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书华The impact of tourism developmen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itizenship for ancient village residents in rural China:The case study of Kaiping Diaolou Complex
ZHUANGXiaoping, YINShuhua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7-07-10
修回日期:2018-05-29
网络出版日期:2018-08-15
版权声明:2018《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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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comparison is made between the conditions in three different ancient villages before and after they were recognized as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s. With a further analysis of the data provided by the current local authorities and travel agencies concerning the main sources of income and the new economic structure, we found that there are some discrepancie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among the three ancient villages. Furthermore, to provide a plausible explanation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civil society and citizenship, this paper first articulates the concept of "citizenship" in the literature, and then examines the results from in-depth interviews and field researches.
It is found that tourism development does bring about citizenship, viewed as a universal value, in the three adjacent ancient villages with similar governance patterns and similar traditions. In explaining the cultivation process and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 of citizenship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ie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studies in moral geography in China.
Key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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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著名****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国的乡村社会就是一个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的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1]。在这个以地缘和血缘的人际关系为基础的社会中,古乡村是一个相对稳定和封闭的、自成体系的小社会。但是当古村落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进行旅游开发后,新的经济方式的介入以及巨量游客带来的新的文化,改变了村民固有的观念和文化。这正如****们所认为的地方作为一种社会与文化的建构,代表着文化持有者的内部世界[2],应从伦理的角度来探讨地理的本质,人类的居住空间是有道德性的[3],并非是稳定或一成不变的,随着经济、文化等社会关系的改变,地方道德被不断重构。2010年调研发现古村落由于旅游发展的时间和深入程度的不同,不同村落的村民所呈现出在旅游收入的分配公正、对民主的诉求、及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对公共利益的关注的差异[4]。分配公正、民主诉求、公共参与这些具有公民性端倪的特征,引出了作者进一步的思考,即：在古村落村民们已改变的思想是公民性的特征?公民性的建构一般机制是什么?旅游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在公民性的建构中起什么样的作用?因此,本文试图回答以下3个论题：① 旅游发展在村落经济中的作用与地位;② 村民们新形成的思想与公民性的关系;③ 旅游发展与村民们思想形成之间的关系,即公民性建构的机制。
