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勇Analysis of spatial-temporal variation of human activityintensity in Loess Plateau region
XUXiaoren, XUYong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10-21
修回日期:2017-01-2
网络出版日期:2017-04-20
版权声明:2017《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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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科技进步,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作用程度不断加大,引起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1]。作为衡量人类对自然环境作用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人类活动强度相关研究逐步受到****们的关注和重视。从人类活动的主要表现形式——土地利用的视角看,****们对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2-6]、驱动力[7,8]、方法模型选取[9-14]等进行了深入探讨。但涉及土地利用程度相关研究时,往往采用土地利用率、国土开发强度（建设用地面积占国土面积的比例）等单类型指标[15],导致研究结果具有片面性。探寻综合指标集成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刘纪远等以未利用地、林草地和水域、农业用地、建设用地作为土地利用程度分级标准,采用面积加权求和法计算出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16],对后续综合指标研究起到有益的启示作用,但其分级较为粗略,不利于反映土地利用程度的真实水平。从人类活动导致的生态环境问题方面看,****们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文英最早对人类活动强度的概念及量化进行了初步研究[17]。李香云等在建立包括自然、社会、经济等要素在内的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指标权重,对案例区人类活动强度进行量化分析[18-22]。张翠云等采用变异系数等方法为已建立指标体系的指标赋权重,对黑河、滹沱河流域开展相关研究[23,24]。这些研究中指标的选取和权重的确定多针对特定区域,存在主观性强和普适性差的缺陷。基于此,徐勇等提出了人类活动强度概念,即一定区域内人类对陆地表层利用、改造和开发的程度,可通过土地利用类型得到反映,并构建了人类活动强度计算模型——建设用地当量面积占区域土地总面积百分比法[25],该方法可反映区域土地利用程度综合状况,利于不同区域之间相关研究成果的对比分析,普适性较强。黄土高原地区主要包括7省43个地级市的284个县级行政单元,涉及山西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全部,陕西省大部以及甘肃省、内蒙古自治区、青海省、河南省部分地区[26],总面积约64万km2。区域内先天脆弱的自然生态系统与人类长期不适当的活动导致其水土流失严重,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已成为中国人地关系矛盾极其尖锐的地区之一[27,28]。作为人地关系重要反映,区域内的土地利用问题长期以来受到****们的广泛关注。徐勇等探讨了黄土高原地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时空变化情况[29-32],但是这些研究无法很好地揭示区域内土地利用程度综合状况。鉴于此,拟采用徐勇等提出的人类活动强度测算方法,计算黄土高原地区各县级单元人类活动强度,分析其时空变化状况,并专门探讨其与人口密度的关系。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通过采用徐勇等提出的人类活动强度计算模型——建设用地当量面积占区域土地总面积百分比法[25],计算1992-2008年黄土高原地区284个县级单元人类活动强度,并按照统一的分级标准将其划分为五种类型。在此基础上,对五种类型及其在六大自然地域单元内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分析。最后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进一步阐释人类活动强度整体分布特性。2.1.1 人类活动强度计算方法 黄土高原地区研究时段内人类活动强度的计算采用徐勇等提出的人类活动强度测算方法,即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陆地表层作用程度最高的土地利用类型——建设用地当量为基本度量单位,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面积按照其建设用地当量折算系数大小换算成对应的建设用地当量,然后根据区域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建设用地当量总和,计算人类活动强度[25]。其中折算系数的确定是关键,它是以不同土地利用类型下的自然覆被改变与否及空气、热量、水分和养分能否进行正常交换为依据,形成两个层级8个特征标志和相应的特征值,并以此为计算标准,最终确定的建设用地当量折算系数表见文献所示[25]。人类活动强度计算公式如下[25]：
式中：HAIi为第i个地区人类活动强度;
综上所述,从土地利用/覆被的视角,以人类社会经济活动所导致的陆地表层自然属性变化特征为依据,通过两层级算法,进行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建设用地当量折算系数测算,进而得到建设用地当量面积,并最终计算出不同区域的人类活动强度。计算结果不仅可反映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对土地资源的综合作用程度,也可增强不同区域人类活动强度研究成果的可比性。
2.1.2 人类活动强度变化分析单元 依据黄土高原地区地表形态及组成物质、气候条件、土地利用状况及社会经济概况等,将其划分为谷地盆地、东部山地、鄂尔多斯沙地、黄土丘陵、青东高原山地丘陵、河套平原六大地域单元（图1）[26],单元内部具有自然和社会经济方面的相似性,单元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以六大单元为基本单元,分析其人类活动强度类型的时空分异特征有利于进一步了解区域人类活动强度时空变化整体特征,解析其背后的原因。
2.1.3 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 空间自相关是检验某一要素属性值与其相邻空间要素的属性值是否显著关联的重要指标,包括全局空间自相关和局部空间自相关两种测度方法[33]。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可描述区域单元观测值的整体分布状况,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可确定空间集聚区域的分布[34]。将二者相结合,研究黄土高原地区人类活动强度的空间关联和集聚模式。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黄土高原地区自然地带性地域单元1．东部山地区：1(1)恒山、五台山亚区,1(2)太行山山地、盆地亚区,1(3)豫西北山地、盆地亚区;2. 谷地盆地区：2(1)大同盆地亚区,2(2)忻州、太原盆地亚区,2(3)汾渭谷地亚区;3. 黄土丘陵区：3(1)吕梁山地、黄土丘陵亚区,3(2)陕北、晋西黄土丘陵亚区,3(3)长城沿线黄土丘陵沙地亚区,3(4)陇东渭北黄土台塬亚区,3(5)六盘山南部黄土丘陵山地亚区,3(6)陇中、宁南黄土丘陵亚区,3(7)陇中北部黄土丘陵亚区;4. 鄂尔多斯沙地区;5. 河套平原：5(1)内蒙古平原亚区,5(2)宁夏平原亚区;6. 青东高原山地丘陵区。
-->Fig. 1Natural zonal region units in Loess Plateau region
-->
（1）全局空间自相关。全局空间自相关的指标和方法很多,如Moran's I、Geary's C等,本研究主要采用Moran's I指数来定量分析,其计算公式如下[35]。
式中：
Moran's I 指数一般介于[-1,1]之间,小于0表示全局空间负相关,等于0表示全局空间不相关,大于0表示全局空间正相关。
（2）局部空间自相关。主要采用Local Moran's I（LISA）方法,通过LISA集聚图进行局部空间自相关分析,其定义如下[33]：
式中：
LISA集聚图的LISA值须进行Z值检验,包括高高（HH）、高低（HL）、低高（LH）及低低（LL）四种空间分布模式,这四种模式分别代表了每个单元与周围单元的不同相关关系[34],如高高类型表示人类活动强度高值区的周围地区人类活动强度也较高,同理可解释其他三种类型。高高和低低类型是局部空间正相关类型,低高和高低类型是局部空间负相关类型[36]。
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主要涉及土地利用和人口两方面数据。土地利用数据主要采用1992年第一次全国土地利用现状调查数据以及2000年、2005年、2008年国土资源部分县级单元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人口数据主要涉及不同年份的县级单元人口数量,用于计算人口密度。2000年黄土高原地区县级单元的人口数量来源于《2000年人口普查分县资料》,其他年份的县级单元人口数量分别来源于1993年、2006年、2009年黄土高原地区7省市统计年鉴。基础底图来源于民政部2004年版县级单元行政区划图。3 结果分析
3.1 总体变化特征
黄土高原地区建设用地当量面积和人类活动强度变化大致以2000年为界,前期增长相对较快,后期由于生态退耕等政策的实施导致增长明显放缓（图2）。1992年黄土高原地区建设用地当量面积为7.81×104 km2,人类活动强度为12.48%;2000年建设用地当量面积为9.07×104 km2,人类活动强度达到14.49%。1992-2000年,建设用地当量面积年均增长量为1571.35 km2,人类活动强度年均增长率为1.88%。2005年建设用地当量面积为9.26×104 km2,人类活动强度为14.81%,2000-2005年,建设用地当量面积年均增长量为392.25 km2,人类活动强度年均增长率为0.43%。2008年建设用地当量为9.33×104 km2,人类活动强度为14.91%,2005-2008年,建设用地当量面积年均增长量仅222.12 km2,人类活动强度年均增长率仅0.24%。总之,1992-2008年黄土高原地区建设用地当量面积年均增长量和人类活动强度年均增长率逐渐减小。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1992-2008年黄土高原地区建设用地当量面积和人类活动强度变化
-->Fig. 2Changes of construction land equivalent area and human activity intensity of Loess Plateau region from 1992 to 2008
-->
3.2 时空分异特征
以GIS自然断裂法确定的黄土高原地区不同时期人类活动强度分级标准为依据,采取折中方法,确定研究时段内统一的分级标准为<8%、8%~13%、13%~20%、20%~28%、>28%,将各县级单元划分为低、较低、中等、较高、高五种类型（表1、图3）。整体上看,1992-2008年人类活动强度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西北低、东南高的特点,二者之间的区域则随时间发生一定变化,呈现出较低、中等、较低与中等类型交错分布的变化趋势。五种类型区中,高、较高类型区空间分布格局较稳定,其余三种类型区空间分布格局变化较大。Tab. 1
表1
表1黄土高原地区不同时期人类活动强度分级数据
Tab. 1Classification data of human activity intensity of Loess Plateau reg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 等级类型 | 分级 标准(%) | 1992年 | 2000年 | 2005年 | 2008年 | ||||
|---|---|---|---|---|---|---|---|---|---|
| 县级单元数 | 均值(%) | 县级单元数 | 均值(%) | 县级单元数 | 均值(%) | 县级单元数 | 均值(%) | ||
| 高 | >28 | 23 | 33.89 | 25 | 33.41 | 25 | 33.66 | 24 | 34.60 |
| 较高 | 20~28 | 42 | 23.47 | 49 | 23.30 | 55 | 22.97 | 60 | 23.04 |
| 中等 | 13~20 | 95 | 15.98 | 145 | 16.13 | 140 | 16.38 | 137 | 16.34 |
| 较低 | 8~13 | 87 | 10.44 | 60 | 10.66 | 61 | 10.93 | 60 | 10.99 |
| 低 | <8 | 37 | 6.26 | 5 | 7.23 | 3 | 7.04 | 3 | 7.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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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黄土高原地区不同时期人类活动强度空间分异图
-->Fig. 3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human activity intensity of Loess Plateau reg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
