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开泳Influence and mechanism of "Turning Counties (Cities) into Districts" on urban space expansion:Taking Hangzhou as a case study
CHENYufan, WANGKaiyong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8-08-17
修回日期:2018-10-30
网络出版日期:2019-02-20
版权声明:2019《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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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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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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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持续推进,人口和产业向城市集聚的步伐也不断加快,对城市空间扩展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行政区划调整是实现城市空间扩展的重要调控手段,根据城市发展方向和功能定位进行适当的行政区划调整,是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实现城市空间优化重组的有效路径。2000年以来,撤县（市）设区成为中国大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形式,通过撤县（市）设区实现中心城区的扩容提质是中国诸多大城市近年来的重要工作,特别是省会城市,调整更为频繁,大多进行了1~2次的市辖区扩容。大城市为什么热衷于撤县（市）设区?撤县（市）设区对于城市空间扩展有哪些方面的影响?作用机理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成为当前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话题。由于行政体制的差异,国外关于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空间影响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城市空间发展的模式[1,2,3]和动力机制[4,5]上,且主要偏向于理论研究。行政区划作为城市空间调整的政治动力之一,仅作为一类制度空间要素被研究讨论[6,7]。而国内****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内容主要涵盖城市扩张、城市结构布局及土地利用变化等多个方面[8,9,10]。撤县（市）设区作为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之一,也有诸多****对这一调整的政策效应尤其是对城市空间演变的影响展开研究,认为撤县设区有利于扩大中心城市的发展空间和规模[11]。李开宇以广州市番禹区为例,研究区划调整影响下城市空间扩展过程中城市用地增长的数量变化、时空格局以及扩展模式等的变化特征[12];王国恩分析了撤县设区和撤县设市这两种区划调整方式与城市空间增长边界效能的相互作用关系[13];肖萍围绕撤县设区的不同划界模式,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展开了研究[14]。
由此可见,采用量化模型对撤县（市）设区进行绩效分析,成为当前国内研究的重点和热点,其对城市空间扩张和结构优化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在撤县（市）设区与城市发展的作用机制方面,不同****也已经开展了不少基础研究,研究动因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一是有助于扩大城市发展空间,合理优化城区布局[15,16];二是有助于提高空间治理效率,统筹原县市的发展建设[17,18];三是有助于理顺城市规划管理体制,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延伸[19,20]。
综上所述,国内外关于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空间影响的研究已有一定的成果积累,以撤县（市）设区为主体对象的研究也有一定的基础。但在实际研究中,如何更为直观地体现撤县（市）设区后城市空间的演变过程,如何证明这一城市空间扩展效应是由撤县（市）设区导致的,以及如何解释撤县（市）设区这一行政手段的作用机制等均有待进一步深化研究。因此,本文以杭州市为例,利用GIS空间分析技术,测度和分析撤县（市）设区后杭州城区以及两个市辖区城市空间的时空变化特征,探讨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空间扩展的具体作用机理,在解释以上问题的同时,为今后城市的行政区划调整提供参考借鉴。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
杭州市位于浙江省北部,钱塘江下游地带,是长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之一,亦是“一带一路”倡议和长江经济带东部高地,区位优势突出。国内外特大城市发展建设经验指出,行政区划调整已经成为大都市区空间有序管理的重要手段。杭州自1927年置市后,经历多次撤县设市、撤县（市）设区和市辖区内部优化等不同形式的行政区划调整,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不断加速。2000年以来,杭州通过先后三次撤县（市）设区,拉开城市空间框架,重构空间发展结构,以期立足于更大的市域范围集聚和组织各类要素,真正进入功能提升外溢,结构优化重组的新阶段。由于行政区划调整的政策效应具有一定的时间滞后性,故本文以2001年第一次撤县（市）设区后的杭州城区作为研究区范围,研究区行政面积为3068 km2,包括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滨江、萧山、余杭这8个市辖区,不考虑2014年以后新增设的富阳和临安2区,与2016年修订的《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范围一致。
2.2 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包括TM遥感影像数据、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空间分布数据、行政区划矢量数据以及统计年鉴数据,研究年份为1990年、1995年、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其中,TM遥感影像来自于Landsat陆地探测系列卫星,选取覆盖杭州城区的Landsat TM/ETM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利用ArcGIS软件进行掩膜提取;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空间分布数据和行政区划矢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数据中心（http://www.resdc.cn）;统计年鉴数据来源于《杭州市统计年鉴》《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等。2.3 研究方法
（1）综合扩展速率程度选取综合扩展系数、扩展速率和扩展强度[21]这3个指标,测度杭州各市辖区自1990年以来建设用地空间扩展程度。
扩展速率UL1：
扩展强度UL2：
综合扩展系数ULC：
（2）空间重心转移分析
空间重心是描述地理对象空间分布的一个重要指标,常用于城市演变、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研究[22,23]。本文以建设用地斑块面积为权重,计算1990-2015年5期建设用地的重心坐标,以此直观体现杭州城区建设用地的空间演化。
重心坐标（Xt,Yt）：
重心迁移速率Vj：
式中：Xt、Yt分别为t年份建设用地重心的经纬度坐标;Xi、Yi分别为第i图斑重心的经纬度坐标;Cti为t年份第i图斑的面积;Vj为时间间隔j内建设用地空间重心的迁移速率。
（3）空间形态紧凑度
城市形态的紧凑度,是反映城市空间形态内部各部分空间集中化程度的指标,也被认为是反映城市空间形态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城市形态紧凑度计算方法有多种,其中Cole和Batty提出的紧凑度公式使用最为广泛[24]。
本文采取Batty提出的公式来计算研究区的城市空间紧凑度,并绘制折线图。
式中：BCI为城市空间紧凑度;A为城市建设用地面积;P为城市轮廓周长。BCI的值在0-1之间,其值越大,形状就越紧凑;反之,形状的紧凑性就越差。
（4）空间扩展格局分析
空间自相关按照空间赋值状况测量各个变量值之间的相关关系,可以用来解释研究区内建设用地扩展的空间格局及结构特征[25]。
Moran's I（全局莫兰指数）可以识别区域属性值分布的具体模式,即是否是聚集、离散或者随机分布,计算表达式如下：
式中：N是研究空间单元总数;wij是空间权重;xi和xj分别是区域i和j的属性; $\bar{x}$是属性的平均值。Moran's I的值在-1~1之间,当其值接近1时表明具有相似的属性集聚在一起,即成空间正相关;当接近-1时表明具有相异的属性集聚在一起,即成空间负相关;当接近于0时,表示属性是随机分布的,或者不存在空间自相关性。
Getis-Ord Gi*（热点分析）可以识别不同空间位置上的扩展高值簇与低值簇、热点与冷点区的空间分布,计算表达式如下：
对Gi*（d）进行标准化处理：
式中：xi和xj分别是区域i和j的扩展面积;
3 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空间影响的时空特征分析
本文基于1990-2015年6期的遥感影像和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类型空间分布数据,利用ENVI和ArcGIS软件提取研究区的建设用地,在计算建设用地扩展数量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萧山和余杭撤市设区后对杭州城区空间扩展产生的具体影响,结果表明：（1）杭州城市建设用地重心逐步东移,空间扩展有方位分异特征,撤市设区后向东南方向偏移的趋势更为明显
分别计算研究区1990年、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建设用地的空间重心坐标,并得到各阶段空间重心迁移速率,结果如表1所示。
Tab. 1
表1
表11990-2015年杭州城区建设用地空间重心坐标及迁移速率
Tab. 1Spatial areal coordinates and migration rateof construction land in Hangzhou in 1990-2015
| 年份 | X坐标 | Y坐标 | 迁移速率(m/a) |
|---|---|---|---|
| 1990 | 120°11′49″E | 30°16′19″N | - |
| 2000 | 120°12′15″E | 30°16′11″N | 70.94 |
| 2005 | 120°12′49″E | 30°15′56″N | 204.17 |
| 2010 | 120°12′54″E | 30°16′03″N | 48.80 |
| 2015 | 120°12′57″E | 30°16′03″N | 16.7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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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可知,1990-2015年杭州市的建设用地重心由江干区景西路西侧（120°11′49″E,30°16′19″N）逐步转移至江干区三新路东侧（120°12′57″E,30°16′03″N）,整体向东南方向偏移了1849.37 m。且从重心迁移速率来看,2001-2005年作为撤市设区后的第一个五年阶段重心迁移速率高达204.17 m/a,与先后各阶段相比有明显的加速。说明自1998年修订的城市总体规划中初步提出“跨江发展”的战略后,杭州市区便有向东、向南发展的趋势。2001年萧山和余杭撤市改区,市区规模的扩大为杭州城市发展和建设用地扩张提供了良好契机,尤其是萧山改区后更加符合杭州“跨江发展”的建设需求,区内大量建设用地被纳入到市区建设用地总量统计中,导致城市东扩趋势更加明显。同时,余杭自改区后,有向中心城区靠拢的发展趋势,区内建设用地重心逐步南移,纳入统计后进一步导致杭州市区的建设用地向南扩张。同时,杭州市在发展过程中一直坚持“城市东扩”的战略要求,下沙组团、临平组团、大江东产业集聚区等的大力发展,使得江干区、余杭区的东北部和萧山区的东北部成为杭州城市发展的重点地带,随着两市改区后城市规划的逐步统一,杭州市区建设用地重心有向北部移动的转折变化。
此外,运用象限方位法对杭州市1990-2015年各个方向的新增建设用地面积进行度量,分析杭州市区建设用地在不同空间方位的扩展差异。以1990年城区、萧山和余杭的建设用地重心为中心,利用ArcGIS的空间统计功能,计算不同时期杭州市区、萧山区以及余杭区在八个方向的新增建设用地面积（图1）。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1990-2015年研究区建设用地象限方位分布
-->Fig. 1Quadrant azimuth map of construction land in the study area in 1990-2015
-->
由图1可知,1990-2015年杭州市区建设用地在8个方向上均有所扩展,但扩展面积在不同时间段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性。1990-1995年,杭州市区的新增建设用地主要集中在正西和西北两个方向,五年内共新增建设用地面积37.4 km2。1995-2000年,尽管西部仍是建设用地增长的主要地带,但正东以及东南成为后期杭州市区建设用地扩展的两个主要方向,面积均增加21 km2左右。2000-2005年,杭州市区的建设用地扩展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东南方向新增建设用地36.38 km2,正东和东北方向次之,均增加28 km2。2005-2010年,杭州市区的建设用地扩展速度整体放缓,新增建设用地面积8个方向均未超过10 km2,主要呈现出向东北及北部扩张的相对趋势。2010-2015年,杭州市区的新增建设用地面积与上一阶段相比增加明显,其中,东南部新增建设用地面积33.78 km2,正北、东北及正西方向相对比较接近,均在22 km2左右。此外,萧山区和余杭区的建设用地主要分布在靠近中心城区的位置,如萧山区的中部临江一带以及余杭区的东北部,且2000年以后,萧山区向东北部以及中心城区方向扩展趋势更加明显,余杭区向东北部以及南部的扩展速度也进一步增快。
