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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非资源型城市与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对比研究

本站小编 Free考研考试/2021-12-29

陈妍,1,2, 王士君3, 梅林,31.海南师范大学地理与环境科学学院,海口571158
2.海南省热带海岛地表过程与环境变化重点实验室,海口571158
3.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长春130024

The comparison stud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non-resource-based and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CHEN Yan,1,2, WANG Shijun3, MEI Lin,31. College of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aikou 571158,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of Tropical Islands, Haikou 571158, China
3. Schoo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通讯作者: 梅林(1962-),女,吉林长春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旅游管理和城乡区域规划。E-mail: meil682@nenu.edu.cn

收稿日期:2019-11-5接受日期:2020-05-25网络出版日期:2021-03-10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630749


Received:2019-11-5Accepted:2020-05-25Online:2021-03-1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陈妍(1990-),女,吉林抚松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和城乡规划。E-mail: cheny662@nenu.edu.cn





摘要
引用环境规制、资源依赖等属性指标,通过多元回归等方法比较2000—2017年东北地区非资源型城市与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差异,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 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均呈现阶段性提升,2017年非资源型与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效果已无明显差距。② 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发展较非资源型城市相对滞后,平均水平偏低,高水平的城市个数少且固定,与非资源型城市的空间分布特征不尽相同。③ 环境规制与所有制结构能够促进东北地区产业转型,而地区经济发展、资源依赖,对外开放分别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水平呈负相关关系,技术进步、资本投资等因素作用与城市类型、产业转型维度有关。基于研究结果,今后可考虑依据影响要素的作用差异制定和构建东北地区产业转型的分类措施和外部支持环境。
关键词: 产业结构;非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城市;东北地区

Abstract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is the key to accelerat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2000, the Chinese government officially set Fuxin as the first transforming pilot in Northeast China. Since then both resourced-based and non-resource-based cities in Heilongjiang, Jilin and Liaoning provinces that used to be dependent on heavy industries have adjusted and upgraded economic structures. This article tried to compare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levels between resourced-based and non-resource-based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where most cities had relied on mineral resources for over half a century. According to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ories, two indicators, rational rate and upgrading rate, are frequently used to evaluate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in a particular city. This paper took these theories as reference, compared both rational rate and upgrading rate between two cities, and used panel regression to fi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ll the data came from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and provincial statistical yearbooks (2001-2018). Some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as follows: (1) Both resource-based and non-resource-based cities revealed strong fluctuations in development. The periodic characteristics were highly related to up-down policie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of all the cities have been achieved and upgraded quantitatively and qualitatively. In 2017, the there were small differences between resource-based cities and other types of cities. (2) During the transformation, the average levels of both rationalization and upgradation of the resource-based cities were lower than those of others, and the high-level cities were barely changed, which showed different spatial distribution features. (3)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can be beneficial to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for all the cities. Other factors such as technology level, resource dependence, investment level, and economic openness played different roles in different types of cities. (4) The commonal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resource-based and non-resource-based cities revealed the difficulties for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In the future, the acceleration of serving industries, ownership structure, and environment regulation could promote the further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Keywords:industrial structure;non-resource-based cities;resource-based cities;Northeas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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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陈妍, 王士君, 梅林. 东北地区非资源型城市与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对比研究. 地理研究[J], 2021, 40(3): 808-820 doi:10.11821/dlyj020190970
CHEN Yan, WANG Shijun, MEI Lin. The comparison study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between non-resource-based and resource-based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J], 2021, 40(3): 808-820 doi:10.11821/dlyj020190970


1 引言

经济转型的核心是产业转型,产业结构转型可以降低资源依赖与消耗、减少环境破坏,是实现东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重点和关键[1,2]。自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启动和实施以来,东北地区经济总量已实现快速提升。但是,过度关注经济增长速度、忽视经济发展质量,产业结构转型问题难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3]。因此,科学认知和检验东北地区不同类型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过程与差距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参考意义。通过比较分析和系统分析东北地区非资源型城市与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演变过程、格局特征、影响因素作用等属性差异,可以明确现存发展问题和关键环节,为进一步制定振兴东北战略对策、推进产业转型发展提供科学参考。

