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3.
4.
Cultural landscape protection compensation model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its application in Xiangxi
LIU Chunla1,2, XU Mei3, LIU Peilin,4, ZENG Fanchao11. 2.
3.
4.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8-07-17修回日期:2019-10-11网络出版日期:2020-02-25
基金资助: |
Received:2018-07-17Revised:2019-10-11Online:2020-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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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刘春腊(1985-),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人文地理与区域发展E-mail:liuchunla111@163.com。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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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刘春腊, 徐美, 刘沛林, 曾凡超.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及湘西实证. 地理学报[J], 2020, 75(2): 382-397 doi:10.11821/dlxb202002012
LIU Chunla.
1 引言
文化景观是地球表面文化现象的复合体,是历史时期形成的构成某一地域特征的自然与人文因素的综合体,代表了地理区域特色及其文化特征[1,2,3]。传统村落(又称古村落),指形成时间较早,文化与自然资源、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丰富,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经济社会保护价值的村落,是农耕文明的宝贵遗产[4] ①(①2012年9月,经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以突出其文明价值及传承意义。2012年12月,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财政部三部门发通知公示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历史文化名村,是由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评选,其保存文物丰富、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纪念意义,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传统村落文化景观是历史时期形成的构成传统村落地域特色的自然与人文因素的复合体,综合反映了传统村落的地理环境特征,包括物质和非物质内容。非物质方面主要指那些在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依托有形体而存在的景观类型,反映了地域风土民情、节庆等文化特征;物质层面包括以聚居为核心的生活空间、以农业为主体的生产空间、以及与自然环境相联系的生态空间[4,5]。由于快速发展的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呈现破坏程度不断加剧的态势[6]。“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是文化景观保护的创新视角,不仅考虑保护本地文化景观的目标,更考虑全局性、长远性保护措施、补偿方式的设计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还要兼顾不同地区文化景观的地域特色及差异[7,8,9,10,11]。开展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研究,将深化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理论,为传统文化保护实践工作提供科学依据,同时对于响应国家乡土文化保护战略也具有重要意义[6]。以往的传统文化景观保护研究,或以文化学为主、或以资源学为主,或以宏观的国家大尺度研究为主、或以个别村镇的地方尺度为主,将“文化景观”与“保护性补偿”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成果不多见。在中国,市(州)域是区域文化保护的重要单元,是介于宏观国家尺度和微观地方尺度的中观研究地域。运用区域研究的分析框架,根据文化地理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从文献搜索、实地调研、专家咨询、农户深度访谈等多方面入手,从中观到微观综合反映区域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理论问题,具有理论研究价值。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家加大了文化保护的工作力度,文化建设是国家“十三五”规划“五位一体”建设中的关键一环,要“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利用”“以有效保护为前提,全面加强文化遗产工作”。
