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产业成长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影响——以西安市核心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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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站小编 Free考研考试/2021-12-29

李留通^,¹, 张森森¹, 赵新正¹^,², 权东计^,¹, 罗伊¹

1.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西安 710127

2.陕西省地表过程与环境承载力重点实验室,西安 710127

The influence of spatial growth of cultural industry on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patial morphology: Taking the core region of Xi'an as a case study

LI Liutong^,¹, ZHANG Sensen¹, ZHAO Xinzheng¹^,², QUAN Dongji^,¹, LUO Yi¹1. College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Earth Surface System and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of Shaanxi Province.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127, China

通讯作者: 权东计（1963-）,男,陕西咸阳人,正高级工程师,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城市规划等。E-mail: 348601411@qq.com

收稿日期:2020-02-24接受日期:2020-07-16网络出版日期:2021-02-1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401184
陕西省软科学研究计划.2019KRM07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4YJCZH222
陕西省地表过程与环境承载力重点实验室开放基金项目.SKLESS201806

Received:2020-02-24Accepted:2020-07-16Online:2021-02-1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李留通（1993-）,男,河南周口人,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保护、城市规划等。E-mail: lilt20860@163.com

摘要
基于扩展强度指数、等扇分析法、核密度分析及空间句法等方法,运用1998年、2008年、2018年3个时期的文化产业企业地理数据、夜间灯光数据及城市道路网轴线模型分析西安市核心区文化产业空间成长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特征,探究二者空间关系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 西安市核心区文化产业沿“东北-西南”走向扩展,其空间集聚格局逐渐由“单核”“一带两核”向“一轴一带两核”演变。② 核心区城市外部空间形态沿“东北-西南”走向扩展,内部空间形态由“团状单核”“条带状主次双核”向“团带状双核”演变。③ 核心区文化产业成长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呈显著的关联性,即不同时期二者空间扩展方向基本一致,空间形态格局演变高度耦合。④ 核心区文化产业先导型发展模式推动城市外部空间形态的扩展,而填充型发展模式,包括在城市建成区的空间扩展与向既有产业集聚区的持续集聚推动着城市内部空间形态的优化。研究对完善文化产业空间研究体系,提升产业空间支撑城市空间转型的协同度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文化产业;空间成长;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特征;作用机制;西安

Abstract

Based on methods of extended intensity index, equal sector analysis method, kernel density analysis and spatial syntax, with the assistance of enterprise geographic data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as well as the nighttime light data and the axis model of the urban road network in the years of 1998, 2008 and 2018, we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atial growth of cultural industries in Xi'an's core districts and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patial morphology, and explored their spatial relationship and the corresponding mechanism.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n Xi'an's core districts expanded along northeast to southwest, gradually evolving from single core or one belt and two cores into one axis, one belt and two cores in terms of spatial agglomeration pattern. (2) The urban external spatial morphology of the core districts expanded along northeast to southwest, and the internal spatial morphology evolves from lump-shaped single core or strip-shaped primary-secondary cores to lump and strip shaped double cores. (3) There is a significant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growth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n the core districts and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patial morphology in different periods. That is to say,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ir spatial form patterns is highly coupled. (4) The pioneering development mode of the cultural industries in the core districts promotes the expansion of the urban external spatial form. The complementary development mode, including the spatial expansion in urban built-up area and continuously closing-up to the existing industrial agglomeration, facilitates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urban internal spatial morphology. The stud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erfecting the spatial research system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promoting the coordination in which industrial space supports urban spatial transformation.

Keywords：cultural industry;spatial growth;urban spatial form;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drive mechanism;X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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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李留通, 张森森, 赵新正, 权东计, 罗伊. 文化产业成长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影响——以西安市核心区为例. 地理研究[J], 2021, 40(2): 431-445 doi:10.11821/dlyj020200139
LI Liutong, ZHANG Sensen, ZHAO Xinzheng, QUAN Dongji, LUO Yi. The influence of spatial growth of cultural industry on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patial morphology: Taking the core region of Xi'an as a case study. Geographical Research[J], 2021, 40(2): 431-445 doi:10.11821/dlyj020200139

1 引言

“城市形态”是城市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及文化传统等内生要素的外在空间体现,并随着城市发展而不断演变^[1]。对城市空间形态的研究一直备受地理学、城乡规划等学科的关注。当前国内外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类型与特征^[2,3,4]、城市空间扩展模式与模型^[5,6]、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7,8,9]等方面,意在探究城市空间形态的时空演变规律,以引导城市空间合理有序发展。其中分析影响城市空间形态的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是该领域研究的热点,且主要聚焦于经济产业因素,如新经济形态^[10,11,12]、新兴产业发展^[13,14,15]、产业结构演进^{[16,17,18,19]}等,明确了经济产业因素是推动城市空间形态演变核心动力,发挥着主导性作用。但目前关于新经济形态与新兴产业的研究更侧重于信息技术、旅游产业等,略显单一与不足。

近年来,文化产业作为全国各大中城市争相培育与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其知识密集、创新密集、环境友好等诸多优势逐渐成为引领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与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驱动力^[20]。本文所指文化产业成长,为文化产业企业空间规模的扩张与分布格局的演变^[21]。当前针对文化产业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包含理论研究^[22,23]与实证研究^{[24,25,26,27,28,29]},且以实证研究为主,意在探究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特征与影响因素,以打造适宜文化产业发展的最佳区位。虽研究模式不尽相同,研究区域亦存在种种差异,但结果却存在较强一致性,即产业政策、社会基础设施、人才科教因素及文化氛围等是影响文化产业企业空间分布的主要因素,亦是支撑其发展的关键资源要素。而关于文化产业空间成长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影响研究多从理论层面强调文化产业的空间集聚性倾向及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能有效促进城市空间格局优化^[30,31,32],但尚未从实证层面构建起有效的、以实现文化产业空间成长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化具有可比性的路径,一定程度上造成该领域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的脱节及文化产业空间特征方面研究内容的缺失。本文将以文化产业发展资源要素高度密集的西安市核心区为例,基于扩展强度指数、等扇分析法、核密度分析及空间句法等方法,运用至1998年、2008年、2018年末的3个时期文化产业企业地理数据、夜间灯光数据及城市道路网轴线模型,从多维度刻画不同时期文化产业空间成长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化特征,并探究其作用机制,以期进一步完善文化产业的空间研究体系,优化西安市文化产业空间分布与空间供给,提升产业空间支撑城市空间转型的协同度方面提供参考。

