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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合作与冲突视角的“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演化研究

本站小编 Free考研考试/2021-12-29

翟晨阳,1,2,3, 杜德斌,1,2,3, 侯纯光1,2,3, 段德忠1,2, 桂钦昌1,21.华东师范大学全球创新与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062
2.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3.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上海 200062

The evolution of geo-relation network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Asian Water Tower based 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perspectives

ZHAI Chenyang,1,2,3, DU Debin,1,2,3, HOU Chunguang1,2,3, DUAN Dezhong1,2, GUI Qinchang1,21. Institute for Glob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2. School of Urban and Regional Scienc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3.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Policy Research,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通讯作者: 杜德斌(1963-),男,湖北宜昌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世界地理和地缘政治研究。E-mail: dbdu@re.ecnu.edu.cn

收稿日期:2020-11-27接受日期:2021-02-8
基金资助: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A类)(XDA20100308)


Received:2020-11-27Accepted:2021-02-8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翟晨阳(1992-),女,陕西宝鸡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世界经济地理与地缘政治研究。E-mail: cyzhai@stu.ecnu.edu.cn







摘要
全球暖化背景下,发源于“亚洲水塔”的国际河流水文特征的改变加剧了区域内地缘关系的紧张性,致使周边国家间地缘关系备受关注。利用新闻大数据GDELT中的合作与冲突事件表征国家间的合作与冲突关系,对1992—2018年“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地缘关系网络演化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的地缘关系愈加紧密,区域地缘关系网络趋于稳态。②国家间合作网络逐渐呈以中国为中心的放射形结构,巴基斯坦是区域冲突网络的核心,区域内合作与冲突水平极化现象凸显。③周边国家间地缘关系互动的对等反应特征明显,地缘关系模式的演化表现出一定的时空惯性。④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水资源战略价值重构以及地缘文化因素的潜在作用共同推动了“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的演化。
关键词: 亚洲水塔;地缘关系;合作与冲突;GDELT

Abstract
The Qinghai-Tibet Plateau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are the birthplaces of many international rivers in Asia, so it is also known as the Asian Water Tower. As a result of global warming, the hydrologic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national rivers within this area have changed. This change intensified the tension of regional geo-rel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o-relation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Asian Water Tower arouses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Based on the GDELT databas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volution of the geo-relation network in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Asian Water Tower from 1992 to 2018 based 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perspectiv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In the study period, the level of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of countries around the Asian Water Tower increased dramatically, and the situation in the study area is characterized by cooperation rather than by conflict. The density of the geo-relation network increased obviously and the network structure tended to be balanced. (2)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twork of geo-relation, China tends to have more cooperation with its surrounding countries, and it works as a radial center in the connection. Pakistan is at the heart of the conflict network. The key areas of conflict are shifting from Indo-China Peninsula to South Asia. And the polarization of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in the region is prominent. (3)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most of the relations among the countries are symmetrical in the geo-relation model, which means that the reciprocal response among the countries is obvious.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geo-relation model also shows certain space-time inertia. China has long been closely cooperated with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Asian Water Tower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regional geo-relation cooperation network. (4) The evolution of the geo-relation network of the countries in the Asian Water Tower is affected by many factors. The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attern and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the increasing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water resources, and the potential role of geo-cultural factors have jointly promoted the evolution of the geo-relation network of countries in the Asian Water Tower.
Keywords:Asian Water Tower;geo-relation;cooperation and conflict;GDE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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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翟晨阳, 杜德斌, 侯纯光, 段德忠, 桂钦昌. 基于合作与冲突视角的“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演化研究[J]. 地理研究, 2021, 40(11): 3118-3136 doi:10.11821/dlyj020201159
ZHAI Chenyang, DU Debin, HOU Chunguang, DUAN Dezhong, GUI Qinchang. The evolution of geo-relation network in countries around the Asian Water Tower based 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perspectives[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1, 40(11): 3118-3136 doi:10.11821/dlyj020201159


1 引言

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是亚洲众多国际河流的发源地,有“亚洲水塔”之称[1]。近年来,“亚洲水塔”冰川消融所引发的国际河流水文特征改变叠加在流域内国家人文变迁过程之上,使流域内国家间地缘关系日趋复杂,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新的挑战[2,3]。从历史与地理的角度来看,由国际河流串联的流域国家是地缘关系研究的重要单元,20世纪60、70年代,西方****就指出位于同一流域的国家更易形成在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安全等领域相互依存的复杂地缘关系网络[4],河流流经顺序与自然地理特征的差异也形成了国家间非对称的权利关系与差异化的利益需求[5],加剧了国家间地缘关系的复杂性。“亚洲水塔”周边地区覆盖了中国的大多数邻国,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支点性区域[3]。在此背景下,解析“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地缘关系网络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对稳定中国周边地缘环境,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及丰富地缘关系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地缘关系的研究愈加受到重视并取得进展[6]。伴随着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动,大国间的争霸与兴衰更替无不受到地缘法则的支配[7],中国的和平崛起更是对中国地缘问题的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8],有关地缘环境[9,10]、地缘关系[11,12]、地缘政治[13,14]等的探讨日益增多;与此同时,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交叉,以及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的应用为地缘关系研究提供了支持。概括起来,国内关于地缘关系的研究成果呈现以下几个特征:① 数据来源多样,分析方法从定性分析向定量分析转变。在定性探讨地缘关系本质[15],分析国家间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关系演变历程[11,16]的基础上,越来越多的****尝试构建统计指标[17,18]、编码事件[19,20]以及运用大数据[6,21]等定量刻画国家间的地缘关系,进而对国家间地缘关系的网络特征[6]、相互依赖性[22]以及空间分异[23]等进行研究。② 地缘要素日益综合与多元,网络分析成为新范式。当前地缘关系的研究要素趋于多元化,广泛涉及政治[24]、经济[25]、科技[26]以及生态[27]等多个领域,充分反映了地缘关系的综合性。同时,由于关系数据的独特属性,以分析“节点”与“关系”见长的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成为地缘关系研究的新范式,不少研究从网络视角出发,对地缘关系网络的整体特征、结构特征以及节点特征等进行探究[6,22,23,26]。③ 中国及其周边国家地缘关系成为关注焦点。大量研究重点关注中国与周边地区[6,16,25],例如东南亚[22]、中亚[28]等,也有一些研究对中美等大国间的地缘经济关系进行了分析[17,29]。可以看出,已有研究已经关注到“亚洲水塔”周边部分国家间的地缘关系问题,但缺乏对地缘关系网络演化的探讨;同时,其多关注以经贸往来为表征的合作关系,忽视了对地缘关系中合作与冲突关系的进一步解析。

为此,本文构建了基于合作与冲突的地缘关系分析框架,从合作与冲突的比较、叠加与互动三个层面探究“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地缘关系。具体而言,应用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采用新闻事件大数据GDELT,构建“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有向网络;首先从合作与冲突两个维度刻画“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地缘关系网络的时空格局;其次分析合作与冲突叠加作用下“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结构特征的演化,探讨合作与冲突共同作用下国家间双边地缘关系互动模式的演化;最后基于综合视角解析其驱动因素,以期为更好地促进国家间的互动、推动区域和平稳定发展探索新路径。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基于合作与冲突的地缘关系分析框架

地缘关系是以地理要素为基础、以空间流为表征的地缘体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相互联系[22],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探讨地缘体间互动的主要方式与表现[20]。一般而言,地缘体间的互动包含合作与冲突,合作与冲突的二元性也是地缘关系的重要特征。在微观层面,合作与冲突用以表征地缘体间单次互动事件的“度”,而在宏观层面,合作与冲突则反映地缘体间互动的构成。尽管已有一些研究从国家间合作与冲突事件入手探讨国家间的地缘关系,但仍未超越合作与冲突研究相对独立的状态。事实上,合作与冲突往往共存于一定区域内,共同塑造了区域地缘关系网络。为此,本文构建了基于合作与冲突的地缘关系分析框架(图1),从合作与冲突的比较、叠加与互动三个层面,对“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的地缘关系进行研究。在合作与冲突的比较中,将地缘关系划分为合作关系与冲突关系,重点关注区域内合作关系网络与冲突关系网络的时空格局演化及其差异。在合作与冲突的叠加中,以两国间所有合作与冲突事件得分的算术之和表征两国间的总体关系水平,“+”表示在合作与冲突事件的叠加作用下,两国间总体为合作关系,“-”则表示两国间总体为冲突关系,并采用整体均衡指数分析合作与冲突共同作用下地缘关系网络结构的稳健性特征。在合作与冲突的互动中,根据“国家A→国家B”的合作水平与冲突水平之间的关系,划分“国家A→国家B”的合作与冲突互动关系类型,以表征“国家A→国家B”的合作与冲突互动关系。进一步,基于对等反应理论,以“国家A→国家B”与“国家B→国家A”的合作与冲突的互动关系,识别国家A与国家B的双边地缘关系模式。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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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基于合作与冲突的地缘关系分析框架

