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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对大型活动影响的感知与态度模式——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例

本站小编 Free考研考试/2021-12-29
卢松,1, 李卓妍21.上海师范大学环境与地理科学学院,上海 200234
2.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上海 200234

Urban resident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the impacts of mega-ev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irst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LU Song,1, LI Zhuoyan21. College of Environmental and Geographic Scienc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2. College of Tourism,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收稿日期:2020-08-31修回日期:2021-06-21
基金资助: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8BGL030)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71)


Received:2020-08-31Revised:2021-06-21
Fund supported: Shanghai Planning Projec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2018BGL030)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71171)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卢松(1974-), 男, 安徽黄山人, 博士, 教授, 中国地理学会会员(S110007372M), 主要从事旅游地理研究。E-mail: ahlusong@126.com




摘要
大型活动是城市更新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对城市形象和城市经济具有极大的提升和促进作用。以2018年举办的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案例,从居民感知的视角分析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过程中居民的社会交换关系,构建“对政府的信任”“未来结果考虑”“积极影响感知”“消极影响感知”“生活质量”和“支持态度”6个变量的关系模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模型构建的合理性,验证了上海居民对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影响的感知及支持态度的影响因素,并探讨了生活质量在居民感知与支持态度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① 对政府的信任与未来结果考虑对居民感知与支持态度具有重要影响,即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正向影响其对积极影响的感知及支持态度,负向影响居民的消极影响感知;居民的未来结果考虑也正向影响居民的积极影响感知与支持态度,负向影响居民的消极影响感知。② 居民的积极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感知和支持态度具有正向影响,居民的消极影响感知对支持态度具有负向影响,但未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质量感知。③ 居民的生活质量感知在居民感知与支持态度间的中介效应未获得支持。本文对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持续健康发展、上海建设国际会展之都等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关键词： 大型活动影响;居民感知与态度;政府信任;未来结果考虑;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市

Abstract
As a driving force of urban renewal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large-scale events can greatly promote the image and economy of the c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idents' perception, this study used the first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CIIE) as a case to analyze the social exchange relationship. Based on the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 relational model of "Government Trust", "Consideration of Future Consequences", "Perception of Positive Impacts", "Perception of Negative Impacts", "Quality of Life" and "Attitude towards the first CIIE" is constructed. And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alysis was used to explore the rationality of the model construction, and to verify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esidents' perceptions of the impacts of the first CIIE and their attitude,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quality of life between perception and attitude towards the first CIIE. The results of the study showed that: (1) Residents' trust on the government and consideration of future consequences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residents' perception and their attitude. Residents' trust on the government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the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positive impacts and their attitude,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negative impact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nsideration of future consequence, perception and attitude also shows this pattern. (2)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positive impact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ir perception of life quality and attitude;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negative impacts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ir attitude, but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ir perception of life quality. (3) Quality of life does not show a significant mediating effect between residents' perception and their attitude. This paper has certain implications and reference values for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CII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hanghai as a famou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city.
Keywords：mega-event impacts;resident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government trust;consideration of future consequences;the first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Shanghai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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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卢松, 李卓妍. 城市居民对大型活动影响的感知与态度模式——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例. 地理学报, 2021, 76(12): 3025-3042 doi:10.11821/dlxb202112011
LU Song, LI Zhuoyan. Urban resident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the impacts of mega-event: A case study of the first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Acta Geographica Sinice, 2021, 76(12): 3025-3042 doi:10.11821/dlxb202112011


1 引言

大型活动由英文“mega-event”直接翻译而来,指能够为活动举办地或目的地赢得较高声望、带来较高社会关注度和媒体报道率或对经济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最早来自于旅游领域,具有长远性、全局性、稀缺性、主动性和活动性等特征,其中大型体育赛事和会展活动是最主要的类型[1,2]。西方学术界对大型活动的关注最早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但在90年代相关研究中才大量涌现,21世纪以来全球社交媒体对大型庆典、节日、体育赛事的报道推动着会展产业走入舞台中心,使得会展成为当代一种主流的生活方式[3,4];中国则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注大型活动,尤其是21世纪以来伴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的成功举办,该话题不断升温[5]。大型活动是城市发展和区域竞争新的引擎和发动机[6],影响研究已成为大型活动研究的最重要议题和研究热点[7,8,9]。大型活动能激发和促进各种城市建设活动,给东道主城市带来大量的收益和支出,这种影响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既有积极方面的也有消极方面。举办地居民既可能是积极影响的受益者,也可能是消极影响的受害者,任何一项大型活动的开展都与当地社区居民的利益息息相关。居民对大型活动的感知和态度是识别大型活动影响以及衡量居民支持度的重要表征[10],因此调查了解举办城市居民的感知、获得主办社区的支持对大型活动的成功举办至关重要[11]。

居民感知与态度较早地运用在目的地旅游影响的研究中[12],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是指旅游地居民对旅游活动对旅游地所产生的各种影响形成的社会知觉[13],对目的地大型活动的关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14]。居民对大型活动的感知和态度主要集中在大型体育赛事和博览会影响研究上,如奥运会[14,15,16,17,18,19]、足球世界杯[11, 20-24]、世界博览会[25,26]等。大型活动早期是被当做特殊的旅游产品出现在旅游影响研究的讨论中[15],后来,大型活动影响研究日益深入,逐渐发展成为专门的研究领域。****们开始运用一些理论来解释大型活动举办过程中的社会现象,如确认偏差理论[11]、社会交换理论[22,23,24]等。社会交换理论（Social Exchange Theory, SET）是大型活动态度研究中最常用到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居民感知到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他们倾向于支持大型活动的举办[11, 24]。这些研究揭示了许多可能决定居民支持水平的因素,如对正面和负面影响的感知、社区关注、社区依恋、环境价值等,但是作为SET的核心,信任常常被忽视和省略,近年来才引起研究者的关注和认可[24, 27]。大型活动也可能引发某种社会困境,为某些社会群体（如城市精英和政治家）带来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而牺牲了社区其他成员的利益[28]。最近的研究表明,在社会交换理论的框架分析中需要增加对时间视角（未来时间取向因素）的考虑,进一步了解这些交换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29]。因此本文尝试将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未来结果考虑作为变量,来探索大型活动居民态度—行为的重要前因。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 CIIE）,简称进博会,是中国政府主办的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展会,具有主题独特、承办级别高、规模大、范围广、定点定期举办的特点,在城市大型活动中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本文以首届进博会为案例,引入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未来结果考虑等变量,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尝试从居民感知视角开展大型活动的区域影响研究,一方面有助于丰富和完善中国大型活动的研究视野和理论体系,尤其是初创型国家级博览会区域影响的理论探索,另一方面有助于为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可持续发展、上海建设国际会展之都等提供参考和借鉴。