（1）稳定型高类型区。1992-2008年,高类型区包括的县级单元数和均值仅发生小幅度的波动。1992年高类型区主要集中于关中地区、河南洛阳市等;研究时段内,受郑州市发展的带动,豫西北高类型区有所扩大,形成狭长型条带状分布区,而关中的高类型区范围有所缩小。
（2）稳定型较高类型区。1992-2008年,较高类型区包括的县级单元数有所增加,均值变化不大。1992年较高类型区沿汾渭谷地、太原盆地呈条带状分布,河套平原、豫西北等地区呈斑块状分布;研究时段内银川市、吴忠市、巴彦淖尔市的较高类型区转化为中等类型区,而兰州市辖区、庆阳市等自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以来,自身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由中等类型区转变为较高类型区。
（3）变动型中等类型区。1992-2008年,中等类型区包括的县级单元数有大幅度增加,均值也整体呈现出上升趋势。1992年中等类型区主要分布于陇南、晋北、榆林市以及晋豫接壤地区;1992-2000年,在城市化发展的推动下,建设用地面积的大幅度增加导致中等类型区呈现出大范围扩大趋势,形成包括陇南、宁南、陕北在内的大片集中分布区,山西境内的中等类型区逐渐显示出集中连片的雏形;2000年以后,由于生态退耕政策的实施,陕西延安部分地区耕地面积大幅度减少,由中等类型变为较低类型。
（4）变动型较低类型区。较低类型区包括的县级单元数由1992年的87个减少至2008年的60个,均值出现小幅度的增大。1992年较低类型区在内蒙古南部、宁南、陕北、青海东部等地区呈大片集中分布,山西境内也有斑块状分布。1992-2000年,较低类型区呈现出大幅度的缩减态势,形成由青海东部经过甘肃白银市、宁夏中卫市与吴忠市,到达蒙南的条带状分布格局,晋东也呈现出条带状分布。2000年以后,较低类型区变动不大。
（5）变动型低类型区。低类型区包括的县级单元数出现大幅度减少,均值处于小幅度的上下波动状态。1992年,低类型区在鄂尔多斯市、青海东部、延安市成团块状分布。在山西境内则呈斑块状分布。1992-2008年山西省由于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加工,独立工矿用地面积不断增加,境内低类型区几乎全部转变为其他类型区,最终低类型区仅分布于鄂尔多斯市。
3.3 按自然地域单元的变化特征
综合分析图1与图3可看出,自然本底条件较差的山地、丘陵沟壑区,社会经济发展基础薄弱,人类活动强度较低;自然本底条件较好的平原、盆地谷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势头良好,人类活动强度较高。除黄土丘陵区人类活动强度较低、低类型大幅度转化为中等类型外,其他五大地域单元空间格局变化不大。（1）东部山地区。本区域多种人类活动强度类型交错分布。1992年较低、低类型呈斑块状分布于恒山、五台山亚区与除长治部分地区外的太行山亚区,中等类型在豫西北亚区西部及长治部分地区有成片分布,高、较高类型主要集中于豫西北亚区东部。2000年以后,高类型分布更加显著,呈条带状分布,中等类型范围不断向外扩大,形成豫西北亚区西部与太行山亚区南部的集中分布区,较低类型在东部山地区北部形成大片集中区。
（2）谷地盆地区。人类活动强度类型以高、较高、中等为主。1992年,高、较高类型成片分布于汾渭谷地亚区与忻州太原盆地亚区南部,大同盆地亚区的人类活动强度类型主要为中等类型,较低类型也零散分布于整个区域。2000年以后,大部分较低类型转化为中等类型,其分布范围在谷地盆地区北部呈集中连片之势,同时较高类型范围不断向周围地区扩展,高类型范围有轻微的缩减趋势。
（3）黄土丘陵地区。本区域以中等、较低类型为主,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和区域发展政策等影响,空间分布格局变化较大。1992年较低类型在陕北晋西黄土丘陵亚区、长城沿线亚区及陇中北部亚区呈集中连片分布,中等类型主要分布于陕北晋西亚区中部、陇东渭北台塬亚区中南部和陇中宁南亚区,低类型呈斑块状分布于吕梁山地亚区和陇东渭北台塬亚区北部。1992-2000年,中等类型范围迅速向外扩张,除长城沿线亚区北部、陇中北部亚区为较低类型分布区外,其他大部分地区为中等类型集中分布区,2000年以后,陕北晋西亚区的部分地区由中等类型又转化为较低类型。
（4）鄂尔多斯沙地区。本区域人类活动强度较低。1992年,本区域的人类活动强度全部为低类型,2000年以后,东南地区逐渐转化为较低类型。
（5）河套平原地区。本区域较高、中等、较低类型交错分布。研究时段内,内蒙古平原西部、宁夏平原中部由较高类型转化为中等类型,而内蒙古平原东部的较高类型范围有所扩大。
（6）青东高原山地丘陵区。本区域人类活动强度以较低类型为主。1992年本区域以低、较低类型为主。2000年以后,北部和南部边缘地区的低类型转变为较低类型,中等类型范围有所扩大。
3.4 空间自相关分析
综合运用GeoDa和ArcGIS两种软件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时段内黄土高原地区人类活动强度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见表2所示,从中可以看出,Moran's I值较大,表明黄土高原地区人类活动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正相关）特征,Moran's I值以2000年为界,前期增大明显,后期变化不大,表明1992-2000年黄土高原地区人类活动强度集聚程度不断加强,而2000年以后集聚程度相对稳定。Tab. 2
表2
表2黄土高原地区人类活动强度全局空间自相关指标结果
Tab. 2Results of Global Moran's I for human activity intensity in Loess Plateau region
| 1992年 | 2000年 | 2005年 | 2008年 | |
|---|---|---|---|---|
| Moran's I | 0.42 | 0.50 | 0.48 | 0.47 |
| P | 0.00 | 0.00 | 0.00 | 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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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是人类活动强度LISA集聚图（已通过Z值检验,P<0.05）。从中可以看,黄土高原地区的人类活动强度局部空间自相关模式以高值集聚HH和低值集聚LL为主（四个年份的HH模式和LL模式所占比例均处于88%~94%）,即存在正相关的空间关联模式,且低值集聚类型所包括县级单元数和涉及范围要明显大于高值集聚类型,说明黄土高原地区存在大范围的人类活动强度低水平区域。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黄土高原地区人类活动强度LISA集聚图
-->Fig. 4LISA clustering map of human activity intensity in Loess Plateau region
-->
研究时段内黄土高原地区人类活动强度不同集聚类型所包括的县级单元数和空间格局均未发生剧烈变动。1992-2008年,HH、HL、LH模式的县级单元数仅出现小幅度的波动,1992-2000年LL模式的县级单元数由37个增至48个,2000年以后变动不大。整体上看,研究时段内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于黄土高原地区东南部的汾渭谷地和豫西北盆地区,低值集聚区大片集中于西北半壁的鄂尔多斯风沙区、黄土丘陵地区以及青东高原山地丘陵区。具体来讲,1992年高高类型主要集中于汾渭谷地和豫西北盆地区,2005年以后汾河谷地的高高类型开始变得破碎化,仅分布于山西临汾、运城接壤地区。1992年低低类型在鄂尔多斯风沙区、长城沿线、吕梁北部地区以及渭北与陕北晋西亚区接壤地带呈大片连续分布,青东高原南部地区的低低类型也较显著;1992-2000年低低类型区呈大范围的扩大趋势,在鄂尔多斯风沙区、长城沿线亚区、陇中北部亚区、青东高原区南部以及陕北晋西亚区的部分地区形成条带状分布,大同盆地、忻州盆地与恒山五台山接壤地区的低低类型区更加显著;2000年以后,低低类型分布格局变化不大。低高、高低类型的县级单元数较少,分布较为分散,但其位置在不同时期又相对固定,低高类型主要分布于高高类型区周围,主要是高高类型区较高的人类活动强度与周围地区形成巨大反差所致。高低类型零散分布于低低类型区的周围,这是由于恶劣自然条件使得低低类型区成为人类活动强度凹陷区,而其周围部分市辖区由于相对较好的社会发展条件和政策使其人类活动强度明显高于周围地区。
4 讨论
人口密度反映了人类活动强度的行为主体“人口”的空间分布状态,对人类活动强度及其变化起着主导性作用。本文通过相关性分析讨论人口密度对人类活动强度的影响,采用1992年、2000年、2005年、2008年四个年份的数据进行探讨。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四个年份的人类活动强度与人口密度都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相关,Pearson系数依次为0.76、0.81、0.84、0.83,复相关系数（R2）依次为0.66、0.74、0.78、0.78（图5）,从中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符合幂函数关系,均呈现出逐渐收敛的趋势。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1992-2008年黄土高原地区人类活动强度与人口密度的相关关系
-->Fig. 5Correlation between human activity intensity and population density in Loess Plateau region from 1992 to 2008
-->
参照刘艳华等所做的黄土高原地区人口密度分布图[37],将其与图3进行对比可看出,各个时期的人类活动强度与对应年份的人口密度存在大致的对应关系。汾渭谷地、豫西北盆地、太原盆地的人口密度高,人类活动强度也处于较高水平,另外,长治、晋城、兰州、西宁等市市辖区人口密度高,区域的人类活动强度也明显高于周围地区。忻州盆地、大同盆地、太行山亚区以南地区、陇中宁南与陇东渭北部分地区的人口密度与人类活动强度均处于较高或中等水平。长城沿线亚区及陕甘宁接壤地区的人口密度与人类活动强度均较低。鄂尔多斯风沙区人口活动强度属于低类型,其人口密度也最低。总之,黄土高原地区的东南部人口密度高,人类活动强度也高,人口密度对人类活动强度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西北半壁人口稀疏,人类活动强度也较低,人口密度极大地“削弱”了人类活动强度大小。
除了受到人口密度的影响,人类活动强度还受到地形地貌等自然因素和交通等其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汾渭谷地、太原盆地、豫西北盆地等地区地势平坦,水资源相对丰富,交通便利,经济社会发展状况良好,建设用地比例高于其他地区,人类活动强度较高;山西境内的部分地区如忻州盆地、大同盆地以及长治地区等,能矿资源丰富,能源重化工业发达,独立工矿工地面积比例大,人类活动强度处于较高或中等水平;鄂尔多斯风沙区、青东高原山地丘陵区多为山地丘陵高原区,气候恶劣,水资源短缺,生态系统脆弱,交通网密度小,城镇建设用地比例低,人类活动强度也较低。
5 结论
（1）黄土高原地区人类活动强度变化大致以2000年为界,前期增长相对较快,后期由于生态退耕等政策的实施导致增长明显放缓。1992年人类活动强度为12.48%,2000年达到14.49%,2008年仅上升至14.81%。（2）1992-2008年人类活动强度空间分布格局呈现出西北低,东南高的特点,二者之间的区域则随时间发生一定变化,呈现出较低、中等、较低与中等类型交错分布的变化趋势。从五种类型区看,与高、较高类型区相对稳定的空间分布格局相比,研究时段内中等类型区范围出现大幅度扩大,较低、低类型区范围缩小趋势明显;从六大地域单元看,除黄土丘陵区人类活动强度较低、低类型大幅度转化为中等类型外,其他五大地域单元空间分布格局变化不大,谷地盆地区与河套平原人类活动强度类型以高、较高、中等为主,东部山地区多种类型交错分布,黄土丘陵区人类活动强度以中等、较低类型为主,鄂尔多斯沙地区和青东高原山地丘陵区以低、较低类型为主。
（3）空间自相关分析表明,研究时段内黄土高原地区人类活动强度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正相关）特征,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于黄土高原地区东南部的汾渭谷地和豫西北盆地区,低值集聚区大片集中于西北半壁的鄂尔多斯风沙区、黄土丘陵地区以及青东高原山地丘陵区。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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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在RS与GIS技术的支持下，选择研究区比较突出的土壤侵蚀、石漠化、生境和酸雨4个生态环境要素建立敏感性评价模型与方法，对三峡库区重庆段生态环境敏感性进行综合研究，定量揭示了研究区生态环境敏感性程度及其空间分布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土壤侵蚀以高度敏感、中度敏感和极敏感为主；东北部是土壤侵蚀最为敏感的区域；土壤侵蚀现状与土壤侵蚀敏感性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2)石漠化总体以不敏感为主，其次是高度敏感和中度敏感；高度以上敏感区主要分布东北部地区，中度以上石漠化与石漠化高度和极敏感区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3)生境敏感性类型以不敏感为主，其次为高度敏感地区；东北部和南部生境敏感性高，而中西部地区生境敏感性低。(4)酸雨高度敏感面积和比例最大，其次是中度敏感和轻度敏感区；极敏感区呈块状零星散布、高度敏感区和中度敏感区集中片状分布、轻度敏感和不敏感区沿江河带状分布，部分呈团块状散布。(5)生态环境敏感性类型以高度敏感为主，其次为中度敏感区和不敏感区；东北部和南部生态环境敏感性高，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敏感性低。 在RS与GIS技术的支持下，选择研究区比较突出的土壤侵蚀、石漠化、生境和酸雨4个生态环境要素建立敏感性评价模型与方法，对三峡库区重庆段生态环境敏感性进行综合研究，定量揭示了研究区生态环境敏感性程度及其空间分布规律。研究结果表明(1)土壤侵蚀以高度敏感、中度敏感和极敏感为主；东北部是土壤侵蚀最为敏感的区域；土壤侵蚀现状与土壤侵蚀敏感性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2)石漠化总体以不敏感为主，其次是高度敏感和中度敏感；高度以上敏感区主要分布东北部地区，中度以上石漠化与石漠化高度和极敏感区具有很好的对应关系。(3)生境敏感性类型以不敏感为主，其次为高度敏感地区；东北部和南部生境敏感性高，而中西部地区生境敏感性低。(4)酸雨高度敏感面积和比例最大，其次是中度敏感和轻度敏感区；极敏感区呈块状零星散布、高度敏感区和中度敏感区集中片状分布、轻度敏感和不敏感区沿江河带状分布，部分呈团块状散布。(5)生态环境敏感性类型以高度敏感为主，其次为中度敏感区和不敏感区；东北部和南部生态环境敏感性高，中西部地区生态环境敏感性低。 |
