显得杂乱,导致两个村子整体秩序性较差,特别是兰溪村,是10个村落里最低的,

\overset{?}{A}

为0.703;小桃源村上半部分房屋排列较为混乱,下半部分房屋较为整齐,综合导致整体秩序较差;黑砠岭村

\overset{?}{α}

在10个村落中最大,最接近45°,同时因村落房屋较少,小部分的房屋排列不规整即可导致整个村落秩序性较差。

Tab. 2
表2
表2传统村落方向性序量分类表
Tab. 2The classification tabl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directional order

类别	特征	村落名称
1	秩序性较强	上甘棠村、干岩头村、谈文溪村
2	秩序性中等	河山岩村、余家村、水尾村
3	秩序性较差	兰溪村、小桃源村、黑砠岭村、黄家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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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分形维数/紧凑度

根据传统村落的“

μ + 3 δ

”的房屋节点影响距离,绘制村落边界。即边界的最长直线距离不能超过该影响距离,一定程度上保证实验结果的一致性。因兰溪村和黄家塝村的村落分为两部分,且各自的影响距离超过了两部分最近的房屋距离,故两部分没有联系线,所以将这两部分的分形维数和紧凑度分别计算,最终取其平均值作为该村的数值。根据公式（3）和公式（4）,计算村落的分形维数和紧凑度（表3）。

Tab. 3
表3
表3传统村落外向形态相关指数
Tab. 3The correlation index tabl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external morphology

村落名称	上甘棠村	兰溪村	干岩头村	小桃源村	谈文溪村	河山岩村	黑砠岭村	黄家塝村	余家村	水尾村
S	1.042	1.012	1.057	1.020	0.997	1.013	1.050	1.015	1.002	1.020
K	0.705	0.831	0.642	0.800	0.898	0.832	0.701	0.823	0.878	0.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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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形维数和紧凑度进行相关性分析,K与S之间的相关系数值为-0.995,两者在0.01水平上具有显著负相关性。在图4的K-S散点图两者也呈明显的线性相关性,R²为0.990,即分形维数越大,紧凑度越小。由于分形维数各村之间差异不大,没有足够的区隔度,因此可以根据紧凑度数值将10个村落大致分为三类（表4）。以谈文溪村等为代表的第一类,从外部特征来看,村落整体形态较为规则,特别是谈文溪村,整个村落外轮廓最似圆形,房屋的紧凑性较好,空间利用率高。以兰溪村等为代表的第二类各方面都较为中等。以上甘棠村等为代表的第三类,村落整体形态最复杂,村落最不紧凑;尤以干岩头村为甚,该村的分形维数最高,紧凑度也最低,由图5c可知该村房屋布局类似于北斗七星,从而导致分形维数高而紧凑度低。

Tab. 4
表4
表4传统村落外向形态分类表
Tab. 4The classification tabl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external morphology

类别	特征	村落名称
1	分形维数较低、紧凑度较高	谈文溪村、余家村
2	分形维数、紧凑度中等水平	兰溪村、小桃源村、河山岩村、黄家塝村、水尾村
3	分形维数较高且紧凑度较低	上甘棠村、干岩头村、黑砠岭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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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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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K-S散点图

Fig. 4K-S scatter plot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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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房屋中心性强度变化图（左图：点度中心性,中图：接近中心性,右图：中介中心性）

注：因房屋b和房屋h主体分为两部分,故有两个几何中心。各图标序号处为该村落中祠堂、庙宇等重要节点。
Fig. 5The graph of house centrality strength (left: degree centrality, middle: closeness centrality, right: betweenness centrality)

4.3 中心性/中心势

根据公式（5）~公式（10）计算中心性和中心势,得到各村落中心性和中心势相关指数（表5）,并绘制各村落的中心性强度图（图5）,图中颜色深浅变化代表中心性指数由强到弱。不同的中心性虽然都可以表征节点的重要性,但侧重点不同,反映在图中也不尽相同。

Tab. 5
表5
表5传统村落中心势指数表
Tab. 5The index table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centralization

