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1,2, 叶尔肯·吾扎提^,1,2, 熊韦^1,2, 计启迪^1,21.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101;
2.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北京 100049

Exploring the role of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in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case study of Sihanoukville Special Economic Zone

CHEN Wei^1,2, WUZHATI Yeerken^,1,2, XIONG Wei^1,2, JI Qidi^1,21.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通讯作者: 叶尔肯·吾扎提(1987-), 男, 新疆哈巴河县人, 博士, 助理研究员, 主要从事经济地理和区域发展研究。E-mail: yeek@igsnrr.ac.cn

收稿日期:2019-10-11修回日期:2020-05-18网络出版日期:2020-06-25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0115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0113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30751

Received:2019-10-11Revised:2020-05-18Online:2020-06-25

Fund supported: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901154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701138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41530751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陈伟(1989-),男,安徽淮南人,博士,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城市与区域发展E-mail:chenw@igsnrr.ac.cn。






摘要
当前海外园区已成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国海外园区的研究多聚焦园区的经济功能,而其制度和文化平台功能有待深入探讨。基于制度和文化的视角,本文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案例,剖析海外园区的运行机制和建设模式,揭示海外园区对中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通过构建多层级协调机制、打造优良投资环境、促进信息与资源共享以及释放集聚经济效应,为入区企业提供了优质的制度环境和充足的跨国发展空间,帮助入区企业更好地适应东道国投资环境,为大量中小企业对外投资实现路径突破和路径创新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基于案例研究,本文认为海外园区对于中国中小企业对外投资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为它们海外投资克服制度与文化差异提供了缓冲空间和发育土壤,起到了“投资花园”的作用。
关键词： 境外经贸合作区;对外直接投资;制度文化因素;“投资花园”;一带一路

Abstract
At present,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have become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volved i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and they are playing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RI. Most existing studies on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of China focus on the economic function, while the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platform function need to be further explored.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stitution and culture, the paper takes Sihanoukville Special Economic Zone in Cambodia as a case to analyze the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construction model of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and reveals the role of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in promoting th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 Chines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SM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Sihanoukville Special Economic Zone has provided a high-quality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sufficient transnational development space for the enterprises entering the zone by constructing a multi-level coordination mechanism, creating an excellent investment environment, promoting information and resource sharing, and releasing the agglomeration economic effects. It assists enterprises in the zone to better adapt to the host country's investment, and provides more possibilities for a large number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to make path breakthrough and path innovation in their overseas investments. On the basis of the case study, we believe that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Chines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overseas investment, providing buffer space and growth environment for overcoming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hinese enterprises'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played a role as an "Investor Garden".
Keywords：overseas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zone;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factor;"Investor Garden";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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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陈伟, 叶尔肯·吾扎提, 熊韦, 计启迪. 论海外园区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作用——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例. 地理学报[J], 2020, 75(6): 1210-1221 doi:10.11821/dlxb202006009
CHEN Wei. Exploring the role of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in Chinese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 case study of Sihanoukville Special Economic Zone. Acta Geographica Sinice[J], 2020, 75(6): 1210-1221 doi:10.11821/dlxb202006009

1 引言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不断吸引外资和技术促进国内产业转型,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发展。进入21世纪后,为更好地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中国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从限制对外投资逐渐向放松对外投资管制和鼓励对外投资转变^[1]。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寻求在全球尺度上谋划、配置资源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客观要求^[2]。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并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格局变化^[3,4]。2015年中国对外投资规模首次超过吸引外资规模。截至2018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1.98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3万家,分布在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①(根据中国商务部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整理)。然而,由于不同国家在政治体制、发展阶段、文化习俗、法律法规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制度和文化冲突,加上中国企业普遍缺乏海外投资的时间积累和实践经验,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投资风险也日益复杂,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成效^[5]。相关研究表明,域外势力、政权更迭、市场管治、汇率波动、法律法规等因素给企业对外投资带来了深刻影响^[6]。而在这种背景下,通过创建海外园区,促进企业“抱团走出去”,成为中国企业走向全球、拓展海外市场的重要选择。