2 模型构建

作为大型活动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居民在活动举办过程中的社会交换关系至关重要,其对活动影响的感知决定了他们对该活动的支持态度。大型活动既会带来积极影响（感知收益）又会带来消极影响（感知成本）,社区居民是理性的“经济人”[30],在参与交换之前,会对其感知到的收益和付出的成本进行综合衡量,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居民才会表现出参与未来交换的意愿,并对活动持支持态度。社会交换理论（SET）最早由Ap于1992年引入旅游影响研究中,认为目的地居民将根据“社会交换”原则来评估旅游发展,即感知到他们从旅游发展中得到切身利益的居民将会支持和表达出对旅游发展的积极态度（图1）[31]。该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居民个人收益与大型活动影响感知之间的关系,被广泛地运用在大型活动的影响研究中[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进入21世纪以来,众多****通过构建理论化的概念模型以及居民支持与态度模型,特别是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研究居民对大型活动的感知、态度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如Gursoy等对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14]、Kaplanidou等对2010年南非足球世界杯[21]、Pappas等对2012年伦敦奥运会[19]、Gursoy等及Nunkoo等对2014年巴西足球世界杯[11, 22]、Tournois等对2020迪拜世界博览会[26]等研究均是建立在社会交换理论的基础上。依据社会交换理论,结合研究对象的特性,本文选择居民对大型活动的感知、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未来结果考虑、生活质量、支持态度等变量,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并构建城市居民对大型活动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的结构模型。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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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社会交换理论模型示意图[31]

Fig. 1Model of Social Exchange Theory (Ap, 1992)



2.1 居民对大型活动的感知

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是旅游影响研究的热点领域,该领域研究主要集中在居民感知内容与维度[32,33]、居民感知差异的影响因素[34,35]、相关的解释模型[12, 31]、居民感知与态度之间的作用模式[36,37]等方面,对目的地大型活动的关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已有研究表明,大型活动对城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两个方面。举办大型活动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是多方面的,包括经济、社会文化和环境等方面,如吸引投资、增加商业和就业机会、提升城市形象、改善当地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基础设施升级、提升社区发展与凝聚力、加深文化交流与互动、促进道路改造和河道整治、扩大绿化、改造市容、美化环境等[24, 38-39]。大型活动也可能引来一些消极影响,招致居民的反对,如租金和房价提高、物价上涨、交通拥堵、犯罪率增加、水体/空气/垃圾污染、噪声增加等[18, 38]。作为2012年奥运会举办地的东道主,伦敦居民意识到奥运会将有助于所在社区的发展时,则会更积极地认识到该赛事产生的效应[18]。社会交换理论提供了居民感知—态度模型构建的理论框架,用来检验居民感知和态度之间的相关关系。Waitt对悉尼奥运会的研究表明举办地居民评价大型体育赛事带来的影响时,会根据个人付出的成本以及得到的收益来判断,如果感到得大于失时,则会予以积极评价,进而支持该活动的开展[15]。在对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研究中,Pappas发现居民对积极和消极影响的感知会对大型活动的支持态度产生影响,且感知利益与支持态度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感知成本与支持态度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19]。该结论在其他的相关研究也得到了验证,如陈芳英针对青岛奥运会帆船比赛[40]以及Lorde等针对2007年板球世界杯的研究[41]。故而,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居民对大型活动的积极影响感知正向影响其支持态度。

H2：居民对大型活动的消极影响感知负向影响其支持态度。

2.2 对政府的信任

信任表现为对交换伙伴充满信心,是涉及交易或交换的基础,被看做一种心理状态,在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营销学和管理学等领域中得到应用[42]。由于社会交换关系建立在权力和信任的基础上,因此各方对彼此的信任对于建立预期的合作至关重要,它在社会运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一般情况下往往是少数人掌握着大型活动举办的决策权,当地居民很少参与到这一过程,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可能会对他们对大型活动影响的感知及其支持看法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举办大型活动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往往没有给当地社区带来直接的好处。因此,社区对此类大型活动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对政府的支持和信任程度。事实上国家和政府通过成立组委会和任命组委会成员的方式,主导了绝大多数的大型活动的策划、组织和运作,尤其在大型体育赛事与国际大型展会上表现明显[11]。囿于大型活动预期结果的不确定性,东道主社区居民对活动决策者与组织者的信任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居民对活动的预期感知与支持意愿,相对较高的信任度可以使他们相信这些组织机构及其成员将制定有效策略和方案,尽量减少消极影响、而最大化积极影响。Gursoy等研究了当地居民对2014年巴西足球世界杯影响的感知与态度,验证了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对当地人对足球世界杯的影响感知产生作用,结果表明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正向影响其对足球世界杯的积极影响感知,负向影响其对足球世界杯的消极影响感知[11]。Chi等利用巴西足球世界杯举办前后的居民感知数据比较,也证实了这一结论,不仅如此,该项研究结果还显示,当地居民越是信任政府、越是支持足球世界杯赛事的举办[24]。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3：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对大型活动的积极影响感知具有正向影响。

