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铮Academic debates on Hu Huanyong population line
LUDadao, WANGZheng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03-6
修回日期:2016-04-20
网络出版日期:2016-05-10
版权声明:2016《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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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胡焕庸先生在《地理学报》发表了“中国人口之分布”论文,搜集整理了全国各地区的人口数据,将人口数据精确落到县级单元尺度,绘制出了中国第一张人口分布图和人口密度图,第一次定量刻划了中国人口分布不均的事实,并提出了著名的黑龙江瑷珲（现爱辉）—云南腾冲的人口地理分界线[1]。线东南方36%的国土居住着96%人口,以平原、水网、丘陵、喀斯特和丹霞地貌为主要地理结构,自古以农耕为经济基础;线西北方64%的国土居住着4%人口,人口密度极低。因而划出两个迥然不同自然和人文地域,这也就是现在广为人知的胡焕庸线。胡焕庸线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首次定量刻画了中国人口的空间特征,揭示了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人口密度存在巨大悬殊的事实,被称为“Hu line”[2]。胡焕庸线又不仅仅是一条人口地理分界线,也是一条综合的生态环境界线,充分体现了地理学的综合性、区域差异和空间格局研究的特色,胡焕庸线被赋予更为广泛内涵,其影响超出了人文地理学甚至是地理学的范围。2009年,由《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与中国地理学会发起中国地理百年大发现评选活动,胡焕庸线当选为30项重大成果之一。
2014年1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来到北京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指着中国地图上的“胡焕庸线”说,中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新型城镇化核心就是写好“人”字,说到底就是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美好,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很多媒体据此归结为李克强总理之问[3],即“胡焕庸线怎么破”?李克强总理对胡焕庸线的关注,使其迅速成为学术界[4-7]、社会媒体和政府高度关注的一个热词,胡焕庸线提出80年后引发了广泛热议。不同看法被提出来,甚至是突破的不同方案和情景都已被提出。实际上,早在一年多以前,胡焕庸线问题就引起了李克强总理的关注。2013年8月31日,在中南海第一会议室李克强总理组织召开两院城镇化成果汇报会,陆大道院士代表中国科学院组作了半个多小时的汇报,汇报题目是“关于走符合中国国情的城镇化道路的认知和建议”,强调了一定要牢固树立走符合中国国情的理念,走具有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指出未来城镇化速度不宜过快。李克强总理在总结讲话中指出：“城镇化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成败,胡焕庸线是个经济地理问题,应不应该打破?能不能打破?请你们帮着研究。”
因此,组织了地理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和中青年****就此问题开展学术争鸣,将****观点原汁原味呈现出来,从不同角度诠释胡焕庸线的科学价值与现实意义,期望能加深对胡焕庸线的理解,促进学术界对该问题讨论并增进共识,从地理学视角研究城市化的若干重大问题,有助于国家新型城镇化实施和区域实践[8,9]。
陆大道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经济地理学家,主要从事生产力布局、国土开发、区域发展和城镇化问题研究。
核心观点：胡焕庸线的稳定性将长期存在。
1935年著名的胡焕庸线被提出至现在,已经过去了80年。这期间,中国的人口总量增加了一倍多,经济总量的增加更是不可比拟。但是,胡焕庸线两侧总人口、经济总值的比例始终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以该线东南半壁、西北半壁分别占43%和56.4%的国土面积（暂不包括港、澳、台）,它们的人口和经济总值比例始终保持94:6的大数特征。80年前,胡焕庸先生在他的“中国人口之分布”一文中指出,这种人口分布格局与地形、雨量作比较“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胡焕庸线能不能突破,如何突破,长期以来就受到政府和社会的关注。诸多人士认为,胡焕庸线能否突破,事关缓解乃至消除地区发展不平衡,促进少数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发展以及加强国家安全建设等重大问题。
如何理解这里的“突破”?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在过去约30年中,西北半壁占全国的比例提高了0.55个百分点,即额外增加了约700万人口（西北半壁人口总数约8480万人）。如果将未来30年西北半壁人口占全国比例提高1.0个百分点可以谓之“突破”,则需要额外增加约1400万人。那么,到21世纪中叶,西北半壁的人口总数将比目前增加约2000万人。这个数据,是否能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东南半壁的人口负担并改善西北半壁的人口构成呢?如果没有,其意义又有多大?所以,问题是能不能促使人口由东南半壁迁入。而判断这一点,主要看经济发展。
胡焕庸线突破,经济意义当然很大。1990-2010年,全国GDP平均年增速约10%。如果未来30年,全国GDP平均增速约为4.0%计,到2040年,全国GDP约150万亿元（以2010年的现价考虑）,如果西北半壁占全国的比例较2010年提高1.0个百分点（达到6.7%）,要求达到10.05万亿元,是2010年的4.1倍;如果西北半壁较2010年提高2.0个百分点（达到7.7%）,则需要达到11.6万亿元,是2010年的4.7倍。这样的数据才可谓之“有所突破”。也就是说,实现这种两种尺度的“突破”,未来30年西北半壁GDP增长速度需要超过全国经济增速平均值的50%左右。
最近十多年来,在“西部大开发”的方针下,西北半壁各地区通过大规模投资和发展能源重化工,使经济实现了高速和超高速增长。但这已经带来了结构性的困境,能源重化工这些可以导致地区经济大幅度增长的行业,在西北半壁成为需要控制规模的对象。那么,要达到上述长时期高速增长,什么样的产业可以支持?高科技产业、大农业、高端服务业,等等。从现在看,很难想象这些产业未来在西北半壁能够取得远超过全国平均值的增速。
1. 中国陆地国土分三大自然区,即东部季风气候区、西北干旱及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 m以上,除少量河谷地带以外,一般不适宜于人类日常的社会经济活动。“胡焕庸线”西北半壁几乎包括了干旱及半干旱区和青藏高寒区。这种自然结构特点对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巨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胡焕庸线”的稳定性。这不是人的力量所能明显改变的。
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受海洋的吸引是长期趋势。早在19世纪初,海洋就被认为是“伟大的公路”。今天,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更加强了沿海地区发展的优势。世界上主要国家的经济,无不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的交流。全球的经济总量就像钉子一样密集地倒插在各主要经济大国的沿海地带（美国的东西两洋的沿岸、欧洲的大西洋沿岸、地中海沿岸、日本各岛、中国沿海地带等）。中国经济,不管是以往的30年还是未来,都将在相当大程度上（有些领域及行业将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国际市场和资源。
还要强调的是：胡焕庸线的西北半壁,并不等于“三大地带”中的西部地带。西部地带中的发达地区有关中、四川盆地（重庆在内）及人口密度及经济密度较高的云贵地区等都基本不在胡焕庸线的西北半壁。
2. 胡焕庸线西北半壁缩小与东南半壁人口和经济规模的差距所遇到的困难,主要还不在于水资源及交通运输等问题。主要在于距国内外市场距离远、运输成本高的严重制约。运输能力可以提高,甚至是没有限制的,但运输距离长及引起的运输成本高这个因素的影响是难以改变的。也就这一点,无论是今天还是未来,胡焕庸线西北半壁的许多部门和行业,其产品和服务难以在经过长距离和超长距离（陆路）运到国内外市场后而仍然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人们通常强调西部资源丰富,但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中国西部地区矿产资源种类很多,有些矿种的地质储量都占全国80%以上。但如果考虑到矿产资源的开发条件、洗选（分离）条件、运输条件等因素,就对中国国民经济的实际价值给以赋权,东、中、西三大地带矿产资源的潜在经济价值分别为为32:43:25。这就是说,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对国民经济发展并不存在很大优势。这里“西部地带”的地理范围比胡焕庸线西北半壁更大一些。
3. 除了上述自然结构、运输距离两个难以改变的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外,教育和文化水平也是制约西北半壁经济发展的因素。这个因素是可以逐步改变的,但是需要较长时期才能实现这种改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另外,沿海地区由于科学技术基础及易于接收全球信息和革新的传播,会具有大得多的区域创新优势。
西北半壁的六个省份（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西藏、宁夏）,2013年财政收入计4082亿元,支出12227亿元,收支相差8145亿元。财政自给率仅仅为25%。但这还不是中央政府对这些省份财政转移支付的全部。今后,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财政转移支付额度肯定还要像往常的速度增加,这无疑是中央政府的巨大负担,也是各省份政府的巨大压力。如果要采取不寻常的措施实现西北半壁的超常规经济发展以突破胡焕庸线,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规模可能会相对减少。但是,在投资与投资成本、生产效益、运输与消费支出、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要额外付出的经济代价可能要大得多。
以上只是根据几十年来发展实践情况和数据做的简单分析和判断。需要说明的是,胡焕庸线两侧基本公共服务存在明显落差的“稳定性”将长期存在。中国在第八、第九及第十个五年规划中都曾经强调要缩小东中西部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但是执行的结果这种差距并没有缩小。从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开始,只强调要使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之间公共服务逐步实现均等化。实践证明,这个目标是切合实际的,在中央政府和省区市级政府努力下可以逐步实现。
王铮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可持续发展部主任;《普通地理学》、《理论地理学》、《计算地理学》系列专著,被胡焕庸先生誉为“提出了独立的理论地理学体系”。
观点：胡焕庸线在世界上具有普遍性,美国人就突破他们的胡焕庸线,中国人要突破自己的胡焕庸线和要发挥第二地理本性的作用,推动第三地理本性的变化。
讨论“打破”胡焕庸线和“突破”胡焕庸线,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突破,是指基本分界还存在,对界限有所修改;打破则指让界限在某些地方或多或少消失或者没有太多界限意义。对于胡焕庸线,一般来说只可能突破,但是,这次讨论要说说打破的问题。
图1是美国宇航局的轨道碳观测卫星-2测量的2014年8-10月全球光合作用分布图,即全球陆地植物碳汇分布图。从东南亚经过中国穿过中国大陆,直到鄂霍次克海西岸,存在明显的界线,这就是胡焕庸线。在关于中国大陆国土分异的研究中,通过第一地理本性指标的变化的分析得到了胡焕庸线。类似的情况在美国也存在。从图1可以看出,美国东西部的界线也很明显。目前美国的西部已经实现了开发,换言之,美国的胡焕庸线被打破了,即与200年前的美国经济分布相比,现在美国的西部开发了。美国的胡焕庸线为什么能够打破?因为利用了太平洋东海岸,美国荒凉的中部,德克萨斯州那一带,靠东西并进,发展了。中国对应于美国西部的海洋地理位置在地中海,至少在印度洋东部,所以,对中国,不能妄言学美国开发西部。由此看来,打破胡焕庸线,“一带一路”战略可能是最有效的地理战略。或者说,如果要打破胡焕庸线,需要欧亚大陆东西联动发展。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2014年8-10月卫星测量的光合作用分布图Fig. Distribution of satellite-based photosynthesis from August to October 2014注：数据来源于https://www.nasa.gov/jpl/oco2/pia18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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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历史上,中国人是做过打破胡焕庸线的努力的。在唐朝李隆基时代,西北方向的高仙芝领兵试图突破葱岭,可惜失败了。因为中国西部的自然环境太恶劣了,第一地理本性限制了。按照克鲁格曼的观点,第二地理本性是克服第一地理本性的动力。克鲁格曼的第二地理本性,包括交通和人口—产业聚集。人口—产业聚集有两个条件：第一是水资源的丰富,因为水是基本生存和生产必需品;第二是人口富足有劳动剩余,因此要在第二地理本性上做文章。在美国,打破玉米带靠的是在相对荒芜的地区发展了节水的产业,其次是特殊的地区政策使这些地区水资源相对富足的地方,经济也有所富裕,出现了聚集。在全球变暖情况下,中国大部分地区农业生产条件可能变坏,但是西北地区水资源条件可能会变化,这就是当年中国的西域较发达的原因。所以打破胡焕庸线的一个策略就是要让西部利用资源条件,发展节水产业,推广节水生产模式,让当地相对富有起来,这一点,以色列的经验值得学习。地方富足了,人口就会到那里聚集,这样胡焕庸线就会被打破。因此适应全球变化,在某些水资源好的地方或者正在变好的地方,有控制地适当聚集是必要的。