（2）杭州城市空间紧凑度上升,撤市设区后萧山和余杭逐步成为用地扩展的高密度区,且呈斑块化零散分布
采用紧凑度指数对城市建设用地形态进行分析,由图2可知,杭州市区建成区空间紧凑度指数整体偏低,由1990年的0.022上升至2015年的0.025,总体持续递增。说明杭州市区在开发建设过程中的空间形态日益紧凑,但还未能形成比较明显的集聚趋势。此外,萧山区和余杭区的建成区空间紧凑度指数均高于市区的平均水平,但整体上下波动幅度均不明显。其中,萧山区由1990年的0.033逐步增加到2015年的0.039,而余杭区基本稳定在0.031上下,在2015年大幅度上升至0.039。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1990-2015年杭州建成区空间紧凑度指数
-->Fig. 2Space compactness index of construction land in Hangzhou in 1990-2015
-->
为深入分析杭州市区1990-2015年间建设用地扩展的空间聚散特征与布局结构,利用ArcGIS 10.2提取1990-2000年、2000-2015年和1990-2015年三个阶段杭州市区新增建设用地斑块的质心,以斑块面积作为权重指标,进行核密度分析,并利用自然断裂点分类法,将其划分为高密度区、较高密度区、中等密度区、较低密度区和低密度区五类,得到不同阶段杭州市区建设用地扩展的空间密度分布图（图3）。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1990-2015年杭州建设用地扩展空间密度分布
-->Fig. 3Spatial density distribu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in Hangzhou in 1990-2015
-->
由图3可知,1990-2015年杭州建设用地扩张在整体上分布仍较为分散,集聚规模相对比较小,这与空间紧凑度计算结果相一致。其中,用地扩展的高密度区主要集中在下城区、拱墅区、滨江区以及萧山区中部,其次,在余杭区的东部以及江干区东部也有一定程度的建成区扩张,在边缘地区基本都是较低密度区和低密度区。
以2000年为界,1990-2000年的用地扩张的空间密度整体偏低,仅在下城区有一个小规模的高密度集聚,其次,在萧山区的中部有一小圈的中度密集区,滨江区、萧山区和余杭区靠近中心城区的位置分布着大规模的较低密度区,其余部分尤其是边缘地区均是低密度区。而2000-2015年建设用地扩展的空间密度分布与1990-2015年的较为相似,除了中心城区以外,滨江和萧山部分区域的建设用地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高密度集聚,余杭东部和江干东部也因为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建设相较上一阶段跨入至中等密度区,有小面积的斑块集聚。同时,这一阶段相似的分布特征也再一次说明随着萧山和余杭的撤县设区,杭州城市发展方向正式由沿江转为跨江,城市建设区东扩特征明显,且有组团式集聚发展的趋势。
（3）杭州东部地区逐步成为建设热点区域,建设用地扩展的“核心—边缘”特征被弱化,呈现多中心集聚的变化趋势
利用ArcGIS 10.2制作1 km×1 km的格网,将其与建设用地的矢量图叠加,得到各个格网内的建设用地扩展面积,并以此为变量测算1990-2000年、2000-2015年和1990-2015年三个阶段的Moran's I和Getis-Ord Gi*指数,从而测度撤县（市）设区前后不同阶段杭州市区建设用地的全局性空间扩展格局和局部空间扩展热点。
根据Moran's I的计算公式,计算得到1990-2015年杭州市区建设用地扩展的Moran's I估计值及其显著性。由表2可知,1990-2000年、2000-2015年以及1990-2015年三个阶段杭州市区建设用地扩展的空间自相关正态分布统计检验均通过了99%的可信度检验。1990-2015年Moran's I指数为正值,且Z值较大,说明杭州市区建设用地空间扩展的正相关明显,即空间扩展过程中呈现出集聚趋势,但以2000年为界,后一阶段的Moran's I指数以及Z值均相较上一阶段有所降低,说明建设用地扩展的空间集聚态势在减弱,即建设用地在扩展过程中出现了多中心集聚的变化趋势,扩展的热点区域在空间分布上有所分散。
Tab. 2
表2
表21990-2015年杭州市区建设用地扩展的Moran's I指数
Tab. 2Moran's I of expansion for construction landin Hangzhou in 1990-2015
| 1990-2000年 | 2000-2015年 | 1990-2015年 | |
|---|---|---|---|
| Moran's I | 0.835 | 0.785 | 0.839 |
| Z值 | 68.770 | 64.764 | 69.115 |
| P值 | 0.000 | 0.000 | 0.000 |
| 标准差 | 0.00015 | 0.00015 | 0.000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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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an's I指数是从全局角度识别整个研究区的空间关联结构,本文利用ArcGIS进行建设用地空间扩展的Getis-Ord Gi*计算,得到扩展热点区域渲染图如图4所示。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1990-2015年杭州建设用地扩展的热点区域分布
-->Fig. 4Hotspot distribution of expansion for construction land in Hangzhou in 1990-2015
-->
1990-2015年的建设用地扩张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老城区,即拱墅区、下城区北部、西湖区北部、江干区西部。滨江区和萧山区中部地区的扩展热点强度在中等区间内,属于扩展热点强度值的第二梯队。江干区的东部以及余杭区的东部同样是建设用地扩张的热点区域,但其强度值相对较低。
从各阶段来看,1990-2000年的建设用地空间扩展有比较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老城区内部是建设用地扩展的主要核心区,早期的杭州一直坚持围绕西湖发展,中心城区是其城市开发建设的重点,远城区并不在主要的规划范围内,由此边缘地区也成为了空间扩展的冷点区。2000-2015年的热点区域分布与1990-2015年整体的分布特征相似,除中心老城区以外,江干区靠近老城区的部分逐步转变为高热点区,下沙组团以及余杭的临平组团由冷点区跨步至弱热点区,滨江区以及萧山区内与主城区临近的区域也随着城市跨江发展战略的提出开始大规模开发建设,其扩展强度值也随之上升。两个阶段比较,2000年以后杭州市区的建设用地扩展强度明显高于初期,尤其是钱塘江东岸的萧山区和滨江区成为扩展热点地区的变化趋势更加明显,老城区的中心极化作用在逐步减弱,而城市东部地区也将逐渐成为新的开发建设重点地区。
4 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空间影响的作用机理分析
尺度和边界理论近年来多被用于解决区域共同治理、权益冲突及协调机制等问题[26]。根据尺度和边界理论,一个行政区在每一个等级化尺度序列中均处于某一特定层级[27,28,29],且一定的行政区域对应着一定的行政边界,这种边界在正常情况下一般是相对固定且明确的[30,31]。行政区的尺度僵化以及行政边界的封闭性将直接干预生产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和城市功能的空间布局,从而导致政府、地方、企业之间权力和利益的冲突。行政区划调整本身就是城市为适应发展需求所做出的主动尺度调整过程,撤县（市）设区的调整即意味着“尺度下移”,带来新一轮的权力重构和边界开放[32,33]。也就是说,通过撤县（市）设区,原独立的县市变为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原县级权限被收回,仅保留部分的区级权限,权力和利益的重构会使得区级政府向市级政府靠拢,重新构建由市政府主导的控制渗透关系,从而影响城市空间扩展方向。同时,以往城市的有形边界将进一步扩大,行政边界的刚性约束被弱化,城市资源、政策资源、战略资源、土地资源等将进行新一轮的分割组合和高效配置[14],这也将影响城市空间格局演变。基于上述理论,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空间扩展多是间接影响（图5）,需要后续的城市规划修编、土地权限调整和生产要素集聚等路径,对地域结构演变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城市空间扩张与空间演变[34,35]。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撤县（市）改区对城市空间影响的作用机理
-->Fig. 5Mechanism of "Turning counties (cities) into districts" on urban space expansion
-->
（1）撤县（市）设区与城市规划的相互作用成为影响城市空间扩展形态的主导力量
行政区划调整是扩展城市发展空间的重要手段,而城市规划是推进城市建设的先导。从边界来看,城市规划编制时往往以城市影响的无形边界作为规划范围,而由于区划这一有形边界的存在,规划管理无法越界至其他行政范围内,这一混乱关系将直接影响规划的实施效果和空间规划布局。撤县（市）设区能够突破城市空间拓展的体制障碍,实体行政边界和虚拟规划边界有效衔接,使得城市通过尺度下移的方式,利用城市规划等手段真正改变和控制城市的发展格局。
如图6所示,1949-1980年杭州的行政区划调整以主城区内的区县合并和市辖区调整为主,杭州在此期间先后修编的三轮城市总体规划中,“环西湖发展”“环湖、背江、以钱塘江为界”等一直是重要的发展关键词。由于这一时期的杭州市区仅是钱塘江一岸的中心五区,在行政区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的双重作用下,主城区是城市建设用地的高密度区以及扩展热点区域,单中心扩展形态十分突出。1996年杭州市设立滨江区,2001年萧山和余杭撤市设区,先后这两次的行政区划调整使得杭州市从“城区型”城市彻底转变为“区域型”城市,突破了钱塘江这一自然屏障的同时,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更大的规划空间和良好契机。随着行政区划的调整,2001年编写的《杭州市城市总体规划》,正式提出了“一主三副六组团”的空间格局,一是使得城市扩展由单中心走向多中心,尤其是萧山和滨江这一块的发展使得城市总体的建设用地重心南移;二是规划中提到的主城、临平城、下沙城以及江南城正是2000年以后城市建设用地扩展过程中速度最快、密度最高、热点最广的区域。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城市空间结构变化示意图
-->Fig. 6Transformation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
（2）撤县（市）设区影响土地空间支配权,城市空间扩展且用地结构向城市功能倾斜
权力的尺度关系影响垂直方向的上下级政府间的权力关系。行政区划的调整伴随着行政审批和规划建设权的调整,而行政审批和规划权又直接影响该区域的土地开发利用方式和空间建设类型。撤县（市）设区意味着县或县级市的部分自主权被收回,成为区级政府后,土地空间的支配权收归地级市政府所有,城市开发规模、用地结构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均将被纳入到市一级的城市规划建设中。以5年为间隔,分别测算1990-2015年萧山区、余杭区以及老城区在撤县（市）设区前后综合空间扩展程度变化,由表3中可以清楚看到,老城区的扩张优势已逐渐消失,萧山区和余杭区随之出现建设用地急剧增长的变化趋势,尤其是在调整后的第一个五年阶段,两地的建设用地扩展程度更为突出,真正推动杭州市区的“东扩”进程。
Tab. 3
表3
表31990-2015年杭州市辖区建设用地综合扩展系数
Tab. 3Comprehensive expansion coefficient of construction land in Hangzhou in 1990-2015
| 1990-1995年 | 1995-2000年 | 2000-2005年 | 2005-2010年 | 2010-2015年 | |
|---|---|---|---|---|---|
| 老城区 | 13.236 | 0.536 | 26.526 | 0.875 | 3.444 |
| 萧山区 | 2.279 | 17.272 | 89.060 | 0.933 | 15.831 |
| 余杭区 | 1.357 | 0.900 | 40.641 | 3.672 | 16.8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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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撤市设区意味着萧山和余杭正式成为“城市型政区”,其城市服务功能以及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城市发展的重点之一。如图7所示,余杭区作为居住区级中心,其居住用地增长是城市建设用地空间扩展的主要力量之一,2000-2015年余杭区新增居住用地面积占杭州市区居住用地总增量的54%。萧山区在撤市设区以后主要承担主城区的生产服务功能分流,故萧山区组团工业增量迅猛,其新增工业用地面积占杭州市区工业用地总增量的52%,工业用地集聚分布特征明显。改区以后,一是轨道交通的建设与新城综合体的优化调整使得路网密度进一步提升,二是文化体育设施、教育科研设施、医疗养老服务设施等需求量增加,导致萧山区和余杭区内公共服务用地面积增加且零散分布在大片居住用地中。其中,以临平副城为主的余杭区新增公共服务用地占市区总增量的33%,而东部组团的公共服务用地增长相对有限,新增占比为25%。由此可见,在市级统筹规划下,萧山区和余杭区承担不同的城市发展功能定位,市辖区内部土地利用结构也随之转变。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72000-2015年萧山、余杭两区新增用地占杭州市同类用地新增总量比例
-->Fig. 7Proportion of new land use in two districts in 2000-2015
-->
（3）撤县（市）设区推动城市郊区化,影响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从而对城市发展空间提出新诉求