2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西安市地处关中平原中部,是国家中心城市,国家重要的科研、教育与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并因数量多、价值大且极具旅游开发潜力的历史文化遗产成为世界历史名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化产业资源禀赋极为优越。自2004年西安市将文化产业列为大力发展的主导产业,在密集且强有力的政策与专项资金支持下,文化产业发展迅速。尤其是2008年以来,文化产业增加值的年均增速大多保持在20%以上,2018年占西安市GDP比重已超过8%。三产比例由1998年的9.9

∶

41.1

∶

49.0演变为2018年的3.1

∶

35.0

∶

61.9,而作为第三产业中的支柱性产业,文化产业现已成为西安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西安城市空间形态也在快速演变,一是城市外部空间形态快速扩展,建成区面积由1998年160 km²、2008年369 km²增至2018年724 km²,但主要由开发区主导,且对开发区的依赖性持续增强^[33]。二是在强有力政策扶持下开发区持续创设,建设步伐加快,2008年以后,逐渐形成“一城五区”城市空间格局,且均将文化产业列为主导产业。如二环内老城区的文化旅游业、高新区的文化创意产业、曲江新区的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浐灞生态区的生态旅游业、经开区的印刷包装业以及航天产业基地的动漫创意产业,而城市空间格局的转变加速了城市空间结构调整。本文基于文化产业发展与西安社会经济发展及城市空间形态的紧密关系,以西安市新城区、未央区、灞桥区、碑林区、雁塔区、莲湖区及长安区为研究范围,完整涵盖西安市中心城区连绵建成区,总面积约2426 km²。

2.2 数据来源

西安市文化产业企业数据爬取自信用中国（陕西）网（http://www.sxcredit.gov.cn）,共获取截至2018年底的近31万条企业数据,包括企业名称、成立日期、经营状态（均为在业）、企业地址及经营范围等诸多属性信息。本文依据《文化及相关产业分类（2018）》所确定的统计标准及相关说明,结合企业经营范围对原始数据进行筛选剔除后共获得2018年西安市文化产业企业79649家,占企业总数的近25%,大多为中小微企业,其中创意设计服务业、文化辅助生产与中介服务业与文化传播渠道业的数量分别为31870家、24979家、10103家,占文化产业企业总数的近84%,这与西安市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人才与科教资源相一致。而研究区内有74597家,占比为93.66%。本研究将以1998年末、2008年末与2018年末的文化产业企业数据,数量分别为289家、3473家、74597家,通过迈策数据地图工具Geocoding、GeoSharp 1.0将企业地址转换为地理空间坐标信息,然后使用ArcGIS 10.5平台进行数据矢量转化。

同时,以1998年、2008年与2018年3个截断面的夜间灯光数据、城市道路网数据探究1998—2018年西安核心区城市内外空间形态演变特征。夜间灯光数据下载于美国国家地球物理数据中心（https://www.ngdc.noaa.gov/eog/）,1998年和2008年为DMSP-OLS数据,2018年为NPP-VI-IRS数据,参考不同时期《西安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等资料明确城市建成区面积。采用阈值提取法,即将不同时期不同灯光值提取出的城市建设区面积与统计年鉴中相比较,差值最小的灯光值即为阈值,将大于该值的区域定义为建成区,小于该值的区域定义为非建成区;并依据该灯光值提取出不同时期城市建成区范围,继而将研究区外删减剔除后得到研究区内城市建成区范围。城市道路网轴线模型则根据3个时期现状道路网进行绘制。

2.3 研究方法

2.3.1 扩展强度指数城市扩展强度指数

I

是指在某研究时段确定研究区内城市建成区扩张面积与研究区总面积的比,用于表征不同时段城市建成区扩张的强弱态势^[34]。企业扩展强度指数

K

,基本含义同上,用于粗略表征不同时段企业在研究区内城市建成区空间扩张的强弱态势。本文采用网格聚合法^[35],将点数据转换为面数据,以此测算某研究时段研究区内文化产业企业的扩张面积,其中网格长度为200 m×200 m。本文将利用测算出的城市及企业扩展强度指数绘制扩展方位雷达图,继而展开对比分析。计算公式如下：

（1）

I = \frac{? S}{Z \times ? t} \times 100 %, K = \frac{? Q}{Z \times ? t} \times 100 %

式中：

Z

表示研究区总面积;

? S

表示该时段研究区内城市建成区扩张面积;

? Q

表示该时段内研究区企业扩张面积;

? t

表示该时段的时间跨度。

2.3.2 等扇分析法等扇分析法是以研究区内利于研究的点为圆心,选取适当半径将研究区等分为若干扇形区域^[36]。本文以西安城市轴线交汇处永宁门为圆心,选取适当半径,以东偏北11.25°为起点画圆,将研究区分为16个等角的扇区,继而将其转换成面,统计各扇区不同时段城市建成区/企业面积增量,以测算不同方位的城市/企业扩展指数（图1）。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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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不同时期西安市核心区文化产业企业与城市建成区分扇区图

Fig. 1Sector diagram of cultural industry enterprises and urban built-up area in the core region of Xi'an in different periods

2.3.3 核密度分析核密度分析通过计算每个输出栅格周围点要素密度的大小来描述空间中点要素空间集聚程度的高低^[37]。本文利用核密度分析刻画不同时期西安市核心区文化产业企业空间集聚特征。计算公式为：