村落名称	上甘棠村	兰溪村	干岩头村	小桃源村	谈文溪村	河山岩村	黑砠岭村	黄家塝村	余家村	水尾村
C_d	0.01178	0.02422	0.04964	0.04552	0.06614	0.03230	0.13443	0.14661	0.05212	0.03264
C_c	0.00543	0.00604	0.00291	0.00755	0.00996	0.00799	0.00844	0.04187	0.00525	0.00715
C_b	0.05771	0.08511	0.10373	0.11285	0.10557	0.04925	0.14399	0.18537	0.10801	0.07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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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点度中心性从村落各自的点度中心性强度图可以看出,颜色偏蓝的房屋点度中心性较大,多靠近各村的祠堂、广场、水塘等具有公共空间性质并具有一定重要性的“文化中心”。比较得知,当房屋处于村落边缘或者村落内部且具有空白区域周边,这类位置的房屋才有可能与更多其他的房屋产生联系,从而导致其点度中心性较大。较为明显的如兰溪村、干岩头村、黑砠岭村、余家村和水尾村。结合图5左边村落图中标序号的房屋节点,通过实地调查,部分村落点度中心性与宗族权力下的礼制建筑具有紧密联系（表6）,而礼制建筑大多情况下就是该村村民共同意识的“文化中心”或“心理中心”。

Tab. 6
表6
表6村落点度中心性与礼制建筑的关系
Tab. 6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llage degree centrality and ritual architecture

村落名称	序号值	重要节点
上甘棠村	①;②	文昌阁;忠厚祠
兰溪村	①②;③;④	祠堂;相公庙（戏台）; 总管庙（古戏台）
干岩头村	①;②	红门楼;黑门楼
小桃源村	①	桃源厅（祠堂）
谈文溪村	①	文溪家庙
河山岩村	①	祠堂
黑砠岭村	①	私塾
黄家塝村	①;②	门楼;黄氏宗祠
余家村	①;②	戏台;宗祠
水尾村	①;②	文昌宫;刘氏公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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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接近中心性/接近中心势从图5中间的接近中心性的强度变化图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无论是独立建筑群还是有两个组团的村落,接近中心性都是从几何中心向四周逐渐减弱。值得注意的是,因为该中心性是基于最短距离的,黄家塝村右半部分房屋更紧密,房屋之间距离更短,接近中心性更大,所以右半部分颜色最蓝,左半部分颜色较红,但是也不影响接近中心性从几何中心往外扩散减弱的趋势。

接近中心势表示整体网络的接近性集中趋势。值越高,表明村落网络中房屋节点的差异性越大,村落内部房屋整体排列杂乱无章,空白区域较多,成团成块分布,集中性较差;反之,差异越小,集中性越好。如图5所示,根据接近中心势指数（表5）将10个村落分为三类（表7）。以上甘棠村为代表的第一类房屋之间连接紧密,排列有序,接近中心性从村落中心向四周不断衰减的过程中,通过较多数量的房屋进行延伸传递,缓慢衰减。而以黄家塝村为代表的第三类接近中心势最高,其左半部分成团成块,空白区域较多,杂乱无章,整体呈现出较弱的橙红色,而右部接近中心势极高,整个建筑群呈现最深的蓝紫色,接近中心性在黄家塝村传递较为急促,没有连续的衰减过程。

Tab. 7
表7
表7接近中心势分类表
Tab. 7The classification table of closeness centralization

类别	特征	村落名称
1	接近中心势最低,集中性最高	上甘棠村、干岩头村、余家村
2	接近中心势中等,集中性中等	兰溪村、小桃源村、谈文溪村、河山岩村、黑砠岭村、水尾村
3	接近中心势最高,集中性最低	黄家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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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中介中心性/中介中心势中介中心性较大值处于村落几何中心附近,呈现出从中间向四周减弱的趋势,但是与接近中心性相比,中介中心性较大的房屋分散在几何中心周围且有少部分散落于整个村落,中介中心性向四周衰减的趋势也不如接近中心性明显。从中介中心性的定义理解,若整个村落中有几处比较密集的建筑群,各建筑群内部之间联系较多,但是彼此之间联系较少。此时位于建筑群外还分布着几个零星建筑,且零星建筑与建筑群的最短距离都在影响距离内,即将各建筑群通过自身建立了联系,则零星建筑担任“中介”的次数就较多,中介中心性就较高。正好解释了为何接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的较大值虽然都处于村落几何中心,但是中介中心性较大值却更为分散。此类现象在规模较大的村落中表现更为明显,如兰溪村和干岩头村,除了集中在村落几何中心周围的中介中心性较大值房屋之外,在若干个建筑群附近也有中介中心性较大的房屋存在。