湘西州(以下简称湘西)地处武陵山区,是土家族、苗族等多民族聚居区,是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10年被批准为武陵山区湘西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也是一个地域独特、民族性强、历史文化景观丰富、但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传统村落富集区,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12,13,14]。“湘西传统文化保护”也得到学术界的关注,在其文化特色挖掘、景观保护等方面,开展了诸多重要研究[15,16,17,18]。本文针对湘西文化保护性补偿的客观实际,以文化景观为抓手,立足其自然、文化、经济资源禀赋,开展模型分析,希冀为其文化景观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2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
2.1 保护性补偿的渊源
国际上,与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直接相关的成熟理论为生态补偿。生态补偿,源于生态学,早期专指自然生态补偿范畴;20世纪90年代,被引入社会经济领域,被认为是一种保护资源环境的经济手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注重生态效益补偿,特别是对生态环境保护、建设者的财政转移补偿以及生态破坏者的惩罚[19,20]。人文与经济生态补偿是国内外近期的关注重点[21,22,23,24,25]。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是文化景观保护的重要手段,是协调文化生态保护相关者利益关系的公共制度安排[26],以文化生态系统为对象、以政府和市场为主要手段、以促进其保护和可持续利用为目的,涉及文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文化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等方面。20世纪末,关于文化生态补偿的雏形得到关注[27]。21世纪初,文化资源生态(经济)补偿正式提出[28,29]。尔后,关于文化生态补偿的研究与报导相继出现。相关研究领域主要有生态文化旅游圈生态补偿[30,31]、文化旅游资源价值补偿[32]、文化贸易补偿[33]、民族文化补偿[34]、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补偿[35]、文化补偿法律机制[36]等方面;研究地域涉及文化生态补偿特区[37]、生态文化旅游区[38]、连片特困地区[26]、少数民族地区[35]、自然文化遗产地等[39]。政府层面,设立了一批国家级“文化生态实验保护区”,以探索建设文化生态补偿机制。文化生态补偿已成为生态补偿理论研究及文化保护实践中的重要交叉命题,也是文化保护性补偿的直接手段,有利于传统村落景观的活化与振兴(表1)。
Tab. 1
表1
表1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研究范式比较
Tab. 1
流派 | 主导范式 | 研究主体 | 研究依据 | 研究条件 |
---|---|---|---|---|
传统流派 | 规范分析、实证主义 | 传统村落及其文化景观本身 | 文化景观资源的保护效益最大化 | 理想化、严格化 |
活化流派 | 行为主义、结构主义、人文主义 | 传统村落与区域发展,文化景观及其影响因素 | 文化景观资源保护、传统村落振兴发展的整体效益 | 综合化、抽象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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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理论框架
受启发于生态补偿理论框架及文化生态补偿等已有相关研究[22, 26, 34-37, 40],结合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的特殊性,本文认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是指基于传统村落文化景观资源价值的外部性,围绕着传统村落建筑、民俗、环境等文化景观资源的破坏、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在区域内部及区域间展开的对受影响的文化景观系统“服务”进行以经济、政策行为等为补偿手段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弥补地理空间上文化保护和经济利益的不平衡、协调区域内部及不同区域间在传统文化保护与现代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关系,是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目的。从区域可持续发展层面,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主要是以传统村落文化景观资源有偿使用为手段,运用国家行政等力量,促进传统村落文化景观资源保护区与非保护区的公平发展。通过考核一个地区的传统村落文化景观资源价值量、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投入、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收益(适度旅游开发等获得的收益)3个关键系统,即可计算出其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盈亏状态,进而在全国尺度上通过国家建立区域间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关系。①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资源价值量,主要与景观特性密切相关,具体体现在景观悠久性、景观完整性、景观乡土性、景观典型性等文化因素,以及生态重要性、生态丰富度、生态协调性等自然因素。一般而言,景观悠久、完整、乡土性浓厚、具有典型性且生态重要、丰富、协调的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量大。②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投入,主要是指为保护传统文化景观资源,政府、本地居民等多方主体采取的经济投入,以及为保护传统村落文化景观资源而丧失的发展机会等。③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收益,主要包括传统村落旅游开发等而获得的经济收入以及在带动就业等方面产生的其他收益。