H4：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对大型活动的消极影响感知具有负向影响。

H5：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对其支持大型活动的态度具有正向影响。

2.3 未来结果考虑

心理学界十分关注未来结果考虑的研究,涉及到一种对未来或未来时间的关注。Strathman等提出了未来结果考虑的概念（Consideration of Future Consequences, CFC）,指出人们对未来事件的考虑具有一种稳定的个体差异,认为这种个体差异可以通过精心的量表设计进行有效地衡量与评估[43]。未来结果考虑最初被认为是单维度量表,但随后研究发现该量表实际包含两个维度的结构,一个维度反映即时取向（CFC-Immediate）,另一个维度反映未来取向（CFC-Future）[44]。个体在时间洞察力的取向上存在一定偏向,持有即时时间取向的个体认为更加应该享受当下,持有未来时间取向的个体更看重未来长远目标的达成[44]。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心理学以外的学科（如管理学、营养学等）纷纷关注和重视未来结果考虑的影响。最近旅游学领域开始将此概念引入旅游者相关研究中,指出未来结果考虑会影响到旅游者环境责任行为[43]。近期有****研究显示大型活动会引发短期个体利益与长期集体利益不一致的情况,需要考虑时间因素,来讨论大型活动项目所涉及的两难困境的性质及其对居民态度的影响[29]。本文认为在大型活动中作为行为前因的居民态度也会受到未来结果考虑的影响,因此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6：居民的未来结果考虑正向影响其对大型活动的积极影响感知。

H7：居民的未来结果考虑负向影响其对大型活动的消极影响感知。

H8：居民的未来结果考虑正向影响其对大型活动的支持态度。

2.4 生活质量与支持态度

美国经济学家最早提出“生活质量”的概念,随后引起了政府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45]。21世纪以来,生活质量已成为地理学和旅游学的研究热点之一[46,47]。作为旅游地核心利益相关群体,东道主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是衡量旅游地可持续旅游发展的重要标准,是目的地社区发展旅游业的目的之一[47]。旅游地居民生活质量代表着旅游发展给东道主社区物质和非物质条件带来的影响,以及引发旅游地居民个人生活和经历满意度的变化,目前还没有专门的定义,也有****和生活满意度、主观幸福感相互混用[47,48]。研究表明旅游影响是旅游地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47],居民对于旅游带来的社会文化、经济和环境方面的影响感知会对生活质量感知产生正向作用[49,50,51]。在国内的研究中部分****指出生活质量的多维性,比如郭安禧等将生活质量感知划分为经济条件、家庭关系与休闲娱乐方面的感知,发现居民的生活质量感知受到旅游积极影响感知的正向促进,但是消极影响却有损于居民的生活质量感知[51]。这一结论与Jeon等针对文化遗产旅游地开展的研究结果相似[52]。与此同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办的目的之一就是向全世界开放中国市场,进口全球优质商品和服务,满足国内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提升生活质量。因此,本文考虑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举办是不是也具有这样的效应?故而,本文做出以下研究假设：

H9：居民的大型活动积极影响的感知对生活质量感知具有正向影响。

H10：居民对大型活动的消极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感知具有负向影响。

已有研究对东道主社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测量主要有主观和客观两种类型视角,其中主观生活质量指标得到广泛的运用,本文中也采用主观指标来测量社区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感知。有****梳理了旅游地生活质量产生的结果,发现现有研究中旅游地生活质量的结果变量主要表现为支持旅游发展的态度[47]。旅游休闲要素引入东道主社区后,会对当地居民生活质量产生影响,当社区居民感觉到生活质量的提升时,他们就会欢迎和支持旅游的进一步发展,反之则相反。Woo等以美国5个不同旅游目的地的居民为样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验证了居民对旅游开发的感知价值正向影响其生活满意度,进而有助于提高居民整体生活质量,因此生活质量感知是社区居民支持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有效预测指标[53]。Chi等对于中国文化遗产旅游地以及Kim等对弗吉尼亚州4个不同发展阶段的旅游地的相关研究中,也都证实了这一点,即当地人生活质量提升有助于加强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支持态度[54,55]。Yu等针对美国印第安纳州奥兰治县乡村旅游地的居民感知研究中,将旅游影响感知作为外在变量,将社区居民生活质量作为中介变量,将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支持作为结果变量,也验证了社区生活质量是支持旅游业发展的有效预测指标[56]。国内****较早对周庄进行了东道主社区生活质量研究[57],近期郭安禧等的研究中也将当地人生活质量作为中介变量,探讨居民旅游感知与支持态度的关系,发现生活质量变量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能有效影响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支持态度[51]。因此,本文针对大型活动进行当地居民感知、生活质量及支持态度的关系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H11：居民的生活质量感知对其支持大型活动举办的态度具有正向影响。

H12a：在居民的积极影响感知与对大型活动举办的支持态度之间,居民生活质量感知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H12b：在居民的消极影响感知与对大型活动举办的支持态度之间,居民生活质量感知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在社会交换理论和“认知—情感—意向”关系理论的指导下,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运用Amos 24.0软件构建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居民感知—态度关系假设模型（图2）。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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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居民感知—态度关系假设模型

Fig. 2Hypothetical model of resident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the first CIIE



3 研究设计

3.1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概况

2018年11月5—10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市顺利举办。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博览会：① 级别高。它是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亲自宣布的大型活动,代表了国家意志、国家行为和国家战略,具有很强的政府色彩。专门成立了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组委会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担任组长,成员由35个中央机构以及上海市政府组成,并成立了专门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② 主题独特。它是世界上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大型国家级、国际性、综合性博览会,在国际贸易发展史和博览会历史上均是一大创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成为世界各国展示国家形象、开展国际贸易的开放型合作平台,是全球大批优质商品进驻中国、满足中国不断提升的人们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展台,它和北京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广州的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一起推动形成中国会展新格局。③ 规模大。首届进博会展览总面积达30 万m2,吸引172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参会,3600多家企业参展,超过40万名境内外采购商到会洽谈采购,成果丰硕[58]。进博会是初创型、定时定点持续举办的国家级展会（每年11月在上海举办）,有助于开展长期的跟踪性研究。因此该案例的选择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3.2 问卷设计和数据来源