现代的聚集,信息化是一个有力推手。信息化条件可以说是第三地理本性。信息化可以推动贸易发展、知识溢出,模拟发现,推进信息化可以促进某些地方先发展[10]。总之,第一地理本性锁定的胡焕庸线,要靠第二地理本性、第三地理本性来突破,或者在一定条件下打破。现在有一个问题,沿着北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从朝鲜开始,到巴基斯坦、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伊朗、土耳其都是互联网被设置种种限制的国家,信息化发展艰难,这个问题要解决。外国的事情管不了,可以像20世纪80年代大学生说的,“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诚诚恳恳地帮助沿线国家发展交通条件,发展信息化条件,这样就好引起地理聚集。实现了地理聚集,第二地理本性发挥作用,胡焕庸线也就打破了。明代皇帝,搞闭关锁国,西方人来到嘉峪关就让停住了,丝绸之路也就断了。中国西部当然发展不起来。不仅西部发展不起来,东部也不行,所以满清人就入关了,中国就熬着油灯读四书五经,等着被动挨打了。
封志明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自然资源学会副理事长,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人口与资源环境专业委员会主任。
观点：胡焕庸线是一种国家尺度的高度地理综合,具有开拓和创新意义,其背后隐藏的地理综合基础则是中国的人居环境适宜性和适宜度。
80年前,胡焕庸先生亲自动手编制了基于分县尺度、拥有2万个点位的第一张中国人口密度分布图。据此提出胡焕庸线,定量揭示了中国东南稠密、西北稀疏之人口分布基本格局,无疑是科学的原始创新和地理学的伟大创举。
胡焕庸线与地理学同仁所熟知的“秦淮线”,界中国南北;“长城线”,分中国农牧;“三个台阶”,依地形与海拔三分中国等有所不同,它是一条“虚拟界线”,并未真实“落地”。若落地,就会看到会穿越各种不同的地理单元——从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川陕盆地到横断山区,与传统的地理学界线并不完全一致。这恰恰是胡焕庸先生的学术智慧所在,是对各种地理界线的高度概括和多种地理突变的深度集成。这也是地理学的尺度问题,胡焕庸线可以说是一种国家尺度的高度地理综合,关键是其背后的地理综合基础。
胡焕庸线背后隐藏的地理综合基础是中国的人居环境适宜性和限制性。研究表明,中国人居环境适宜地区几乎全部集中在东南半壁,土地占全国47.9%,相应人口占95.2%;人居环境不适宜地区主要集中在西北半壁,土地占全国26.8%,相应人口只占1.1%;人居环境临界适宜地区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两侧,土地占全国的25.3%,相应人口占3.7%[11]。而中国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适宜性高度一致或基本一致的地区也大多位于东南半壁;不一致地区则多处西北半壁,人居环境适宜度地域分异明显[12]。研究认为,要从根本上提高中国人口分布的人居环境适宜度,就应该实施人口集疏战略,根据人居环境适宜性分区适度聚集或疏散人口,以促进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适宜性相适应[13-15]。
80年后的今天,地理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空间数据海量累积已远超胡焕庸先生所在的民国时代,以公里格网为基础的地理信息系统（960万个点对2万个点）已经出现,精度与速度今非昔比;中国地理区划的三分法/四分法,以及不同学科的八分法/十分法,加上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也已远超出当时的认识。作为新一代地理****或更年轻的新一代应该有所作为,应该承继大师思想、发展青年学术,继续为创新地理学、促进国家可持续发展做出应有贡献。
曾刚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研究院院长、城市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区域经济学终身教授、人文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长江分会副会长。
观点：胡焕庸线揭示了降水量对温带、亚热带人口分布的决定性影响,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拉采尔（Raetzel）等提出的环境控制论。
1935年提出了胡焕庸线,尽管已经过去80多年,但其科学价值却依然如故。胡焕庸先生的主要贡献是敏锐地观察到了温带、亚热带地区降水量对人口分布的决定性影响,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拉采尔（Raetzel）等人提出的环境控制论。
德国地理学家拉采尔、美国地理学家亨丁顿（Huntington）等环境控制论者指出,地理环境对人类生理机能、心理状态、社会组织和经济发展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并决定着人口迁移和分布。胡焕庸先生结合中国的降水分布和地形地势格局,明确指出水资源对区域开发、人民生活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价值,400 mm等值线（瑷珲—腾冲线）不仅是中国农牧分界线,也是影响中国人口宏观分布的控制线。
曾经有人认为,可以通过大规模调水来改变水资源的空间分布。然而,世界上大型调水工程事与愿违的案例比比皆是。2015年2月28日《中国周刊》发表的封面文章“国外大型调水工程的喜与痛”指出,位于中亚的咸海1960年面积为6.75万km2,是世界第四大内陆湖,但2020年咸海有可能从地球上消失。造成咸海濒临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苏联时期实施的费加拉、卡拉库姆等大型调水工程项目。由于调水工程,咸海的主要水源补给阿姆河和锡尔河断流,咸海水面面积快速缩小。尽管这些调水工程在建成后的一段时间内为苏联生产了大量棉花、稻谷、蔬菜等农产品,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该地区近6万渔民失去工作和生活来源,土壤盐碱化和沙漠化不断加剧,土库曼斯坦共和国80%的耕地出现了高度盐碱化,“盐沙暴”频发,居民患白血病、肾病、支气管炎的比例显著升高。咸海调水工程带来的经济收益,远远低于其造成的生态损失。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这样评价：“除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灾难外,地球上恐怕再也找不出像咸海流域这样生态灾害覆盖面如此之广、涉及人数如此之多的地区”。
总之,不论时间如何变化,温带、亚热带降水量高低对人口分布仍具有决定性影响。因此,应该遵循劳伦斯·彼得（Laurence）等****提出的木桶理论,尊重胡焕庸线揭示的科学规律,慎重对待中国人口大规模西迁构想。当然,可以在中国西部局部降水丰富、配套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展有节制的重点开发,不断提高当地居民的生活水平,让其分享城镇化、现代化带来的红利。
方创琳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城市地理与城市发展研究室主任、区域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模拟重点实验室副主任,RSA China Division常务理事,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常务理事等。
观点：胡焕庸线刚性约束下的中国城市发展空间格局不可能有实质性突破。
胡焕庸线不仅仅只是一条人口分布界线,更多的是在这条线的背后有着多条自然地理界线的刚性约束,如这条线同时大致上是地势第一级阶梯和第二级阶梯的分界线、大致上是400 mm等降水量线及干旱与半干旱地区分界线,等等,这些自然地理界线是自古自今人类活动无法逾越的刚性约束界限。由于这种自然结构和自然规律无法改变,由此带来的人口、城市与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只能顺应自然规律,无法突破自然规律大规模布局人口经济社会活动。2015年召开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也明确提出,城市发展首先要尊重科学规律,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建设城市。
基于诸多自然地理界线的刚性约束,胡焕庸线刚性约束下的中国城市发展空间格局将保持着长期的客观合理性,且不可能有大的实质性突破。近百年来,中国城市发展的空间格局因此并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只是城市规模等级结构和职能在原地发生了变化。
到2030年建设的20个城市群中,其中有16个集中在胡焕庸线以南地区,占中国城市群总数的80%以上,国家级特大城市群和大城市群全部集中在胡焕庸线以南地区,在线西北地区不可能建成特大城市群和大城市群,只能发育2~4个小城市群。
到2030年建设的770个城市中,绝大多数集中在胡焕庸线以南地区,其中市区常住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10个超大城市、市区常住人口在500万~1000万人的20个特大城市全部集中在胡焕庸线以南,未来在胡焕庸线以北地区受自然条件的刚性约束和城市宜居条件的刚性制约,不可能建设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只能建设一部分大城市和中小城市。
从城市空间布局形态分析,高度城镇化地区只能集中在胡焕庸线以南地区,线以北地区的城市作为一个自然有机体,在生长过程中将继续受到高寒缺氧、干旱缺水、地貌等自然条件的刚性约束,无法“长大长肥”,因而无法建成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线东南地区可形成集中连片的都市连绵区和面状网络布局,线西北地区只能顺应自然条件形成点状空间分布布局。
董晓峰
北京交通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注册规划师,兰州大学城乡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地理学会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生态城市专委会中西部工作委主任。
观点：西北半壁对国家发展的巨大贡献需要系统认识。从更长的时期看,该区域人口一直在增加,科技文化发展与政策是主导成因。西北半壁目前基础设施十分落后,已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的瓶颈,同时在中华民族复兴与长治久安发展中地位十分重要,未来发展的关键在于质量。
讨论胡焕庸线的根本目的在于认识西北半壁的发展潜力,希望其更好更快发展,在国家发展中做出更大贡献。西北半壁人口较少,仅占全国总人口大约6%,由其总体干旱或高寒等环境条件决定,宜居性较差,但西北半壁为中华民族过去与现在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一个基本共识。
人口分布与地球表面的地理环境条件相一致,西北半壁的气候条件差,对人口与工业开发承载力有限。但从资源环境大系统来看西北半壁的贡献更大,地下资源更丰富,河西走廊玉门油田是中国石油产业的摇篮,与此相关的长庆石油公司还有望超过大庆石油跃居第一,从目前的西气东输到西北油气资源的储量,到光伏与风力可再生能源的潜力,均对国家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青藏高原作为黄河、长江、澜沧江、雅鲁藏布江等重要河流主要水源区的“中华水塔”,生态环境意义更大。中国西北干旱区半干旱区在历史上作为中西方文明交流互动的通道,对人类文明发展贡献很大,敦煌文化就是典型范例之一。汉武帝、张骞、玄奘、班超、左宗棠等前辈的眼光更长远。而当前兰州—白银通过发展小型城镇群的模式在城市大气污染治理上取得了成功的先进经验,也是中国城市化目前密切关注的大事。
从更长的历史进程来看,西北半壁的人口在不断迁入和增加。陈发虎院士团队关于“农业革新促使史前人类永久定居青藏高原”的研究,提出中国北方人类于5200年前基于农业革新发展与传播使中国黄土高原人口大规模扩散并定居到青藏高原东北的河谷地带,3600年前在气候冷干背景下进一步永久定居至高海拔地区[16]。而干旱区河西走廊和新疆人口自汉唐以来到近代,在中央政府强大的时期基本上均实施移民实边为主的政策,使该地区人口不断增加,从历史发展来看,西北半壁的人口适度增加具有积极意义。
西北半壁发展的关键在于质量,可持续发展只能走质量型发展之路。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与长远发展,应该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事业,推进民族稳定与融合发展,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与生态环境保护,切实提高人民生活与人居环境水平。比如西北地区的兰州大学、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和新疆分院等为国家和地方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但国家扶持还很不够。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对西北半壁发展是一次机遇。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当前这里没有几条铁路,通往该地区的铁路和高速公路也很少,已经成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严重的瓶颈,国家投资太少,没有西北半壁的良好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也难以崛起。