从地理学的尺度关联与尺度转换视角出发,基于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资源稀缺性及价值公平性,可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逻辑框架表示如图1。
图1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理论框架
Fig. 1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ultural landscape protection compensa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当一个地区的传统村落文化景观资源价值量减去其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收益,再加上该地区用于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的投入成本,结果为正时,即“(传统村落文化景观资源价值量-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收益+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投入成本)>0,该地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盈余,为全国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做出了贡献(图1中的地区A)。
相反,当一个地区的传统村落文化景观资源价值量减去其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收益,再加上该地区用于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的投入成本,结果为负时,即“(传统村落文化景观资源价值-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收益+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投入成本)<0,该地区处于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的亏欠状态,该地区占用了全国其他地区的传统村落文化景观资源(图1中的地区B)。
在全国层面,运用国家行政等手段(比如财政转移支付等),激励传统村落文化景观资源价值盈余地区更好地保护文化景观资源,促进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及国家整体传统文化系统优化发展。
2.3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模型构建
快速发展的城镇化、现代化背景下,全球诸多国家和地区都意识到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的重要性和急迫性。然而,传统村落文化景观活化、振兴发展仍未被充分认知,导致传统村落在促进自身振兴发展以及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仍面临一些障碍。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及其相关研究引起了关注。文化是一种付费资源,文化消费涉及“怎么支付?付给谁?”等问题[28],可以用价值规律从补偿强度、主体和途径等方面分析补偿的运行机制[32],从物质、行为和精神形态等层面开展补偿工作[37],传统资源权理论(Traditional Resource Right,“生物文化多样性全球联盟”提出)、公私利益平衡理论等是其关键理论原则[41]。为保护传统文化负担额外义务、做出特别牺牲的所有权人,应得到补偿。在因公益保障而对私有主体正当权利进行限制时给予其补偿,是调和公私冲突、平衡公私利益的有效方式[42]。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分析不能仅从传统村落文化景观本身入手,而要借助行为主义、结构主义、人文主义,关注传统村落与区域发展、文化景观及其影响因素,重视文化景观资源保护及传统村落振兴发展的整体效益。基于此,构建图2所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采用4个相互关联的要素进行阐释。① 景观特性,主要指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自然、文化等特性,表现为景观的文化价值、生态价值等;② 政府管理,包括政府为保护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制定的相关政策、发展战略以及采取的相关措施等;③ 外部市场,主要指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的市场认可度及其需求状态,也体现了文化景观的外部性;④ 自我损失,指传统村落本土居民为保护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自身投入、以及所放弃的发展机会。需要指出的是,除了经济属性外,地理层级(地理尺度、地理位置)在上述4个因素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地理尺度包括国家、区域以及地方等不同尺度。地理位置指不同等级传统村落(包括发达地区、发展中地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旨在辨识由该4个要素所决定的传统村落保护性补偿框架,也可用于解析其空间分异及区域关联。
图2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