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新方式,海外园区成为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探索对外投资新模式的重要平台。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了一批境外经贸合作区。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13—2018年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额超900亿美元;截至2018年底,在沿线国家建设的82家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364.8亿美元^②(数据整理自商务部官方网站。网络链接:http://www.mofcom.gov.cn/,访问日期:2019年9月15日),入区企业超过4000家,上缴东道国税费24亿美元。随着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不断推进,它已经成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选择的重要平台,并有效地促进了东道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空间载体。本文研究的海外园区指中国在境外成立的各类经贸合作区。

随着中国海外园区建设的发展,国内外****从国内外政治经济宏观背景剖析了中国海外园区成立的背景与动因,采取历史和比较研究方法研究其发展历程与现状和园区类型^[7],利用面板数据探讨中国海外园区的宏观区位选址,利用统计和调研数据评估海外园区建设对东道国的作用^[8,9],并结合具体案例探讨了中国在不同区域海外园区的运营模式^{[10,11,12,13]}。这些研究往往聚集海外园区的经济功能,为理解中国海外园区的区位选择和建设模式等问题提供了多样化的视角,但关于海外园区制度和文化功能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加强。为此,本文采用实地调研、多途径访谈等质性分析方法,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以下简称为“西港特区”）为案例,探讨海外园区如何帮助中国企业克服与东道国的制度与文化差异性,从而为中国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参考。

2 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2.1 文献回顾

中国海外园区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重要载体,是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服务的。为此,首先需要回顾对外投资理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Stephen Hymer的垄断优势理论。他们认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获利的重要前提是具备东道国企业所没有的知识资产优势和规模经济优势^[14]。垄断优势理论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但难以解释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日益增多的来自发达国家中小企业及发展中国家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为此,Vernon提出了“产品生命周期”直接投资理论,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时间和地点的决定因素^[15]。Buckley等从市场内部化理论视角出发,关注中间产品市场,对内部化交易机制、外部化市场安排和企业间战略联盟给予一般性的理论解释^[16]。Dunning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研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框架^[17]。

20世纪90年代以后,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制度与文化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日益得到关注^[18]。North因建立了包括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在内的“制度变迁理论”,获得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19]。此后,大量的研究探讨了制度和文化差异性与对外直接投资的交互关系^[20,21,22]。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制度和文化的差异可能增加对外投资活动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其中,Blonigen分析了政府对企业的扶植、国家的信贷政策、经济自由化程度和文化相似度等制度因素对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DI）的决定作用^[23]。2000年之后,随着中国对外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引起了广泛关注^[24]。大量研究表明,除了市场和技术因素外,东道国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治理结构和文化差异等,也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因素^{[25,26,27,28,29,30]}。

相较于发达国家大型跨国公司,中国对外投资企业往往规模偏小,对东道国投资的“议价”能力偏低,应对风险的经验和能力不足,加上受到国内开发区发展模式的启发,往往采取海外园区的形式“抱团走出去”^[8,9]。实际上在全球层面,海外园区并不是一个全新的经济现象。这个概念最早源自新加坡政府的“区域化2000”计划^[31],是指各级政府或企业在境外建设或参与建设的基础设施较为完善、产业链较为完整、具有辐射和带动能力的经济特区、工业园、加工区、经贸合作区等各类园区^[5]。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企业就开始自发探索海外园区建设,例如福建华侨实业、海尔集团、天津市保税区投资公司等为满足自身海外业务发展需要,陆续在古巴、美国等地建立了海外园区。为鼓励更多中小企业“走出去”、开拓国际市场,2005年底中国商务部正式提出建立境外经贸合作区,并出台多项优惠政策。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海外园区进一步上升为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截至2018年底,中国企业在全球46个国家共建设境外经贸合作区113家,其中82家分布在传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于“共商共建共享”原则而建设的经贸合作园区在帮助中小企业克服制度文化差异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其机制如何,以及如何完善园区的制度安排,成为新的研究议题^[32,33]。

中国海外园区建设一般采取共建模式,涉及多方利益主体共同参与园区的建设和管理。根据园区主导建设力量,可以将园区划分为政府高层推动型、园区开发公司主导型、民营企业建设型3种建设模式^[5]。无论是哪种模式,国家和地方政府、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本地社区等主体对海外园区的发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34,35]。在海外园区的作用与影响方面,目前研究多关注海外园区作为国家之间经贸合作的平台,对中国对外投资和贸易的影响^[10],对东道国结构转型和产业发展的促进^[36],对项目所在区域的经济带动作用^[37]等,而海外园区的制度和文化功能,即海外园区如何帮助中国中小企业克服制度文化差异的研究还有待加强。