3.2.1 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主要经历了3个步骤：① 问卷设计与优化。在借鉴国内外大型活动影响和旅游影响文献的基础上,结合17名居民访谈资料（展前6名,展后11名）和媒体资料,加之进博会的特点,选择和设计居民感知及态度的测量量表。其中“居民对政府的信任”（GT1-GT5）测量指标借鉴Gursoy等[11]和Chi等[24]的研究成果,“未来结果考虑”（CFC-I1-3和CFC-F1-3）参考了Adams[59]和Zhang等[60]的成果,“积极影响感知（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消极影响感知（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结合访谈和案例特点,借鉴了罗秋菊等[10, 61]、卢松等[12]、Nunkoo等[27]和Oshimi等[62]的研究成果,“生活质量”测量指标引自Lee[57]的研究成果,“支持态度”测量指标的设计来源于Pappas[19]、Woo等[53]和Lee等[63]的研究。② 预调研。调研组于2019年3月17日进行预调研,共发出100份问卷,收回有效问卷94份,利用SPSS 20.0软件对94份问卷进行录入和分析,结果显示各测量指标的因子载荷均达到建议标准,并且符合预设的维度,最后形成包含48个题项的标准量表。③ 正式调查问卷形成。问卷内容包括被调查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48个测量指标和意见征询。李克特五级量表法被用来对48个题项进行测量（“1”表示“非常不赞成”,“2”表示“较不赞成”,“3”表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4”表示“较赞成”,“5”表示“非常赞成”）。问卷最后还设置一道开放问题,征询居民对进博会影响的主观看法和建议。

3.2.2 数据来源 2019年4月4日—11日研究团队面向上海市16个区的居民开展正式调研。问卷调查采用两步分层随机抽样方法：① 根据上海各区之间人口比例和误差估计确定各区目标样本量;② 采用配额抽样方法,根据上海市人口统计信息,对总体样本按照年龄、性别、户籍等进行分层,确定各层单位样本数额,并按照随机抽样方法选择调研对象。累计发放问卷700份,回收问卷628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541份,有效率86.1%。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问卷调查和居民访谈。按照展前、展后分别将居民访谈数据进行编号,Bi-1至Bi-6为展前访谈受访者,Ai-1至Ai-11为展后访谈受访者,As-1至As-541为问卷受访者。

3.3 样本结构

本文的“上海市居民”是指在上海长期从事生产和生活的人（居住时间长达1年以上）,因此面向上海市16个区的居民随机发放问卷。据调查资料统计显示,样本特征如表1所示。性别结构上,男女比例接近1:1;沪籍和非沪籍、未婚和已婚的样本数量均相当;超过70%的样本居民在沪居住6 a以上;样本居民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到87.3%,高学历者居多;年龄上以20~39岁为主;收入水平较为分散,32.8%的被访者月收入在10000元以上;职业上企事业人员、服务销售技术员居于前列,整体特征符合上海市的人口统计情况。

Tab. 1
表1
表12018年首届进博会居民感知态度调查的受访者人口学特征(n = 541)
Tab. 1Residents'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in the survey for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the first CIIE
项目类别频数有效百分比(%)项目类别频数有效百分比(%)
性别

年龄(岁)





户籍地

职业		男
女
≤ 20
20~29
30~39
40~49
50 ~59
> 60
沪
非沪
公务员
企事业人员
科教专业人员
服务销售技术员员
工人
农民
军人
离退休人员
学生
其他		273
268
31
215
203
51
18
23
276
254
8
170
23
141
6
1
2
28
92
70		50.5
49.5
5.8
39.7
37.5
9.4
3.3
4.3
52.1
47.9
1.5
31.4
4.2
26.1
1.1
0.2
0.4
5.2
17.0
12.9		文化程度




人均月收入(元)





在沪居住时长(a)


家庭情况


是否现场
参观进博会		初中
高中、中专
大专
大学本科
硕士及以上
≤ 3000
3001~5000
5001~7000
7001~10000
10000~15000
> 15000
≤ 5
6~10
11~20
> 20
未婚
已婚,有子女
已婚,无子女
是
否		12
57
93
287
92
96
60
98
110
88
89
153
96
119
173
258
236
47
60
481		2.2
10.5
17.2
53.1
17.0
17.7
11.1
18.1
20.3
16.3
16.5
28.3
17.7
22.0
32.0
47.7
43.6
8.7
11.1
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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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结果

4.1 信度和效度分析

为检验量表构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本文运用SPSS 20.0软件对总体样本数据进行信度、效度分析。由检验结果可知,Cronbach's α系数为0.906,表明样本数据具有较高的信度。效度分析借助KMO值和Bartlett球形检验确定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在Bartlett球形检验给出卡方值为17135.086情况下,KMO值为0.915,相伴概率Sig.为0.000,表示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表2）。

