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江滨^,1,2, 黄晓燕^1,2, 李尚谦¹1.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国土资源研究中心,西安 710119
2.陕西师范大学全球区域与城市研究院,西安 710119

Research progress of returnee entrepreneurship and an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spatial embeddedness

YIN Jiangbin^,1,2, HUANG Xiaoyan^1,2, LI Shangqian¹1. Northwest Land and Resource Research Center,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2. Global Regional and Urban Research Institut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收稿日期:2020-11-3修回日期:2021-07-15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21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7116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31284)

Received:2020-11-3Revised:2021-07-15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殷江滨（1985-）,男,江西湖口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与经济地理。E-mail: yjbin401@163.com





摘要
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回流人口及其创业活动受到广泛关注。研究回流人口创业的空间格局与过程、创业发生与成长机制对于满足国家和社会重大需求、推进地理学的创业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系统梳理人口回流、创业决策及其驱动机制等相关文献,发现回流创业的空间特征与空间规律研究较为薄弱,不同尺度的空间环境如何与回流个体相互作用,进而导致差异化的创业结果未得到充分探讨。针对回流人口社会经济关系和资本积累的空间多重性特征,在嵌入理论基础上,运用地理学的“多尺度空间嵌入”分析工具,构建回流人口创业的研究框架,并遵循“格局-过程-机制-模式”的研究路线,提出未来应重点开展的研究内容：探讨回流创业的空间格局与创业过程的耦合关系,揭示回流创业的发生与成长机制,探索在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空间中回流创业的一般特征与规律。以期为人口流动新背景下地理学的创业研究、回流研究提供理论参考,为构建地区创业支持体系提供科学支撑。
关键词： 人口回流;创业;空间嵌入;影响机制;研究框架

Abstract
Return migration has become a critical socio-economic phenomenon in China. As an important force to promote the new urba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return migrants and their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have attracted wide attent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study the spatial pattern and the process of returnee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start-up and growth of returnee's enterprises to meet the major needs of the country and to develop the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theory of geography. Based 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research in related fields such as return migration,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making and its driving mechanisms, the present paper found that existing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role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returnee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role of individual capital accumulation, such as savings and human capital, with less attention to spatial differences of entrepreneurship of return migrants, but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atial environment and returnee entrepreneurship has not been fully studied, and the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patial environment of different scales and return migrant individuals on entrepreneurship is relatively weak. Focusing on the spatial multiplicity of socio-economic relations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of return migrants, on the basis of the embeddedness theory, using the “multiscaled spatial embeddedness” analysis tool of geography, we established 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the returnee entrepreneurship. Correspondingly, the future research can be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oute of “pattern-process-mechanism-pattern”, aiming to examine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patial pattern of returnee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entrepreneurial process, reveal the birth and growth mechanism of enterprises established by return migrants, explore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and laws of returnee entrepreneurship in different scale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space,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entrepreneurship study and return migration study in geography under the new background of migration, and to provide scientific support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support system.
Keywords：return migration;entrepreneurship;spatial embeddedness;influencing mechanism;research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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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江滨, 黄晓燕, 李尚谦. 回流创业研究进展及基于空间嵌入的研究框架[J]. 地理研究, 2021, 40(10): 2856-2870 doi:10.11821/dlyj020201059
YIN Jiangbin, HUANG Xiaoyan, LI Shangqian. Research progress of returnee entrepreneurship and an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spatial embeddedness[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1, 40(10): 2856-2870 doi:10.11821/dlyj020201059

1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激发农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乡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培育新动能”。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要求“深入实施农村创新创业带头人培育行动”。可以说,创业已经成为培育乡村振兴内生动力、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切入点。在创业群体中,回流人口因其日益增加的规模和重要性而受到广泛关注。据估计,中国的乡-城移民中有20%~40%已回流到家乡^[1,2,3]。作为传统人口迁入地的沿海地区吸纳的农民工持续减少,中西部地区则不断增加。全国农民工监测数据显示,与2015年相比,2020年东部地区接收的农民工占比已从57.7%下降到53.0%,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从20.2%、18.8%提高到21.8%和22.0%^[4,5]。在获得了资金和人力资本积累后,许多回流者通过开办中小企业或自我雇佣实现了创业^[6]。一项基于全国27个省份的调查显示,选择创业的回流农民工占比达25.3%^[7]。回流人口的创业活动不仅为回流者就业结构转变和就近城镇化创造了有利条件,更为长期人力资源不足的欠发达地区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因此,在新的人口流动大背景下,研究回流人口的创业特征与驱动机制,对于科学构建地区创业支持体系,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

伴随回流人口规模的增长,其回流空间类型与层级也日趋多样化。除回流到家乡农村外,越来越多的外出者回流到家乡县城或镇区,共同构成地方性回流（local return migration）。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外出者回流到家乡地级城市市区、省会或其他城市,形成区域性回流（regional return migration）^[8,9,10]。回流空间的多样化导致回流人口创业的空间差异开始显现。县城及城市市区受到越来越多回流创业者的青睐^[11,12]。但总体上已有文献主要关注回流人口创业的个体差异,即为什么有的回流者选择创业,有的却没有?并强调了个体外出资本积累的作用^[13,14]。对回流创业的空间差异研究较少。为什么有的地方回流创业更为活跃,有的地方却少见?不同空间回流人口的创业活动有何不同?进一步地,空间环境及其与个体的相互作用如何导致差异化的创业行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迫切需要在新的发展背景下,运用地理学理论与技术手段开展系统研究,探明回流创业的空间特征与空间规律。

