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丁婧1,2, 袁丰,1,*The role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 mediating shock-driven coupling ruptures: A case study of Kunshan, China
WU Di,1, DING Jing1,2, YUAN Feng,1,*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21-03-2接受日期:2021-09-10
| 基金资助: |
Received:2021-03-2Accepted:2021-09-1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吴頔（1992-）,女,江苏南京人,博士,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区域发展。E-mail: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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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頔, 丁婧, 袁丰. 政府能动性对外部冲击型战略耦合断裂的暂时性调节研究——以江苏省昆山市为例[J]. 地理研究, 2021, 40(12): 3470-3482 doi:10.11821/dlyj020210168
WU Di, DING Jing, YUAN Feng.
1 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产组织的全球化逐渐取代商品贸易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最主要表现形式。在此背景下,全球生产网络（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GPN）研究应运而生,一跃成为经济地理学探究全球化和区域发展的主流理论[1-4]。GPN可以宽泛的界定为一组由相互关联的经济和非经济主体构成,由全球领先企业（lead firm）协调,并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商品或提供服务的组织安排。GPN框架强调企业内部间、企业间以及企业外部网络间的复杂反馈关系,并认为跨国公司与地方资产（local asset）间的 “战略耦合”模式深刻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前景[2,5,6]。改革开放后,中国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等区域创造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依靠低成本组合优势融入全球生产网络。新近研究进一步表明战略耦合模式并非一成不变的,受企业战略、区域转型等影响而呈现解耦合（decoupling）、再耦合（recoupling）等动态变化[7-10]。现有对全球生产网络和战略耦合的讨论建立在全球经济稳定且深度链接的前提下,对全球生产网络所面临外部风险的研究相对缺乏[11]。2020年始料不及的新冠肺炎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快速席卷全球,冲击了全球生产网络[11-14]：一方面,社交隔离导致了疫情爆发区域的企业停工停产,并通过产业链供应链联系将这种影响传导到整个生产网络;另一方面,边境封关、航班取消又使得货物、人员等的流动通道阻滞,进一步加深了全球生产网络的割裂。相较于主动的、长期的、渐进的战略耦合-解耦合-再耦合过程,疫情冲击会导致战略耦合出现被动的、暂时的、突发的耦合断裂。这种极端事件带来的冲击超越了全球生产网络的自我修复能力,企业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弥合此类暂时性耦合断裂[12,15]。
新近研究开始强调政府-全球生产网络互动联结（state-GPN nexus）在全球生产网络形成演化中的重要作用,为解释疫情冲击下全球生产网络重组和战略耦合关系重构提供了新视角[12]。因此,在重大危机发生时,政府如何利用特殊的协调整合、政策支撑和资源调配能力,帮助修复企业自身难以调节的暂时性耦合断裂,成为新的研究命题。中国地方政府被认为是“有为政府”,具有极强的行政干预和资源调动能力,毋庸置疑在战略耦合的创建、维系和演化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中国是新冠疫情肆虐的较早受害国之一,在疫情爆发之初,涉外企业由于与国际市场、供应链、劳动力、金融资本之间的短暂割裂,一度产生严重停工停产潮。但是2020年3月以后,这种现象得到缓解,企业纷纷复工复产[16]。在这一过程当中,地方政府较强的能动性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7]。
本文基于战略耦合和能动性文献,以江苏省昆山市为例,通过对相关政府机构及企业管理人员的深入访谈和对政策文件的内容分析等质性研究方式,重点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外部冲击如何导致战略耦合被动的、暂时的、突发的耦合断裂?地方政府如何运用掌控的资源与能力修复耦合割裂?本文主要有两方面的理论贡献。首先,本文提出了耦合断裂的概念,有利于拓展对战略耦合动态性的认识;其次,本文深化了对政府-全球生产网络互动联结的理解,讨论了地方政府在维系战略耦合联系中的能动性作用和局限性。
2 文献综述
2.1 战略耦合模式与演进
战略耦合是GPN理论框架中最具解释力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指一个区域独特的地方资产与跨国公司的战略需求匹配、互补的合作过程[2,18]。在此过程中,特定区域可以通过融入全球生产网络获得经济效益（例如投资、税收等）和社会效益（例如创造就业岗位）,而跨国公司可以降低生产成本、获取要素资源或进入新市场[19]。一般认为,区域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战略耦合模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原生性耦合（indigenous coupling）、功能性耦合（functional coupling）和结构性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4]。原生性耦合是指区域行为主体在参与全球生产网络过程中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因此可以从全球生产网络中捕获更多的价值（value capture）;也就是说产生的价值大部分留存在该区域,而不会被跨国公司转移至其他区域（例如跨国公司总部所在地）。功能性耦合是指区域行为主体可以享有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权,并且可以捕获一定价值。结构性耦合则表明区域行为主体高度依赖跨国公司,不具有自主权,只能捕获较少的价值。总的来说,战略耦合模式决定了一个区域和跨国公司之间的权力关系和控制依赖关系,进而影响区域从参与全球生产网络中捕获的价值。现有研究认为战略耦合并非一成不变的静态过程。Coe和Hess指出,当区域与跨国公司利益出现明显分歧时,耦合双方会发生摩擦、冲突甚至决裂[20]。MacKinnon从演化经济地理视角出发,提出了解耦合（decoupling）与再耦合（recoupling）概念,认为战略耦合是动态演化的过程[7]。