Tab. 2
表2
表22018年首届进博会居民感知和态度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
Tab. 2Results of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in the survey for resident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the first CIIE
提取公因子、题项及编号信度/因方差贡献率(%)提取公因子、题项及编号信度/因子载荷方差贡献率(%)
子载荷
公因子1：政府信任政府信任GT0.90132.336公因子2：未来结果考虑未来结果考虑—即时CFCI0.73318.106
GT1：相信举办进口博览会是适合我国现阶段国情的一项重大决定0.759CFCI1：对进博会的态度取决于近期是否影响到生活0.771
GT2：相信没有我们监督,政府也会在进博会组织中做出正确决策0.857CFCI2：只关注进博会举办时带来影响,未来不做评价0.842
GT3：相信进博会开展中政府推出的各项政策和举措0.856CFCI3：近期看,办进博会未使我受益,将来的将来再说0.804
GT4：相信政府会关注居民对进博会的兴趣和诉求0.847未来结果考虑—未来CFCF0.68717.482
CFCF1：与举办时带来不便相比,未来带来福祉更重要0.787
GT5：相信政府在进博会的组织中会考虑居民的利益0.824
CFCF2：和当下比较,我认为以后进博会带给我的影响更重要0.736
公因子3：积极影响感知经济影响的积极感知PEcp0.88915.302
PEcp1：带动举办地经济发展0.768CFCF3：我愿意承受当下进博会带来的不便,换取以后进博会更好地举办0.761
PEcp2：促进外商投资增加0.781
PEcp3：繁荣经济和贸易活动0.744
PEcp4：增加就业岗位0.65公因子4：消极影响感知经济影响的消极感知NEcp8.024
PEcp5：促进举办地旅游发展0.732NEcp1：房地产和租金上涨0.811
PEcp6：增强举办地城市购物中心活力0.677NEcp2：物价上涨0.789
NEcp3：接待服务业价格上涨0.859
PEcp7：带动周边区域经济发展0.63社会文化影响的消极感知NScp0.8196.884
社会文化影响的积极感知PScp0.90114.694NScp1：交通更加拥挤0.771
PScp1：提升举办地城市国际形象0.73NScp2：干扰居民日常生活0.641
PScp2：促进举办地城市开放和包容的气质0.678NScp3：吸毒嫖娼赌博增加0.75
NScp4：犯罪率增加0.659
PScp3：促进所在国的声誉与形象0.75环境影响的消极感知NEnp0.63112.853
PScp4：促进对外开放水平0.713NEnp1：更多垃圾污染0.916
PScp5：进一步推动文化交流0.686NEnp2：更多噪音污染0.859
PScp6：促进社区自我发展能力0.675NEnp3：更多水体和空气污染0.883
PScp7：加强社区内部凝聚力0.659NEnp4：消耗更多能源水资源0.898
环境影响的积极感知PEnp0.90911.551公因子5：生活质量生活质量QOL0.79165.049
PEnp1：公共交通系统改造美化0.743QOL1：购买进口商品更便利0.864
PEnp2：带动水系河流的治理0.855QOL2：提高居民出行便利程度0.685
PEnp3：提高举办地绿化水平0.823QOL3：提供更多游憩休闲机会0.809
PEnp4：有效提升举办城市卫生水平0.814QOL4：提高居民生活质量0.823
QOL5：使上海成理想居住城市0.877
公因子6：支持态度支持态度Sup0.87480.218
Sup1：支持进博会的举办0.85
Sup2：举办进博会是正确的选择0.761
Sup3：希望进博会一直举办下去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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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SPSS 20.0软件,分别对影响因素、居民感知、生活质量和支持态度的测量指标做降维处理,同时进行方差最大正交旋转,旋转后因子载荷均大于0.5（表2）,影响因素的11个测量指标中提取出3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67.924%,分别为政府信任（GT）、未来结果考虑—即时（CFCI）、未来结果考虑—未来（CFCF）;居民对大型活动影响感知的题项中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有6个,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9.309%,分别命名为经济影响的积极感知（PEcp）、经济影响的消极感知（NEcp）、社会文化影响的积极感知（PScp）、社会文化影响的消极感知（NScp）、环境影响的积极感知（PEnp）、环境影响的消极感知（NEnp）;生活质量（QOL）5个测量题项和支持态度（Sup）3个测量题项中均提取出1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方差贡献率分别为65.049%和80.218%。累计方差贡献率均大于最低标准60%,说明这11个因子的信度和效度是可以接受的。数据分析表明,居民对积极影响感知最高,均值为4.1,其次为支持态度达到4.0,对政府的信任均值也达到了3.9,对未来结果考虑（未来）的感知也很积极（均值为3.7）,说明居民在这几个变量的积极感知均较为强烈。生活质量感知均值为3.5,处于较为微弱的积极感知,未来结果考虑（即时）感知均值为3.0,较为中立,对于消极影响感知微弱（均值为2.8,其中题项“交通更加拥挤”均值达到3.1）。这些变量均值的标准差在0.55~0.82之间,总体上看居民的感知和态度较为一致。

4.2 验证性因子分析

在探索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方法对假设模型进行内在结构适配度检验。依据前人研究结果可知,CFCI和CFCF是未来结果考虑变量的次一级维度,PEcp、PScp和PEnp是积极影响感知的次一级维度,NEcp、NScp和NEnp是消极影响感知的次一级维度。首先,将每个次一级维度下的测量变量进行求和,生成新的测量变量。那么,本文的初始测量模型（图3）由6个潜变量（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未来结果考虑,积极影响感知,消极影响感知,生活质量和支持态度）和21个测量变量（GT1-5、CFCI、CFCF、PEcp、PScp、PEnp、NEcp、NScp、NEnp、QOL1-5、Sup1-3）构成。其次,将数据导入Amos 24.0软件,结果显示,CFCI和NEcp的λ值分别为0.13和0.22,均小于0.5,说明CFCI和NEcp都不能很好的解释其对应的潜变量未来结果考虑（即时）和消极经济影响感知,因此对此两个测量变量进行删除。最后,对修正后的模型进行内在结构适配度检验,选择Cronbach's α值和组合信度（C.R.）值作为信度检验标准,选择标准化因子载荷（λ）和平均方差萃取值（AVE）进行效度判断标准。运用软件计算得到CR值和AVE值,结果如表3所示。Cronbach's α值介于0.687~0.901之间,量表信度较高,这些变量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各个测量指标的标准化因子载荷介于0.555~0.975之间,平均方差萃取值（AVE）介于0.427~0.712之间,除了未来结果考虑变量的AVE值低于0.5的界值外,其他变量均达到建议标准,即测量变量对潜变量的解释性较好。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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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初始测量模型M1

Fig. 3Initial measurement model M1



Tab. 3
表3
表32018年首届进博会居民感知态度测量模型验证性因子分析
Tab. 3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of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residents'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s the first CIIE in 2018
潜变量测量变量λ值Cronbach's α值C.R.值AVE值
积极影响感知P~Ecp
P~Scp
P~Enp		0.706***
0.797***
0.705***		0.7870.7810.544
消极影响感知N~Scp
N~Enp		0.975***
0.592***		0.7310.7780.651
政府信任GT1
GT2
GT3
GT4
GT5		0.816***
0.821***
0.842***
0.759***
0.732***		0.9010.9000.632
未来结果考虑CFC~F1
CFC~F2
CFC~F3		0.649***
0.555***
0.743***		0.6870.6880.427
生活质量QOL1
QOL2
QOL3
QOL4
QOL5		0.620***
0.772***
0.782***
0.796***
0.736***		0.8640.8580.550
支持态度Sup1
Sup2
Sup3		0.904***
0.807***
0.817***		0.8740.8810.712
注：***表示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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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结构模型检验与修正