在传统村落中,房屋节点与别的房屋节点的距离越大,则村落的中介中心势越高,表示村落中的节点可能分为多个组团且过于依赖某一或多个节点的传递关系,即越破碎化。根据中介中心势的指数（表5）,划分为三类（表8）。第一类上甘棠村、河山岩村和水尾村房屋都较为密集,每个房屋的中介中心性相差不大,所以村落整体中介中心势较低,破碎性也较低;第三类为黑砠岭村和黄家塝村,前者全村围绕中心的半月形池塘而建,村落规模较小,池塘周边的房屋中介中心性都较高,导致村落整体的中介中心势较高;后者左、右中介中心性差距太大,也导致整体中介中心势较高。而第二类的兰溪村、河山岩村、谈文溪村、余家村则居于中间。

Tab. 8
表8
表8中介中心势分类表
Tab. 8The classification table of betweenness centralization

类别	特征	村落名称
1	中介中心势较低,破碎性低	上甘棠村、河山岩村、水尾村
2	中介中心势中等,破碎性中等	兰溪村、干岩头村、谈文溪村、余家村
3	中介中心势较高,破碎性高	黑砠岭村、黄家塝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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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综合指标评价

综合以上所有的分析,方向性序量值通过角度可以直接反映空间秩序性,紧凑度和分形维数可以分别表征村落整体布局的紧凑性和边界的复杂性,点度中心性代表的是村落的向心性,接近中心性代表村落的集聚性,中介中心性代表村落的整体破碎性。就单项指标来看,其对空间秩序的表征结果不一,为求一个总体结果,需进行综合评价。

TOPSIS法根据有限个评价对象与理想化目标的接近程度进行相对优劣的评价与排序,在没有目标函数及有多组评价对象时能够很好地刻画多个影响指标的综合影响力度,在进行本文的综合评价时具有明显的优势。所以采用TOPSIS法建立综合指标评价方法,整理得到表9。需要说明的是,点度中心性所反映的向心性在空间上表现得很不完美,其较大值往往不在村落的几何中心周围（图5）,因为湘南地区属丘陵地带,空间扩展受到诸多限制,往往只能单向扩展,不象城市或平原地区,各个方向几乎不受限制而可以围绕中心自由扩展,因此湘南地区多数传统村落的中心节点（以礼制建筑为代表）都位处村落边缘。经反复实验,将点度中心性对应的中心势指标排除在外,而只考虑方向性序量值、分形维数、紧凑度及接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所各自对应的中心势指数这5项指标参与计算。从表9中可以看出10个村落的综合秩序排名,干岩头村最高,黄家塝村最低。

Tab. 9
表9
表9TOPSIS评价计算结果
Tab. 9The results of TOPSIS evaluation calculation

村落名称	正理想解距离D+	负理想解距离D-	相对接近度C	排序结果
干岩头村	0.299	0.605	0.669	1
上甘棠村	0.315	0.436	0.581	2
河山岩村	0.405	0.444	0.523	3
余家村	0.406	0.342	0.457	4
兰溪村	0.407	0.320	0.44	5
水尾村	0.422	0.308	0.422	6
小桃源村	0.498	0.230	0.315	7
谈文溪村	0.532	0.220	0.292	8
黑砠岭村	0.553	0.182	0.248	9
黄家塝村	0.711	0.080	0.10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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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上述评价方法是适用的,其评价结果与笔者现场调查的湘南地区20余个传统村落的总体印象是吻合的;也与笔者正在进行的湘西及云贵川地区其他传统村落的比较研究相区隔,其空间秩序地域特色很鲜明,上述空间秩序的评价结果实际上就表征着村落的社会秩序的自组织性。相对于城市或现代村落的规划建设一般是社会第三方力量（如政府）介入的结果,是一种他组织,而传统村落虽然也有一定的规划,但往往都是村落自身力量在主导,或是集体无意识,或是由宗族来组织实施,因此其规划营建都体现一种自组织性。从表6、图5可以看出,兰溪村、小桃源村、谈文溪村和水尾村在规划建设时充分考虑了宗祠等公共场所的重要性,使得此类公共场所与其他房屋在空间位置上能够保持最大程度的联系,村落后期的发展也是围绕这些“文化中心”不断演化,依旧与“文化中心”产生较多的联系,充分体现了村落宗族等公权力强有力的社会秩序自组织性;而诸如上甘棠村、河山岩村、黑砠岭村、黄家塝村和余家村等村落,虽然其自组织性不能由点度中心性所表征的向心性来体现,但是部分祠堂等建筑分布在村落中轴线、村头等关键位置,也是体现了一定的自组织性。