综上,本研究在系统梳理回流创业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引入经济社会学的“嵌入”理论,从地理学的“多尺度空间嵌入”视角切入,构建回流人口创业的研究框架,并遵循“格局-过程-机制-模式”的研究路线,提出未来应重点开展的研究内容。通过揭示空间环境与回流个体相互作用的内在规律与创业效应,以丰富和发展地理学的创业研究理论,为完善欠发达地区创业支持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2 回流创业研究进展

2.1 回流人口的创业选择

回流人口的创业与就业行为是相关研究关注的重点领域之一。从理论上看,回流者的劳动力市场表现与回流动因联系紧密、互为支撑,二者均被置于“成功-失败”二分法（success-failure dichotomy）的框架之下^[15]。新迁移经济理论（new economics of labour migration）基于家庭福利的最大化,将外出视为迁移家庭的一种生计策略,迁移者以赚钱为目的,一旦他们实现了收入目标,就会回流家乡。换言之,回流者是移民中的成功者^[16]。新古典移民理论（neoclassical migration theory）则基于个人的预期收入最大化,认为回流是移民在衡量迁移收益与成本后的决策^[17],在家乡与迁入地收入差距没有缩小的情况下,只有当迁移收入低于预期,或迁移成本过高,预期收入目标未能实现时,才可能回流。因此回流者是移民中的失败者。反映在回流后的创业结果上,成功说认为回流者为人力资本正向选择（positive selection）,他们通过移民积累了新技能、新思想和资金,回流后更有能力从事创业活动,回流将促进家乡地区的经济增长^[18]。失败说则认为回流者为人力资本负向选择（negative selection）,与未外出者（non-migrant）相比,他们的人力资本并无优势,也未表现出更强的就业能力和创业倾向,对家乡经济的贡献有限^[19]。

与理论上的分歧相似,回流人口创业选择的实证研究结论也未形成共识。国际回流人口普遍表现出较强的自主创业倾向。凭借移民过程中的资金和人力资本积累,回流者缓解了家乡信贷市场缺陷和人力资本不足状况,通过创办企业或自我雇佣,实现了回流者个人和家庭就业的转变,推动了家乡中小企业的发展^[19]。基于摩洛哥的跨国回流移民数据,Hamdouch等发现回流者中雇主（employer）的比例从迁移前的2%增加至回流后的26%,自我雇佣者（self-employed）的比例从19%增加至40%^[20]。在埃及,国际回流移民的创业比例为20.4%,显著高于未外出者的14.6%^[21]。国家内部回流人口创业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实证证据不足。通过对泰国和越南国内城乡回流人口的研究,Junge等发现回流者与未外出者的创业倾向并无显著差异^[9]。Hirvonen等则发现了与国际回流相反的结论。基于坦桑尼亚的国内回流数据,他们发现回流者创业比例显著低于未外出者,而务农的比例则显著高于未外出者^[22]。

关于中国国内回流人口创业选择的研究结论仍存在分歧。部分研究认为,回流者带来了家乡急需的工作技能和资金,具有更高的创业倾向。运用安徽无为县的农户调查数据,Démurger等发现回流人口的创业比例为44%,远高于未外出者的22%。创业行业主要集中于规模农业、零售商业和小型制造业^[18]。在对湖北恩施的研究中,Wu等发现回流人口创业比例为19%,显著高于未外出者的11%^[3]。但另一部分研究对回流创业前景不甚乐观^[23]。白南生等基于四川、安徽两省数据发现,回流人口从事非农经营性职业的仅为2.7%,其就业结构与未外出者并无差别^[1]。利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Wang等也发现,回流者的创业比例为9.3%,与未外出者（8.8%）的差异不显著,但回流者比未外出者更倾向于从事工资性工作（22%对8.2%）^[24]。

已有文献对回流创业空间特征及空间差异的研究非常有限,且未形成一致性认识。如在对埃及归国移民的研究中,McCormick等发现回流到城市地区的移民比回流到农村的创业增长更快,首都大开罗地区尤其受到回流创业者的青睐^[25]。在阿尔巴尼亚,那些跨国回流创业者更偏好于沿海地区,而不是首都地区^[26]。Junge等对泰国和越南国内回流人口研究则表明,回流到家乡农村社区（地方性回流）与回流到家乡省份其他地区（区域性回流）的移民创业比例不存在显著差异^[9]。关于中国的研究由于研究尺度的差异导致结论不尽相同。Yu等采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研究从本乡镇外回流人口的创业行为,发现从全国层面看,东部地区的回流者比中西部的更有可能创业^[27]。多数研究以县域为界,分析回流到县域内人口的就业/创业空间特征,发现县城和镇区对回流者更具吸引力^[12]。随着回流空间的多样化,家乡地级城市或省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回流者,区域性回流开始受到关注^[8]。在一项针对全国16个省份的农民工回流创业意愿调查中,赵浩兴等发现愿意回流到地级市区创业的占32.1%,县级市区和小城镇分别为16%和42.9%,西部省份农民工选择地级市区创业的高达77.8%^[11]。但总体来看,针对不同空间回流创业的实证研究仍然缺乏,其创业特征及空间差异尚有待进一步挖掘。