一方面,一旦后发地区的资源红利被耗尽或者环境和用工限制收紧之后,跨国企业可能与该区域去耦合,并与其他能够提供更加优惠条件的区域再耦合;另一方面,随着区域发展,当现有耦合方式阻碍了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区域也可以对跨国公司进行择弃,并与其他GPN通过更为平等互惠的方式再耦合[8,9,21]。表1总结了现有文献中讨论的解耦合的两种类型（企业战略驱动型与区域战略驱动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耦合的第三种类型——外部冲击型耦合断裂。本文认为,外部冲击型耦合断裂可以定义为在外部冲击作用下,由于人员、货物、资本等要素难以跨界流动而导致的特定区域与全球生产网络间出现生产或者市场联系暂时断裂的现象。区别于企业战略驱动型和区域战略驱动型解耦合,外部冲击型耦合断裂并非由参与全球生产网络的主体主动发起,而是由于支持全球生产网络运行的外部环境变化而被动导致的耦合断裂状态。因此,外部冲击型耦合断裂往往是短暂的、突发的现象,在外部环境转好后通常会得到自然弥合。但是如果外部冲击型耦合断裂长期无法被调节,也会导致跨国公司或地方政府主动寻求建立新的战略耦合,从而造成外部冲击型耦合断裂演变为企业战略驱动型或区域战略驱动型解耦合。
Tab. 1
表1
表1解耦合的三种类型及特征
Tab. 1
| 分类 | 表现形式 | 原因 | 具体原因 | 发起者 | 重建或修复方式 |
|---|---|---|---|---|---|
| I型解耦合：企业战略驱动型解耦合 | 主动性、长期性、渐进性 | 全球生产网络内部行动者之间的利益矛盾 | 区域地方资产逐渐无法满足跨国公司战略需求 | 跨国公司 | 跨国公司与其他更符合其战略需求的区域建立耦合 |
| II型解耦合：区域战略驱动型解耦合 | 主动性、长期性、渐进性 | 全球生产网络内部行动者之间的利益矛盾 | 区域从战略耦合中的价值捕获过低 | 区域政府 机构 | 区域与其他全球生产网络建立更有利的耦合 |
| III型解耦合：外部冲击型耦合断裂 | 被动性、暂时性、突发性 | 全球生产网络外部环境变化 | 外部冲击,例如疫情、贸易摩擦等 | 无 | 政府能动性推动修复耦合断裂环节或重建耦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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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战略耦合中能动性的作用机制
能动性可以被定义为行动者为应对外界影响所积极作出的有明确目的的行为。全球生产网络理论由于受地理政治经济学、行动者网络等理论影响较为关注各类行动者的作用[22]。根据Yeung的论述,战略耦合是地方机构与跨国公司基于共同利益的战略行为,其动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与主导企业的博弈与协作[23]。Yeung基于东亚新兴工业体的实证分析,提出了跨国团体的兴起、工业组织的变革、政府能动性等三种促进战略耦合的方式[18]。GPN 2.0将行动者关系归结为企业内协调（intra-firm coordination）、企业间控制（inter-firm control）、企业间合作（inter-firm partnership）及非企业间博弈（extra-firm bargaining）[4]。GPN 2.0虽然纳入了非企业间博弈,但是总体而言依然过于强调跨国公司视角下的战略耦合发生机制,而较少从区域视角特别是区域内各类行动者能动性的作用关系角度理解耦合动态性[19]。****们也逐渐意识到上述问题,开始关注政府机构等行动者能动性在战略耦合动态演化过程中的作用。首先,政府机构可以通过有针对性地投资和政策扶持使地方资产更贴合跨国公司的战略需求,从而帮助构建战略耦合[24],包括：① 提升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② 设置具有特殊关税及海关监管政策的自贸区、出口加工区;③ 招引、培训训练有素的劳动力;④ 放宽规划限制;⑤ 提供优惠的产业政策等。其次,在耦合形成过程中,政府机构可以凭借区域地方资产优势,与跨国公司进行博弈,从全球生产网络中捕获更多的利益和价值[20]。比如,中国以市场换投资,鼓励外资企业通过合资、提升本地化配套等方式,促进全球-地方知识溢出和培育本地集群[25]。最后,当现有的战略耦合不能满足区域转型升级需求（例如处于结构性耦合之中）,政府机构也可以推动解耦合过程,并创建更为平等互惠的再耦合（例如向原生性耦合、功能性耦合跃升）,为区域争取更多的经济社会效益[8,9,21]。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有可能嵌入更高附加值、高科技的GPN,甚至部分本地企业得以从跨国公司的追随者成长为产业内的主导企业。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开始关注区域经济韧性对外部冲击下区域产业转型和演化的影响,并认为高韧性区域可以通过不断调整自身经济和制度结构来保持增长[26-28]。大量研究认为,在疫情这类重大冲击出现时,地方政府能动性对于维系、提升区域经济韧性尤为重要[29-31]。特别是完善的制度环境、强有力的地方领导力、统筹协调的政策体系和较强的资源配置能力是协助区域抵抗冲击和风险的重要因素[27]。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可以基于地方产业信息的系统掌握,综合运用资源调配、协调整合、政策支撑等能力来暂时性调节劳动力、供应链、市场和金融等方面,以修复或者重建断裂的战略耦合环节（图1）。
图1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地方政府修复或重建战略耦合的机制
Fig. 1The mechanism of how the local government restore or re-construct strategic couplings
3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3.1 研究区概况
本文选取江苏昆山市为具体研究案例。昆山位于江苏省南部、毗邻上海,已经连续17年蝉联《全国县域经济综合竞争力100强》榜首。历史上昆山是农业大县,工业相对落后,即使在乡镇工业异军突起的20世纪80年代,昆山经济也一直不温不火,被戏称为苏州的“小六”（当时苏州有六个县,昆山主要经济指标倒数第一）。但是1992年浦东开发开放以后,昆山依靠融沪第一站的区位优势,积极引进外资企业,逐渐成长为开放型经济驱动的高科技产业城[32]。如图2所示,1991年昆山实际利用外资仅为0.15亿美元,1992年这个数据直接飙升至1.26亿美元,此后一直保持快速增长,2012年达到顶峰的18.02亿美元。大量外资的涌入也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地区生产总值从1991年的24.42亿元增长到2012年2725.32亿元。图2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1991—2020年昆山实际利用外资和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情况
Fig. 2Statistics of Kunshan's foreign investment in actual use and gross domestic product between 1991 and 2020