城市郊区化是城市化水平达到一定阶段的产物。2001年,杭州市根据当时户籍人口计算的人均GDP折合为3031美元,城市化率为60.3%。与城市化阶段的划分标准相比,杭州的城市化发展已超过经济发展,即可初步判断其已进入人口外移的城市郊区化阶段[36]。萧山和余杭可以被视作为杭州的远郊区,杭州郊区化进程的推进除了基本的社会经济发展导向以外,政府参与下的政策导向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即通过撤县（市）设区,杭州的市辖区规模和管辖范围扩大。对于被撤的萧山和余杭而言,其能够排除行政壁垒的干扰,真正纳入至杭州远郊区范围内,资源要素能够通过交通网络和生产网络的构建而在不同政区之间自由流动和重新集聚。而对杭州市而言,中心城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也将更有效地扩散至远郊区,城市对远郊区的发展动向和未来定位能够吸引到中心城区人口的主动迁入。撤县（市）设区以后,政府参与下的一系列措施将对杭州的人口郊区化起到较强的推动作用,不同辖区之间的人口转移将改变各辖区的经济总量和经济实力,从而影响建设用地扩张和土地开发规模。本文测算了各市辖区的人口增长率和建设用地扩展率的空间相关性（图8）,得到皮尔逊相关系数为0.642,说明两者存在较高的空间相关性。其中,萧山和余杭作为人口增长较快的市辖区,其建设用地空间扩展也较为迅速。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8杭州市区人口增长和建设用地扩张的空间相关性
-->Fig. 8Spatial correl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growth and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in Hangzhou
-->
此外,杭州的一大发展优势是有大规模的创新资源要素集聚。随着萧山和余杭的撤市设区,杭州的市区可利用空间扩大,新的一部分产业发展空间被释放,工业和仓储用地布局更具选择性,产业郊区化也随之逐步推进。其中,大江东新城、未来科技城等城市发展组团成为杭州市高新技术产业的重点集聚地区,且随着空港物流园区以及城北和萧南物流园区的入驻,使得萧山和余杭两区有了更多零散分布的建设用地拓展热点区,只是这一强度值仍处于中等待提升阶段。
5 结论与讨论
以杭州市为例,利用GIS技术和数理统计分析,定量测度和分析了撤县（市）设区后杭州城区以及萧山、余杭两个市辖区城市空间扩展的时空特征,并探讨了这一政策效应的具体作用机理。研究发现,2000年以来杭州城区内建设用地不断扩张,尤其在萧山和余杭撤市设区以后,城市建设用地东扩趋势更为明显,一是表现在扩展速率上,新改设的市辖区扩展速率明显快于平均水平,二是表现在扩展形态上,新增建设用地主要集聚在城市老城区及东部地区,撤县（市）设区以后,萧山和余杭两区成为杭州新一批的建设用地扩展高密度区,这两个区与中心城区的空间联系不断增强,呈现集中连片的开发态势。由此可见,通过这一轮的撤县（市）设区,杭州不但实现了中心城区的空间外拓,更是进一步优化了其建成区的空间分布格局。同时,以尺度和边界理论为基础,对杭州进行实证探讨后,认为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空间影响的作用机制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通过与城市规划的相互作用影响城市空间扩展的方向和布局形态。二是地级市通过撤县（市）设区实现土地空间支配权力的回收,从而增减新设区内部的城市土地需求,调整土地利用结构。三是地级市通过项目和投资的重点倾斜,影响生产要素的空间流动和空间集聚,促进新设区的产业空间重构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的优化配置。也就是说,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空间的影响主要是间接作用,需要后续的城市规划修编、土地权限调整和生产要素集聚等路径,对城市空间扩张与空间演变产生影响。
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研究是一个综合性的研究话题。本文基于遥感影像数据,重点分析杭州整体以及新设市辖区在撤县（市）设区前后的建设用地扩展的时空变化规律,进一步完善了仅依托行政区统计数据进行分析的不足。本文重点突出撤县（市）设区前后新设市辖区的建设用地时空变化,研究得到撤县（市）设区会对城市空间演化产生一定影响,但仍不能证明这些演化特征完全仅有撤县（市）设区导致。即撤县（市）设区仅能作为建设用地空间扩张的一类重要驱动力进行讨论,而如何寻找科学方法将扩展效应根据不同驱动力进行单独区分,仍有待后续研究的继续深入和突破。
另外,本文重点在于分析撤县（市）设区对杭州城市扩张的正向促进作用,即尽可能挖掘撤县（市）设区与其他驱动力的相互作用关系或其在整条作用链中的主导意义。但亦有不少研究指出撤县（市）设区的负面作用,如自主权不及时回收所导致的规划混乱的问题、撤县（市）设区所带来的虚假城市化问题等。未来可以针对多个案例城市展开比较研究,分析不同区域或不同规模城市在撤县（市）设区后的空间演变特征,进一步深入探讨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发展影响的更为全面的作用机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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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The aggregation of urban population has been described by Bücher and Weber.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growth of the city, however, is concerned with the definition and description of processes, as those of ( a ) expansion, ( b ) metabolism, and ( c ) mobility. The typical tendency of urban growth is the expansion radially from its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by a series of concentric circles, as ( a )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 b ) a zone of deterioration, ( c ) a zone of workingmen’s homes, ( d ) a residential area, and ( e ) a commuters’ zone. Urban growth may be even more fundamentally stated as the resultant of processes of organization and disorganization, like the anabolic and katabolic processes of metabolism in the human body. The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into the natural areas of the city, the division of labor, the differentiation into social and cultural groupings, represent the normal manifestations of urban metabolism, as statistics of disease, crime, disorder, vice, insanity, and suicide are rough indexes of its abnormal expression. The state of metabolism of the city may, it is suggested, be measured by mobility, defined as a change of movement in response to a new stimulus or situation. Areas in the city of the greatest mobility are found to be also regions of juvenile delinquency, boys’ gangs, crime, poverty, wife desertion, divorce, abandoned infants, etc. Suggested indexes of mobility are statistics of changes of movement and increase of contacts of city population, as in the increase per capita in the total annual rides on surface and elevated lines, number of automobiles, letters received, telephones, and land values. A cross-section of the city has been selected for the intensive study of urban growth in terms of expansion, metabolism, and mobilit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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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This article reviews relevant urban regime theory literature and integrates it with new ideas about local government roles and citizen participation from the social movements and new political culture perspectives. Six regime types are formulated not only from these literatures but also from an examination of state government legislation that has encouraged cities to adopt both supply-and demand-side policies, to require contracts stipulating business obligations to government in return for subsidies, to permit or require citizen referenda on development issues and, in some cases, to target new jobs for minorities or low-income households. Additionally, this analysis relates each regime's formation and maintenance to particular group interests and decision-making institutions. Regimes are classified in terms of governmental and market roles in achieving efficiency and equity goal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cy-mak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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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 在中国当前及未来城市扩张的进程中,行政区划的调整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本文以南京市为例,研 究了1990～2002年这一时间段南京市行政区划调整特别是行政级别调整对城市扩张造成的影响。提出行政区划的调整必须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综 合权衡利益得失。行政区划调整并非是推进城市化的最终手段。 . 在中国当前及未来城市扩张的进程中,行政区划的调整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本文以南京市为例,研 究了1990～2002年这一时间段南京市行政区划调整特别是行政级别调整对城市扩张造成的影响。提出行政区划的调整必须充分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的阶段,综 合权衡利益得失。行政区划调整并非是推进城市化的最终手段。 |
| [9] | . 城市空间布局优化能使城市功能效用最大化,带来良好的社会经济效应。而行政区划调整能有效地促进各种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带动城市健康持续发展。本文基于城市发展效应定量分析角度,建立城市空间布局优化效应评价模型,即从基础、结构、效益、质量四个维度展开量化评价,并运用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进而运用该模型对沈阳行政区划调整后空间布局优化效应进行评价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沈阳市经过行政区划调整后,城市空间布局优化效应各项指标得分逐年提高,优化效应显著,但也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空间优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 城市空间布局优化能使城市功能效用最大化,带来良好的社会经济效应。而行政区划调整能有效地促进各种要素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促进城市空间布局优化,带动城市健康持续发展。本文基于城市发展效应定量分析角度,建立城市空间布局优化效应评价模型,即从基础、结构、效益、质量四个维度展开量化评价,并运用熵值法确定评价指标权重。进而运用该模型对沈阳行政区划调整后空间布局优化效应进行评价研究,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沈阳市经过行政区划调整后,城市空间布局优化效应各项指标得分逐年提高,优化效应显著,但也存在明显的结构性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进一步空间优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