2.2 个体因素与回流创业

影响回流人口创业的因素总体上可分为个体因素和外在环境因素（图1）。个体因素中,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是研究的焦点。迁移过程中积累的物质资本对回流创业的影响最为直接。由于家乡地区特别是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资本市场多不完善,回流人口普遍面临信贷约束,迁移中积累的物质资本就成为创业投资的主要来源^[27]。Ilahi利用来自巴基斯坦的横截面数据研究发现,海外积蓄是跨国回流移民就业选择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储蓄多的移民选择自主创业,而其他人倾向于工资性就业^[28]。基于突尼斯的数据,Mesnard研究表明由于国内信贷渠道有限,回流者创办企业的资金87%来自于迁移时的积蓄。积蓄的多少对于回流后的创业活动具有显著影响^[29]。McCormick等利用埃及回国移民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那些回流创业者的海外积蓄是工薪劳动者的6倍,随着海外积蓄的增长,回流者成为创业者的概率显著提高^[25]。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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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已有研究中回流创业的影响因素与路径

Fig. 1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path of returnee entrepreneurship in literature



回流人口的人力资本积累对创业具有重要影响。大量研究证实,通过教育、培训或“干中学”等形式获得工作经验和技能,回流人口提高了创业机会发现与资源获取能力,促进了其创业选择和绩效提升^[30]。如Germenji等研究发现迁移积累的工作技能对回流者成为创业者具有显著影响,但对其成为工资就业者影响不大^[31]。运用中国的数据,Ma发现工作技能和人力资本的提升（而不是储蓄）对回流人口创业具有显著影响^[32]。但空间的多样性让人力资本的作用变得复杂。从迁移目的地看,不同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本积累的效果存在差异,来自发达地区的回流者在工作中获得较高技能的机会更多,更易从事创业活动。如De Vreyer等基于西非国家住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只有从OECD国家回流的移民才更有可能成为创业者,如果不考虑外出地点因素,回流者比未外出者的就业表现更差^[33]。Yin等对中国的研究也发现,从沿海省份回流者更可能创业,而从其他省份及省内回流对创业选择的影响不显著^[34]。从回流地看,不同回流地的人力资本回报可能存在差异。回流到家乡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移民更便于利用其工作技能进行创业,以获得更高的人力资本回报,而回到农村地区的回流者会发现难以利用在外积累的工作经验和技能,对创业的影响微乎其微^[35]。但这一观点仍以理论推断为主,实证证据较少。

社会资本对回流创业的影响相对复杂。一般而言,强大而持久的地方社会网络便于产生互惠的规范（norms of reciprocity）,从而提高信任,减少不确定性,是创业过程中影响资源获取、创业生存和成功的重要因素^[36]。然而对回流人口而言,在外迁移导致其损失了在家乡的社会资本,从而削弱外出务工对回流创业的积极影响。如Wahba等对埃及居民的创业活动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只对未外出者有效,对回流人口的创业选择没有显著影响^[14]。但也有研究发现,许多移民会在外出期间与家乡保持联系,并在回流后建立新的社会网络,从而促使其进入创业领域^[27]。与此同时,移民回流后还会与外出时的社会网络保持持久关系,从而获得远距离的商业资源、合作项目或销售渠道。如Ma在对中国海归创业研究时发现,海外社会资本为海归企业提供了运营中的关键信息和资源,对企业绩效产生了积极影响^[37]。可见,在外出地与回流地积累的社会资本均对回流人口创业具有重要作用。

2.3 外在环境与创业活动

环境（context）构成了创业活动的框架,并塑造了其内容和结果^[38]。已有文献多从经济学、社会学和管理学等视角考察经济、社会和制度环境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但从地理学角度考察空间环境的研究明显不足^[39],少量的实证研究主要关注国家或区域尺度新创企业的空间规律,或以“精英”视角研究产业集群和知识密集型创业^[40],对环境与回流创业之间关系的研究非常有限。

国家与区域/城市尺度环境对创业活动具有重要影响。在国家尺度,经济体制、政府规模以及税收、福利等制度因素的作用尤为关键。自由的市场经济体制较少干预市场和企业活动,更有利于创业的启动和成功^[41]。而高额的税收及福利支出将增加企业负担,并扭曲创业者的经济激励结构,从而不利于创业开展^[42]。在区域/城市尺度,经济发展水平、集聚经济、人口密度、失业率与资本供应等经济因素,创业扶持政策等制度因素,以及创业文化等因素具有显著影响。较高的经济水平意味着对产品和服务更高的市场需求,接近市场意味着更低的交易成本,让创业活动更加有利可图^[43]。集聚经济主要为地方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是产业之间及产业内部经济外部性的表现,已被证实对创业具有显著作用^[44]。失业率的影响尚不明确,一方面失业者的创业机会成本更低,另一方面高失业率也意味着较低的市场需求和相对黯淡的创业前景。此外,金融资本特别是风险资本的供应程度、地区创业文化被证实具有重要影响^[45]。而创业扶持政策尽管理论上具有重要作用,但其有效性往往受到质疑^[46]。

社区尺度的微观研究主要关注城市内部产业集聚与技术型创业活动。邻近城市中心区、研究型大学与科研机构、龙头企业或其他中小企业,容易获得知识溢出及经济外部性,被认为可以刺激创业活动^[47,48]。社区创业氛围与社会互动对创业参与具有显著作用。基于瑞典斯德哥尔摩的社区调查数据,Andersson发现社区创业密度比均值每提高5%,每年产生的新创业者就多6~7人^[49]。社区人口密度捕捉了地方集聚效应,但其对创业的影响尚缺少实证证据。