相对于新加坡在中国和东南亚成立的境外园区,中国海外园区建立的时间相对较晚。国外研究多集中关注新加坡的海外园区^{[34, 38-39]},而中国海外园区则广泛地分布在东南亚、非洲、东欧和拉丁美洲^[11]。这些国家和地区投资环境复杂、政治制度薄弱、经济发展落后^[12,13]。因而,总结中国在欠发达地区建设园区的经验和模式,将丰富和完善已有的海外园区研究。柬埔寨自2005年起通过设立经济特区吸引外商投资,其最主要的特点是柬埔寨政府将经济特区的设立和管理交予私营部门^[40]。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性项目,近年来柬埔寨西港特区发展迅猛,已成为了中国和柬埔寨（简称中柬）两国开展经贸合作的发展模板。因此,本文以西港特区为案例研究海外园区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作用,可为中国海外园区高质量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支撑。

2.2 理论分析框架

作为政治实体,国家是特定群体在特定空间范围内的集合,具有明确的排他性^[41]。由于不同国家在政治体制、发展阶段、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单个企业的直接投资时常会受到东道国制度与文化差异的影响,并产生“水土不服”现象,较大程度地影响到企业的对外投资成效^{[1, 3]}。因此,对外投资企业通常不能简单地复制在国内的成功发展经验,而需要根植于东道国的制度与文化土壤当中,充分考虑到制度和文化异质性在企业对外投资中的关键性作用,规避企业海外投资中可能出现的制度和文化差异所带来的各类风险。

相对单个企业而言,海外园区具有投资规模相对大、风险管理和应对能力相对强、与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的协调能力相对较大等特点,有助于帮助中小企业克服跨国经营所面临的制度和文化差异。具体而言,一方面海外园区通过复制和移植国内园区成功的发展经验,在东道国创造一个母国企业熟悉的制度和文化环境,提供从企业入园、工商注册到商务谈判全流程“一站式”服务,降低了园区企业运行成本,减少了因制度和文化差异性带来的经济风险;另一方面作为园区企业的载体和代理人,海外园区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向东道国和母国争取优惠政策、培育园区文化和品牌、促进信息和资源的共享、改善投资软硬环境,充分发挥功能平台的作用。具体如图1所示。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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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海外园区建设模式的基本认知

Fig. 1The basic framework of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 mode



由此可见,当前海外园区建设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克服制度与文化冲突提供了缓冲空间和发育土壤,是帮助中国投资者更快适应东道国投资环境、加快企业成长成熟的“花园”,将其称之为“投资花园”（Investor Garden）。“投资花园”的本质在于,通过创造一种适宜企业海外发展需要的政策、制度和文化环境,降低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所面临的东道国的制度和文化差异,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制度和文化差异最小化的发展空间。具体而言,本文认为,这种“投资花园”模式主要从构建政策协调机制、打造投资软硬环境、促进信息与资源共享以及释放集聚经济效应等4个方面,发挥着促进中国海外企业成长成熟的作用,以上4个维度互为补充、共同支撑了海外园区模式在对外投资体系中的独特作用（图2）。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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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投资花园”分析框架

Fig. 2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Investor Garden"



（1）政策协调机制。海外园区往往是母国、东道国、中央及地方政府、企业等多个主体间协商达成的投资行为,在构建多层级协调机制中具有天然的优势。一方面,由于海外园区规模大,具有中小企业集群化发展特性,受关注程度普遍较高,在向东道国和中国政府争取税收、土地和资金投入等方面的支持时,较单个中小企业而言,具有明显的优势。另一方面,海外园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类似于家长或代理人的功能性质,在企业对外联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本文把园区的这种功能属性称之为“家长式”或“代表制”的园区协调模式。具体而言,在海外园区的建设中,运营方通常会设立园区管理委员会,负责与东道国政府、当地政府、非政府组织（NGOs）、社区、工会、民众等主体协调相关事宜^[5]。