Fig. 1Analysis framework of geo-relation based on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2.2 研究方法

2.2.1 社会网络分析法 根据GDELT事件数据构建“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采用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中心性分析、整体均衡指数探究“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的相关特征。

(1)中心性分析。采用度中心性(Degree Centrality)与加权度中心性(Strength Centrality)分析“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互动对象的数量及各国合作(或冲突)水平的演化态势。考虑到地缘关系的有向性,度中心性与加权度中心性又可根据一国作为事件的发起方或接受方进一步分为出度中心性、入度中心性与加权出度中心性、加权入度中心性,具体公式为[30]

CDOi=j=1naij,CDIi=j=1naij
CSO(i)=jNiwij,CSI(i)=jNiwij
式中:CDO(i)CDI(i)分别表示国家i作为事件发起国与接受国时,与其有互动联系的国家数,反映国家i互动对象的多少;CSO(i)CSI(i)分别表示国家i作为事件发起国与接受国的合作(或冲突)水平;aij表征国家间的地缘联系,若国家i与国家j有联系则赋值为1,反之为0;wij表示以国家i为发起方国家j为接受方的事件的Goldstein评分之和。

(2)整体均衡指数。整体均衡指数是社会网络分析中用于衡量网络稳健性的指标[30],可以用来测度地缘关系网络结构的稳健性。三方关系是网络稳健性研究的重要单元,三方关系的结构均衡有助于关系网络的稳定。在地缘关系网络中,以一年中两国间所有事件的总得分来反映两国间的地缘关系,当两国间存在联系且总得分为正时用符号为正(+)的连线表示,反之用符号为负(-)的连线表示,三个国家及其两两间的连线构成一个完整的三方组。若三方组中三条边的符号之积为正,则表示该三方组为均衡三方组,反之则为非均衡三方组,根据均衡三方组的占比可计算整体均衡指数:

β=TbalancedTtot
式中:β表示网络结构稳健性;Tbalanced表示均衡三方组数目;Ttot表示地缘关系网络中的有效三方组数目。地缘关系网络整体均衡指数越大,地缘关系网络的稳健性就越好,区域内国家间地缘关系发生突变的可能性就越低。

2.2.2 基于对等反应的地缘关系模式划分 对等反应(reciprocity)通常指一方采取某种行为,从而引起另一方采取大致对等行为的互动过程,用以刻画国家间互动关系的状态,是国际关系研究中的重要概念[31]。基于对等理论,识别“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地缘关系模式及其演变过程,对探索区域内国家间的地缘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国家i→国家j的合作水平与冲突水平之间的关系,可将国家i→国家j的关系划分为合作主导型、平衡型与冲突主导型三类(图2),具体计算公式为:

Rij=Hijt0Hit0-Cijt0Cit0
式中:Rij为国家i→国家j的关系类型;Hijt0Cijt0分别为t0时刻国家i→国家j的合作与冲突水平;Hit0Cit0分别为t0时刻国家i作为事件发起国的合作与冲突水平。当Rij>0.01时,国家i→国家j为合作主导型,即国家i→国家j的合作占国家i发起的合作的比例明显高于国家i→国家j的冲突占国家i发起的冲突的比例;换言之,对国家i而言,相较于冲突,其对国家j的合作更为突出。当Rij<-0.01时,国家i→国家j为冲突主导型,即对国家i而言,相较于合作,其对国家j的冲突更为明显。当-0.01≤Rij≤0.01时,国家i→国家j为平衡型关系。根据对等反应理论,以国家i→国家j与国家j→国家i的关系类型为基础,可将两国间的地缘关系模式划分为六类(图2)。其中,合作主导型对称关系与合作-平衡型关系为积极性互动,即相较于冲突,两国间的合作关系更为突出;冲突主导型对称关系与冲突-平衡型关系为消极性互动,即相较于合作,两国间的冲突更加明显,国家间地缘关系更为紧张;平衡型对称关系与合作-冲突型关系为中性互动。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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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对等反应下的地缘关系模式划分

Fig. 2Model of geo-relation based on reciprocity



2.3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2.3.1 研究区域 “亚洲水塔”是亚洲众多河流的发源地,其中涉及的国际河流流域主要有澜沧江-湄公河、独龙江-伊洛瓦底江、怒江-萨尔温江、恒河、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印度河、阿姆河、锡尔河以及伊犁河流域[32]。本文选取以上河流流域所涉及的17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具体包括:中国(CHN)、缅甸(MMR)、老挝(LAO)、泰国(THA)、柬埔寨(KHM)、越南(VNM)、印度(IND)、尼泊尔(NPL)、不丹(BTN)、巴基斯坦(PAK)、孟加拉国(BGD)、阿富汗(AFG)、塔吉克斯坦(TJK)、土库曼斯坦(TKM)、乌兹别克斯坦(UZB)、哈萨克斯坦(KAZ)、吉尔吉斯斯坦(KGZ)。

2.3.2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文采用GDELT事件数据刻画国家间地缘关系,该数据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具有数据量大、时间跨度长、分类与评分体系较为完善等特征[33],被广泛应用于国际关系、地缘政治等的研究中,具有较高的适用性和可靠性[6,34]。在GDELT双边事件数据中,每一个事件被定义为由行为体A(施动者)指向行为体B(受动者)的一次有向行动,可记为A→B。A→B与B→A的一对行动就构成了两个行为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且每一次有向行动依据Goldstein评分被划分为不同程度的合作或冲突关系,这种由单次行为定义的事件数据是对国际关系事件的分解[34],也是从微观尺度定量研究国家间地缘关系的重要基础。本文从GDELT事件数据库中提取出1992—2018年事件发起国与接受国均为上述17个国家的相关数据,剔除国内事件以及Goldstein评分为零的事件后,共得到事件数据322万条。以年为单位,将国家A作为发起国或接受国且Goldstein评分大于零(或小于零)的事件的得分进行加总,表征国家A的合作(或冲突)水平;以年为单位,将“国家A→国家B”且Goldstein评分大于零(或小于零)的事件的得分进行加总,表征“国家A→国家B”的关系水平,“国家A→国家B”与“国家B→国家A”的得分相加表征国家A与国家B之间的总体关系水平。

3 “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演化特征分析

3.1 时序演化

1992—2018年“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的互动频次在波动中呈指数增长,但近两年有所回落,合作事件始终占据主导地位。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以及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行,均使得国家间的互动激增,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合作事件在随后两年大幅增长(图3)。区域内平均冲突水平在2008年以前波动较大,2008年后整体稳步下降,且始终高于平均合作水平,即平均一次冲突的严重程度较高。因而继续深化国家间合作以减少冲突及其带来的负向影响,是“亚洲水塔”周边国家仍需关注的问题。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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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92—2018年“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合作与冲突事件数及平均得分

注:冲突事件得分为负值,在作图时取其绝对值。
Fig.3The number and average score of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events around the Asian Water Tower from 1992 to 2018



此外,表1显示,1992—2018年,“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地缘联系明显加强,合作与冲突关系流分别从168与81个增长至253和201个。与此同时,合作与冲突地缘关系网络密度均明显增大,网络的平均聚类系数分别从0.76与0.57增长至0.94与0.81,区域内的合作与冲突更加集中于少数国家。平均度与平均加权度分别反映各国在合作(或冲突)关系中平均联系的国家数目及平均合作(或冲突)水平,可以看出,各国地缘关系的互动对象逐渐增多,合作与冲突水平在波动中持续上升。

