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马彩虹Improvement of the Footprint Family and evalua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Xinjiang, China
ZHAOXiangui, MACaihong收稿日期:2016-06-18
修回日期:2016-09-27
网络出版日期:2016-12-23
版权声明:2016《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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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全球资源枯竭、环境恶化、传染病暴发等生态危机和全球周而复始的经济危机,传统的发展模式和文明观受到严峻挑战[1,2],生态文明建设被提升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度[3]。生态文明建设评价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之一,各类评估体系相继出现。如北京林业大学提出了“中国省级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4],中国地质大学提出了“中国环境问题区域差异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5],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提出了“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综合评估指标”[6]。可见,迄今为止在有关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方面的研究已有了一定的进展。但也存在不足,如现有的评价体系大多属于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所涉及的评价因子的选择和赋值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评价结果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可比性较差,同一地区采用不同评价方法有时甚至得出完全相反的评价结论。足迹家族由Galli等[7]于2012年首次定义为由生态足迹、碳足迹和水足迹组成的指标集合;并用于欧盟的一个星球经济网络（OPEN：EU）项目[8]。该方法受主观因素的影响很小[7-10],涵盖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但该方法缺少评价指标的细化、综合及等级划分标准,特别是缺少社会发展水平的指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下简称新疆）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尝试改进足迹家族,将社会足迹引入足迹家族,提出基于足迹家族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指标和等级划分标准,并应用于新疆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以期为相关部门在生态红线、生态补偿等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提供决策参考和科学依据。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足迹家族的改进
在Galli等[7,8]提出的足迹家族（生态、碳和水足迹）的基础上,引入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社会足迹,以反映区域人类社会发展的水平。生态足迹由生物质足迹和能源足迹构成[11,12],表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生物承载力是区域可提供给人类的生物资源的能力;生态足迹大于生物承载力时称为生态赤字,表示生态超载,不可持续,相反时则称为生态盈余。计算方法及均衡因子取值见全球足迹网[11];耕地的产量因子依据当地粮食产量与全球平均产量相比较得出,其余的根据文献[13-15]取其均值。
关于碳足迹的计算,同赵先贵等[16,17],采用IPCC的方法。
水足迹包括直接和间接水足迹,前者等于实体用水量,后者即虚拟水消费量[18,19]。间接水足迹等于各种消费品的消费量与其单位产品的虚拟水含量的乘积[20,21]。
社会足迹是衡量一个组织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度量,但其由于缺乏明确的计算方法而很少被采用[10]。本文引入人类发展指数作为社会足迹的计算方法。人类发展指数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立,是世界公认的评价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HDI由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平三大部分组成。其计算公式如下[22]：
式中：HI、EI、GI分别是预期寿命、教育和收入指数;H为平均预期寿命;E1是平均上学年数;E2是期望上学年数;G为人均GNI（国民总收入）;其余常数项为各指标的上、下阈值;鉴于中国各省缺乏GNI的统计数据,以GDP代替GNI。
2.2 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的构建
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和足迹家族原理（表1）,提出由生态压力指数（EPI）、水资源压力指数（WPI）、GHG（温室气体）排放指数（CEI）和人类发展指数（HDI）综合而成的生态文明指数（ECI）。为避免反向指标正向化时某一指数出现零而导致ECI为零的不合理情况,采用对EPI、CEI、WPI和HDI各加一个平移量T（通过试评价,T暂取值0.05）的平移方法进行修正。相关计算公式如下：式中：EPI是生物质足迹与生物承载力的比率;WPI为区域水足迹与可用水资源量的比值;CEI由Cp和Ca构成,其中Cp定义为区域人均碳足迹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目标的人均碳足迹的比值;Ca定义为碳足迹密度（即单位面积的碳足迹,为了消除不同地区不同土地类型间生产力的差异,参照生物承载力的计算原理,各地区的面积均折算为生物生产面积）与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碳足迹密度的比值。人均2 t CO2 e作为各国承担减排义务的目标得到多数人的认可[16,23,24],全球生物承载力为人均1.7 hm2,故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碳足迹密度为1.18 t·hm-2。各指数皆采用极值法进行标准化,EPI、WPI的最大值分别取2、1;Cp.max、Ca.max分别为全球人均碳足迹、碳足迹密度的最大值,分别取值15和20。
Tab. 1
表1
表1基于足迹家族的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关联属性解析
Tab. 1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valuation system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based on the Footprint Family and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 足迹家族原指标 | 改进后的指标 | 表征功能 | 与生态文明建设关联属性 |
|---|---|---|---|
| 生态足迹 | 生态压力指数 | 生态资本的供需评估 | 映射遵守自然规律和不超越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生态文明建设准则 |
| 水足迹 | 水资源压力指数 | 区域水资源的压力 | 映射遵守自然规律和不超越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生态文明建设准则 |
| 碳足迹 | GHG排放指数 | GHG排放的压力 | 映射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内涵;映射绿色、循环和低碳发展理念 |
| 社会足迹 | 人类发展指数 | 经济、教育和健康水平 | 映射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经济发展维度 |
| 生态文明指数 | 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 综合映射生态文明建设内涵、准则及实现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建设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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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各指数标准化后所代表的意义,结合中国不同尺度的试评价结果与当地实际,制定了各指数的等级划分标准（表2）。
Tab. 2
表2
表2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等级划分标准
Tab. 2The grad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 等级 | Ⅰa | Ⅰb | Ⅱa | Ⅱb | Ⅲa | Ⅲb |
|---|---|---|---|---|---|---|
| EPI | <0.20 | 0.20~0.35 | 0.36~0.50 | 0.51~0.65 | 0.66~0.80 | >0.80 |
| 生态压力 | 很低 | 较低 | 中下 | 中上 | 较高 | 很高 |
| CEI | 0~0.06 | 0.07~0.25 | 0.26~0.40 | 0.41~0.55 | 0.56~0.70 | >0.70 |
| GHG排放的压力 | 很低 | 较低 | 中下 | 中上 | 较高 | 很高 |
| WPI | <0.20 | 0.20~0.35 | 0.36~0.50 | 0.51~0.65 | 0.66~0.80 | >0.80 |
| 水资源压力 | 很低 | 较低 | 中下 | 中上 | 较高 | 很高 |
| HDI | >0.80 | 0.70~0.80 | 0.60~0.69 | 0.50~0.59 | 0.49~0.4 | <0.40 |
| 人类发展 | 很高 | 较高 | 中上 | 中下 | 较低 | 很低 |
| ECI | >0.80 | 0.66~0.80 | 0.51~0.65 | 0.36~0.50 | 0.20~0.35 | <0.20 |