（2）

f (x) = \frac{1}{nh} \overset{\infty}{\sum_{i = 1}} \frac{k (x - x_{i})}{h}

式中：

n

为点要素;

h

为搜索半径;

x - x_{i}

为估计点到样本点的距离。经过多次调试,确定搜索半径为2000 m,输出像元大小为400 m×400 m。

2.3.4 空间句法空间句法是一种描述城市空间结构的计算机语言,在对空间进行尺度划分和空间分割的基础上,导出相应的连接图,以计算连接值、深度值、集成度及智能度等形态分析值^[38]。其中集成度作为空间句法中的关键指标,包括全局集成度和局部集成度^[39],反映城市某一街道轴线空间其他轴线空间的集聚或离散程度,体现了某一轴线空间相对其他空间所具有的可达性、渗透性优势。同时,在由轴线模型构成的整个空间系统中,往往存在一些轴线的全局集成能力处于支配地位,其构成的城市空间全局集成核,代表着城市中心性最强的区域^[40]。

本文主要选取全局集成度这一指标,首先依据“数目最少、长度最长”原则绘制不同时期西安市核心区道路网的轴线模型,利用Depthmap得出颜色由红至蓝表示参数值由高到低的全局集成度图,进而识别判定出整个空间系统的全局集成核,从而分析不同时期城市内部空间形态的演化特征。

3 结果分析

3.1 文化产业企业空间扩展和集聚格局演变特征

3.1.1 文化产业企业空间扩展明显指向开发区基于等扇分析法,通过计算文化产业各时段不同方位的扩展强度指数绘制企业空间扩展方位雷达图,分析不同时期文化产业空间扩展的方向性（图2）,并结合平均最近邻分析探究核心区文化产业空间集聚度的变化。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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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998—2018年西安市核心区文化产业企业扩展强度演变

Fig. 2The expansion intensity evolution of cultural industry enterprises in the core region of Xi'an from 1998 to 2018

总体而言,1998—2018年西安市核心区文化产业主要向N、NNE、SW、S等方向扩展（图2a）,扩展强度指数分别为0.052%、0.045%、0.042%、0.036%,空间扩展呈显著的“东北-西南”走向,在W、NWW方向存在略微扩展,但SE方向几乎无扩展,扩展方向与开发区区位极为吻合。分阶段而言,1998—2008年文化产业主要向N、SW、NEE、S等方向扩展（图2b）,扩展强度指数分别为0.026%、0.018%、0.022%、0.019%。该时期向城北经开区与城东南曲江新区主要依托城市南北向中轴线快速扩展,而城西南高新区则向产业园区密集分布的中部、北部快速扩展与集聚。在NEE方向纺织城片区扩展显著,但西北与东南方向几乎无扩展。2008—2018年文化产业主要向N、NNE、NWW、SW等方向扩展（图2c）,扩展强度指数分别为0.077%、0.078%、0.057%、0.062%。该时期城北经开区、城东北浐灞生态区、城西南高新区与城南曲江新区扩展极为显著,其中经开区北部众多文化产业类园区、高校及生态旅游区等的开发、浐灞生态区与曲江新区文化产业品牌的建设、高新区政策扶持与产业园区建设等均有力促使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另外在NWW方向土门片区的扩展明显,但东南向几乎无扩展。依据平均最近邻分析结果（表1）,综合Z值、R值及平均最近距离,将文化产业集聚度分为一般、比较与强烈三个层级,可知,文化产业集聚度由1998年一般集聚,2008年比较集聚至2018年强烈集聚,表明文化产业在由核心向外围快速扩展的同时,空间集聚度也在快速增加。

Tab. 1
表1
表11998—2018年西安市核心区文化产业平均最近邻分析
Tab. 1Average nearest neighbor analysis of cultural industry enterprises in the core area of Xi'an from 1998 to 2018

时期	Z值	R值	平均最近邻距离(m)	集聚程度
1998年	-12.33	0.62	542.46	一般集聚
2008年	-76.79	0.32	113.67	比较集聚
2018年	-462.30	0.12	10.63	强烈集聚

注：R

<

1表示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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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格局由单核向多核演变上述分析明确了核心区文化产业企业空间扩展的方向性特征,继而利用核密度分析,从城市内部探究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格局的演变特征（图3）。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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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不同时期西安市核心区文化产业核密度分析

Fig. 3Kernel density analysis of cultural industry enterprises in the core area of Xi'an in different periods

1998年文化产业空间集聚表现出强烈的单核心,整体形成以老城区为依托的“一核多点”空间格局（图3a）。一核即文化产业企业高度集聚核心,涵盖范围北至明城墙内老城区中部南至友谊路区域,多点即在长安路立交偏西区域、经开区中部及高新区北部一期区域等形成高密度企业集聚点。同时发现沿二环南路西段经长安路立交至北大街中段的带形区域文化产业的分布密度要高于周围区域。上述集聚区均为开发建设较为成熟、文化产业发展要素密集分布的西安市传统老城区。

2008年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由单核心逐渐向双核心演变,并基本形成“一带两核”空间格局（图3b）。一带即在1998年带形区域基础上,随着文化产业集聚度的持续升高,已形成大规模的文化产业集聚片区;两核即除原老城区的集聚核心外,在高新区北部一期区域形成新的集聚核心,但规模较小。该时期文化产业企业仍密集分布于老城区及其紧邻区域,但已呈向外围区域扩展的态势,且城市南北向中轴线对文化产业空间集聚与扩展的引导与支撑作用开始凸显,外围拥有强有力的政策扶持、基础设施优势及浓厚的文化氛围的区域加速了文化产业的集聚。

2018年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格局更趋多元化,进一步演化形成“一轴一带两核多点”空间格局（图3c）。一轴即城市南北向中轴线;一带即原有带形密集分布区;两核的空间区位未发生显著变化,但规模发生逆转,即高新区北部的集聚核心规模要远超位于老城区的集聚核心;多点即在经开区中部商业服务业中心区域、曲江新区的国际会展中心区域以及高新区中部形成文化产业集聚点,核心趋向明显,且前两个均位于城市南北向中轴线。该时期伴随着曲江新区盛唐文化品牌与浐灞生态区文化旅游品牌的构建基本完成、高新区中部众多产业园区的创设,文化产业的分布已摆脱老城区的限制,向更外围区域扩展与集聚,但集聚区仍集中于政策优势突出、基础设施发达及文化氛围浓厚的城市综合功能区。