| [10] | . 在整个中国管辖范围内,21世纪尤其是近几年,掀起了新一轮行政区划调整的热潮中,成本降低,效率增强,包括:撤县设立市辖区、合并市辖区、设立新的市辖区等。行政区划调整和改变土地用途方向,对城市建设用地有着深远的影响。而现如今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城乡建设用地早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对哈尔滨市各行政区划调整前后的城市与乡村建设用地2000年与2013年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总结哈尔滨市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与乡村建设用地变化产生的深渊影响,为城市与乡村建设用地空间形态布局优化的提供依据。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哈尔滨市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时空格局。哈尔滨市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形式包括撤县(县级市)设立市辖区、区边界调整以及设立新的市辖区三种调整形式,空间形态表现为原市辖区范围向外扩张以及各区间界线的调整。哈尔滨市行政区划调整后,市辖区总面积调整幅度较大,调整幅度为10.1%,而县级市和县面积小幅减少,分别为5.52%和4.48%。调整区域集中于哈尔滨市域周边,紧邻市区的市县调整为区面积为4899.5km2,而其他地方县市调整少。哈尔滨市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数量规模特征上呈现出“调整数量少与规模大”的分异规律、整体上呈现出“外部扩张”的分异规律、数量规模特征上呈现出“调整数量少与规模大”的分异规律。(2)哈尔滨市城市与乡村建设用地演变的时间与空间特征。哈尔滨市的城市与乡村建设用地的基本演化特征如下:首先是变化,其次是结构变化,然后是城乡建设用地空间区域差异和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的数量明显。至2013年末,哈尔滨城镇、农村居民点、独立工矿分别占城乡建设用地的比例33.27%,61.89%和4.85%。与2000年相比,城镇用地比例增加了12.23%,农村居民点比例下降16.4%,独立工矿比例增加了4.17%。总体而言,城镇用地主要分布在哈尔滨市市域内和市域周边以及城乡结合部的香坊区、南岗区和道里区,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分布在哈尔滨市以东的各县和县级市,独立工矿用地主要分布在阿城区和五常市。(3)行政区划调整与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的相互关系。哈尔滨市行政区划调整区域和非调整区域的城市与乡村建设用地的数量和规模变化幅度不一样,调整区域城市与乡村建设用地的数量和规模明显减少,而非调整区域城乡建设用地数量和规模显著增加,并分别呈现出各自的特点。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区域城乡建设用地变化速度和规模远远高于未调整区域,且城乡用地结构发生明显变化。进一步分析得出行政区划调整类型中县(县级市)设立市辖区比区边界调整对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的影响更积极,更能促进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和增长率的大幅增加。新增区和原有区的城镇用地增加和农村居民点减少,正是城市市区扩张的结果。而行政区划调整作为城市扩张的政策工具,不断地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和土地利用进程。 . 在整个中国管辖范围内,21世纪尤其是近几年,掀起了新一轮行政区划调整的热潮中,成本降低,效率增强,包括:撤县设立市辖区、合并市辖区、设立新的市辖区等。行政区划调整和改变土地用途方向,对城市建设用地有着深远的影响。而现如今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城乡建设用地早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对哈尔滨市各行政区划调整前后的城市与乡村建设用地2000年与2013年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总结哈尔滨市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与乡村建设用地变化产生的深渊影响,为城市与乡村建设用地空间形态布局优化的提供依据。主要研究内容及结论如下:(1)哈尔滨市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时空格局。哈尔滨市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形式包括撤县(县级市)设立市辖区、区边界调整以及设立新的市辖区三种调整形式,空间形态表现为原市辖区范围向外扩张以及各区间界线的调整。哈尔滨市行政区划调整后,市辖区总面积调整幅度较大,调整幅度为10.1%,而县级市和县面积小幅减少,分别为5.52%和4.48%。调整区域集中于哈尔滨市域周边,紧邻市区的市县调整为区面积为4899.5km2,而其他地方县市调整少。哈尔滨市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数量规模特征上呈现出“调整数量少与规模大”的分异规律、整体上呈现出“外部扩张”的分异规律、数量规模特征上呈现出“调整数量少与规模大”的分异规律。(2)哈尔滨市城市与乡村建设用地演变的时间与空间特征。哈尔滨市的城市与乡村建设用地的基本演化特征如下:首先是变化,其次是结构变化,然后是城乡建设用地空间区域差异和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的数量明显。至2013年末,哈尔滨城镇、农村居民点、独立工矿分别占城乡建设用地的比例33.27%,61.89%和4.85%。与2000年相比,城镇用地比例增加了12.23%,农村居民点比例下降16.4%,独立工矿比例增加了4.17%。总体而言,城镇用地主要分布在哈尔滨市市域内和市域周边以及城乡结合部的香坊区、南岗区和道里区,农村居民点用地主要分布在哈尔滨市以东的各县和县级市,独立工矿用地主要分布在阿城区和五常市。(3)行政区划调整与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的相互关系。哈尔滨市行政区划调整区域和非调整区域的城市与乡村建设用地的数量和规模变化幅度不一样,调整区域城市与乡村建设用地的数量和规模明显减少,而非调整区域城乡建设用地数量和规模显著增加,并分别呈现出各自的特点。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区域城乡建设用地变化速度和规模远远高于未调整区域,且城乡用地结构发生明显变化。进一步分析得出行政区划调整类型中县(县级市)设立市辖区比区边界调整对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的影响更积极,更能促进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和增长率的大幅增加。新增区和原有区的城镇用地增加和农村居民点减少,正是城市市区扩张的结果。而行政区划调整作为城市扩张的政策工具,不断地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和土地利用进程。 |
| [11] | . 近年来我国"撤县(市)设区"行政区划调整越来越多.其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心城市规模,理顺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之间的关系.然而,调整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文章认为,提高城市的竞争力,推动相邻城市间的协调发展,关键还是要从法制层面上创新,要改革我国城市的设置办法,形成新的管治模式,建立科学、合理的城市协调发展机制,加强区域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 近年来我国"撤县(市)设区"行政区划调整越来越多.其主要目的是促进中心城市规模,理顺中心城市与周边县市之间的关系.然而,调整也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文章认为,提高城市的竞争力,推动相邻城市间的协调发展,关键还是要从法制层面上创新,要改革我国城市的设置办法,形成新的管治模式,建立科学、合理的城市协调发展机制,加强区域规划的编制和实施. |
| [12] | . 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运用LandsatTM/ETM影像和Arcgis软件研究行政区划调整影响下城市空间扩展过程中城市用地增长的数量变化、时空格局以及扩展模式等的变化特征。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使番禺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空间扩展迅速;1992年番禺"撤县设市"后,城市建设用地增长总量持续增加,城市扩展模式以自组织特征为主,主要增长区域是中心城区和经济发达的中心镇;2000年"撤市设区"和2005年辖区范围调整后,广州市政府和新的城市规划成为促使番禺城市空间扩展从自组织向他组织转变的重要因素,城市空间增长结构表现出以广州大学城为代表的城市"植入体"增长带动为主的特征。总体上,行政区划调整适应番禺城市发展和促进城市空间扩展,城市增长模式和管理制度仍需创新。 . 以广州市番禺区为例,运用LandsatTM/ETM影像和Arcgis软件研究行政区划调整影响下城市空间扩展过程中城市用地增长的数量变化、时空格局以及扩展模式等的变化特征。结果显示,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使番禺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城市空间扩展迅速;1992年番禺"撤县设市"后,城市建设用地增长总量持续增加,城市扩展模式以自组织特征为主,主要增长区域是中心城区和经济发达的中心镇;2000年"撤市设区"和2005年辖区范围调整后,广州市政府和新的城市规划成为促使番禺城市空间扩展从自组织向他组织转变的重要因素,城市空间增长结构表现出以广州大学城为代表的城市"植入体"增长带动为主的特征。总体上,行政区划调整适应番禺城市发展和促进城市空间扩展,城市增长模式和管理制度仍需创新。 |
| [13] | . 行政区划是政府间关系的直接反映,行政区划变更意味着空间支配权力的调整。城市增长边界(UGB)是在城市建设地区和限制开发地区之间划定的界线或区域,用于限制城市发展规模、界定城市建设范围。城乡规划的范围和工作内容与城市行政区及其调整具有密切关系。基于此,研究根据1978年以来我国行政区划调整和行政权利变化格局,简要分析集权格局和分权格局对城市发展的不同作用,引用UGB在土地供应限制、土地用途限制、开发建设时限限制三方面的效能原理,探讨三种效能对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重点解析UGB划定和行政区划调整在城市发展空间拓展、区域空间优化重组和城市发展时序控制、区域发展统筹等方面的共同作用,诠释行政区划调整与UGB划定的相关性。 . 行政区划是政府间关系的直接反映,行政区划变更意味着空间支配权力的调整。城市增长边界(UGB)是在城市建设地区和限制开发地区之间划定的界线或区域,用于限制城市发展规模、界定城市建设范围。城乡规划的范围和工作内容与城市行政区及其调整具有密切关系。基于此,研究根据1978年以来我国行政区划调整和行政权利变化格局,简要分析集权格局和分权格局对城市发展的不同作用,引用UGB在土地供应限制、土地用途限制、开发建设时限限制三方面的效能原理,探讨三种效能对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重点解析UGB划定和行政区划调整在城市发展空间拓展、区域空间优化重组和城市发展时序控制、区域发展统筹等方面的共同作用,诠释行政区划调整与UGB划定的相关性。 |
| [14] | . 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的深入,我国城市空间发展处于强烈的重构过程之中,因此城市空间演变与重构的内在机制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同时由于行政区划调整与城乡空间发展密切相关,围绕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讨论也引起空前的关注。行政区划调整实质上意味着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权力变化的过程,从而引发权力作用对象的物质空间不断重构与发展。撤县(市)设区调整的实质可以说是政区行政范围和政府权力的组合调整,城市行政范围的调整通过边界的变动实现,而县(市)级政府与市一级政府之间权力的博弈最终也会体现在边界的调整中。这种调整对城市空间对演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人们在研究撤县设区时却往往忽略了边界划分的不同模式选择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重点围绕撤县设区的不同划界模式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展开研究。文章将撤县设区归纳总结为三种划界模式:整建制拼合式、整建制包围式、拆分包围式;并演绎推理了不同划界模式下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整建制拼合式下城市的空间形态被彻底颠覆,撤并后城市整体空间结构多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变,但撤并县(市)与原市辖区边界空间难以融合,基础设施难以互融互通,导致边界空间被低效浪费,虚假城市化现象凸显;整建制包围式推动中心城区规模快速扩张,但整体空间调整依然受限,中心城区功能升级乏力,边界空间低效浪费,边界效应强化,空间景观品质不佳;拆分包围式助推城市空间由“单中心”向“带型、多组团、网状式”的大都市区空间形态演化,中心城区空间与功能实现优化组合,外围空间品质提升明显,但也容易形成摊大饼式的空间问题。 . 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分权化的深入,我国城市空间发展处于强烈的重构过程之中,因此城市空间演变与重构的内在机制成为学界研究的重点。同时由于行政区划调整与城乡空间发展密切相关,围绕城市行政区划调整的讨论也引起空前的关注。行政区划调整实质上意味着不同层级政府之间权力变化的过程,从而引发权力作用对象的物质空间不断重构与发展。撤县(市)设区调整的实质可以说是政区行政范围和政府权力的组合调整,城市行政范围的调整通过边界的变动实现,而县(市)级政府与市一级政府之间权力的博弈最终也会体现在边界的调整中。这种调整对城市空间对演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但人们在研究撤县设区时却往往忽略了边界划分的不同模式选择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重点围绕撤县设区的不同划界模式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展开研究。文章将撤县设区归纳总结为三种划界模式:整建制拼合式、整建制包围式、拆分包围式;并演绎推理了不同划界模式下对城市空间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整建制拼合式下城市的空间形态被彻底颠覆,撤并后城市整体空间结构多由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变,但撤并县(市)与原市辖区边界空间难以融合,基础设施难以互融互通,导致边界空间被低效浪费,虚假城市化现象凸显;整建制包围式推动中心城区规模快速扩张,但整体空间调整依然受限,中心城区功能升级乏力,边界空间低效浪费,边界效应强化,空间景观品质不佳;拆分包围式助推城市空间由“单中心”向“带型、多组团、网状式”的大都市区空间形态演化,中心城区空间与功能实现优化组合,外围空间品质提升明显,但也容易形成摊大饼式的空间问题。 |