与发达国家相似[4,5],转型过程中,行政干预可以督促市场行为规范,促进企业和劳动力的自由配置,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实施,另一方面容易导致产业转型缺乏内生动力[6]。其他因素,如环境规制、技术进步、对外开放等,理论上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激励作用,以环境规制为例,依据“波特假说”,环境管制的加强造成企业生产成本增加,迫使企业依靠技术革新、结构升级等形式减少环境污染的外部性,进而促进地区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变[6,7]。在此过程中,对外开放、技术进步、经济发展水平等要素与环境规制、政策干预、市场进程存在相互制约关系,随地区发展阶段、背景差异等对产业转型作用不尽一致[8]。例如,转型初期,技术投入难以较快发挥作用,随着社会投资和人力资本规模扩大,命令控制型的环境规制以减弱工业企业的污染外部性为目的促进科学技术创新,而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以提高生产效率为目的促进技术水平进步[9,10]

对于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经济发展与资源富裕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关注的焦点。1995年,Schas等验证资源诅咒效应的存在,指出资源富裕地区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11]。之后,Stijns等****再次对资源禀赋条件与地区经济间的关系进行定量检验,结果表明人均收入的提高能够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尤其是对外贸易加强了要素的自由流动,资源富裕对地区长期经济产业发展有利[12,13]。国内相关案例研究表明,资源依赖削弱了市场竞争,抑制其他产业发展,引发路径依赖等问题,随着环境破坏等现象凸显,产业结构被迫转型,进而影响地区环境规制的制定、实施以及技术进步、城市建设、产业发展方向的选择等方面[14,15]

东北地区产业转型历久弥新,相关学术成果中无论是典型案例或是整体分析均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评价,丰富了产业发展理论的实证研究。但是,以下内容仍然鲜有涉猎:一是微观视角下产业结构内部变化的综合测度,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产值或比例为核心的直接描述,缺少对产业结构间转换调整变化的梳理;二是忽略了东北地区历史背景下,非资源型城市与资源型城市间相似性和差异性的特质,转型过程中不同类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成效和现存差距等问题需要深入考量[16];三是文献数量和内容上有待增加环境规制、资源依赖等因素对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影响机制的定量测算,明确具体属性要素的作用机理。为此,本文以中国东北三省地区15个非资源型城市和20个资源型城市(地区)为研究对象,对各研究单元2000—2017年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进行时空测算演绎,利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剖析环境规制、资源依赖、所有制结构、技术进步等指标对不同类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作用差异,以期客观评价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转型成效。

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数据来源

依据《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中国东北三省地区共有20个资源型地级城市和地区(不包括大兴安岭地区),15个非资源型城市,见表1。各研究单元2000—2017年数据均来自于2001—2018年《辽宁省统计年鉴》《吉林省统计年鉴》《黑龙江省统计年鉴》及各城市和地区相关统计公报。

Tab. 1
表1
表1东北地区地级城市资源类型
Tab. 1Different prefecture-level city types in Northeast China
省份城市和地区类型
非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城市和地区
辽宁沈阳 大连 丹东 锦州 营口 辽阳
铁岭 朝阳
鞍山 抚顺 本溪 阜新 盘锦 葫芦岛
吉林长春 四平 白城吉林 辽源 通化 白山 松原 延边
黑龙江哈尔滨 齐齐哈尔 佳木斯 绥化鸡西 鹤岗 双鸭山 大庆 伊春 七台河
牡丹江 黑河
小计15个城市20个城市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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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指标设定

2.2.1 被解释变量 产业结构转型(TIS)。“动态视角下,一个经济体的产业转型具有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两个维度,产业结构转型就是合理化和高级化水平协调统一的过程”[17]