上述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地区,对农村地区创业、创业城乡差异的关注相对较少。农村地区具有不同于城市的独特性,其创业驱动机制与城市存在明显差异。少量研究发现,由于农村地区人口稀疏,市场规模有限,交通区位条件对农村创业具有更为重要的作用,交通通达性较好、靠近城市的农村地区具有更多的创业机会^[50]。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利于农村地区发展农业特色产业,优美的景观环境便于开展乡村旅游创业^[51]。如Zampetakis对希腊Pelekanos农村地区创业研究发现,51%的受访创业者经营酒店业,20%从事餐饮业,14%从事零售商业^[52]。有利的地理条件（如更多的降水和更平坦的地形）可让潜在的企业家更少担心他们的生活条件,从而增加创业可能性,但Sohns等对越南的研究发现,位于斜坡地形的村庄比其他村庄的居民更可能创业^[53]。说明地理条件对农村创业的影响尚不明确,仍有待深入研究。

针对回流人口创业,外在环境的影响研究较为薄弱。零星的研究发现,经济相对活跃、投资机会较多的地区,回流人口创业的可能性更大^[54]。Piracha等对阿尔巴尼亚的研究发现,沿海地区快速发展的旅游业创造了大量的商业机会,成为许多回流创业者的首选地。该国43%的回流创业者集中于沿海地区,远高于首都、山区和中部地区^[26]。Yu等通过对中国的城乡回流人口研究也发现,省外迁移经历促进创业的证据只在东部地区显著,在中部地区轻度存在,在西部地区则不显著。作者将其归因于东部地区更为活跃的经济和繁荣的市场条件^[27]。

2.4 研究评述

现有文献对创业以及回流人口的创业问题进行了日益深入的探讨,但仍存在一些关键不足：

2.4.1 对回流人口创业的空间差异关注不够 已有研究侧重于在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理论背景下讨论回流创业的个体差异,从地理学角度对回流创业空间差异的探讨不足。“空间”既指实在、客观并界定了几何范围的绝对空间,也指反映地理现象属性和相关关系的相对空间^[55,56]。作为地理学的核心概念,空间及空间差异一直是关注的焦点。对于回流人口而言,空间可以提供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并通过与其他空间的基础设施联系,获得创业所需的资源与生产要素,使创业活动得以发生^[57]。现有研究对回流人口在不同类型空间（如平原/丘陵/山区,交通便利区/偏远区,发达/欠发达地区等）、不同层级空间（如城市市区、县城/镇区、农村等）的创业活动存在何种差异及规律等尚缺少系统研究。随着国内回流人口空间选择的日益多样化,回流创业的空间差异将更为明显,其背后空间规律的探索及空间差异化政策体系的建立亟需地理学理论及方法的支撑。

2.4.2 回流人口创业的影响机理尚不清晰 首先,经济、社会和制度环境的作用得到了普遍证实,但空间环境与回流创业的内在关系未得到充分研究。空间环境既涉及空间所蕴含的地理邻近、地形条件、基础设施等物质性元素,也涉及个人赋予特定地方的意义、表征、想象与情感依恋等社会性元素^[38,51]。因此,创业发生的空间环境既受自然的地理边界限制,又受社会认知边界的影响^[58]。但已有研究对于空间环境如何作用于回流创业结果,尚缺少深入剖析;其次,不同尺度空间环境及其与回流个体的相互作用对回流创业的影响被忽略。区域、城市及地方等尺度环境的相对重要性如何,环境与个体如何产生交互作用并影响回流创业活动,仍有待深入研究;第三,侧重于企业创建阶段创业决策的探讨,对创业企业成长机制的研究不足。事实上回流人口是兼具迁移正向选择和负向选择的多样化群体,反映在创业活动上,既有前景较好的机会型创业,也有因难以找到工作,不得已从事的需求型创业。不同类型的创业对回流个体、家庭及地区的影响差异明显。现有文献对创业企业的成长特征、不同类型企业的绩效,及其背后的影响机理剖析不够。

2.4.3 研究对象主要关注跨国回流移民,国家内部回流人口的研究有限 已有回流理论和实证研究多针对跨国回流移民群体,国家内部城乡间回流人口的创业问题近年来开始得到关注,但研究明显不足。关于中国的研究主要按照国外的分析范式展开,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由于空间尺度、制度背景、经济基础、自然地理条件等方面的巨大差异,跨国回流移民与中国国内回流人口面临的外在环境截然不同,基于跨国回流产生的理论及实证证据难以直接解释中国实际。因此,迫切需要就中国内部回流创业问题开展针对性研究。

3 空间嵌入理论基础

3.1 嵌入理论在创业研究中的应用

“嵌入”（embeddedness）原指某一事物内生于其他事物的客观现象,Polanyi提出“经济的社会嵌入”观点,认为市场嵌入于社会是人类活动的本质和普遍逻辑^[59]。Granovetter系统地提出了嵌入理论,指出经济活动需要社会关系,经济主体的行为嵌入到具体的、持续的社会关系系统中,个体经济行动和绩效由其所嵌入的社会结构所塑造。他进一步将嵌入定义为社会结构下经济活动持续运行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关系模式,并将嵌入分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60]。