3.2 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特征

3.2.1 城市外部空间形态扩展呈显著的开发区指向性运用等扇分析法,通过计算核心区城市建成区各时段不同方位的扩展强度指数绘制企业空间扩展方位雷达图,分析城市空间形态扩展的方向性（图4）。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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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98—2018年西安市核心区城市建成区扩展强度演变

Fig. 4The expansion intensity evolution of urban built-up areas in the core region of Xi'an from 1998 to 2018

总体而言,1998—2018年西安市核心区城市外部空间形态主要向SW、NNE、NEE、S等方向扩展（图4a）,扩展强度指数分别为0.112%、0.081%、0.067%、0.064%,整体呈极显著的“东北-西南”走向,空间扩展方向与开发区区位极为吻合,而西北与东南方向城市建成区增量较小。分阶段而言,1998—2008年城市空间主要向NNE、N、NE、SWW等方向扩展（图4b）,扩展强度指数为0.100%、0.098%、0.081%,0.040%。该时期城北经开区、城东北浐灞生态区扩展极为显著,均以教育、创新创意类及工业类产业园区及文化生态资源开发建设为主。城西南高新区与城东南曲江新区则少量增加,而西北与东南向几乎无增量。2008—2018年城市空间主要向SW、SSW、S、NEE等方向快速扩展（图4c）,扩展强度指数为0.193%、0.141%、0.118%、0.092%。该时期城东南曲江新区与航天产业基地、城西南高新区空间扩展极为显著,其中曲江新区以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文化产业类园区建设为主,而航天产业基地与高新区则以各类产业园区的建设为主;城东北浐灞生态区存在些许增量,主要围绕浐河、灞河进行文化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其他方向的扩展不显著。

3.2.2 城市内部空间形态由团状单核向团带状多核演变空间句法是利用城市道路网络轴线的句法数值推演空间功能模式的有效方法^[41]。本文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句法地图（图5）,分析核心区城市空间结构逻辑的演变路径^[42],揭示城市内部空间形态演变的规律。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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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不同时期西安市核心区全局集成度及演变

Fig. 5The global integration and evolution in the core region of Xi'an in different periods

1998年全局集成核单一且规模较小,呈显著的“团状单核心”空间形态（图5a）。从全局集成度看,

Rn

值在0.15~0.93之间,均值为0.59。其中集成度最高的轴线为友谊路（0.93）,其次为解放路-雁塔北路路段（0.92）、文艺路（0.88）,且全局集成度高值轴线密集分布在老城区偏东的友谊路与文艺路交汇区域,突出了城市空间形态显著的单核心格局,围绕核心

Rn

值向外逐级递减。该时期以东西向友谊路与凤城五路、南北向未央路为中心形成横向枝状形态的高值全局集成度轴线集聚区域,表明城市空间形态已开始显现向西南与东北方向的扩张态势。

2008年全局集成核小规模扩大,东西向集成核轴线扩展显著,形成“条带状主次双核”的空间形态（图5b）。从全局集成度看,

Rn

值在0.18~1.07之间,均值为0.68。最高值仍为友谊路（1.07）,其次为解放路-雁塔北路（1.05）、高新路（1.03）,全局集成度明显增加,空间整体可达性与连接性显著提高。该时期城市全局集成核集中于老城区,但依托友谊路形成条状集成带,向西南侧进一步渗透,逐渐突破老城区限制,尤其是高新区北部一期区域,大规模开发建设与城市更新改造显著提高了区域轴线集成度,全局集成核的趋势明显,但规模较小,总体空间形态呈主次双核格局,空间均衡态势开始显现。

2018年全局集成核规模大幅度扩大,形成“团带状双核”的空间形态,且带形区域东西两端的全局集成核规模愈发均衡（图5c）。从全局集成度看,

Rn

值在0.20~1.18之间,均值为0.76。全局集成度进一步提高,但集成度值最高的轴线仍为友谊路（1.18）。该时期全局集成核轴线的分布规模与范围大幅提升,已形成以友谊路为中心东至雁北路、西至高新路的团带状集成核,且该带形区域东西两侧集成核规模均显著扩大,均衡态势愈发凸显,总体空间形态形成稳定的双核心格局。这与集成核区域的城市更新改造与基础设施建设进程加快促使区域全局集成度显著提升有关。

3.3 文化产业空间成长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关联性分析

3.3.1 文化产业与城市外部空间形态的扩展方向基本一致总体而言,1998—2018年核心区文化产业与城市外部空间形态均沿“东北-西南”走向由核心向外围快速扩展,而西北与东南向空间扩展的增量均较小,二者空间扩展态势总体一致,均呈显著的开发区指向性。分阶段而言,1998—2008年文化产业主要向N、NNE、SWW、SW等方向扩展,而城市外部空间形态主要向N、NNE、SWW、NE等方向扩展;2008—2018年前者主要向N、NNE、SW、NWW等方向扩展,而后者主要向SW、SSW、S、NEE等方向扩展,二者空间扩展的主要方向亦存在差异性。