Tab. 1
表1
表11992—2018年“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特征量统计
Tab. 1Statistic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eo-relation networks in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Asian Water Tower from 1992 to 2018
年份合作冲突
网络
边数
网络
密度
平均聚类
系数
平均度平均
加权度
网络
边数
网络
密度
平均聚类
系数
平均度平均
加权度
19921680.620.769.883186.79810.300.574.77822.52
19931490.550.768.772224.52990.360.615.82850.25
19941740.640.8010.242204.17880.320.625.18956.75
19951510.560.808.882315.651020.380.656.001000.58
19961630.600.779.594913.791100.400.706.471256.45
19971890.700.8211.126561.951310.480.637.711860.02
19981680.620.769.885822.321160.430.716.821771.35
19991780.650.7910.477011.421290.470.747.592292.92
20001740.640.7610.246366.571350.500.757.942321.08
20011780.650.8310.479824.151410.520.788.294596.27
20021990.730.8011.718759.051440.530.768.473172.87
20031920.710.8311.297965.571490.550.748.773758.31
20041900.700.8011.186522.011450.530.738.532667.78
20051840.680.8110.824526.431360.500.718.001678.49
20062050.750.8112.067556.741580.580.779.293608.03
20072160.790.8612.7110603.521510.560.798.886836.82
20082290.840.8713.4715389.281660.610.809.7712486.64
20092500.920.9414.7126701.842410.890.9214.1824111.21
20102550.940.9415.0023315.152240.820.8813.1816628.84
20112370.870.8913.9428267.751770.650.7910.4120438.59
20122300.850.8813.5325219.061850.680.7910.8815353.25
20132340.860.8813.7730031.031820.670.7910.7116815.62
20142330.860.8913.7137867.481860.680.7810.9425550.16
20152550.940.9415.0061008.792000.740.8311.7729204.37
20162520.930.9414.8268774.332130.780.8512.5336246.74
20172620.960.9715.4159823.252050.750.8312.0630577.50
20182530.930.9414.8848458.422010.740.8111.821966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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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合作情况来看,1992年,中国已广泛与区域内各国产生合作关系,合作对象最少的国家不丹仅与5国有合作关系,各国合作对象数目差异较大;到2018年,除老挝、土库曼斯坦外,其余国家均与超过14国有合作关系(图4)。在合作程度上,1992年巴基斯坦的合作水平最高,且其加权出度中心性明显高于加权入度中心性,即在合作关系中,巴基斯坦主要扮演合作的倡导者,阿富汗的合作水平次之,其在合作关系中主要是合作的接受者;到2018年,中国、巴基斯坦两国的合作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国家,区域内国家合作水平极化现象明显。从冲突情况来看,1992年湄公河流域的泰国、越南、缅甸、柬埔寨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等国的冲突水平较高,随着时间推移,巴基斯坦冲突的加权度中心性逐渐远高于其他国家,成为区域内不稳定因素的重要来源,阿富汗、中国、印度的冲突水平次之(图5)。尽管1992—2018年中国的冲突对象数目最多,但其总体冲突水平相对较低。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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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92—2018年“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合作网络中心性特征统计

Fig. 4Centrality of the cooperation networks in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Asian Water Tower from 1992 to 2018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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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992—2018年“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冲突网络中心性特征统计

Fig. 5Centrality of the conflict networks in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Asian Water Tower from 1992 to 2018



3.2 空间特征演化

3.2.1 合作网络分析 从图6(见第3126页)与图7(见第3127页)来看,1992年,在“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合作网络中,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两国间的合作最为突出,湄公河流域的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和咸海流域的中亚五国两个子网络内部联系更为紧密。由巴基斯坦指向阿富汗的合作水平最高,阿富汗、孟加拉国、不丹、缅甸和巴基斯坦五国在合作中表现出较强的指向性(与区域内某一国家的合作得分超过其合作总得分的50%),即与某一国的关系更为密切;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与缅甸、中国与越南、泰国与柬埔寨、不丹与尼泊尔之间互为最主要的合作对象。1992—2000年,仍是中南半岛、南亚以及中亚五国三个子网络内部的合作较为密切,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间的合作相对较多;2000—2010年,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两国的合作水平明显提高,中国在合作网络中的引领地位愈加凸显。2018年“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合作网络主要呈现出以中国为中心的放射形结构,中国在“亚洲水塔”区域内的地缘影响力提升明显。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中南半岛五个国家与中国的平均合作水平(9875.48(①平均合作水平由合作网络中各国间有向边的权重之和除以有向边条数计算而得。))明显高于五国间的平均合作水平(4171.60),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澜湄合作机制有效的促进了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合作互动。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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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992—2018年“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空间格局

注:该图根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6)1667)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6The spatial pattern of geo-relation networks in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Asian Water Tower from 1992 to 2018



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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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992—2018年“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合作与冲突关系

注:CHN(中国)、MMR(缅甸)、LAO(老挝)、THA(泰国)、KHM(柬埔寨)、VNM(越南)、IND(印度)、NPL(尼泊尔)、BTN(不丹)、PAK(巴基斯坦)、BGD(孟加拉国)、AFG(阿富汗)、TJK(塔吉克斯坦)、TKM(土库曼斯坦)、UZB(乌兹别克斯坦)、KAZ(哈萨克斯坦)、KGZ(吉尔吉斯斯坦)。
Fig.7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relationship in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Asian Water Tower from 1992 to 2018



3.2.2 冲突网络分析 从图6图7(见第3127页)来看,1992—2018年冲突网络密度不断增大,地缘冲突明显向南亚地区集中。1992年“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的冲突主要集中在越南与柬埔寨、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以及缅甸与泰国之间,除不丹外的大多数国家在冲突中均表现出明显的指向性(即与某一国的冲突得分超过其冲突总得分的50%)。1992—2010年,南亚的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冲突水平爆发式增长,印度与巴基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的冲突也较为突出。到2018年,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的冲突水平在区域内仍最为突出,以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以及中国为主的T形区域成为冲突网络的焦点;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缅甸、越南与印度五国在冲突网络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指向性,冲突关系的不均衡性较为明显。

整体来看,1992—2018年合作网络与冲突网络均趋于密集,但呈现不同的演变特征。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与国家影响力的提升,“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合作网络呈以中国为中心的放射形结构;巴基斯坦逐渐成为冲突网络的中心节点,冲突的重点区域由中南半岛向南亚地区转移。由于冲突是合作的前提,合作是解决冲突的理想结果,且合作与冲突往往交织而生,因而地缘关系合作网络与冲突网络在空间上也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相似性。

3.2.3 网络结构稳健性分析 地缘关系网络结构的稳健是区域稳定发展的基础,为探究合作与冲突叠加作用下地缘关系网络结构的稳健性及其演变特征,以三方关系为基础,计算“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的整体均衡指数,图8可以看出:① 1992—2018年,“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结构的稳健性不断加强。但2009年以前,地缘关系网络结构的稳健性呈波动状态,2009年后,随着区域内地缘关系网络密度的增大,有效三方组数量趋于稳定,加之国家间合作水平不断提升,均衡三方组数量稳步增加,国家间地缘关系的稳健性显著增强。② 地缘关系网络结构稳健性的质量得到明显改善。尽管地缘关系网络的整体均衡指数整体相对较高,但2014年以前,冲突式均衡三方组(②冲突式均衡三方组指三方关系中存在两个冲突关系与一个合作关系,根据认知平衡理论,这样的三方组在结构上是均衡的,但仍包含冲突关系,存在潜在不稳定因素。)占三方组总数的比例较高且波动较大,尤其是2009年,受全球金融危机与阿富汗紧张局势等因素的影响,“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关系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态势,冲突式均衡三方组的比例高达25%,整体均衡指数降至最低点。2009—2014年整体均衡指数稳步提升,但这一时期网络中仍包含较多的冲突式均衡三方组,即网络结构处于较低质量的稳健状态。2014年后,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行,地缘关系网络的整体均衡指数持续提升,冲突式均衡三方组的数量明显减少,国家间地缘关系网络结构向高质量稳健状态发展。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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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992—2018年“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整体均衡指数

Fig. 8Global balance index of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Asian Water Tower from 1992 to 2018



3.3 基于合作与冲突的地缘关系模式演变

根据对等反应理论,以国家间合作与冲突关系的互动为基础,识别1992—2018年国家间地缘关系模式及其变化过程,图9中纵坐标表示区域内17个国家间所有关系对。可以看出:

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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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992—2018年“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模式演变

Fig. 9Evolution of the geo-relation model in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Asian Water Tower from 1992 to 2018