Fig. 2Cultural landscape protection compensation model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图2所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是关于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理论框架(图1)的概念模型。图1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理论框架,从“资源价值、尺度转换、社会公平”角度,说明了“为什么要开展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图2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基于补偿标准、补偿主体、补偿客体、补偿方式等关键点,从“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价值大小?外部市场认可程度?自我损失大小?”等角度,说明了“如何开展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① 补偿标准方面,一般而言景观特性越独特,景观价值越高,根据价值对等性原理,其补偿标准也应越高;外部市场认可度越高,对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需求度也越大,根据市场供需关系,其补偿标准也应越高;自我损失越大的传统村落,其牺牲的利益也越大,根据补偿的公平性原理,其补偿标准越高。反则反之。② 补偿主体方面,当前的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以政府为主导,政府管理的方法与模式,直接决定了补偿主体的属性(或以文化与旅游部门为主、或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为主、或以农业农村部门为主等);与此同时,外部市场的认可程度,也决定了参与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社会主体属性(比如企业、非政府组织(NGO)、志愿者等也可成为补偿主体)。③ 补偿客体方面,景观特性、自我损失综合决定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客体。一般而言,景观特性越独特、自我损失越大的传统村落,越应得到补偿。比如,能彰显传统村落个性的特色建筑、整体风貌等的景观元素,理应成为补偿客体;又如为保护传统村落原生态景观及其风貌的村民,牺牲了自身在产业发展、就业等方面的发展机会,理应得到补偿。④ 补偿方式方面,政府管理及外部市场综合决定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方式(政府主导型、或市场主导型、或综合型)。对于多数传统村落而言,其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以政府财政转移资金、专项政策项目、提供就业培训等为主要补偿方式;对于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传统村落,旅游公司、文化企业等也可通过资金支持、提供就业等方式实施补偿。
2.4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4.1 指标构建及数据获取 基于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综合考虑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影响因素的已有相关研究成果[41, 43-48]、数据的典型性和可获性,构建用于实证解析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驱动因素的指标体系(表2)。Tab. 2
表2
表2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驱动因素指标选取及数据获取
Tab. 2
补偿模型要素 | 指标选取 | 数据来源 | 获取方法 |
---|---|---|---|
景观特性 | 景观悠久性 | 李克特量表数据 | 基于问卷调查、典型访谈、田野考察等 |
景观完整性 | 李克特量表数据 | 基于问卷调查、典型访谈、田野考察等 | |
景观乡土性 | 李克特量表数据 | 基于问卷调查、典型访谈、田野考察等 | |
景观典型性 | 李克特量表数据 | 基于问卷调查、典型访谈、田野考察等 | |
生态重要性 | 李克特量表数据 | 基于问卷调查、典型访谈、田野考察等 | |
生态丰富度 | 李克特量表数据 | 基于问卷调查、典型访谈、田野考察等 | |
生态协调性 | 李克特量表数据 | 基于问卷调查、典型访谈、田野考察等 | |
政府管理 | 经费投入 | 李克特量表数据 | 基于典型访谈、资料分析等 |
专项政策 | 李克特量表数据 | 基于典型访谈、资料分析等 | |
外部市场 |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统计数据 | 查阅统计年鉴、政府工作报告 |
城市化率 | 统计数据 | 查阅统计年鉴、政府工作报告 | |
交通便捷度 | 到所在县城的时间距离 | 基于百度地图等 | |
自我损失 | 投入的成本 | 李克特量表数据 | 基于典型访谈、资料分析等 |
丧失的机会 | 李克特量表数据 | 基于问卷调查、典型访谈、资料分析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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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究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特征,分析传统村落及其文化景观格局,根据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第一批至第四批),提取湘西境内中国传统村落名单(82个)及其基础地理数据,作为研究的数据源;同时,为分析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格局及机制,结合问卷调查、典型访谈、田野考察等,提取82个传统村落的保护性补偿数据作为因变量数据源,获取的景观特性及价值、外部市场认可度、自我损失、政府管理数据作为自变量数据源。数据来源主要有问卷调查、实地访谈、专家咨询等质性研究渠道,并查阅了2017年各县(市)政府工作报告、统计年鉴。
2.4.2 研究方法
在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降维,进而开展多元线性回归分析[49]。
(1)数据的标准化。鉴于部分研究指标数据的单位不统一,不便于进行比较研究,故需进行标准化处理,采用公式①:
式中:Xi*为各要素标准化值;Xi为各要素的初始数据;Xa为平均数;є为方差。
(2)主成分分析。解析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格局及机制的影响因素过程,首先采用主成分对指标体系进行降维,采用公式(2):