综上可知,文化产业与城市空间的扩展呈总体一致性,即不同时期二者空间扩展均具有显著的开发区指向性,明确了开发区对西安城市空间扩展的主导作用及强有力的政策激励对文化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同时亦反映了文化产业在各开发区规模的快速扩张通过促进开发区的发展建设而推动城市空间扩展,这在城东南曲江新区、城东北浐灞生态区表现尤为突出,二者均以文化产业作为核心主导产业,是驱动城市东南、东北方向扩展的前沿地带。以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区曲江新区为例,自2003年成立以来逐渐形成以文化旅游、会展创意、影视演艺等为主导的文化产业体系;而自2008年二期扩区以来,文化产业发展更为迅速,至2018年文化产业增加值占曲江新区GDP总量的34%,且以内容创作生产业、新闻信息服务业及文化娱乐休闲业等为代表,而大唐不夜城、大唐芙蓉园等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创意设计类、电竞类及动漫类等多类型园区的创设,显著促使建成区扩展,由2004年8.67 km²增至2016年27.29 km²,其中文化旅游景区及文化产业相关用地占主导地位^[43]。另外亦存在一定的局部差异性,即特定时段文化产业空间扩展方向更具多元化,多个方向扩展强度指数较高,而城市外部空间形态扩展则呈显著的极化倾向,存在明确的主导方向。依据文化产业发展对城市空间的需求特征,反映出城市不同区域空间功能的逐步完善为文化产业空间扩展提供更好支撑,同时文化产业发展亦推动着不同区域空间形态与功能提升,二者存在紧密的互促互进作用力。这在具有文化资源、商业服务业、交通等优势的非开发区区域纺织城与土门片区的表现尤为显著。以纺织城片区为例,文化产业发展推动了以半坡遗址为主、以工业遗产为辅的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并于2012年打造了半坡国际艺术区,而轨道交通的延伸大大缩短与老城区时间距离,显著改善并提升了该区域城市空间形态与功能。上述分析明确了文化产业发展对城市空间形态扩展的推动作用及其对改善老城区、开发区与非开发区区域局部城市空间形态的作用。

3.3.2 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格局与城市内部空间形态高度耦合总体而言,1998—2018年核心区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格局与城市内部空间形态均由强烈的单核心逐渐向双核心转变,且二者空间格局与演化路径始终保持高度耦合状态（表2）。分阶段而言,1998—2008年文化产业与城市内部空间形态逐渐由“单核心”向“双核心”转变,且新形成的文化产业集聚核心与全局集成核的区位高度耦合,但二者规模均较小。2008—2018年文化产业与城市内部空间形态的“双核心”空间格局已发展较为成熟,两个核心的区位与规模大小高度一致,且位于高新区北部一期区域的西侧核心在文化产业集聚度与城市全局集成核规模均超过位于老城区友谊东路区域的东侧核心。

Tab. 2
Tab. 2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cultural industry and urban interior space form from 1998 to 2018 in the core region of Xi'an

时间	1998年	2008年	2018年
空间形态格局关联性分析
企业空间集聚格局	单核心	一带两核	一轴一带两核
城市内部空间形态	团状单核心	条带状主次双核	团带状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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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可知,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格局与城市内部空间形态间的高度耦合,即不同时期文化产业企业空间集聚所形成的轴、带、核等多种集聚形态与城市空间全局集成核、高值全局集成度轴线在空间上高度耦合,均位于老城区及其紧邻区域的开发区核心地段,均依托城市结构性干道与地铁双重交通优势,分布有数量众多的金融商务中心、高等院校、产业园区或市区级公共中心,体现出文化产业发展对城市空间中心性、政策扶持、市场活力等强烈依赖。同时二者时空演化路径高度同步,即均从单核心逐步向多核心转变,不同时期新增核心的区位与规模极为一致。以新增文化产业集聚核心为例,其形成于集强有力的政策与区位优势、区域功能完善的高新区北部一期区域,发展演变于产业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日益凸显、政策驱动一期区域产业定位转型的背景下,即以工业制造业为主导的低端产业类型向以文化产业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为主导的高端产业转型^[44],加速了区域产业分工化并持续推动文化产业集聚,且该区域新闻信息服务业、创意设计服务业及文化辅助生产与中介服务业高度集聚,均为知识密集、创新密集及关联性强的行业,与高新区一期“文化+科技”的文化产业发展定位相一致。而产业集聚所带来的资本、人力、技术等资源要素持续汇集与区域产业定位转型均强力驱动高新区北部一期区域空间功能与形式转型,即通过城市更新改造推动以低层工业制造业厂房、城中村等相对单一功能区向集金融商务中心、多种创意产业园等于一体的复合多元功能区转变,并加强基础设施、商业服务业等的优质供给,这一系列文化产业集聚的城市空间响应逐步塑造了该区域在城市空间中的支配性地位,进而实现城市内部空间形态的重塑。而对于老城区集聚核心区而言,仍处于不断演进之中,主要通过城市更新改造、文化旅游资源再开发及产业园区的创设等推动区域空间转型与功能提升,均有力迎合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空间需求,且该区域文化传播渠道业、文化娱乐休闲业、文化消费终端生产等行业高度集聚,与老城区文化旅游与商贸服务的产业定位相一致,进一步巩固该区域在城市空间的支配性地位。上述文化产业集聚大大提升集聚区域空间功能的复合多元化程度、加速了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城市更新改造与区域分工化进程,在满足并适应文化产业发展空间需求的同时,充分体现了文化产业空间集聚对城市空间形态的优化作用。该进程大都完成于2008—2018年,与文化产业大发展时期相吻合,该时期文化产业企业数量增长了20倍之多。

3.4 文化产业空间成长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化的作用机理

基于文化产业空间成长对西安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重要影响,依据文化产业兼具独立型与配套型的产业特征,将其在城市空间上的发展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先导型,即文化产业在开发区的持续发展推动了城市空间扩展,进而对城市外部空间形态产生影响,以曲江新区、浐灞生态区等为代表。二是填充型,即文化产业在城市建成区的扩展与向既有产业集聚区的集聚促进了局部城市空间形态的改善与总体城市空间格局的优化,进而对城市内部空间形态产生影响,以老城区李家村万达广场区域、非开发区区域的土门与纺织城片区、高新区北部一期区域等为代表。