本文采用Amos分析软件开展结构方程模型的验证。首先对初始测量模型M1进行检验,数据拟合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中可以看出,初始测量模型适配度不甚理想,8个检验指标中有3个达到（IFI、CFI、RMSEA）达到建议标准,有5个（CMIN/DF、GFI、AGFI、NFI、TLI）低于建议标准,需要对模型进行修正。若初始模型与样本数据无法适配,研究者可以进行模型修正,在模型中可删除关系不明显的因果路径,另外根据Amos修正索引中修正指标值可修正模型[65]。因此,根据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删除CFCI和NEcp两个测量变量之后,未来结果考虑潜变量由CFCF的3个测量变量直接测量,消极影响感知变量由NScp、NEnp测量,修正后得到包含21个测量变量的新模型M2。将整体数据与模型M2进行拟合,显示对M2部分指标参数仍需要继续进行修正。进一步分析显示,“积极影响感知”潜变量中PEcp和PScp,“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潜变量中GT4和GT5,“生活质量”潜变量中QOL4和QOL5变量之间的修正指数较高,因此尝试增加e4和e5、e9和e10以及e17和e18之间的共变关系（图4）。对新模型进行计算,得到拟合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中可以看出,所有拟合指标均得到优化,8个拟合指标参数中有7个达到建议标准,仅有AGFI指标0.884略低于建议值0.9,且CMIN/DF、TLI、AGFI、IFI、GFI、RMSEA等指标拟合程度均有较为显著的提升。总体上看,修正模型M3拟合度较好,与数据的适配度也较为理想。

Tab. 4
表4
表4初始测量模型M1和修正模型M3拟合度比较
Tab. 4Comparison of goodness-of-fit between initial measurement model and revised measurement model
拟合指标CMIN/DFGFIAGFINFIIFITLICFIRMSEA
判断标准< 3> 0.9> 0.9> 0.9> 0.9> 0.9> 0.9< 0.08
初始模型4.0700.8820.8460.8840.9100.8930.9100.075
修正模型2.9930.9130.8840.9190.9450.9330.944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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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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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修正模型M3

Fig. 4Revised measurement model M3



4.4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运用Amos软件对首届进博会居民感知—态度模型的相关假设进行检验,得到路径分析结果（表5）和假设检验结果（图5）。以P值是否小于0.05以及C.R.的绝对值是否大于1.96作为标准,来判断支持或拒绝假设,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具体判断和分析如下。

Tab. 5
表5
表5结构模型路径分析结果
Tab. 5Results of path analysis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路径标准化路径系数C.R.值P值假设
支持态度<—积极影响感知0.2102.1570.031H1支持
支持态度<—消极影响感知-0.080-2.0020.045H2支持
积极影响感知<—政府信任0.68211.328< 0.001H3支持
消极影响感知<—政府信任-0.116-1.9680.049H4支持
支持态度<—政府信任0.1592.1100.035H5支持
积极影响感知<—未来结果考虑0.2053.702< 0.001H6支持
消极影响感知<—未来结果考虑-0.168-2.5500.011H7支持
支持态度<—未来结果考虑0.5468.358< 0.001H8支持
生活质量<—积极影响感知0.69610.264< 0.001H9支持
生活质量<—消极影响感知-0.029-0.7050.481H10拒绝
支持态度<—生活质量0.0040.0720.942H11拒绝
注：n = 541;以P值是否小于0.05判断支持或拒绝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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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与居民感知和态度的关系 由结构模型路径分析结果（表5）可知,大型活动中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对其积极影响感知具有正向作用（标准化路径系数达0.682）,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对其消极影响感知具有负向作用（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16）,假设3和假设4成立。Gursoy等和Chi等分别针对巴西足球世界杯的居民感知均表明,政府信任均对居民的感知收益和感知成本产生影响[11, 54],本文在中国大型展会的情景中也验证了这一结论。本文还进一步证实了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与支持态度之间存在着关联。表5显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对其支持态度具有正向作用（标准化路径系数0.159）,假设5成立。事实上,大量旅游文献已证明,政府信任（政治信任）直接影响当地居民对社区旅游发展政策的认识、接受和支持程度,信任越高支持越明显[64]。大型活动政府主导性更强,举办地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更为重要,对活动的可持续发展影响更大。中国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而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组织举办体现了这一制度优势,从国家层面成立领导小组,由国家领导人担任组长。同时上海市整体上规则意识强、重契约精神,政府建立了一套符合特大城市精细化管理的制度体系,居民具有较强的规则意识和法治意识,支持和遵守政府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①(①郝洪. 规则意识成上海“文化磁极”. 人民日报, 2017-5-31. https://www.sohu.com/a/144742936_260616.),对于进博会上海市政府更是举全市之力办好办细。在实地调研和访谈中,居民均高度评价首届进博会的成功召开,对政府和组委会卓有成效的组织工作表示满意,相信政府各项进博会工作部署的科学性、合理性和为民性,绝大部分被访者表示愿意配合进博会的举办,调整自身行为及出行计划等应对可能受到的影响。如Ai-3谈到：“国家与上海市政府在这次进博会的举办过程中交出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Ai-4：“政府比较值得信任......出台一些政策前,会考虑居民的想法和需求”,Ai-1：“......我们会积极响应配合”。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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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模型假设检验结果

注：实线代表支持,虚线代表拒绝,实线越粗代表路径系数越大。
Fig. 5Results of hypothesis-testing model



4.4.2 居民对未来结果的考虑与其感知及态度之间的关系 表5结构模型路径分析结果表明,居民的未来结果考虑对其积极影响感知具有正向作用（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05）,居民的未来结果考虑对其消极影响感知具有负向作用（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68）,居民的未来结果考虑对其对大型活动的支持态度具有正向作用（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546）,因此假设3~5均成立。居民对未来结果的考虑对居民感知与态度均有较为明显的的影响和作用。筹办首届进博会期间,举办展馆周边开展了相应的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的施工建设,首届进博会前夕上海市政府出台了调整进博会期间的公众日休息日安排、交通管制、地铁安保加强等措施,这些都可能会给部分市民的生活和出行带来不便。但是总体上看,居民对这些当下的不便较能忍受,更多地看到进博会给上海未来以及个人生活带来的可能好处和希望。对于每年定期定点召开的大型进口商品博览会,进博会给当地居民带来的这种未来期待更加突出。访谈中居民的反馈也体现出这种对未来结果考虑的影响。如Bi-5：“......交通拥堵,但是该展会长远来看对国家和经济发展利大于弊”,Ai-7：“未来进博会吸引更多的国外商品进入中国市场”,Ai-3：“未来进口博览会的长期举办一定会带来更多的好处与便利”。