加快西北半壁发展明智的选择是走新型发展之路。转变观念是关键,以甘肃省为例,以陆大道院士为首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团队曾为甘肃省编制新型发展战略,逐步被当地接受,使甘肃省在光伏与风力发电新能源、华夏文化传承试验区、生态功能屏障保护与生态补偿、旅游业、兰州—白银科技创新试验区、河西走廊制种产业化、河东特色优质水果生产等方面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突破。事实证明因地制宜、生态化绿色发展之路是适合甘肃和整个西北半壁正确且有效的发展道路。
刘盛和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观点：胡焕庸线近80年来总体稳定,但也呈现出向西北半壁微移的新态势。“一带一路”建设和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将有利于提升西北半壁的人口与经济集聚能力,有助于突破胡焕庸线。
胡焕庸线历经80余年总体保持稳定,是一条重要的中国基本地理国情分界线,有丰富的科学内涵。展望未来,在技术进步、产业转型升级和“一带一路”建设等多重因素的复合作用下,西北半壁有望迎来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期,提升其经济与人口集聚能力,从而高质量突破胡焕庸线。
胡焕庸线近80年来总体稳定,但也呈现出向西北半壁微移的新态势。统计数据显示,胡焕庸线被提出以来,中国东南半壁和西北半壁两侧人口数量始终保持94:6的大数特征。不过,“稳”中亦有“细变”,东南半壁的人口份额持续微减,而西北半壁的人口份额持续微增。1982-2010年间,东南半壁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份额由94.23%减少至93.68%,共减少0.55个百分点;东南半壁人口年均增长率约1.0%;而西北半壁为1.34%;西北半壁的年均人口增长速度要高于东南半壁0.34个百分点。如果将人口份额作为固定控制量,那么近30多年来胡焕庸线是在向西北半壁偏移的。必须指出的是,西北半壁较高的人口增长率主要得益于因少数民族人口多、计划生育政策相对宽松所致的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空间上呈“相对均势”模式,城镇化发展滞后,增长质量并不高。2000-2010年间,东南半壁的城镇化率由37.06%提高至50.56%,年均增长1.35个百分点;而西北半壁的城镇化率仅由32.76%提高至44.20%,年均增长1.14个百分点。西北半壁的城镇数量少、规模小,对人口的吸聚能力弱。
技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有利于提升西北半壁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突破胡焕庸线提供了可能。胡焕庸线的长期基本稳定、并被认为是中国基本地理国情分界线,其科学基础在于它反映了中国地形、气温降水等自然地理环境的空间分异规律,与年降雨量400 mm的等值线、农牧交错带等高度吻合。诚如吴传钧先生所言,它是由于地理环境和农业基础的地区差异所造成的。在农业经济社会,西北半壁干旱、低温的资源环境条件,不利于发展农业生产,经济与人口承载力低下。不过,它们对工业经济和服务业经济发展的直接约束已显著弱化,并且节水节能、新能源开发、智慧绿色生产等技术进步,将有助于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减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并改善人居环境,从而提升西北半壁原本低弱的资源环境承载力,为突破胡焕庸线提供了可能。
“一带一路”建设将极大地改善西北半壁的经济地理区位和对外开放水平,为突破胡焕庸线提供难得的历史性契机。西北半壁经济社会发展滞后,除自然环境条件较为恶劣之外,其深处内陆、与东部沿海城市港口联系较为困难的经济地理区位和对外联系通道不畅、开放合作水平较低等,也是极为重要的原因。随着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推进,将打通中国向西对外大通道,深化与沿线国家的产业合作和经贸往来,推动区域互动合作和产业集聚发展,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合作走廊。西北半壁将由以往向东对外开放的末端转变为向西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交通通达性和经济地理区位显著改善,对外开放水平显著提高,特别是兰州—西宁地区、宁夏沿黄地区、天山北坡地区和藏东南地区等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将获得难得的历史性发展机遇,极大地提升其经济与人口集聚能力。
美国阳光地带等国际经验表明,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东南半壁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等推拉力的双重作用下,西北半壁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将有望进入快速发展期,但囿于其较为脆弱的生态环境,其发展规模与模式必须进行科学论证、谨慎选择。一是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根据水资源承载力科学核定发展规模。二是建议采用“据点式”城镇化发展模式：一方面优先培育兰州—西宁地区、宁夏沿黄地区、天山北坡地区和藏东南地区成长为城市群,大幅提升其经济与人口集中度,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升水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积极发展小城镇,促进就地城镇化。三是加大对“人”的投资,提高广大居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和专业工作技能,促进“大从创业、万众创新”。
贾绍凤
中国科学院地理学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
观点：胡焕庸线是自然环境承载力决定的,破不了！中国西半部或气候干旱、或海拔太高,难以承载高密度的人口。
胡焕庸线是对中国人口分布格局的高度综合概括,科学客观地反映了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特点。胡焕庸线以东43%国土面积集中了全国94%的人口。宏观上东南部人口密度很高,西北部人口密度很低。
决定胡焕庸线的基本因素是降水、海拔和地形。此线西北或者气候干旱、降水稀少,土地难以普遍开发种植;或者海拔超过4000 m,空气含氧量只有沿海地区的60%,不适于人类生存;或者地形陡峻破碎,难以开垦,因而人口稀少。而此线东南部有面积广阔的平原、降水丰富,很适于人类开发利用和居住,因而人口稠密。
胡焕庸线标示了中国东南部人口稠密、西北部人口稀疏的宏观格局,但它并不意味着此线东部就没有人口密度低的地区、西部就没有人口密度高的地区。此线东边的科尔沁沙地、秦岭山区、云南南部山区人口密度也很低,此线西边的关中平原西部到湟水谷底、河西走廊、新疆若干绿洲地区人口密度也较高。
胡焕庸线反映的是现代可利用土地资源得到较高开发利用条件下的人口分布规律,其前提是各地的可利用土地都得到正常开发利用。也就是说,在人口还不多、各地可利用土地还剩余很多的情况下,胡焕庸线是不成立的。所以,把胡焕庸线用到汉代以前是不成立的。那时中国南方还多蛮荒之地,而土质疏松的黄土高原便于开垦,人口、经济的重心反而偏向西北。
胡焕庸线在近几百年来是很稳定的。只要西部地区或气候干旱、或海拔较高、或地形崎岖的条件不改变,胡焕庸线就很难改变。
气候变化或对各地的人口承载力有所影响,因而对胡焕庸线两边的人口比例稍有影响。但在目前研究的3 ℃多年平均温度变化幅度范围内,中国的气候格局不会发生大的改变,胡焕庸线所反映的宏观人口分布格局也不会改变。
技术革命或许对人口的分布带来革命性的改变。例如如果未来发明了这样的技术,使西北干旱区的水资源量大幅度增加,或者使生产活动不再受干旱缺水的约束,那中国西北地区地广人稀的干旱土地就会得到大规模开发利用,就可以承载大量的人口,就可以改变中国人口分布的格局。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样的技术是不会有的。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不要指望向西北干旱区迁移大批人口。
西部地区应大力发展城镇化是对的,只有实现西部的城镇化,才能实现西部地区的现代化。但这与胡焕庸线无关,在西部地区发展城镇化并不需要打破胡焕庸线！反而需要注意不能把人口大规模移往西部,不能超过西部地区的人口承载能力！
方一平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WCRP/CliC及IUGG/IACS中国委员会冰冻圈与可持续发展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区域研究协会（RSA）中国分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观点：胡焕庸线是人口地理格局基线,不是城镇化和发展水平衡量线,较长时期内难以显著改变胡焕庸线人口图景,突破胡焕庸线贵在“质”不在“量”,山区新型城镇化是调整胡焕庸线走向的重要驱动力。
胡焕庸线提出至今已有80余年,这条斜线的人口分布涵义仍未改变,表明中国人口地理分布的根植基础稳固,斜线的西侧集中了中国85%以上的山区面积,尽管城镇化进程、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深刻影响着人口的分布和规模,但特有的山区水土资源、地形激变条件和垂直气候属性决定了人口的分布格局,这是人口“地理主导性”和“地理适应性”的客观反映,一定程度上也是胡焕庸线相对稳定的认知根源。
胡焕庸线是划分中国人口密度的对比线,虽然这一对比线清晰地划出了两个迥然不同的自然和人文地域,明显地反映出了东部和西部之间,山区和平原之间发展阶段的落差,但胡焕庸线的本质是揭示中国人口地理格局的空间特征基线,而不是区分城镇化水平差异的分界线,更不是测度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衡量线。
城镇化是改变人口地理格局极为重要的驱动力,城镇上山姑且不论其建设成本,但潜在的生态风险不容忽视,由于西侧广大山区地理空间约束,显著改变胡焕庸线大格局的人口图景恐难显现,不过交通、资本、信息是刺激人口、产业聚集效应形成、加快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助推器,长远看,调整胡焕庸线分布走向具有一定弹性。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突破胡焕庸线重在“质”,不在“量”,不是两侧人口规模、经济总量的破局,而是两侧发展水平、共享福利的相对均衡和缩差。这就需要克服胡焕庸线西侧地形、水土、气候和国土空间制约的短板,扬长生态资本的优势,走山区新型城镇化道路。
山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营造宜居、舒适、安全的人居环境,是山水乡恋与城市文明融为一体的城镇化。因此科学规划先行、精准政策支撑、创新模式建设、稳步有序实施山区城镇化的安全、特色、嵌套和质量战略势在必行。避免山区城镇受灾,保障山区城镇安全,无疑是山区城镇化发展战略最为重要的路线和方向,也是山区城镇布局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最高法则。山区宏观上控制着城镇分布的海拔高度和自然条件,表达了山区城镇人居环境的水平垂直分异性。山区城镇化的方式不是千篇一律,应是丰富多彩,走山区城镇之于文明弘扬、之于经济发展、之于民生促进、之于生态维护、之于文化传承的特色道路,是山区人地关系和谐的客观要求。山区地形起伏性、气候地带性、资源环境有限承载性,决定了山区城镇空间布局的串珠和嵌套特征,为做到山地与山城的统一,不以规模而谋大,不因功能而谋全,坚持以人为本,应走安全、生态、集约、山水、信息化城镇建设之路。
孟广文
天津师范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自由经济区、区域规划与政策、德国人文—经济地理。
观点：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胡焕庸线仍是中国人口与国民经济发展的限制性因素。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中国的人文—自然空间分异格局、过程与机制,胡焕庸线的作用与位置必然会发生变化,中国西北部会获得更多的发展条件与机遇。
胡焕庸线是中国人文—自然系统地域分异格局中的重要分界线,它即是中国人地系统空间格局的表现,也是中国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与部署的重要依据。
地理学的核心理论之一是自然系统的地域分异规律（或空间分异规律）,即自然要素及其组合特征沿纬度、经度和垂直方向有规律地变化。在自然系统空间分异规律基础之上,人文系统也显示出空间分异规律与特征。这种人文—自然系统的空间分异规律体现在全球、区域与地方三种空间尺度以及渔猎时期、农牧时期以及工业时期三种时间尺度构成的时空系统中。由于人类技术进步对自然系统干扰作用的增强,这种空间分异规律特征显现出随着时空尺度的减小而不断减弱的趋势,即在全球与区域空间尺度以及渔猎和农牧时期人地系统的空间分异规律较为突出,而在地方与工业时空系统中则不显著。
总体上说,这种特定时空体系中的空间分异格局具有较显著的稳定性,显示出一种渐变的过程,即使是系统突变,其本质上也是一种渐变过程的积累与爆发。工业革命以来,由于科技进步,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对地域人地系统的干扰作用越来越大。当人类的这种干扰作用超过了人地系统的自我调节能力时,人地系统会发生崩溃。对人类社会而言,系统崩溃之后新格局的建立会付出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成本。