就城市外部空间形态而言,文化产业主要表现为先导型发展模式,以独立型企业为主,配套型企业为辅。城市外部空间形态扩展呈明显的开发区指向性,而作为政策激励的空间载体,其推动城市空间扩展的本质是政策驱动下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对空间需求增长的结果,而作为各开发区的主导产业,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资本、人力、技术及相关产业等资源要素向开发区持续扩散,带来对居住、商业服务业、教育等多种用地类型的强烈需求。同时将有力促使区域文化旅游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结合文化产业兼具蔓生性、触媒性等特征^[31],将显著催生旅游、体育、商贸等众多关联产业的发展,有助于促进城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改变原有依赖非创新型要素驱动经济发展模式,实现区域经济产业的快速发展,进而推动城市空间形态的扩展。

就城市内部空间形态而言,文化产业主要表现为填充型发展模式,兼具独立型与配套型企业。一是在城市建成区的空间扩展,文化产业扩展方向的多元化明确了其向老城区、开发区及非开发区区域的扩展态势。这一方面加快了如大华1935、大明宫遗址公园、半坡国际艺术区等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再利用,完善了道路等基础设施及商业服务业等公共服务设施,在显著改善局部城市空间形态、实现空间功能与品质提升的同时,大大促进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在老城区与开发区的发展有助于巩固现有“一城五区”的城市功能格局,而在非开发区区域则有助于促进各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实现文化产业发展与城镇化的良性互动。二是向既有文化产业集聚区的持续集聚,对区域空间的影响具体表现为：① 促进区域空间功能的复合多元：文化产业多元从业主体的高度集聚带来对商务办公、社交娱乐及文化消费等的大量需求,促使政府加强区域社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支撑体系,同时作为政策优势的集中体现,多种类型与规模的产业空间创设,均显著促使区域空间向功能复合多元化方向发展。这在高新区北部一期尤为典型,文化产业发展与区域产业定位转型驱动高新九号等金融商务中心、全民创意产业等园区的创设,推动城市空间向综合功能区转变。② 促进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实现区域空间形态与功能提升：文化产业的发展推动工业遗产、历史文化遗产等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显著地改善与提升区域城市形态与功能,集聚区的大唐西市、唐城墙遗址公园及小雁塔片区综合改造等,既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高品质产业载体,又充分奠定、塑造并彰显了西安所蕴含的集周、秦、汉、唐等浓厚的城市文化,极大提升了文化产业发展的影响力与竞争力。③ 推动城市更新改造,实现土地利用的高效集约：随着资本、人口、技术等资源要素的持续集聚,促使政府、社会资本等推动空间环境的整治改善、城中村改造等城市更新运动,推动区域大规模开发建设以满足产业空间需求,如高新区北部一期区域赵家坡村、老城区友谊路李家村等通过更新改造实现由城中村向西安大都荟、万达广场等城市综合体的转变,既为文化产业提供空间支撑,又实现了土地利用的集约高效。④ 加速区域分工化进程,促进城市功能格局优化：文化产业的持续集聚与区域产业定位转型,促使高新区一期区域内处于产业链低端、价值与效益较低的产业加速外移,推动集聚区域产业链的高端化,而低端产业的外迁将逐步实现城市功能在不同区域的分工,在促进城市功能格局优化同时推动城市空间的扩张。

总体来说,文化产业空间成长是包含权利主体（以地方政府与政策为代表）、各类资本^[45]、创意阶层^[46]、市场需求与产品营销^[47]等各类资源要素伴随企业持续空间扩散与集聚的过程,并将其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作用分为两种模式,一是先导型发展模式推动西安城市外部空间形态的扩展;二是填充型发展模式,包括在城市建成区的空间扩展与向既有文化产业集聚区的集聚推动着城市内部空间形态的优化。其作用机理如图6。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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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西安市核心区文化产业成长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作用机理

Fig. 6The mechanism of the growth of cultural industry on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patial morphology in the core region of Xi'an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1）1998—2018年西安市核心区文化产业空间集聚度快速增加的同时,总体沿“东北-西南”走向快速扩展,明显指向开发区,且在东北方向存在略微扩展,而东南方向几乎无扩展。而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格局由1998年强烈的单核心格局,2008年的“一带两核”,至2018年则演变形成“一轴一带两核”多元化空间格局。

（2）1998—2018年西安市核心区城市外部空间形态总体沿“东北-西南”走向由核心向外围快速扩展,具有强烈的开发区指向性,且西北与东南方向扩张面积增量较小。而城市空间内部形态则由1998年显著的“团状单核心”,2008年的“条带状主次双核”,至2018年形成“团带状双核”,空间格局愈发均衡。

（3）西安市核心区文化产业空间成长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关联性分析表明,一是1998—2018年文化产业与城市外部空间形态的扩展方向基本一致,均具有显著的开发区指向性,反映了文化产业在各开发区规模的快速扩张通过促进开发区建设而对城市空间扩展具有推动作用;但二者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体现了不同区域空间功能完善及形态扩展与文化产业发展的互促互进作用。二是不同时期文化产业空间集聚格局与城市内部空间形态高度耦合,反映了文化产业空间集聚的规模经济效应对城市内部空间形态的优化作用。

（4）文化产业空间成长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化的作用机制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产业的先导型发展模式通过促进资本、技术、人才等资源要素扩散与关联产业发展、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与产业园区建设等推动西安城市外部空间形态的扩展,以曲江新区、浐灞生态区为代表。二是填充型发展模式,即在城市建成区的扩展通过促进区域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功能提升推动局部城市空间形态的优化,以土门、纺织城、大明宫遗址公园片区等为代表;以及向既有文化产业集聚区的持续集聚通过促进区域功能复合多元、文化旅游资源开发、城市更新改造及区域产业分工化重塑与巩固了该区域在城市空间中支配性地位,进而推动城市空间形态调整,以高新区北部一期与李家村等区域为代表。

4.2 讨论

本文利用多种地理数据与空间分析方法实现了不同时段西安市核心区文化产业空间成长与城市内外部空间形态的可比性,深入探讨了文化产业空间成长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作用机制,完善了文化产业空间属性方面的研究体系,突出了本文的创新性。同时该研究有助于制定促进西安市文化产业发展的激励与调控策略,以充分发挥文化产业在推动城市经济转型升级与创新型增长、优化西安城市空间功能格局等方面的多重作用。

