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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下中国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的影响

本站小编 Free考研考试/2021-12-29
周进,1, 黄耿志,2,3,*1.广东省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广州 510070
2.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州 510275
3.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室（珠海）,珠海 519082

The effect of economic upgrading on social upgrading in China und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ZHOU Jin,1, HUANG Gengzhi,2,3,*1. Guangzhou Institute of Geography, Guangdong Academy of Sciences, Guangzhou 510070, China
2.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3. Southern Marine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uangdong Laboratory (Zhuhai), Zhuhai 519082, Guangdong, China

通讯作者: 黄耿志（1986-）,男,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地理和社会地理。E-mail: hgzhi3@mail.sysu.edu.cn

收稿日期:2021-04-12接受日期:2021-09-16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4212200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41930646)
广东省科学院建设国内一流研究机构行动专项资金项目(2019GDASYL-0104004)


Received:2021-04-12Accepted:2021-09-16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周进（1994-）,女,四川宜宾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E-mail: zhoujin2020@foxmail.com




摘要
社会升级与经济升级的关系是近年来国际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尚未有决议的前沿问题。本文从就业、社会保障、基本权利和社会对话4个维度建立社会升级测度指标体系,采用经济计量模型揭示了社会升级各维度的影响因素及经济升级、经济全球化、政府治理与社会升级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社会升级的不同维度受经济升级、经济全球化和政府治理的不同影响。就业维度主要受政府管制的正向影响,社会保障主要受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正向影响,基本权利维度主要受经济质量效益、创新投入和进口贸易的正向影响,社会对话维度受经济质量效益、创新投入、创新效率和外资的正向影响。② 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具有促进作用,政府治理对这个促进关系起到了中介作用,同时该中介作用进一步受到经济全球化的正向调节影响。这表明政府治理对促进经济升级转化为社会升级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且这一作用在经济全球化下可以得到增强。本文有助于加深认识经济升级促进社会升级的机制,为探讨中国经济和社会“双升级”发展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 社会升级;经济升级;政府治理;经济全球化;中国

Abstract
The nexus between social upgrading and economic upgrading has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within economic geography, yet remains under-researched.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comprehensive quantitative index to measure social upgrading from four dimensions, namely, employment, social security, basic rights and social dialogue. Based on econometric models, this study reveals the driving factors of each dimens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upgrad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governance and social upgrading.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social upgrading are affected unevenly by economic upgradi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governance. Employment is mainly positively affected by government regulation. Social security is mainly positively affected by the improvement of social labor productivity. Basic rights are mainly positively affected by the economic quality, innovation input, and import trade. Social dialogue is positively affected by the economic quality and benefit, innovation input, innovation efficiency and foreign capital. (2) While economic upgrading promotes social upgrading, governance plays a mediation role in this relationship. Economic globalization plays a negative moderating role regarding economic upgrading and social upgrading, but a positive moderating role within the governance’s mediation. These relationships show that governance plays a critical character in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economic upgrading to social upgrading and the effect can be enhanced und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is study contributes to exploring the mechanisms of how economic upgrading promotes social upgrading, which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co-development of China's economy and society.
Keywords：social upgrading;economic upgrading;governance;economic globalizatio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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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周进, 黄耿志. 经济全球化下中国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的影响[J]. 地理研究, 2021, 40(12): 3364-3381 doi:10.11821/dlyj020210292
ZHOU Jin, HUANG Gengzhi. The effect of economic upgrading on social upgrading in China und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21, 40(12): 3364-3381 doi:10.11821/dlyj020210292


1 引言

经济升级通常被称作“产业升级”或“升级”,指企业创新和竞争能力提高及实现更高附加值获取的过程;社会升级（social upgrading）指保障和改善劳动者作为社会参与者的基本权利,并促进其就业质量提升的过程[1]。长期以来,由于假定经济升级会自然带来社会升级,在全球价值链（GVCs）和全球生产网络（GPNs）研究领域,大量的研究聚焦于经济升级,而忽视了社会升级[2,3]。近年来,随着对劳动者就业质量的关注以及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经济升级不会必然带来相应的社会升级,探讨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的关系成为经济地理****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发现,社会升级的发生通常伴随着经济升级,但经济升级也有可能带来就业机会缩减、劳动强度增大、劳资关系冲突等“社会降级”的结果[4-6]。与此同时,法律法规的制定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升级进程[2]。由此提出的重要问题是,社会升级受什么因素影响?经济升级如何促进社会升级以及这一过程中政府如何起作用?这引发了日益增多的研究和讨论,但仍存在有待拓展和需要深入研究的内容。

国内地理学主要聚焦经济升级研究,包括出口产品升级、外向型产业升级、零售供应链升级等[7-10]以及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等区域的经济升级[11,12],但对社会升级还未予以足够关注。经济增长一直以来是中国区域发展的重心,是就业机会增加和工资水平提高的基础,但总体上中国仍面临就业质量较低、劳动者权益保障不足、经济成果分配不均等社会问题。在此背景下,国家先后出台了《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和《“十三五”促进就业规划》等文件,体现了社会升级和社会公平发展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意义。与此同时,国家“十四五”规划将提升就业质量、健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加强劳动者就业保障等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说明社会升级已成为国家推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面向。

本文的目的是探究中国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的关系,重点查明经济全球化、政府治理在经济升级促进社会升级关系中的作用。试图从两方面对现有研究形成补充：其一,针对目前研究主要集中于微观企业案例研究的现状,本文构建宏观层面的社会升级测度指标体系,并使用计量模型揭示社会升级分维度的影响因素。其二,现有研究突出了经济升级、经济全球化和政府治理因素对社会升级的重要作用,但对这些因素的交互作用关系缺乏关注。本文引入计量经济模型,检验和阐释经济全球化、政府治理、经济升级、社会升级之间的关系,加深认识经济升级促进社会升级的机制,为探讨中国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协调发展提供理论认识。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社会升级被定义为劳动者基本权利得到保障与就业质量得到提升的过程,研究通常将其分为可测量指标和保障权利两个方面,包含4个维度的外延[1]：① 就业,劳动者充分就业、有酬劳动和安全、健康的工作条件;② 社会保障,指满足劳动者生活的迫切需要和防范突发事件的保障;③ 劳动基本权利,指工作中不使用童工、无强制劳动、无恶劣的工作环境、无歧视和结社自由;④ 社会对话,是多个社会经济组织与政府协作共同解决社会经济政策中的利益冲突的方式,包含集体协商、经济民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等[13,14]。社会升级是企业的经济升级延伸至劳动力范畴的一个概念,刻画了劳动者在参与全球经济生产中获得收益的程度和过程,它呼应了近年来一些知名经济地理****呼吁重视劳工研究的趋势[15-17]。