（2）投资软硬环境。为提高投资效率和企业入驻率,海外园区通常会打造优良的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硬环境指的是基础设施及其配套设施,而软环境指的是整体园区的服务体系。在园区开发建设初期,园区开发商通常优先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即提供所谓的“三通一平”（通路、通水、通电及土地平整）,甚至是“五通一平”（通路、通水、通电、通讯、通排水及土地平整）和“七通一平”（通路、通水、通电、通讯、通排水、通燃气、通暖气及土地平整）。后期,进一步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包括标准厂房、污水处理厂、员工宿舍、职工餐厅等。通过提供优良的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建设,减少入园企业的前期投资规模,提高企业投产效率。除硬环境外,海外园区大多还会提供全方位或“一站式”的服务,为入园企业提供行政审批、劳工招聘、员工培训、融资服务、法律咨询、语言翻译等方面的服务和指导。这有助于降低企业投资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率和投资回报率。

（3）信息与资源共享。只有深入了解东道国政治体制、社会习俗、宗教信仰、商业规则、法律法规、环境保护等,企业才能更好地应对在东道国投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的问题和挑战,降低企业投资风险,提高企业投资效率。而作为容纳企业集群的承载体,海外园区具有庞大的行业信息库和人才网络,在获取、认知东道国国别地理与治理结构上具有明显的优势,有利于企业谨慎投资行为、降低投资风险和规避投资误区。同时,由于地理邻近性,大量企业在园区内集聚,更容易产生信息和资源的流通与交换,共享行业信息和企业本地化发展经验,消除信息不对称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带来的影响。

（4）集聚经济效应。海外园区是企业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形态,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外部环境^[5]。产业集群所产生的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是开展园区建设模式的基本动力。依托于园区构建产业集群,通过企业集聚产生知识溢出与规模效应,促进企业间潜在的互补、分工和协作,为上下游企业拓宽产业链条和合作深度,减少海外投资的交易和寻找成本。对于欠缺海外实践经验的中小企业,海外园区这种具有“抱团出海”性质的对外投资形式显得尤为重要。此外,依托于海外园区的影响力和品牌示范效应,通过分享企业发展成功经验,吸引更多的国际、国内优秀企业进驻,从而形成园区和企业互惠发展的良性互动。

综上所述,海外园区模式的优势集中体现在政策协调机制、投资软硬环境、信息与资源共享和集聚经济效应4个维度,这4种优势互为补充、相互支撑,为企业对外投资实现路径突破和路径创新提供了基础保障,促使海外园区真正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投资花园”。下文将以西港特区这一典型海外园区为具体案例,分析上述4种制度优势是如何帮助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克服制度与文化差异的影响,并进一步揭示海外园区的内在运行机制。

3 数据资料与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实地调研、多途径访谈等质性分析方法。数据与资料主要来源于研究团队多次承担或参与国家或地方委托的“一带一路”课题研究过程中积累的资料和素材,研究团队先后参与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等部门组织的“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和调研活动,对中国企业“走出去”和海外园区建设情况进行了深入了解和访谈,论文里的部分想法也多源于长期的实地调研和座谈活动。

同时,研究团队曾于2018年11月26日—2018年12月2日期间,赴柬埔寨开展“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走出去”现状及其现存问题考察,了解柬埔寨自然条件、治理结构、经济发展、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与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柬埔寨和平与发展研究所等大学和智库进行了学术交流,并前往西港努克港对西港特区和港区内其他企业进行实地调研,与建设主体红豆集团旗下公司设立的西港特区公司管委会进行了深入交流和座谈。

本次访谈主要采用半结构化的访谈形式,主要就柬埔寨国家治理结构、西港特区发展的宏观背景与建设过程、园区的运行状况与企业生产经营现状及其对东道国及当地的贡献等关键议题与园区受访者进行交流和探讨,并确保受访者回答的保密性与自愿参与,最终形成文字记录。后期,为确保西港信息的完备性和准确性,作者进一步通过电话、微信、邮件等方式对西港特区进行了补充访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为消除在访谈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偏误,作者进一步参考西港特区官网（http://www.ssez.com/）对事实性资料进行核查校对。