政府能动性的发挥是昆山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实现经济腾飞的重要推动力量[33]。比如为适应外商投资和出口的战略需求,1992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昆山设立了全国县级行政区中首个自费创办的国批开发区（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2000年4月又设立了全国首个国家出口加工区。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初期,昆山也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出现了大规模的企业停工停产潮;但是3月份以后,由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昆山推动了企业的全面复工复产。昆山作为中国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缩影,研究其新冠疫情期间涉外企业复工复产过程,有助于揭示政府能动性对弥合外部冲击型耦合断裂的作用机制。
3.2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以全球生产网络与能动性理论为基础,通过对一手及二手资料的分析,深入剖析疫情带来的战略耦合断裂问题以及地方政府能动性修复重建耦合的作用机制。作者长期跟踪昆山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动态演化过程,2020年以来针对疫情背景下企业复工复产情况进行了深入的追踪调研。本研究的一手资料主要通过四轮实地调研和访谈方式获取：2020年4月,对昆山发展改革委、工信、商务、经发等相关部门进行了座谈,主要了解疫情爆发后全球生产网络面临的困境和政府干预政策措施,收集相关政策文件。2020年10月,对昆山外资企业、本土出口导向型企业进行了深入调研与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包括企业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情况、企业受疫情影响主要面临困难、复工复产与产能恢复情况、政府推动复工复产的主要措施。2021年1月,对昆山政府相关部门进行了第二轮座谈,以期了解昆山经济的整体恢复情况。2021年5月,对昆山发展改革委、工信局、金融办等部门进行了补充调研,重点了解政府推动复工复产的具体措施和成效。二手资料主要包括统计年鉴、政策文件、政府报告、新闻报道等。特别是收集了昆山商务局于2020年二季度对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和装备制造、光电及半导体、民生产品四大产业100家重点企业调研的座谈记录和问卷调查资料。2019年,这100家重点企业合计产值5259.2亿元和进出口额544.5亿美元,分别占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的61.2%和全市进出口总额的65.9%。因此,该调查可以较好地反映昆山复工复产的全面情况。
4 战略耦合断裂过程和原因分析
新冠疫情对昆山与全球生产网络原有的战略耦合关系带来了快速而颠覆性的冲击。调查数据显示,2020年一季度,昆山规上工业总产值和进出口总额分别下降15.9%和14.3%。从细分行业来看,这种冲击影响是不均衡的。表2总结了昆山商务局对100家重点企业调研显示的企业产值受疫情影响情况。可以看出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程度高的产业更易遭受疫情冲击,电子信息、汽车零部件和装备制造产值分别同比下降13.3%、19.4%;与之对应的是,以国内市场、区域化生产组织为主要特征的光电及半导体、民生产品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少。由此可见,全球生产网络在重大冲击出现时的脆弱性,以及暂时性、被动性、突发性的耦合断裂对区域产业带来的影响。Tab. 2
表2
表2昆山百家重点企业受疫情影响减量规模情况
Tab. 2
| 分类 | 产值变动(亿元) | 与上年同期比较(±%) |
|---|---|---|
| 全市规上工业 | -1150 | -13.5 |
| 其中：四大产业百家重点企业 | -706 | -13.5 |
| 电子信息产业（40家） | -540 | -13.3 |
| 光电和半导体产业（15家） | -4 | -3.1 |
| 汽车零部件和装备制造产业（25家） | -157 | -19.4 |
| 民生产业（20家） | -5 |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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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发现,疫情主要给昆山的战略耦合带来了四大挑战,具体表现为与国际市场、供应链、劳动力、金融资本之间的短暂性割裂（图3）。首先,从市场需求角度看,由于海外市场需求受到疫情影响而大幅下降,昆山企业的海外订单收缩明显。例如,昆山电子信息产业约50%的企业是苹果公司的配套企业。受疫情影响,2020年3月开始,苹果公司陆续关闭位于中国境外的所有458家零售门店,至5月只有约100家门店重新开业。受此影响,大多数苹果系企业对苹果短中期订单前景存在担忧,企业的退单、减单风险加大。汽车零部件和装备制造企业同样面临订单暂停、海外市场萎缩的风险,疫情导致美国通用、福特,德国大众、宝马,日本丰田、日产等整车企业3—5月暂停了大部分位于北美、欧洲及日本的工厂生产,受此影响,昆山的大量汽车零部件企业在手订单存在延迟甚至取消的情况。昆山商务局调研的25家汽车企业中,预计二季度和下半年订单下降的分别有20家和17家,并对未来市场前景表示担忧。
图3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外部冲击型耦合断裂示意图
Fig. 3Shock-driven coupling ruptures
其次,从供应链看,企业普遍面临全球生产网络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复工复产困难。昆山的许多企业由于产业链上游企业受疫情影响停产,而影响自身复工复产进度。例如,受到位于境外的英特尔、三星、台积电等主要芯片供应商停产减产的影响,昆山电子信息龙头企业普遍面临主要原材料和关键零部件断供的风险。光电及半导体企业还面临进口设备延期交货的困境,比如半导体企业A订购的光刻机（荷兰）和薄膜设备（美国）无法顺利交付。两家日本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表示存在进口配件困难,且短期内难以找到国内替代供应商。疫情还会致使国际之间物流受阻、物流成本增加,间接导致维系全球生产网络的成本提高。一方面,因疫情而暂时停产的海运订单,复工后为按期交货较多改为空运方式,在国际客机航班减少90%以上的背景下,空运成本增加3倍以上。另一方面,因物流和国外客户停工影响,橡胶企业A、科技企业A等企业均有大宗货物滞留上海以及境外港区,堆存、滞港和仓库费用大幅增加。此外,除了国际间的全球生产网络配套困难,国内也由于防疫管控而出现供应链上下游受阻情况。
第三,由于春节假期回乡过年的劳动力面临返昆困难。一方面,疫情爆发初期,在全国各地严防死守以及航班、火车、汽车等班次取消与减少的背景下,大量返乡的工人无法顺利返工返岗。另一方面,国际间人员的流动更为受阻,许多外资企业外籍高管及海外技术人员无法到岗。
最后,在疫情背景下企业的融资困难、资金压力更是突出。例如,昆山的环境试验设备企业A表示,以其日本电产的订单为例,由于该客户受到疫情影响不再支付预付金,企业必须自己垫资,造成回款周期拉长、企业现金流缺口变大等问题。零部件企业B担心在疫情冲击的同时,银行出现抽贷、断贷。科技企业B表示民营企业由于发展机制不健全、管理制度不完善、抵押担保能力不足等问题,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在疫情之下更为凸显。
5 地方政府能动性驱动的耦合修复重建机制
疫情爆发早期,昆山与全球生产网络的战略耦合关系出现了暂时性、被动性、突发性的断裂,导致断裂的因素也远远超出市场主体自我调节和恢复能力,需要政府机构等其他行动者的干预。本文重点讨论地方产业信息、协调整合、政策支撑、资源调配等对耦合断裂修复和重构的作用。5.1 地方产业信息