但本文以文化产业资源禀赋极为丰富的西安为案例展开研究,尤其是文化旅游资源,而对于其他文化产业资源匮乏或发展程度低的城市而言,文化产业空间成长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影响程度还有待验证。另外文化产业涵盖从生产到服务、从农林牧渔到高新技术、从专业设计制作到普通批发零售等众多领域,且不同行业间数量差距巨大,空间分布格局也可能存在差异;而本文文化产业的整体性分析掩盖了不同行业的差异性,后续可进一步分行业开展相关研究,探究不同行业与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互动机制。

致谢

非常感谢审稿专家专业、细致的修改意见,对提升本文行文逻辑的严谨性与研究成果的价值性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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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03-2013年间在国内主要地理学、城市规划和建筑学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文献，对近10年间的城市形态相关研究的内容、方法和进展进行评述。文章在辨析城市“布局形态”、“结构形态”、“肌理形态”三大概念的基础上，将现有研究成果按城市形态影响要素分解、新技术方法应用、时间—空间维度探讨、可持续城市形态、城市形态规划、管理和控制，以及分城市、地区案例研究六大主线进行归纳，并评析现有成果的研究视角、技术方法、实践应用特点及其局限。比较中西方城市形态研究轨迹，国内研究习惯于通过实证主义的因果演绎和经验主义的案例归纳来理解现有城市的形态发展历程，并在借鉴历史经验和西方经验的基础上，寻求城市形态发展的“理想城市形态”。而西方研究则致力于寻求“可持续城市形态”的可操作性和实现方式，侧重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探索和规划应对。本文提出未来城市形态研究应更关注微观层面的肌理形态分析，应从更加温和、建设性的“时间—空间演化”视角探讨城市形态演进规律，为包容性、共生性的“可持续形态”演变发展构建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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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转型期的中国,主导城市发展的地方政府主体层级不一,将会导致城市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特征差异。基于城市竞标地租理论,推导出不同层级地方政府主导下城市建成空间发展的差异化路径,并以在地方政府主体层级上存在差异的广州、东莞为例,运用空间形态测度指数、移动窗口算法和扇形分析,对比研究两市建成空间特征的差异及其原因。实证结果印证了理论推导,即市级政府主导下的城市表现出市区内用地密度高、用地规模由内向外扩张、空间形态内紧外散的空间特征;而各县级（乡镇级）政府主导下的城市表现出各地用地密度、扩张规模相当,城市整体空间形态分散、波动的空间特征。研究成果能够补充现有城市空间重塑机制中对地方政府主体及其行政力强弱驱动作用研究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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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时相的遥感影像为基础，选用归一化裸露指数（NDBI）、重归一植被指数（RDVI）和改进的归一化水体指数（修改后的NDWI），通过阈值分割、掩膜处理提取建设用地信息，结合重庆主城区的社会经济数据，利用扩展速度指数、扩展强度指数、扩展弹性指数、紧凑度指数、建设用地扩展系数及扩展方向分析研究了不同阶段建设用地扩展的时空动态特征，并运用灰色关联分析，对建设用地扩展的驱动因子进行探讨。结果表明：1988～2011年重庆主城区建设用地扩展了39332 km2，扩展速度和扩展强度呈现增大的趋势；扩展弹性系数、建设用地扩展系数波动变化，反映了重庆主城区建设用地逐渐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建设用地扩展的空间分析表明重庆主城区的城市形态由非紧凑型向紧凑型发展，同时扩展方向具有明显的分异性，主要向正北和西北方向扩展；人口增长，尤其是城市人口的增长是重庆主城区建设用地扩展最主要的驱动因子；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与建设用地的扩展也有明显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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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question of the environmental or social costs of urban form is increasingly attracting attention in spatial policy, but scientific debate in this field is often marred by prejudices and abstract visions; empirical analyses are very rare. The present study aims at establishing, in the metropolitan area of Milan, whether different patterns of urban expansion could be associated with specific environmental costs—in particular, for land consumption and mobility generation. Different typologies of urban expansion were defined, and an impact index weighting differently journey-to-work trips with reference to mode and time length was built at the municipality level.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confirmed the expected “wasteful” character of sprawling development patterns in terms of land consumption, though suggesting that recent urban development is becoming relatively ‘virtuous’ with respect to the past. With reference to the mobility generated, higher environmental impacts were proved to be associated with low densities, sprawling development, more recent urbanisation processes and residential specialisation of the single municipalities. Public transport seems to be strongly influenced, both in terms of efficiency and competitiveness, by the structural organisation of an urban area: the more dispersed and less structured the development, the lower its level of efficiency and competitiveness and consequently its share of the mobility market. On the contrary, trip times for private transport appear to be correlated not so much to urban dimension or density as to the presence of recent housing development, indicating the emergence of new models of lifestyle and mobility which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the p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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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淮南市为案例,结合历次城市规划用地现状资料,利用GIS软件,动态追踪了淮南城市空间结构时空演化进程。结果表明：作为煤炭资源型城市,淮南城市空间形态较为分散,正逐步填充向紧凑布局演化;内部空间以工业用地、居住用地、商业及公共设施用地的增长为主,空间重构现象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加强,并以居住用地取代工业用地和商业及公共设施用地取代居住用地两种形式为主。在不同生命周期阶段,煤炭资源型城市空间扩展模式不同：发生期以城矿共生扩张模式为主,成长期以厂兴镇、联厂成镇、延伸扩展模式为主,中兴期以后多通过新区扩张模式来实现空间结构演化,自组织扩展模式贯穿煤炭资源型城市发展始终。最后分析了资源、自然环境、交通、产业结构以及城市规划等主要因素对煤炭资源型城市外部形态和内部空间结构演化的影响及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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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借助GIS等手段,对黄山市城市空间形态演变过程进行梳理,并结合黄山市1978-2012年城市产业发展的动态数据资料,就黄山市产业演进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作用机理进行分析探讨。研究发现：城市产业演进,特别是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和组织形式的演化与更替,影响了城市空间的物质与功能要素,进而推动了城市空间形态的演变;旅游产业的主导地位决定了旅游城市的功能,从而引起城市用地结构的变迁;旅游产业的升级改变了生产资源在城市产业间的流动,引发城市产业空间格局的变化;旅游产业组织方式的优化进一步促使城市产业空间的融合和集聚。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产业演进对旅游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作用机理模型和相应的逻辑函数。