| [2] | . 20世纪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研究是当今国际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比较系统地收集、整理并校准了民国与 1 949年以后的各种土地利用调查、普查与遥感资料 ,对土地利用变化概貌、耕地、林地、草地、居住建设用地等进行了统计与比较分析 ,用比较翔实的数据揭示了2 0世纪以来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史实 20世纪的土地利用和土地覆盖变化研究是当今国际科学研究的前沿领域。比较系统地收集、整理并校准了民国与 1 949年以后的各种土地利用调查、普查与遥感资料 ,对土地利用变化概貌、耕地、林地、草地、居住建设用地等进行了统计与比较分析 ,用比较翔实的数据揭示了2 0世纪以来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的史实 |
| [3] | . 根据1985和1995年2期TM影像资料,运用遥感影像机助解译方法、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以及数理统计方法,全面分析了环渤海地区3省2市1985～1995年间分类土地利用的数量变化和空间变化特征.揭示了该区各类土地利用数量变化的幅度、速度和区域差异以及土地利用空间变化的主要类型、分布特征和区域方向.阐明了该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特点,为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 根据1985和1995年2期TM影像资料,运用遥感影像机助解译方法、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以及数理统计方法,全面分析了环渤海地区3省2市1985～1995年间分类土地利用的数量变化和空间变化特征.揭示了该区各类土地利用数量变化的幅度、速度和区域差异以及土地利用空间变化的主要类型、分布特征和区域方向.阐明了该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区域特点,为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有效的决策支持. |
| [4] | .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LUCC）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本文采用相同空间分辨率的卫星遥感信息源和相同的技术方法，对中国1980 年代末到2010 年土地利用变化数据进行定期更新。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发展土地利用动态区划的方法，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格局与时空特征。我们发现：1990-2010 年的20 年间，中国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南减北增，总量基本持衡，新增耕地的重心逐步由东北向西北移动”是耕地变化的基本特征；“扩展提速，东部为重心，向中西部蔓延”是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的基本特征；“林地前减后增，荒漠前增后减，草地持续减少”是非人工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主要特征。20 世纪末与21 世纪初两个10 年相比，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空间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原有的13 个土地利用变化区划单元演变为15 个单元，且部分区划单元边界发生变化。主要变化格局特征为黄淮海地区、东南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四川盆地城镇工矿用地呈现明显的加速扩张态势；北方地区耕地开垦重心由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转向西北绿洲农业区；东北地区旱作耕地持续转变为水田；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南部、黄土高原和西南山地退耕还林还草效果初显。近20 年间，尽管气候变化对北方地区的耕地变化有一定的影响，但政策调控和经济驱动仍然是导致我国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时空差异的主要原因。2000 年后的第一个10 年，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人为驱动因素已由单向国土开发为主，转变为开发与保护并重。在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方法方面，应用“动态区划法”开展世纪之交两个10 年中国LUCC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有效揭示了20 年来中国LUCC“格局的变化过程”，即动态区划边界的推移、区划单元内部特征的变化与单元的消长等；以及“变化过程的格局”，即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与特征的分阶段区域差异，清晰刻画了LUCC动态区划中区划单元的消长，单元边界的变动，以及前后10 年的变化强度特征，揭示了土地利用“格局”与“过程”之间的交替转化规律，以及不同类型和区域的变化原因，证明了该分析方法的有效性。 土地利用/土地覆被变化（LUCC）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最直接的表现形式，本文采用相同空间分辨率的卫星遥感信息源和相同的技术方法，对中国1980 年代末到2010 年土地利用变化数据进行定期更新。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发展土地利用动态区划的方法，研究土地利用变化的空间格局与时空特征。我们发现：1990-2010 年的20 年间，中国土地利用变化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差异。“南减北增，总量基本持衡，新增耕地的重心逐步由东北向西北移动”是耕地变化的基本特征；“扩展提速，东部为重心，向中西部蔓延”是城乡建设用地变化的基本特征；“林地前减后增，荒漠前增后减，草地持续减少”是非人工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主要特征。20 世纪末与21 世纪初两个10 年相比，中国土地利用变化空间格局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原有的13 个土地利用变化区划单元演变为15 个单元，且部分区划单元边界发生变化。主要变化格局特征为黄淮海地区、东南部沿海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四川盆地城镇工矿用地呈现明显的加速扩张态势；北方地区耕地开垦重心由东北地区和内蒙古东部转向西北绿洲农业区；东北地区旱作耕地持续转变为水田；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南部、黄土高原和西南山地退耕还林还草效果初显。近20 年间，尽管气候变化对北方地区的耕地变化有一定的影响，但政策调控和经济驱动仍然是导致我国土地利用变化及其时空差异的主要原因。2000 年后的第一个10 年，土地利用格局变化的人为驱动因素已由单向国土开发为主，转变为开发与保护并重。在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方法方面，应用“动态区划法”开展世纪之交两个10 年中国LUCC空间格局变化的分析，有效揭示了20 年来中国LUCC“格局的变化过程”，即动态区划边界的推移、区划单元内部特征的变化与单元的消长等；以及“变化过程的格局”，即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与特征的分阶段区域差异，清晰刻画了LUCC动态区划中区划单元的消长，单元边界的变动，以及前后10 年的变化强度特征，揭示了土地利用“格局”与“过程”之间的交替转化规律，以及不同类型和区域的变化原因，证明了该分析方法的有效性。 |
| [5] | General land-use planning in China aims to allocate land use quantitatively on a temporal scale and explicitly on a spatial scale. Therefore, for decision-making, planners need to know the specific land demands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and their spatio-temporal dynamics. However, it is not easy to obtain the above knowledge due to the complex and dynam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land use system and the limitations of current models in taking both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driving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study coupled the system dynamics model (SD) and the model for the conversion of land use and its effects at small regional extent (CLUE-S) to simulate the land-use change in Changqing District, Jinan, China. The objectives are: (1 ) to develop the SD model to simulate the land-use demands on a macro-scale as a whole for the period 1997-2005, (2) to improve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land use change processes based on the CLUE-S model that will transfer and allocate land demands from the SD model to spatially explicit land use patterns, and (3) to discuss the local land-use dynamics.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upled model could provide information on the specific local land use demands under different developing scenarios, the dynamics of their spatio-temporal changes, and the growth and decline of urban land and farm land. While the results of our study have been applied in local land-use plans, planners should note that the results based on the coupled model are just a "scenario" under specific conditions. |
| [6] | . 使用5期TM/ETM数据，借助动态度、综合指数和程度变化指标，旨在对比理解不同建设阶段三峡库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特征与轨迹。结果表明①耕地与林草地间的转换、耕地和林地被建设占用、林草地互换和耕地、林地与草地被水体淹没是三峡工程整个建设20年来土地利用转换的主要方式；②不同建设阶段因驱动者出现的时序不同和作用程度的差异，土地利用及其驱动者在总体格局框架下体现出显著的细部轨迹；③整个工程建设的20年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相对平稳，处于中等以上水平，而利用程度的变化总体呈降低趋势，带有正“W”型的动态格局；④主要土地利用转换方式在空间上的分布广度和集聚度具有较大差异，主体性工程对主要土地利用转换方式的影响呈现强异质性。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对水利工程胁迫下土地利用的理解，为未来适应性土地利用调控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使用5期TM/ETM数据，借助动态度、综合指数和程度变化指标，旨在对比理解不同建设阶段三峡库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特征与轨迹。结果表明①耕地与林草地间的转换、耕地和林地被建设占用、林草地互换和耕地、林地与草地被水体淹没是三峡工程整个建设20年来土地利用转换的主要方式；②不同建设阶段因驱动者出现的时序不同和作用程度的差异，土地利用及其驱动者在总体格局框架下体现出显著的细部轨迹；③整个工程建设的20年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相对平稳，处于中等以上水平，而利用程度的变化总体呈降低趋势，带有正“W”型的动态格局；④主要土地利用转换方式在空间上的分布广度和集聚度具有较大差异，主体性工程对主要土地利用转换方式的影响呈现强异质性。研究结论有助于丰富对水利工程胁迫下土地利用的理解，为未来适应性土地利用调控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