式中:Fn为第n个主成分;Ani为Xi的协方差阵Σ的特征值所对应的特征向量,Xi*是原始变量经过标准化处理的值。
(3)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将提取的若干主成分(Fn)作为自变量,并以湘西82个中国传统村落保护性补偿程度(Wi)作为因变量,进行最小二乘法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多元线性回归方程如公式(3)所示:
式中:Wi为因变量;i为湘西82个中国传统村落;Fn为自变量;λn为常量用作衡量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边际影响程度;μ为残差项。
3 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实证解释
3.1 湘西传统村落空间格局
湘西传统村落资源众多,仅第一批至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入选目录就有82个(图3),占湖南省的31.91%。这些传统村落位于湖南省深度贫困县,大多地处武陵山连片特困地区中心地带。图3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湘西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示意图
Fig. 3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Xiangxi
3.2 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特质识别
位于湘西的中国传统村落大多保存有较多明清建筑,且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特色浓郁,拥有丰富的传统村落文化景观资源(或物质主导型、或非物质主导型、或综合型),具有较高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及经济价值等(表3)。其文化景观特质至少可从3个方面予以识别:① 传统建筑风貌完整。比如万民乡伍伦村,明清传统民居保存完好、集中分布;贾市乡巴沙村,土家山寨建筑实行了“土”与“洋”的完美融合;贾市乡街上村,明清古街保存的建筑群落土家风味保持完好。② 村落选址和格局保持传统特色。比如列夕乡列夕村,被称为河岸上的村子,是典型的高地平台型土家族空间聚落形态;灵溪镇爬出科村,村寨建筑顺溪依山就势而建,保存完好。③ 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活态传承。比如,苗儿滩镇惹巴拉村,是苗市商周文化大遗址的一部分,被称为“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天然搏物馆、中国土家第一寨”;苗儿滩镇捞车村,被称为“武陵土家第一寨、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博物馆、土家原生态民居博物馆”;万民乡伍伦村,传统农耕文化气息浓厚。但与此同时,这些村落的生产生活方式仍相对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仍相对落后,比如古丈县默戎镇李家村、泸溪县梁家潭乡芭蕉坪村等是湖南省深度贫困村。综上所述,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具有极大的综合价值,但与此同时也处于相对落后阶段,符合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条件[50,51,52]。Tab. 3
表3
表3湘西部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代表性特质
Tab. 3
村落名 | 主导性文化景观 | 文化景观代表性特质 |
---|---|---|
六合村 | 综合型 | 中国土家族的传统居住地、土家族民俗博物馆。 |
惹巴拉村 | 非物质主导型 | 土家族原生态文化的天然搏物馆、中国土家第一寨、苗市商周文化大遗址的一部分。 |
万龙村 | 综合型 | 古朴厚重的土家原生态文化、明清时的传统民居、民族特色建筑。 |
捞车村 | 非物质主导型 | 武陵土家第一寨,原生态民族民间文化遗产博物馆、土家原生态民居博物馆。 |
树比村 | 综合型 | 原生态土家习俗博物馆、土家建筑博物馆、中国土家织锦之乡、明清木质建筑群。 |
街上村 | 物质主导型 | 明清古街、湖湘建筑与土家风味相结合。 |
巴沙村 | 物质主导型 | 建筑上实行了“土”与“洋”的完美融合。 |
老司城村 | 综合型 | 老司城遗址。 |
爬出科村 | 物质主导型 | 顺溪依山就势而建,传统木质结构建筑分布集中成片,保存完好。 |
砂土村 | 物质主导型 | 吊脚楼群,土家传统民居。 |
列夕村 | 物质主导型 | 河岸上的村子,典型的高地平台型土家族空间聚落形态。 |
伍伦村 | 综合型 | 明清传统民居保存完好、集中分布,传统农耕文化气息浓厚。 |
西那村 | 非物质主导型 | 土家族传统民俗、古民居。 |
十八洞村 | 非物质主导型 | 纯苗聚居区,苗族风情浓郁,苗族原生态文化保存完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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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特征分析
根据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从4个方面对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特征进行分析。① 景观特性及价值。湘西传统村落历史悠久,景观保存较完整,在土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特色景观方面具有较好的乡土性、典型性;且在村落选址、布局、空间组织等方面,体现了与山水环境的有机结合,具有较好的生态协调性,生态重要性突出。比如灵溪镇老司城村,土家村寨依河而建、山环水抱、散落聚居的房屋均为土家木质转角楼[53],具有极其重要的生态、文化等综合价值。② 外部市场认可度。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资源具有较高的外部市场认可度,除了老司城村老司城遗址等名扬中外的资源外,其他文化景观资源也颇具市场影响力和认可度。