[ Ding

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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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0/dlkxjz.2012.08.004 URL [本文引用: 1]

大都市创意产业发展既重构了大都市经济空间与文化社会空间, 又促成了大都市功能提升与结构优化。内城新经济研究认为大都市创意产业发展, 既孕育了创意空间, 又对其有高度依赖, 但是对于创意空间的内涵与认知却众说纷纭。中国发达地区创意空间是否存在, 其发育程度如何, 这正是本文的研究初衷。本文以上海大都市创意企业空间分布为研究对象, 基于创意空间的现实形态结合地统计方法及城市空间结构, 构建了由全局与局部Moran 指数初次判别—回归分析检验与甄别构成的创意空间识别方法。利用上海市第一次与第二次经济普查的企业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①基于GeoDA空间相关性的回归分析与综合判定方法是行之有效的;②2004 年与2008 年上海市各区创意企业在空间关联性上呈正相关, 且表现出集群式空间集聚;③上海创意企业高度集聚于中心城区, 并形成以静安、卢湾为中心的创意空间, 这表明创意空间具有显著的趋大都市中心特性, 但又偏离上海大都市中央商务区, 且有别于国外大都市“多中心”格局, 反映了中国大都市空间结构演变的自身特征。

[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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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学锋, 杨雪, 李志龙. 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
地理研究, 2019,38(8):1965-1978.

DOI:10.11821/dlyj020180436 URL [本文引用: 1]

运用核密度估计法和标准差椭圆分析法,分析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特征及演化过程;选取紧凑度指标,结合城镇空间均衡分布椭圆,分析张家界城镇空间形态演化过程;通过比较不同阶段旅游企业椭圆和城镇空间椭圆的重合面积,剖析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程度。研究发现：① 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过程和特征为：由出现期的“一核多极点”逐渐演变为生成期的“核心-边缘”,最后在发展期形成一个高集聚中心和三个次中心联动的“组团扩展型”格局;② 张家界建成区面积呈现增长态势,城镇空间不断扩展,建成区用地紧凑度逐渐下降;③ 不同阶段,张家界旅游企业空间成长对城镇空间形态的影响程度有一定的差异性,整体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研究结论对于重新认识旅游对城镇化建设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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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浙江省为例,基于区位熵方法借助从业人员数据刻画文化创意产业空间格局,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与OLS模型,甄别驱动因素佐证文化创意产业区位模型。结果表明：① 市域尺度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区位规律不仅具有“资本空间”（杭州）集聚性,还具有“地方空间”（舟山、金华和台州）分异性;② 经济科教、政府支持、市场需求、环境、交通和地方性是重要区位因素,且不同重点行业、不同地理层级所受区位因素不尽相同;③ 浙江文化创意产业全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基础设施和管治双要素驱动型,8重点行业区位特征主要是“软因子”驱动型;④ 研究有助于提升城市文化创意产业政策着力点与规划调控协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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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长沙市中心城区1979年、1989年、2003年、2011年、2014年5个年份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借助ArcGIS、SPSS分析工具,提取居住、工业、服务三大功能用地,从方向、圈层、强度、用地间转变及轴带趋向对长沙城市功能用地扩展的时空特征及驱动力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用地扩展模式以“圈层式、轴带式”为主,并逐渐向“多组团式”过渡,由单一的向外扩展向内部功能间演替和外部扩展相结合转变。整体扩展方向经历了由“东、南、东南-西北、东、东南、北”的变化,但各类用地的扩展方向有所差异;② 从扩展强度看,居住用地远远高于城市总体扩展强度,造成了城市功能空间失衡的现象,服务配套明显滞后,部分分区在扩展过程中,出现了与规划定位严重不符的矛盾;③ 功能用地间的转变主要集中在城市核心区,表现出以核心-外围明显分异的差距。外围片区的功能较为单一,融合度不够,未来应增强配套服务功能。④ 从经济驱动力、政策调控力、生态制约力与吸引力、社会助推力四个方面分析了功能用地扩展时空差异的驱动因素。⑤ 从“问题导向-现象归纳-本质剖析-策略应对”提出了城市功能用地扩展研究的基本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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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演进中的北京城市空间作为研究对象,基于空间句法并结合传统的统计与比较分析方法对北京城市空间及功能模式在不同年代的演变进行系统定量分析和比较研究.通过句法之空间分析方法对不同年代北京城市空间形态和结构逻辑的理解与模拟来尝试把握北京城市空间,相应结合土地利用、社会经济等相关信息分析,应用空间句法之相关等理论,揭示北京城市空间模式系统的内在运行机制以及其城市功能模式演变的本质规律.这里空间句法将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表现、描述与评测城市空间结构与模式的方法,可利用一系列变量客观评定城市空间的特征,并将其与社会经济、环境和文化要素等紧密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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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识城市旅游综合体用地格局的演变规律及驱动机制,对于优化城市功能结构和构建城市现代服务体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西安曲江城市旅游综合体为例,采用土地利用变化指数模型和GIS分析技术,探究其用地分异过程及机制。结果显示,曲江由农业生产和村居功能为主导的乡镇聚落,转变为以旅游功能为核心、多元用地形态圈层布局的城市旅游综合体过程中,其用地形态共经历了均质无序、极化–扩散和均衡集约三个阶段。而这一演化过程,实则是在土地差异化增值形成级差地租的条件下,多元用地主体理性选择的结果。文章认为,保证城市旅游综合体合理的发展用地、有序实现土地增值及发挥地价杠杆的调节作用,是实现城市旅游综合体土地集约利用和功能协同发展的根本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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