(1)1992—2018年越来越多的国家间产生了地缘关系互动,其中平衡型对称关系增长明显。2000年以前,国家间的互动主要发生在地理位置临近或位于同一流域的国家间,这些国家间地缘关系类型较为复杂多样;伴随着全球化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地理位置较远的国家间逐步产生互动关系,且以平衡型对称关系为主,即地理位置较远的国家间相对合作水平与相对冲突水平较为接近。地缘关系模式的演变呈现出对称关系类型占比大幅提升的态势,表明“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互动表现出明显的对等反应特征。

(2)除越南、印度外,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地缘关系模式以合作主导型对称关系与合作-平衡型关系为主,尤其是与孟加拉国、柬埔寨以及中亚国家等地缘关系良好,充分体现了中国在推动区域地缘关系向好发展、促进区域和平的实践努力。印度与巴基斯坦、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中国与越南、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柬埔寨与泰国等少数几个国家间长期处于冲突主导型对称关系中,是“亚洲水塔”区域地缘关系发展的重要不稳定因素,创造初始合作契机,是对等反应理论下打破这些国家间地缘关系互动恶性循环的关键。

(3)国家间地缘关系模式的演变表现出一定的时空惯性,在图9中表现为代表两国间地缘关系模式的色块在连续的时间段内颜色相同,如2001—2018年阿富汗与巴基斯坦始终处于冲突主导型对称关系。部分国家间的地缘关系也存在突变与不稳定的特征,如老挝与越南、印度与尼泊尔、印度与不丹、孟加拉国与泰国以及阿富汗与吉尔吉斯斯坦等国之间的地缘关系变动较为频繁,国家间地缘关系不稳定性较高。

4 “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演化的驱动因素分析

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文化关系等是地缘关系的基本构成,也是驱动地缘关系网络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22]。结合地缘关系网络的演化特征及相关事件,本文将“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演化的驱动因素归纳为国际贸易格局的影响、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流域水资源战略价值重构以及地缘文化因素的潜在作用四个方面,四者共同作用,为“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地缘关系的发展变化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

4.1 国际贸易格局的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地缘政治时代的冲突逻辑,逐步让位于地缘经济时代的竞争逻辑[7],国家间的经贸互动成为构建国家间地缘关系的重要基础。从全球范围来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逐步成为世界经济复苏引擎,世界经济力量“东升西降”[35],1992—2018年“亚洲水塔”区域内17国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由4.28%增长至17.49%,区域内国家间贸易额占全球贸易总额的比例由0.17%增长至2.90%(③根据UN Comtrade统计的“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贸易数据计算得出。),“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国家间经贸往来愈加密切,密切的经贸往来催生了国家间在经济领域更深入的合作,但也不可避免的带来了贸易摩擦,从而提高了区域内国家间地缘合作网络与地缘冲突网络的密度。2018年,除中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外,其余14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均为区域内国家,且中国是其中十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较高的经济依赖度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区域地缘关系网络结构的稳健性,中国在贸易网络中地位的提升也促使其成为“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合作网络的核心。此外,贸易环境的改善也推动了“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向好发展。1995年孟加拉国、印度、缅甸、泰国、巴基斯坦五个国家加入世贸组织,以及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均带来了区域内合作事件数量及水平的提升,1996年中亚区域经济合作以及2014年澜湄合作等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建立也有效的促进了区域内国家间合作水平的提高。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国际贸易与投资创造了一个开放包容、公平共享的良好环境,促进了国家间合作,也使得2013—2015年以GDELT事件数据所表征的“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合作水平的增长远高于冲突水平,造就了国家间合作的高峰,推动了“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向高质量稳态发展。

4.2 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

地缘政治环境的改变是国家权力和利益的再分配[36],各国在其权利与利益需求的发展变化中调整着自身的外交行为,也影响着国家间地缘关系的发展变化。冷战结束以来,世界多极化趋势日益显现[7],中国逐渐成为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中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极[37],其快速增长的经济实力、较为成功的发展经验、与邻为善的外交方针以及和平崛起的发展理念,对周边国家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从而使“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地缘关系合作网络逐步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放射形结构。但与此同时,美国、欧盟以及俄罗斯等也纷纷将战略重点向亚洲转移[36],一方面通过投资、援助、军事合作等加强与“亚洲水塔”域内国家的合作,另一方面不断鼓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试图削弱中国在周边国家的影响力,加剧了“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地缘关系网络的复杂性,也使得2010年后中国在冲突网络中的加权度中心性及排名明显上升。从双边关系来看,2015年中国与巴基斯坦建立“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年以GDELT事件数据表征的两国间合作水平是2014年两国间合作水平的2.6倍,可见良好的政治环境可以有效地促进国家间合作水平的提升。与之相反,由于领土争端等政治问题,巴基斯坦与阿富汗之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对抗关系,尤其是2001年起,两国始终处于冲突主导型对称关系之中,尽管两国间也在不断倡导合作以缓和其政治关系,但国家间冲突仍较为突出。

4.3 流域水资源战略价值重构

国际河流是“亚洲水塔”区域内重要的地理特征,也是周边国家淡水资源的重要载体,其水道连通性与上下游国家间权利的非对称性使流域国家形成了复杂的地缘关系与利益有机体[38]。随着人口增长、经济发展以及消费方式的转变,淡水资源日益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39],国家间围绕国际河流的合作与冲突日益增多[40]。近十年来,“亚洲水塔”区域内国际河流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日益增强(图10),一方面,“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发展过程中快速增长的灌溉、水电开发等需求加剧了国家间的水冲突,如印度与巴基斯坦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围绕巴格里哈大坝工程、吉申根加水电项目等产生的一系列冲突,由水资源引发的冲突进一步扩展至政治、安全等领域,加剧了两国间的矛盾;另一方面,以国际河流为依托的国际合作愈加广泛与深入,1992—2017年,中亚国家围绕阿姆河与锡尔河在水质保护、水电开发以及联合管理等领域签署9项国际条约,将水资源合作上升至国际法层面,加强了中亚国家间的合作互动;与此同时,国际河流也逐渐超越简单水资源的属性成为区域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合作的纽带,推动流域内国家在区域发展等全球性问题上的深度合作,促进了国家间合作网络的发展,如2014年提出的澜湄合作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南半岛国家及中国的合作,使得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间的联系愈加密切。然而,近年来国际河流也成为了域外国家介入“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的“武器”,一些西方国家不断鼓吹中国“水威胁”论,美国、日本等国家以水资源安全治理为切入点,力图扩大自身在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影响力,进而使得域内国家间的地缘关系日趋复杂[3]。可见,国际河流既是国家间合作的纽带,也是冲突的导火索,当前“亚洲水塔”区域内流域关系网络与合作网络的相关系数仍远高于与冲突网络的相关系数,即国际河流对国家间合作网络的影响更大(图10)。

图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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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992—2018年“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与流域关系网络相关系数

Fig. 10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geo-relation networks and basin relation network in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Asian Water Tower from 1992 to 2018



4.4 地缘文化因素的潜在作用

地缘文化被认为是地理要素中国家的民族宗教、文化教育等引发或产生的文化关系[37],作为对地缘经济、地缘政治的补充与延伸,其对国家间缘关系网络也具有重要影响。一方面,相同的民族与文化意味着相近的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等,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国家间互动交流的障碍,为国家间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而地缘文化差异所引起的民族矛盾与宗教差异等也是国家间冲突的重要诱因,如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宗教的对立叠加在克什米尔地区的民族矛盾之上,形成了印巴两国间最主要的冲突来源,严重威胁两国间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地缘文化还以“软实力”的形式影响国家间的地缘关系[37]。从“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文化教育互动来看,2000年“亚洲水塔”周边国家的留学生主要流向以美国、土耳其等为主的域外国家,仅不丹、乌兹别克斯坦、老挝、尼泊尔、柬埔寨五国有超过20%的留学生流向区域内国家,区域内国家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互动较为有限。到2018年,区域内国家间留学生明显增多,各国留学生流向域内国家的比例也显著提升,除中国、印度、土库曼斯坦与越南外,其余国家均有超过20%的留学生流向“亚洲水塔”域内国家,且伴随着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提升,中国成为老挝、塔吉克斯坦、缅甸等域内9国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此外,以国际旅游为代表的“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的交往也日益密切,2002年“亚洲水塔”周边各国共接待区域内国际游客8251669人,到2017年增长至63157274人;除印度与哈萨克斯坦外,各国接待区域内游客占其接待游客总数的比例均有不同程度提高(图11),且多数国家接待“亚洲水塔”周边各国游客数量的变异系数明显减小(表2),表明相较于与区域外国家的互动,“亚洲水塔”周边国家与区域内国家的旅游互动愈加密切,且更为均衡。不断深入的文化交流与互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家间的了解,增进了国家间的互信,为政治、经济等领域更深入的合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是地缘关系向好发展重要的推动力。