经济社会学的嵌入理论强调个体与外在结构的动态关系,为回流创业研究同时考虑回流人口个体与环境,理解外在环境与个体如何相互作用并塑造创业活动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工具^[61]。在创业研究中,嵌入就是创业主体成为本地结构一部分的机制^[62]。创业机会存在于当地结构中,但只有通过“实现了嵌入”（embedded）的创业主体的行动才能显现出来^[61]。换言之,嵌入让创业主体与外在结构在动态关系中实现连接成为可能^[63]。通过嵌入,创业者能够弥补资源漏洞问题,填补信息空白,从而获得潜在的创业资源和其他不可用资源^[57]。但嵌入程度对创业的回报可能存在一个临界点,一旦超过这一临界点,过度嵌入于地方结构可能会阻碍创业企业的发展^[64]。嵌入的概念为重新审视创业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

为探究移民在多元社会环境的嵌入性与创业的关系,Kloosterman等提出“混合嵌入”（mixed embeddedness）概念^[65]。混合嵌入构建了一个涵盖行动者和机会结构的分析框架。该框架既包括微观层面的移民创业者及其资源,也包括中观层面的地方机会结构,同时后者又与宏观层面的制度环境相联系^[65]。其中机会结构不仅为创业企业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本,也为企业业务扩张提供市场机会。对于移民创业者而言,除了嵌入到移民社会网络和本地社会网络外,还嵌入到迁入地经济、社会和制度环境中,以获取创业资源^[66]。这一概念被广泛应用于跨国移民的创业研究中。在此基础上,Bagwell将焦点从迁入国扩大至迁出国。认为移民不仅嵌入到迁入国的社会与制度环境中,还嵌入到迁出国及其他国家环境中^[67]。可见,移民混合嵌入的对象开始由迁入地单一尺度向多尺度延伸。

管理学和经济学界在研究嵌入对企业增长与创新绩效的影响时,进一步将嵌入的关系网络区分为社会网络和产业网络^[68]。其中,社会网络以创业者个人的社会联系为主,产业网络以创业企业与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政府、商会等机构的商业联系为主^[69]。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是创业者嵌入本地结构,获得创业支持的主要渠道,且在企业的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差异化的网络嵌入特征。在企业创建阶段,与创业者有血缘、亲缘、地缘关系的泛家族化成员组成的社会网络对新创企业早期接触与获取外部资源起到关键作用^[70]。在企业成长阶段,为了实现市场绩效,创业者逐渐突破初始的个人社会关系网络,通过与上下游企业、政府部门、研发机构、中介组织等组成的产业网络的联系,创业企业进一步嵌入到地方经济环境中,获得技术、信息、资金、商业机会等资源的支持,加速企业成长^[68]。创业主体的社会与产业双重网络嵌入决定了个体与环境之间关系的性质、深度和程度,从而影响了创业的选择和绩效^[71]。总体而言,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强调嵌入于社会经济结构中,对其空间问题关注较少。

3.2 地理学“多尺度空间嵌入”内涵

地理学赋予“嵌入”以空间内涵。地理****认为,嵌入具有空间属性,经济行为的嵌入与“地方”这一空间尺度密不可分,提出“地域嵌入”（territorial embeddedness）概念^[72]。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全球生产网络、全球价值链研究日渐兴盛,嵌入性已超越原有的“地方”单一空间尺度,并延伸至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尺度^[73]。经济主体在不同尺度的嵌入程度及其相互作用是理解经济地理现象的关键^[74,75]。因此,在运用“嵌入”概念时,不能简单地假定嵌入到本地环境,而应该深入探讨“嵌入到哪里”问题^[62]。

“多尺度空间嵌入”被地理****越来越多地应用于跨国企业投资、移民创业等领域的研究中。如高菠阳等在研究中国万宝公司对缅甸铜矿项目投资时发现,外资企业面临来自全球力量、国家政府、本地环境和当地居民等不同尺度要素的压力,因此需要从全球、国家、地方等多尺度视角综合嵌入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并根据环境变化及时做出调整^[76]。Zhu等通过对中国浙江玉环市的农民工创业研究发现,农民工创业者除了嵌入到当地及同乡的社会网络、当地制度与文化环境之外,还嵌入到家乡的制度环境中,通过金融贷款、法律援助、员工服务等获得家乡的创业资源与政策支持^[77]。

地理学的“多尺度空间嵌入”为研究回流人口创业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分析框架。首先,回流人口受迁移目的地和回流地的双重影响,其社会关系与产业网络不仅嵌入到本地、本区域,还可能嵌入到原迁移目的地。如Kalantaridis等在研究英国Cumbria农村地区的移民创业时发现,许多创业者借助自己的工作经验,与原工作地保持牢固而持久的联系^[62]。Ma等对中国无锡市海归的创业研究表明,海外及国内的社会资本对其创业绩效均产生了显著影响^[37]。第二,“过度嵌入陷进”要求回流者必须正确处理不同尺度的嵌入关系,以实现创业成功。由于家乡地区经济普遍落后,市场规模小,远离大城市导致市场信息与知识相对滞后,如果回流人口过度嵌入本地环境,将抑制外部信息流入本地,造成思维及行为方式的僵化,阻碍企业创新^[71],从而扼杀创业活动,制约企业发展^[62]。因此,处理好不同尺度的嵌入关系,是回流者创业活动得以启动与成功的关键。