4 西港特区案例分析

4.1 柬埔寨与“一带一路”建设

柬埔寨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南部,面积约18.1万km²,人口超过1600万,人口结构非常年轻。柬埔寨奉行永久中立和不结盟政策,政局稳定,实行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政策,允许外汇资金自由出入。同时,柬埔寨还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享受欧美等发达国家特殊的贸易优惠政策和额外关税减免优惠,在柬埔寨投资可有效降低劳动力成本、规避贸易壁垒。此外,柬埔寨政府视外国直接投资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外商投资与内资基本享受同等待遇。

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与柬埔寨“四角战略”以及《2015—2025工业发展计划》高度契合,柬埔寨政府及社会各界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高度共识。2016年10月中国与柬埔寨政府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目前,中国是柬埔寨第一大投资来源国。截至2018年底,中国对柬埔寨直接投资存量达59.74亿美元,主要分布在水电站、电网、通讯、服务业、纺织业等行业^③(具体数据来源于商务部发布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柬埔寨（2019年版）》,网络链接:http://www.mofcom.gov.cn/dl/gbdqzn/upload/jianpuzhai.pdf。访问日期:2020年4月20日)。

4.2 西港特区宏观背景与发展现状

西港特区地处柬埔寨西哈努克省波雷诺县,距离西哈努克市17 km,是由中国和柬埔寨两国公司共同开发建设的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近年来,西港特区在经历了由初期探索、寻找建设主体、正式开工建设、早期开发运营等不同发展阶段之后,已进入中柬共建“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加速发展时期。

2006年6月,中国商务部正式启动实施有关建立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的计划,鼓励企业“抱团走出去”。在无锡市政府的鼓励下,光明集团、华泰投资置业和益多投资发展集团3家公司联合赴柬埔寨考察建设合作区的可行性。同年11月,柬埔寨西港特区成为中国商务部首批批准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之一,由3家公司联合成立的江苏太湖柬埔寨国际经济合作投资有限公司与柬埔寨国际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开发,中方和柬方公司分别持股70%和30%。

但这3家公司难以形成合力,导致项目进展缓慢。在江苏省政府的推动下,2007年西港特区由无锡市红豆集团接管。红豆集团联合上述3家公司共持股85%,柬埔寨公司持股15%。作为江苏省重点民营企业,红豆集团实力雄厚,主要发展纺织服装业,长期以来发展海外业务的需求大。由此,西港特区的建设进入较快发展阶段。随后,红豆集团确定了西港特区的选址,规划设计了西港特区,确定了西港特区将建设成为国际综合工业园区。2008年西港特区获柬埔寨总理批准,正式开工建设。为解决西港特区基础设施严重缺乏问题,2008—2010年间红豆集团共投资7000万美元建设供水、供电、道路等基础设施。2010年12月,中柬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柬埔寨政府关于设立经济特区的协议》,并在协议框架下成立了西港特区副部级协调委员会。

作为中柬两国重点合作项目,西港特区总体规划面积11.13 km²,第一期开发面积为5.28 km²。全部建成后,可容纳超过300家企业入驻,提供约10万人左右的就业岗位,其目标是打造成为国际性综合工业园区^④(需要说明的是,部分网络上报道的“西港乱象”一定程度上混淆了西港和西港特区的关系。西港特区是位于西哈努克省波雷诺县的工业园区,而西港指的是西哈努克市,也是西哈努克省的首府,和西港特区并不是同一个地方。事实上,部分媒体所报道的“西港乱象”主要是发生在西哈努克市区（即西港）的事件,而不是发生在西港特区内的事件)。西港特区坐落于柬埔寨南部的西哈努克省,距西港国际机场3 km,距西哈努克国际深水港及火车站12 km,紧邻柬埔寨4号国道,离首都金边212 km,海陆空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如图3所示。目前,西港特区已经引入来自中国、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的企业153家,涉及行业主要包括纺织服装、箱包皮具、五金机械、木业制品等,其中工业企业共139家,占西哈努克省全省工业企业总数的80%以上,为本地提供了近3万个就业岗位,工业产值占西哈努克省的一半多^⑤(资料来源为中国境外合作区投资促进工作机制官方网站,网址链接为:http://www.cocz.org/news/content-243505.aspx。访问日期:2019年9月20日)。西港特区的快速发展,不仅为中国企业在柬埔寨的发展搭建了发展平台,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柬埔寨的工业化进程,成为了中柬友好合作的样本园区。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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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地理位置示意图