2.1 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

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的影响关系是社会升级研究最为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基本结论认为,社会升级通常伴随经济升级,但经济升级不会一定带来社会升级[18,19]。研究表明,过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等不同经济升级过程会促使企业更高效生产、开辟新的产品线等,这个过程产生的培训机会增加、工资增长和就业机会增加等促进了社会升级。但在一些地区和行业,上述经济升级也可能造成性别歧视、社会对话缺失等社会降级问题。Rossi对摩洛哥服装业的案例研究揭示了两者的不确定关系。他分析了生产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等不同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的影响,发现生产流程升级有助于促进社会升级的基本权利部分,如减少超时工作、改善工作环境,产品升级可为正规工人带来技能培训机会,功能升级则为正规工人带来基本权利和保障性权利的改善;但同时发现,从事包装、仓储工作的临时工等非正规工人面临工资低下、超时工作、保障缺失的社会降级[20,21]。Lund-Thomsen等对足球制造业的研究发现工厂采用机械化生产促进产业升级,带动了工人工资、社会保障的改善,但也存在社会对话缺失的问题[22]。这些研究说明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有促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具有差异性和不平衡性。对物流、旅游、农艺等其他行业的研究也发现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相伴关系,但同时观察到社会降级的存在[2,23-25]。Bernhardt等用出口份额和出口单位价值的增长衡量经济升级、工资收入和就业数量增长衡量社会升级的简便方法,对35个国家的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的关系进行了相关性分析,亦发现两者总体上存在正相关关系[18]。该研究虽然简化了社会升级和经济升级的含义,但在全球宏观层面进一步确证了两者的相伴关系。由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H1：经济升级有利于社会升级。

2.2 经济升级与政府治理

根据Gereffi等的研究,治理包含私营部门、社会部门和公共部门的治理三种形式[26]。私营治理主要由领导企业和供应商企业参与,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率、加强对各种规则、制度执行情况的监督和处罚[27]。社会治理由各类社会参与者驱动,如多方利益相关者协定、各级非政府组织等[28]。公共治理由政府部门主导,具有强制性,对社会升级产生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为法律、法规、政策等。

经济发展水平作为影响政府治理的外部因素,二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一般说来,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方,政府治理理念和手段更为先进,同时更具有物质和经济基础推动治理进程,履行公共职能[29]。因此,政府若要保证社会升级过程中的政策顺利实施,为劳动者提供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如学习培训机会等,需要有足够财政能力支撑,而这一般有赖于地方经济发展和整体生产效率的提高。换言之,经济实力雄厚和经济发展质量高的地区,政府施政能力、监管能力和财政能力一般较强。由此提出假设H2：经济升级对政府治理有促进作用。

2.3 政府治理与社会升级

马克思主义地理****对全球领先企业驱动下的社会升级持质疑态度,认为全球资本的逐利性质必然使地方社会升级受限——这解释了全球生产网络对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关系作用的两种类型：有限型和截断型。全球力量的有限性促进了社会升级的治理研究[30]。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治理具有强制性,是促使社会升级的重要力量。由于资本具有逐利性,没有动力主动增加成本、降低利润实现劳动者的社会升级,而必然是劳动者与资本斗争的结果,并且社会升级的最终实现较大程度上会依赖于劳资权力关系的平衡及这种平衡被制度化的方式[31]。

政府治理通过有关政策和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对社会升级产生作用。首先,政府的财政收支和财政政策对就业、社会福利等存在影响。例如,通过减少个人税收,劳动者能获得更多收入,是一定意义上的社会升级。此外,政府可通过政策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增长,使企业和社会提供更高的工资水平和更好的社会条件,从而间接地促进社会升级[32]。例如,在佛山西樵纺织集群中,当地政府通过减免营业税收等政策吸引外来投资,增加当地劳动者工资,实现外来劳工就业率的大幅增长[33],而巴西拒绝货币贬值造成鞋类产业集群出口困难,损害工人收入[34]。其次,政府制定相关劳动制度,通过规定基本工资、工作时长、社会保障等直接促进劳动权益改善和社会升级。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政府强硬阻止企业施行低工资竞争战略,在制度上保障劳动者技能发展、协商权利、工作环境等,从而推动劳动者权益改善,并促进经济发展[30,32]。不过,劳动法规和政策的执行和监管有赖于政府的意愿和能力,以及这些法规是否切实地被用来改善劳动环境。在去监管化或缺乏足够财政能力支撑的情况下,监管和执法力度减弱,可能导致工厂劳动环境恶化,就业安全得不到保障,社会升级受限[35-37]。由此可得到假设H3：政府治理对社会升级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2.4 经济全球化的调节作用

为理解经济升级促进社会升级的机制,现有研究利用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的分析视角,揭示了参与全球生产分工对经济升级转化为社会升级的作用,提出了全球领先企业主导下企业社会责任（CSR）所驱动的社会升级[26]。地方在参与全球化过程中,为获得更多投资和保住订单,供应商只能遵循领先企业制定的劳动标准,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本地劳动者的社会升级。这反映了跨国领先企业在组织全球经济和利益分配中的主导力量,使地方企业为获得发展而改善劳动标准,间接促进了社会升级[27]。Reinecke等探究了全球生产网络对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关系作用的三种类型[38]：① 有限型,即领先企业的升级仅带动少数有能力的供应商的经济和社会升级,大部分处于价值链低端的小规模企业面临社会降级;② 截断型,即领先企业升级产生的溢出效应未推动本土企业的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③ 融合型,领先企业带动供应商的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例如,外来投资促进了乌拉圭本地林木行业的生产流程升级和功能升级,进而产生了正规就业增加、生产率提高和工资上升的社会升级结果[38]。

社会升级的实现实质是一个劳动者、资本、政府多方利益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因地方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位置不同以及行业特征差异而存在差别[23-25,39-42]。宏观上,地方参与全球生产网络通常表现为国际贸易和外资利用的增加。众多研究表明,全球化进入南方国家（Global South）为地方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提高了劳动参与率,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劳动者的权益保障[20,43]。随着参与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地方企业面临激烈的全球竞争。跨国企业的发展战略及其与供应商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决定了地方供应商无法参与核心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导致部分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而未能获得相应的经济租,压缩了社会升级的实现空间,造成参与全球化程度越深却加剧剥削。对地方而言,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共同升级是理想的目标,但升级结果可能受全球化过程调节。Standing指出全球贸易的扩张使女性就业率迅速上升,但东亚部分国家近来出现“去女性化就业”,而拉美地区女性就业人数占比持续增加[44]。有研究将这种现象原因归结于地方在价值链攀升过程中的技能错配和隔离[45]。类似地,亚洲、中东欧部分国家在承接电子制造业转移过程中实现了经济升级,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而日本和美国作为参与全球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实现产业专业化程度提高的同时,却有大量工作岗位流失,一定程度上造成地方的社会降级[20]。可见,全球化程度影响了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间的关系。在地方参与全球化程度低时,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作用更显著;高全球化参与度下地方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的影响被削弱。这多是受地方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和经济发展阶段的限制而成,也提示了经济和社会升级的协同不仅需要实现全球价值链的跃升,也要同时关注地方升级的限制因素。由此本文提出假设H4：经济全球化调节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之间的关系。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地方与全球紧密关联,特别是对广泛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中国而言,地方经济升级也受其参与全球化程度、方式及所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等因素的极大影响[20,41,46],而地方经济发展有利于政府社会保障和就业服务职能的履行,进而影响劳动者权益提升。根据贸易和投资相关理论,发展中经济体根据自身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位置采取不同的发展策略,或通过溢出效应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或采取低价营销的策略形成竞争优势。在这个过程中,地方通常会实现产品升级和过程升级,甚至功能升级,获得经济效益,进而充实地方财政。同时,随着地方和全球的进一步耦合,地方政府在与本土和跨国企业的合作中可能学习到先进的治理理念和模式,有助于治理能力的提升。政府是实现经济升级转化为社会升级的重要桥梁。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地方可以一定程度上实现经济发展,增强政府财力和引入先进治理理念。进一步地,地方政府结合当地实际,在与跨国资本及地方企业、劳动者的磨合中,合理配置公共资源。由此提出假设H5：全球化调节了经济升级和政府治理之间的关系。