4.4.3 居民对大型活动影响的感知与其生活质量感知的关系 表5分析结果显示,居民的积极影响感知对其生活质量感知起到正向作用,假设9成立。然而,居民的消极影响感知对其生活质量感知未呈现出负向作用关系,假设10不成立。首届进博会的举办本身就是中国坚持开放和经济全球化的重大举措,向全球优质商品和服务开放中国市场。首届进博会成了全球好货天堂,既汇集了全球消费电子、智能装备等高科技产品,又包括了乳制品、葡萄酒、咖啡等世界美食,既汇集了家用电器、服装服饰等优质家用消费品,又包含了高端医用器械、医药保健等健康养生产品。这些都有助于居民对进博会的积极影响感知以及对提高生活质量的期待。《中国进口消费市场报告》指出,上海是中国人均消费最高的城市,对进口产品的消费成熟度较高,成为最爱买进口商品的城市,而进博会吹响全球优质商品的集结号,将有助于扩大上海市居民的高品质消费选择、提高生活质量水平②(②徐景卉. 进口博览会吹响全球优质商品集结号. 文汇报, 2018-11-1第9版.)。正如前文所述,进博会确实可能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但是这些消极影响涉及的人群、地域范围等均较有限,总体上居民感知较为微弱,尚不足以对生活质量潜变量产生预测效应。

4.4.4 居民对大型活动影响的感知与其支持态度的关系 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居民对大型活动的积极影响感知对其支持态度具有正向作用,假设1得到验证;居民对大型活动的消极影响感知对其支持态度产生负面作用,假设2成立。居民感知与支持态度的关系是大型活动影响研究的关注重点,很多****对此进行了探究。奥运会、足球世界杯、世博会等诸多研究都论证了大型活动中居民感知对支持态度的这种作用[11, 19, 41]。社会交换理论显示,大型活动背景下居民感知到利益大于成本,那么他们就倾向于支持活动的开展[11, 15, 24]。事后的统计监测数据表明,首届进博会确实带动了上海城市相关产业的发展（尤其是酒店、旅游、城建等领域）,如为申城的124 家景区带来264万人次游客,上海纳入监测的300 家酒店在展会期间平均出租率达72%③(③李萌. 进博会助力长三角旅游一体化提升. 中国旅游报, 2018-11-19第3版.);为全力迎接首届进博会,上海市完成763 项环境整治和绿化提升项目,提升黄浦江20 km岸线的景观照明,实现市区及场馆周边70 km“蜘蛛网”架空线全部入地④(④王建宏. 上海,引领全球经济进入“进博时间”. 光明日报, 2018-11-4第1版.)。本文以进博会为案例,在中国情景下也验证了居民大型活动影响的感知与其支持态度之间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关联。

4.4.5 生活质量在居民感知与支持态度之间的中介效应 从结构模型假设检验结果（图5）可以看出,11条假设路径中有9条通过检验,有2条未通过检验。一条是代表着居民的生活质量感知与其支持态度之间的路径关系（H11）,另一条是代表着居民的消极影响感知与其生活质量感知之间（H10）,说明假设11不成立（即居民的生活质量感知对其支持态度没有起到作用）,假设12a、12b均不成立（即在居民的积极影响感知、消极影响感知与其支持态度之间,居民的生活质量感知均未表现出中介效应）。Woo等[53]、Kim等[55]、Liang等[7]的研究均表明生活质量均能有效地预测居民支持旅游发展的态度,Yu等[56]、郭安禧等[51]的研究还证实了生活质量在居民感知与态度之间的中介效应,而本研究却没有得出相应的结论。进一步深入分析,发现相对于居民感知（尤其是积极感知）和支持态度的得分值,居民对生活质量的感知要弱不少（均分低于0.5左右）,说明首届进博会对提升当地居民生活质量的作用较为一般,这种较弱的生活质量感知恐难对居民支持态度产生作用,进而影响到生活质量在居民感知与态度之间中介效应的发挥。这可能是与进博会刚刚启动有关,很多方面均在探索之中,比如说展品如何变成立马可购买的商品,还要在通关、贸易便利化上进行改革创新,再比如首届进博会未开放普通观众预约参观通道,展会开放日期也有限,导致能够到现场参观的普通市民十分有限,在问卷调查中仅有10%左右的居民到过现场观展。展品变商品的时效性慢以及较低的居民观展参与度直接影响了他们对首届进博会改善生活质量的感知与评价,这也进一步地限制了生活质量对支持态度的有效预测,以及在居民感知与态度之间的中介效应发挥。随着进博会的持续举办,这些问题都将不断地予以优化、完善和提升,比如海关总署等政府部门不断出台政策措施助推进博会通关便利化、贸易便利化;第二届进博会国家馆延长开放10 d左右、面向普通观众提供网上预约。这些都有望提升当地居民的获得感和生活质量感知水平,生活质量在居民感知与支持态度之间的中介效应值得在未来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索。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在综合国内外大型活动影响的居民感知—态度研究文献基础上,本文在中国语境下引入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未来结果考虑等因素,基于社会交换理论构建了城市居民对大型活动影响的感知—态度模型,并以2018年首届进博会为案例开展了实证检验,最终得到修正后的居民感知—态度模型,模型中13个假设有9个得到了验证。

研究表明：① 社会交换理论较好地解释了城市居民对大型活动影响的感知与态度之间的关系。居民积极影响感知与支持态度以及生活质量感知之间均存在着正向影响;消极影响感知对支持态度具有负向影响,但是对生活质量感知未产生影响。② 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和未来结果考虑是居民对大型活动影响的感知及其支持态度的重要影响因素。具体表现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正向影响其对积极影响的感知与支持态度,负向影响居民的消极影响感知;居民的未来结果考虑也正向影响居民的积极影响感知与支持态度,负向影响居民的消极影响感知。③ 生活质量在感知和支持态度之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中介效应。居民消极影响感知对生活质量的负向影响、生活质量感知对支持态度的正向影响这两条假设未得到验证。