| 生态文明水平 | 很高 | 较高 | 中上 | 中下 | 较低 | 很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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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区概况
新疆位于34°25′N~48°10′N和73°40′E~96°18′E之间,周边与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阿富汗等8国相邻,边境线超过5600 km。新疆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全区土地面积16648.97×104 hm2,占全国国土总面积的1/6,是中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区。新疆辖5个自治州、7个地区、2个地级市,其中伊犁州又辖塔城、阿勒泰两个地区和10个直属县市（后者称为伊犁直属县市）。新疆属温带大陆性干旱气候,气温温差较大,年均温10.6℃;光照充足,光能资源丰富,年日照时数2842.3 h;降水量少,年均降水量仅176.8 mm。2013年末全区人口总数为2264.3×104人。2013年新疆GDP总量为8360.24×108元,人均GDP为37181元,比上年增长10.02%。三产业结构为17.6:45.2:37.2。全区的教育和医疗事业发展很快,学校和受教育的人数不断攀升,健康水平逐年提高。2.4 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中国及新疆统计局网站、电子年鉴,以及1991-2014年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奶业统计年鉴》《中国建筑业统计年鉴》《中国林业统计年鉴》等,另外统计年鉴中缺乏的数据则通过新疆各市林业厅、农业厅等行业主管部门补充。3 结果分析
3.1 新疆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动态变化
根据研究结果（图1）,新疆1990-2013年的生态文明指数由0.61下降至0.49,降低了20.03%,由中上（Ⅱa）降为中下等级（Ⅱb）。其中,1990-2007年为中上（Ⅱa）,2008-2013年为中下（Ⅱb）。从各构成指数看,全区1990-2013年的生态压力指数增高了62.96%,压力由很低（Ⅰa）上升至较低等级（Ⅰb）;GHG排放指数增高了177.31%,由较低等级（Ⅰb）上升为较高等级（Ⅲa）;水资源压力指数增高了44.97%,由中上（Ⅱb）上升至很高（Ⅲb）;人类发展指数由0.39提高到0.68,提高了74.81%,即社会发展水平由很低（Ⅲb）升至中上（Ⅱa）。从各分指数的变化看,虽然人类发展指数大幅增高,但由于生态压力、GHG排放和水资源压力等指数的不断增高,导致了新疆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波动降低。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新疆生态文明指数的构成及动态变化
-->Fig. 1The component and trends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dex in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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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足迹家族成员看,1990-2013年,新疆人均生态足迹由1.34 hm2增高至4.11 hm2,增幅为205.68%（图2）。其中人均能源足迹增幅为313.46%,人均生物质足迹增幅为70.36%;人均生物承载力由1.91 hm2波动增加到2.00 hm2,增幅为4.54%;新疆1990年的生态盈余为0.57 hm2,2004年出现生态赤字,2013年人均生态赤字增至2.11 hm2;全区近10年来存在生态超载。可见1990年以来,新疆人均生物质足迹的增幅远大于生物承载力,导致了生态压力指数的大幅增高。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新疆人均生态足迹构成及动态变化
-->Fig. 2The component and trends of Ecological Footprint in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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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2013年,新疆碳足迹快速升高（图3）。全区人均碳足迹由1990年的4.46 t增加到2013年12.65 t,目前新疆的GHG排放量已超过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6.33倍。从2013年各部门GHG的构成比例看,能源部门产生的GHG占总量（不包括林业碳汇,下同）的80.37%,特殊工业占7.45%,农业占8.06%,废弃物处理占4.11%。可见能源消费是引起新疆碳足迹增高的主要原因,新疆林业固碳仅能中和全区约2.24%的GHG排放,而林业碳汇能力高的地区（如云南省）可中和约15%~30%的GHG排放,林业碳汇有待提高。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新疆碳足迹构成及动态变化
-->Fig. 3The component and trends of Carbon Footprint in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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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人均水足迹由1990年的2974.29 m3增加到2013年的3482.24 m3,增高了17.08%（图4）。其中,人均实体用水量由2198.07 m3升高到2543.57 m3,升高了15.72%;人均虚拟水由776.22 m3增加到938.67 m3,增高了20.93%。人均可用水资源量由5229.00 m3减少到4223.00 m3,减少了19.24%,而同期人口增加了48.08%,显然人均水资源量的减少主要是由人口增加引起。近20多年来,新疆人均用水不断增加而可用水资源不断减少是导致水资源压力快速升高的原因。新疆是全国人均用水量最高的省份,除了控制人口,如何减少用水量也是一个急需解决的关键问题。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新疆水足迹构成及动态变化
-->Fig. 4The component and trends of Water Footprint in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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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以来新疆的人类发展指数提高了74.81%（图5）。其中,健康指数、教育指数和收入指数分别提高了26.44%、19.58%和253.29%。1990-2013年,新疆人均GDP由1713元增加至16287元（基于1990年不变价）,增加了14574元;人口预期寿命从62.59岁延长到73.85岁,寿命延长了11.26岁;平均受教育年限由5.60年增加到6.15年,预期受教育年限由9.88年增加至12.88年。可见自1990年以来,新疆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都有了明显提升。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新疆人类发展指数的构成及动态变化
-->Fig. 5The component and trends of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in Xin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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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新疆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空间差异
新疆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在空间上差异很大（图6）,以2013年为例,克孜勒苏州、阿勒泰地区、巴音郭楞州和伊犁直属县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较高（Ⅰb）,博尔塔拉州和塔城地区为中上水平（Ⅱa）,喀什、和田及阿克苏地区属中下水平（Ⅱb）,昌吉州、哈密地区和克拉玛依市较低水平（Ⅲa）,吐鲁番地区和乌鲁木齐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最低（Ⅲb）。从各构成指数看,2013年乌鲁木齐市的生态压力很高（Ⅲb）,克拉玛依市为中上（Ⅱb）,伊犁直属县市、吐鲁番及和田地区较低（Ⅰb）,其余9个地区（州）为很低等级（Ⅰa）;GHG排放状况,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和哈密地区很高（Ⅲb）,昌吉州较高（Ⅲa）,巴音郭楞州、阿克苏和塔城地区为中下（Ⅱa）,其余6个地区（州）较低（Ⅰb）;水资源压力空间差异很大,克孜勒苏州较低（Ⅰb）,伊犁直属县市和阿勒泰地区为中下（Ⅱa）,巴音郭楞州中上（Ⅱb）,博尔塔拉州较高（Ⅲa）,乌鲁木齐、吐鲁番和哈密等其余9市（地区、州）的水资源压力很高（Ⅲb）;人类社会发展水平,克拉玛依市、巴音郭楞州、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哈密地区较高（Ⅰb）,克孜勒苏州与和田地区为中下水平（Ⅱb）,吐鲁番、伊犁直属和喀什等其余7个地区（州）为中上水平（Ⅱa）。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2013年新疆生态文明水平的空间格局