跨国公司往往按照卫星平台式组织模式布局在中国的分支机构,主要战略决策和供应链由母公司调控,因而导致分支机构地方嵌入性较弱,对地方产业信息缺乏积累,难以迅速寻找到供应链断裂环节的本地有效替代。而中国地方政府掌握较全面的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动态,比如本地产业链供应链关系和节点企业信息,可以弥补外资企业在本地供应链产业链组织方面的信息缺失。疫情出现后,昆山政府通过召开座谈会、政企挂钩服务等方式,监测重点企业的订单、进出口、产值等关键指标,从而及时掌握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与实际诉求。比如,疫情期间昆山政府首创了市领导挂钩13家龙头企业、经济部门挂钩100家重点企业、区镇和招商护商专员挂钩服务千家企业的“1311”分级服务机制,让重点企业面临的问题“第一时间”能找到政府联系人,并及时由政府联系人来协调解决。根据调研,疫情期间昆山各级政府联系人共走访服务将近5600家企业。另外,昆山政府首创了产业链“树状图”：由昆山工信局牵头,在全面排出重要行业和产业链关键企业清单的基础上,梳理重点企业的包括原材料、生产、运输、销售等各环节的供应链配套企业名录。比如,围绕电子信息龙头企业A梳理出产业链的全部配套企业包括47家一级供应商、200多家二级供应商,以及在外地的6家重要配套商。这些地方产业信息是进一步开展战略耦合修复与重建的重要前提和基石。5.2 协调整合能力
针对疫情下涉外企业普遍面临的与国际市场、供应链、劳动力之间的短暂割裂,地方政府能够发挥跨尺度、跨层级、跨地理区域、跨行业、跨角色的协调能力,这一角色与Grillitsch等提出的“地方领导力”（place-based leadership）[34]概念相似。劳动力返岗方面,昆山政府从以下两方面分别进行协调,协助疏通因交通、海关等障碍阻滞的人员流动通道,进而帮助修复战略耦合。① 针对普通工人在疫情爆发初期无法顺利返昆的问题,昆山地方政府借鉴杭州首创的先进政策经验,主动通过与其他地方政府、交通运输部门等政府部门以及铁路集团公司、航空公司等企业的协调,在江苏省内率先开通复工专列、定制包机等,缓解企业用工短缺问题。以昆山高新区为例,疫情期间共组织点对点包车70辆次、专列22趟、包机5架次,为企业输送员工万余人,从而解决了区内重点企业用工难题。② 针对外资企业位于境外的外籍高管、技术专家等由于旅行禁令问题无法返昆的问题,昆山政府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通过协调“绿色通道”给予了便利化安排。昆山政府对涉及大项目洽谈、企业上市、产品研发、关键设备调试等重要商务活动的境外赴境内人员,出具邀请函以加快签证办理。截至2021年7月,共协助40个国家1346名外籍高管和技术专家完成签证邀请函申请。同时,为了更好地服务外籍人员入境,昆山配备了“市-镇”两级专员,从入境咨询、材料辅导一直到邀请函发放、防疫跟踪提供全流程服务。此外,由于昆山台资企业众多,昆山在江苏省率先实施中国台湾地区人员经上海返昆工作,针对台商台胞入境进行了差别化分类管理,创新设立了“2（上海集中隔离两天）+5（昆山集中隔离五天）+7（居家到单位点对点隔离两天）”的隔离模式,以协助外籍高管及技术人员快速到岗到位。截至2020年底,共有32批组团822名台胞报名返昆。市场需求对接方面,针对企业面临的与海外市场暂时割裂问题,昆山政府协助企业扩大内销市场,从而协助企业建立新的、暂时性的地方耦合。① 从制度层面推动企业出口转内销。例如,昆山政府引导外贸企业扩大内外销产品“同线同标同质”实施范围,并发挥昆山综保区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政策优势,引导企业扩大内销市场份额。截至2020年5月底,试点企业累计内销88.3亿元,内销占比从几乎为0上升到10.8%。② 为企业寻找潜在客户。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例,市内约50%的企业为苹果产业链企业,为了应对国际市场上退单、减单问题,昆山政府协助苹果系企业开拓国内客户与市场,重点引导苹果系企业拓展华为系订单,暂时嵌入区域内垂直化程度高的产业链作为短期替代。③ 鼓励企业产品转向国内市场需求。例如,支持企业利用既有人力、场地、设备等资源,向“宅经济”“新基建”等国内市场需求旺盛的产品转型,如汽车电子企业向新能源汽车关联产业链转型,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企业拓展医疗电子、医疗器械等大健康行业。然而,许多GPN研究指出,企业嵌入龙头企业主导的全球生产网络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需要双方在技术、标准、理念等多方面进行持续性磨合[1,4]。因此,昆山企业由国际市场需求转向国内市场需求、并由海外龙头企业主导的生产网络转向国内龙头企业主导的生产网络并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适应与调整。因而,在市场需求修复方面,地方政府能动性的调节作用主要体现在牵线搭桥和引导角度,而对于协助企业进一步开展实质合作的作用较为有限。
供应链贯通方面,针对企业普遍面临的与供给端（产业链上游企业）暂时割裂的问题,昆山政府以地方产业信息的全面掌握为基础,协助企业修复或重建部分断裂的生产环节。① 推动现有供应链上游企业复工复产,进而协助修复已有的生产网络。例如,以重点企业产业链“树状图”为指引,对昆山市内该企业的供应商,昆山政府逐一落实提供防疫物资、协助工人返工等帮扶措施,优先协助这些企业复工复产。针对在外地的核心供应商,昆山政府通过与其他地方政府、上级政府、以及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等不同层级的政府机构进行跨尺度协调,促进优先保障这些配套企业复工复产。② 协助企业寻找国内替代供应链企业,进而协助企业建立新的生产联系、促进新的战略耦合产生。具体而言,昆山政府通过举办展会和搭建企业对接平台,为企业提供对接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机会。例如,2020年6月,昆山政府举办了汽车产业供需对接会,吸引宝能、威马等新能源汽车整车公司,以及纬创、富士康、盛旺等30余家汽车零部件企业代表参加。2020年5月,围绕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昆山政府组织100余家企业参加苏州产业链全球合作云对接活动,总投资629亿元的348个投资项目和订单成功签约,帮助丘钛、淳华等企业抢订单、拓市场。然而,地方政府协助供应链贯通的协调整合能力也具有一定局限性。首先,地方政府推动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复工复产的作用机制主要作用于修复或重建全球生产网络的国内部分,而由于层级及尺度的制约,难以调节海外部分的全球生产网络。其次,在支持企业寻找国内替代供应链企业方面,地方政府的作用较多地来自于向外界传递关于本地产业的信息并牵线搭桥,对企业开展实质性合作的促进和协调作用较少。
5.3 政策支撑能力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出台一系列政策,协助企业解决与资本割裂的问题,进而协助维系战略耦合并提升其稳定性。5.3.1 协助企业解决融资问题。