鉴于此,本文采用道德地理学的研究方法：① 将申请“世界遗产地”这最具有特殊意义的事件作为旅游开发前后的对比分水岭。指出旅游开发之前,各个古村落之间村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和影响村民思想观念和文化背景形成的地理区位、政治制度上的相同性,从而证明村民的思想观念的相似甚至一致的地理文化背景;② 借助现有的村落及旅游发展公司所提供的数据,对比村民们在旅游开发后的主要经济收入和经济结构,通过旅游经济收入即村民的分红、旅游接待量以及旅游的参与程度的比较,指出各村落间旅游发展的不均衡;③ 通过文献综述梳理“公民性”的概念及其维度,采用深入访谈、田野调查等方法,抽取出村民们思想观念上所具有“公民性”的特征。同时,查阅民族志以及岭南文化的相关文献资料等方法,对比旅游开发前后村民们的思想观念变化的情况,尤其呈现在村民的公民意识上的差别,得出旅游活动作为主要的经济推动力,改变了村民的生活现状,也改变村民的思想意识,从而回答了公民性建构的机制：即旅游发展与公民性的形成彼此之间是如何交织并发生作用的。
公民理论的研究发源,最早出现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指出公民是“为了依照德性的生活,有能力并愿意进行统治和被人统治的人”。其后,有关公民、公民性的研究在一段时间内发展缓慢。但1990年以来,公民理论成为政治学上研究的热点。主要原因在于罗尔斯的“正义论”的正式发表以来,公民理论将正义理论和社群理论中的共同体成员身份紧密联系在一起了。然而,公民理论在自由主义理论为主导的西方文化背景下,其研究面临着诸多的诘问,比如马歇尔所提倡的“消极的公民身份”的理论,过于强调个人权利而忽视了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义务,因而它无法糅合公民的美德与义务。Mouffe认为自由主义过于强调自由、中立、个人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公民的美德[5]。Carens认为,罗尔斯虽然强调要探究社会基本制度中的权利与责任、利益与负担的分配问题,但他对责任和负担分配谈得很少[6]。因此,绝大多数的公民理论的****们都相信,一种充分的公民理论,是需要强调公民的责任和美德的。
公民理论研究的兴起在于西方社会的现实需求,桑德尔以二战后的美国为例,指出人们对自治的丧失和共同体销蚀的恐惧,主要根源在于民主社会弱化了公民性资源（Civic Resources）,这种弱化激发了人们对民主的不满,总体来讲,自由主义的程序共和国不能确保它所承诺的自由,因为它不能激发自由社会所需要的道德热情和公民参与[7]。
公民理论研究如此之迫切,国外****不但在哲学,还在社会学、政治学、地理学等层面,对公民品德和公民行为、公民教育、公民权利等方面对公民理论展开研究。但公民的概念具有丰富性与歧义性,特征随着当代对其研究的扩展而变得更加突出和更有争议。例如公民性是人类社会普遍基本的行为模式和道德要求,还是自由民主社会所特有的美德?公民具有什么样的品德和行为才能确定公民性（Civility）?公民性是如何不同于公民身份的?也就是说公民身份可以通过法律来确定,而作为衡量公民美德的公民性,并不是拥有公民身份就能自动的拥有公民性。如此一来,如何培育公民性?总而言之,西方理论界对公民理论的研究正从着重公民的权利意识的消极公民身份向强调公民的守法、宽容与参与政治商议的转化。
在地理学层面的公民性研究集中在道德地理学对公民权的研究[8,9,10,11,12],道德地理学研究始于地理****们研究价值观的问题,1974年以来定量研究方法的蓬勃发展,研究过于强调客观主义的科技分析[13,14],这就涉及到地理****的价值判断问题,以及地理****基于对价值观念的关注,在学科中强调政治斗争研究的多样性问题。因此,对地理科学实践进行其他相关研究,建议使用更多的批判理论方法,关注女性主义视角下对地理实践的研究成了迫切话题[15]。1997年Robert Sack提出“道德是研究地理与人类之间关系不可或缺的因素,地理因素影响着人类的道德判断”,“人们通过协商对话能使局部、片面的观点向公正、全面的观点发展,地方之间的联系密切使我们有能力去获得一种更广阔的视角,而且只有通过人们获得更客观的视角,地方性才更有可能获得理解与尊重”[16]。第二年,《美国地理学家协会年报》上,增加了“系统科学和环境科学的伦理价值”栏目,并评价：“在自然科学中添加道德的考量是正常的事情”[17]。David Smith的理论是从Sack的理论发展出来的,他提倡从本体论和认识论上探讨地理的两重属性。地理学的本体论研究大多集中在如何揭示现实世界的背后规律,也就是空间、地方和自然三者交织的隐喻讨论中[18]。Robert Sack等是公认的对道德地理学的研究做出较大贡献的****[19]。Sack他既关注“工具性、特殊性的道德”,也关注“内在性和普世性”的道德。他的理论在全球地理的判断中体现出“二元道德论”[20]。Smith偏向于从历史地理、景观、地区、社区、距离、空间等框架中讨论道德的重构[21],关注“社会正义”等普遍性问题[22],同时也关注“不同地方”和“他者”的道德[23]。