-->Fig. 6Spatial patter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level in Xinjiang,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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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从高、中、低三大类别看,1990年以来,新疆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虽略有降低,但仍属中等水平（Ⅱ）。其中,生态压力虽有增高,但仍属低等级（Ⅰ）;GHG排放等级由低（Ⅰ）升高（Ⅲ）;水资源由中等压力上升至高压力;社会发展由低水平上升到中等水平。从空间格局看,2013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低的有乌鲁木齐市、吐鲁番地区、克拉玛依市、哈密地区和昌吉州。从相关地区的各分指数看,生态压力高的和中等的分别是乌鲁木齐市和克拉玛依市,这主要是由于城市的生物生产面积小,人口密度高所致,新疆的绝大部分地区的生态压力并不高。新疆各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也都在中等以上。可见影响新疆生态文明建设的限制因子主要是水资源压力和GHG排放。因此,应建立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以水资源承载力确定城镇化的规模和工农业的产量,实施雨水资源利用、再生水利用等工程。建设节水型社会、发展绿色经济,不断降低水资源压力,减少GHG排放,是提高新疆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关键。
4 讨论
4.1 生态文明内涵与足迹家族的关系
足迹家族法能否科学评价生态文明建设的水平?回答这个问题关键要看生态文明建设和足迹家族法的内涵是否一致。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了生态文明的内涵是建设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准则是遵守自然规律,不超越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力,目标是实现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建设的途径是绿色、循环和低碳发展。可见,生态文明建设评价应该考虑人类需求与自然供给之间的平衡关系、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自然资源的承载力以及人类社会的发展水平等问题。由生态、碳和水足迹构成的足迹家族法与国际接轨[7-9],受主观因素影响很小,并考虑了土地和水资源承载力、碳排放与林业碳汇及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涵盖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内涵[3]。但该方法缺少反映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指标,也缺少评价指标的细化、整合及等级划分标准。虽然有人提出过社会足迹的名词,但因没有明确的计算方法而未被纳入足迹家族[10]。作为社会足迹的人类发展指数,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创立,之后不断完善并得到了广泛应用,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核心指标,该指标能很好地反映区域居民的健康水平、受教育程度和生活水平。本文将人类发展指数作为社会足迹引入足迹家族。综上所述,生态文明建设和足迹家族法的内涵体现了良好的一致性。改进的足迹家族法能够测评生态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成为构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的良好理论基础。4.2 足迹家族的改进
虽然足迹家族具备了评价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基础,但生态足迹法测算的结果是以面积为单位的生态足迹（需求）、生物承载力（供给）、生态赤字;碳足迹测算的结果是以质量为单位的GHG排放量;水足迹则以体积表示人类的生产、生活和环境对水资源的需求;人类发展指数则体现了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种指标虽可以从不同方面评价区域生态文明建设的某一方面,但难以从整体上评价某一区域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因此,足迹家族中各种指标的细化、综合和等级划分标准成为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构建的关键。生态足迹可分为生物质足迹和能源足迹,生物承载力中没有对应能源足迹的承载力,所以将生物质足迹与生物承载力之比作为生态压力指数更能反映区域的生态供需平衡。碳足迹缺少类似承载力的概念。尽管有****提出将植物固碳量作为碳承载 力[25],但由于它占GHG排放量的比例一般很少,很难像生物承载力那样作为生态足迹方法中评价供需关系的基准。将应对气候变化目标的人均2 t为基准,并考虑人口和国土面积因素,构建了GHG排放指数以反映人类活动产生的GHG对大气环境的影响。水资源压力通过区域水足迹与可用水资源量的比率来反映。另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各指数权重确定及综合方法。通过专家咨询和熵权法[26],本文中各分指数的权重大致均等。参照人类发展指数中各分指数合成的方法,采用几何平均法以降低各指标的可替代性,同时这种指数合成的方法比地理学中的空间叠置法简单,更容易被不同学科背景的评价者所接受,便于推广应用。各指数标准化中最大值的确定是一个难点,传统的方法是以区域的实测值的最大值作为极值,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标准化值反映的是针对区域最大值的相对位置,很难解释其理论和实际意义,对等级划分不利。依据各指数的实际含义确定标准化的极值,如生态压力指数为1时,其实际含义是生物质足迹需求等于生物承载力,不存在生态硬赤字,其发展是可持续的。因此将生态压力指数的标准化极值确定为2,即以标准化后生态压力指数0.5为生态压力等级划分的分界点。水资源压力指数的极值确定为1（大于1取1）,是对全国各省和西部部分市的水资源压力指数值进行统计分析,并结合考虑各地水资源的实际状况,结果表明极值取1,能较好的反映不同地区的水资源压力状况。人类发展指数的分级借鉴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等级划分标准。其余等级的划分标准通过试评价,结合理论和实际分析确定。
4.3 基于足迹家族评价方法与常规评价方法的比较
现有的生态文明建设评价体系较为庞杂,多属于多指标综合评价方法,所涉及的评价因子的选择和赋值受主观因素影响大,其评价结果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的可比性较差,有时甚至得出完全相反的评价结论,如北京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有的报告认为最高[4],有的则认为最低[6]。本文所构建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评价体系,其原理基于生态足迹、碳足迹、水足迹和社会足迹（人类发展指数）,有关计算方法与因子取值都有公认的标准和规范,受评价者主观因素的影响很小,评价结果有可比性,提高了评价方法的科学性。5 结论
（1）新疆1990-2013年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由中上（Ⅱa）降为中下（Ⅱb）。从空间上看,克孜勒苏州、阿勒泰地区、巴音郭楞州和伊犁直属县市的建设水平较高（Ⅰb）,博尔塔拉州和塔城地区为中上水平（Ⅱa）,喀什、和田及阿克苏地区属中下水平（Ⅱb）,克拉玛依市、昌吉州和哈密地区为较低水平（Ⅲa）,乌鲁木齐市和吐鲁番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很低（Ⅲb）。（2）1990-2013年,新疆人均生物质足迹的增幅远大于生物承载力,引起生态压力指数增高了62.96%,生态压力由很低（Ⅰa）上升至较低（Ⅰb）。空间上看,乌鲁木齐市的生态压力很高（Ⅲb）,克拉玛依市为中上（Ⅱb）,伊犁直属县市、吐鲁番及和田地区较低（Ⅰb）,其余9个地区（州）生态压力很低（Ⅰa）。
（3）1990年以来新疆GHG排放由较低（Ⅰb）上升为较高等级（Ⅲa）。空间上,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和哈密地区的GHG排放达到了很高等级（Ⅲb）,昌吉州为较高等级（Ⅲa）,巴音郭楞州、阿克苏和塔城地区为中下等级（Ⅱa）,其余6个地区（州）均为较低等级（Ⅰb）。
（4）23年来新疆水资源压力快速增高。人均水足迹增加了17.08%,人均可用水资源量减少了19.24%,水资源压力由中等偏上（Ⅱb）攀升至很高（Ⅲb）。此外,水资源压力的空间差异也很大,克孜勒苏州的压力较低（Ⅰb）,伊犁直属县市和阿勒泰地区为中下等级（Ⅱa）,巴音郭楞州为中上等级（Ⅱb）,博尔塔拉州的压力较高（Ⅲa）,乌鲁木齐市、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和哈密等其余9市（地区、州）的水资源压力很高（Ⅲb）。
（5）1990年以来新疆的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都有了明显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由很低（Ⅲb）升至中上（Ⅱa）。空间上,克拉玛依市、巴音郭楞州、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哈密地区的发展水平较高（Ⅰb）,克孜勒苏州与和田地区为中下水平（Ⅱb）,吐鲁番、伊犁直属县市和喀什等其余7个地区（州）属中上水平（Ⅱa）。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 利用西南60 多年干旱灾情资料，计算了干旱受灾率、成灾率、绝收率和综合损失率，分析了中国西南地区干旱灾害规律特点并对成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西南近60 年干旱灾害范围、程度和频次均呈增加趋势。受灾率、成灾率和绝收率均呈明显上升趋势，同时，各省也呈上升趋势，四川最明显，其次是贵州，云南最小。西南干旱综合损失率呈上升趋势，多年平均综合损失率为3.93%，21 世纪综合损失率为7.29%，明显高于全国平均（5.51%）。近10年来干旱重灾中心发生了转移，云南和贵州干旱面积明显增加，西南干旱重灾中心向南北两边分离。综合损失率随土壤湿度、植被盖度和降水降低而增加，但随温度升高而增加。西南气温呈明显上升趋势，但降水呈减小趋势。西南温度升高是干旱灾害的主要因素，同时区域降水减少、土壤湿度降低和植被盖度降低等加剧了西南干旱损失和风险。 利用西南60 多年干旱灾情资料，计算了干旱受灾率、成灾率、绝收率和综合损失率，分析了中国西南地区干旱灾害规律特点并对成因进行探讨。结果表明，西南近60 年干旱灾害范围、程度和频次均呈增加趋势。受灾率、成灾率和绝收率均呈明显上升趋势，同时，各省也呈上升趋势，四川最明显，其次是贵州，云南最小。西南干旱综合损失率呈上升趋势，多年平均综合损失率为3.93%，21 世纪综合损失率为7.29%，明显高于全国平均（5.51%）。近10年来干旱重灾中心发生了转移，云南和贵州干旱面积明显增加，西南干旱重灾中心向南北两边分离。综合损失率随土壤湿度、植被盖度和降水降低而增加，但随温度升高而增加。西南气温呈明显上升趋势，但降水呈减小趋势。西南温度升高是干旱灾害的主要因素，同时区域降水减少、土壤湿度降低和植被盖度降低等加剧了西南干旱损失和风险。 |