| [15] | . 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与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密切相关。目前涉及到城市及城市地区的行政区划调整以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为主,主要包括"撤县(市)设区"、"区县合并"和"区界重组"这三种类型。本文通过对1983年以来所有撤县(市)设区和区县合并案例的发生特征进行统计分析,认为2000年以前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表现出广泛的城市数量扩张与重点城市规模扩张并举的特点;2000年以后则表现为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城市大规模扩张。继而本文总结了近几年来区界重组的发生情况,认为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从城市规模扩张进入到城市功能与内涵提升的新阶段,区界重组正在取代撤县(市)设区和区县合并,成为我国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新趋势。 . 我国的城市化发展与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密切相关。目前涉及到城市及城市地区的行政区划调整以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为主,主要包括"撤县(市)设区"、"区县合并"和"区界重组"这三种类型。本文通过对1983年以来所有撤县(市)设区和区县合并案例的发生特征进行统计分析,认为2000年以前我国的城市化发展表现出广泛的城市数量扩张与重点城市规模扩张并举的特点;2000年以后则表现为建立在经济发展基础之上的城市大规模扩张。继而本文总结了近几年来区界重组的发生情况,认为随着我国城市化发展从城市规模扩张进入到城市功能与内涵提升的新阶段,区界重组正在取代撤县(市)设区和区县合并,成为我国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新趋势。 |
| [16] |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大量市县层面调整.行政区划的调整与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人口再分布密切相关.行政区划调整适应了城镇化进程的需要,为加快城镇发展,促进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撤县设区释放了一批中心城市的增长潜力,对城市群核心载体的培育,城市集聚效应的外溢发挥着重要作用.撤县设市脚步的放慢,影响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释放,不利于新时期我国城镇空间结构的优化完善.在此认识基础上,结合对未来城镇空间结构演化的趋势判断,提出了推进县改市进程等行政区划调整政策建议,并在GIS平台上识别了我国未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重点区域. .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行了大量市县层面调整.行政区划的调整与城镇化进程中的城镇人口再分布密切相关.行政区划调整适应了城镇化进程的需要,为加快城镇发展,促进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迁移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撤县设区释放了一批中心城市的增长潜力,对城市群核心载体的培育,城市集聚效应的外溢发挥着重要作用.撤县设市脚步的放慢,影响了县域经济发展活力的释放,不利于新时期我国城镇空间结构的优化完善.在此认识基础上,结合对未来城镇空间结构演化的趋势判断,提出了推进县改市进程等行政区划调整政策建议,并在GIS平台上识别了我国未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重点区域. |
| [17] | . 行政区划研究一直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与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资源的新论断,对于重新认识和发挥行政区划在空间治理和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回顾总结行政区划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梳理了行政区划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了新时期政区设置的背景和影响因素发生的重大变化,如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人口经济集聚的空间格局,自然地理格局对行政区划设置的影响日益减小,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为扩大管理幅度创造了条件。结合空间治理的新需求提出了新时期的行政区划研究应把握3条主线,分别是优化和提高区域管理效率、预防和保障区域治理安全和推进政区精准精细化管理。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发,提出行政层级和管辖幅度的优化可以提高空间治理效率;缩小经济强省和面积大省的管辖幅度可以保障空间治理安全;合理的管辖幅度和基层政区的优化设置有助于加强空间治理的精准化和精细化。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调整可以让空间治理更好的发挥作用,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空间治理体系提供基础支撑。 . 行政区划研究一直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与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资源的新论断,对于重新认识和发挥行政区划在空间治理和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回顾总结行政区划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梳理了行政区划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了新时期政区设置的背景和影响因素发生的重大变化,如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人口经济集聚的空间格局,自然地理格局对行政区划设置的影响日益减小,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为扩大管理幅度创造了条件。结合空间治理的新需求提出了新时期的行政区划研究应把握3条主线,分别是优化和提高区域管理效率、预防和保障区域治理安全和推进政区精准精细化管理。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发,提出行政层级和管辖幅度的优化可以提高空间治理效率;缩小经济强省和面积大省的管辖幅度可以保障空间治理安全;合理的管辖幅度和基层政区的优化设置有助于加强空间治理的精准化和精细化。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调整可以让空间治理更好的发挥作用,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空间治理体系提供基础支撑。 |
| [18] | . 空间扩张方式是否科学以及由此形成的空间结构是否合理是直接影响大城市整体功能协调性、承载力和发展可持续性的根本原因.文章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历史进展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结合我国实际,就今后该领域研究的方向和重点提出建设性建议. . 空间扩张方式是否科学以及由此形成的空间结构是否合理是直接影响大城市整体功能协调性、承载力和发展可持续性的根本原因.文章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历史进展进行了梳理和总结,结合我国实际,就今后该领域研究的方向和重点提出建设性建议. |
| [19] | . 运用遥感方法分析了1995-2010年沈阳市城市空间扩展过程,以"资金流"为视角探讨这一时空过程的动力机制,分析了"资金流"作用的影响因素。"资金流"不但影响沈阳市城市空间的扩展速度,还影响扩展方向。1995-2010年沈阳市城市用地空间扩展总体呈多方向扩张。分为三个时段:1995-2000年,以南—北向轴带扩张为主;2000-2006年,以东北—西南向轴带扩张为主;2006-2010年,多方向均匀扩张明显。沈阳市城市空间扩张与"资金流"变化具有一定的契合性,沈阳市的"资金流"在该时期经历由匮乏到充裕、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的演变过程,同时城市空间扩展也经历了由慢变快,由轴向扩展向多方向扩展的变化过程。分析表明影响"资金流"作用效果的主要因素包括政策、大事件和行政区经济。 . 运用遥感方法分析了1995-2010年沈阳市城市空间扩展过程,以"资金流"为视角探讨这一时空过程的动力机制,分析了"资金流"作用的影响因素。"资金流"不但影响沈阳市城市空间的扩展速度,还影响扩展方向。1995-2010年沈阳市城市用地空间扩展总体呈多方向扩张。分为三个时段:1995-2000年,以南—北向轴带扩张为主;2000-2006年,以东北—西南向轴带扩张为主;2006-2010年,多方向均匀扩张明显。沈阳市城市空间扩张与"资金流"变化具有一定的契合性,沈阳市的"资金流"在该时期经历由匮乏到充裕、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的演变过程,同时城市空间扩展也经历了由慢变快,由轴向扩展向多方向扩展的变化过程。分析表明影响"资金流"作用效果的主要因素包括政策、大事件和行政区经济。 |
| [20] | .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截止2015年底，城市数量从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656个;城镇化水平从17.92％增加到56.1％;城镇人口持续快速增长，从17245万人增加到了77116万人，增加了3.47倍。城镇化快速发展促进了城市的急剧扩张和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需要设置更多的城市型政区加以承载和支撑，因此，给行政区划调整和改革带来了新需求和新挑战。中国现在的城市行政区划设置和空间格局远远不能适应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城市数量偏少，难以承载数量庞大的城市人口和持续扩张的城市空间;(2)区域城镇化水平差异大，城... 展开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截止2015年底，城市数量从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656个;城镇化水平从17.92％增加到56.1％;城镇人口持续快速增长，从17245万人增加到了77116万人，增加了3.47倍。城镇化快速发展促进了城市的急剧扩张和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需要设置更多的城市型政区加以承载和支撑，因此，给行政区划调整和改革带来了新需求和新挑战。中国现在的城市行政区划设置和空间格局远远不能适应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城市数量偏少，难以承载数量庞大的城市人口和持续扩张的城市空间;(2)区域城镇化水平差异大，城市空间布局不均衡，城市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城市数量偏少;(3)城市人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小城市数量少且人口集聚能力弱，“大城市病”严重与小城市发展活力不足并存;(4)很多城市中心城区发展空间明显不足、市辖区结构和管辖幅度不合理，行政区划调整的需求十分强烈。有必要对城市型政区存在的这些突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完善区域城镇体系结构、促进城市群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适应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本文基于区域活力与行政效率、行政管理幅度与管理成本、中心地理论、城市等级规模结构理论和断裂点理论，充分收集和整理相关数据、案例和基础资料，在阐释城镇化和城市型政区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中国城市型政区行政区划的设置与时空演化过程，重点分析和总结了中国建制市的发展历程，详细探讨了世界主要国家和中国的城市设置模式的差别，对比分析了国内外城市行政区划的管辖层级和管理幅度方面的异同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各类城市型政区区划设置和调整的改革方向。 文章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型政区的时空演变过程，分析了城市型政区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特征及不同模式。