在全球空间地域分异体系中,自农牧时期以来,尽管空间范围有变化,但总体上中国显示出较稳定的自然统地域分异格局,及由南而北的纬度地带性,由东而西的经度地带性以及高海拨地区（青藏高原等）的垂直地带性。当考虑到人文系统时,其经度地带性显示出较大的重要性。胡焕庸先生发现了这一重要规律。中国这一人文—自然空间分异格局具有较大的稳定性,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变化只有2%。
由此可以看出,尽管中国实施过区域平衡发展战略,但人口与社会经济空间格局基本上反映了中国自然系统空间分异规律特征。因此,可以得出结论,随着技术进步和产业变革,人类活动受自然系统分异规律影响与限制会减弱,但不会从根本上改变其基础性和根本性影响。胡焕庸线现在是,未来也应该继续是中国人口与国民经济发展与部署的限制性因素。可以预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东南部是人口与国民经济高密度网络结构开发模式,而西北部则是低密度点轴结构开发模式。在考虑不同尺度自然系统分异规律基础上,东南部高密度开发总体格局中不排除部分地区低密度发展,而西北部低密度开发中允许部分地区高密度发展。
胡焕庸线是在现有中国时空尺度基础上得出的人文—自然系统地域分异规律,但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影响范围的扩大,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胡焕庸线的作用与位置必然会发生变化,中国西北部会获得更多的发展条件与机遇。西部也许将成为中国未来发展的引擎与重心所在。
邓祥征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对外合作处处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科学基金获得者。
观点：城镇化和产业转型发展影响着地域系统格局并为人地关系研究带来新命题。以胡焕庸线来审视环境容量对中国“新常态”经济增长的制约,将这一人口分界线透视到国土空间开发的动态进程中,甄选城镇化与产业政策的调控手段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中国转型发展背景下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的城镇化和产业转型的核心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和谐发展。胡焕庸线不仅是中国人口的分界线,也是中国东南和西北发展不平衡的“分水岭”。新型城镇化为胡焕庸线的突破提供了契机,践行“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人口转移”,将推动劳动力、资本要素的进一步流动,转变地区产业结构,实现东南与西北部省份的协调发展,有望促成胡焕庸线位置及形态的调整。毋容置疑,实现胡焕庸线突破,将中国人口分布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向相对均衡的转化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在转化过程中实施产业政策引导、实现产业要素自由流动和重组是突破胡焕庸线的先决条件。
诸多城镇化和产业转型问题都兼有区域发展的问题。以经济发展为先的理念深刻影响着城市管理者的思想。西部大开发提出的“区域经济增速和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双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目标为地区发展注入强大动力;不过,区域发展过程中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之间的矛盾激化亟需创新发展方式,防范落后产能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杜绝以市场换投资的非理性区域发展决策。注重中西部地区产业政策的引导作用,设置产业转移“绿色准入门槛”,注重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有序提升。
胡焕庸线两侧自然地理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差异明显,这些各具特色的条件促成了各地迥然而异的环境容量。从某种意义上说,环境容量是环境对人类（经济）活动提出的限度,环境容量概念改变人类认知世界的视角。科学评估并尊重环境容量,推进区域有别的城镇化,实施因时而异的产业转型策略,将为人口、资本、产业的区际流动提供环境,并为突破胡焕庸线与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条件。
叶超
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中国地理学会第十三届全国青年地理科技奖获得者。
观点：从中国长期历史和地理演化的视角理解胡焕庸线至关重要。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内陆地区的差异是中国近百年最主要的经济地理特征。
胡焕庸线是对近代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的刻画,但其意义和影响却很深远。从现在全国人口分布看,也大致维持这一水平,这一人口分布状况与社会经济的分布大体一致。这就提醒从历史和经济地理角度认识胡焕庸线。
历史时期,南北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中国社会空间结构的主要特征。就现有的考古证据来看,中国文明的发源（夏商周）时期,中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在黄河流域。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诸侯国（楚、吴、越等）对江南地区有所开发,长江流域经济开始发展。秦统一六国后,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归属为一个整体。这不仅具有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文化上的重大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地理意义,也就是奠定了中国延续至今的基本地理格局。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推移看,秦汉时期,随着中原的铁器传到珠江流域,牛耕、马耕在长江流域广泛使用,南方经济有所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逐渐开发,南北经济开始趋向平衡。南北经济地理和文化转移以永嘉之乱、安史之乱和靖康之难为三个关键节点,在北方游牧民族侵袭的推力和南方优越自然地理条件的引力结合之下,中国经济地理和文化中心逐渐南移,北宋灭亡是经济和文化中心转向南方的真正标志（1080年南北户数对比中南方占到64.4%,已大大超过北方,而且明朝以后延续并稳定了这一态势）[17]。
曹广忠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与经济地理系主任、副教授;中国地理学会人口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观点：胡焕庸线标志性地揭示了中国的人口地理事实。胡焕庸线的相对稳定性是地理基础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和人口分布影响的综合体现。人口分布的不均衡并不必然意味着区域发展水平的差距。在尊重地理条件差异性的前提下,通过统筹规划和协调发展,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是人地关系的内在要求和促进现代化成果共享的需要。
胡焕庸线是中国人口分布特征的标志线和人地关系的综合反映。人口分布格局源于地理基础条件的差异,有深刻的人地关系内涵。地理条件通过对生活和生产条件的影响而直接和间接地影响人口分布,形成了中国人口分布疏密不均的空间格局。随着技术进步,自然地理条件对人口分布的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弱,直接表现是产业结构和布局可以有所变化,但生活条件和人居环境依然受到地理条件的重要影响。
胡焕庸线提出80年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长足推进,人口总量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大幅度提高,人口和经济分布由原来的农业主导转变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共同作用,但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比例保持了相对的稳定性。这种相对稳定性是区域人口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共同影响的结果,比如,改革开放前各地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机械增长率相差较小,而近30多年来西北半壁人口自然增长率略高,但东南半壁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则吸纳了大量人口流入。
由于地理本底条件、区位条件和历史基础的差异,中国经济分布、城镇分布的地区间差异具有与人口分布相似的格局特征。长期以来,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密度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也都是客观存在。但两者的涵义不同。人口分布格局的差异是人地关系的体现,是需要尊重的人口地理事实;但区域发展水平的差异则既与地理环境相关,又是需要努力克服的问题。随着发展观的转变和发展方式的转型,通过统筹规划和协调发展将有助于逐步缩小地区差异。比如,通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可以避免“人口长距离大规模移动”,通过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人居环境改善、产业布局优化和中心城市功能提升,可以打破胡焕庸线两侧发展水平的差距,“让中西部老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
杜宏茹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人地关系与区域发展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
观点：从城镇化角度理解胡焕庸线更能够体现出中国人口和经济格局演化规律。位于胡焕庸线西北半壁的中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人口和产业进一步向绿洲区域中心城市及其周边集聚,绿洲城镇组群的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与东部半壁的差距逐步缩小。
胡焕庸线不仅揭示了中国人口和经济密度分布规律,在一定程度上也可理解为中国城镇化水平区域差异的分割线。中国的干旱半干旱地区基本都位于胡焕庸线西北半壁,人口密度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镇化水平总体上相对滞后。这种地理格局在近半个世纪以来仍然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以新疆为例,自1955年和平解放以后,新疆一直是西北五省中人口迁入的主要区域,政策性移民和自发性移民的数量均居西北首位,尤其是近20年来的优势矿产资源开发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和产业规模和实力都得到了显著提升,但是从全国层面所占份额来看,对缩小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和经济差异影响似乎不显著。1980-2014年,新疆人口占全国比例由1.3%增长到1.68%,GDP仅由1.41%增长到1.46%。但是在这样一个总体认知的同时,更应该关注到其内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高山—绿洲—荒漠的自然地理格局特点决定着干旱地区的人口和经济主要集中在绿洲区域,有限的水资源促使区域的开发必须依托绿洲形成人口—产业聚集区,绿洲大小、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绿洲城市发展规模,以绿洲为基础的组团式发展是干旱区自然地理背景下城镇形成发展的客观规律。仍以新疆为例,在166万km2的辖区范围内,绿洲仅占9.7%,2014年人口密度为13.8人/km2,但是绿洲人口密度达到142.7人/km2,“大分散、小集聚”的区域差异性明显。近年来,新疆城镇化进程加快,人口和产业向中心城市集聚态势愈发明显,乌鲁木齐、克拉玛依、库尔勒、喀什、伊宁、哈密和阿克苏七个中心城市的城镇人口占全疆的近三分之一,非农产值占全疆的62%,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绿洲城市组团成为新疆人口、产业和城镇化发展的核心区域。可以说,现阶段在城镇化驱动作用下,新疆处于内部集聚优化的过程,尽管区域人口密度总体仍然偏低,但绿洲人口密度,尤其是城市绿洲的规模和密度处于持续增长态势。因此,从“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视角看,胡焕庸线稳定性将长期存在,但西北半壁的人口和产业在城镇化的驱动下,分布特征由“相对分散”逐步转化为“向心集聚”,在人口—产业集聚区,其人口密度和经济发展与东部半壁的差距将日益减小。
张华
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讲师。
观点：胡焕庸线两侧人口分布的巨大差异,是长期以来人口分布适应资源环境、社会经济条件的“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人为硬性的突破胡焕庸线将付出相应的成本或代价,也无必要。应在西部地区大力推行节水技术,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实现西部地区更高质量的城镇化。