(1)产业结构合理化(RIS)。指各产业部门间相互匹配,达到协调的比例关系。相关****提出,偏离度等评价方法容易忽视部门间的差异性[6,17]。相比之下,引入权重的泰尔指数方法能够较好地反映部门间均衡性,公式: RIS=ε=1nGεGlnGεLεGL,G??产业产值总量;L??产业对应的就业人数; GL代表产业生产率。当 GL=GεLε, RIS=0,产业结构相对均衡,即指数值越趋近0,产业结构越合理,反之,越偏离均衡状态[17]。该方法在保留结构偏离理论的基础上,考虑了各产业部门间的重要性并避免绝对值的计算。

(2)产业结构高级化(OIS)。指遵循演化规律由低向高层次发展的趋势过程,衡量方法主要有标准结构法、相似性系数法和附加值法等[18]。基于东北地区产业转型特征,采用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进行度量,指数值越大,代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水平越高[18,19]

2.2.2 解释变量

(1)环境规制(ER)。参考现有研究,环境规制多指政府部门对地区环境污染的外部性进行直接或间接地调节,度量方法分为单一指标和综合指标两大类[20,21]。本文采用综合指数法进行衡量,即通过熵权系数法确定单项指标权重,包括建成区绿化面积、环境支出占公共财政支出比重、清扫保洁面积、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工业废水处理率以及空气质量好于二级天数等六项指标,利用权重值与对应标准化值计算整体量化结果,指标值越高,代表环境规制越严格[6,15]

(2)资源依赖(RD)。倾向于指对资源的依赖程度,本文采用采矿业从业人数占总人口数的比重进行计算,原因有三:一是2000年以来东北老工业基地大规模减少资源开采,资源占有量或GDP占比等相关指标不能有效反映转型以来不同类型城市对资源产业的依赖;二是采矿业从业人口包括固、液、气等矿产资源开采、运行及所有辅助性工作人员,能够代表产业发展对地区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三是利用采矿业人口与年末总人口数比例进行计算,可保证数据相对稳定,避免指标的测度偏差[6]

(3)所有制结构(OS)。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根本问题是所有制的改变,表现为非国有经济的比重不断提高[22]。本文借鉴相关做法,以城镇非国有经济职工人数占就业人口之比表示就业的所有制结构转变,反映转型过程中市场经济所有制结构的非国有化转变,指数值越大,代表所有制结构打破长期集中在国有企业的单一主体格局向多元化发展,市场经济中的非国有部门发展越活跃。

(4)对外开放(EO)。外商投资随着对外开放程度加强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逐渐提升。理论上,外来竞争和要素流动可以激励地区经济转型,促进产业部门多样化发展,文中采用当年实际利用外资占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进行计算。

(5)技术进步(TL)。重大的科技发明应用通过刺激资本投资、增加产品技术含量等形式带动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然而地区发展的不同阶段内,技术进步的作用效果未必能立即凸显[23]。文中采用新产品试制费、中间试验费、重大科研项目补助费三项占地区财政支出之比进行计算。

(6)资本投资(IL)。新古典经济学中,提高资本存量能够促进地区经济总量增加、产业结构升级、科技进步等[6,22]。文中采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地区生产总值之比表示。

(7)经济发展水平(GDPP)。产业结构调整与地区经济发展密切相关,对于东北地区而言,作用效果也应较为明显[6,22]。采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代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2.3 模型构建

在对比非资源型与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时空差异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各解释变量对产业结构的影响。采用面板数据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进行模拟,该方法能有效缓解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消除由不可观测性因素引起的内生变化,提高参数估计的精确度[24]260。为确保数据稳健性,各指标均采用对应的自然对数值进行演算估计。方程为:

Yit=?i+βxit+μit
式中:i=1,2,…,N,表示截面数量;t=1,2,…,T,表示时间序列;xit是解释变量;β是回归系数; ?i是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μit是随截面和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性因素。根据模型对干扰项的处理方式,分为混合估计模型(OLS)、固定效应模型(FE)和随机效应模型(RE[24]267

