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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谐与官员晋升

清华大学 辅仁网/2017-07-08

社会和谐与官员晋升
Social Harmony and Official Promotion 王贤彬;董一军; 1:暨南大学经济学院 摘要(Abstract):

使用1992—2012年省级官员数据以及环境、安全、煤矿事故数据,基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框架,本文分析了社会和谐因素如何影响地方官员晋升,以及地方官员对于辖区社会和谐局势的策略性干预。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这些社会和谐因素并不显著影响省级官员的晋升;(2)但环境、煤矿事故对省委书记的晋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且煤矿事故的影响主要存在于西部地区;(3)事故发生与GDP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省长没有激励采取措施减少事故;(4)面对晋升压力,省委书记一定程度上采取措施减少了环境和煤矿事故,但在事故的处理上存在策略性。本文不仅丰富了现有的晋升锦标赛理论,并且为更好地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KeyWords): 官员晋升;;经济绩效;;社会和谐

Abstract:

Keywords:

基金项目(Foundation):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303063);;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15JNQM029)

作者(Author): 王贤彬;董一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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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见环保部原总工程师杨朝飞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之后举行的专题讲座(2012年10月26日)。
(1)详见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法治发展报告No.12(2014)》。
(2)对于“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的系统性评述,见杨其静和聂辉华(2008)。
(1)于文超和何勤英(2013)利用1992—2006年间省级层面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发现地区经济增长绩效与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次数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他们对此的解释是当地区经济增长绩效较低时,官员的经济绩效压力与诉求较大,从而会导致环境污染加剧。
(1)我们还剔除了因犯罪被免职、立案调查、撤销职务、判刑、病逝、车祸死亡、逃亡等异常因素而结束任期的官员样本。
(2)我们遵循Li and Zhou(2005)、陶然等(2010)的计量模型设计,并在稳健性检验中同时提供了ordered logit模型的回归结果。
(3)对于省长的职位变动,我们也采用了其他设定。例如,若省长调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省政协主席以及中央各部副职,视为降级或退居二线,基本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4)此外,我们还分别使用了年度GDP增长率及其2、3、4年移动平均值以及滞后一年GDP增长率的3、4年移动平均值。发现前者对省级官员晋升不存在显著影响,而后者只在2、3年移动平均值下存在显著影响,我们选取2年移动平均值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使用3年移动平均值结果类似。
(1)5 年移动平均使用任期内移动平均,任期第1年值不进行处理,第2年值使用前2年的平均值,第3 年值使用前3年平均值,……,第6年值使用第2至6年的平均值,依此类推。
(2)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指标从1991年开始才有统一的统计指标,在2007、2008年子指标解释有所变化,但总指标解释并未发生变化,数据也没有发生跳跃,故我们保留了2007、2008年的数据,如果只采用到2006年的数据,基本回归结果类似。但从2009年开始指标名称变为突发环境事件,指标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增加了海洋污染、生态破坏、核与辐射,所以我们的数据截止到2008年。
(3)天津、上海、浙江、广东、海南没有煤矿事故数据,而北京、江苏、西藏煤矿事故数据很少。
(1)此外,我们还把官员降级、退休(promotion=-1)分为一组,晋升和平级调动(promotion=1或0)分为另一组,进行同样分析,结果类似。
(1)我们也在第(1)列的基础上,加入财政收入作为解释变量,但其回归系数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财政收入使用的是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本级收入,不包括国内外债务收入。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网站。
(2)我们选择2002年作为分隔点基于如下两点:首先,由于我们的安全事故、煤矿事故数据时间跨度为2002—2013年,以和此时间跨度相匹配;其次2002年政府换届,新一届政府更加强调科学发展,致力于转变粗放型发展方式为集约型,这可能会对省级官员晋升产生影响,为此我们进行了区别。
(3)在第(1)列中,经济增长绩效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在第(2)~(5)列中,其系数不显著。这和表3中的结果一致,因为安全事故、煤矿事故的数据区间是2002—2013年,表3显示2002年之后的样本中经济增长绩效的系数不再显著。
(1)在分地区回归中,我们并没有发现环境事故、安全事故对于省级官员晋升的显著负向影响,所以并未在表中列出。
(1)数据来自于《中国煤炭工业年鉴1949—2009》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经作者计算得出。
(1)陶然等的晋升规则与我们的晋升规则主要区别在于:其他省份省长、省委书记分别调任直辖市市长、市委书记视为平级调动;省长调任国家计委与国家经贸委副职视为晋升;省长调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政协主席视为降职。详见陶然等(2010)。
(2)把直辖市和自治区样本全部去掉,回归结果类似于只去掉自治区的情况。
(3)数据来自于全国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并经过作者计算得出。
(1)参考Mankiw et al.(1992)定义g+δ=0.05,有些武断,但即使定义g+δ=0.1,回归结果类似。
(2)此外,使用环境事故起数、安全事故死亡人数、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的2、3、4年移动平均值,结果类似。使用环境事故、安全事故、煤矿事故滞后一年的数据进行回归,结果也都不显著。
(1)当然,安全、煤矿事故的走势和我国安全管理体制的变革紧密相关。在2000年1月,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成立,安全管理和安全监察分开,建立了垂直的煤矿安全监察体制。但是,煤矿安全监察局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实际上仍受到地方政府的控制。这反映在图3,2000年煤矿死亡人数虽有所减少,但之后又回升。2001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组建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图3中2001年开始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增长率开始逐渐降低。2003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这标志着安全生产监督、煤矿安全监察脱离了地方政府的控制,煤矿安全指标才开始对省委书记起到实际约束作用。图3显示,煤矿、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增长率从2003年一直为负。2005年,成立了正部级的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安监总局),而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成为由国家安监总局实行部门管理的国家局,对于安全、煤矿事故的监管继续加强。
(1)一种可能是,实际的事故严重程度要比所观察到的数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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