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分布格局是经过历史时期逐渐演化而来的,并且有一系列气候、地貌、水土资源、经济等方面的决定因素,是长期以来人口分布适应资源环境、社会经济条件的“自然选择”的必然结果。胡焕庸线基本上与中国的半干旱区与半湿润区的分界线——400 mm等降水量线重合,胡焕庸线以东以平原、丘陵为主,而胡焕庸线以西则以山地、高原、荒漠为主。在农业社会,人们选择适宜的气候、地形等区域耕作、发展、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了东密西疏的人口分布格局。在市场经济的现代社会,人们对土地的依赖减小,技术和资本成为核心的投入品,集聚经济作用显著,东部地区凭借优越的区位优势,对资本、劳动力的吸引力增强,不平衡的人口分布格局进一步强化。
突破胡焕庸线并非完全不可能,但人为硬性地突破胡焕庸线将付出相应的成本或代价,也无必要。“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打开“向西”开放的新格局,带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为西部地区进一步集聚资金、技术和劳动力提供了可能。一般认为,水资源是胡焕庸线以西地区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但西部地区主要城市的水资源利用效率有进一步挖掘的潜力。比如乌鲁木齐市2013年人均用水量为459 m3,北京市仅为174 m3,由于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方面的差异,要求乌鲁木齐的用水效率与北京看齐,显然难度是很大的。
追求的目标不是经济和人口的均匀分布,而是胡焕庸线两侧的生活水平、公共服务、社会民生等方面的平衡。这个目标在西部地区现代化和城镇化的推动下,完全可以实现。西部地区应创建符合区域特色的节水农业,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结合“去库存、去产能”的宏观经济背景,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环境友好型产业,扶持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发展,引导人口向资源环境承载力好的城市群地区集聚。
马海涛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地理学会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城市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
观点：探索与国土空间本底相适应的城镇化路径,推动全域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的均衡,是突破胡焕庸线的一种创新性思维。
胡焕庸线是一条概念线,是一条与中国自然生态、人文社会、经济发展紧密关联的线,是一条随时代发展内涵不断更新的线。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必然涉及到胡焕庸线两侧国土空间的开发、利用和保护问题;需要结合国土空间本底及其功能差异来探索新型城镇化和国土空间发展路径。胡焕庸先生除划了一条影响深远的线之外,还提出了对“均衡”非常有哲理的见解,认为“均衡不是人口和经济的绝对平均,而应是人口经济与自然生态的平衡,不能忘记地理实际与生态环境,否则会造成灾难性后果”。运用均衡思维,从国土空间利用质量均衡的角度,提出五点突破胡焕庸线的建议,以实现东西部统筹协调发展以及中西部人民同等享受到现代化。
首先是科学制定评价标准。国土空间利用质量的均衡不能用统一的指标来衡量,要依据国土空间的本底和属性区别看待。可以按照“十八大”对国土空间的划分,将生产空间、生态空间和生活空间赋予不同的空间利用质量内涵,制定科学合理的衡量标准和城镇化目标,最终在城镇化质量格局以及国土空间利用质量格局的图上将会找不到这样一条斜线。
其次是西部地区大力发展商业、文化、科教等服务业。胡焕庸线以西的城镇化道路应在第三产业上下功夫,既可以走以牧兴商、以林兴业的路子,也可以走文化产业和科教研究服务业的路子,创造相当数量的第三产业就业岗位,适度均衡东西运输干线上的人流和物流。
第三是建设西部城市群。建设好天山北坡城市群、兰西城市群、宁夏沿黄城市群和呼包鄂榆城市群,通过城市群发展增加集约、提高效率,使之成为中国人口城镇化突破胡焕庸线的重点地区。
第四是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抓住“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把胡焕庸线以西的广大地区直接推向开放前沿,并且形成与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欧洲开展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从而吸引人流、物流、资金流不断进入,推动西部内陆沿边地区迈向前沿。
第五是构建新型产业主导的枢纽—网络结构。选择局部水资源条件好的城市有选择地发展具有资源优势的专业化产业集群,倡导以若干产业创新主导的城市为枢纽,加快中小城市的信息化建设和交通网络建设。
陈明星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可持续发展模拟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中国地理学会第十三届全国青年地理科技奖获得者。
观点：胡焕庸线是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发现的重要规律之一,所揭示的人口分布东密西疏格局不能人为打破。但通过政策引导和合理空间组织,中西部地区可以实现更高水平和质量的城镇化。
2014年11月底,李克强总理在国家博物馆参观时,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经典理论成果之一“胡焕庸线”给予了特别关注。可以从两方面看待“胡焕庸线的突破”问题。
一方面,胡焕庸线所揭示的人口东密西疏格局是客观规律,既没必要打破,更不能人为打破。原因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口东密西疏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尽管中国人口空间分布确实是不均衡的,但是这种不均衡的人口分布格局是经过历史时期逐渐演化而来,是基本符合中国国情的。2016年起国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也会促使东部地区人口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二是中国城市群主要位于胡焕庸线东南半壁的格局在较长时期也不会发生变化。城市群是中国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点区域,必然是气候、地形及水土资源条件比较适宜的区域[18,19],而这些区域主要位于沿海地带以及中西部地区的平原和盆地[20],胡焕庸线西北半壁的城市群数量少、规模小、进一步扩大的空间也有限。三是胡焕庸线的这一格局稳定性有其深刻的地理背景。在有一系列气候、地貌、人文、经济方面的影响因素中,自然因素是最基本因素,经济发展和社会历史都受制于自然环境,是在一定自然本底上发展形成的。
另一方面,李克强总理之问是“有解的”,这里的“有解”并不是真正意义上打破胡焕庸线分界线两端的人口分布悬殊差异格局,而是“如何在中西部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让西部地区老百姓在家门口就地城镇化,分享到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成果”。通过积极的政策引导和合理的空间组织,中西部地区完全可以实现更好质量的城镇化和更高水平的现代化,坚持走新型城镇化和中西部特色化道路[21,22],以人为核心,围绕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切实提高中西部地区的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23-27]。此外,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提高未必是吸引更多人口到西部地区去,既可以在西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较好的地区实现就近城镇化,也可以鼓励具备一定条件的到东中部落地定居实现异地城镇化,这两种方式殊途同归,都有助于促进西部地区新型城镇化进程。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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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正年来中外****,研究中国人口 问题者,日见其多,中国人口是否过剩,国境以内,是否尚有大量移民之可能,此实当今亟须解答之间题,各方对此之意见,甚为纷歧;或则谓中国人口,实已过 剩,此可由社会生计艰难,失业问题严重,以及海外侨民之多可以证之;或则谓中国人口,实未过剩,以全国面积除全国人口,计算其密度,较之欧西诸国,尚不及 远甚,国境西北部,地旷而人稀,将来实大有移民之可能;两方之意见,相距十分遥远,吾人如欲对此问题,求得一公平之批判与 . 正年来中外****,研究中国人口 问题者,日见其多,中国人口是否过剩,国境以内,是否尚有大量移民之可能,此实当今亟须解答之间题,各方对此之意见,甚为纷歧;或则谓中国人口,实已过 剩,此可由社会生计艰难,失业问题严重,以及海外侨民之多可以证之;或则谓中国人口,实未过剩,以全国面积除全国人口,计算其密度,较之欧西诸国,尚不及 远甚,国境西北部,地旷而人稀,将来实大有移民之可能;两方之意见,相距十分遥远,吾人如欲对此问题,求得一公平之批判与 |
| [2] | . Popul Index. 1981 Winter;47(4):683-7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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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 <p>“胡焕庸线”是反映中国人地关系的重要地理发现之一。在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背景下,“胡焕庸线”所表达地理意义及其对城镇化发展的指导作用受到广泛关注。在GIS的支持下,构建了改革开放以来4次人口普查的县级空间数据库,提出人口时空扩张的识别方法,对“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数量、集疏格局进行统计、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① “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数量94:6的大数一直相对稳定,但东南半壁人口持续微减、西北半壁人口持续微增。得益于较高的自然增长率,西北半壁具有较高的人口增长速度。② “胡焕庸线”两侧呈现出迥然不同的人口集疏模式。东南半壁人口集中化程度提升较快,负增长区在“秦岭—淮河”以南、东北等地区大面积扩张、人口正增长优势逐步极化到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少数地区,呈现“马太效应”式的集疏模式。主要是由于东南半壁内部区域经济差异及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剧烈人口流动。③ 西北半壁则呈现“相对均势”的人口集疏模式,多数地区的人口普遍表现为正增长,但是空间分布广袤、增长不集中,人口集中化程度提升缓慢。主要是由于少数民族“多分散、少聚居”造成了自然增长优势的不集中。然而均势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同样存在一定的负增长区,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和“新欧亚大陆桥”两条带上。④ 未来时期,“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及集疏格局将进一步演化,东南半壁应关注内陆腹地及中小城镇对人口的吸纳作用,西北半壁应关注将分散的人口增长优势向少数城镇进行集聚,以期为人口地理学研究以及城镇化发展提供参考。</p> . <p>“胡焕庸线”是反映中国人地关系的重要地理发现之一。在当今中国经济社会背景下,“胡焕庸线”所表达地理意义及其对城镇化发展的指导作用受到广泛关注。在GIS的支持下,构建了改革开放以来4次人口普查的县级空间数据库,提出人口时空扩张的识别方法,对“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数量、集疏格局进行统计、分析,主要得出以下结论：① “胡焕庸线”两侧人口数量94:6的大数一直相对稳定,但东南半壁人口持续微减、西北半壁人口持续微增。得益于较高的自然增长率,西北半壁具有较高的人口增长速度。② “胡焕庸线”两侧呈现出迥然不同的人口集疏模式。东南半壁人口集中化程度提升较快,负增长区在“秦岭—淮河”以南、东北等地区大面积扩张、人口正增长优势逐步极化到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少数地区,呈现“马太效应”式的集疏模式。主要是由于东南半壁内部区域经济差异及快速城镇化带来的剧烈人口流动。③ 西北半壁则呈现“相对均势”的人口集疏模式,多数地区的人口普遍表现为正增长,但是空间分布广袤、增长不集中,人口集中化程度提升缓慢。主要是由于少数民族“多分散、少聚居”造成了自然增长优势的不集中。然而均势是相对而不是绝对的,同样存在一定的负增长区,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和“新欧亚大陆桥”两条带上。④ 未来时期,“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分布及集疏格局将进一步演化,东南半壁应关注内陆腹地及中小城镇对人口的吸纳作用,西北半壁应关注将分散的人口增长优势向少数城镇进行集聚,以期为人口地理学研究以及城镇化发展提供参考。</p> |