Fig. 3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Sihanoukville Special Economic Zone

4.3 西港特区建设模式剖析

西港特区是中柬两国政府顶层设计、政府部门战略对接、企业扎实推进的产物,既借鉴了中国国内园区的成功发展经验,也创造了适应柬埔寨实际发展需求的开发模式。下文将从构建多层级协调机制、打造优良投资环境、促进信息与资源共享和释放集聚经济效应4个维度加以深入剖析西港特区建设模式。

4.3.1 构建多层级协调机制 回顾西港特区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西港特区的建设实质上是一个多主体间战略耦合的产物,由中国政府提供指导和政策支持、无锡市政府积极推动、红豆集团承担建设、柬埔寨政府联合参与的合作项目。作为中柬两国经贸合作的重点项目,西港特区自创建以来便得到了中柬两国领导人和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柬埔寨首相洪森一直公开声称西港特区是其“亲儿子”,给予该园区极大的支持。中国政府也将西港特区作为中柬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两国政府高层的支持,奠定了西港特区的制度优势,使其拥有了便利的协调机制和大量的优惠政策。

2006年中国商务部正式启动实施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支持计划。在江苏省政府和无锡市政府的共同推动下,红豆集团于2007年正式接管了西港特区的建设和运营。此后,西港特区进入了快速建设期。2009年7月西哈努克市与无锡市缔结成为友好城市。2010年12月柬埔寨王国首相洪森访华期间,中柬两国正式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关于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的协定》。在该协议框架下成立了西港特区副部级协调委员会,建立了常态化协调机制,以及时协调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2014年7月西哈努克省与江苏省签署了友好合作备忘录。2016年10月中柬两国将“继续实施好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等合作项目”写入《中柬关于双边合作框架的联合声明》。2017年4月,在中柬两国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无锡市到西哈努克港开通了直航,大大改善了两地的通商环境。

正是由于中柬两国政府高度重视、各级政府部门积极配合,西港特区构建了多层级的政策协调机制,成为第一个签订双边政府协定并确定法律地位、建立双边副部级协调委员会促进机制的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重点推动的经济特区,柬埔寨政府给予经济特区内的企业较大幅度的减免和较长年限的优惠期。其优惠政策包括:企业用于投资建厂的生产设备、建材、零配件及用于生产的原材料等免征进口关税、企业投资后根据产品种类最多可享受柬方九年的免税期,利润用于再投资免征所得税、产品出口免征出口税、无土地使用税以及无外汇管制、外汇资金可自由出入等。可以发现,西港特区正是通过构建了多层级协调机制,获取了柬埔寨最优惠的税收减免政策和其他政策性优惠条件,为入驻的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了优越的政策和制度空间,才成为了各类企业纷纷入驻的“投资花园”。这是单个企业赴柬投资不可复制也无法具备的发展优势。

4.3.2 打造优良的投资环境 相对中国而言,柬埔寨硬件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同时,与中国存在较大的政治体制、法律法规、文化习俗、宗教语言等差异。这不利于吸引中国企业进行投资活动。为此,西港特区借鉴国内外园区发展经验,从硬环境和软环境两方面,加强园区建设,为中国企业提供优良的投资环境,帮助企业克服因制度和文化差异性所导致的“水土不服”。

在硬环境方面,西港特区建设了完善的基础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截至2017年底,西港特区首期5 km²已全部实现“五通一平”,建设标准厂房170栋,成为柬埔寨当地配套环境完善的国际化工业园区。针对柬埔寨的供水、供电等基础设施不稳定状况,园区自建水厂、电厂,并与市政电网并网,确保了企业24小时水电供应。2017年2月西港特区污水处理厂正式建成启用,采用目前柬埔寨最先进的污水处理技术,一期日处理污水能力达5000 m³。同时,西港特区还配套建设了综合服务中心大楼、柬籍员工宿舍、商贸市场、生活服务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设施,为园区内员工安居乐业创造较好的条件。此外,西港特区还引入餐馆、日用店、五金配件店、诊所、柬埔寨小额贷款公司等生产、生活配套服务机构。通过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建设,园区基础设施条件日趋完成,不断吸引企业入园。