4 空间嵌入视角下回流创业研究展望

4.1 研究框架构建

在总结提炼已有人口回流和嵌入理论的基础上,借鉴“多尺度空间嵌入”分析工具,本研究将回流创业视为多尺度地方环境与回流个体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人与环境的多尺度空间嵌入为核心,构建空间嵌入的回流创业研究框架（图2）。在该框架中,地方环境和回流者个体特征是影响嵌入关系的重要决定因素。地方环境主要包括经济环境、社会环境、制度环境和空间环境,并存在区域/城市、县区、村居等尺度之分。多尺度地方环境为回流者创业提供了潜在的劳动力、市场机会等创业资源（机会结构）,但回流者能否识别并利用创业机会则取决于其对不同尺度环境的嵌入性,后者具体通过社会网络嵌入和产业网络嵌入实现,其中社会网络嵌入指回流者借助人际关系纽带嵌入到以血缘、亲缘、地缘等关系组成的关系网络,以获取创业资源。产业网络嵌入指创业企业突破创业者个人网络的边界,与不同尺度环境中的市场主体（如上下游企业、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商会等）产生互动联系并建立市场关系,通过参与市场分工,寻求互补的技术、知识和信息支持,捕捉市场机会。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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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基于空间嵌入的回流创业研究框架

Fig. 2The research framework of returnee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spatial embeddedness



在嵌入方式上,回流者及其创业企业通过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两种方式嵌入到不同尺度环境的社会网络和产业网络之中。其中,结构嵌入涉及回流者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的规模、密度及网络的中心性,关系嵌入涉及回流者与网络成员联系的频率、持久度及相互间的信任度^[78]。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反映回流者与不同尺度环境的嵌入性水平,二者不仅与地方环境特征有关,也受到回流者个体资本禀赋（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物质资本）的影响。概言之,在地方环境特征与回流者个体资本禀赋的共同作用下,回流者对不同尺度地方环境呈现出差异化的嵌入性,直接决定了其对创业机会的识别与利用能力,进而影响其创业决策及企业创建后的创业绩效。

4.2 主要研究内容

4.2.1 回流人口特征与回流创业的空间格局 回流人口的总体特征与创业空间格局分析是探究创业驱动机制与空间模式的基础（图3）。在回流人口特征方面,分析其社会经济属性、外出务工经历及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状况,研究其空间选择、就业选择行为,对比不同空间回流人口的特征差异;在创业空间格局方面,一方面分析城市市区、县城、镇区及村庄等多个层级回流人口的创业选择、创业历程与企业绩效（如企业规模、营业收入、雇工人数、利润）等基本特征,对比不同层级回流创业的空间差异。另一方面根据自然地理、交通区位、经济水平等对不同城镇及农村进行类型划分,研究同一层级不同类型空间回流创业的空间特征。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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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基于空间嵌入的回流创业研究内容体系

Fig. 3The research content system of returnee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spatial embeddedness



4.2.2 回流人口创业过程研究 耦合地理要素空间格局与变化过程是地理学综合研究的重要途径和方法^[79]。在创业空间格局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创业过程角度出发,将创业分为创业设想（conception）、创业进入（entry）及创业运营（operation）等不同阶段,分别研究创业者的资本积累状况、社会与产业网络嵌入特征及企业运营状况,挖掘其空间偏好规律。同时,采用回顾性调查等方法,分析回流创业者的创业过程及相应的空间嵌入特征。基于回流个体的就业创业行为的变化,揭示不同时间尺度回流创业空间格局与创业过程的交互耦合关系。

4.2.3 回流人口创业发生与成长机制研究 回流个体与多尺度环境的相互作用决定了回流创业的内容和结果。空间嵌入是剖析二者互动关系的重要工具。首先,研究空间嵌入对回流创业影响的尺度差异。以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的多尺度空间嵌入分析为基础,一方面剖析不同尺度嵌入的重要性差异,解析不同尺度嵌入对创业选择、企业成长与绩效影响的相对重要性。另一方面探究不同要素嵌入的创业效应。解析各尺度不同要素（原材料、市场、信息、技术、资金等）嵌入对创业结果影响的相对重要性。其次,研究多尺度空间嵌入对回流创业影响的作用路径。将回流个体对不同尺度地方环境的嵌入性、创业机会的识别利用作为关键变量,综合运用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研究地方环境与回流个体资本禀赋、不同尺度嵌入性与回流创业结果的内在关系与影响路径,分析各因素的直接影响效应与间接效应。第三,研究不同类型空间回流人口创业的驱动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的回流空间（如城市、乡村;山区、平原;交通便利村、偏远村等）,分析不同空间回流人口的社会网络与产业网络嵌入特征,研究其对创业发生与企业成长的影响效应,解析其内在作用路径,对比不同空间多尺度嵌入与创业结果关系的差异。

4.2.4 回流人口创业空间模式研究 创业是具有典型区域性和地方性特征的空间现象^[80]。对回流人口而言,其创业过程与创业空间格局的耦合关系、不同空间环境与回流个体的相互作用关系、差异化的人地关系对创业结果的影响机制等既存在一致性又具有独特性,表现出不同的空间模式。在不同层级空间,重点关注城市市区、县城/镇区与农村回流人口的个体社会经济属性、资本积累状况、社会经济嵌入、创业类型及企业运营特点。在同一层级空间,根据自然地理条件、交通区位、经济发展水平等遴选不同类型的地区作为典型案例地,分析回流人口的创业特征。通过对各类空间回流创业过程与空间格局、回流创业的发生与成长机制的剖析,总结不同案例地回流创业特征、过程与机制的差异化空间模式,为分区创业政策支持体系的构建提供科学依据。