| [8] | . <p>“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核心是强调了人的城镇化,总体要求是“稳中求进”。本文着重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方面阐述了对这个规划产生背景的初步认识。城镇化发展水平应当与城镇产业结构转型和新增就业岗位、城镇实际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以及水土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等保持一致。中国大规模高速发展的城镇化,付出的环境污染代价巨大,基础设施不堪重负,自然资源的支撑力面临严重的困难。城镇化是具有明显交叉学科特性的重要前沿科学问题,是一个复杂系统。人文经济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在城镇化研究领域具有突出优势和较为扎实的研究基础,面向国家新型城镇化的重大现实需求,还非常需要对这一重大领域进行深入的跟踪和研究。</p> . <p>“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重大转型,核心是强调了人的城镇化,总体要求是“稳中求进”。本文着重从发展速度和发展质量方面阐述了对这个规划产生背景的初步认识。城镇化发展水平应当与城镇产业结构转型和新增就业岗位、城镇实际吸纳农村人口的能力、以及水土资源和环境承载力等保持一致。中国大规模高速发展的城镇化,付出的环境污染代价巨大,基础设施不堪重负,自然资源的支撑力面临严重的困难。城镇化是具有明显交叉学科特性的重要前沿科学问题,是一个复杂系统。人文经济地理学的跨学科性质在城镇化研究领域具有突出优势和较为扎实的研究基础,面向国家新型城镇化的重大现实需求,还非常需要对这一重大领域进行深入的跟踪和研究。</p> |
| [9] | . <p>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长时期的高速和超高速经济增长,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实现了大规模的城镇化。</p> . <p>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了长时期的高速和超高速经济增长,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与此同时,实现了大规模的城镇化。</p> |
| [10] | . <p></p> . <p></p> |
| [11] | . <p>In this paper, with the spatial analysis functions in ArcGIS and the county-level census data of 2000 in China, the population density map was divided and shown by classes, meanwhile, the map system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a curve of population centers were form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geographical proximity principle, the classes of population densities were reclassified and a population density map was obtained which had the spatial clustering characteristic. The multi-layer superposition based on the population density classification shows that the population densities become denser from the Northwest to the Southeast; the multi-layer clustering phenomenon of the Chinese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is obvious, the populations have a water-based characteristic gathering towards the rivers and coastlines. The curve of population centers shows the population densities transit from the high density region to the low one on the whole, while in low-density areas there are relatively dense areas, and in high-density areas there are relatively sparse areas. The reclassification research on the population density map based on the curve of population centers shows that the Chinese population densi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9 classes, hereby,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Chinese popul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9 type regions: the concentration core zone, high concentration zone, moderate concentration zone, low concentration zone, general transitional zone, relatively sparse area, absolute sparse area, extreme sparse area, and basic no-man's land. More than 3/4 of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is concentrated in less than 1/5 of the land area, and more than half of the land area is inhabited by less than 2% of the population, the result reveals a better space law of China’s population distribution.</p> |
| [12] | . <p>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has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huma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et up a set of index system and model methods for the assessment of the coordination between population and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t quantitatively evaluated this coordination at the provincial scale in 2000 and 2010 respectively. Based on this set of index system, the suitability degree and the spatial-temporal pattern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t the provincial scale were carefully characterized. The restriction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t the provincial scale was graded and classified,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social economy was finally put forwar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The environmental suitability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t the provincial scale was generally high in China, which tended to be stable from 2000 to 2010. (2) The restriction of water and land resources at the provincial scale was generally strong in China, but it tended to be weak from 2000 to 2010. (3)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the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t the provincial scale was mostly at a middle level, which was in the positive upward path from 2000 to 2010. (4) The suitability of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t the provincial scale was mostly at a middle level, all of which was rising from 2000 to 2010. (5) The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resources, environment and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at the provincial scale was divided into four grades, including basic coordination, relative coordination, awaited coordination and urgent-needed coordination. (6) The basic ways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in China can be summarized as: implementing the strategy of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and evacuation, guiding the orderly flow of population, optimizing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and drawing up the spatial planning of population development.</p> |
| [13] | . 以人口空间分布及其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性评价为核心，提出了一整套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与模型方法；以分县为基本单元，定量评价了2010 年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协调程度；根据人口分布适宜度高低和限制性差别，划分了中国分县人口分布适宜等级和限制类型，定量揭示了中国不同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和地域特征。研究表明：① 2010 年中国有3/5 以上的县（市、区） 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基本适宜，中国分县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保持了高度一致性；② 2010 年中国有1/2 以上的县（市、区） 人口发展基本不受水土资源约束，分县人口分布与水土资源适宜性处于中等水平；③ 2010 年中国有超3/5 的县（市、区） 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协调，人口分布的社会经济协调性良好；④ 2010 年中国近3/5 的县（市、区） 人口分布适宜度在60 以上，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处于基本协调或相对协调状态；⑤2010 年中国分县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协调程度东部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⑥ 2010 年中国分县人口分布适宜度可划分为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基本协调、相对协调、有待协调和亟待协调4个适宜等级与10 个限制类型。 . 以人口空间分布及其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性评价为核心，提出了一整套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经济社会发展协调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与模型方法；以分县为基本单元，定量评价了2010 年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协调性和协调程度；根据人口分布适宜度高低和限制性差别，划分了中国分县人口分布适宜等级和限制类型，定量揭示了中国不同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时空格局和地域特征。研究表明：① 2010 年中国有3/5 以上的县（市、区） 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基本适宜，中国分县人口分布与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保持了高度一致性；② 2010 年中国有1/2 以上的县（市、区） 人口发展基本不受水土资源约束，分县人口分布与水土资源适宜性处于中等水平；③ 2010 年中国有超3/5 的县（市、区） 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基本协调，人口分布的社会经济协调性良好；④ 2010 年中国近3/5 的县（市、区） 人口分布适宜度在60 以上，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处于基本协调或相对协调状态；⑤2010 年中国分县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的协调程度东部优于中部、中部优于西部；⑥ 2010 年中国分县人口分布适宜度可划分为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基本协调、相对协调、有待协调和亟待协调4个适宜等级与10 个限制类型。 |