3 产业结构转型的时空演变特征对比

3.1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演变特征

(1)非资源型城市。时序上,2000—2017年非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走势为波动-上升-下降,各个城市的趋势变化与该走势基本保持一致(图1a)。其中,2000—2005年为指数值波动时期,在0.175上下变化;2006—2012年为指数值上升时期,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走低;2013年后指数值逐渐下降,产业合理化水平提升,至2017年合理化水平均值0.160,是转型以来取得的最优效果。城市间,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存在差距,时序分布较为分散,2013—2017年,白城、辽阳、长春等城市的结构合理化水平降低,产业与就业的分配关系有待改善,哈尔滨、佳木斯、绥化、四平、朝阳等城市的结构合理化水平均有所提高。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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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00—2017年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值

Fig. 1The RIS of all the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2000 to 2017



产业政策上,2000—2005年,非资源型城市产业支持政策集中在工业企业技术提高、沿海开放、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建设等方面,对于出现的“东北现象”倾向于“打补丁”的方式进行政策制定和实施[3]。因此,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在转型初期阶段波动性较强;2006—2012年,与国家“十一五”计划相呼应,产业政策由强调资源配置和基础建设转向大力发展地区主导产业,例如长春,与汽车、玉米深加工等重点优势产业相关的工业企业在此期间大幅扩张增加,服务业发展相对落后,产业结构的均衡水平降低;2013年后,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东北地区振兴战略着重强调产业结构的服务化,更加注重新型农业与服务业的发展,产业部门间的生产率重新分配调整,结构合理化水平也随之提高。

空间分布上,基于上述阶段性特征将2000年、2006年、2012年、2017年作为典型年份,对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进行空间分层设色(图2a1~图2a4)。令指数值≤ 0.1为较高合理化水平,0.1~0.5为一般合理化水平,0.5~1.0为较低合理化水平。2000—2017年,产业结构合理化较高水平的城市数量明显增加,多数城市均处于一般合理化水平及以上,空间分级现象并不明显。2017年,较高合理化水平的城市包括朝阳、哈尔滨、沈阳和大连等,分布在辽宁和黑龙江省内。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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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值分布

注: 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3333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 2The RIS of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2)资源型城市和地区。时序上,2000—2017年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均值0.219,明显高于非资源型城市(图1b)。2000—2008年为指数值波动时期,时段相对较长,在0.225上下小幅波动;2009—2011年指数值上升时期,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下降,2011年达到峰值0.263;2012年后指数值持续下降,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高,至2017年水平0.151,是转型过程中三次产业与对应就业结构最为合理的时段,并且略高于非资源型城市。城市间,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时序分布特征与整体相似,多数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值集中在0~0.40,相似度较高,黑河、伊春、鹤岗、本溪、阜新等城市产业合理化水平提升较快。

产业政策上,资源型与非资源型城市基本保持一致。值得注意的是,2000—2008年,国家正式提出阜新等资源型城市的转型试点工程,相继明确指出保护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规定,但是实践中错失了最早的转型机遇,导致产业结构调整需要较长的时间;2009—2011年是早期产业政策副作用在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上的集中体现[3];2012年后,《东北振兴若干重大政策举措意见》《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等相应政策大力促进了新型工业化、多样化、创新化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不断提高。

空间分布上(图2b1~图2b4),按照上述划分标准,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较高的资源型城市数量上较为固定,集中在伊春、黑河、鸡西等城市。城市间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差距逐渐减弱,以大庆、松原为代表的较低合理化水平城市数量减少,2017年,各地区均处于一般合理化水平及以上。

(3)对比结果。2000—2017年,非资源型与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存在相似性和差异性,这些特征与东北地区产业政策的实施密切相关。时序上,合理化水平均表现出“波动-上升-下降”的走势,2017年水平均值相差无几。但是,资源型城市的波动调整时期更长,城市间合理化水平相似度高于非资源型城市,分布更为集中,分散性较差;政策上,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与东北地区规划振兴的产业政策相一致,早期工业为主的产业政策随时间逐渐暴露,尤其是资源型城市在特定时期内产业发展弊端相对显著;空间上,产业合理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多分布在辽宁省和黑龙江省内,其中资源型城市分级现象比非资源型城市明显。