5.2 讨论

在各方努力下,首届进博会顺利举办且成效显著,给全球优质商品提供了展示的舞台、带来了无限商机,同时也为上海市经贸中心与国际化大都市建设、以及开放中国的国际形象建立均大有裨益。对此上海市居民均予以认同,支持进博会的继续举办。由于进博会的高度专业性、运作复杂性以及超大规模性,决定着政府在其中的主导作用,因此本文在中国大型活动情境下引入政府信任变量,结果表明在首届进博会案例中,该变量对居民感知与态度的影响与已有研究结论相同,比如Gursoy等及Nunkoo等对2014年巴西足球世界杯均表明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对居民积极影响感知与支持态度均具有较强的正向影响[11, 22]。针对已有文献指出大型活动也可能引发某种社会困境,需要在社会交换理论的框架分析中增加对时间视角（未来时间取向因素）的考虑[29],本文探索性将“未来结果考虑”引入到大型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该变量对居民感知与态度具有较好的解释作用,尤其是对于进博会这种定期（每年一次）、定点（上海市）举办的贸易博览会效果明显。此外,虽然未能证实生活质量和支持态度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关系,与已有文献结论存在差异[7, 55-56],但是本文认为这可能是因为首次举办进博会的原因,展品变商品、普通观众很难现场参观等因素导致了居民的生活质量感知不高,引发了模型中生活质量对居民支持态度的影响、以及在居民感知与态度中的中介效应未通过验证,未来值得进一步跟踪探讨。

与此同时,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一方面要重视和关注城市居民对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感知与态度,以人民为中心,相关政策和管理措施出台前充分调研,多听取市民的感受与建议,在确保展会成功举办的同时将对城市居民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影响降低到最小,进一步提升居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和支持态度,是促进进博会持续顺利举办的基础和关键;另一方面要重视进博会给举办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提升带来的作用,关注城市居民参与观展的需求。未来主办方可以考虑在市民当中更广泛地宣传进博会及其展品,创新管理和服务方式、提高展品变商品的时效性和便利性,还可以考虑增加社会观众名额和延长展期,让更多人有机会现场观展和购物,提高进博会的参与度,增强居民获得感,将进博会变成提升居民生活质量、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个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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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adjacent and at the entrance position to scenic area, gateway communities are confronted with special opportunities and problems in their tourism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social exchange theory, the paper chooses seven structural variables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neighborhood conditions, trust in tourism institutions, perceived benefits of tourism, perceived costs of tourism, community satisfaction and tourism support) to build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reflecting their impacts on the support of tourism of residents. On the basis of four gateway communities of Huangshan scenic area the model is validated. Based on the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analysis and factor analysi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pathways through which the variables play a part in community tourism support and the external factors affecting tourism support in different gateway communities for the same scenic area. The study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In general, perceived benefits of tourism and community satisfac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ourism support. Neighborhood conditions, trust in tourism institutions and community satisfaction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perceived benefits of tourism.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neighborhood conditions and trust in tourism institutions affect community satisfaction positively.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perceived benefits of tourism is not significant. Perceived costs of tourism have little to do with other variables. (2) Residents' perception and tourism support are not the same in different gateway communities of Huangshan scenic area. The overall score of the south gateway town Tangkou is the highest. The north gateway town Gantang- Gengcheng takes the second place. The east gateway town Tanjiaqiao is the third and the west gateway town Jiaocun is the lowest. (3) The factors such as spati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gateway communities and scenic area,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and traffic pattern and the tourism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contribute to the tourism supports difference in different gateway commu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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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a conceptual model depicting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mmunity attachment, community concern,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and perception of tourism impacts and attitude towards tourism development was proposed and empirically examined using a case study of Fujian Tulou. The empirical findings revealed that: (a) the perceived economic benefits, the perceived social and cultural benefits, and the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influenced residents' attitude towards tourism development, whereas the perceived economic costs significantly and negatively influenced residents' attitude towards tourism development; (b) community attachment had an indirect effect on residents' attitude towards tourism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perceived social and cultural benefits as well as environmental benefits; (c) community concern indirectly affected residents' attitude towards tourism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perceived economic benefits, the perceived social and cultural benefits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and had an indirect effect on residents' attitude towards tourism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perceived economic costs; (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had an indirect and positive effect on residents' attitude towards tourism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perceived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and had an indirect and negative effect on residents' attitude through the perceived economic costs; and (e) the influences of the perceived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on residents' attitude were stronger for residents with personal benefits than for residents without personal benefits, while the influences of the perceived economic costs, of the perceived social and cultural costs, and of the perceived environmental costs on residents' attitude were stronger for residents without personal benefits than for residents with personal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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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related behaviors often involve immediate costs to achieve long-term benefits. How one considers the future outcomes of present day behaviors (e.g., temporal orientation) may play a role in engagement in healthy behaviors. The Consideration of Future Consequences Scale (CFCS) measures temporal orientation on a unidimensional continuum. Recently, 2 subscales of the CFCS have been reported: immediate (CFC-I) and future (CFC-F) consequences. These support a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ualization of temporal orientation.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was performed on CFCS data.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2 health-related variables [smoking and body mass index (BMI)] and each subscale were then explored, controlling for sociodemographic variables.A random sample of 2,000 individuals aged 18 years or over was selected from the edited electoral role for one English city and sent a postal questionnaire, including the CFCS and questions on age, gender, socioeconomic position, and self-reported current smoking status and BMI.Complete data was provided by 800 participants (response rate = 40.0%). The 2-factor model fitted CFCS data better than the 1-factor model. In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CFC-I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BMI, B (95% confidence interval [CI]) = 0.47 (0.06 to 0.88), p =.025; and odds of being a current smoker, odds ratio (95% CI) = 1.28 (1.02 to 1.60), p =.035; CFC-F was not associated with health-related variables.These data support the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ualization of temporal orientation. Consideration of immediate consequences may be a more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health-related behaviors than consideration of future consequ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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