针对疫情导致的企业资金链紧张问题,昆山政府制定出台了《关于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财政金融扶持政策》《关于印发昆山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发展金融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等政策文件,协助深化“银政企”对接。首先,昆山政府落实并细化国家、江苏省、苏州市等上级政府的金融扶持政策,引导银行采取“无还本续贷、展期、降息”等方式,加大对企业支持,确保信贷余额不降、融资成本不上升。2020年上半年,小微企业贷款余额748亿元,比年初增长8%,贷款利率同比下降70个基点。在执行落实上级政府要求的基础上,昆山政府发挥各政策性银行统筹协调作用,协调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等国家政策性银行给予紧急融资额度。同时,发挥地方法人银行机构作用,推动昆山农商行、鹿城村镇银行等发放专项贷款20亿元,并确保贷款利率低于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水平,纳入工信等相关部门重点企业名单的,在此基础上下浮30%以上。此外,昆山政府基于其已有的综合风险池,在疫情期间,创新性地、有针对性地新增了“昆链贷”“昆台融”“昆贸贷”等产品。昆山综合风险池是昆山政府为引导银行等金融机构以及天使投资机构加大对昆山符合条件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而设立的政策性专项资金,原来主要为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提供信用保证,分担合作金融（保险）机构、天使投资机构的风险。疫情期间,综合风险池的重点扶持对象由原来的科创企业拓展至受疫情影响的重点产业链配套企业、中小微台资企业、外资外贸企业等。例如,“昆链贷”产品主要针对昆山核心企业的产业链配套企业,其设立目的是为了优先保障核心产业的全产业链复工复产,对于调节疫情导致的全球生产网络耦合断裂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5.3.2 促进企业减税降费。
例如,昆山出台了《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政策意见》《关于疫情防控期间支持企业复产用工意见的通知》《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支持企业发展的服务举措》等政策文件,2020年上半年减轻企业税费负担208.8亿元,降低企业用电、用地、物流成本3.26亿元,市属国有及下属各级子企业共计减免房屋租金近8000万元。5.4 资源调配能力
在疫情的特殊极端情况之下,区别于市场主体,地方政府通常拥有对于特殊物资等资源的直接调配能力。在疫情前期,昆山设置了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保障保供组,由分管副市长担任组长,发展改革委、工信局、商务局、卫健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为成员单位,下设申领需求、物资采购、仓储调配、生产促进、市场保供、监督指导6个工作小组,以加强对防疫物资的采购、储备、调配、使用等事宜的协调与沟通。昆山政府加大了对口罩、体温计、护目镜、消毒液、防护衣等防疫物资的货源组织力度,拓宽采购渠道,做好了防疫物资的储备工作。之后,建立在对本地产业信息掌握的基础上,昆山政府理清企业需求,有的放矢地对于重点保障的产业、企业供应防疫物资。例如,向重点企业提供500余万只口罩等防疫物资,有效解决企业复工复产防疫物资短缺问题。6 结论与讨论
现有研究对战略耦合-解耦合-再耦合动态演化过程的讨论,是置于全球经济稳定、深度链接的前提之下,将其理解为一个主动的、长期的、渐进的过程。但是当以疫情为代表的突发性、全球性、系统性外部冲击出现时,现有理论难以为全球生产网络出现的被动性、暂时性、突发性的耦合断裂提供有效解释框架,也无法提供促进修复耦合断裂的决策参考。基于此,本文通过昆山案例,重点研究了新冠疫情背景下地方政府能动性在维系战略耦合联系中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可以在多尺度制度动态性的框架下和学习周边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以本地产业链供应链信息的系统掌握为基础,综合运用协调整合、政策支撑、资源调配等能力,通过部分修复断裂的供应链、阻滞的劳动力通道以及重建新的供应链、市场和资本联系,来协助暂时性调节耦合断裂（图4）。本文提出外部冲击型耦合断裂这一概念,丰富拓展了对战略耦合动态性的认识。其次,本文深化了对政府-全球生产网络互动联结的理解,揭示了政府能动性在战略耦合演化中的重要作用。图4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地方政府能动性修复外部冲击型耦合破裂示意图
Fig. 4The rol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agency in mediating shock-driven coupling ruptures
然而,需要强调的是,地方政府能动性的调节作用并非无所不能,对于涉及海外的市场联系、供应链联系等的修复和重建的推动作用较为有限,并且对于企业间开展实质性合作以及磨合并不具备调节能力。此外,昆山政府对耦合断裂的调节能力基于昆山作为全国第一经济强县较强的产业基础和完备的产业链,以及昆山政府在过往工作中与上级政府、其他地方政府以及海关等职能部门建立的较为密切的关系,因而本文讨论的调节机制在其他地方的适用性需要进一步研究。最后,本研究讨论了新冠疫情后政府能动性调控的短期效应,这种能动性调控的长期效应还有待时间的进一步检验。
未来研究主要可以从两方面着手。首先,本文选取了多个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程度高的产业对昆山案例进行了总体分析,未来研究可以聚焦典型案例,深入剖析地方政府与上级政府等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及相互作用的具体过程,解析多主体行动者协同发力推动耦合修复的机制。其次,本文研究的重点为外部巨大冲击对战略耦合带来的短期效应,未来研究可以长期追踪冲击对战略耦合的长效影响。例如,在重大冲击的影响逐渐减弱之后,研究可以进一步关注政府在疫情中协调建立的耦合关系（例如替代市场和替代产业链）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最后,本研究也发现在耦合修复后,昆山进一步提升了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例如,调研中发现汽车企业C因竞争对手受疫情影响倒闭而获得部分新订单,包装企业A承接了所属集团印度和新加坡工厂的产能转移。未来研究可以重点关注政府能动性对于提升地方资产、区域经济韧性以及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耦合模式的影响,探讨重大危机向地方机会窗口转变过程。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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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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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8306/dlkxjz.2016.11.007 [本文引用: 1]