5 结论

作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回流人口及其创业活动受到政府、学术界及社会的广泛关注。近年来随着回流人口规模的扩大,回流空间类型与层级的多样化特征日趋明显,回流创业的空间差异逐渐显现。从地理学角度,研究回流创业的空间特征与差异,剖析回流个体与地方环境的相互作用及其对回流创业活动的影响规律,并据此构建更具针对性的分区分类创业支持体系,对于发挥回流人口的社会经济效应,为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注入内生动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通过回顾和评述国内外回流创业的相关研究,并围绕多尺度地方环境与回流个体的互动关系对回流创业的影响机制这一关键科学问题,在嵌入理论基础上,运用地理学的“多尺度空间嵌入”分析工具,构建回流人口创业的研究框架,提出了主要研究内容。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已有文献关于回流创业的理论探讨被置于“成功-失败”二分法的框架之下,回流创业选择与创业表现的实证研究结论均存在较大分歧。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等个体因素对回流创业的影响得到了深入研究,但回流创业的空间特征与差异、空间环境与回流创业内在关系的研究较为薄弱,不同尺度的空间环境与回流个体的相互作用对创业的影响研究有限。跨国回流移民研究较多,国家内部回流人口的创业研究不足。

（2）提出基于嵌入理论和“多尺度空间嵌入”的回流创业研究框架。针对回流人口社会经济关系和资本积累的空间多重性特征,围绕回流人口的社会网络和产业网络,从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入手,分析回流人口与位于区域/城市、县区、村居等不同尺度空间主体的社会经济联系及资源获取状况,探究人与多尺度环境的相互作用关系,解析地方环境、回流个体与创业结果的作用路径。

（3）为响应新时期国家和社会需求,解决回流人口创业过程中面临的现实困境,充分激发回流人口的创业潜能,亟需围绕回流人口创业的多尺度嵌入研究框架,深入开展回流人口的总体特征与回流创业空间格局、回流人口的创业过程、回流创业的发生与成长机制、回流创业的空间模式等方面研究,梳理回流人口创业的时空耦合关系,揭示个体属性、不同尺度地方环境与创业结果的内在关系,挖掘多层级、多类型空间回流创业的模式与规律,为优化地区创业支持体系,促进传统人口输出地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提供强大科学助力。