| [7] | . 土地利用的基本竞争模型是土地利用类型变化驱动力分析的理论基础。把握土地利用个体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关系 ,尤其是它们之间的矛盾及其地区差异 ,是进行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宏观分析的有效途径。工业化城市化与粮食安全之间的矛盾、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我国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矛盾。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本文选取 11项自然和社会经济指标 ,分省份计算了驱动力指数。结果表明 :西部地区以生存型经济福利驱动和环境安全驱动为主 ,而东部地区以比较经济福利驱动和食物安全驱动为主 土地利用的基本竞争模型是土地利用类型变化驱动力分析的理论基础。把握土地利用个体目标和社会目标的关系 ,尤其是它们之间的矛盾及其地区差异 ,是进行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力宏观分析的有效途径。工业化城市化与粮食安全之间的矛盾、农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是现阶段我国土地利用变化的基本矛盾。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力在空间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本文选取 11项自然和社会经济指标 ,分省份计算了驱动力指数。结果表明 :西部地区以生存型经济福利驱动和环境安全驱动为主 ,而东部地区以比较经济福利驱动和食物安全驱动为主 |
| [8] |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as the core of coupled human-environment systems has become a potential field of land change science (LCS) in the study of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Based on remotely sensed data of land use change with a spatial resolution of 1 km × 1 km on national scale among every 5 years, this paper designed a new dynamic regionalization according to the comprehensive characteristics of land use change including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physical, economic, and macro-policy factors as well. Spatial pattern of land use change and its driving forces were investigated in China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To sum up, land use change pattern of this period was characterized by rapid changes in the whole country. Over the agricultural zones, e.g., Huang-Huai-Hai Plain, the southeast coastal areas and Sichuan Basin, a great proportion of fine arable land were engrossed owing to considerable expansion of the built-up and residential areas, resulting in decrease of paddy land area in souther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oasis agriculture in Northwest China and the reclam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led to a slight increase in arable land area in northern China. Due to the “Grain for Green” policy, forest area was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the middle and western developing regions, where the vegetation coverage was substantially enlarged, likewise. This paper argued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strategy on land use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such as policies of “Western Development”, “Revitalization of Northeast”, coupled with rapidly economic development during this period. |
| [9] | . 本文从全球变化的研究热点--“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的涵义及研究内容出发，概括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方法-土地利用变化模型的建立，阐述了各类模型的涵义及在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的意义，并重点介绍了定量研究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几种模型-（1）土地资源数量变化模型；（2）土地资源生态背景质量变化模型；（3）土地利用程度变化模型；（4）土地利用变化区域差异模型；（5）土地利用空间变化模型；（6）土地需求量预测模型。 本文从全球变化的研究热点--“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的涵义及研究内容出发，概括分析了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方法-土地利用变化模型的建立，阐述了各类模型的涵义及在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的意义，并重点介绍了定量研究土地利用动态变化的几种模型-（1）土地资源数量变化模型；（2）土地资源生态背景质量变化模型；（3）土地利用程度变化模型；（4）土地利用变化区域差异模型；（5）土地利用空间变化模型；（6）土地需求量预测模型。 |
| [10] | This paper introduces some of the issues that are relevant to the spatially explicit modeling of land use systems. A short overview is given of the ways and means in which a number of different land use change models describe the land use system. Specific attention is given to the empirical modeling approach used in the CLUE (Conversion of Land Use and its Effects) modeling framework. This approach is demonstrated for three case studies in China, Ecuador and the Atlantic Zone of Costa Rica. These case-studies illustrate the methodology for multi-scale analysis of land use driving factors and their application in spatially explicit modeling exercises. Model functioning, performance and limitations are discussed. The presented case-studies indicate that empirical modeling results can contribute to a better theoretic imbedding of land use change research in scale sensitive and integrated theories. |
| [11] | Abstract Land-use change models are important tools for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Through scenario analysis they can help to identify near-future critical locations in the face of environmental change. A dynamic, spatially explicit, land-use change model is presented for the regional scale: CLUE-S. The model is specifically developed for the analysis of land use in small regions (e.g., a watershed or province) at a fine spatial resolution. The model structure is based on systems theory to allow the integrated analysis of land-use change in relation to socio-economic and biophysical driving factors. The model explicitly addresses the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 of land use systems, spatial connectivity between locations and stability. Stability is incorporated by a set of variables that define the relative elasticity of the actual land-use type to conversion. The user can specify these settings based on expert knowledge or survey data. Two applications of the model in the Philippines and Malaysia are used to illustrate the functioning of the model and its validation |