伴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下全球生产网络逐步形成,推动跨国公司以外资直接投资为途径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有利区位。低廉的要素成本、友好的政策制度以及广阔的潜在市场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外资活跃的重要地区。外资空间动态不仅涉及发展中国家对接全球生产网络的效果,更关系到其生产格局的演变。而演化理论下的技术邻近度也会对外资空间动态和本土产业演化产生作用,使之呈现出更多样的空间差异。本文基于1998-2008年中国337个地级市的制造业数据,研究内、外资技术邻近度作用下外资空间动态对本土产业演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外资进入、退出等空间动态显著促进了中国本土产业演化,其中中西部最强,东部最弱,东北地区外资进入作用相对明显。②技术邻近度削弱了外资空间动态对本土产业演化的积极影响,但具体到不同区域也会出现差异。东部地区的技术关联反而有利于外资进入带来的知识溢出和外资退出带来的资源释放,表现为典型的“战略耦合”。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技术关联则成为阻碍外资进入、退出促进内资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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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are key drivers for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has weakened the demand of industrial production for local resources and promoted the free flow of capital, knowledge, labor, and other factors of production in a wider area.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compression" formed by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has further changed the pattern of global interests and led to institutional reform aimed at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This loosens the restriction of trade costs on location options for productive activities and provides more possibilities for cross-regional production linkag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GPN). With the formation of GPN, transnational enterprises (TNE) tend to locate in regions with cheaper labor cost, more preferential policies, and greater market potential in order to optimize their cost-benefit of operation on a global scale by mean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Under this trend, developing countries become essential destinations for FDI, which in return makes FDI a key factor that affects the industrial change of host countries through spillover and competition effects, for example. Technological proximity between foreign and domestic parts in one industry also contributes to enhancing or weakening the effects of spillover and competition, then influenc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domestic industrial change, and further exerts impacts on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and using four-digit manufacturing data of China's prefectural-level cities in ASIFs from 1998 to 2008, this study analyze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FDI spatial dynamics (including FDI enterprise entry and FDI enterprises exit) and domestic industrial change and the impact of technological proximity on FDI spatial dynamics and domestic industrial change by using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ntry and exit of TNEs both induced change of domestic industries, while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FDI demonstrated the most significant effect in central and western China, followed by eastern cities. FDI entry contributed more in promoting domestic industrial change than FDI exit in the Northeastern. Technological proximity between domestic industries and FDI industries mostly weakened the positive effect of different spatial dynamics of FDI on domestic industrial change, except for the entry of FDI during 1998-2003. From a regional perspective, technological proximity in eastern cities showed positive effect on both entry and exit of FDI, suggesting a typical example of "strategic coupling." On the other hand, in middle, western and northeastern cities, higher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has become an essential reason that prevents FDI from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indu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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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yj020200514