比如,古丈县默戎苗寨打进了上海世博会、花垣县老寨曾赴京汇演、保靖县吕洞片区的苗寨每年联合举办“吕洞圣山苗族祭祖”活动吸引了省内外苗族群众自发参与,等等,形成很大的文化市场影响力和认可度。吉首市德夯村、中黄村、坪郎村,保靖县夯沙村等入选“湖南省特色旅游名村”等。③ 自我损失。为实现湘西传统村落的有效保护,保持其原生态特征,湘西有大量投入,也丧失了诸多发展机遇,承受了损失。比如,凤凰县由财政出资5000万元,对境内舒家塘、老家寨、老洞、竹山等村落的典型特色民居实行整体收购;保靖县夯沙乡的重点苗寨、凤凰县的老洞村、花垣县的磨老村等分别制定了保护传统民居的村规民约[54]。④ 政府管理。国家层面,制定了《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要求完善村落信息档案、编制保护发展规划,确定保护对象及其保护措施;与此同时,给予每村300万元保护扶持资金[55]。州级层面,出台了《关于加强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通知》等文件,并编制规划、投入资金等,开展了特色民居保护与整治等工作。4 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驱动因素及机理解析
4.1 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驱动因素识别
为识别出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主导驱动因素,基于标准化后的指标数据,运用SPSS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得旋转后的特征值、方差贡献率、累计总方差(表4),前3个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98.72%,代表了原始数据的大部分信息,由此提取3个因子。采用最大平衡值法对因子载荷矩阵进行旋转处理。F1与原始变量载荷较大的有经费投入、专项政策、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化率、交通便捷度、投入的成本、丧失的机会,这些因素可综合反映出传统村落所在地的投入力度、政府管理等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将其解释为“社会经济因素”。F2与原始变量载荷较大的有景观悠久性、景观完整性、景观乡土性、景观典型性,将其解释为“历史文化因素”。F3与原始变量载荷较大的有生态重要性、生态丰富度、生态协调性,将其解释为“自然环境因素”。Tab. 4
表4
表4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驱动因素主成分分析结果
Tab. 4
成份 | 初始特征值 | 提取平方和载入 | 旋转平方和载入 | ||||||||
---|---|---|---|---|---|---|---|---|---|---|---|
合计 | 方差的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合计 | 方差的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合计 | 方差的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
1 | 11.72 | 83.72 | 83.72 | 11.72 | 83.72 | 83.72 | 5.84 | 41.68 | 41.68 | ||
2 | 1.74 | 12.44 | 96.15 | 1.74 | 12.44 | 96.15 | 4.70 | 33.59 | 75.26 | ||
3 | 0.36 | 2.57 | 98.72 | 0.36 | 2.57 | 98.72 | 3.28 | 23.46 | 98.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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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湘西82个中国传统村落的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驱动因素指标数据,运用K均值聚类分析法,分别辨识F1、F2、F3对82个村落保护性补偿的影响程度。由表5可知,社会经济因素、历史文化因素、自然环境因素的Sig.值均小于0.05,这3个因素对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影响显著。Tab. 5
表5
表5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驱动因素回归模型结果
Tab. 5
社会经济因素 | 历史文化因素 | 自然环境因素 | |
---|---|---|---|
标准系数 | 0.669 | 0.498 | 0.381 |
T值 | 11.763 | 8.752 | 6.689 |
Sig. | 0.000 | 0.000 | 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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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判断湘西82个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主导驱动因素(表6)。比如,对龙山县苗儿滩镇六合村而言,地处酉水河支流的捞车河畔,是中国土家族的传统居住地、土家族特色古民居集中地,是典型的土家族民俗博物馆,有土家织锦、摆手舞、茅古斯、打溜子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着众多村道古巷、特色民居,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总体而言,历史文化因素对其保护性补偿的影响显著;又如,古丈县默戎镇翁草村、凤凰县吉信镇火炉坪村等,既具有丰富的文化景观资源,同时其经济社会发展仍相对滞后,社会经济因素对其保护性补偿的影响显著。总体而言,湘西82个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特征符合模型中的景观特性、政府管理、外部市场、自我损失综合驱动型。
Tab. 6
表6
表6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主导因素的类型识别
Tab. 6