3.2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演变特征

(1)非资源型城市。时序上,2000—2017年非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变化呈现“W”走势(图3a),可划分为四个阶段。2000—2003年为缓慢走低阶段,高级化水平均值约为1.146;2004—2005年出现暂时性、快速性的提高,高级化水平均值增长至1.20;2006—2011年为指数值持续下降阶段,其中2011年仅为0.837,服务业发展缺乏活力;2012—2017年为指数值上升阶段,2017年底产业结构高级化峰值1.495,说明第三产业对经济的贡献能力是第二产业的1.495倍,产业转型升级取得一定成绩。其中,沈阳、大连、朝阳、四平、白城、齐齐哈尔等近50%的城市指数均值集中在0.90~1.30,均值低于0.90或高于1.30的城市数量均较少,呈现“中间多、两侧少”的分布特点。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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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00—2017年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值

Fig. 3The OIS of all the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from 2000 to 2017



产业政策上,2000—2003年,“十五”规划中东北地区非资源型城市产业方向选择仍以第二产业为主,工业是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2004—2005年,可能源于“非典”疫情影响,重工业企业的正常运行较之前受到局限,服务业发展出现了短暂的增长期;2006—2011年,“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新型工业化道路,主打装备制造业、电子信息产业、能源工业优化、现代农业和服务业等。工业依然是东北经济发展的支柱,第三产业多以服务于第二产业为主,限制了服务业发展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空间,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偏低;2012年后,“十二五”“十三五”规划明确大力推进民营经济发展、放管政府职能、加强人才创新,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支持环境,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持续提升。

空间分布上,基于上述阶段性特征将2000年、2006年、2012年、2017年作为典型年份,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进行空间分层设色(图4a1~图4a4)。令指数值0.0~0.5为高级化低水平,0.5~1.0为高级化一般水平,1.0~2.0为高级化较高水平,>2.0为高级化高水平。2000—2017年,空间分级现象先加剧再减弱,城市间水平差距逐渐缩小,产业结构高级化高或较高水平城市始终是哈尔滨、佳木斯、绥化等,分布在黑龙江省内,地域上北高南低。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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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值分布

注: 此图基于国家自然资源部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地图(审图号:GS(2019)3333号)绘制,底图无修改。
Fig. 4The OIS of cities in Northeast China



(2)资源型城市和地区。时序上,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走势与非资源型城市相同(图3b),即在对应年份下降-上升-下降-上升的“W”形阶段变化。但是,资源型城市整体高级化指数值偏低,均值仅为0.883。研究时段内,50%的资源型城市高级化水平均值低于0.883,第三产业发展严重受限,如盘锦、大庆等高级化水平均值均低于0.50。这一方面说明部分资源型城市对传统工业企业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是地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表明城市服务业发展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不应局限于现有产业领域。2017年,仅有25%的资源型城市第三产业产值低于第二产业,其中大庆最为典型,指数值0.699。

产业政策上,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演变的相似性说明在政策实施方面非资源与资源型两类城市保持一致,即在同一时期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受政策的影响是同步的,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也再次验证了国家产业政策对东北地区产业发展的推进强度和实施效果。

空间分布上(图4b1~图4b4),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空间上呈现“点-轴”分布特征。高级化高水平城市仅有黑河,数量有限且固定,东部边缘地区水平相似,以轴线集中分布。对于高级化一般和较高水平,城市数量上2000年分别为一般水平14个和较高水平3个,至2017年一般水平5个和较高水平14个,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高级化水平得到质和量的提升。

(3)对比结果。时序上,非资源型城市与资源型城市呈现一致的“下降-上升-下降-上升”演变过程,这与国家振兴东北地区发展规划的实施密切相关。非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均值高于资源型城市,但是差距不断减小;典型年份中,2006年东北地区服务业发展低迷,高级化水平偏低,大多数城市集中在一般或较高水平,数量上“中间多、两侧少”。2017年多数资源型城市高级化指数值高于一般水平,与非资源型城市相差不大;空间上,非资源型城市的主要特征是“北高南低”,资源型城市为“点-轴”相结合的形式。