新冠肺炎疫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世界面临的最大危机,给世界带来巨大的冲击,包括人们的心理和生活、经济增长与就业、国家治理及世界治理等。这些影响使很多****、评论家、大众、企业家乃至政府官员产生了非常悲观的情绪,舆论中不乏经济全球化将终结、全球供应链将大规模调整、世界治理格局将彻底改变等言论。本文通过建立“全球化的三角结构”剖析了经济全球化的动力机制,并结合疫情对世界的主要影响,试图揭示后疫情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走势。我们认为,资本的“空间出路”、技术的“时空压缩”和国家的开放程度是驱动经济全球化的三个基本力量,这三者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结果影响着全球化进程。从动力机制看,全球化是一个没有终点且不断变化的历史过程,它不会倒退,而是波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已经被全球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相互脱钩的代价极其昂贵,没有国家会选择完全脱钩。所谓的逆全球化现象,是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格局变化及各国应对策略调整的结果。新冠肺炎疫情并不能影响全球化的资本和技术驱动力,但是可能影响国家的开放程度。如果疫情持续时间不是很长,经济全球化将很快会回归原有的发展轨迹,继续进行调整。各国也将继续围绕经济全球化进行斗争、妥协、再斗争,直至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因此,经济全球化可能因为应对疫情而踩下急刹车,甚至暂退半步,但很快将继续前行,向着“包容性全球化”的方向发展。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considered the biggest crisis confronted with the world after the Second World War, which has brought huge impacts on people’s health and daily life, economic growth and employment as well as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governance. Increasing pessimism is buzzing among scholars, critics, entrepreneurs, the mass and even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views like the 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large-scale spatial restructuring of global supply chains and fundamental change of the world economic governance structure are becoming prevailing on the media. This paper tries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 the post-pandemic era by developing a framework of globalization’s Triangle Structure to understand its dynamics in addition to a summary of the on-going impa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We argue that the spatial fix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time-space compression led by technological advance and openness of nations are the three major driver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nges and interactions of these three drivers decide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From such a dynamic viewpoin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s an ever-changing integration process without an end but constant fluctuations. The cost of decoupling of nations from globalization would be very huge because they have been highly integrated by 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trade networks and no nation can afford a complete decoupling. The so-called de-globalization phenomena are just short-term adjusting strategies of nations to cope with power reconfigurations brought by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pandemic will have little impacts, or probably nothing, on the spatial fix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ime-space compression led by technological advance, but may temporarily influence some nations' openness. If the pandemic does not last long,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ll resume from the shock soon after the world goes back to normal, and develop and restructure according to its own dynamics. Thus, we tend to believe the pandemic at most slams the brake of globalization and would not be able to put it into revers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will not stop or reverse, but develop towards a more inclusive stage.