行政区 | 社会经济因素主导型 | 历史文化因素主导型 | 自然环境因素主导型 |
---|---|---|---|
吉首市 | 坪年村、坪朗村、补点村 | 德夯村、中黄村 | 小溪村、齐心村、河坪村 |
凤凰县 | 黄毛坪村、早岗村、竹山村、塘坳村、大塘村、火炉坪村、东就村、塘头村芭蕉冲、泡水村、扭光村、香炉山村、关田山村、黄沙坪村、米良村 | 舒家塘村、拉毫村、老洞村 | 老家寨村、凉灯村 |
龙山县 | 树比村、街上村、巴沙村 | 六合村、惹巴拉村、万龙村、长春村、捞车村 | 老洞村 |
永顺县 | 博射坪村、大井村、芷州村 | 双凤村、老司城村、小溪村 | 爬出科村、砂土村、列夕村、伍伦村、西那村 |
保靖县 | 金落河村、新民村、木芽村、傍海村、黄金村、魏家寨村、夯吉村、梯子村 | 夯沙村、首八峒村 | 吕洞村 |
古丈县 | 李家村、中寨村、九龙村、毛坪村、翁草村、列溪村、洞溪村、宋家村 | 岩排溪村、老司岩村、龙鼻村 | |
花垣县 | 高务村、五斗村、张刀村、芷耳村、金龙村、油麻村 | 板栗村 | 磨老村、十八洞村 |
泸溪县 | 榔木溪村、欧溪村 | 岩门村、芭蕉坪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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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驱动因素结构性解析
基于表6的结论,至少可以将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划分为三大类,即社会经济补偿型、历史文化补偿型和自然环境补偿型(表7)。Tab. 7
表7
表7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基本类型划分
Tab. 7
基本类型 | 保护性补偿特征 |
---|---|
社会经济补偿型 | 此类传统村落尚未得到大规模开发、且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补偿重点在于促进其社会经济发展、以支撑传统村落居民生存、促进发展。 |
历史文化补偿型 | 此类传统村落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开发利用,补偿重点在于对其历史文化景观资源修故如旧,进一步彰显文化景观的个性特征,记住更多的历史文化韵味。 |
自然环境补偿型 | 此类传统村落的周边自然环境已受城镇化等因素的较大影响,与传统村落主体景观不相协调,补偿重点在于修复自然生态环境,使其与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相得益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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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格局上看(图4),3种类型具有各自的特征。① 社会经济补偿型。此种类型在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中占主导(57.3%),且空间分布相对集中。地处国家级贫困地区,多数传统村落为深度贫困村,传统村落尚未得到大规模开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李家村(湖南省深度贫困村、典型的传统农业苗族聚居村)、翁草村(湖南省深度贫困村、典型的传统农业苗族聚居村)、竹山村(湖南省深度贫困村、以传统种植业为主、外出务工为主要经济来源)、东就村(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全省深度贫困村)等是其中的典型。② 历史文化补偿型。此种类型在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中的比例为23.2%,空间分布上多集中于酉水、沱江。这些区域具有丰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且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利用。比如,在2014年,由湖南省旅游局牵头、酉水流域五县共同签署了《共同打造大酉水--中国南方水上丝绸之路黄金旅游线路战略框架协议》,致力打造“南方水上丝绸之路”、开发“酉水画廊”,六合村(酉水河支流的捞车河畔、土家族特色古民居集中地、土家族民俗博物馆)、首八峒村(“酉水百里画廊”中心位置、土家族发祥地)、老司岩村(酉水河畔、明清四合院)等是其中的典型。③ 自然环境补偿型。此种类型的比例较少(19.5%),空间分布相对分散,大多位于县城、乡镇等人口密集地区周边。齐心村(吉首市社塘坡乡西南部)、老家寨村(凤凰县山江镇北部3.5 km、乡村游集散中心)、凉灯村(距镇政府7 km)、十八洞村(距县城34 km、高速公路出口5 km)等是其中的典型。
图4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基本类型的空间分布示意图
Fig. 4Spatial distribution of basic cultural landscape protection compensation type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Xiangxi
为进一步佐证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的科学性、解决经验证据的抽象性,假定补偿模型中每个要素分为3个等级并赋予对应得分值(1、3、5)。于是分析湘西不同保护性补偿类型传统村落4个要素的发展现状,可以得到相应分值(图5)。① 景观特性层面。社会经济补偿型,传统村落文化景观未得到大规模开发利用,景观的完整性、乡土性、典型性均保持较好,赋值为5;历史文化补偿型,景观资源遭受一定程度的破坏,景观完整性、乡土性、典型性均亟需修复提升,赋值为3;自然环境补偿型,村镇文化景观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整体性有待优化,但传统文化景观自身的景观完整性、乡土性、典型性尚好,赋值为1。② 政府管理层面。社会经济补偿型,传统村落尚未得到大规模开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政府重视程度有待提升,管理力度有待加强,赋值为1;历史文化补偿型,传统村落已得到一定程度开发利用,政府重视程度较好,开发投入力度较大,赋值为5;自然环境补偿型,政府重视传统村落核心区的保护,但对周边环境的管制相对较差,赋值为3。③ 外部市场层面。社会经济补偿型,传统村落的宣传力度不大,外界知晓度不高,外部市场亟待开发,赋值为1;历史文化补偿型,村落知名度较高,外部市场认可度高,赋值为5;自然环境补偿型,村落知名度尚可,外部市场有一定认可度,但对其周边环境的认可度有待提升,赋值为3。④ 自我损失层面。社会经济补偿型,传统村落居民的生产生活水平相对落后,其落后的原因或为自我保护的牺牲、或为开发力度不够造成的损失、或为其他社会经济及地理环境原因,赋值为5;历史文化补偿型,传统村落在开发中,获得了一定的经济社会收益,自我损失相对较小,赋值为1;自然环境补偿型,传统村落已受到城镇化等的影响,也在此过程中获得了一定的受益,赋值为3。