道德地理学的其他****对公民权更侧重于个案研究,如Stanley Brunn 1998年关注社会关系和制度伦理[24];Jean Hillier 1998年关注土地使用规划和公民权利[25];****Paden质疑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和城市规划师阿尔贝提,用乌托邦的价值观所设计的城市规划方案来提升公民道德,以及城市规划之父希波丹姆斯,通过乌托邦的理想进行城市规划以期提升希腊公民生活的做法[26,27]。Seamus Grimes对正义和人权的威胁在空间上最明显的表达是“不平衡发展”。他指出以市场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使大多数人未能涉及创造日益增长的财富而带来的好处。全球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以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发展存在不可忽视的弊端。他强调社会发展理论分析应重视实践伦理维度[28]。Jeremy Crampton则从网络和通讯手段的发展,对比自由（网络的发展导致更广泛范围空间的交流）与霸权（发达富裕国家更容易监管不发展国家）,揭示互联网发展导致了地理上发展的不均衡,互联网进入社会的程度,反应了核心国和边缘国家的差距以及地区与地方之间的不平等,也反应了种族、性别、教育等的差距,所有这些不平等与差距都会引发社会正义问题,因为科技的发展忽视了政治与技术之间联系[29]。****Nicholas Low等认为,权利的语境蕴含着在空间形态上反对不正义的斗争。权利是个人为了保护自己而对抗他人和国家的行为资格,“福利”的权利是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中,权力分配不均的例证。人类享有一致的环境质量的权利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正面临着国家自治权力的影响,这种自治权正威胁着空间框架下的公民权利与义务。如果不是因为地理上的不平等越来越严重的话,一种对应着资本全球化的无地方性、无空间性的权利（公民权利）应该出现[30]。以及“行为改变空间政治”[31,32,33,34]“弱家长主义下的公民权利”[35,36,37,38,39]等公民权的研究。当然也有一些****通过对边缘化群体的研究,提出关注“公民的权利”不如关注“公民的危机”[40,41,42,43,44]。总的来说,道德地理学对公民权的研究深受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以及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的影响[45,46,47,48,49,50]。
中国对公民理论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主题集中在公民性是否普世、公民意识内涵、现状、原因分析、培育[51,52,53,54,55,56,57]等方面。****们认为由于中国和西方国家在政治制度、国情、意识形态等上有很多的不同,这些因素的差异会导致公民性概念上的差异。所以,公民性应是“社会主义的公民意识包括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观念、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58,59]。或是对于自身所享有的权利义务有意识上的自觉,同时也有通过自己的行为将法律规定变成事实的自觉[60]。或是“在现代法治环境下形成的民众意识,它要求公民具有作为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权利义务观,秉持合理、合法、理性的基本理念,形成对待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关系的正确价值取向和道德观 念”[61]。甚至有些****提出更加具体的条件——从哪些维度来测量公民性。如从关注公共事物与利益的程度、契约权利方式处理公私矛盾的程度的“二维结构”说[62];权利意识、义务意识和平等意识的“三维结构”说[59];公民的主人翁意识、义务意识、平等意识和法制观念的“四维结构”说[63];及“五维结构”说等[54]。但多数观点认为公民性是一种现代社会意识,指社会成员对个人同国家、社会和其他公民相互间的关系,即对其公民身份、公民权利、公民义务等的理性认识。
通过以上国内对公民性的研究的分析,不难发现西方理论界对国内研究的影响。而对公民性的研究主要在政治学层面上展开,较少涉及道德地理层面。事实上,“公民性”作为一种衡量公民美德和现代社会先进水平及文明的标尺,在人类社会文化的发展中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它在道德地理学上的研究,能回应地方性到全球性的问题。正如Robert Sack所认为的“地理应该成为道德判断的基础。道德观的讨论应从本土性、片面性发展到全球性、公正性,从而形成一个连续统一体”[22]。而如何从地方性走向全球性?这必须根植于本土性,“人们通过协商对话能使局部、片面的观点向公正、全面的观点发展”,且“地方性语境应该较弱、具备足够的可渗透性,从而不会干扰到我们拓宽视野的能力。同时,只有人们持有更客观的视角,地方性才能得到理解和尊重”[22]。因此,公民性的研究对建构道德地理中的价值研究具有非常的意义。与此同时,案例地开放的区域文化特点、全球性的旅游经济活动的介入,使公民性的研究成为可能。道德地理学上的“公民性”的研究与政治学的研究视角不同,它是通过对“公民性”这一具有普世价值的理论视角,用实际案例来验证道德地理的****们所提出的如何从‘地方性’连接‘全球性’的研究。