| [12] | Abstract The preservation of riparian zones and other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areas 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most cost-effective methods of managing stormwater and providing a broad range of ecosystem services. In this research, a cellular automata (CA)-Markov chain model of land cover change was developed to integrate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areas into urban growth projections at a regional scale. The baseline scenario is a continuation of the current trends and involves only limited constraints on development. The green infrastructure (Gl) conservation scenario incorporates an open space conservation network based on the functional boundaries of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areas. It includes variable buffer widths for impaired streams (as identified on the USEPA 303d list for stream impairment). 100-year floodplain, wetlands, urban open space and steep slopes.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ach scenario with landscape metrics indicated that under the Gl conservation scenario, the number of urban patches decreased while the extent of interspersion of urban land with green infrastructure patches increased leading to improved connectivity among open space features. The analysis provides a quantitative illustration of how our process contributes towards achieving urban planning objectives while incorporating green infrastructure. |
| [13] | . 深入分析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地类转移概率矩阵,提出利用连续分时段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求算总时段转移矩阵的方法,进而改进地类变化量和地类动态度计算模型,提出了地类转移无序度的概念、含义并构造计算模型.以苏州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999-2008年苏州市耕地的总变化量最大,其次是其它农用地和独立工矿用地；其中耕地和独立工矿用地的主导变化是净变化,而其它农用地以交换变化为主；10年间位列各地类动态度前三位的依次为独立工矿用地、其它农用地和建制镇用地,综合动态度在2004年和2002年最大,1999-2001年较低；地类转移无序度的前二位是其它农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其它地类该值均不高,说明苏州市10年间的土地利用演化较为有序.研究表明,基于转移矩阵的相关模型的改进和构造深入挖掘了土地利用演变信息,有利于对土地利用变化进行深入研究. 深入分析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和地类转移概率矩阵,提出利用连续分时段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求算总时段转移矩阵的方法,进而改进地类变化量和地类动态度计算模型,提出了地类转移无序度的概念、含义并构造计算模型.以苏州市为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1999-2008年苏州市耕地的总变化量最大,其次是其它农用地和独立工矿用地；其中耕地和独立工矿用地的主导变化是净变化,而其它农用地以交换变化为主；10年间位列各地类动态度前三位的依次为独立工矿用地、其它农用地和建制镇用地,综合动态度在2004年和2002年最大,1999-2001年较低；地类转移无序度的前二位是其它农用地和交通运输用地,其它地类该值均不高,说明苏州市10年间的土地利用演化较为有序.研究表明,基于转移矩阵的相关模型的改进和构造深入挖掘了土地利用演变信息,有利于对土地利用变化进行深入研究. |
| [14] | . 传统土地利用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CA)模型基于空间同质性假设,使用全局性模型建立元胞转换规则,忽略了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的驱动作用在空间上的变化。以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橙县(Orange County)2003-2009年土地利用变化为例,提出了基于局部化转化规则的CA土地利用模型,其中元胞的土地利用类型适宜性由地理加权多项logit模型(Geographically weighted multinomial logit,GWML)获得。结果表明:GWML模型较传统全局性多项logit(Multinomial logit,MNL)模型有更高的数据解释能力。基于GWML模型的土地利用CA模型能反映局部土地利用变化模式,因而较基于MNL模型的CA模型具有更高的模拟精度。所得结论对未来国内地区的研究有借鉴意义。 传统土地利用元胞自动机(Cellular automata,CA)模型基于空间同质性假设,使用全局性模型建立元胞转换规则,忽略了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的驱动作用在空间上的变化。以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橙县(Orange County)2003-2009年土地利用变化为例,提出了基于局部化转化规则的CA土地利用模型,其中元胞的土地利用类型适宜性由地理加权多项logit模型(Geographically weighted multinomial logit,GWML)获得。结果表明:GWML模型较传统全局性多项logit(Multinomial logit,MNL)模型有更高的数据解释能力。基于GWML模型的土地利用CA模型能反映局部土地利用变化模式,因而较基于MNL模型的CA模型具有更高的模拟精度。所得结论对未来国内地区的研究有借鉴意义。 |
| [15] | <a name="Abs1"></a>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ing (MFOZ hereafter) is the guideline for optimizi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which entails both theoretical and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academic field of economic geograph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basic features of territorial function and puts forward a spatial equilibrium model for regional development for the first time. It argues that there exists a trend of regional convergence in the average value which indicates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status of any region. Based on this finding, the study illustrat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functional zone should be conducive to the narrowing of regional gap and that free flow of resources between regions is the prerequisite to spatial equilibrium. It also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territorial functional evolution on the process of spatial equilibrium and suggests that the maximization of benefits derived from zoning proposal is interrelative with the method of regional division and the degree of understanding towards the temporal changes of territorial function. Furthermore, this study goes on to examine the scientific foundation of several issues concerning the reconciliation between contradictory functions of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the selection of indicators and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features of MFOZ. It is then probes into the rationality of achieving dual goals of efficiency and equality simultaneously through three-dimensional flow and spatial equilibrium. The paper ends with discussions on the position, implement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MFOZ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of spatial governance including law, planning and government policy. |
| [16] | . 本项研究工作直接应用“国家资源环境遥感宏观调查与动态研究”项目和“中国资源环境数据库”取得的最新数据和资料，研究并提出了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计算方法和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影响中国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的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分析了中国土地利用程度的区域分异规律，提出了中国土地利用程度的“极地”模式，并建立了中国土地利用程度的经度、高程模型。 本项研究工作直接应用“国家资源环境遥感宏观调查与动态研究”项目和“中国资源环境数据库”取得的最新数据和资料，研究并提出了土地利用程度综合指数计算方法和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全面分析了影响中国土地利用程度变化的自然环境因素和社会因素，分析了中国土地利用程度的区域分异规律，提出了中国土地利用程度的“极地”模式，并建立了中国土地利用程度的经度、高程模型。 |
| [17] | . 本文在阐述人类活动强度与自然、经济、社会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评价人类活动强度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并以１９９５年为例对各省市区的人类活动强度进行了定量计算和分析。 本文在阐述人类活动强度与自然、经济、社会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了评价人类活动强度的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并以１９９５年为例对各省市区的人类活动强度进行了定量计算和分析。 |
| [18] | . 人类活动对环境的负效应在总体上导致以土地荒漠化急剧发展为主的生态环境质量显著下降是目前干旱区突出的矛盾。基于1994年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给出的土地荒漠化概念和干旱区的特点，划分土地荒漠化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探讨人类活动的涵义和特点，综合分析了土地荒漠化发展中人类活动因索，包括人类活动的驱动作用、人类各种活动方式的作用和人类活动的管理作用等。依据一定原则，构建出适用于干旱区人类活动对土地荒漠化作用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多为量化指标并可反映人类活动的动态变化，可为人类活动在土地荒漠化中作用的进一步(定量)研究提供依据。 人类活动对环境的负效应在总体上导致以土地荒漠化急剧发展为主的生态环境质量显著下降是目前干旱区突出的矛盾。基于1994年的《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给出的土地荒漠化概念和干旱区的特点，划分土地荒漠化的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探讨人类活动的涵义和特点，综合分析了土地荒漠化发展中人类活动因索，包括人类活动的驱动作用、人类各种活动方式的作用和人类活动的管理作用等。依据一定原则，构建出适用于干旱区人类活动对土地荒漠化作用的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多为量化指标并可反映人类活动的动态变化，可为人类活动在土地荒漠化中作用的进一步(定量)研究提供依据。 |