| [2] | . 黄河源区高寒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基于改进的LPJ动态植被模型,模拟研究1981-2010年中国黄河源区水源涵养量的时空变化特征,进一步探讨气候要素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近30年来黄河源区水源涵养量整体略呈减少趋势,减少速率为-1.15 mm/a,区域差异特征体现为大部分地区以减少趋势为主,特别是黄河源区东南部。过去30年黄河源区降水量以及大气水分需求能力的变化是影响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增减的主要气候因素。随着干湿条件不同,两者影响程度各异,降水减少和潜在蒸散增加共同导致黄河源区东南部半湿润地区水源涵养量减少,而降水增加则是北部半干旱地区水源涵养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黄河源区高寒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水源涵养功能。基于改进的LPJ动态植被模型,模拟研究1981-2010年中国黄河源区水源涵养量的时空变化特征,进一步探讨气候要素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近30年来黄河源区水源涵养量整体略呈减少趋势,减少速率为-1.15 mm/a,区域差异特征体现为大部分地区以减少趋势为主,特别是黄河源区东南部。过去30年黄河源区降水量以及大气水分需求能力的变化是影响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增减的主要气候因素。随着干湿条件不同,两者影响程度各异,降水减少和潜在蒸散增加共同导致黄河源区东南部半湿润地区水源涵养量减少,而降水增加则是北部半干旱地区水源涵养量增加的主要原因。 |
| [3] | . 中国正在进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基于文献统计和分析,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实践模式、突破领域、制度保障、实现机制和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述评,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和重点,展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演进、实践成效、现实问题和发展趋势。已有研究为把握生态文明的本质规律,树立生态文明价值理念,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有益指导。但是,还存在着研究比较分散、深度不够、创新性工作缺乏、方法单一等问题。新时期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迫切需要综合多维度研究的成果和方法,加强研究的系统性,重构和创新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开展实践调查和案例分析,并将"五位一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选择、制度建设、评价标准等方面的研究推向深入。 中国正在进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时期。基于文献统计和分析,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实践模式、突破领域、制度保障、实现机制和评价体系等方面的研究进行了述评,并提出未来研究方向和重点,展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认识演进、实践成效、现实问题和发展趋势。已有研究为把握生态文明的本质规律,树立生态文明价值理念,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有益指导。但是,还存在着研究比较分散、深度不够、创新性工作缺乏、方法单一等问题。新时期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迫切需要综合多维度研究的成果和方法,加强研究的系统性,重构和创新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开展实践调查和案例分析,并将"五位一体"下生态文明建设的道路选择、制度建设、评价标准等方面的研究推向深入。 |
| [4] | . 2009年9月,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ECCI课题组经过近两年的艰苦探索,发布了中国首份综合性省级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引起了社会广泛反响,有报道称,从此"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定量化时代"。此次发布的快报,不仅充分吸收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对评价体系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更是在最新权威数据的基础上,把所评价的截止年份从2007年推进至2008年。对我国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状况进行科学的量化评价,是一项社会亟需的创造性工作,对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国土生态安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成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两型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本刊发表此文,意在引起社会各界的更多关注,为深化这一学术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开拓性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2009年9月,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文明研究中心ECCI课题组经过近两年的艰苦探索,发布了中国首份综合性省级生态文明建设评价报告,引起了社会广泛反响,有报道称,从此"生态文明建设进入定量化时代"。此次发布的快报,不仅充分吸收了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对评价体系做了进一步的完善,更是在最新权威数据的基础上,把所评价的截止年份从2007年推进至2008年。对我国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状况进行科学的量化评价,是一项社会亟需的创造性工作,对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国土生态安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成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的"两型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本刊发表此文,意在引起社会各界的更多关注,为深化这一学术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开拓性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
| [5] | .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镇的发展和大量资源的消耗,我国面临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实现 社会经济发展,资源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是我国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根据我国环境问题的区域差异,科学构建生态文明指标体系是测量生态文明状 态、考核生态文明绩效和对生态系统健康进行预警的重要实践内容。文本根据我国环境问题的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在建立基于环境问题区域差异的生态文明评价指 标体系的总目标层下,依据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取了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三个准则层,并由此设计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城镇的发展和大量资源的消耗,我国面临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如何实现 社会经济发展,资源能源节约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是我国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根据我国环境问题的区域差异,科学构建生态文明指标体系是测量生态文明状 态、考核生态文明绩效和对生态系统健康进行预警的重要实践内容。文本根据我国环境问题的区域差异产生的原因,在建立基于环境问题区域差异的生态文明评价指 标体系的总目标层下,依据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取了生产环境、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三个准则层,并由此设计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 |