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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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002与2017年各国接待“亚洲水塔”周边国家游客占其接待游客总数比例

Fig. 11The proportion of arrivals of non-resident tourists in each country around the Asian Water Tower to its total number of tourists in 2002 and 2017



Tab. 2
表2
表22002年与2017年各国接待“亚洲水塔”周边国家游客数量的变异系数
Tab. 2Coefficient of variations in arrivals of non-resident tourists in each country around the Asian Water Tower in 2002 and 2017
国家2002年2017年国家2002年2017年国家2002年2017年
孟加拉国3.01-柬埔寨2.111.54泰国2.242.43
不丹2.411.71老挝3.231.46塔吉克斯坦-1.82
中国1.602.37缅甸2.271.34土库曼斯坦1.65-
印度3.222.75尼泊尔3.001.07乌兹别克斯坦-2.48
哈萨克斯坦2.682.59巴基斯坦3.25-越南3.301.40
吉尔吉斯斯坦3.081.84
注:数据整理于《世界旅游统计年鉴》,“-”表示缺失数据,阿富汗按来源国划分的国际游客数据缺失,故统计数据不包含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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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本文构建了基于合作与冲突的地缘关系分析框架,应用GDELT事件数据,采用社会网络等方法,从合作与冲突的比较、叠加与互动三个层面对1992—2018年“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的演化及其驱动因素进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地缘联系愈加紧密,地缘关系网络趋于稳态。研究期内,“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密度不断增大,国家间的互动程度不断增强,合作始终占主导地位。国家地缘关系网络结构从低质量稳健向高质量稳健状态转变,“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与推行有效地推动了国家间地缘关系网络结构向高质量发展。

(2)1992—2018年,“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合作网络逐渐呈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放射形结构;地缘关系冲突网络则以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中国为中心呈T字形结构,其中,巴基斯坦是冲突网络的核心,冲突的重点区域呈现由中南半岛向南亚地区转移的态势;区域内合作与冲突水平极化现象凸显。

(3)合作与冲突视角下“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地缘关系互动对等反应特征明显,地缘关系模式的演化表现出一定的时空惯性。中国秉持着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与区域内多国在较长时间内均保持着积极性互动,是区域地缘关系网络的“稳定锚”。冲突主导型对称关系主要集中在印度与巴基斯坦、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中国与越南、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以及柬埔寨与泰国等少数几个国家间,创造初始合作契机,是对等反应理论下打破国家间消极性互动不断循环的关键。

(4)“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的演化受到经济、政治、生态以及文化等多维因素的共同影响,国际贸易格局的改变、地缘政治环境的变化、水资源战略重要性日益增强以及地缘文化因素的潜在作用是驱动“亚洲水塔”周边国家地缘关系网络发展变化的重要因素,其共同作用推动了国家间地缘关系网络的演变。

本文试图突破以往地缘关系研究中合作与冲突研究相对独立的状态,从合作与冲突的比较、叠加与互动三个方面,探索其共同作用下“亚洲水塔”周边国家间地缘关系网络的特征及演化。由于更为关注区域地缘关系网络的整体结构与特征,因而尽管文中在地缘关系网络空间格局演化与地缘关系模式部分对双边关系进行了讨论,但仍略显薄弱,对区域内典型双边关系的更深入探讨是后续研究仍需关注的重点,也是推动区域内国家间地缘关系向好发展的关键。此外,国际河流作为“亚洲水塔”区域内重要的地理特征,既是国家间冲突的导火索,更是合作的纽带,探究如何充分发挥国际河流的合作效应,将国际河流合作作为切入点,加强区域内国家间的合作,以应对气候变化对区域地缘关系发展带来的巨大挑战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致谢

真诚感谢二位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研究框架、研究方法介绍、驱动因素分析、地图绘制等方面提出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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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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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因发育了亚洲大陆的主要国际河流而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上游水道国。近30年来,在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河流的合理利用与保护、生态变化与跨境影响、地缘合作与安全维护等,广受国际关注,成为地理、生态和地缘政治等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本文按&#x0201c;国际河流&#x0201d;、&#x0201c;跨境水资源&#x0201d;、&#x0201c;跨境生态安全&#x0201d;等关键词,从《地理学报》及其英文版J. Geographical Sciences中检索近30年来发表的相关文献,以此为主要依据,回顾地理学对我国国际河流研究取得的主要进展,判识存在的问题和所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结合科学发展的趋势和我国地缘合作等重大需求,展望研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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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政治学脱胎于政治地理学,这种血缘关系决定了地理学在中国地缘政治研究和国家地缘战略的构建中的基础性作用。首先基于结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原理,运用地理学空间思维和现代组织行为学等理论,探讨了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修正地缘战略和树立地缘目标的重要性,认为和平崛起的中国需要地缘大思维,而地理学尤其是世界地理学,应首当其冲担当重任。在此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中国地理学在地缘政治学领域的研究进展、主要成就以及存在的问题。研究表明: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地理学的地缘政治学学科队伍不断壮大,学术成果精彩纷呈,并在重大领域有所突破。但其发展依然存在理论体系尚不完整、学科定位不清晰、优秀成果不足、过度依附西方思维等问题。鉴于此,提出了未来中国地理学在地缘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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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缘环境研究是中国地理学界复兴政治地理学的第二次尝试,也是政治地理学从单一要素向多要素、综合化发展的体现。基于对在北京召开的两次&#x0201c;地缘环境&#x0201d;国际研讨会和对早期地缘环境研究归纳的基础,将地缘环境界定为由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3部分组成,其中,地理环境由自然环境、人口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构成,地缘关系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军事关系和社会文化关系,地缘结构则包含政治军事结构、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采用AHP决策分析和模糊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法对南亚地缘环境进行定量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南亚在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和地缘结构上都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并最终导致南亚在地缘环境上可以划分为4类,即印度为一类,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为一类,不丹和尼泊尔为一类,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为一类。造成这种空间分异的原因大致有3个,即&#x0201c;地理决定论&#x0201d;、相互依赖论和制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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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学进展, 2019, 38(4): 477-488.

DOI:10.18306/dlkxjz.2019.04.002 [本文引用: 1]
中国崛起面临的地缘环境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复杂的,建立和完善地缘环境分析体系,预判预研地缘环境变化态势是学科发展和国家发展的需要。当前关于中国地缘环境的研究方兴未艾,研究内容多以地缘环境内涵、地缘环境解析、地缘环境驱动机制、地缘环境中的地缘关系和地缘环境研究方法的单项研究为主,而缺乏对地缘环境要素的系统研究,尚未提出一套完整的公认的地缘环境驱动机制,更未搭建完整的地缘环境分析框架。论文认为地缘环境是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研究议题,地理要素通过地缘环境影响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地缘体、地理环境、地缘关系、地缘结构组成地缘环境系统,地缘距离和地缘流量是地缘环境的核心变量。为此,未来的地缘环境研究需更加关注地缘结构影响下的地缘关系,加强多维度、多尺度、长周期的地缘环境驱动机制和地缘环境要素相互作用机制探讨,拓展地缘环境研究方法和技术,深化面向“一带一路”的地缘环境研究。
[Hu Wei, Hu Zhiding, Ge Yuejing. Review of geo-setting research in China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9, 38(4): 477-488.]. DOI: 10.18306/dlkxjz.2019.04.002.

[本文引用: 1]

王士君, 陈才. 论中国东北地缘关系及因应对策
人文地理, 2003, 18(6): 16-19.

[本文引用: 2]

[Wang Shijun, Chen Cai. A study on the geographical relation in northeastern china and corresponding strategies
Human Geography, 2003, 18(6): 16-19.]. DOI: 10.3969/j.issn.1003-2398.2003.06.004.

[本文引用: 2]

宋长青, 葛岳静, 刘云刚, . 从地缘关系视角解析“一带一路”的行动路径
地理研究, 2018, 37(1): 3-19.