| [19] | . 利用1:25万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在ArcGIS支持下,基于地理学自相关理论,采用居民点、道路和地形因子等权重指标,实现岷江上游人类活动强度定量化的空间表达,并分析其空间特征.结果表明:岷江流域各个县域人类活动强度大小和分布均有差异,其中黑水县人类活动最为剧烈,且分布最为均匀;理县和茂县人类活动强度和分布均匀程度基本接近全流域的平均水平;靠近成都平原的汶川县,因卧龙保护区位于该区境内,使该县的人类强度降低,同时其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亦不均匀;松潘县地处北部,人类活动强度最低.本研究采用坡度、道路和居民点3个因子来定量化人类活动强度,反映了研究区人类活动强度及其空间分布特征,从而为进一步探讨景观格局演变提供了新的思路. 利用1:25万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在ArcGIS支持下,基于地理学自相关理论,采用居民点、道路和地形因子等权重指标,实现岷江上游人类活动强度定量化的空间表达,并分析其空间特征.结果表明:岷江流域各个县域人类活动强度大小和分布均有差异,其中黑水县人类活动最为剧烈,且分布最为均匀;理县和茂县人类活动强度和分布均匀程度基本接近全流域的平均水平;靠近成都平原的汶川县,因卧龙保护区位于该区境内,使该县的人类强度降低,同时其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亦不均匀;松潘县地处北部,人类活动强度最低.本研究采用坡度、道路和居民点3个因子来定量化人类活动强度,反映了研究区人类活动强度及其空间分布特征,从而为进一步探讨景观格局演变提供了新的思路. |
| [20] | . 区域人类活动是生态系统演变发展的重要驱动因子,定量评价区域人 类活动强度是分析区域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影响的基础.本文提出了一套将区域人类活动强度定量化的方法:首先,通过选取人口密度、经济密度、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农业产值和普通中学在校中学生数等17个代表性指标,构建了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三方面反映区域人类活动强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获取 各指标的权重;最后,利用加权法将各指标综合获取区域人类活动定量化指数.将本方法应用于中国武川县、蒙古达尔汗乌拉省和俄罗斯扎卡缅斯克地区,并验证了 其有效性.经计算,2000年前述三地的区域人类活动指数,依次为0.78,0.54,0.16,即,自南向北区域人类活动强度逐渐降低;武川县20世纪 80年代中期、1995年及2000年的区域人类活动指数,分别为0.37,0.50,0.78,即,区域人类活动强度随时间逐渐增加.通过对三个研究区 的自然环境和区域人类活动的梯度分析,以及武川县区域人类活动的发展过程分析表明,该方法可有效地定量评价区域人类活动强度,为区域人类活动强度定量化相 关研究提供技术支持. 区域人类活动是生态系统演变发展的重要驱动因子,定量评价区域人 类活动强度是分析区域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影响的基础.本文提出了一套将区域人类活动强度定量化的方法:首先,通过选取人口密度、经济密度、人均国民生产总 值、农业产值和普通中学在校中学生数等17个代表性指标,构建了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三方面反映区域人类活动强度的评价指标体系;然后,采用层次分析法获取 各指标的权重;最后,利用加权法将各指标综合获取区域人类活动定量化指数.将本方法应用于中国武川县、蒙古达尔汗乌拉省和俄罗斯扎卡缅斯克地区,并验证了 其有效性.经计算,2000年前述三地的区域人类活动指数,依次为0.78,0.54,0.16,即,自南向北区域人类活动强度逐渐降低;武川县20世纪 80年代中期、1995年及2000年的区域人类活动指数,分别为0.37,0.50,0.78,即,区域人类活动强度随时间逐渐增加.通过对三个研究区 的自然环境和区域人类活动的梯度分析,以及武川县区域人类活动的发展过程分析表明,该方法可有效地定量评价区域人类活动强度,为区域人类活动强度定量化相 关研究提供技术支持. |
| [21] | . 人类活动强度是地理学、生态学和自然资源学等多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参数,定量化和空间化是当前人类活动强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本文针对现有的人类活动强度定量化和空间化方法的不足,提出了一种以统计学和空间分析方法的空间模拟方法,对典型的南方丘陵区衡阳盆地人类活动强度的空间分布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衡阳盆地工业活动高强度区呈现一极一带分布,衡阳市市区为极强区,祁东县、常宁市和耒阳市形成了一条南北走向的较强带,工业活动低强度区呈以衡阳市市区为中心的环状分布;农业活动强度分布呈西北向东南逐渐减弱的趋势;交通活动整体分布较为均匀,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国道和省道沿线;总的人类活动强度整体表现不强,但区域差异明显,衡阳市市区及其周边区域人类活动强度最大,低强度区位于衡东县内。根据研究结果,应采取发展北部工业、加强市区对周边区域工业带动和控制西北部农业等调控策略。 人类活动强度是地理学、生态学和自然资源学等多学科研究中的重要参数,定量化和空间化是当前人类活动强度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本文针对现有的人类活动强度定量化和空间化方法的不足,提出了一种以统计学和空间分析方法的空间模拟方法,对典型的南方丘陵区衡阳盆地人类活动强度的空间分布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表明衡阳盆地工业活动高强度区呈现一极一带分布,衡阳市市区为极强区,祁东县、常宁市和耒阳市形成了一条南北走向的较强带,工业活动低强度区呈以衡阳市市区为中心的环状分布;农业活动强度分布呈西北向东南逐渐减弱的趋势;交通活动整体分布较为均匀,高值区主要分布在国道和省道沿线;总的人类活动强度整体表现不强,但区域差异明显,衡阳市市区及其周边区域人类活动强度最大,低强度区位于衡东县内。根据研究结果,应采取发展北部工业、加强市区对周边区域工业带动和控制西北部农业等调控策略。 |
| [22] | . 依据塔里木河干流1957-2008年的年径流量监测数据，计算出干流年径流损耗量，利用线性回归法，对干流年径流损耗量时间序列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建立影响径流损耗的社会经济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权重加权法剖析人类活动影响强度变化趋势，并探讨人为径流损耗的主要原因。研究结果表明①近50多年来，塔河干流年径流损耗量表现出递减变化趋势，但上、中、下游存在差异，上游增加显著，增速约为2.09×108m3/10a，而中、下游递减趋势显著，减速分别为1.61×108m3/10a和2.30×108m3/10a；②干流来水量与径流损耗量之间呈明显的正相关，R2=0.9996，可认为来水量减少是诱发径流损耗量减少的直接原因；③人类活动强度指数与人为径流损耗量之间亦呈显著的正相关，R2=0.9822，说明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人类活动强度的逐渐增大，人类活动对径流损耗的干扰就处于一个扩大和加重的过程；④人口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居民对物质经济的追求等社会经济活动是引起人为径流损耗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依据塔里木河干流1957-2008年的年径流量监测数据，计算出干流年径流损耗量，利用线性回归法，对干流年径流损耗量时间序列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建立影响径流损耗的社会经济指标体系，运用层次分析法和权重加权法剖析人类活动影响强度变化趋势，并探讨人为径流损耗的主要原因。研究结果表明①近50多年来，塔河干流年径流损耗量表现出递减变化趋势，但上、中、下游存在差异，上游增加显著，增速约为2.09×108m3/10a，而中、下游递减趋势显著，减速分别为1.61×108m3/10a和2.30×108m3/10a；②干流来水量与径流损耗量之间呈明显的正相关，R2=0.9996，可认为来水量减少是诱发径流损耗量减少的直接原因；③人类活动强度指数与人为径流损耗量之间亦呈显著的正相关，R2=0.9822，说明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人类活动强度的逐渐增大，人类活动对径流损耗的干扰就处于一个扩大和加重的过程；④人口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居民对物质经济的追求等社会经济活动是引起人为径流损耗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
| [23] | . 人类活动强度的定量评价是分析人类活动对浅层地下水系统干扰的基础,也是有意识控制人类行为、涵养地下水的依据。文中以滹沱河流域平原区为研究区,针对人类活动对浅层地下水影响的特点,筛选人口、耕地面积、开采井数量、粮食产量、河道过水量和水渠引水量作为衡量人类活动强度的指标,采用指标加权和专家打分相结合的方法,对滹沱河流域平原区不同区位、不同年代的人类活动进行定量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上游人类活动强度最大,为0.79,中游和下游地区较小,分别为0.38和0.45;在20世纪70、80、90年代和21世纪,研究区人类活动强度分别为0.35、0.46、0.67和0.71,也就是人类活动表现为不断发展、积累和增强的过程。 人类活动强度的定量评价是分析人类活动对浅层地下水系统干扰的基础,也是有意识控制人类行为、涵养地下水的依据。文中以滹沱河流域平原区为研究区,针对人类活动对浅层地下水影响的特点,筛选人口、耕地面积、开采井数量、粮食产量、河道过水量和水渠引水量作为衡量人类活动强度的指标,采用指标加权和专家打分相结合的方法,对滹沱河流域平原区不同区位、不同年代的人类活动进行定量分析,得到如下结论:上游人类活动强度最大,为0.79,中游和下游地区较小,分别为0.38和0.45;在20世纪70、80、90年代和21世纪,研究区人类活动强度分别为0.35、0.46、0.67和0.71,也就是人类活动表现为不断发展、积累和增强的过程。 |
| [24] | . 黑河中游在明、清及民国时期经历了人口规模膨胀和大规模农业垦殖发展过程,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由于历史记载数据有限,定量分析人类活动强度难度较大.本文选取耕地面积、人口数量、灌渠长度、粮食单产等参数为评价指标,基于历史文献记载及估算数据,采用变异系数法、熵值法、标准离差法、CRITIC法等4种客观权重法定量分析了黑河中游明代前期、明代后期、清代前期、清代后期及民国时期的人类活动强度,获得以下主要结论:5个研究时期人类活动强度绝对指数分别为0.46、0.47、1.13、1.55及1.39,表明明、清时期人类活动强度持续增加,民国时期略有减弱.各方法评估结果综合排序相同,表明研究结果具有较好一致性. 黑河中游在明、清及民国时期经历了人口规模膨胀和大规模农业垦殖发展过程,人类活动对地理环境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由于历史记载数据有限,定量分析人类活动强度难度较大.本文选取耕地面积、人口数量、灌渠长度、粮食单产等参数为评价指标,基于历史文献记载及估算数据,采用变异系数法、熵值法、标准离差法、CRITIC法等4种客观权重法定量分析了黑河中游明代前期、明代后期、清代前期、清代后期及民国时期的人类活动强度,获得以下主要结论:5个研究时期人类活动强度绝对指数分别为0.46、0.47、1.13、1.55及1.39,表明明、清时期人类活动强度持续增加,民国时期略有减弱.各方法评估结果综合排序相同,表明研究结果具有较好一致性. |
| [25] | . <p>人类活动强度是表征人类对陆地表层影响和作用程度的综合指标。在定义陆地表层人类活动强度、建设用地当量等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人类活动强度算法模型和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建设用地当量系数折算方法,并利用1984-2008年期间6个年份的土地利用数据,对中国进行了实证应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人类活动强度变化大致以2000年为界,前期增长相对缓慢,后期增长明显加快,1984年全国的人类活动强度为7.63%,到2008年上升为8.54%。2008年县级单元的人类活动强度按大于27%、16%~27%、10%~16%、6%~10%和小于6%划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和低5个等级,其空间分布格局大致以贺兰山—龙门山—景洪线为界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部是高、较高和中等类型的集中分布区,低和较低类型呈条带状分布于山地、丘陵区;西部以低和较低类型为主体,在甘肃河西走廊、青海东部及新疆天山南北坡有零散的中等和较高类型分布。</p> <p>人类活动强度是表征人类对陆地表层影响和作用程度的综合指标。在定义陆地表层人类活动强度、建设用地当量等概念的基础上,建立了人类活动强度算法模型和土地利用/覆被类型的建设用地当量系数折算方法,并利用1984-2008年期间6个年份的土地利用数据,对中国进行了实证应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人类活动强度变化大致以2000年为界,前期增长相对缓慢,后期增长明显加快,1984年全国的人类活动强度为7.63%,到2008年上升为8.54%。2008年县级单元的人类活动强度按大于27%、16%~27%、10%~16%、6%~10%和小于6%划分为高、较高、中等、较低和低5个等级,其空间分布格局大致以贺兰山—龙门山—景洪线为界分为东、西两个部分。东部是高、较高和中等类型的集中分布区,低和较低类型呈条带状分布于山地、丘陵区;西部以低和较低类型为主体,在甘肃河西走廊、青海东部及新疆天山南北坡有零散的中等和较高类型分布。</p> |
| [26] | |