根据全球生产网络战略耦合理论,当地方与全球生产网络存在互补效应时,区域优势将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战略需求积极互动。企业进入地方以获得市场和资源等,而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政府通常会有效地迎合企业的战略需求,制定和实施相应的政策和制度[47,48]。因此,地方经济的经济全球化程度越深,政府越顾虑和重视地方营商环境[49,50],从而越可能遵守和实施国际劳动标准和有关行为准则,这将越有利于经济升级转化为社会升级。对于全球化程度较低、主要依托国内市场的地方,则受到国际相关标准的制约较少,政府也缺乏动机对接国际贸易和劳动标准。此外,地方也可能与国际标准存在冲突。例如国际劳工组织致力于消除童工,但在某些地区,童工被视为供养家庭的重要组成[26,46,51]。因此,地方参与全球生产的程度不同时,政府治理对社会升级的响应和作用也会有不同。由此提出假设H6：全球化调节了政府治理和社会升级之间的关系。

综合H1~H6研究假设,形成经济升级、社会升级、经济全球化和政府治理的关系结构（图1）：① 经济升级有助于促进社会升级;② 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的促进作用受到经济全球化的调节;③ 政府治理在经济升级促进社会升级的过程中起到中介作用;④ 经济全球化调节了政府治理的中介作用。下文将在分析社会升级分维度影响因素的基础上,采用带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对该理论模型进行检验。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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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经济全球化下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的影响机制理论模型

Fig. 1Research model for mechanism of the impact of economic upgrading on social upgrading und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3 研究方法

本文按照以下顺序进行测度和模型检验：① 先采用AHP法和改进的熵权法结合计算社会升级4个维度各个指标的权重,再采用综合评价法分别计算社会升级4个维度的得分;② 用面板模型分别测度社会升级4个维度的影响因素;③ 采用AHP法和改进的熵权法结合计算经济升级、政府治理、经济全球化各个指标的权重,再采用综合评价法分别计算它们的得分;④ 根据社会升级、经济升级、政府治理、经济全球化4个因子的综合指数得分,采用带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它们之间的关系。

3.1 社会升级的测度

Tab. 1
表1
表1社会升级综合测度指标体系
Tab. 1Measurement index of social upgrading
一级二级指标三级指标正/负向权重
就业(A)就业率(A1)就业人数年均增长率(%)(A11)+0.0174
城镇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A12)+0.0167
城镇职工占总就业人数的比(%)(A13)+0.0165
就业机会(A2)本期单位登记招聘人数(人)(A21)+0.0476
失业率(A3)失业率(%)(A31)-0.0521
有酬工作(A4)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A41)+0.0245
劳动报酬支出占GDP的比(%)(A42)+0.0258
劳动环境(A5)认定工伤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人/十万人)(A51)-0.0521
社会保障(B)社会保障(B1)医保覆盖率(%)(B11)+0.2409
基本权利(C)受教育(C1)受大专以上教育就业人数占比(%)(C11)+0.0834
无性别歧视(C2)女性就业人数占比(%)(C21)+0.0433
就业人员中受大专以上教育男女占比差异(C22)-0.0436
参与工会(C3)工会会员数占就业人数比例(%)(C31)+0.0422
工会密度(个/万人)(C32)+0.0423
社会对话(D)谈判协商(D1)集体争议案件数(件)(D11)-0.0217
劳动争议案件密度(件/万人)(D12)-0.0218
劳动争议案件调解成功率(%)(D13)+0.0217
劳动仲裁(D2)劳动争议仲裁胜诉率(%)(D21)+0.0639
工会作用(D3)建立劳动争议委员会的基层工会数占比(%)(D31)+0.0315
工会参与调解争议案件成功率(%)(D32)+0.0317
经济民主(D4)已实施的合理化建议数(件)(D41)+0.0298
职工代表大会密度(个/万人)(D42)+0.0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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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确测度和比较社会升级4个维度的得分,采用AHP法和改进的熵权法确定三级指标相对目标层的组合权重[52]。AHP法是通过两两比较同一待评价层的多个考察指标对上层指标的重要性,构建判断矩阵P,并进行一致性检验,确定指标权重的主观评价方法。计算步骤如下：① 两两比较一级指标对目标层的重要性。考虑到4个一级指标对社会升级均很重要,给予它们同等重要的标度1,构建判断矩阵。② 计算出4个一级指标的权重均为0.25,并进行一致性检验。③ 采用相同的方法计算二级指标对所属一级指标的权重值,利用该权重值及一级指标的权重进行加权计算,得到二级指标相对于目标层的权重值Wi。④ 采用改进的熵权法计算三级指标的熵权,步骤为：首先根据社会升级第三级指标体系对应的研究时段内（1996—2017年）的社会经济数据建立原始数据R;其次按照数据序列的正向或负向属性采用离差标准化法对其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标准化值Xij´和矩阵R´;然后计算第三级指标的熵值（Hj）和熵权（Wij）。计算三级指标对目标层的组合权重,计算公式为：Wj=Wi×Wij,式中：Wj是三级指标对目标层的组合权重（j=1,2,……22）;Wi是二级指标对目标层的相对权重（i=1,2,……13）;Wij是三级指标的熵权。计算结果见表1。最后,采用综合评价法计算社会升级指数,计算公式为：SC=∑Wj×Xij',SC为社会升级指数得分;n代表三级指标的个数（n=1,2,……22）。