5 结果分析：空间秩序的影响因素

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形成与发展与特定的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等众多因素息息相关。在湘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更是对该地区传统村落的空间肌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村落的空间秩序发展奠定了自然、文化基础。

5.1 自然山水奠定村落空间格局

中国传统村落蕴含着深厚的人居环境观,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37]。湘南地区山地丘陵遍布、水系发达。无论是自然条件的外在限制,还是趋吉避凶等心理安全的内在追求,抑或是为了村落的生产生活与安全发展,都迫使古代村落的选址、布局等离不开对山、水的依赖。在众多的自然环境因素中,湘南地区村落所处自然环境大体相同,气候、土壤等因素相差无几,所以山、水等地形微环境是村落空间秩序最根本的影响因素。

5.1.1 山体决定村落的空间框架湘南地区整体属丘陵地带,保存下来的传统村落绝大部分处于山区。结合案例村落的实地调研以及对其他传统村落通过Google Earth高分影像和地形信息的分析,可以清晰地发现,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的整体形态与山体、地形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四面环山。为营造相对封闭的小环境,村落选址首选四面环山之地,如兰溪村地处山间盆地是因为瑶族同胞为躲避战乱、纷争;小桃源村被群山环绕是其先民追求世外桃园。该类村落有限的土地多半被开辟为耕地,村落形态的发展扩张受到严重限制,空间秩序性表现一般。小桃源村四面山体最高海拔567 m,最低海拔457 m,盆地近似于蛋形,村落建筑群依着蛋形分布,是堪舆学上所谓的“藏风聚气”之地。经过日积月累的发展,最终该村逐渐形成了以传统建筑为肌理,山脉体系为依托的传统村落风貌。兰溪村处于小盆地,地形闭合,四周青山环绕,兰溪河迂回曲折穿村而过,形成了“枕山、环水、面屏”的山水格局。

（2）U形包围。相对于完全封闭的环境来说,更多的村落往往追求三面环山,如上甘棠村、干岩头村、河山岩村、余家村和水尾村四周的地形环境可大致概括为U形包围,留有开口。在这些村落中,上甘棠村和水尾村的村落形态极为相似,坐东向西,山环水抱,村落布局沿着河流和山势等要素依次展开,形如八卦,较为有序。如上甘棠村背靠玉屏山脉,左右以将军山、昂山为扶手,西临谢沐河,龟山为案、西岭为朝,充分体现了“前有照、后有靠、左右有抱”的心理追求。其他的村落同样是三山围绕,但并没有形成如上甘棠村那般严密的山水格局。

（3）两山夹峙。山环水抱的理想格局如果不能完全满足,那两山夹峙可能是次优选择,如黑砠岭村、黄家塝村;或者在相对开阔的平地,村落建筑附近没有足够的山体作为屏障,那就向四周扩大范围来寻找山体以为因借,如谈文溪村从较大尺度来说也属于两山夹峙,并且基本上也满足环境心理学当中所谓的“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朝山、靠山和左右护山的理想格局。黄家塝村位于莽山中的一条山谷之内,地形狭长,乐水河穿村而过,将黄家塝村分为大、小两部分。而黑砠岭村也位处山间谷地,所受限制更为严重,建筑规模不大,整体空间秩序也不强。

5.1.2 水系塑造村落的空间形态水系也是村落选址的决定性因素,除了生产生活的需要之外,在环境心理学中水代表着财富,因此湘南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也离不开水系的塑造,在某种程度上水系也深刻地影响村落的空间秩序。就水系与村落形态的关系来说,也可以概括为三类。

（1）绕。背山面水是村落选址的理想追求,所以水系从村前绕过是大部分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的共性模式,并且湘南丘陵地区地势起伏,水系的流向也往往迂回曲折,正好满足环境心理学上“曲水有情”的意境。如干岩头村、上甘棠村、水尾村、余家村均为村前有“曲水”绕过。水系无疑限定了村落的空间扩展,因为水系能自流灌溉的地方一般用作耕地以满足生产的需要;同时,作为生活用水的取水点往往也是村落空间的一个重要节点,它在无形中塑造着村落的空间形态;再加上水体调节小气候的作用和人们赋予水体的文化价值和精神象征也影响着村落的空间秩序。