4 产业结构转型的影响因素对比

基于产业结构时空演变的对比结果,进一步探讨影响产业转型的要素,加强转型过程中的因果梳理。如上所述,为保证数据的平稳性和稳健性,文中所有指标均取其对数值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通过R2检验和Hausman检验判断模型的拟合效果,最终结果(表2)均采用固定效应(FE)回归方法。

Tab. 2
表2
表2变量回归结果
Tab. 2Results of regression estimation
被解释变量
模型选择
产业结构合理化lnRIS产业结构高级化lnOLS
非资源型城市(FE资源型城市(FE非资源型城市(FE资源型城市(FE
截距项C-8.481***(-4.256)-11.338***(-5.314)-1.099**(-2.038)-1.507**(2.478)
lnER-0.160**(-2.152)-0.294***(-3.278)0.119***(3.863)0.143***(4.217)
lnRD0.077**(2.149)-0.009(-0.168)-0.080***(-4.658)-0.113***(-4.419)
lnOS-0.166*(-1.716)-0.134*(-1.636)0.168***(3.594)0.028(0.754)
lnEO-0.001(-0.02)-0.061*(-1.827)-0.096***(-5.993)-0.024*(-1.566)
lnTL-0.085*(-1.852)0.500(0.788)-0.006(-0.417)-0.000(0.007)
lnIL0.101(1.227)0.290**(2.435)-0.042(-0.989)-0.062(-1.177)
lnGDPP0.742***(3.555)0.975***(4.006)0.108(1.4387)-0.127(1.463)
R2检验值0.65980.72140.77250.8818
Hausman检验值(P值)37.778(0.000)80.224(0.000)17.799(0.010)63.970(0.000)
注:括号内为对应t检验值;*、**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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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因素

(1)非资源型城市。lnER、lnOS、lnTL回归系数为负,通过10%及以上水平检验,说明环境规制、所有制结构、技术进步等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lnRD、lnGDPP回归系数为正,通过5%及以上水平检验,说明资源依赖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合理化具有相对抑制作用;lnEO、lnIL即资本投资与对外开放等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绝对值0.74,下同),其次是所有制结构(0.17)、环境规制(0.16),技术进步(0.09)、资源依赖(0.08)等因素作用较弱。表明原有依靠资源的重工业企业仍然能够影响地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深入调整面临阻碍,而所有制结构与环境规制是转型过程中的主要动力,有效地加快调整产业与就业结构间均衡关系,技术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提高工业企业改革的适应能力。

(2)资源型城市和地区。lnER、lnOS、lnEO回归系数为负,通过10%及以上水平检验,说明环境规制、所有制结构、对外开放等对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促进作用;lnIL、lnGDPP回归系数正,通过5%及以上水平检验,说明资本投资、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负向相关关系;lnRD、lnTL即资源依赖与技术进步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最大(0.98),其次分别是环境规制(0.29)、资本投资(0.29)、所有制结构(0.13)、对外开放(0.06)。一方面,表明转型过程中经济发展水平与资本投资继续依靠资源型相关产业,服务业带动就业调整缺乏动力,另一方面,环境规制的严格要求与所有制结构的非国有化是改善传统“靠资源、重工业”单一结构类型的主要力量,对外开放亦有利于提高结构均衡水平。

(3)对比结果。相同点在于:环境规制与所有制结构对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显著地促进作用,而经济发展抑制合理化水平的提升,资源型城市较突出;不同点在于:相比于非资源型城市,资源依赖、技术进步等要素对资源型城市的不利或有利影响均未通过检验。对外开放与资本投资只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产生显著的促进和抑制作用。可见,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仍然依赖原有的重工业,环境规制的严格要求、政府的硬性管制可以促进结构合理化提升,对于非资源型城市考虑加强技术投入。

4.2 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因素

(1)非资源型城市。lnER、lnOS回归系数为正,均通过1%水平检验,说明环境规制、所有制结构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lnRD、lnEO回归系数为负,通过1%水平检验,说明资源依赖、对外开放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抑制作用;lnTL、lnIL、lnGDPP即技术进步、资本投资、经济发展水平等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所有制结构的影响程度最大(绝对值0.17,下同),其次分别为环境规制(0.12)、对外开放(0.10)、资源依赖(0.08)。表明所有制结构与环境规制是促进产业服务化水平提高的强劲动力,是第三产业发展的保障条件,对外开放与资源依赖的抑制作用可能源于传统重工业企业的影响,对应上述产业结构合理化分析结果。