致谢：

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研究框架构建、研究展望梳理与优化、图表完善等方面提出了切实有效的意见;北京师范大学朱华晟教授在论文修改过程中提供了指导和帮助,使本文质量获得极大提升,在此一并致以诚挚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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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中部地区湖北的“毛嘴模式”为例,围绕武汉汉正街与仙桃毛嘴镇的城乡联系问题,研究人口回流及返乡创业所带动的地方发展,解析其对乡村振兴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①劳动力回流受家庭需求、家乡发展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资本回流的主要影响因素是雇佣“本地化”劳动力,也涉及城市更新及其“外部性”效应的间接影响;②技能型劳动力回流以及企业家在城-乡间的高频流动,有利于发挥流动人口的“桥梁”作用;③回流人口主要从事与之前就业相关的行业,倾向于在镇区或市区购买商品房,促进了乡村经济转型,同时利于社会资本的培育,重塑了乡村社会空间。
[ Liu Da, Lin Sainan, Li Zhigang, et al. Return mi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entr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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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的同时,农村地区的劳动力存在着弱回流,农村回流劳动力对乡村振兴与重构极为重要。基于珠三角外围地区不同地域类型的15个村的问卷调查资料,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村回流劳动力的就业选择特征及非农就业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发现：① 外出务工的工资性收入的资本积累,是返乡从事零售、杂货、服装和个体修理等个体经营的基础,非农就业在空间选择上倾向于中心镇或县（区）。② 农村人口外流致使农村地域的人地关系发生显著变化,农地生计保障性功能弱化,农地规模经营的租种成本降低,部分农村回流劳动力选择从事农业生产,主要以种植经济果林、药材为主,助推了农用地非粮化。③ 农村回流劳动力的非农就业受到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村庄特征等多元因素影响。在个人特征方面,年龄越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回流者从事非农职业的倾向性越大;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务农人数与务工人数越少、农田面积越小的回流劳动力倾向于从事非农职业;在村庄特征方面,不同县域的农村劳动力就业倾向差异较大,距离县城越近的农村劳动力从事非农职业的几率越大。县域村镇体系的中心地发展与规划建设是乡村转型发展的关键地域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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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D:8875068 [本文引用: 1]
I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the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origin area on trip duration for Mexican 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I argue that migrants from economically dynamic areas in Mexico with favorable opportunities for employment and small capital investment have a larger incentive to stay in the United States longer and to withstand the psychic costs of separation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than do migrants from economically stagnant areas in Mexico, where the productive uses of savings are severely limited. In line with this argument we should expect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in migrants' origin areas to be associated positively with migrants' trip du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To test this hypothesis I use individual- and household-level data on U.S. migration experience collected in 13 Mexican communities. Evidence from parametric hazards models supports the idea that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origin areas influence the motivations and strategies of Mexican 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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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城新经济研究认为创意企业对网络组织更有依赖,但是对于网络的关键动力则众说纷纭。中国发达地区创意产业网络是否存在,其驱动机理在哪里?这正是研究初衷。以上海9个创意产业集聚区为研究区域,以创意设计业为研究对象,利用74 份企业问卷和16 家企业深度访谈采集数据,并运用SPSS统计分析工具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基于投入产出关系的产业链分工协作仍然是网络驱动的重要逻辑,以人才、信息与知识流为核心的创意链正在形成。上下游企业协作有利于集体学习,它们之间的强联结对提高企业创意能力具有显著影响,然而从影响方式来看,关系内容远比关系强度更重要。“客户”和“高校”是地方网络的重要驱动主体,并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企业区位和创意能力。
[ Zhu Huasheng, Wu Junyi, Wei Jiali, et al. Creative network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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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研究, 2018, 37(7):1447-1459.
DOI:10.11821/dlyj201807015 [本文引用: 1]
以全球生产网络理论为基础,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法,再现了上海创意产业集群在地方—区域—全球三个不同地理维度的产业链接网络结构和联系强度,运用三角坐标法分别考察上海创意产业在劳动力市场、外部供给、消费市场、合作关系四个产业链环节的地方嵌入性和全球链接性,探讨学习和创新网络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显示：首先,上海创意产业集群在各个产业链环节都表现出很强的地方黏性,尤其是在地方劳动力市场方面,上海创意产业集群的地方嵌入性最为显著。其次,上海创意产业集群的外部链接存在异质性,其中技术类创意部门与文化类创意部门在劳动力市场、消费市场和合作关系等方面均表现出较大差异,本文从知识分化视角出发对以上异质性进行了解释。最后,总结了上海创意产业集群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特征及其地方—全球互动关系,为揭示中国大都市地区文化创意产业集群的地方嵌入和全球网络形成机理提供了详实的案例分析。
[ He Jinliao, Huang Xianjin, Si Yuefang. Local embeddedness and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of industrial clusters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7):1447-1459.] DOI: 10.11821/dlyj201807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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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高菠阳, 刘卫东, 宋涛, 等. 社会变革和制度文化制约下的“多尺度嵌入”
地理研究, 2020, 39(12):2718-2730.
DOI:10.11821/dlyj020200357 [本文引用: 1]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加速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而对于这些“走出去”的企业而言,往往面临着东道国社会环境及治理结构变革、制度制约、文化冲突等多重挑战。此前经济地理学提出的“主动嵌入”和“被动嵌入”,并不能完全解释“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所呈现的“外资”与东道国治理结构、地方制度文化环境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关系。本研究构建了“全球-国家-地方”多尺度嵌入的分析框架,以缅甸莱比塘铜矿为例,阐释企业如何通过多样化制度创新,顺应东道国的社会变革,突破制度和文化的制约,从而取得政府、企业、当地社区“多赢”局面的合作模式,从而从新的视角理解制度的多尺度性和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发现：尺度要素之间存在耦合关联作用,且作用模式有不同的组合,同时多个尺度要素的嵌入和影响过程也存在时序效应。最后,结合莱比塘案例,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出了政策建议。
[ Gao Boyang, Liu Weidong, Song Tao, et al. Multi-scalar embeddedness under transition: A case study of Chinese investment in Letpadaung, Myanmar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0, 39(12):2718-2730.] DOI: 10.11821/dlyj020200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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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Zhu H, Feng J, Pan F. Mixed embeddedness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of rural migrants in the host region: The case of Yuhuan city, China
Journal of Urban Affairs, 2019, 41(3):390-404. DOI: 10.1080/07352166.2019.1565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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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张方华. 网络嵌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概念模型与实证分析
中国工业经济, 2010, (4):11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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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ang Fanghua. Conceptual mode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of network embeddedness affecting innovation performance
China Industrial Economics, 2010, (4):110-119.] DOI: 10.19581/j.cnki.ciejournal.2010.04.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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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陆林, 任以胜, 徐雨晨. 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理论框架及研究展望
地理学报, 2019, 74(6):1267-1278.
DOI:10.11821/dlxb201906014 [本文引用: 1]
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是国土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群空间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城市群优化城乡空间结构、维持传统人文活动、传承地域历史文化、维系生态系统健康的战略空间。关注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过程、格局和机制对满足国家战略需求和旅游地理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系统梳理城市群空间、旅游发展影响、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基本属性等研究领域的相关成果,发现已有研究对城市群内部及周边的边缘地带关注不足,有待进一步探索和诠释新的功能地域空间;对旅游显著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空间的事实关注不够,有待进一步强化旅游助推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典型“空间性”研究;对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利用方式关注较少,有待进一步开展城乡空间利用和城乡关系演变研究。研究认为,以旅游作为新的产业路径、新的利用方式科学引导主体功能区规划落地,推动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转型升级,发挥旅游在城市群空间结构优化和城市群可持续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探索国土整治与国土空间优化中国特色道路的重要举措。在构建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三阶段”理论假说的基础上,指出未来应该重点开展的研究内容：遵循“过程—格局—机制—效应”的研究路线,探讨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实践路径,提出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的政策保障体系研究的技术路径,探索旅游建构城市群“乡土—生态”空间在不同尺度空间上的一般特征和规律。
[ Lu Lin, Ren Yisheng, Xu Yuchen.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research prospect of “ruralism-ecology” space of urban agglomeration constructed by tourism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6):1267-1278.] DOI: 10.11821/dlxb201906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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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Fossen F, Martin T. Entrepreneurial dynamics over space and time
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 2018, 70:204-214. DOI: 10.1016/j.regsciurbeco.2018.04.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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