DOI:10.11821/dlyj201801001 [本文引用: 1]
“一带一路”倡议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全球治理工程,开辟了政治地理学研究的新纪元,为地缘关系研究提供了大舞台。地理学是从时间、空间和自然—社会系统三个维度理解陆地表层过程的科学,对地缘关系研究具有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因此,从地理学视角研究地缘关系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比拟的优势。“一带一路”是当前最具挑战的科学和政策命题,从地缘关系视角研究“一带一路”,需要加强四个方面的结合:① 在科学思维上,需要还原论与系统论思维相结合;② 在科学数据建设上,需要社会人文与自然环境数据相结合;③ 在科学问题选择上,需要社会过程、人文过程、政治过程和自然过程相结合;④ 在研究方法上,需要经验方法、实证方法、系统方法与大数据研究方法相结合。中国地理****应兼顾政治地理学科建设、地缘关系的学科交叉研究和“一带一路”全球实践开展研究。
[Song Changqing, Ge Yuejing, Liu Yungang, et al. Undertaking research 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rom the geo-relation perspectiv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1): 3-19.]. DOI: 10.11821/dlyj201801001.

[本文引用: 1]

胡志丁, 陆大道. 基于批判地缘政治学视角解读经典地缘政治理论
地理学报, 2015, 70(6): 851-863.

DOI:10.11821/dlxb201506001 [本文引用: 1]
大国间的争霸与兴衰更替,无不受地缘法则的支配。地理****应紧跟时代的步伐,准确把握国家利益之所在,抓住机遇为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但是,缺乏对地缘政治学的历史和哲学的批判将不能准确理解和有效实践地缘政治理论。本文简要介绍了批判地缘政治学的发展,总结了批判地缘政治学的3个特点,据此对4个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进行了解读。为了简化解读过程,首先提出了一个解读4个经典地缘政治理论的分析框架;其次根据这个分析框架重点解读了麦金德的&#x0201c;历史的地理枢纽&#x0201d;;最后对4个经典地缘政治理论进行了批判性总结。通过批判性解读,得出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既有科学性一面,也有假说性和理念性的一面。经典地缘政治理论构建是基于国际地缘格局、国家利益空间分布、国家间空间冲突而构建的,并展现了理论建构者的身份,体现了地缘政治理论的历史性、社会性、情境性和地理知识&#x02014;权力结构。
[Hu Zhiding, Lu Dadao .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classical geopolitical theories from a critical geopolitical perspectiv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5, 70(6): 851-863.]. DOI: 10.11821/dlxb201506001.

[本文引用: 1]

宋涛, 陆大道, 梁宜. 大国崛起的地缘政治战略演化: 以美国为例
地理研究, 2017, 36(2): 215-225.

DOI:10.11821/dlyj201702002 [本文引用: 1]
作为全球性大国,美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极大地影响了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系统分析美国所处的地缘区位特征,并归纳美国崛起的地缘政治战略阶段演化及不同阶段的地缘战略特点。远隔重洋为其建国营造了相对独立的优越环境;美国是美洲唯一的强权,控制着美洲大陆的核心;美国本土地势广阔且平坦,具有全球最大的宜居和连续适宜耕种土地。依托于优良的地缘区位,美国自1776年建国以来,历经独立与建国、大陆扩张、海外扩张、世界秩序搭建、全球霸权等地缘政治发展阶段。在其崛起过程中,美国的地缘政治战略表现出不同发展阶段制定相应的地缘政治战略;美国“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大陆控制战略;强化海权的战略保障力量;国际秩序体系的制定、维护;价值观的输出与推广等特点。美国崛起对中国的启示在于:崛起阶段,中国决策者有必要积极参与和制定涉及货币、贸易等重要方面的全球治理秩序;提高海权的战略保障力量;通过“一带一路”确保中国在欧亚大陆的核心地位;制定中国全面、长期和完善的地缘战略图谱;提升中国的软实力;加强地缘战略研究智库建设。
[Song Tao, Lu Dadao, Liang Yi. The evolution of great powers' geostrategy during their rise: A case study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7, 36(2): 215-225.]. DOI: 10.11821/dlyj201702002.

[本文引用: 1]

沈伟烈. 地缘政治关系简析
人文地理, 1991, 6(1): 65-71.

[本文引用: 1]

[Shen Weilie. A brief analysis of geopolitical relationships
Human Geography, 1991, 6(1): 65-71.]. DOI: 10.13959/j.issn.1003-2398.1991.01.013.

[本文引用: 1]

毛汉英. 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格局和对策
地理科学进展, 2014, 33(3): 289-302.

DOI:10.11820/dlkxjz.2014.03.001 [本文引用: 2]
在对19 世纪末和20 世纪西方代表性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理论进行重点介绍的基础上,分析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特点,阐述了中国周边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基本格局与发展态势,即:北部地缘政治关系紧密,地缘经济发展较快;西部地缘政治关系持续发展,地缘经济合作前景广阔;西南部为地缘政治破碎带,地缘经济极具潜力;南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关系总体良好,但南海问题是不稳定因素;东部地缘政治热点问题敏感复杂,地缘经济结构相对稳定。最后提出了改善提升中国周边地缘政治关系与发展地缘经济的“北联、西进、南合、东拓”地缘战略及对策建议。
[Mao Hanying. Geopolitical and geoeconomic situation in the surrounding areas and China's strategies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4, 33(3): 289-302.]. DOI: 10.11820/dlkxjz.2014.03.001.

[本文引用: 2]

黄宇, 葛岳静, 刘晓凤. 基于库仑引力模型的中美日地缘经济关系测算
地理学报, 2019, 74(2): 285-296.

DOI:10.11821/dlxb201902006 [本文引用: 2]
冷战结束后,地缘经济成为影响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国家间由于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经济结构等不同形成了竞争型或合作型的地缘经济关系,在经济冲突加剧的地缘经济时代,如何平衡国家间的经济竞争与合作是当今国际关系的重要课题。本文以中美日三国2007-2016年为例,借鉴库仑引力的思想,引入地缘经济合作强度的概念和测度方法,探讨国家间地缘经济竞争与合作的规律,在考虑距离因素的基础上,分产品、进口和出口,准确地刻画了国家间经济合作或竞争的强弱程度。测算结果表明:① 中美日三国的地缘经济合作强度多为负值,三国总体上竞争大于合作,且日本与其他两国的竞争相比于中美之间的竞争更加明显;② 从贸易产品类型来看,三国间的矿物燃料、车辆、电机及设备零部件、机械设备等产品地缘经济合作强度的影响远大于其他产品类型,是决定三国间地缘经济关系的主要产品类型;③ 三国间石油类产品的地缘经济合作强度是所有产品中最小的,对海外石油资源的争夺是中美日三国地缘经济竞争关系中的决定性因素。
[Huang Yu, Ge Yuejing, Liu Xiaofeng. Calculation of the geoeconomic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 the USA and Japan based on Coulomb force model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9, 74(2): 285-296.]. DOI: 10.11821/dlxb201902006.

[本文引用: 2]

马腾, 葛岳静, 黄宇, . 基于流量数据的中美两国与东北亚地缘经济关系研究
地理学报, 2020, 75(10): 2076-2091.

DOI:10.11821/dlxb202010004 [本文引用: 1]
由于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普遍认可,在各类地缘关系中地缘经济关系成为最活跃也是研究最多的一类。本文从中国与东北亚各国地缘经济研究现状入手,基于流量数据建立地缘流势模型来探寻地缘经济复杂关系背后的规律性因素,并通过对比中美两国与东北亚的地缘经济关系分析其驱动机制,得出如下结论:① 2000—2016年中国与东北亚地缘经济联系不断加强,其中贸易联系明显强于投资联系,但投资联系在2012年后得到了飞速的发展。② 中国与东北亚地区的总体经济流势呈现上升态势,其中贸易流势起主导作用,中美地缘经济流势表现最强、增速最快,中国对日、韩两国的地缘经济流势强度不断显现,中俄、中蒙、中朝三股地缘经济流势虽然近年来不断增长但对区域整体地缘经济关系影响有限。③ 中美两国与东北亚的地缘经济流势均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并在国家关系分布上较为一致;两国在地缘经济差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驱动因素不同,中国以贸易关系为主而美国主要依赖投资驱动;二是空间分布差异开始显现,美国与东北亚的地缘经济关系越来越集中于中、日、韩三国,而中国与俄、蒙、朝三国联系开始不断加强。
[Ma Teng, Ge Yuejing, Huang Yu, et al. Geo-economic relations of China and the US in Northeast Asia: An analysis based on flow dat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75(10): 2076-2091.]. DOI: 10.11821/dlxb202010004.