3.2 解释变量的衡量

Tab. 2
表2
表2社会升级的解释变量
Tab. 2Explanatory variables of social upgrading
变量描述衡量指标权重
经济升级经济增长人均GDP增长(gdp_per)0.250
经济结构Lilien系数(lilien)0.13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主营业务收入(pro_main)0.137
质量效益社会劳动生产率(total_p)0.257
创新R&D经费占GDP之比(rd_gdp)0.065
发明专利申请授权量与 R&D经费之比(件/万元)(pat_rd)0.066
人均技术市场成交额(元/万人)(tm_per)0.048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主营业务收入(new_inc)0.066
全球化贸易开放度进口与GDP之比(imp_gdp)0.337
出口与GDP之比(exp_gdp)0.325
投资开放度IFDI与GDP之比(ifdi_gdp)0.334
政府治理产权保护制度质量地区财政收入中罚没款收入占GDP之比(fp_gdp)0.505
政府管制财政收入与GDP之比(gr_gdp)0.495
控制变量基础设施铁路营业里程数(railway)
邮电业务总量(pt)
固定资产投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fa_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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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用各省利用外资占GDP的比和各省进口额、出口额占GDP的比来衡量。外资利用和国际贸易额占GDP比例越高,说明经济全球化水平越高,地方社会升级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便越大。政府治理从产权保护制度质量和政府管制两方面进行衡量。用地方罚没收入占GDP的比来表征产权保护制度质量[54],产权保护制度在促进经济增长、投资等方面有重要作用。罚没收入是国家管理部门对违法、违规行为实施的一种具有强制性的经济处罚,是特殊的地方财政收入。罚没收入占比规模增加说明社会违法行为越多,产权保护制度质量越差。随着整体经济规模扩张,企业违反劳动就业制度的违法违规行为可能增加,而在处罚适度规模尚未确立之前,这些违法处罚很有可能以不同的形式转嫁给劳动者,造成社会升级难度增加。将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作为政府管制的代理变量[55],数值越大代表政府对经济体资源分配权力越大,可以加大公共支出,给予劳动者更多的社会保障、更多学习和培训的机会,社会升级越有可能发生。

控制变量为基础设施和固定资产投资。基础设施的改善有利于促进要素的流动,从而可能带动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以铁路营业里程数和邮电业务量来衡量。地区资本禀赋越丰裕,区域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将处于相对优势地位,从而助推社会升级,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来衡量。

3.3 计量模型

3.3.1 面板数据回归

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揭示社会升级各维度的影响因素,模型为：

$S{C_i} = c + {\beta _i}X + {\mu _i}$
式中：SCi为各省社会升级分维度的得分（i=1,2,3,4,代表社会升级的4个分维度）;X为解释变量;c代表常数;βi代表非标准化系数;μi是误差项。首先,用最小二乘法（OLS）依次进行混合回归作为参照;其次,为避免遗漏不随时间而变的变量,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进行回归,F检验的结果显示出4个模型的FE回归结果都优于OLS结果。最后,检验随机效应（RE）,结果发现Hausman检验拒绝随机模型,因此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E）检验社会升级各维度的影响因素。

3.3.2 带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为进一步理清经济全球化、政府治理对经济升级与社会升级关系的影响,参照社会升级指数计算方法,先计算经济全球化、政府治理和经济升级的指数,后采用带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进行检验。该模型是指自变量对因变量的中介路径受到调节变量的调节作用[56-58]。根据上一节的理论分析,以社会升级指数为因变量（SU）,以经济升级指数为自变量（EU）,以政府治理为中介变量（GOV）,以经济全球化为调节变量（GLO）,构建以下3个模型：

$SU = {\beta _{10}} + {\beta _{11}}EU + {\beta _{12}}GLO + {\beta _{13}}EU{\rm{*}}GLO + {\varepsilon _1}$
$GOV = {\beta _{20}} + {\beta _{21}}EU + {\beta _{22}}GLO + {\beta _{23}}EU{\rm{*}}GLO + {\varepsilon _2}$
$SU = {\beta _{30}} + {\beta _{31}}EU + {\beta _{32}}GLO + {\beta _{33}}EU{\rm{*}}GLO + {\beta _{34}}GOV + {\beta _{35}}GOV{\rm{*}}GLO + {\varepsilon _3}$
采用Preacher等提出的Bootstrap方法对模型进行检验。该方法相较于Baron和Kenny提出的因果逐步回归的检验方法具有更高的有效性,且能避免数据遗漏问题[59]。检验步骤如下：① 检验中介效应的存在;② 检验自变量（经济升级）和调节变量（全球化）对因变量（社会升级）的交互作用;③ 检验自变量（经济升级）和调节变量（全球化）对中介变量（政府治理）的交互作用;④ 将中介变量（政府治理）纳入模型后,考察中介变量（政府治理）和调节变量（全球化）对因变量（社会升级）的交互作用,利用各个参数的显著性来判定模型中调节变量不同水平的中介路径。

3.4 数据来源和处理

本文以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为分析单元（不包含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研究时间范围为1996—2017年。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使用Stata 15.0和SPSS 22.0软件分别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和带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

4 结果分析

4.1 影响因素分析

首先,对社会升级分维度指数及解释变量数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ADF和LLC检验结果显示出数据序列均在10%显著水平内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表明所有数据序列均为平稳序列。其次,分别对4个模型的所有变量进行协整检验,Kao检验结果P值小于0.05,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通过检验,表明变量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方程回归的残差平稳,可进行后续的回归分析。最后,分别混合回归4个社会升级分维度的影响因素模型,F检验结果表明固定效应模型（FE）优于混合回归模型（OLS）,因此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以混合回归模型结果为参照（表3）。

Tab. 3
表3
表3社会升级各维度影响因素的面板回归模型估计结果（全样本）
Tab. 3Estimation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mensions of social upgrading (full sample)
就业社会保障基本权利社会对话
模型1模型2模型3模型4模型5模型6模型7模型8
OLSFEOLSFEOLSFEOLSFE
gdp_per-4.64E-09-7.31E-09-1.41E-081.96E-08-1.75-08-1.57E-087.29E-094.49E-10
lilien0.00100.0146-0.0570**-0.0510*-0.0094-0.0138**-0.0111-0.0146
pro_main-0.0241-0.0592***0.00360.01070.02950.0279-0.0943***-0.0940***
total_p0.0002-0.00060.0096***0.0095***0.0022***0.0021***0.0029***0.0031***
rd_gdp0.0010-0.1672-0.06570.20950.1524*0.2034*0.2920***0.3573***
pat_rd0.0064-0.0032-0.00620.00390.00420.00640.0220**0.0155*
tm_per1.28E-06***8.07E-07-4.73E-06***-3.81E-06*-2.04E-083.99E-08-1.43E-06***-1.73E-06***
new_main-0.0704***-0.0514***0.0897**0.08710.00610.0186-0.0520***-0.0572**
ifdi_gdp0.0003-0.0010-0.00233.37E-050.00220.00470.0042***0.0051***
imp_gdp0.0234***-0.0150***-0.00720.02660.0133***0.0295**-0.0269***-0.0241*
exp_gdp-0.0217**-0.0269***-0.0465**-0.0025-0.0149**-0.0193*0.0114-0.0065
gr_gdp0.03540.1433**0.2914**0.2341-0.00490.0033-0.01640.0172
fp_gdp-1.1096-1.2877*-0.5901-0.8104-0.7797*-0.6446-2.7500***-3.8172***
railway-0.00310.0372**-0.00080.0606-0.0045-0.00070.00030.0055
pt7.56E-06***3.95E-06**1.61E-05***1.27E-05**-1.12E-071.83E-07-3.08E-06***7.27E-06***
fa_gdp0.0011-0.00120.0062***-0.01300.0088***0.0024**-0.00060.0038
Constant0.1108***0.1068***-0.0208***-0.0371***0.0758***0.0735***0.0821***0.0818***
R20.3380.7500.7310.490
F值29.7***104.41***687.03***25.89***
注： ***、**、*分别表示系数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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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就业维度