（2）穿。水系穿村而过情形也比较常见,如兰溪村、黄家塝村,但如果将组成“村落”的组团也当作一个小村来说,那水系与“村落”的关系与“绕”并无二致。

（3）引。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门前流水潺潺的理想居住模式不一定能完全做到,所以在无水系经过的村落,只能引水进村,如河山岩村在村后建有小水库以蓄水,并开凿渠道引水进村内,一来满足生产生活需要,二来调节小气候,三来营造水在房前屋后流动等水体景观;谈文溪村也将村后的小溪流引入村内作为灌溉和饮用,同时也在村落主体建筑门前开挖半月形池塘蓄积雨水;黑砠岭村的村后原有五口池塘,号称“五代同塘”,而院落前也开挖了半月形池塘,生活用水主要依靠村前的水井;小桃源村四周也有大小数处水塘,村内有两处公共水井,经两个沉淀池流入各家。这些引水点、取水点（如水井）、汇水点（如月形池塘）往往是村落形态的重要节点,因而也影响着村落的空间秩序。

总体来说,水系与村落四周的山体相互映衬,更使得村落的布局和自然环境水乳交融、和谐共生,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对“天人合一”的追求。

5.1.3 山水环境共同影响村落的空间秩序自然环境的基本要素奠定了湘南传统村落“山、水、田、林、村”的景观格局,同时也限制了村落的布局与发展。村落山水格局是影响村落方向性、破碎性、集聚性等的主导因素。黄家塝村“一水纵贯山与田,东西排瑶洲岛连”,乐水河从南至北纵贯村落,致使大、小黄家塝隔河相望,秩序性和集聚性等被破坏,破碎性程度提高。兰溪村也是由黄家和上村两个自然村组成,村落发展受地形限制,村落初期在有限的区域内还较为有序地发展,但随着人口增长,房屋需求增加,扩建、乱建现象凸显,导致村落秩序性变差。形似八卦的上甘棠村在屏峰山脉、将军山、昂山和谢沐河的围绕下,仅有一块U形盆地可满足建房需求,村落房屋排列密集、紧凑、有序,集聚性较强,破碎性较低;虽历经千年,后期村落主体已迁至谢沐河西北部,但是在盆地中的古建筑群依然保持完好,秩序性等得到较好的保留。

此外,在有限的区域内,建筑群成团状分布的村落分形维数更低、紧凑度更高,如较为明显的谈文溪村,位于两山夹峙的平地之上,方形村落内部布局规整、紧凑,所以具有较低复杂性和较高的紧凑性;兰溪村虽然看似分布杂乱,但是两个村内部也是成团聚居,所以兰溪村的复杂性及紧凑性都处于中间水平。而其他村落,在地形的约束下,形似八卦的水尾村、状如长条的干岩头村和河山岩村,紧凑性都较差、复杂性较高。

5.2 宗族血缘推动村落形态稳序发展

如果说自然环境是影响村落选址的主导因素,那么宗族血缘等制度文化则是后期村落形态发展的另一重要推动力量。在农耕社会里,血缘村落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生活圈或文化圈,是保持着社会各项特征的最小单元^[38]。宗族往往是掌握整个村落政权的组织力量,村民的宗族观念也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加强。在湘南地区更是如此,该地区传统村落往往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一种聚族而居的模式。村落本身也带有强烈的宗族色彩,各村落建有祠堂等宗族文化中心,其余住宅遵从宗族秩序、血缘结构以宗祠为中心依次建造,民居中有“堂”和“房”的区别,这种区别既反映了长幼有序之礼,同时也反映了崇祖敬宗的文化心理,这些因素都使村落得到稳定有序的发展。

通过查阅资料,整理绘制表10,结合图5来看,兰溪村和黄家塝村都为传统瑶族村落,其村落布局较之汉族传统村落更为破碎、分散,但是两个村落最大的不同在于点度中心性所代表的向心性——宗族公权力。表6中,兰溪村的庙宇等重要节点与点度中心性图对应较好,黄家塝村较差。究其原因,可以发现,兰溪村两个自然村内居住有蒋、欧阳、黄、何等13姓,各姓居民以祠堂为中心展开,形成以血缘、地缘关系为纽带的聚居形式;祭祀和修行场所较多,历史上建有四十庙、八庵、五寺、三阁、二观、一宫,至今村落内随处可见社坛土地、舞榭歌台等,庙多且分布在各姓聚居处,所以向心性和集聚性较好、破碎性较低。而黄家塝村虽然也是多姓杂居,但是其并没有明显地按姓氏聚居,且整个村落被河流一分为二,更是分裂了宗族之间的凝聚力,使其具有较差的向心性、集聚性和较高的破碎性。