| [6] | . 2007年中国政府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来，已批准了三批52个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性要求科学、客观地评估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以便科学地决策和行动。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复合的过程，其核心在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各组分的和谐进步。因此，基于生态系统服务（ES）、生态足迹（EF）和人均GDP3个指标，以及这3个指标所代表的资源禀赋、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占用、经济增长之间的线性逻辑关系，构建综合性相对指数；并以此对2010年中国大陆各省（市、直辖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估，其中，海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数最大，为0.5091，北京市的指数最小，为0.0377；最后，分析了2010年中国大陆各省（市、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压力和生态效率，北京、天津和上海3个直辖市处于低资源禀赋高资源消费状况，全国大多数省（市、区）处于低消耗和低产出的阶段，经济增长尚有较大的潜力。 2007年中国政府提出“生态文明”建设以来，已批准了三批52个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复杂性要求科学、客观地评估区域生态文明建设，以便科学地决策和行动。区域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复合的过程，其核心在于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各组分的和谐进步。因此，基于生态系统服务（ES）、生态足迹（EF）和人均GDP3个指标，以及这3个指标所代表的资源禀赋、人类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占用、经济增长之间的线性逻辑关系，构建综合性相对指数；并以此对2010年中国大陆各省（市、直辖市）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估，其中，海南省的生态文明建设指数最大，为0.5091，北京市的指数最小，为0.0377；最后，分析了2010年中国大陆各省（市、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生态压力和生态效率，北京、天津和上海3个直辖市处于低资源禀赋高资源消费状况，全国大多数省（市、区）处于低消耗和低产出的阶段，经济增长尚有较大的潜力。 |
| [7] | In recent years, attempts have been made to develop an integrated Footprint approach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In this paper, we provide for the first time a definition of the "Footprint Family" as a suite of indicators to track human pressure on the planet and under different angles. This work has been developed under the 7th Framework Programme in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EC) funded One Planet Economy Network: Europe (OPEN:EU) project. It builds on the premise that no single indicator per se is able to comprehensively monitor human impact on the environment, but indicators rather need to be used and interpreted jointly. A description of the research question, rationale and methodology of the Ecological, Carbon and Water Footprint is first provided.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e three indicators are then highlighted to show how these indicators overlap, interact, and complement each other. The paper concludes by defining the "Footprint Family" of indicators and outlining its appropriate policy use for the European Union (EU). We believe this paper can be of high interest for both policy makers and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ecological indicators, as it brings clarity on most of the misconceptions and misunderstanding around Footprint indicators, their accounting frameworks, messages, and range of application. (C) 2011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 [8] | . Although unable to monitor the full spectrum of human pressures, once grouped within the MRIO model, the Footprint Family is able to assess the appropriation of ecological assets, GHG emissions as well as freshwater consumption and pollution associated with consumption of specific products and services within a specified country. Using MRIO models within the context of Footprint analyses also enables the Footprint Family to take into account full production chains with technologies specific to country of origin. |
| [9] | . 足迹研究是当前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热点与前沿课题。探讨了足迹类指标的内涵,将其定义为一类评估人类资源消费和废弃物排放等活动环境影响的指标;介绍了生态足迹、碳足迹、水足迹、能源足迹、化学足迹、氮足迹和生物多样性足迹7类典型足迹指标的概念与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普适性的足迹家族概念,总结了足迹家族的选择性、开放性、系统性和不确定性特征,并根据足迹类指标的一般运算流程构建了足迹家族的理论框架;基于大量文献成果系统比较了生态足迹、碳足迹和水足迹3类关键足迹的特征差异,提出了在足迹家族层面增强指标兼容性的措施;通过逐一测试各关键足迹与27项环境问题的相关程度,从决策相关性的角度初步探索了该足迹家族的整合模式;展望了未来足迹(家族)研究的重点方向。 足迹研究是当前生态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热点与前沿课题。探讨了足迹类指标的内涵,将其定义为一类评估人类资源消费和废弃物排放等活动环境影响的指标;介绍了生态足迹、碳足迹、水足迹、能源足迹、化学足迹、氮足迹和生物多样性足迹7类典型足迹指标的概念与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普适性的足迹家族概念,总结了足迹家族的选择性、开放性、系统性和不确定性特征,并根据足迹类指标的一般运算流程构建了足迹家族的理论框架;基于大量文献成果系统比较了生态足迹、碳足迹和水足迹3类关键足迹的特征差异,提出了在足迹家族层面增强指标兼容性的措施;通过逐一测试各关键足迹与27项环境问题的相关程度,从决策相关性的角度初步探索了该足迹家族的整合模式;展望了未来足迹(家族)研究的重点方向。 |
| [10] | This study presents an overview of footprints as defined indicators that can be used to measure sustainability. An overview of the definitions and units of measurement associated with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footprints is important because the definitions of footprints vary and are often expressed unclearly. Composite footprints combining two or more individual footprints are also assessed. These combinations produce multi-objective optimisation problems. Several tools for footprint(s)' evaluation are presented, including some of the numerous carbon footprint calculators, available calculators for other footprints, some ecological footprints-based, graph-based, and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tools. A comprehensive overview is offered of footprint-based sustainability assessment. (c) 2012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 [11] | Human demand on ecosystem services continues to increase, and evidence suggests that this demand is outpacing the regenerative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of the biosphere. As a result, the productivity of natural capital may increasingly become a limiting factor for the human endeavor. Metrics tracking human demand on, and availability of, regenerative and waste absorptive capacity within the biosphere are therefore needed. Ecological Footprint analysis is such a metric: it measures human appropriation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the biosphere's supply (biocapacity) of ecosystem products and services in terms of the amount of bioproductive land and sea area (ecological assets) needed to supply these products and services.