在软环境方面,西港特区提出了“平台+”的发展思路,为入园企业提供了必需运营平台。具体而言,通过引入柬埔寨发展理事会、海关、商检、商业部、劳工局和西哈努克省政府等入驻,西港特区打造了“一站式”行政服务窗口,为入园企业提供从投资申请、登记注册、到报关、商检和核发原产地证明等在内的“一站式”行政审批服务,保证区内企业不出园区便可办理相关手续。为了解决企业用工紧张,园区积极与当地大专院校对接,在园区内建立了劳动力市场,定期举办人力资源劳工招聘会。同时,还联合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共同创办西港特区培训中心,为区内企业培养和储备人才库。除了人才,园区还积极引进了柬埔寨加华银行等金融机构,联合江苏漫修律师事务所共同推动建立江苏驻柬埔寨“一带一路”法律服务中心,为区内企业提供金融和法律服务。通过建设以上服务体系,西港特区努力为入区企业提供高效便捷的园区服务,使得企业在“投资花园”中健康、可持续发展。

4.3.3 促进信息与资源共享 不同于单个企业直接投资“单打独斗”,西港特区通过园区搭建的信息与资源共享平台,加快了企业成长步伐。西港特区协调中心的成立、定期的座谈交流会和茶话会的举办,以及联合当地政府部门及相关机构等不定期举办的法律咨询会、税收政策解读会、劳工法咨询会等,都为企业搭建了经验交流和信息分享平台。这些活动帮助了入园企业取长补短,引导企业遵守法律法规,提升经营管理水平,促进了企业更快融入当地生产经营环境,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在运营理念上,西港特区将入区企业和西港特区公司视为命运共同体,努力营造“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的运营环境,为入驻园区企业解决实际问题和后顾之忧,使得入区企业可以集中精力抓生产和市场。

例如,较早入驻西港特区的江苏企业苏州云鹰纺织品有限公司和园区内其他江苏企业保持着密切联系,苏州云鹰纺织品有限公司负责人就曾表示:“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内有很多江苏企业,我们彼此之间虽然没有业务上的联系,但是大家的往来相当紧密,了解到的新政策和消息大家都会毫不吝啬地一起交流,实现信息共享,私下生活彼此也会相互关心。”可以看出,西港特区利用自身优势,为入驻企业提供优质的信息和资源共享平台,避免了企业自己“孤军奋战”,使得园区具备了帮助企业快速成长的发育土壤,从而成为越来越多企业青睐的“投资花园”。

4.3.4 释放集聚经济效应 相较于单个企业“单枪匹马”式的直接投资,企业在园区内集聚所形成的“抱团出海”,有助于形成企业集聚经济效应,能够更好地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正是这种集聚经济效应,使得西港特区吸引力不断增大、成为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入柬投资的“花园”。西港特区一期项目中,多以纺织服装、箱包皮具、五金机械、木业制品等轻工为主导产业,大部分产品都是出口导向型。而当前正在建设的二期将重点引进五金机械、建材家居、精细化工等产业,推动特区内的产业体量进一步壮大和产业链条不断延伸。

近年来,西港特区内的木地板行业发展迅猛。森林木业作为较早入区的企业之一,园区内第一家木地板厂,见证了园区的逐步发展、壮大历程。经过多年发展,当前森林木业不仅租用了园区两栋标准厂房,同时还租赁了2万多平方的土地自建工厂,拥有员工700多名。在森林木业的带动示范下,园区内木地板厂不断增多,目前已吸引了8家木地板厂入驻,木地板产业聚集区初步形成。而入驻的木地板企业间关系融洽、互帮互助,不断完善本地木地板厂的配套,提高了整个园区的声誉。此外,近年来部分国内的刀具加工厂、活性炭项目也紧跟木地板厂入驻西港特区,试图联合木地板行业延长产业的上下链条。

5 结论与讨论

当前,海外园区建设模式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开展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目前国内外关于中国海外园区的研究多聚焦园区的经济功能,而其制度和文化平台功能有待深入探讨。为此,论文基于制度和文化视角,以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为案例,试图从理论层面上总结海外园区的运行机制和建设模式,揭示海外园区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促进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花园”的理论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海外园区建设模式的理论认知。