[本文引用: 1]

王淑芳, 阳婷慧, 葛岳静, . 基于事件数据分析法的中缅地缘关系演变
经济地理, 2015, 35(10): 13-20.

[本文引用: 1]

[Wang Shufang, Yang Tinghui, Ge Yuejing, et al. The evolution of China-Myanmar geo-relations based on event data analysis
Economic Geography, 2015, 35(10): 13-20.]. DOI: 10.15957/j.cnki.jjdl.2015.10.003.

[本文引用: 1]

李少军. “冲突-合作模型”与中美关系的量化分析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2, (4): 43-49.

[本文引用: 2]

[Li Shaojun. “Conflict-cooperation model” and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Sino-US relations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2002, (4): 43-49.]. DOI: CNKI:SUN:SJJZ.0.2002-04-007.

[本文引用: 2]

秦昆, 罗萍, 姚博睿. GDELT数据网络化挖掘与国际关系分析
地球信息科学学报, 2019, 21(1): 14-24.

DOI:10.12082/dqxxkx.2019.180674 [本文引用: 1]
21世纪以来的国际关系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给世界的经济、安全、外交等带来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对中国的内外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全面及时地分析国际关系及其变化特征,对于中国的经济和外交发展规划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国际关系研究具有复杂性、及时性、时空性等特点,迫切需要时空大数据分析技术为其提供新的思路和技术手段。大众媒体如报纸、广播等记录着世界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蕴含着丰富的信息,相对于记录个人活动的社交媒体数据,其更加适合于对人类社会进行大规模和长时间的分析。GDELT是一个免费开放的新闻数据库,它实时监测世界上印刷、广播、网络媒体中的新闻,对其进行文本分析并提取出人物、地点、组织和事件等关键信息。本文利用复杂网络的理论和方法对GDELT进行网络化挖掘并进一步分析国家关系。首先利用该数据构建国家交互网络,然后通过网络特征统计分析国家之间的交互关系,最后探测国家冲突事件交互网络的时序变化。研究发现:① 国家交互网络具有无标度特性,网络连接在整体和局部上都呈现出不均匀性,少数国家与其他国家有大量交互,大多数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交互很少;一个国家与少数国家有大量交互,而与大多数国家的交互很少。② 国家冲突事件交互网络的突然变化往往对应一些重大事件。本文的研究可以为大数据时代的国际关系探索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同时也为新闻媒体数据的分析提供参考。
[Qin Kun, Luo Ping, Yao Borui. Networked mining of GDELT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alysis
Journal of Geo-information Science, 2019, 21(1): 14-24.]. DOI: 10.12082/dqxxkx.2019.180674.

[本文引用: 1]

秦奇, 吴良, 李飞, .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的东南亚地缘关系研究
地理学报, 2018, 73(10): 2014-2030.

DOI:10.11821/dlxb201810014 [本文引用: 5]
在全球化背景下,考察国家间地缘关系需将其置于宏观地缘格局中。安全等传统地缘政治因素仍对世界格局的变化起着重要推动作用,不可忽视。鉴于此,本文构建了地缘系统视角下地缘关系分析框架,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定量研究冷战后东南亚地缘系统内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安全)关系的整体与结构特征,测度系统内各国在经济和安全上的权力特征以及依赖关系,并初步探索东南亚地缘政治(安全)依赖关系形成机制。结果显示:① 冷战后东南亚地缘系统内对东南亚10国地缘经济权力总和最高国家的转移路径是从日本到美国再到中国;对东南亚10国地缘政治(安全)权力总和最高的国家始终是美国,2005年以后中国跃居至第二位,但与美国还有明显差距。在地缘经济领域,东南亚国家总体上对中国的依赖水平最高;在地缘政治(安全)领域,东南亚各国对美国及其盟友英、法、德等国的依赖较高,中俄也不可忽视;&ldquo;东南亚在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rdquo;的地缘政治论述可见一斑。② 国家实力差异是产生安全依赖关系的根本动力;国家间地理距离可以调节安全依赖的具体方向;国家的政治地理属性差异是形成安全依赖和影响安全依赖程度的重要条件。
[Qin Qi, Wu Liang, Li Fei, et al. A social-network-based study on geo-rel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8, 73(10): 2014-2030.]. DOI: 10.11821/dlxb201810014.

[本文引用: 5]

杨文龙, 杜德斌, 刘承良, .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内部机制
地理学报, 2016, 71(6): 956-969.

DOI:10.11821/dlxb201606005 [本文引用: 2]
随着冷战结束以及全球化深入发展,国家之间经济相互依存明显加强,地缘政治在内容和形式上从以安全为主的高政治向以经济为主的低政治转变,地缘经济成为研究焦点。本文运用空间探索性方法、碎化指数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等工具,揭示中国在全球经济空间中地缘经济联系的演化特征;借助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探索中国地缘经济联系演化的内部机制。结论为:① 中国地缘经济联系经历了“孕育—萌芽—兴起—繁荣”四个阶段,与经济发展以及产业结构调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② 中国的优势部门仍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逐步形成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初级产品劣势日益显现;③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的异质化特征明显,地缘经济联系呈现大国集聚效应和地理临近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地缘经济联系空间趋于均质化,经济权力半径不断向外围拓展,不仅同美日欧等发达国家保持稳定的地缘经济联系,与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联系也不断加强;④ 资本禀赋、科技禀赋和人力禀赋是中国地缘经济联系时空演化的主要内在动力,资本禀赋是中国地缘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科技禀赋是重要的推动力,人力禀赋是主要的基础优势。
[Yang Wenlong, Du Debin, Liu Chengliang, et al. Study on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geo-economic connections of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6): 956-969.]. DOI: 10.11821/dlxb201606005.

[本文引用: 2]

王丰龙, 司月芳, 傅行行, . 谁是我们的朋友, 谁是我们的“敌人” ?: 基于联合国投票的中国地缘政治准则研究
世界地理研究, 2020, 29(2): 252-263.

[本文引用: 1]

[Wang Fenglong, Si Yuefang, Fu Xingxing, et al. Who are our friends and who are our "enemies"?: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s geopolitical codes based on the UN votes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20, 29(2): 252-263.].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2.2019060.

[本文引用: 1]

潘峰华, 赖志勇, 葛岳静. 经贸视角下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分析: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地理研究, 2015, 34(4): 775-786.

DOI:10.11821/dlyj201504015 [本文引用: 2]
周边对一国地区稳定、经济发展等影响重大,中国也一直奉行&#x0201c;邻国是首要&#x0201d;的外交战略,推行&#x0201c;睦邻、富邻、安邻&#x0201d;的邻国政策。主要分析中国及其周边国家贸易网络,在经济依赖度分析等基础上,借助社会网络分析工具进行程度中心性分析、结构同型分析等一系列分析,从而对中国及其周边国家贸易网络进行多方面解剖。结果表明:中国与周边国家存在不平等的经济依赖度;贸易网络存在较为明显的核心&#x02014;边缘结构;中国在周边贸易网络中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影响力不断上升。研究表明,地缘政治研究中引入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可以实现空间关系的网络化和网络关系的空间化,深化对地缘环境的认识。
[Pan Fenghua, Lai Zhiyong, Ge Yuejing. The surrounding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of China: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based on trade dat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5, 34(4): 775-786.]. DOI: 10.11821/dlyj201504015.

[本文引用: 2]

段德忠, 杜德斌, 谌颖. 知识产权贸易下的全球地缘科技格局及其演化
地理研究, 2019, 38(9): 2115-2128.

DOI:10.11821/dlyj020180789 [本文引用: 2]
中国崛起,关键在于科技崛起。在当前技术针对与封锁的国际环境中,探讨建构以中国为核心的全球创新网络和科学制定中国未来科技战略是当前创新地理学和地缘政治学交叉之下研究的重点课题,而明晰全球地缘科技格局及其演变过程则是基础所在。本文基于2001—2015年全球国家(地区)间的知识产权进出口数据,在研究全球知识产权贸易格局和网络结构的基础上,探讨了全球地缘科技体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得出以下结论:① 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网络两极分化显著,是一典型的小世界网络,以美国为核心的金字塔结构不断夯实;② 基于敏感性和脆弱性模型阐释的全球知识产权贸易的非对称依赖性进一步验证了美国是全球地缘科技格局的核心,且其核心地位不断巩固和加强。
[Duan Dezhong, Du Debin, Chen Ying. Global geopolitical pattern on science &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trade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9, 38(9): 2115-2128.]. DOI: 10.11821/dlyj020180789.