<br/>This paper documents the latest method for estimating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and biocapacity of nations, using the National Footprint Accounts (NFA) applied to more than 200 countries and for the world overall. Results are also compared with those obtained from previous editions of the NFA. According to the 2011 Edition of the National Footprint Accounts, humanity demanded the resources and services of 1.5 planets in 2008; this human demand was 0.7 planets in 1961.<br/>Situations in which total demand for ecological goods and services exceed the available supply for a given location, are called 'overshoot'. 'Global overshoot' indicates that stocks of ecological capital are depleting and/or that waste is accumulating. As the methodology keeps being improved, each new edition of the NFA supports the findings of a global overshoot. (C) 2012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 [12] | ABSTRACT We respond to a reaction of the Global Footprint Network/GFN on our 8-point criticism of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We also refer to, and comment on, an associated debate in this journal between Giampietro and Saltelli, 2014a and Giampietro and Saltelli, 2014b, on the one hand, and Goldfinger et al. (2014), on the other. We conclude that criticism on the footprint is accumulating and coherent across the various studies and disciplines and among the different authors.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at Wackernagel/GFN systematically responded to our criticisms. Hence, our response contains several original elements and the resulting exchange can be seen to add value to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It ultimately allows readers to better make up their mind about the different viewpoints on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
| [13] | . <p>生态足迹作为一种非货币化的生态系统评估工具，是近年来国际上一种重要的判别可持续发展程度的生物物理量方法。产量因子是生态足迹计算中的一个重要参数，其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到计算结果的可靠性与可比性。随着生态足迹方法的广泛应用，其标准化和本地化成为迫切需要。为了便于区域水平上的生态足迹空间分析，本文采用中国2001年1 km MODIS数据，根据植被的净初级生产力，计算出全国和不同省份各种土地类型的产量因子。结果表明：就中国产量因子而言，由于中国农地生产力水平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产量因子为1.74，而其余几种类型土地的产量因子均<1，分别为林地0.86，畜牧地0.51，渔场0.74；就不同省份而言，由于区域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相对生产能力不同，产量因子各不相同。</p> <p>生态足迹作为一种非货币化的生态系统评估工具，是近年来国际上一种重要的判别可持续发展程度的生物物理量方法。产量因子是生态足迹计算中的一个重要参数，其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到计算结果的可靠性与可比性。随着生态足迹方法的广泛应用，其标准化和本地化成为迫切需要。为了便于区域水平上的生态足迹空间分析，本文采用中国2001年1 km MODIS数据，根据植被的净初级生产力，计算出全国和不同省份各种土地类型的产量因子。结果表明：就中国产量因子而言，由于中国农地生产力水平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其产量因子为1.74，而其余几种类型土地的产量因子均<1，分别为林地0.86，畜牧地0.51，渔场0.74；就不同省份而言，由于区域内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相对生产能力不同，产量因子各不相同。</p> |
| [14] | . 生态空间占用是由生态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衡量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生命支持服务功能的方法。它根据维持人类的自然资源消费量和同化人类产生的废气物所需要的生产性空间进行估算。并与给定区域实际生物承载力进行比较，衡量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该文评估了中国自然资产利用的生态空间占用情况，计算结果表明，中国人均占用生态空间为1.848hm2,中国实际人均生物承载力为0.65hm2,有1.198hm2的生态空间赤字。这一结果大致可以反映我国的自然资产利用状况，说明我国目前的人均生态空间占用已超出实际可利用的生物承载能力。 生态空间占用是由生态经济学家提出的一种衡量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生命支持服务功能的方法。它根据维持人类的自然资源消费量和同化人类产生的废气物所需要的生产性空间进行估算。并与给定区域实际生物承载力进行比较，衡量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状况。该文评估了中国自然资产利用的生态空间占用情况，计算结果表明，中国人均占用生态空间为1.848hm2,中国实际人均生物承载力为0.65hm2,有1.198hm2的生态空间赤字。这一结果大致可以反映我国的自然资产利用状况，说明我国目前的人均生态空间占用已超出实际可利用的生物承载能力。 |
| [15] | . 生态足迹是一种定量评价区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生态经济指标,其方法紧扣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是一个涉及系统性、公平性和延续性的综合指标,具有可度量性、计算合理性和结果可比性等优点。在介绍其概念、计算模型的基础上,针对中国中部六省的资源和能源消费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本区2004年人均生态足迹1.793hm2,生态承载力为0.488hm2·人-1,生态足迹需求与供给的比例为3.677∶1,人均生态赤字为1.305hm2,说明中部地区的发展已经超出了生态承载力的阈值;该区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1.336,万元GDP足迹1.982hm2,生态协调系数1.227等,也反映了中部地区处于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 生态足迹是一种定量评价区域资源可持续利用的生态经济指标,其方法紧扣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是一个涉及系统性、公平性和延续性的综合指标,具有可度量性、计算合理性和结果可比性等优点。在介绍其概念、计算模型的基础上,针对中国中部六省的资源和能源消费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本区2004年人均生态足迹1.793hm2,生态承载力为0.488hm2·人-1,生态足迹需求与供给的比例为3.677∶1,人均生态赤字为1.305hm2,说明中部地区的发展已经超出了生态承载力的阈值;该区生态足迹多样性指数1.336,万元GDP足迹1.982hm2,生态协调系数1.227等,也反映了中部地区处于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状态。 |