| [27] | . 首先分析了半干旱黄土高原区域生态系统的特点,指出:这里地带性植被极度退化,土壤质量严重恶化,治理难度大,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然后,进行生态系统退化关键驱动力的分析,认为,在不同时期,农民的利益驱动始终是土地利用格局和生态系统演化/退化的关键驱动力。在寻求分析退化生态系统修复的突破口时,认为提高作物产量和经济效益,解决农民的需求是具有可操作性的途径。而实现这一途径必须提高单产,以减轻更广大土地面积上的生产力需求压力。通过集水、覆盖等措施改善农田水分条件,再配合地膜、化肥,在对农田进行合理管理的情况下,粮食单产可获得持续大幅度的提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途径——集水型生态农业及其景观配置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经济作物、粮食作物、人工草地和天然草地在一个完整的景观单元内合理配置,形成完整的景观复合生态系统。对这一模式的深入研究和正确实施将推动半干旱黄土高原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并为西部开发中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并举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首先分析了半干旱黄土高原区域生态系统的特点,指出:这里地带性植被极度退化,土壤质量严重恶化,治理难度大,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然后,进行生态系统退化关键驱动力的分析,认为,在不同时期,农民的利益驱动始终是土地利用格局和生态系统演化/退化的关键驱动力。在寻求分析退化生态系统修复的突破口时,认为提高作物产量和经济效益,解决农民的需求是具有可操作性的途径。而实现这一途径必须提高单产,以减轻更广大土地面积上的生产力需求压力。通过集水、覆盖等措施改善农田水分条件,再配合地膜、化肥,在对农田进行合理管理的情况下,粮食单产可获得持续大幅度的提高。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途径——集水型生态农业及其景观配置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经济作物、粮食作物、人工草地和天然草地在一个完整的景观单元内合理配置,形成完整的景观复合生态系统。对这一模式的深入研究和正确实施将推动半干旱黄土高原退化生态系统的修复,并为西部开发中经济建设和生态建设并举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导。 |
| [28] | . 在黄土丘陵区坡耕地水土流失特征分析的基础上 ,对坡耕地水土流失与土地生产力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采用不同的试验方法 ,以单位面积坡耕地生产某种生物产品的数量为土地生产力指标 ,以生产周期短的农作物为指示植物 ,具体探讨了地表径流损失和土壤流失分别所造成的土地生产力下降幅度。表土人工堆积处理的径流小区试验结果表明 ,坡耕地每损失 1 mm径流 ,供试作物产量平均下降 5 .0 %～ 9.7% ;小区铲土覆土模拟土壤流失的小区试验结果显示 ,每减少 1 cm表土 ,作物产量下降 1 .0 %～ 3.1 % ,每增加 1 cm表层熟化土 ,产量增加 0 .8%～ 1 .7%。在干旱年份 ,半干旱黄土丘陵区坡耕地由于水土流失导致的作物减产每年平均为 2 1 .9%～ 80 .0 % ,其中径流损失的比重占 95 .8%～ 98.2 % ,而土壤流失仅占 1 .8%～ 4.2 %。作物品种不同 ,水土流失对作物产量的影响各异。 在黄土丘陵区坡耕地水土流失特征分析的基础上 ,对坡耕地水土流失与土地生产力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采用不同的试验方法 ,以单位面积坡耕地生产某种生物产品的数量为土地生产力指标 ,以生产周期短的农作物为指示植物 ,具体探讨了地表径流损失和土壤流失分别所造成的土地生产力下降幅度。表土人工堆积处理的径流小区试验结果表明 ,坡耕地每损失 1 mm径流 ,供试作物产量平均下降 5 .0 %～ 9.7% ;小区铲土覆土模拟土壤流失的小区试验结果显示 ,每减少 1 cm表土 ,作物产量下降 1 .0 %～ 3.1 % ,每增加 1 cm表层熟化土 ,产量增加 0 .8%～ 1 .7%。在干旱年份 ,半干旱黄土丘陵区坡耕地由于水土流失导致的作物减产每年平均为 2 1 .9%～ 80 .0 % ,其中径流损失的比重占 95 .8%～ 98.2 % ,而土壤流失仅占 1 .8%～ 4.2 %。作物品种不同 ,水土流失对作物产量的影响各异。 |
| [29] | . Based on the topographic map in 1966, remote sensing image in 1988 and land use survey in 2000, three land use maps were made in Yangou watershed. And assisted by spatial analysis techniques of GJ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land use change was analyzed in that watershed. As a result, this paper found: (1) Land use change of Yangou watershed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from 1949 to 2000. The main character of prophase (1949-1988) was that slope land was expansively cultivated and natural forestland was continuously destroyed. The land use structure of the watershed was steady comparatively in 1989 to 1996. The key period of regulating land use structure of the watershed was in 1997 to 2000. Land use structure during the period showed sharp changes along with the reduction of vast farmland, a speedy increase in orchard and got-up grassland and a increase in open woodland. (2) During 1997 to 2000, the important measures of regulating land use structure of the watershed included formulating the operating rules, drafting the practicable plan, regulating the land use structure based on the topographic slopes, selecting and fostering rural industries and playing the rational roles of administrators, researchers and farmers. (3) The benefit analysis of soil & water conservation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land use scenario in 2000 indicated that the percentage of reduction sediment was 80%, that of permanent vegetation cover was 78.48%, per capita GDP was 1541 yuan(RMB) in 2000 and 4311 yuan in 2010. Its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verified to be sustainable by predicting the changes of per capita basic farmland, orchard area and sheep in 2040. Based on the topographic map in 1966, remote sensing image in 1988 and land use survey in 2000, three land use maps were made in Yangou watershed. And assisted by spatial analysis techniques of GJS,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of land use change was analyzed in that watershed. As a result, this paper found: (1) Land use change of Yangou watershed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phases from 1949 to 2000. The main character of prophase (1949-1988) was that slope land was expansively cultivated and natural forestland was continuously destroyed. The land use structure of the watershed was steady comparatively in 1989 to 1996. The key period of regulating land use structure of the watershed was in 1997 to 2000. Land use structure during the period showed sharp changes along with the reduction of vast farmland, a speedy increase in orchard and got-up grassland and a increase in open woodland. (2) During 1997 to 2000, the important measures of regulating land use structure of the watershed included formulating the operating rules, drafting the practicable plan, regulating the land use structure based on the topographic slopes, selecting and fostering rural industries and playing the rational roles of administrators, researchers and farmers. (3) The benefit analysis of soil & water conservation and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land use scenario in 2000 indicated that the percentage of reduction sediment was 80%, that of permanent vegetation cover was 78.48%, per capita GDP was 1541 yuan(RMB) in 2000 and 4311 yuan in 2010. Its rural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 verified to be sustainable by predicting the changes of per capita basic farmland, orchard area and sheep in 2040. |
| [30] | . 以陕北杏河集水区1985和1995年两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结合水文、dem数据,定性分析了土地利用格局变化条件下的水土流失效应,其中采用双累积曲线法来界定土地利用格局基本没有变化的时间段,用c值在坡度、距河流距离上的分布来表征土地利用格局,用不同时期降雨量/径流量、降雨侵蚀力/输沙率相对增加的比例来表征水土流失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1981～2000年,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剧烈的年份为1990～1991年,可以用1985、1995年两期数据分别代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土地利用;(2)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杏河集水区的c值有明显的增加趋势,在较陡坡度和距河流距离较近处,c值增加的幅度相对较大;(3)土地利用格局变化明显改变了降雨量-径流量、降雨侵蚀力-输沙率的关系,出现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虽然降雨量/降雨侵蚀力在整体上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但是水土流失量,却表现出同比增加的现象,而且这种增加在不同月份也有差异。用本文中的方法来表征土地利用格局和水土流失效应,其结果具有较好的比配性，可以用来定性分析土地利用格局与水土流失的关系。但是，由于水土流失效应的表征方法没有考虑降雨的空间变异特征，该方法尚不适于雨量站点比较密集、降雨空间变异较大的区域。此外，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还需要注间遥感数据解译的准确性、c值精度、土地条件的变化等问题。 以陕北杏河集水区1985和1995年两期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结合水文、dem数据,定性分析了土地利用格局变化条件下的水土流失效应,其中采用双累积曲线法来界定土地利用格局基本没有变化的时间段,用c值在坡度、距河流距离上的分布来表征土地利用格局,用不同时期降雨量/径流量、降雨侵蚀力/输沙率相对增加的比例来表征水土流失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1981～2000年,土地利用格局变化剧烈的年份为1990～1991年,可以用1985、1995年两期数据分别代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土地利用;(2)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杏河集水区的c值有明显的增加趋势,在较陡坡度和距河流距离较近处,c值增加的幅度相对较大;(3)土地利用格局变化明显改变了降雨量-径流量、降雨侵蚀力-输沙率的关系,出现了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虽然降雨量/降雨侵蚀力在整体上呈现明显下降的趋势,但是水土流失量,却表现出同比增加的现象,而且这种增加在不同月份也有差异。用本文中的方法来表征土地利用格局和水土流失效应,其结果具有较好的比配性，可以用来定性分析土地利用格局与水土流失的关系。但是，由于水土流失效应的表征方法没有考虑降雨的空间变异特征，该方法尚不适于雨量站点比较密集、降雨空间变异较大的区域。此外，在进一步的研究中，还需要注间遥感数据解译的准确性、c值精度、土地条件的变化等问题。 |