主要从城市空间扩展与功能变化、城市人口的增长与集聚、交通优化与区位袭夺、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政策调控与引导等视角，详细分析了我国城市型政区调整的影响因素。重点分析了不同模式下城市型政区行政区划的调整机理，特别是管辖幅度、发展活力、城市功能结构、城乡统筹与行政管理效率等方面的相互作用机制。 对过去城市型政区行政区划调整的几个模式进行了总结和效果评估，研究发现，撤县设市成效显著，有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城市等级升格是培育区域中心城市的有效手段，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城镇化水平、优化管辖幅度及提高行政效率;撤县（市）设区是优化整合要素资源，有效扩展城市发展空间的重要路径，有助于加快区域分工与经济一体化、减少协调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及促进中心城市规模等级升格等;市辖区结构调整是优化管辖幅度、提高管理效率的必然要求，且有助于旧城保护和统一规划管理、重新整合资源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型政区的行政区划调整远未到位，历史遗留问题较多，政区设置和政策引导缺位的现象十分普遍，如城市管辖幅度不合理、行政层级过多、城镇化率虚高、半城市化现象凸显、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有待加强、区划调整方案过度超前或不合理等，城市型政区的设置、调整与管理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此外，文章结合若干典型案例，对新区、开发区向行政区的转变路径、特大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培育、城市“飞地型”市辖区的改革方向等典型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通过这些案例的实证研究，希望对今后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和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最后，立足于优化我国中心城市空间格局的目标，文章构建了城市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了289个地级以上中心城市的综合实力，基于“断裂点模型”和加权Voronoi图方法分析了我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影响范围进行了划分，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城市型政区的设置与空间布局提出了优化思路:今后应有序增加不同等级的建制市数量，增设深圳、青岛、大连三个直辖市，增设30个左右地级市，以及100多个县级市。并且，进一步优化市辖区的空间结构，完善城市型政区管理体制，逐步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与城市型政区协调有序发展。 收起 .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截止2015年底，城市数量从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656个;城镇化水平从17.92％增加到56.1％;城镇人口持续快速增长，从17245万人增加到了77116万人，增加了3.47倍。城镇化快速发展促进了城市的急剧扩张和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需要设置更多的城市型政区加以承载和支撑，因此，给行政区划调整和改革带来了新需求和新挑战。中国现在的城市行政区划设置和空间格局远远不能适应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城市数量偏少，难以承载数量庞大的城市人口和持续扩张的城市空间;(2)区域城镇化水平差异大，城... 展开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城镇化发展进入了快车道。截止2015年底，城市数量从1978年的193个增加到656个;城镇化水平从17.92％增加到56.1％;城镇人口持续快速增长，从17245万人增加到了77116万人，增加了3.47倍。城镇化快速发展促进了城市的急剧扩张和城市人口的快速增加，需要设置更多的城市型政区加以承载和支撑，因此，给行政区划调整和改革带来了新需求和新挑战。中国现在的城市行政区划设置和空间格局远远不能适应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需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城市数量偏少，难以承载数量庞大的城市人口和持续扩张的城市空间;(2)区域城镇化水平差异大，城市空间布局不均衡，城市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城市数量偏少;(3)城市人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小城市数量少且人口集聚能力弱，“大城市病”严重与小城市发展活力不足并存;(4)很多城市中心城区发展空间明显不足、市辖区结构和管辖幅度不合理，行政区划调整的需求十分强烈。有必要对城市型政区存在的这些突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以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完善区域城镇体系结构、促进城市群和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适应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本文基于区域活力与行政效率、行政管理幅度与管理成本、中心地理论、城市等级规模结构理论和断裂点理论，充分收集和整理相关数据、案例和基础资料，在阐释城镇化和城市型政区等相关概念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中国城市型政区行政区划的设置与时空演化过程，重点分析和总结了中国建制市的发展历程，详细探讨了世界主要国家和中国的城市设置模式的差别，对比分析了国内外城市行政区划的管辖层级和管理幅度方面的异同点，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各类城市型政区区划设置和调整的改革方向。 文章全面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型政区的时空演变过程，分析了城市型政区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特征及不同模式。主要从城市空间扩展与功能变化、城市人口的增长与集聚、交通优化与区位袭夺、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政策调控与引导等视角，详细分析了我国城市型政区调整的影响因素。重点分析了不同模式下城市型政区行政区划的调整机理，特别是管辖幅度、发展活力、城市功能结构、城乡统筹与行政管理效率等方面的相互作用机制。 对过去城市型政区行政区划调整的几个模式进行了总结和效果评估，研究发现，撤县设市成效显著，有助于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城市等级升格是培育区域中心城市的有效手段，可以有效促进经济增长、提高城镇化水平、优化管辖幅度及提高行政效率;撤县（市）设区是优化整合要素资源，有效扩展城市发展空间的重要路径，有助于加快区域分工与经济一体化、减少协调成本提高行政效率及促进中心城市规模等级升格等;市辖区结构调整是优化管辖幅度、提高管理效率的必然要求，且有助于旧城保护和统一规划管理、重新整合资源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与此同时，我国城市型政区的行政区划调整远未到位，历史遗留问题较多，政区设置和政策引导缺位的现象十分普遍，如城市管辖幅度不合理、行政层级过多、城镇化率虚高、半城市化现象凸显、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有待加强、区划调整方案过度超前或不合理等，城市型政区的设置、调整与管理工作，依然任重而道远。 此外，文章结合若干典型案例，对新区、开发区向行政区的转变路径、特大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区域性中心城市的培育、城市“飞地型”市辖区的改革方向等典型问题进行了系统探讨，通过这些案例的实证研究，希望对今后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和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参考。 最后，立足于优化我国中心城市空间格局的目标，文章构建了城市综合实力评价指标体系，并测算了289个地级以上中心城市的综合实力，基于“断裂点模型”和加权Voronoi图方法分析了我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影响范围进行了划分，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城市型政区的设置与空间布局提出了优化思路:今后应有序增加不同等级的建制市数量，增设深圳、青岛、大连三个直辖市，增设30个左右地级市，以及100多个县级市。并且，进一步优化市辖区的空间结构，完善城市型政区管理体制，逐步实现社会经济发展、城镇化进程与城市型政区协调有序发展。 收起 |
| [21] | . 采用 GIS空间分析技术 ,对 1 982～ 1 997年期间北京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时空过程进行空间聚类和历史形态分析。证实工业用地的高速外向扩展是北京城市土地利用规模“超常膨胀”的主要原因 ;揭示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空间分异规律 ,阐明城市土地利用扩展中心和扩展轴的时空迁移模式 . 采用 GIS空间分析技术 ,对 1 982～ 1 997年期间北京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时空过程进行空间聚类和历史形态分析。证实工业用地的高速外向扩展是北京城市土地利用规模“超常膨胀”的主要原因 ;揭示城市土地利用扩展的空间分异规律 ,阐明城市土地利用扩展中心和扩展轴的时空迁移模式 |
| [22] | . 采用珠三角1988、1998、2006年3个时相的建设用地解译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工具，采用空间重心分析、象限缓冲区分析、典型区位空间分析、景观形态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对1988年以来珠三角建设用地扩展的空间特征进行研究。其结果表明：1988年以来，珠三角的建设用地进入高速扩展时期，建设用地空间重心总体向东南方向移动，整个区域东部及南部的建设用地扩展占绝对优势，特别在近珠江口以及珠江口东岸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围绕珠江口形成“剧烈扩展型―强扩展型―弱扩展型―稳定型”递变圈层结构；建设用地总体上呈现向沿路、沿海和平原区等典型区位集聚的特征，但在斑块层面上则表现出形态复杂和布局散乱的特点，且围绕城市中心区形成“集聚（高水平）―分散―集聚（低水平）”的圈层递变结构。 . 采用珠三角1988、1998、2006年3个时相的建设用地解译数据，借助GIS空间分析工具，采用空间重心分析、象限缓冲区分析、典型区位空间分析、景观形态分析等空间分析方法，对1988年以来珠三角建设用地扩展的空间特征进行研究。其结果表明：1988年以来，珠三角的建设用地进入高速扩展时期，建设用地空间重心总体向东南方向移动，整个区域东部及南部的建设用地扩展占绝对优势，特别在近珠江口以及珠江口东岸地区表现得更加明显，围绕珠江口形成“剧烈扩展型―强扩展型―弱扩展型―稳定型”递变圈层结构；建设用地总体上呈现向沿路、沿海和平原区等典型区位集聚的特征，但在斑块层面上则表现出形态复杂和布局散乱的特点，且围绕城市中心区形成“集聚（高水平）―分散―集聚（低水平）”的圈层递变结构。 |
| [23] | .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LUCC)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本文采用相同空间分辨率的卫星遥感信息源和相同的技术方法,对中国1980年代末到2010年土地利用变化数据进行定期更新。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发展土地利用动态区划的方法,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格局与时空特征。我们发现:1990-2010年的20年间,中国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南减北增,总量基本持衡,新增耕地的重心逐步由东北向西北移动"是耕地变化的基本特征;"扩展提速,东部为重心,向中西部蔓延"是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的基本特征;"林地前减后增,荒漠前增后减,草地持续减少"是非人工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主要特征。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两个10年相比,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空间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原有的13个土地利用变化区划单元演变为15个单元,且部分区划单元边界发生变化。主要变化格局特征为黄淮海地区、东南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四川盆地城镇工矿用地呈现明显的加速扩张态势;北方地区耕地开垦重心由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转向西北绿洲农业区;东北地区旱作耕地持续转变为水田;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南部、黄土高原和西南山地退耕还林还草效果初显。近20年间,尽管气候变化对北方地区的耕地变化有一定的影响,但政策调控和经济驱动仍然是导致我国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时空差异的主要原因。