| [16] | . 为了解西安市温室气体排放的动态规律和排放水平,基于全球标杆的温室气体排放等级评价方法,并采用国际公认的《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和基于IPCC的《省级温室气体编制指南》推荐的方法对西安市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动态分析和排放等级评估。结果表明,从1995年到2011年,西安市温室气体排放呈快速上升趋势,16年间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207.16×10<sup>4</sup>t 上升为3934.17×10<sup>4</sup>t,年均增高7.66%。增幅最高的是水泥温室气体(年均增高11.75%)、废弃物(8.77%)和能源(7.63%),农业年均降低1.74%,林业固碳年圴增加3.56%。从温室气体构成看,能源占80.13%-90.55%,水泥占1.75%-7.49%,农业占1.86%-8.01%,林业固碳占-2.58%—5.22%,废物处理占7.52%-16.38%。可见能源消费的增加是导致西安市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林业碳汇能力有待提高。万元GDP温室气体排放不断降低,说明西安市碳减排方面的科技进步在不断提高。人均、单位面积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排放指数增速很快,年均增幅分别达5.84%、7.66%和6.84%。西安市温室气体排放等级持续增高,16年间从较低等级(Ⅰ<sub>c</sub>)上升为中下等级(Ⅱ<sub>a</sub>),目前距应对气候变暖目标(Ⅰ<sub>b</sub>)已高出两个亚级,温室气体排放增高的趋势不容忽视。 为了解西安市温室气体排放的动态规律和排放水平,基于全球标杆的温室气体排放等级评价方法,并采用国际公认的《2006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和基于IPCC的《省级温室气体编制指南》推荐的方法对西安市的温室气体排放进行了动态分析和排放等级评估。结果表明,从1995年到2011年,西安市温室气体排放呈快速上升趋势,16年间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207.16×10<sup>4</sup>t 上升为3934.17×10<sup>4</sup>t,年均增高7.66%。增幅最高的是水泥温室气体(年均增高11.75%)、废弃物(8.77%)和能源(7.63%),农业年均降低1.74%,林业固碳年圴增加3.56%。从温室气体构成看,能源占80.13%-90.55%,水泥占1.75%-7.49%,农业占1.86%-8.01%,林业固碳占-2.58%—5.22%,废物处理占7.52%-16.38%。可见能源消费的增加是导致西安市温室气体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林业碳汇能力有待提高。万元GDP温室气体排放不断降低,说明西安市碳减排方面的科技进步在不断提高。人均、单位面积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排放指数增速很快,年均增幅分别达5.84%、7.66%和6.84%。西安市温室气体排放等级持续增高,16年间从较低等级(Ⅰ<sub>c</sub>)上升为中下等级(Ⅱ<sub>a</sub>),目前距应对气候变暖目标(Ⅰ<sub>b</sub>)已高出两个亚级,温室气体排放增高的趋势不容忽视。 |
| [17] | . <p>为了解近年来陕西省碳足迹的状况，采用《2006 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和中国《省级温室气体编制指南》推荐的方法测算了陕西省及其各市的碳足迹。结论如下：1995~2009 年，陕西省碳足迹从4 129.38×10<sup>4</sup>t上升到22 460.23×10<sup>4</sup>t，增加了443.91%。从空间上全省碳足迹可分为3 类：陕南始终为负值；陕北和渭南市较高；关中除渭南市以外的地区较低。14 a 间全省人均碳足迹由1.18 t 增加到5.95 t；各市人均碳足迹，陕北较高，关中较低，陕南为负值。全省碳足迹密度从2.00 t/hm<sup>2</sup>增高到10.90 t/hm<sup>2</sup>。陕西省的人均和单位面积的碳足迹远高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目标，但空间上差异很大。以2009 年为例，全省人均碳足迹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目标的2.98 倍，而陕北则超过10 倍，高于美国；关中为1.29~4.57 倍。全省2009 年碳足迹密度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目标的4.89 倍；渭南、咸阳、西安3 市高达9.63~16.95 倍；榆林、铜川、延安和宝鸡4 市为3.54~7.10 倍；陕南植被的固碳作用消除了当地的碳排放外，还有剩余碳汇，但尚不能抵消陕北及关中的较高的碳足迹，因此总体看，对气候变化有负面影响，陕西的碳减排任务仍较重。</p> <p>为了解近年来陕西省碳足迹的状况，采用《2006 年IPCC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和中国《省级温室气体编制指南》推荐的方法测算了陕西省及其各市的碳足迹。结论如下：1995~2009 年，陕西省碳足迹从4 129.38×10<sup>4</sup>t上升到22 460.23×10<sup>4</sup>t，增加了443.91%。从空间上全省碳足迹可分为3 类：陕南始终为负值；陕北和渭南市较高；关中除渭南市以外的地区较低。14 a 间全省人均碳足迹由1.18 t 增加到5.95 t；各市人均碳足迹，陕北较高，关中较低，陕南为负值。全省碳足迹密度从2.00 t/hm<sup>2</sup>增高到10.90 t/hm<sup>2</sup>。陕西省的人均和单位面积的碳足迹远高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目标，但空间上差异很大。以2009 年为例，全省人均碳足迹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目标的2.98 倍，而陕北则超过10 倍，高于美国；关中为1.29~4.57 倍。全省2009 年碳足迹密度是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目标的4.89 倍；渭南、咸阳、西安3 市高达9.63~16.95 倍；榆林、铜川、延安和宝鸡4 市为3.54~7.10 倍；陕南植被的固碳作用消除了当地的碳排放外，还有剩余碳汇，但尚不能抵消陕北及关中的较高的碳足迹，因此总体看，对气候变化有负面影响，陕西的碳减排任务仍较重。</p> |
| [18] | . 水为生命之源,水资源的合理分配与科学管理是区域可持续发展与流域综合管理的核心环节;水足迹作为一种全面核算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真实占用的综合指标,将人类消费终端与水资源利用密切关联,为维护流域水资源安全、提高区域水资源利用效率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已成为当前国际水资源管理的前沿研究领域。在明确水足迹及水资源生态足迹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了水足迹与生态足迹、水资源生态足迹模型的异同,明晰了过程、产品及区域等不同研究对象的水足迹核算方法,系统梳理了产品和区域水足迹评价、基于水足迹的区域水资源安全研究、区域水足迹可持续性分析等水足迹主要研究内容的近今进展,并展望了进一步的重点研究方向,即水足迹综合研究、水足迹评价不确定性分析、水足迹与物质流核算的关联研究,以及基于足迹整合的可持续发展多维测度等。 水为生命之源,水资源的合理分配与科学管理是区域可持续发展与流域综合管理的核心环节;水足迹作为一种全面核算人类活动对水资源真实占用的综合指标,将人类消费终端与水资源利用密切关联,为维护流域水资源安全、提高区域水资源利用效率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已成为当前国际水资源管理的前沿研究领域。在明确水足迹及水资源生态足迹相关概念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了水足迹与生态足迹、水资源生态足迹模型的异同,明晰了过程、产品及区域等不同研究对象的水足迹核算方法,系统梳理了产品和区域水足迹评价、基于水足迹的区域水资源安全研究、区域水足迹可持续性分析等水足迹主要研究内容的近今进展,并展望了进一步的重点研究方向,即水足迹综合研究、水足迹评价不确定性分析、水足迹与物质流核算的关联研究,以及基于足迹整合的可持续发展多维测度等。 |
| [19] | This study develops water footprint scenarios for 2050 based on a number of drivers of change: population growth, economic growth, production/trade pattern, consumption pattern (dietary change, bioenergy use)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The objective the study is to understand the changes in the water footprint (WF)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for possible futures by region and to elaborate the main drivers of this change. In addition, we assess virtual water flows between the regions of the world to show dependencies of regions on water resources in other regions under different possible futures. We constructed four scenarios, along two axes, representing two key dimensions of uncertainty: globalization versus regional selfsufficiency, and economy-driven development versus development driven by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objectives. The study shows how different drivers will change the level of water consumption and pollution globally in 2050. The presented scenarios can form a basis for a further assessment of how humanity can mitigate future freshwater scarcity. We showed with this study that reducing humanity's water footprint to sustainable levels is possible even with increasing populations, provided that consumption patterns change. This study can help to guide corrective policies at both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and to set priorities for the years ahead in order to achieve sustainable and equitable use of the world's fresh water resources. (C) 2013 Elsevier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 [20] | . 虚拟水研究是当今水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对1978～2007年山西省襄垣县虚拟水消费量进行了时空变异分析，结果表明，在城市化进程中，该县虚拟水消费量呈上升趋势，城镇增幅远大于农村；粮食产品的虚拟水消费量减少，畜产品、水产品的虚拟水消费量增加，消费结构趋于多样化；各乡镇人均虚拟水消费量有较大差异，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人均虚拟水消费量较低．可见，采取积极的消费模式可以在不影响居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极大地节约用水，从而缓解水资源压力． 虚拟水研究是当今水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对1978～2007年山西省襄垣县虚拟水消费量进行了时空变异分析，结果表明，在城市化进程中，该县虚拟水消费量呈上升趋势，城镇增幅远大于农村；粮食产品的虚拟水消费量减少，畜产品、水产品的虚拟水消费量增加，消费结构趋于多样化；各乡镇人均虚拟水消费量有较大差异，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人均虚拟水消费量较低．可见，采取积极的消费模式可以在不影响居民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极大地节约用水，从而缓解水资源压力． |