| [14] | . 本文以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性评价为核心，建立土地资源建制性与限制度模型，从全国、分省、分县等三个不同尺度，全面评估近10年中国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度及其时空耦合规律，定量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程度及其空间格局与变化规律。结果表明：（1）1949年以来中国的土地资源承载力趋于增强； 2010年与2000年相比，中国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度由42.87下降到34.50，土地资源限制度在降低。（2）中国分省的人粮关系趋于好转，中国大多省份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度处于较低水平； 2010年与2000年相比，中国分省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度整体呈降低趋势。（3）2000-2010年中国分县粮食盈余地区在增加，人口超载地区在减少，人粮关系趋于改善； 2010年和2000年相比，中国基本不受土地资源限制的分县单元由60.27%增至70.63%，中国基于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度整体较低，且近10年呈降低趋势；中国土地资源限制度整体上东部强于西部、南部强于北部、泛黄河流域强于长江流域的基本格局。 . 本文以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性评价为核心，建立土地资源建制性与限制度模型，从全国、分省、分县等三个不同尺度，全面评估近10年中国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度及其时空耦合规律，定量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程度及其空间格局与变化规律。结果表明：（1）1949年以来中国的土地资源承载力趋于增强； 2010年与2000年相比，中国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度由42.87下降到34.50，土地资源限制度在降低。（2）中国分省的人粮关系趋于好转，中国大多省份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度处于较低水平； 2010年与2000年相比，中国分省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度整体呈降低趋势。（3）2000-2010年中国分县粮食盈余地区在增加，人口超载地区在减少，人粮关系趋于改善； 2010年和2000年相比，中国基本不受土地资源限制的分县单元由60.27%增至70.63%，中国基于人口分布的土地资源限制度整体较低，且近10年呈降低趋势；中国土地资源限制度整体上东部强于西部、南部强于北部、泛黄河流域强于长江流域的基本格局。 |
| [15] | . <p>以1km×1km 栅格为基本单元， 选取地形、气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因子， 构建了基 于人居环境指数的中国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模型， 运用GIS 技术， 定量评价了中国不同 地区的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 揭示了中国人居环境的自然格局与地域特征。研究表明： 中国 人居环境指数整体呈现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趋势； 人居环境指数与人口密度显著相 关， 二者的对数曲线拟合度R<sup>2</sup> 值高达0.87， 人居环境指数可以综合反映区域人居环境的自然 适宜程度。中国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结果显示， 中国人居环境适宜地区430.47×10<sup>4</sup> km<sup>2</sup> ， 接近国土面积的45%， 相应人口占全国的96.56%， 其中3/4 以上的人口集聚在约占1/4 人居 环境高度适宜和比较适宜地区； 中国人居环境临界适宜地区225.11×10<sup>4</sup> km<sup>2</sup> ， 占国土面积的 23.45%， 相应人口4112 万， 占全国的3.24%，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8 人， 是中国人居环境 适宜与否的过渡地区； 中国人居环境不适宜地区304.42×10<sup>4</sup> km<sup>2</sup>， 人口249 万， 不到全国的 0.2%，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1 人， 大片地区沦为“无人区”。</p> . <p>以1km×1km 栅格为基本单元， 选取地形、气候、水文、植被等自然因子， 构建了基 于人居环境指数的中国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模型， 运用GIS 技术， 定量评价了中国不同 地区的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 揭示了中国人居环境的自然格局与地域特征。研究表明： 中国 人居环境指数整体呈现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递减的趋势； 人居环境指数与人口密度显著相 关， 二者的对数曲线拟合度R<sup>2</sup> 值高达0.87， 人居环境指数可以综合反映区域人居环境的自然 适宜程度。中国人居环境自然适宜性评价结果显示， 中国人居环境适宜地区430.47×10<sup>4</sup> km<sup>2</sup> ， 接近国土面积的45%， 相应人口占全国的96.56%， 其中3/4 以上的人口集聚在约占1/4 人居 环境高度适宜和比较适宜地区； 中国人居环境临界适宜地区225.11×10<sup>4</sup> km<sup>2</sup> ， 占国土面积的 23.45%， 相应人口4112 万， 占全国的3.24%，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18 人， 是中国人居环境 适宜与否的过渡地区； 中国人居环境不适宜地区304.42×10<sup>4</sup> km<sup>2</sup>， 人口249 万， 不到全国的 0.2%， 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不足1 人， 大片地区沦为“无人区”。</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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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 . 优化我国城镇化空间布局是推进健康城镇化、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从有助于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富有竞争力城镇化的基本要求出发，把加大垂直海岸线贯穿沿海内陆地带开发轴带建设力度作为完善城镇化主体骨架的重点，把形成多种具有区域特色的城镇化途径作为完善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重点，把探索我国适宜区域推进半城镇化进程作为完善城镇化空间形态的重点，通过健全规划体系、合理配置政府可调控资源、完善区域政策，培育东部大都市连绵区（带），引领我国全球竞争力的提升；打造海岸新城镇集聚带，构筑东部沿海新增长极；合理布局内陆城镇群，促进优势集聚过程中的区域间协调发展；稳步推进传统农区城镇化，形成与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态势；探索山地丘陵城镇化路径，推动老少边穷区域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域小康社会与现代化建设步伐；搞好沿边城镇建设，打造民生富裕和边疆稳定的国门新面貌。到2030年，形成城镇人口分布与资源环境相均衡、城镇化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城镇化空间布局。 . 优化我国城镇化空间布局是推进健康城镇化、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从有助于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富有竞争力城镇化的基本要求出发，把加大垂直海岸线贯穿沿海内陆地带开发轴带建设力度作为完善城镇化主体骨架的重点，把形成多种具有区域特色的城镇化途径作为完善城镇化发展模式的重点，把探索我国适宜区域推进半城镇化进程作为完善城镇化空间形态的重点，通过健全规划体系、合理配置政府可调控资源、完善区域政策，培育东部大都市连绵区（带），引领我国全球竞争力的提升；打造海岸新城镇集聚带，构筑东部沿海新增长极；合理布局内陆城镇群，促进优势集聚过程中的区域间协调发展；稳步推进传统农区城镇化，形成与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协同发展的态势；探索山地丘陵城镇化路径，推动老少边穷区域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域小康社会与现代化建设步伐；搞好沿边城镇建设，打造民生富裕和边疆稳定的国门新面貌。到2030年，形成城镇人口分布与资源环境相均衡、城镇化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城镇化空间布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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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 and then urbanization in China.New urbanization is an innovative term, representing a different philosophy of urban development in response to key issues embedded in economic transition, including the insufficient driving forc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expanding regional inequality, and low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Shan & Huang, 2013; Yao, Zhang, Yu, Li, & Wang, 2014). One key component of new urbanization is to coordinat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which underlines the people-oriented philosophy. In this sense, understanding the determinants of 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caused by industriali- 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s critical to realizing the objectives of new urbanization.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trigged by industrialization could positively affect urbanization, which could in turn further reinforce industrialization. However, Hukou system tends to hinder this regenerative feedback mechanism by denying migrant labor some basic civic rights.