DOI:10.11821/dlyj020200329 [本文引用: 1]
研究新冠肺炎疫情的空间扩散过程与模式对于防疫抗疫资源的合理配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管理与应对以及未来公共卫生体系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综合时间和空间尺度,从地理学视角研究了新冠肺炎疫情的城际空间扩散过程,归纳总结扩散模式,并揭示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的发展主要经历了6个阶段,并在空间上表现出邻近扩散、迁移扩散、等级扩散和廊道扩散等地理模式;地理邻近性、人口流动、人口规模、交通网络、疫情防控管理等因素对疫情的空间扩散具有显著影响。新冠肺炎疫情的空间扩散过程和模式一定程度上是“流空间”网络下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空间组织模式的一种反映,与地理邻近性、社会经济联系的跨区域性及人类活动的时空规律等密切相关。本研究以期为世界各国的疫情防控措施制定提供参考,也为中国未来应对公共卫生应急风险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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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f the spatial diffusion and geographical mode of COVID-19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health resources, the management and response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ublic health system in the future. Based on multiple spatio-temporal scale, this paper studied the spatial spreading process of COVID-19 between cities and its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in China, and then explore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 The results are shown in the following: the inter-city spreading process of COVID-19 in China mainly experienced six stages, namely, stage I: diffusion in Wuhan, stage II: rapid multi-point diffusion in space, stage III: rapid increase of confirmed cases, stage IV : gradual decrease of new confirmed cases, stage V: the epidemic under control, and stage VI: cases imported from oversea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open regional system,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egion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each oth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fast and convenient high-speed railway network, the spatial characteristic of population migration shows a cross-regional and hierarchical pattern, and forms a certain spatial cascade structure along the transport corridor. Accordingly, the spatial spread of COVID-19 mainly showsthe characteristics of adjacent diffusion, relocation diffusion, hierarchical diffusion, and corridor diffus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geographical proximity, population 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size, traffic network,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spatial diffusion process of COVID-19. Among different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airplanes play agreater role than others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epidemic. In addition, the population flow during the Spring Festival had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spread of the epidemic. In conclusion, to some extent, the spatial spread process and pattern of COVID-19 epidemic reflects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pattern of soci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under the "space of flows" network, 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geographical proximity,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linkages between regions, and the spatial an temporal patterns of human activi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graphy,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inter-city spread pattern of COVID-19 epidemic and provided some implications fo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against the epidemic in other countries, and also offered some suggestions for China to deal with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risk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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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yj201807013 [本文引用: 2]
在回顾经济地理学中较为前沿的战略耦合概念的起源、发展与研究现状的基础上,对战略耦合研究的优点与问题展开评述,认为当前研究在战略耦合模式的探讨中,主要基于经验总结而缺乏对影响变量,特别是空间变量的阐述,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为理解该问题的根源,追溯了全球生产网络和全球价值链两个学派的争论和最新进展。在认可全球价值链理论解释力的同时,认为当前全球生产网络2.0版本的研究框架仍然没有解决模糊性的问题,而且全球生产网络的分析框架主要侧重于主导企业视角来构建战略耦合的发生机制,忽略了后发地区和企业的主动性。因此,借鉴传统经济地理学研究,充分考虑主导企业和后发地区的行为逻辑,提出经济活动的空间粘性和区域的区位优势这两个变量,重构了战略耦合的分析框架,并进行理论阐述。该项理论构建有助于更好地厘清战略耦合的发生机制,帮助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判读发展机遇,确立产业发展与升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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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onal resilience has become a trendy research branch. However, traditional Chinese research of resilience had been limited within the equilibrium-based epistemology. This article, based on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clarifies different definitions of economic resilience: engineering resilience, ecological resilience, and evolutionary resilience. The article rejects equilibrium-based epistemology of resilience and argues instead the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Then, it introduces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economic resilience from macro and micro aspects; and introduces quantitative measurement of network analysis.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resilience should be extended to the economic field and evolutionary-based perspective. Chinese researchers should notice connections between three research branches — namely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innovation geography, and regional resilienc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case studies of urban and regional economies. They should also explore the existing open patent data source to establish the quantitative database of industry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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