Tab. 10
表10
表10村落姓氏民族分布表
Tab. 10The distribution table of village surnames and ethnic groups

村落名称	上甘棠村	兰溪村	干岩头村	小桃源村	谈文溪村	河山岩村	黑砠岭村	黄家塝村	余家村	水尾村
主要姓氏	周	蒋、欧阳、黄等	周	王	郑	骆	龙	黄、邓、杨等	余	刘
主要民族	汉	瑶	汉	汉	汉	汉	汉	瑶	汉	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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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少数民族村落之外,其余八村都是以单一姓氏为主的汉族村落。而汉族传统村落因其建村历史、宗族权力等不同,又展现出各不相同的格局。无论是千余年历史的上甘棠村、小桃源村,还是600余年的干岩头村、谈文溪村、余家村、水尾村,亦或是一两百年的河山岩村、黑砠岭村,能够发展至今,都具有一定的宗族公权力;村落存在时间越长,越能够反映出该村落具有更强大的公权力,整个村落在综合指标评价里排名越靠前。如年代最长的上甘棠村,至今已有1200余年,村落的村名、位置、居住家族历经千年始终未变,村落中周氏共有十族,称为“九家门楼十家厅”,每一族沿次干道向后延伸布置住房,于主干道交叉处,建有各族的门楼坊和小型广场。宗族秩序表现最明显的为干岩头村,其主要由6个院落组成,分别为建于明代的“老院子”“红门楼”“黑门楼”和建于清代的“新院子”“子岩府”“四大家院”。6个院落自西向东呈北斗星形排列,依山就势,南高北低。村落建筑以正屋为中心轴线,构成“丰”字形平面布局,井然有序。村落外部封闭,内部向中呼应,呈现出一种强烈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意蕴。正、横屋构筑的规格、品位泾渭分明,体现了宗族大家庭尊卑长幼秩序的不可逾越性。

5.3 社会经济保障村落发展的物质基础

湘南地处山地丘陵地带,与外界交通不便,社会经济较之其他地区相对落后。但是该地区土地肥沃,气候适宜,物产丰富,为传统村落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村落的建立离不开经济的发展与推动,空间形态的发展演变更离不开强大的社会经济等软环境的支撑。生产方式、经济制度、产业结构、经济流通等诸方面无一不对聚落的空间形态产生影响^[39]。

早期传统村落的经济基础较差,产业单一,几乎纯粹是农作物种植,因而村落的规模较小,空间形态内向封闭,布局紧凑。此时,村落结构和形态的变化主要是由于人口的增加、房屋新建而导致。到了明清时期,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作物产量已经可以满足村落基本所需;另一方面,交通和运输能力的提高,市场经济得到一定发展,虽然农业还是占大多数,从事商业和手工业者人数却也在急剧增加,传统村落空间形态也随之快速变化。如上甘棠村,明清时期,村前石板路两边都建有店铺,成为农村集市贸易中心,深刻影响了村落的空间形态及其空间秩序。其他村落也有商业的介入,如干岩头村迁徙始祖周佐因造纸经商发家致富后,于1550年间在现在的干岩头村处建造第一所房屋——老院子,之后的后代子孙开始在此处安家置屋,演变至今。由此可见,村落首先是因为经济基础而得以兴建,而其空间形态的演变也受到产业发展影响。

5.4 文化教育丰富村落的空间肌理

湘南传统村落普遍崇尚“耕读”,追求学而优则仕。科举制度的完善和宋明理学的兴起大大影响了当地人的思想和行为。在崇文崇儒的风气之下,为宗族子弟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促进了书院的发展^[40],如兰溪村、上甘棠村、余家村等,至今仍保留当时建造的书院。同时,那些通过科举考取功名、入仕为官者,荣归故里后也会大兴土木,兴建私房或是建造文昌宫、庙堂等公共建筑,造福乡梓,进一步丰富了村落空间肌理。如水尾村于道光二十六年扩建了文昌宫;干岩头村的周希圣也于担任户部尚书期间修建了“尚书府”。