社会升级就业维度包含就业率、就业机会、失业率、有酬工作、劳动环境5个方面。模型2显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pro_main）与就业存在负相关关系,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区域工业经济利润率上升没有带来就业改善。增加的利润可能被企业所有者占有或以增加技术资本的方式继续投入生产,而没有传导至劳动者层面,使就业数量和工资增长。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new_main）的系数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技术更新导致对劳动力要素的替代,减少了传统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新产品生产技能要求较高,多被分配给高技能劳动者,扩大了劳动者之间在报酬、就业机会、工作环境等方面的差距,阻碍了整体社会升级,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60]。进口额占比（imp_gdp）和出口额占比（exp_gdp）系数都为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与已有研究发现的就业率、工资与出口增长呈正相关的关系不一致[1]。长期以来,廉价劳动力是中国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竞争力,这意味着大部分劳动者处于价值链的较低端,导致低端生产劳动者在价值链利益分配中承担较高风险,却获得较少收益,大部分劳动者收入和就业环境随全球化参与程度的加深并未见到改善。产权保护制度质量（fp_gdp）的系数显著为负,这说明了地区的社会违法行为越多,越不利于整体就业和社会升级。政府管制（gr_gdp）对就业起到显著的正向作用。在国际或地方政府严格的监管下,企业更有可能寻求与工会等的协商,达成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环境等诉求[36],这提示了公共治理在社会升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4.1.2 社会保障维度

模型4显示,Lilien指数（lilien）对社会保障有显著的负向作用,说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未能相应提高社会保障覆盖率,反映出19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转型升级的成果并未能自动带来劳动保障的增强,尽管近年来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得到改善。社会劳动生产率（total_p）的系数显著为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有利于增强社会保障,通过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增强地区提供更高工资和更完善社会保障的能力。结合政府管制（gr_gdp）对社会保障的正向作用,地区经济实力的增长和积累使社会保障的实现更有可能。人均技术市场成交额（tm_per）与社会保障呈显著负相关,这可能是因为企业创新产出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的研发经费,导致社会保障投入被压缩。

4.1.3 基本权利维度

模型6显示,Lilien指数（lilien）对基本权利起显著负向作用,表明劳动者的基本权利在不同产业部门的流动过程并未得到改善。这与Tejani和Milberg的研究一致,他们指出东亚国家部分企业转向知识密集型行业后,女性就业数量大幅减少[45]。进口额占比（imp_gdp）系数显著为正,说明进口贸易增强有助于促进基本权利的改善[44,61];出口额占比（exp_gdp）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出口贸易扩大不会促进基本权利的改善,这可能是因为中国大量的出口增长依赖低端劳动生产,导致劳动者基本权利未能相应得到改进。可见经济全球化与基本权利改善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社会劳动生产率（total_p）和R&D经费占比（rd_gdp）对基本权利的作用都显著为正,说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研发投入增加有助于改善劳动者基本权利。研发投入的增加会促进对技术进步和创新的需求,使就业结构趋于高技能化,引发对高等教育人才的需求,增加受高等教育人才占比规模,进而促进劳动者受教育权等基本权利的提升。

4.1.4 社会对话维度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pro_main）与社会对话维度呈负向关系,说明工业企业实现利润能力的提高没有改进劳动者的社会对话制度。社会劳动生产率（total_p）、R&D经费占比（rd_gdp）和专利授权量占研发费用的比例（pat_rd）均与社会对话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劳动者和工会可以发挥能动性促进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效率的提高,避免企业实施价格战驱动的廉价劳动力策略,同时推动提高劳动条件的竞争模式,在这过程中又增加了政府、管理者、劳动者（工会）之间的社会对话,实现良性循环[27]。作为地区创新产出的两个重要衡量指标,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占比（new_main）和人均技术市场成交额（tm_per）的系数显著为负。主要的技术和产品等创新通常来自于高技能劳动者和正式员工,他们是创新回报的获得者,这加剧了劳动者之间的差距,可能引发劳动争议。外资流入占GDP比例（ifdi_gdp）对社会对话具有正向作用。外资进入地方需遵守国际和地方法规,有利于推进国际先进劳动标准和规则在部分企业中率先执行,给予劳动者更多参与企业发展的权利[27]。进口额占GDP比例（imp_gdp）系数为负,说明进口贸易增长不会改善社会对话。产权保护制度质量（fp_gdp）与社会对话显著负相关,说明社会整体违法现象频发的地区,不同社会、经济利益团体之间的社会对话越不可能实现。

从控制变量的模型结果看,交通基础设施对社会升级的就业维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其他维度影响不显著;邮电业务量对就业、社会保障和社会对话3个维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基础设施状况对社会升级改善起着促进作用,且邮电基础设施的作用大于交通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对社会保障和基本权利的改善具有积极意义。

4.1.5 分时段异质性检验

研究期内存在对全球经济影响较大的金融危机,为比较全球突发事件前后社会升级影响因素的时间异质性,以2008年为节点分为1996—2007年和2008—2017年两组子样本数据进行回归（表4）。与表3对比发现,分时段的社会升级各个维度的影响因素无显著差异,但经济危机还是对社会升级各个维度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比较表3和表4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生产率的提高对社会升级正向作用逐渐增强,政府治理因素的影响总体增强,但不显著。而经济全球化方面对社会升级4个维度的作用各异。

Tab. 4
表4
表4分时段社会升级各维度影响因素的面板回归模型估计结果（抽样样本）
Tab. 4Estimation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influencing factors of dimensions of social upgrading (sub-sample)
1996—2007年2008—2017年
就业社会保障基本权利社会对话就业社会保障基本权利社会对话
FEFEFEFEFEFEOLSFE
gdp_per-1.40E-091.37E-08-9.60E-09-4.07E-091.37E-081.14E-07-9.54E-09-1.86E-08
lilien0.0168-0.0034-0.0127-0.00820.0211-0.1263-0.0037-0.0037
pro_main-0.01960.0524***0.0438-0.0354*-0.01960.1984*-0.0156-0.0106
total_p-0.0047***0.0096***0.0003-0.0024*0.0017***0.0137***0.0017**0.0044***
rd_gdp-0.8296**0.6806***0.2222-0.7730**0.09990.83200.1993*0.2322*
pat_rd-0.03290.0912**-0.0716-0.09210.00180.03080.00460.0059
tm_per-5.90E-078.47E-06***2.17E-06-1.71E-064.66E-07-6.66E-06**5.87E-07-3.20E-07
new_main-0.0456**0.03350.0248*-0.0643***0.00490.08230.0064-0.0154
ifdi_gdp-0.00030.0006**0.0058*0.0034**-0.00040.0041-0.00080.0028***
imp_gdp0.00890.01570.03120.01580.00950.02130.00730.0044
exp_gdp0.0128-0.0344*-0.03390.0435**-0.00810.1911**0.00430.0051
gr_gdp0.1688**-0.01220.03180.04040.1403***-0.13150.00470.0507
fp_gdp-0.70120.9845**-1.0016-4.1613***-0.22216.4268-1.12511.2131
railway-0.0269*0.0208*-0.0112-0.01920.00450.1209*-0.00090.0161
pt1.12E-05***1.29E-065.23E-06*-4.02E-061.79E-061.52E-05-2.05E-06**-9.30E-06***
fa_gdp-0.00280.0043**0.00180.00110.00010.00350.0051**0.0075**
Constant0.1203***-0.0257***0.0784***0.0970***0.0795***-0.1275***0.0834***0.0366***
F值63.38***3343.59***23.33***452.81***160.96***13.21***35.88***
R20.8
注： ***、**、*分别表示系数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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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社会升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和过程,其不同维度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尽管仍存在一些不确定性,但总体上可以得到两点基本结论：① 经济升级、经济全球化和政府治理有助于促进社会升级;② 经济升级、经济全球化和政府治理对社会升级不同维度的影响程度和结果不同,这与影响因素本身的复杂性紧密相关。为了在总体上揭示经济升级、经济全球化、政府治理与社会升级的相互关系,下文将这些因素归总为单一的指数进行路径分析。