通过剖析海外园区建设模式,本文发现,“投资花园”建设模式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为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海外投资实现路径创新和路径突破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然而,实际上“投资花园”建设模式具有其内在的独特性,并非所有的海外园区都能真正成为“投资花园”。那么,成为“投资花园”的关键要素是什么?以及这些要素如何作用?本文认为,具备“投资花园”属性的海外园区普遍在政策协调机制、投资软硬环境、信息与资源共享以及集聚经济效应等4个维度建立了关键性优势,这4个维度互为补充、共同支撑了海外园区成为真正的“投资花园”,从而能够为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提供适宜的发展空间。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不断加快,海外园区已经成为中国推进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抓手。当前中国海外园区建设如火如荼,取得了丰硕成果,有效促进了中国企业实现“集体出海、抱团取暖”,也带动了东道国社会经济发展。但不是所有的海外园区都是企业海外“投资花园”,部分海外园区的建设也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因此,未来应持续深化海外园区的基础理论研究,强化海外园区的实证案例研究,加强制度文化因素的定量化表达、地域分异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探讨如何在不同制度和文化环境下,因地制宜地推进海外园区的建设,创造出更多行之有效的“投资花园”,这对促进中国海外园区向高质量发展以及推进中国和东道国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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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RI) has changed from a China-based initiative to an international consensus, and is becoming a platform for a growing number of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o explore new international economic governance mechanisms. Such a great change along with impressive achievements of BRI development has attracted academic attention from almost all disciplines except basic sciences, giving rise to huge literature. This paper will first explore data from China Knowledge Resource Integrated Database to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iterature on BRI in general, and then review progress in research on major BRI topics related to geography. The paper finds: (1) the number of Chinese papers on BRI increased by 21 times in three years, from 1012 in 2014 to 21216 in 2017; (2) these papers cover various BRI-related topics but most of them are macroscopic and very general studies of BRI with a taste of public voices, implying that quality papers with deep academic studies are demanded to support the BRI development; (3) more frequently discussed topics are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acilities connection, "going out", globalization, global economic governance,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and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nminbi; and (4) specific topics that are more deeply studied by geographers are connotation and discourse of BRI, geopolitical analysis of BRI, China-Europe Express Train, global strategic shipping pivot, model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overseas industrial parks, trade pattern and its impacts on economic growth of both China and its trade partners. Lastly, the paper suggests enhancing the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BRI and studies of new BRI mechanisms as well as studies of countries involved in BRI, and promoting dialogues and collaborations between Chinese scholars and foreign scholars on BRI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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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aper explores the linkages among political risk,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flows. For a data sample of 83 developing countries covering 1984 to 2003, we identify indicators that matter most for the activities of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The results show that government stability,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flict, corruption and ethnic tensions, law and order, democratic accountability of government, and quality of bureaucracy are highly significant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flo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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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where the "Belt" stands for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Road" stands for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is a call of China for new modes of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under the trend of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t targets at promoting orderly and free flow of economic factors, efficient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and deep integration of markets; enabling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o achieve 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carry out broader, deeper, and more efficient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jointly building an open, inclusive, and balanced reg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rchitecture. Thu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n alternative road to furth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ut contains ideas that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ast, that is, the spirit of the Silk Road—"peace and cooperation,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mutual learning and win-win." Based on such an understanding, this article first analyzes the general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gainst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the changing configurations of the world, and then discusses the Initiative's spatial connotation by revealing its multi-scalar and trans-scalar characteristics.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a national strategy, rather than a regional strategy, to coordinate all-around opening of China to the world and promote further integration of the country into the global economy. Last, the article suggests several research themes in geography that are brought about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cluding geopolitical studies, geography of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to explore cooperation opportuniti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heories advanced by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optimization of transcontinental trans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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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f countries compete for capital in the shap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NEs), there is a market for the social order on offer in different nation states. MNEs seek out particular models of social order for their FDI projects. In the middle is a diverse set of organisations who mediate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a world market for social order.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represent interesting and complicated cases in point. Different national models of social order are also overlain and punctured by the hybrid models apparent in cross-border zones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joint venture industrial park enclave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ngagement between states, MNEs and intermediaries in this variegated FDI policy landsca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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