据考证,建村者一般为入仕为官者或经商致富者及其后人,因为官宦之后、商人世家家境较为殷实,受过较高等级的文化教育,为充分展现自己及家族实力,在建造初期从选址到规划处处体现着强有力的财力、智力及宗族观念,如干岩头村、上甘棠村;普通百姓迁居时,虽也蕴含一定的宗族思想,建有庙宇、宗祠等,但是文化水平、眼界见识和财力物力均有限,村落的布局、规划无法面面俱到,集聚性、秩序性等各项指标与前者相比都较差,如黄家塝村、谈文溪村。

5.5 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秩序的形成机制

通过上述10个案例村的研究表明,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的空间秩序是历史时期形成的,并经历了较大尺度的时空演变,其首要决定因素是山水环境,宗族力量是有力推手,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文化教育则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空间秩序的构成。自然环境条件是空间秩序形成的资源本底,但社会经济和文化也是空间秩序塑造的强大力量,进一步说,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是在自然山水和人文经济的双重影响下形成的,空间秩序更是人们对自然环境进行社会化建构的结果。空间秩序4个方面的影响因素的作用机制和互动逻辑前已述及,笔者认为这适用于绝大部分传统村落。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传统村落是华夏文明薪火相传的见证,是世界最大规模的文化遗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有机载体。本文以湘南地区10个村落为研究对象,基于空间秩序视角,采用多种指标、方法对其外向和内部空间秩序进行定量化分析,其结果实际上反映了传统村落社会秩序的自组织性,这对于识别传统村落空间形态特征并判断其文化形成机制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丰富了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研究;并且也有方法论的意义,6个指标都有明确的地理含义,评价结果不仅符合10个案例村,也与笔者调查的湘南其他传统村落的总体印象相吻合,而其影响因素的分析,笔者还对湘南其他村落通过Google Earth高分影像和地形信息的辅助分析进行了佐证。结果显示,各指标表征的地理意义和湘南传统村落的空间规律主要有：

（1）方向性序量是传统村落空间秩序最直接的表征,通过各房屋的角度值可识别整体朝向的一致性及与主体朝向的差异性或对主体建筑的服从性从而判断村落的秩序性;湘南地区传统村落方向性秩序均值都在0.7以上,属于上游水平。

（2）紧凑度和分形维数可以分别表征村落整体形态的紧凑性和复杂性,该两指标呈显著负相关,从正反两方面表征着传统村落的外向空间秩序;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紧凑度较好、边界轮廓复杂性较低。

（3）点度中心性代表村落的向心性,接近中心性代表村落的集聚性,中介中心性代表村落的破碎性;湘南地区传统村落除点度中心性之外,接近中心性和中介中心性的中心均在村落几何中心附近。

（4）湘南地区传统村落空间秩序感整体都较强,地势平坦、宗族观念深厚、经济和文化教育发达的传统村落,其秩序更为明显;因此,空间秩序的影响因素主要有自然山水、宗族血缘、经济基础和文化教育4个方面。

6.2 讨论

目前,传统村落的空间形态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如何建立一套科学、有效、完整的评价体系,能够对空间形态进行系统化定量描述,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就本文来说,有如下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1）湘南地区的传统村落数量众多,本文仅选取了10个村落进行研究,样本数相对于总量只有6%左右,其可行性与准确性还需进一步探讨;其空间规律由特殊到一般的代表性需要更多的样本和数据的支持。

（2）研究所选用的指标的完备性以及中心性、中心势等方法的普适性也有待在众多的传统村落中进一步验证;特别是空间全局和局域自相关性、空间分异性等地学分布对象的度量指标与传统村落空间秩序的关系有待深入研究。

（3）本文仅考虑将房屋建筑作为评价对象,而其他类型的传统要素,特别是广场、水井、桥梁、古树、道路交叉口等节点未纳入评价范畴,可能影响空间秩序的完整性;另一方面,作为传统村落空间秩序外部构成要素的山水环境,本文仅将其作为影响因素,而没有纳入空间秩序本体的测度范畴,也值得进一步思考。

（4）由两个及以上的组团组成的村落分开测度还是整体测度牵涉到“村落”粒度单元的划分;而且,多数传统村落的空间范围是指整个行政村,这就牵涉到村落评价单元的边界,是行政村还是自然村?是村落当中传统建筑覆盖的生活空间,还是包括生产空间甚或生态空间?其三生空间的边界又如何准确划定?

致谢：

真诚感谢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研究贡献定位、指标选取的地理含义、形成机制的归纳总结等方面的修改建议,使本文获益匪浅。

参考文献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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