[本文引用: 2]

周秋文, 杨胜天, 蔡明勇, . 基于事件数据的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国际河流安全分析
世界地理研究, 2013, 22(4): 127-133.

[本文引用: 1]

[Zhou Qiuwen, Yang Shengtian, Cai Mingyong, et al. Security 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iver based on event data of the Yarlungzangbo-Brahmaputra River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13, 22(4): 127-133.].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13.04.014.

[本文引用: 1]

赵亚博, 葛岳静. 基于事件分析法的中国与中亚地区地缘关系演变
经济地理, 2019, 39(5): 1-9.

[本文引用: 1]

[Zhao Yabo, Ge Yuejing. The evolution of geo-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Asia based on event data analysis
Economic Geography, 2019, 39(5): 1-9.]. DOI: 10.15957/j.cnki.jjdl.2019.05.001.

[本文引用: 1]

杜德斌, 段德忠, 杨文龙, .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格局演化研究: 基于国家间相互依存的敏感性与脆弱性分析
地理学报, 2016, 71(10): 1741-1751.

DOI:10.11821/dlxb201610007 [本文引用: 1]
在全球化时代,地缘政治逻辑发生了变化,不对称相互依存替代军事实力成为国家权力的重要来源,在此背景下和平崛起的中国正在以经济实力改写世界政治版图。本文基于国家间相互依存理论,利用双边贸易数据分析中国与世界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非对称性,以此构建中国经济权力评价模型,研究中国崛起过程中经济权力的空间演变格局。主要结论为:① 中国对外贸易的地理分布明显呈现由过度集中于东亚、西欧和北美的三极格局向更加均衡格局转变,但全球对华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依然集中在低纬度的亚非拉地区;② 世界各国对中国的贸易高敏感区呈现出由亚太向非洲、拉美地区推进的趋势,而高脆弱区域则呈现出由点状散布向连片生长转变的趋势;③ 中国经济权力空间已由周边扩展至全球,并向发达世界渗透,而同时期美国经济权力空间却呈现收缩趋势。
[Du Debin, Duan Dezhong, Yang Wenlong, et al. Spatial evolution pattern of Chinese economic power based on the sensitivity and vulnerability of states interdepende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6, 71(10): 1741-1751.]. DOI: 10.11821/dlxb2016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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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 整体网分析讲义: UCINET软件实用指南
上海: 格致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12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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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Jun. Lectures on Whole Network Approach: A Practical Guide to UCINET(2nd)
Shanghai: Truth & Wisdom Press,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14: 126-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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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ohane R O. Reciproc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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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檀栋, 邬光剑, 徐柏青, . “亚洲水塔”变化与影响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19, 34(11): 1203-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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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o Tandong, Wu Guangjian, Xu Baiqing, et al. "Asian Water Tower" change and its impacts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19, 34(11): 1203-1209.].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19.1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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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石, 宋长青, 程昌秀, . GDELT: 感知全球社会动态的事件大数据
世界地理研究, 2020, 29(1): 7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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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n Shi, Song Changqing, Cheng Changxiu, et al. GDELT: Big event data for sensing global social dynamics
World Regional Studies, 2020, 29(1): 71-76.]. DOI: 10.3969/j.issn.1004-9479.2020.01.201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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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珣, 刘子夜. 基于海量事件数据的中美关系分析: 对等反应、政策惯性及第三方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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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ng Xun, Liu Ziye. China-U.S. relations in massive machine-coded event data: Influence of reciprocity, policy inertia, and a third power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2019, (5): 53-79.]. DOI: CNKI:SUN:SJJZ.0.2019-05-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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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和连, 孙天阳, 吴钢. 贸易网络地位、研发投入与技术扩散: 基于全球高端制造业贸易数据的实证研究
中国软科学, 2015, (9): 5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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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Helian, Sun Tianyang, Wu Gang. Status in trade networks, R&D expenditure and technology diffusion: An empirica study based on the trade data of global high-end manufacturing
China Soft Science, 2015, (9): 55-69.]. DOI: 10.3969/j.issn.1002-9753.2015.09.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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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原, 葛岳静, 王淑芳, . 经济途径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表现研究进展
地理科学进展, 2016, 35(3): 265-275.

DOI:10.18306/dlkxjz.2016.03.001 [本文引用: 2]
随着中国崛起,世界主要大国将战略中心转移至亚洲并通过各种经济组织和经济联盟等经济途径重塑中国周边环境,由此导致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形势变得极其复杂。中国则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经济途径化解。本文按照全球—区域—国家间的尺度,探讨了国际经济组织、经济联盟和国家间经济相互依赖等3种主要经济途径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机制及空间表现。结果表明:通过国家间经济依赖的不对称性改变各国权力大小,进而影响地缘格局中地缘体的权力分配,其空间表现主要为影响地区冲突和改变国家地缘空间影响范围。而国际经济组织和经济联盟则通过权力再平衡影响地缘政治格局,其空间表现主要为数量增长、交错分布和空间范围扩大。中国****对如何通过经济途径增强地缘政治影响力、改善中国地缘环境的研究不够充分。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应更为关注经济实力的增强对周边乃至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为此,应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研究:①将经济相互依赖转化成为有效的地缘影响力;②利用国际经济组织和经济联盟拓展中国地缘政治空间;③“一带一路”空间走向及沿线国家;④多尺度经济途径影响效应分析;⑤运用定量模拟方法探求国家地缘影响力演变的影响因素以及驱动机制等,为中国的地缘战略提供理论支撑和研究实证。
[Cao Yuan, Ge Yuejing, Wang Shufang, et al. Progress of research on impacts of economic approaches on geopolitical structure and spatial expression
Progress in Geography, 2016, 35(3): 265-275.]. DOI: 10.18306/dlkxjz.2016.03.001.

[本文引用: 2]

刘大庆, 白玲, 张宏, . 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 基于变量与变量关系的解析
地理研究, 2018, 37(2): 391-403.

DOI:10.11821/dlyj201802012 [本文引用: 3]
纵观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历史进程,格局的转换总是伴随着大国的兴衰交替、力量的分化与组合和权利的失衡与平衡,规律性的现象是不变的动力机制所致,这种机制对当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发展与演化依然有着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采用一种机制的视角,以机制及机制间的变量关系解析为主要途径,来研究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将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划分为一个核心机制、两个子机制和两个辅助机制。其中,力量结构的变化是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标志,将其确定为演变的核心机制。大国兴衰和大国地缘战略关系的质变是引起力量结构变化的根本原因,将二者确定为核心机制的子机制。资源地缘政治和地缘文化是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重要影响,将其作为辅助机制进行研究。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分机制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建立分机制间的耦合关系,得到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演变的动力机制。
[Liu Daqing, Bai Ling, Zhang Hong, et al. Dynamic mechanism in global geopolitical pattern evolution: Analysis based on variables and variable relationship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2): 391-403.]. DOI: 10.11821/dlyj201802012

[本文引用: 3]

何大明, 刘昌明, 冯彦, . 中国国际河流研究进展及展望
地理学报, 2014, 69(9): 1284-1294.

DOI:10.11821/dlxb201409004 [本文引用: 1]
我国因发育了亚洲大陆的主要国际河流而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上游水道国。近30年来,在全球化趋势下,国际河流的合理利用与保护、生态变化与跨境影响、地缘合作与安全维护等,广受国际关注,成为地理、生态和地缘政治等学科交叉研究的热点。本文按&#x0201c;国际河流&#x0201d;、&#x0201c;跨境水资源&#x0201d;、&#x0201c;跨境生态安全&#x0201d;等关键词,从《地理学报》及其英文版J. Geographical Sciences中检索近30年来发表的相关文献,以此为主要依据,回顾地理学对我国国际河流研究取得的主要进展,判识存在的问题和所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上,结合科学发展的趋势和我国地缘合作等重大需求,展望研究前景。
[He Daming, Liu Changming, Feng Yan, et al. Progress and perspective of international river researches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4, 69(9): 1284-1294.]. DOI: 10.11821/dlxb201409004.

[本文引用: 1]

Connor R. The United Nations World Water Development Report 2018: Nature-based Solutions for Water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2018: 11-15. DOI: 10.18356/dc00fb4d-en.

[本文引用: 1]

Bernauer T, Bohmelt T.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 over freshwater resources
Nature Sustainability, 2020, 3(5): 350-356. DOI: 10.1038/s41893-020-0479-8.

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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