| [21] | . 虚拟水是当今水科学的研究热点，被认为是解决粮食与水资源安全的重要策略。本文在测算中国各地区农产品虚拟水总量的基础上，得出1996年～2006年中国农产品虚拟水与耕地资源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并呈波动下降趋势，这表明二者分布“相对均衡”，且均衡程度在增强。同时，运用锡尔指数的分解方法，对中国区域农产品虚拟水空间总差异分解成区域内部差异和区域间差异。结果表明：农产品虚拟水区域总体差异有缩小趋势，影响八大区域总体差异形成的主导因素是区际间差异，另外，引入区域分离系数的方法，表明中国地均农产品虚拟水南北方区域差异变化呈现出收敛趋同的态势。通过地均农产品虚拟水变化对区域差异收敛与发散贡献的空间分析，最终将中国各省市划分为6种发展模式。通过对虚拟水净出口量与各种资源要素的秩相关系数的计算，表明驱动农产品虚拟水流动的主要原因是耕地资源而不是水资源，同时也表明农产品虚拟水与地区虚拟水流量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可揭示地均农产品虚拟水区域差异背后体现的农业集约化空间分异特征规律，为制定不同区域类型的农业发展决策提供相应的理论参考。 虚拟水是当今水科学的研究热点，被认为是解决粮食与水资源安全的重要策略。本文在测算中国各地区农产品虚拟水总量的基础上，得出1996年～2006年中国农产品虚拟水与耕地资源基尼系数在0.2~0.3之间，并呈波动下降趋势，这表明二者分布“相对均衡”，且均衡程度在增强。同时，运用锡尔指数的分解方法，对中国区域农产品虚拟水空间总差异分解成区域内部差异和区域间差异。结果表明：农产品虚拟水区域总体差异有缩小趋势，影响八大区域总体差异形成的主导因素是区际间差异，另外，引入区域分离系数的方法，表明中国地均农产品虚拟水南北方区域差异变化呈现出收敛趋同的态势。通过地均农产品虚拟水变化对区域差异收敛与发散贡献的空间分析，最终将中国各省市划分为6种发展模式。通过对虚拟水净出口量与各种资源要素的秩相关系数的计算，表明驱动农产品虚拟水流动的主要原因是耕地资源而不是水资源，同时也表明农产品虚拟水与地区虚拟水流量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结果可揭示地均农产品虚拟水区域差异背后体现的农业集约化空间分异特征规律，为制定不同区域类型的农业发展决策提供相应的理论参考。 |
| [22] | . 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影响很大、应用很广的衡量人类发展成就的综合指标,但其传统算法存在两个统计缺陷:其一是缺乏对各向度本身的分布敏感性;其二是没有考虑各向度之间的均衡性。本文针对后者,采用测度准则法,提出一种以要素均衡为导向的人类发展指数改进法。实证研究显示,与人类发展指数的传统及现行算法相比较,此改进既能更好地体现人类发展的要义,也可提高人类发展指数的统计鉴别力,所以可作为计算人类发展指数的一种新选择。 人类发展指数是一个影响很大、应用很广的衡量人类发展成就的综合指标,但其传统算法存在两个统计缺陷:其一是缺乏对各向度本身的分布敏感性;其二是没有考虑各向度之间的均衡性。本文针对后者,采用测度准则法,提出一种以要素均衡为导向的人类发展指数改进法。实证研究显示,与人类发展指数的传统及现行算法相比较,此改进既能更好地体现人类发展的要义,也可提高人类发展指数的统计鉴别力,所以可作为计算人类发展指数的一种新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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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 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加剧全球气候变暖,其实质就是碳足迹日益增大所致,通过介绍碳足迹概念、类型、标准和计算方法,提出减少碳足迹的措施,旨在让公众了解碳足迹,倡导低碳生活,加强节能减碳的环境意识,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加剧全球气候变暖,其实质就是碳足迹日益增大所致,通过介绍碳足迹概念、类型、标准和计算方法,提出减少碳足迹的措施,旨在让公众了解碳足迹,倡导低碳生活,加强节能减碳的环境意识,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
| [25] | . 为了解山东省碳排放与碳固定的平衡状况及其变化规律，对碳足迹方法进行改进，提出了碳承载力、净碳足迹的概念和测算模型。利用改进的碳足迹方法对山东省的碳足迹与碳承载力动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0年，碳足迹从33033.20万t 上升至119261.76万t，增幅为261.04%，年均增长23.73%，其中化石能源占总碳足迹91.58%～94.85%，可见，化石燃料消费的增加是导致碳足迹增长的主要原因。碳承载力从1696.44万t下降到1588.01万t，降幅为6.39%，其中森林固碳量占80.97%～88.40%，森林成为最重要的碳承载力组分。净碳足迹由31336.76万t上升到117673.75万t，增高275.51 %。人均净碳足迹高于全球气候变化目标的1.74～6.14倍，2002年以后一直高于中国人均和全球人均碳足迹，低于美国。单位面积净碳足迹也已达全球气候变化目标的17.73～66.58倍。万元GDP碳足迹年均降低2.11%，说明山东在碳减排方面的政策措施有一定成效。尽管如此，山东已成为国内碳排放大省，对气候变化有负面影响，碳减排任务很重。 为了解山东省碳排放与碳固定的平衡状况及其变化规律，对碳足迹方法进行改进，提出了碳承载力、净碳足迹的概念和测算模型。利用改进的碳足迹方法对山东省的碳足迹与碳承载力动态进行研究，结果表明，2000－2010年，碳足迹从33033.20万t 上升至119261.76万t，增幅为261.04%，年均增长23.73%，其中化石能源占总碳足迹91.58%～94.85%，可见，化石燃料消费的增加是导致碳足迹增长的主要原因。碳承载力从1696.44万t下降到1588.01万t，降幅为6.39%，其中森林固碳量占80.97%～88.40%，森林成为最重要的碳承载力组分。净碳足迹由31336.76万t上升到117673.75万t，增高275.51 %。人均净碳足迹高于全球气候变化目标的1.74～6.14倍，2002年以后一直高于中国人均和全球人均碳足迹，低于美国。单位面积净碳足迹也已达全球气候变化目标的17.73～66.58倍。万元GDP碳足迹年均降低2.11%，说明山东在碳减排方面的政策措施有一定成效。尽管如此，山东已成为国内碳排放大省，对气候变化有负面影响，碳减排任务很重。 |
| [26] | . 通过对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分析, 以及城市作为耗散结构系统的熵变分析, 构建广州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信息熵构建了广州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模型;将熵权与指标时间序列变化相结合, 分析指标时间序列变化对广州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 从而提出广州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针对性措施。研究结果显示:在2004-2010 年间, (1) 广州市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需求不断增大, 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控制, 城市生态系统内部不断朝着有序、健康的方向发展;(2) 自然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系统的支持能力总体逐渐上升, 生态环境的改善使广州城市生态系统的协调性和活力得到增强, 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总体呈上升趋势。该研究方法能反映出城市作为复合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演化机制, 能有效地弥补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所存在的可持续发展对策比较笼统、缺乏针对性的不足。 通过对城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分析, 以及城市作为耗散结构系统的熵变分析, 构建广州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信息熵构建了广州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评价模型;将熵权与指标时间序列变化相结合, 分析指标时间序列变化对广州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 从而提出广州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针对性措施。研究结果显示:在2004-2010 年间, (1) 广州市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对自然生态系统的需求不断增大, 城市环境污染问题得到有效控制, 城市生态系统内部不断朝着有序、健康的方向发展;(2) 自然生态系统对社会经济系统的支持能力总体逐渐上升, 生态环境的改善使广州城市生态系统的协调性和活力得到增强, 城市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能力总体呈上升趋势。该研究方法能反映出城市作为复合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和演化机制, 能有效地弥补城市可持续发展研究中所存在的可持续发展对策比较笼统、缺乏针对性的不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