4.2 影响路径分析

4.2.1 带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利用SPSS中的PROCESS插件,参考Hayes提出的模型模板[51],根据本文构建的理论模型与已有模板进行比对,选择模型59;利用Bootstrap方法的重抽样技术计算统计量和估计样本的分布以检验政府治理中介作用的显著性,设置5000次迭代,置信区间为95%。检验结果见表5和图2。

Tab. 5
表5
表5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
Tab. 5Results for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变量社会升级政府治理社会升级
βSEtβSEtβSEt
Constant0.3290.002131.69***-0.0090.004-2.445**0.3310.002149.187***
经济升级0.5940.03616.304***0.5940.05411.001***0.3950.03511.317***
经济全球化0.0270.0221.2260.1590.0324.972***-0.0340.02-1.698
经济升级*经济全球化0.2350.2211.0612.1580.3286.581***-0.8180.287-2.852***
政府治理0.3270.02314.312***
经济全球化*政府治理0.2950.171.73
R20.3820.4120.526
F检验139.803***158.327***150.059***
经济升级在经济全球化不同水平上的中介效应值
经济全球化EffectBootSEBootLLCIBootULCI
政府治理的中介作用-0.0980.1140.0230.0680.159
00.1940.0200.1540.235
0.1280.3170.0270.2640.371
注： ***、**分别表示系数在1%、5%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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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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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经济全球化下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的影响

注：***表示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
Fig. 2The influence of economic upgrading on social upgrading und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结果显示,公式（2）中的β11显著（β11=0.594）,表明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起显著的直接促进作用,核心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影响显著;且β13不显著（β13=0.235）,经济升级与经济全球化的交互作用不影响社会升级。公式（3）中的β21显著（β21=0.594）,公式（4）中的β31显著下降（β31=0.395）、β34显著为正（β34=0.327）,且根据Bootstrap检验结果,政府治理的间接中介作用95%的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说明政府治理的部分中介作用在统计上显著,即政府治理在经济升级促进社会升级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与已有研究框架一致。

进一步分析中介效应的调节路径。经济升级对政府治理的促进作用显著（β21=0.594,P<0.05）,政府治理和经济全球化的交互项对社会升级作用为正但不显著（β35=0.295,P>0.05）,说明经济全球化在政府治理-社会升级这一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但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地方政府出于经济原因,为迎合全球资本和提高引资的竞争力,对劳动法律、法规、就业保护制度的执行和监管不严格[32,35],导致全球资本的进入也未能有效地促进地方社会升级。经济全球化在政府治理正向促进社会升级的过程中作用有限。

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升级的交互项对政府治理呈现显著正向作用（β23=0.327,P<0.05）,政府治理对社会升级具有显著正向影响（β34=2.158,P<0.05）,说明经济全球化调节了政府治理的中介作用。区分低水平（均值减1个标准差）、中水平（均值）、高水平（均值加1个标准差）经济全球化参与调节下的中介效应变化,发现经济全球化水平从低到高时,政府治理的中介作用相应增强。说明地方参与经济全球化程度越高,政府治理在经济升级促进社会升级的中介作用越强。这可能因为经济全球化参与程度高的地方,经济水平越高,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能力越强,从而保障劳动就业的能力越强。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升级的交互项对社会升级的作用显著,但呈负向关系（β33=-0.818,P<0.05）,说明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的直接作用受到经济全球化的负向调节,亦即经济全球化加深会制约经济升级促进社会升级的作用。这些研究发现全球竞争压力通过全球生产网络传导至位于价值链底端的劳动者,后者往往承受较低的工资和恶劣的劳动环境[62]。虽然这个结果令人意外,但符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因为中国过去30多年来参与全球生产分工的方式主要是建立低劳动成本优势基础上的低端生产,大部分利润被全球领先企业获取,中国大部分劳动者（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就业质量长期处于低水平。

4.2.2 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

社会升级的发生通常伴随着经济升级,但社会升级也可能倒推经济升级的实现。鉴于二者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而产生内生性问题,影响模型参数估计的准确性,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进行实证检验。将滞后一期的经济升级作为工具变量,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估计,并利用豪斯曼检验对OLS和2SLS的估计结果进行内生性检验（表6）,检验结果P小于0.05,表明经济升级具有内生性,且将滞后一期经济升级作为工具变量是合理的。根据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F值大于10,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滞后一期的经济升级会影响当期的经济升级,且不会直接作用于当期的社会升级,满足工具变量选择的相关性条件和外生性条件,所选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工具变量与内生变量的个数相等,恰好识别,不用进行过度识别检验。对比表5和表6可知,在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核心变量社会升级与经济升级仍然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通过豪斯曼检验。说明引入工具变量之后的模型估计结果未发生显著改变,经济升级是促进社会升级的重要因素。

Tab. 6
表6
表6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内生性检验
Tab. 6Endogenous test for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引入工具变量的一阶段估计结果引入工具变量的二阶段估计结果OLS
经济升级社会升级社会升级
经济升级滞后一期0.1999***经济升级1.7118***0.3870***
控制变量控制控制变量控制控制
一阶段F统计值152.02***Hausman检验P值0.000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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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检查结果的可靠性,将经济升级指标替换为与其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为0.73）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指标进行稳健性检验（表7）。结果表明,社会升级与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呈显著的正向关系,政府治理在这个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经济全球化负向调节劳动生产率和政府治理的关系,并正向调节政府治理和社会升级的关系。这与前文主要结论一致,证明了本文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Tab. 7
表7
表7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稳健性检验
Tab. 7Robustness test for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变量社会升级政府治理社会升级
βSEtβSEtβSEt
Constant0.3330.001232.722***-0.0050.003-1.5960.3330.001234.854***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0.0180.00046.011***0.0160.00118.114***0.0160.00035.15***
经济全球化-0.0110.012-0.9400.1430.0285.181***-0.0330.013-2.556**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经济全球化-0.0150.002-6.436***0.0240.0054.614***-0.0240.004-5.491***
政府治理0.0940.0175.534***
政府治理*经济全球化0.3020.1511.995**
R20.7930.5390.802
F值864.763***264.299***547.598***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在经济全球化不同水平上的中介效应值
经济全球化EffectBootSEBootLLCIBootULCI
政府治理的中介作用-0.09800.0010.0000.0000.001
00.0010.0000.0010.002
0.1280.0030.0010.0010.004
注：***、**分别表示系数在1%、5%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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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概念出发构建了社会升级的综合测度指标体系,揭示了经济全球化和政府治理在经济升级转化为社会升级过程中的作用。研究发现：① 社会升级的4个维度——就业、社会保障、基本权利和社会对话受到经济升级、经济全球化和政府治理的不同程度影响;② 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③ 政府治理在经济升级促进社会升级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④ 经济全球化正向调节了政府治理在经济升级促进社会升级关系中所起的中介作用,但对政府治理促进社会升级的作用不显著;⑤ 经济全球化在经济升级促进社会升级的关系中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这表明政府治理对促进经济升级转化为社会升级起到重要的中介作用,且这一作用在经济全球化下可以得到增强。这个结论为已有理论研究强调公共治理和全球生产网络对社会升级的作用提供了实证支持。