2000年后的第一个10年,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人为驱动因素已由单向国土开发为主,转变为开发与保护并重。在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方法方面,应用"动态区划法"开展世纪之交两个10年中国LUCC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有效揭示了20年来中国LUCC"格局的变化过程",即动态区划边界的推移、区划单元内部特征的变化与单元的消长等;以及"变化过程的格局",即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与特征的分阶段区域差异,清晰刻画了LUCC动态区划中区划单元的消长,单元边界的变动,以及前后10年的变化强度特征,揭示了土地利用"格局"与"过程"之间的交替转化规律,以及不同类型和区域的变化原因,证明了该分析方法的有效性。 .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LUCC)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本文采用相同空间分辨率的卫星遥感信息源和相同的技术方法,对中国1980年代末到2010年土地利用变化数据进行定期更新。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发展土地利用动态区划的方法,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格局与时空特征。我们发现:1990-2010年的20年间,中国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南减北增,总量基本持衡,新增耕地的重心逐步由东北向西北移动"是耕地变化的基本特征;"扩展提速,东部为重心,向中西部蔓延"是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的基本特征;"林地前减后增,荒漠前增后减,草地持续减少"是非人工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主要特征。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两个10年相比,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空间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原有的13个土地利用变化区划单元演变为15个单元,且部分区划单元边界发生变化。主要变化格局特征为黄淮海地区、东南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四川盆地城镇工矿用地呈现明显的加速扩张态势;北方地区耕地开垦重心由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转向西北绿洲农业区;东北地区旱作耕地持续转变为水田;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南部、黄土高原和西南山地退耕还林还草效果初显。近20年间,尽管气候变化对北方地区的耕地变化有一定的影响,但政策调控和经济驱动仍然是导致我国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时空差异的主要原因。2000年后的第一个10年,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人为驱动因素已由单向国土开发为主,转变为开发与保护并重。在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方法方面,应用"动态区划法"开展世纪之交两个10年中国LUCC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有效揭示了20年来中国LUCC"格局的变化过程",即动态区划边界的推移、区划单元内部特征的变化与单元的消长等;以及"变化过程的格局",即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与特征的分阶段区域差异,清晰刻画了LUCC动态区划中区划单元的消长,单元边界的变动,以及前后10年的变化强度特征,揭示了土地利用"格局"与"过程"之间的交替转化规律,以及不同类型和区域的变化原因,证明了该分析方法的有效性。 |
| [24] | . 在当今世界,城市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和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市空间扩展,是城市化进程的具体表现形式。城市空间不断扩展、演化、聚集,区域经济、空间一体化程度加强,城市群应运而生。而城市群作为一种高级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其空间形态演化、扩张过程及其驱动力,近年来受到众多****的关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细分为"一核、五圈、四带",上海市定位为长三角发展核心城市,南京市是城市群中唯一的特大城市。南京都市圈作为五大都市圈之一,地理范围涵盖南京、镇江、扬州三座城市,将打造成为以南京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圈。本文以1985年、1993年、2001年、2009年、2016年Landsat卫星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开展对南京都市圈城市建成区空间扩展的监测研究。利用遥感及GIS空间分析方法,提取城市不透水面信息并划定城市建成区边界,对32年来南京都市圈城市建成区的空间扩展时空特征、形态特征、扩展模式、扩展合理性以及都市圈城市交界区域的城镇扩展情况进行了探讨,同时分析了影响建成区扩展的驱动力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通过对NDBI、IBI、BCI、CBI四种建筑用地指数提取不透水面信息的方法进行实验对比,从定性、定量的角度比较分析发现:BCI指数在提取不透水面信息时对于不同地物类型的区分度较高,是提取不透水面信息的有效方法。在初步提取结果的基础上,通过距离加权的不透水面聚集度计算分析,可以较好地反映南京都市圈城市不透水面的分布聚集情况。(2)1985～2016年间,南京都市圈城市建成区面积在数量上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每座城市在扩展强度上均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重心转移及扩展方向方面,镇江市重心持续向东南方向移动,城市沿西北—东南方向扩展,南京和扬州市的重心转移和扩展方向则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呈现显著的阶段性特征。1985～2016年间,扬州市的紧凑度指数整体高于宁镇二市,城市空间更为紧凑;南京市的紧凑度指数逐年减小,表明城市空间结构越来越松散;从放射状指数来看,镇江市的放射状指数是变化最大的,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说明镇江市建成区的形状轮廓越来越不规则。(3)城市扩展模式方面,结合各城市的发展条件、空间形态,得出扬州市属于集中式同心圆扩展、镇江市属于带状轴向扩展、南京市属于多中心网状扩展模式的结论。进一步使用城市扩展弹性系数评价城市扩展的合理性,提出当扩展弹性系数值不大于3时,即属于合理情况。南京市历年来城市扩展弹性系数接近于3,属于合理的扩张状态;镇江、扬州各年份的扩展弹性系数值偏高,原因是人口增长率过低,表明城市空间的扩展与人口发展之间存在失衡现象。影响南京都市圈城市建成区扩展的驱动力因素,主要包括行政区划因素、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发展因素、政策导向因素等。(4)分析都市圈城市行政边界的交界区域不透水面增长状况,结果发现宝华镇与黄梅镇不透水面增长剧烈。选取宝华镇、黄梅镇为都市圈一体化先行区,2001～2016年间,宝华镇、黄梅镇从无明显城市建设迹象的农村乡镇转变为初具规模的卫星城镇,2016年城镇建成区面积分别为10.39、5.32平方千米。 . 在当今世界,城市化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潮流和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进程逐步加快。城市空间扩展,是城市化进程的具体表现形式。城市空间不断扩展、演化、聚集,区域经济、空间一体化程度加强,城市群应运而生。而城市群作为一种高级的城市空间组织形式,其空间形态演化、扩张过程及其驱动力,近年来受到众多****的关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群细分为"一核、五圈、四带",上海市定位为长三角发展核心城市,南京市是城市群中唯一的特大城市。南京都市圈作为五大都市圈之一,地理范围涵盖南京、镇江、扬州三座城市,将打造成为以南京为中心、辐射带动周边城市发展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圈。本文以1985年、1993年、2001年、2009年、2016年Landsat卫星遥感影像为主要数据源,开展对南京都市圈城市建成区空间扩展的监测研究。利用遥感及GIS空间分析方法,提取城市不透水面信息并划定城市建成区边界,对32年来南京都市圈城市建成区的空间扩展时空特征、形态特征、扩展模式、扩展合理性以及都市圈城市交界区域的城镇扩展情况进行了探讨,同时分析了影响建成区扩展的驱动力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通过对NDBI、IBI、BCI、CBI四种建筑用地指数提取不透水面信息的方法进行实验对比,从定性、定量的角度比较分析发现:BCI指数在提取不透水面信息时对于不同地物类型的区分度较高,是提取不透水面信息的有效方法。在初步提取结果的基础上,通过距离加权的不透水面聚集度计算分析,可以较好地反映南京都市圈城市不透水面的分布聚集情况。(2)1985～2016年间,南京都市圈城市建成区面积在数量上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每座城市在扩展强度上均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重心转移及扩展方向方面,镇江市重心持续向东南方向移动,城市沿西北—东南方向扩展,南京和扬州市的重心转移和扩展方向则在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呈现显著的阶段性特征。1985～2016年间,扬州市的紧凑度指数整体高于宁镇二市,城市空间更为紧凑;南京市的紧凑度指数逐年减小,表明城市空间结构越来越松散;从放射状指数来看,镇江市的放射状指数是变化最大的,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这说明镇江市建成区的形状轮廓越来越不规则。(3)城市扩展模式方面,结合各城市的发展条件、空间形态,得出扬州市属于集中式同心圆扩展、镇江市属于带状轴向扩展、南京市属于多中心网状扩展模式的结论。进一步使用城市扩展弹性系数评价城市扩展的合理性,提出当扩展弹性系数值不大于3时,即属于合理情况。南京市历年来城市扩展弹性系数接近于3,属于合理的扩张状态;镇江、扬州各年份的扩展弹性系数值偏高,原因是人口增长率过低,表明城市空间的扩展与人口发展之间存在失衡现象。影响南京都市圈城市建成区扩展的驱动力因素,主要包括行政区划因素、自然地理因素、经济发展因素、政策导向因素等。(4)分析都市圈城市行政边界的交界区域不透水面增长状况,结果发现宝华镇与黄梅镇不透水面增长剧烈。选取宝华镇、黄梅镇为都市圈一体化先行区,2001～2016年间,宝华镇、黄梅镇从无明显城市建设迹象的农村乡镇转变为初具规模的卫星城镇,2016年城镇建成区面积分别为10.39、5.32平方千米。 |
| [25] | . 基于多时相卫星遥感影像和GIS技术，对珠三角城市群不同时期的工业生产空间信息进行精准提取，利用多种模型定量分析了其空间扩展格局与特征，并进一步揭示了影响其时空演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1990年以来，珠三角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总体上呈现由核心向边缘扩散的特征，且扩展热点格局不断变动，热点区的中心极化作用逐渐减弱；②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态变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和异质性，2007年以前工业生产空间的破碎化程度增加而紧凑性降低，其面积的增加以外部扩展为主，而2007年以后的变化与此相反；③在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的不同阶段，驱动机制有所不同，政策因素、经济全球化、区域城镇化以及技术的进步与创新等，推动着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演化与重构。 . 基于多时相卫星遥感影像和GIS技术，对珠三角城市群不同时期的工业生产空间信息进行精准提取，利用多种模型定量分析了其空间扩展格局与特征，并进一步揭示了影响其时空演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1990年以来，珠三角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总体上呈现由核心向边缘扩散的特征，且扩展热点格局不断变动，热点区的中心极化作用逐渐减弱；②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态变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和异质性，2007年以前工业生产空间的破碎化程度增加而紧凑性降低，其面积的增加以外部扩展为主，而2007年以后的变化与此相反；③在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的不同阶段，驱动机制有所不同，政策因素、经济全球化、区域城镇化以及技术的进步与创新等，推动着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演化与重构。 |