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re both able to trigger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but generally industrialization gathers migrant labor without Hukou, namely floating population, by working opportunities, whereas urbanization attracts people by particular utilities and resources in cities, most of which are only accessible to Hukou population. To some extent, urbanization could also be considered as the force of sustaining population growth. In this way, there is unbalance between the forces of triggering and sustaining population growth, which leads to spatial mismatch between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Hukou population. And in long run, this spatial mismatch would cause severe incoordination be- tween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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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 There has been a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 in the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post-reform China. The nature and degree of urbanization is a subject of some controversy. This paper examines empirical data for 110 counties and employs a quadrant plots method involving estimation of several parameters to analyze empirically the evolvement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during 1960–2010. There are three period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in the pattern of world, which is the rapid decline stage (1960–1978), the stable stage of ascension (1979–1995) and rapid promotion stage (1996–2010). Over the entire period, compared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appears to be coordinated and at moderate levels. However,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has progressed faster than economic growth since 2004, and it is right time that China should rethink under-urbanization and it's countermeasure i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he core of new stage of urbanization i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urbanization and to take little count of urbanization quantity. |
| [24] | . <a name="Abs1"></a>This paper constructs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the urbanization level in China in terms of four aspects of urbanization connotation: population, economy, society, and land. A comprehensive measurement is carried out for the Chinese urbanization between 1981 and 2006 based on the Entropy metho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mprehensive level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has a continuous increase with the major featur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a rapid evolution of the geographical landscape, followed by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and then social urbanization of health care standard; the distinguished evolutional characteristics can also be found in each of the subsystems. The integrated evolution of urbanization has a profound effect on the resources, energy and the environment, making the land resources and energy security situation under severe pressure. The environment pressure is also increased further. |
| [25] | .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ocation pattern of various retail stores in Changchun, China. The centrographic method, the nearest neighbor index and the proximity to CBD are used to provide some baseline analyses of their spatial distributions. Major findings are derived from the street centrality indices measured in terms of a node鈥檚 closeness, betweenness and straightness on the road network. The kernel density estimation (KDE) converts both store locations and centrality values at nodes to one unit (raster pixel) for correlation analysis. Results indicate that street centrality captures location advantage in a city and plays a crucial role in shaping the intraurban variation of commercial land use intensity. Specifically, specialty stores value various centralities most, followed by department stores, supermarkets, consumer product stores, furniture stores, and construction material stores. Among the stores with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above 0.5, specialty stores favor closeness most, department stores and supermarkets prefer betweenness, and consumer product stores value straightness most. |
| [26] | .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has been perplexing. In this paper, we identify the pattern of global change and the correl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using cross-sectional, panel estimation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GIS) methods. The analysis has been carried out on a global geographical scale, while the timescale of the study spans the last 30 years. The data shows that urbanization levels have changed substantially during these three decades. Empirical findings from cross-sectional data and panel data support the general notion of close links between urbanization levels and GDP per capita. However, we also present significant evidence that there is no correlation between urbanization speed and economic growth rate at the global level. Hence, we conclude that a given country cannot obtain the expected economic benefits from accelerated urbanization, especially if it takes the form of government-led urbanization. In addition, only when all facets are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can we fully assess the urbanization process. |
| [27] | . Understand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on a provincial scale is of profound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Based on data from 124 countries or reg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and 31 provinces or autonomous regions in China, applying improved methods using the quadrant map approach,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spatial patter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The study identified the following results. (1) The 31 province-level regions fall into six categories: only one region is in the category of sharp over-urbanization, 3 regions are in medium over-urbanization, 11 slight over-urbanization, 8 basic coordination, one medium under-urbanization, and seven slight under-urbanization. (2) There are significant regional differences on a provincial scale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3) The provincial pattern of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between east and west. The eastern coastal areas are mainly over-urbanized, while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re mainly under-urbanized.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similar to the Matthew effect. Hence, two important insights are proposed. First, the phenomenon of over-urbanization in some developed regions should be viewed with some concern and vigilance. Second, urbanization needs to be speeded up moderately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