社会升级的核心是劳动者就业质量和权益的改善,但这个过程往往是劳动者、资本、政府等多方主体以及全球和地方等多尺度力量博弈的结果。研究证实经济升级对社会升级有促进作用,但也应该注意其消极作用。如何在经济升级过程中实现劳动者就业质量和权益的不断提升值得深入探讨。毋庸置疑,经济全球化给地方带来就业增长,并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加,但也暴露了资本的逐利本性,处于低端生产环节的大量劳动者就业质量和工作环境未能得到相应改善。因此,在参与全球生产分工、促进本地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发挥公共治理的作用,以促进经济升级和社会升级良性协调发展为目标,不断调整和改善资本与劳工的关系。劳动者在劳资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为避免劳动者以极端的方式发声,政府需要建立和完善社会对话机制,促进劳资权力关系的平衡,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实现经济和社会“双升级”的高质量发展。

5.2 讨论

经济升级转化为社会升级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本文基于现有理论基础,从宏观角度论证了经济全球化和政府治理对这个转化的作用,但这个作用的微观过程和机制还有待深入的研究。未来可从中观的产业集群层面和微观的企业层面对经济升级转化为社会升级的机制开展深入的质性和案例研究,探明经济全球化、政府治理的具体作用机理,识别出其他关键的影响因素。由于中国发展存在的巨大区域差异性,未来的微观研究还需要在控制行业因素影响的条件下,重点突出不同发展环境下经济升级促进社会升级的地方化过程和机制,探寻与地方发展阶段和条件相适应的社会升级路径和制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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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技术进步和贸易自由化发展,在全球范围内组织生产的跨国公司所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迅速发展并不断深化。全球生产网络为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实现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了契机。同时,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出口贸易的发展方式亟待转变,对出口产品升级的研究显得尤为重要,而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可能是中国出口产品升级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海关贸易数据库对中国出口产品质量进行了测算,并以此为基础衡量出口产品升级。研究发现,中国出口产品质量有波动上升迹象,东中西区域产品质量基本呈现递减趋势。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直接促进了中国出口产品的升级,尤其是深入融合到价值链中对出口产品质量有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东部地区的研发投入能够促进出口质量升级,但研发投入不能通过提高垂直专业化的程度来提升质量,印证了出口企业提升价值链地位能力的不足。地区财政自主权在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地方政府倾向于支持技术密集型产品的升级。
[ He Canfei, Chen Hanghang.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export product upgradi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2017, 72(8): 1331-1346.] DOI: 10.11821/dlxb201708001.
[本文引用: 1]
<p>Organized globally and led by trans-national enterprises,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s) develop rapidly along with the advancement of technology and deepening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GPN provides great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blend in global economy and realize their technological advance, as well as value chain upgrading. Facing the pressure of shifting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has urgent need of optimizing export trade though she has experienced marvelous success especially on export trade during the past few decades, so that the study on export product upgrading can b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Based on such consideration,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how participating GPN influences China's export product upgrade. This article uses the conception of quality to quantitively describe product upgrade, and we calculate the product quality based on data of customs trade database from 2000 to 2011. The result shows that export product quality presents a declining trend from east to west of China, and the average quality of the whole country fluctuates a lot during 2000-2011 with a slight rising trend showing up recently. We then build several econometric models to examine whether participating in GPN matters, and how exactly this influence works. The results show that participating in GPN has remarkable influence on export product upgrading especially in eastern China, but market dispersion does not help in product upgrading. We also find that R&D investment cannot promote regional posi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 in eastern China, forming a typical "Low-end lock-in". Capital- and technology-intensive products benefit a lot from participating in GPN while labour-intensive exports may open markets with low-quality products. Fiscal decentralization is a key determinant in eastern and central provinces, and local governments tend to give more support to technology-intensive product upgrading.</p>

王玥. 基于全球生产网络视角下的零售供应链升级与转型: 以鲜奶和大豆油为例
地理研究, 2018, 37(7): 1435-1446.
DOI:10.11821/dlyj201807014
在过去的10年中,快速的零售业全球化进程已经在经济地理学研究中引起了强烈的关注。依托全球生产网络分析框架,通过阐述权利与价值在两个食品供应链（鲜奶和食用油）中发生的迁移与更迭,揭示出跨国零售企业进入中国市场前后,本土供应链发生的转型与升级。同时,就供应链转型所具有的五个普适性特征,包括集中化采购、专业批发商的涌现、物流与信息系统升级、执行企业标准和发展自有品牌,在选取的案例产品中进行分析与比较,以此来解释供应链重组过程中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应采用动态的视角来研究零售供应链中的权利与价值,以此才能更好地揭示新兴市场中供应链网络转型升级的复杂性和不均衡性。
[ Wang Yue. Retailing supply networks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withi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 The case studies of fresh milk and edible oil.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7): 1435-1446.] DOI: 10.11821/dlyj201807014.


符天蓝, 杨春. 市场转向与产业升级路径分析: 以珠江三角洲出口导向型家具产业为例
地理研究, 2018, 37(7): 1460-1474.
DOI:10.11821/dlyj201807016
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出现了由以出口为主转向出口和内销并进的发展趋势。然而现有文献较少关注市场转向对制造业企业产业升级的影响。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以珠江三角洲出口导向型家具产业为例,通过以深度访谈为主的定性研究方法,探讨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企业在出口转内销过程中的产业升级路径。结果显示：在与中国国内市场进行战略耦合（strategic coupling）的过程中,家具制造业企业分别通过网络式、企业内部协调式及市场型方式嵌入国内市场导向型的生产网络,并呈现出产业升级（upgrading）和降级（downgrading）等多元化路径。中国市场为家具制造业企业提供了产业升级特别是功能升级的机会,但小部分制造业企业也经历着产品降级的过程。研究市场转向中的产业升级对理解后危机时代新兴市场的崛起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对理解在全球经济背景下中国出口导向型加工制造业转型具有实践意义。
[ Fu Tianlan, Yang Chun. Market reorientation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trajectories: Evidence from the export-oriented furniture industr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7): 1460-1474.] DOI: 10.11821/dlyj201807016.