(2)资源型城市和地区。lnER回归系数为正,通过1%水平检验,说明环境规制对结构升级产生有利作用;lnRD、lnEO回归系数为负,通过10%及以上水平检验,表明资源依赖、对外开放与产业结构高级化负向相关;lnOS、lnTL、lnIL、lnGDPP即所有制结构、技术进步、资本投资、经济发展水平等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中,环境规制的影响程度最大(0.14),其次是资源依赖(0.11)、对外开放(0.02)。表明环境规制是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的重要来源,理论上所有制结构的非国有化能够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但是回归结果并未通过检验,资源路径依赖及对外开放带来的挤出效应等问题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符合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基本特质。

(3)对比结果。相同点在于:环境规制对非资源与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明显地促进作用。反之,对外开放、资源依赖产生不利影响,资源型城市较为显著。技术进步、资本投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指标均未通过显著检验;不同点在于:所有制结构对非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高级化有利,对资源型城市却不明显。可见,东北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依赖于环境规制或所有制结构转变,缺少内生动力,导致技术革新、资本利用等要素难以发挥有效的实质作用,第三产业提升空间较大。

5 结论与讨论

综上,对比2000—2017年东北地区非资源型城市与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存在以下共性特征:

(1)时序变化。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均表现阶段性提升,这与国家五年计划、东北地区振兴规划中产业发展政策高度相关,尤其是产业结构高级化阶段划分具有一致性;相对而言,2006年既是东北地区产业发展的低迷期亦是转折点,此后非资源型城市与资源型城市间的差距逐渐减弱;2017年,非资源型城市与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均达到研究时段内的最高水平,各项产业指标均值已无明显差距。

(2)影响因素。环境规制与所有制结构可有效促进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转型;相反,经济发展水平与产业结构合理化为负相关关系,资源依赖、对外开放程度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为负相关关系,研究时段内均不利于产业结构转型。

非资源型城市与资源型城市的差异性特征:

(1)时空分布。相比于非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的平均水平较低;合理化发展时序相对滞后;空间的等级差异特征更加显著;研究时段内,多数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实现提升,但是较高水平的城市数量有限,再一次佐证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复杂性。

(2)影响因素。相比于非资源型城市,资源依赖、资本投资对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转型仍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所有制结构、环境规制是促进其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主要驱动力,即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倾向依靠外部主导;技术进步等要素与资源型城市的相关性未通过检验;资源依赖、技术进步分别对非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促进和阻碍作用。

2018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调“振兴东北,势在必行”。本文基于对比分析的视角定量演算非资源型城市与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的演进过程、时空差异、影响机理,归纳总结东北地区产业发展的现存问题。鉴于上述结论,为实现东北振兴、地区转型,提出如下建议:

(1)内部驱动。研究结果表明,2017年非资源型城市与资源型城市产业结构水平均实现阶段性提升且差距较小,这一方面证实东北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已取得一定成绩,另一方面示意《全国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规划(2013—2020年)》的新一轮编制应充分考虑资源型城市产业发展的现状特征和内在规律;对于非资源型城市与资源型城市的分类施策,可基于内部要素作用差异,加强资源利用条件、技术进步水平与地区产业发展战略倾向的有机结合,以内在驱动为核心,建立可持续的、可实现的产业转型模式,不再单纯追求经济总量和速度的增长。

(2)外部推动。在国家大力推进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外部环境对东北地区产业转型至关重要,环境规制与所有制结构转变作为促进和保障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主要动力,应积极发挥引导和管理作用,尤其对于后续转型发展,东北地区在合理开发矿产资源的同时有必要减少经济增长对资源的依赖,提高资源利用效能;注重资本和外商投资的有效性及针对性应用领域,营造良好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提高“自发性”“结构性”的产业转型能力。

致谢

真诚感谢二位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分析思路、框架、结论梳理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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