图5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驱动因素结构性解析
Fig. 5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driving f actors to cultural landscape protection compensation model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Xiangxi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基于已有相关研究成果,在对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内涵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并以湘西82个中国传统村落为例,佐证分析了其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驱动因素及机理。① 从传统建筑风貌、村落选址和格局、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及其村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看,湘西传统村落符合实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条件。② 从景观特性及价值、外部市场认可度、自我损失、政府管理等层面而言,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符合所提出的补偿模型。③ 从驱动因素看,湘西82个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特征符合模型中的景观特性、政府管理、外部市场、自我损失综合驱动型。④ 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可划分为社会经济补偿型、历史文化补偿型和自然环境补偿型三大类,各类型的社会经济因素、历史文化因素、自然环境因素均影响补偿模型的结构。5.2 讨论
本文是基于地理学视角的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理论思考。基于地理学视角的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研究,涉及到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等诸多学科,如何从文化、经济、乡村等多学科融合交叉视角构建理论框架?如何强化定量分析?成为未来研究的方向。此外,成熟的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还需要从数据来源、方法体系、研究尺度、重点内容等方面深化研究,同时也面临着相应的挑战。(1)论文虽借助景观调查、专家咨询、政府统计数据等刻画了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特征,并分析了其驱动因素,且与已有研究成果[42,43,44,45,46]具有一定的可比性。但是,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是一个范畴宽泛且不断更新的领域,数据的准确性对其保护性补偿及驱动因素分析带来了较大挑战。
(2)定量分析仅初略提取出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自我损失中投入的成本、丧失的机会等,未能对投入的成本、丧失的机会进行系统深入地刻画。然而,投入的成本、丧失的机会等自我损失是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研究的关键。因此,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中自我损失的深入分析,适宜选用定量还是定性,抑或两者结合方法拓展“隐性要素”研究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3)由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文化特性、自然环境因素等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驱动要素均具有空间尺度性和异质性。因此,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研究需要考虑驱动要素的空间尺度效应,将宏观、中观、微观尺度研究相结合。不同尺度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中各要素所起作用是否相同?这是秉持空间视角探讨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异构性的核心议题之一。
(4)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为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定量研究,尤其是系统性、综合性较强的保护性补偿定量分析带来了福音,进而有助于转向地理过程、地理效应、机制机理研究。当然,网络大数据的可靠性和有效性也并非尽如人意,需要人工甄别和检验。不同类型数据的结合使用能否增加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的有效性、针对性?需要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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