In the aftermath of the 2008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export-oriented industries in China have engaged in the transition from exports to focusing on both exports and domestic sales. However, the impact of market reorientation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manufacturing firms remain understudied. Drawing upon the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GPNs) perspectiv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upgrading trajectories of export-oriented firms in their market reorientation towards China's market. This paper takes the export-oriented furniture industry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PRD), China as a case. On the basis of in-depth interviews, results suggest that furniture firms are strategically coupled with China's domestic market by establishing networks relations, intra-firm coordination relations, and market-based relations with domestic agents. Market reorientation has stimulated variegated upgrading trajectories of furniture firms. Some furniture firms gained functional upgrading opportunities, while some experienced industrial downgrading. The research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market reorientation could enrich the literature by exploring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rise of emerging markets in the post-crisis era. It also helps to underst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xport-oriented industries in China in the contemporary global economy.

王颖, 段霞, 吴康. 城市“腾笼换鸟”产业转型升级的困境与出路: 基于北京市的调查研究
地理科学, 2020, 40(5): 786-792.
DOI:10.13249/j.cnki.sgs.2020.05.013 [本文引用: 1]
剖析北京“腾笼换鸟”产业转型升级的现状,在针对“新鸟”进笼“老鸟”去哪问题,“老笼”空间结构合理优化问题,“老鸟”涅槃“新鸟”培育问题,“老鸟”和“新笼”承接问题的分析基础上,提出应完善京津冀产业链协作,“腾笼换鸟”拓展区域联动发展空间;东西城合并成首都特区,“腾笼换鸟”保护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切实发挥政府的职能作用,“腾笼换鸟”提升企业内在动力机制;规划建设“微中心”小城镇,“腾笼换鸟”促进北京人口有效疏解的建议。
[ Wang Ying, Duan Xia, Wu Kang. The dilemma and outlet of th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ity's ‘Vacating Cage to Change Birds’: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study in Beijing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2020, 40(5): 786-792.] DOI: 10.13249/j.cnki.sgs.2020.05.013.
[本文引用: 1]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growth mode by ‘vacating cage to change birds, phoenix nirvana’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political thought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Beijing has started a major shift from ‘accumulating resources for growth’ to ‘resolving functions for development’ along with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goal is to ‘vacating cage to change birds’, achiev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upgrading,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precision’. The economic structure enhances the quality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of the people. However, ‘vacating cage’ is not only ‘emptying cage’. It is not simply a matter of ‘replacing small and old’. Only if the ‘old bird’ and ‘new bird’ are flying together, the ‘real’ and ‘virtual’ industries are mutually benefited. Equal emphasis, the new and old kinetic energy can be smoothly converted. Therefo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status of th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Beijing's ‘vacating cage to change birds’, the question of where the ‘new bird’ enters the ‘old bird’, the rational optimization of the ‘old cage’ space structure, and the ‘old bird’ nirvana ‘new bird’ based on, ‘old birds’ and ‘new cages’ to undertake, the article proposes the ideas and paths for th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ation of Beijing's ‘vacating and changing birds’. The possibilities of th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ation of the ‘vacating cage to change birds’ are as followed: 1) I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high-precision’ economic structure. 2) The fundamental driving force of adhering to the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strategy. 3) To improve ‘Environmental civilization’ environmental quality is the guiding ideology. 4)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Hebei’ as the depth direction. The path of the future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ation of the ‘vacating cage to change birds’ is as belowed: 1) Improve the cooperation of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industrial chain, and expand the regional linkage development space by ‘vacating cage to change birds’; 2) Merge the east-west city into the capital zone, ‘vacating cage to change birds’ protect Beijing'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3) Practically exert the role of government functions, ‘vacating cage to change birds’ to enhance the internal dynamic mechanism of the enterprise; 4) Plan to build a ‘micro-center’ small town, and ‘vacating cage to change birds’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deconstruction of Beijing's population.

刘逸, 杨伟聪. 全球生产网络视角下珠三角区域经济的战略耦合与产业升级
热带地理, 2019, 39(2): 155-169.
[本文引用: 1]

[ Liu Yi, Yang Weicong. Strategic coupling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perspective
Tropical Geography, 2019, 39(2): 155-169.] DOI: 10.13284/j.cnki.rddl.003124.
[本文引用: 1]

汪浩瀚, 潘源. 金融发展对产业升级影响的非线性效应: 基于京津冀和长三角地区城市群的比较分析
经济地理, 2018, 38(9): 59-66.
[本文引用: 1]

[ Wang Haohan, Pan Yuan. Non-linear effects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on industrial upgrading: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and Beijing-Tianjin-Hebei Urban Agglomeration
Economic Geography, 2018, 38(9): 59-66.] DOI: 10.15957/j.cnki.jjdl.2018.09.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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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回顾经济地理学中较为前沿的战略耦合概念的起源、发展与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战略耦合研究的优点与问题展开评述,认为当前研究在战略耦合模式的探讨中,主要基于经验总结而缺乏对影响变量,特别是空间变量的阐述,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为理解该问题的根源,追溯了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两个学派的争论和最新进展。在认可全球价值链理论解释力的同时,认为当前全球生产网络2.0版本的研究框架仍然没有解决模糊性的问题,而且全球生产网络的分析框架主要侧重于主导企业视角来构建战略耦合的发生机制,忽略了后发地区和企业的主动性。因此,借鉴传统经济地理学研究,充分考虑主导企业和后发地区的行为逻辑,提出经济活动的空间粘性和区域的区位优势这两个变量,重构了战略耦合的分析框架,并进行理论阐述。该项理论构建有助于更好地厘清战略耦合的发生机制,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判读发展机遇,确立产业发展与升级战略。
[ Liu Yi. Theoretical thread and problems of strategic coupling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8, 37(7): 1421-1434.] DOI: 10.11821/dlyj201807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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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D:25757325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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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ID:25757325 [本文引用: 1]
As one of the key indicators of the urbanization and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ities, urban human settlement quality has been a hot issue. In this paper, an evaluation system containing indicators related to four aspects (ecological, social, humanities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s) was established to assess the urban human settlement quality in five main cities in Ningxia Hui Autonomous Region, Northwest China. After calculating each indicator' s weight in the evaluation system through AHP and the entropy method, the quality of urban human settlement was analyzed. Results showed that Yinchuan had a score of 0. 85 for the quality of human settlement, Shizuishan 0.62, Wuzhong 0.43, Zhongwei 0.33, and Guyuan 0.32, respectively. Shizuishan got the highest score in the eco-environment aspect, and Yinchuan had the highest scores for social, humanities and economic environments. Zhongwei and Guyuan had relatively low scores in all the four urban human settlement aspects. Coordin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internal coordination was moderate for Yinchuan (0.79) and Shizuishan (0.72), and relatively good for the other cities. However, coordination was relatively poor among the five cities, especially in social environment (0.48).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an unsatisfied situation existed in terms of the urban human settlement quality in Ningxia, and that corresponding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vulnerable indicators, so as to coordinate all the urban human settlement aspects within and among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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