| [31] | . 利用1988-2004年土地利用变化资料和人工神经网络SOM 模型对16年来陕北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的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本区土地利用变化总特点是耕地面积减少,园地、林地面积增加,牧草地变化表现出 明显的波动性.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复杂,各种生态环境建设政策、天然林保护工程、流域水土保持项目,以及农业结构调整,是驱动区域土地利用变化主导因 素. 利用1988-2004年土地利用变化资料和人工神经网络SOM 模型对16年来陕北土地利用变化过程的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本区土地利用变化总特点是耕地面积减少,园地、林地面积增加,牧草地变化表现出 明显的波动性.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复杂,各种生态环境建设政策、天然林保护工程、流域水土保持项目,以及农业结构调整,是驱动区域土地利用变化主导因 素. |
| [32] | . 目的研究陕北黄土高原土地利用 时空变化。方法选用数据源为1990,2002年landsat-7ETM影像,辅以陕北黄土高原地区土地利用类型图、土壤植被分布图、自然地理基础资料 和野外样点调查资料,研究对比不同时期陕北黄土高原土地利用状况。计算出土地利用变化的转移矩阵。结果1990—2002年10余年内,陕北黄土高原地区 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最大的是园地,其次是交通用地和耕地,年变化率分别为20.48%,1.94%,-1.57%,再次是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未利用地、林 地,水域变化率最小仅0.13%。结论1990—2002年期间,研究区通过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使难利用地和沙地等土地利用类型转化为有利于改善区域生态 环境的林地和草地等。陕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中种植沙棘等水土保持林地的造林措施效果显著。 目的研究陕北黄土高原土地利用 时空变化。方法选用数据源为1990,2002年landsat-7ETM影像,辅以陕北黄土高原地区土地利用类型图、土壤植被分布图、自然地理基础资料 和野外样点调查资料,研究对比不同时期陕北黄土高原土地利用状况。计算出土地利用变化的转移矩阵。结果1990—2002年10余年内,陕北黄土高原地区 土地利用类型变化最大的是园地,其次是交通用地和耕地,年变化率分别为20.48%,1.94%,-1.57%,再次是居民点及工矿用地、未利用地、林 地,水域变化率最小仅0.13%。结论1990—2002年期间,研究区通过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使难利用地和沙地等土地利用类型转化为有利于改善区域生态 环境的林地和草地等。陕北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中种植沙棘等水土保持林地的造林措施效果显著。 |
| [33] | . |
| [34] | . 住房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住房拥有率、租住房率、住房面积指数、住房不受干扰指数、住房质量指数和住房费用指数6个指标考察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并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自相关和系统聚类法揭示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属性特征、空间分布与集聚类型。研究发现,与城镇常住人口相比,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较差。从空间分布看,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各项指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在空间分布上不仅存在集聚现象,而且有明显的集聚中心。研究结果还表明,流动人口住房条件综合状况可划分为较好、中等、中等偏下、较差4级类型区,在全国尺度上的空间分布除个别类型外具有团块聚合的结构特征。在考虑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应分类解决不同类型区域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 住房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住房拥有率、租住房率、住房面积指数、住房不受干扰指数、住房质量指数和住房费用指数6个指标考察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并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自相关和系统聚类法揭示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属性特征、空间分布与集聚类型。研究发现,与城镇常住人口相比,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较差。从空间分布看,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各项指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在空间分布上不仅存在集聚现象,而且有明显的集聚中心。研究结果还表明,流动人口住房条件综合状况可划分为较好、中等、中等偏下、较差4级类型区,在全国尺度上的空间分布除个别类型外具有团块聚合的结构特征。在考虑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应分类解决不同类型区域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 |
| [35] |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n agreed summary of a workshop held in Sheffield between 18-20 March 1991. The focus here is on three of the themes of the workshop: the mutual benefits of closer links between 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and the methods of spatial data analysis (SDA); the specific areas of SDA that should be linked with GIS; how the linkage should be made in practice.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are also reviewed. The emphasis throughout is on statistical SDA and princip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rather than physical geography. |
| [36] | . 本文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30个省份人均GDP之间的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区人均收入的空间相关逐年加强。通过计算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标,本文进一步验证了中国经济中空间异质性的存在,即地区人均收入与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三种不同的空间经济计量模型研究了中国各省份人均GDP增长的收敛性。结果表明,空间自回归模型和广义空间模型不能正确拟合中国省级地区增长数据,而空间误差自回归模型能够满意地解释中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这表明地理位置的影响尽管对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但并没有改变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趋势。空间误差自回归模型还显示劳动力和资本流动以及知识溢出在省级地区水平上是显著存在的,并且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 本文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研究了中国30个省份人均GDP之间的空间相关性,结果表明,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区人均收入的空间相关逐年加强。通过计算局部空间自相关指标,本文进一步验证了中国经济中空间异质性的存在,即地区人均收入与地理位置密切相关。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三种不同的空间经济计量模型研究了中国各省份人均GDP增长的收敛性。结果表明,空间自回归模型和广义空间模型不能正确拟合中国省级地区增长数据,而空间误差自回归模型能够满意地解释中国省级地区经济增长,这表明地理位置的影响尽管对各地区的经济增长造成了深刻的影响,但并没有改变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趋势。空间误差自回归模型还显示劳动力和资本流动以及知识溢出在省级地区水平上是显著存在的,并且有利于地区经济增长的收敛。 |
| [37] | . 人口是内容复杂、综合多种社会关系的实体,区域的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与人口发展过程密切相关。本文基于长时间序列人口数据,利用模型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技术,从时空结合的角度对黄土高原地区过去2000年来的人口增长和和时空分异特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结果表明①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总量变化受政策、历史事件及社会稳定程度等因素影响较大,历史时期呈现大幅波动,新中国成立后呈平稳增长的态势;②自然条件差异决定着黄土高原地区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经济布局、人口政策、技术进步、资源开发等因素对人口分布格局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程度相对较小;③1949年以来,黄土高原地区的人口密度分布格局逐渐形成由东密西疏、南密北疏的半边对半边格局向外围密中间疏的环绕型格局转变的趋势,中心城市的培育和成长是导致人口分布变化的主要原因。 人口是内容复杂、综合多种社会关系的实体,区域的一切经济社会活动都与人口发展过程密切相关。本文基于长时间序列人口数据,利用模型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技术,从时空结合的角度对黄土高原地区过去2000年来的人口增长和和时空分异特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分析。结果表明①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总量变化受政策、历史事件及社会稳定程度等因素影响较大,历史时期呈现大幅波动,新中国成立后呈平稳增长的态势;②自然条件差异决定着黄土高原地区人口空间分布的基本格局,经济布局、人口政策、技术进步、资源开发等因素对人口分布格局有一定影响,但影响程度相对较小;③1949年以来,黄土高原地区的人口密度分布格局逐渐形成由东密西疏、南密北疏的半边对半边格局向外围密中间疏的环绕型格局转变的趋势,中心城市的培育和成长是导致人口分布变化的主要原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