| [26] | . 大都市区是城市化进程的客观产物和重要特征。随着中国大都市区的成长,需要对大都市区的公共事务进行整体性治理。大都市区的整体性治理存在着行政边界与功能边界不一致的张力,需要冲破大都市区内部碎片化行政边界对区域整体性治理功能的制约,而传统单中心政府治理模式在本质上受制于行政边界,无法突破行政边界对大都市区整体性功能边界的制约。与政府不同,市场和社会主体能够跨越行政的边界,在不同行政辖区同时发挥参与治理的重要作用。因此,要冲破行政边界对大都市区公共事务治理功能的制约,推进大都市区的整体性治理,就需要推进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切实发挥市场和社会主体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作用。 . 大都市区是城市化进程的客观产物和重要特征。随着中国大都市区的成长,需要对大都市区的公共事务进行整体性治理。大都市区的整体性治理存在着行政边界与功能边界不一致的张力,需要冲破大都市区内部碎片化行政边界对区域整体性治理功能的制约,而传统单中心政府治理模式在本质上受制于行政边界,无法突破行政边界对大都市区整体性功能边界的制约。与政府不同,市场和社会主体能够跨越行政的边界,在不同行政辖区同时发挥参与治理的重要作用。因此,要冲破行政边界对大都市区公共事务治理功能的制约,推进大都市区的整体性治理,就需要推进政府治理模式创新,切实发挥市场和社会主体在公共事务治理中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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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 <p>从路径创造和尺度政治的复合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惠州的发展历程重新进行了梳理,探讨惠州区域发展中的路径依赖、路径创造及其中的尺度政治。惠州区域发展中存在由路径依赖到路径创造的转变,并且尺度政治是实现路径突破的主要策略。在惠州发展路径创造的尺度政治过程中,地方政府是主导尺度上推的能动主体,而中央政府则掌握着对尺度体系的控制权力。珠三角核心区利用自我强化的结构性作用建构尺度固定,形成相对稳定的区域劳动分工结构;而作为外围地区的惠州则动员外界组织、组建外部联盟进行尺度上推,并由此实现了发展路径的创造。广东惠州的案例研究发现边缘地区可以通过尺度政治的策略尝试打破由中心地区支配的非均衡发展状态,这一结论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实践及路径创造理论完善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p> . <p>从路径创造和尺度政治的复合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广东惠州的发展历程重新进行了梳理,探讨惠州区域发展中的路径依赖、路径创造及其中的尺度政治。惠州区域发展中存在由路径依赖到路径创造的转变,并且尺度政治是实现路径突破的主要策略。在惠州发展路径创造的尺度政治过程中,地方政府是主导尺度上推的能动主体,而中央政府则掌握着对尺度体系的控制权力。珠三角核心区利用自我强化的结构性作用建构尺度固定,形成相对稳定的区域劳动分工结构;而作为外围地区的惠州则动员外界组织、组建外部联盟进行尺度上推,并由此实现了发展路径的创造。广东惠州的案例研究发现边缘地区可以通过尺度政治的策略尝试打破由中心地区支配的非均衡发展状态,这一结论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实践及路径创造理论完善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p> |
| [30] | . 转型时期构建和谐社会要求调节或缓和利益冲突,且能够在利益边界空间中寻求利益张力平衡的状态.基于尊重利益边界的前提,通过划分利益边界、平衡利益边界 结构、规范利益冲突制度、整合利益观念等利益冲突整合机制,以遏制当前日益加剧的利益冲突,达致利益表达、利益竞争、利益实现的有序以及社会和谐稳定. . 转型时期构建和谐社会要求调节或缓和利益冲突,且能够在利益边界空间中寻求利益张力平衡的状态.基于尊重利益边界的前提,通过划分利益边界、平衡利益边界 结构、规范利益冲突制度、整合利益观念等利益冲突整合机制,以遏制当前日益加剧的利益冲突,达致利益表达、利益竞争、利益实现的有序以及社会和谐稳定. |
| [31] | . 作为静态的抽象地理要素,行政边界如何影响城市用地的空间扩张过程?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构造符合中国城市群发展历程的行政边界效应阶段模型,并根据城市群发育过程中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将其分为四个阶段:隐形阶段、异化阶段、疏导阶段和消融阶段,分析不同阶段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空间特征和动力机制。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实证案例,采用趋同分析和β回归方程测度不同类型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边界效应。研究表明:行政级别跨度越大,边界效应越大,城市间城市用地扩张规模的差距也越大;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累积性的特点,时间越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效应越显著。为突破行政边界制约、合理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实现城市群城市用地理性扩张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 作为静态的抽象地理要素,行政边界如何影响城市用地的空间扩张过程?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构造符合中国城市群发展历程的行政边界效应阶段模型,并根据城市群发育过程中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将其分为四个阶段:隐形阶段、异化阶段、疏导阶段和消融阶段,分析不同阶段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空间特征和动力机制。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实证案例,采用趋同分析和β回归方程测度不同类型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边界效应。研究表明:行政级别跨度越大,边界效应越大,城市间城市用地扩张规模的差距也越大;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累积性的特点,时间越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效应越显著。为突破行政边界制约、合理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实现城市群城市用地理性扩张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
| [32] | . 尺度重组和地域重构理论是当前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全球化时代城市与区域空间重构和治理重构的热点理论。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对当代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分析,对尺度重组和地域重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并阐明了它们之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研究认为,尺度重组和地域重构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过程,当资本为了克服危机而在地域组织上进行去地域化与再地域化时,地域组织(城市和国家)也同时发生了尺度重组,它们描述的是同一个资本转型的过程。 . 尺度重组和地域重构理论是当前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全球化时代城市与区域空间重构和治理重构的热点理论。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对当代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分析,对尺度重组和地域重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解析,并阐明了它们之间内在的、本质的联系。研究认为,尺度重组和地域重构是一个一体两面的过程,当资本为了克服危机而在地域组织上进行去地域化与再地域化时,地域组织(城市和国家)也同时发生了尺度重组,它们描述的是同一个资本转型的过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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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 . 分析了淮安市行政区划调整及其对城市地域结构演变的影响过程,将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地域结构演变的影响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引导性调整,即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引导城市的发展方向,影响着城市的地域结构特征。1964年淮阴县与清江市的县市分治,1971年淮阴县政府驻地北迁王营镇,牵引了淮安主城市区近30年的南北向发展。2001年的“三淮一体”行政区划调整,又引导着主城区东南向扩张与楚州城区的北向发展,并在两个城区之间形成新产业空间与生态新城,强烈地影响着城市的地域结构。二是适应性调整,即在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通过行政区划调整的手段,能够破解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矛盾。2001年的“三淮一体”行政区划调整,将原淮阴县城并入主城区,不仅解决了“市县同城”问题,为城市空间扩张提供了新的增长空间,也适应了市区与县城连为一体的现实。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地域结构演变影响的作用机理主为三个方面,即通过改变城市辖区范围,进而改变城市经济规模与发展能力影响城市地域结构,通过城市规划工具影响城市地域结构的演变,通过城镇原来的空间格局影响城市地域结构的演变。 . 分析了淮安市行政区划调整及其对城市地域结构演变的影响过程,将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地域结构演变的影响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引导性调整,即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引导城市的发展方向,影响着城市的地域结构特征。1964年淮阴县与清江市的县市分治,1971年淮阴县政府驻地北迁王营镇,牵引了淮安主城市区近30年的南北向发展。2001年的“三淮一体”行政区划调整,又引导着主城区东南向扩张与楚州城区的北向发展,并在两个城区之间形成新产业空间与生态新城,强烈地影响着城市的地域结构。二是适应性调整,即在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通过行政区划调整的手段,能够破解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矛盾。2001年的“三淮一体”行政区划调整,将原淮阴县城并入主城区,不仅解决了“市县同城”问题,为城市空间扩张提供了新的增长空间,也适应了市区与县城连为一体的现实。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地域结构演变影响的作用机理主为三个方面,即通过改变城市辖区范围,进而改变城市经济规模与发展能力影响城市地域结构,通过城市规划工具影响城市地域结构的演变,通过城镇原来的空间格局影响城市地域结构的演变。 |
| [35] | . 行政区划调整是推动地方发展与重构空间权力的重要策略，但现有研究缺乏对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机制的关注。文章以土地利用为研究对象，选取广州市南沙地区为研究区域，梳理其自1992年以来行政区划调整的历程，利用ArcGIS空间分析软件对其土地利用空间特征的演变进行分析，探讨行政区划调整对土地利用空间特征的影响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行政区划调整通过行政资源在空间上的布局直接与间接影响土地利用的空间特征。其中，直接影响通过政区类型、隶属关系、等级权限、组织体制等行政资源与体制在空间的布局调整而产生影响；间接影响是行政区划通过对城市发展动力、经济发展模式、其他空间政策、行政主体以及市场主体等其他因素而对土地利用空间特征产生影响。 . 行政区划调整是推动地方发展与重构空间权力的重要策略，但现有研究缺乏对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机制的关注。文章以土地利用为研究对象，选取广州市南沙地区为研究区域，梳理其自1992年以来行政区划调整的历程，利用ArcGIS空间分析软件对其土地利用空间特征的演变进行分析，探讨行政区划调整对土地利用空间特征的影响过程与机制。结果表明，行政区划调整通过行政资源在空间上的布局直接与间接影响土地利用的空间特征。其中，直接影响通过政区类型、隶属关系、等级权限、组织体制等行政资源与体制在空间的布局调整而产生影响；间接影响是行政区划通过对城市发展动力、经济发展模式、其他空间政策、行政主体以及市场主体等其他因素而对土地利用空间特征产生影响。 |
| [36] | . 以杭州市为例,从人口郊区化和工业郊区化的动因入手分析了城市郊区化的机制,认为中国的城市 郊区化受到政府规划与政策的较大影响,且目前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政府对郊区城市化的导向作用主要围绕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目标展开,并采取了尽量不触及 现行体制的做法,在降低政策成本的同时,也使得我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从城市形成与演变的角度阐释了我国城市郊区化的发展机制,并就政 府提升城市功能的努力方向提出了建议。 . 以杭州市为例,从人口郊区化和工业郊区化的动因入手分析了城市郊区化的机制,认为中国的城市 郊区化受到政府规划与政策的较大影响,且目前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政府对郊区城市化的导向作用主要围绕产业结构优化调整的目标展开,并采取了尽量不触及 现行体制的做法,在降低政策成本的同时,也使得我国的城市化呈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特点。从城市形成与演变的角度阐释了我国城市郊区化的发展机制,并就政 府提升城市功能的努力方向提出了建议。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