因此,在总结国内外对“公民性”的研究基础上,本文在界定公民性的概念上,采用普适的观点,认为它联系着权利、身份、责任和对话,即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公民性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及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公民性就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64]。于此,选取政治参与程度、公民的权利意识、理性协商能力三个维度来测量开平古村落村民的公民性。
2 研究案例与研究方法
开平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的江门五邑中心,距广州110 km。开平碉楼与村落以碉楼和建有碉楼的村落闻名于世,现存碉楼有1833栋。2007年6月28日,开平碉楼群与古村落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地之一。共包括了4个村庄：塘口镇的自力村村落和方氏灯楼,蚬冈镇的锦江里村落,百合镇的马降龙村落以及赤坎镇的三门里村落。2.1 研究样本的相似性
三村落均在开平市内,它们地理位置相邻,自力村距离马降龙村14.3 km,马降龙村距离锦江里村为7.5 km,自力村距离锦江里村为17.1 km。建立碉楼的目的一致,即为了避盗匪,防洪涝。碉楼群反映了独特的侨乡文化,是维系着海外华人与故乡的精神纽带,体现了一种传统与开放并存,中西方文化的融合与碰撞。同时也体现了开平人勇于创新、兼容并蓄的性格特点。3个村落的政治模式相同,自力村属于强亚村委会管辖范围下的一条自然村,为一个村小组（生产队）。马降龙村是由9条自然村构成的,包括8个村小组,其中永安、南安、河东、庆临、龙江5条自然村是马降龙的旅游核心区,申遗成功的碉楼主要集中在这5条自然村里。锦江里村和自力村一样,都是在村委会管辖下的自然村。3个村落都是采用“乡政村治”的政治管理模式。村长由村民选举出来,由镇政府任命。村长负责上传下达政策、村民意见,组织召开村民大会等工作。村民意见通过村长、村委会传达到镇政府,镇政府再根据意见的具体内容进行决策。一般来说,村委会也是由村民选举出来,然后再由镇政府任命。约束村民活动的是村民公约。村民公约由村委会为主导,全村村民参与产生。因此,在毗邻的地理位置下,3个村落传统的风土民情,村民们的性格特征相似,政治模式相同。Tab. 1
表1
表1公民性维度的划分
Tab. 1Division of the dimension of civility
| 维度 | 维度划分 | 表现形式 | 维度解析 |
|---|---|---|---|
| 政治参与程度 | 选举 | 村民大会 | 政治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一定的方式去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的决定或与政府活动相关的公关政治生活的政治行为。 |
| 投票 | 村民公约 | ||
| 公民权利意识 | 知情权 | 门票等分配机制的监督 | 是指普通公民依照法律所享有的权力与利益。是法律关系主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为满足其特定的利益而自主享有的权能和利益。 |
| 话语权 | 制定分红、农村规划等政策 | ||
| 理性协商能力 | 宽容 | 奉献、守法、克制、合理的尊重 | 是指对公民胜任度（competence）的一种基本检验,它鼓励公民们进行自我约束;表现对他人的关切,并维持一种对植根于理性对话的文明商谈的承诺。 |
| 商谈 | 契约、沟通、耐心的倾听、真诚的言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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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开平碉楼三村落的地理位置
-->Fig. 1The location of three villages in Kaiping Tow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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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样本差异性
2007年以来,“世界遗产地”的称号给了这3个村落前所未有的旅游契机,是这几年来村民们生活方式改变最大、受影响最深的活动。但是,从目前上看,3个村落的旅游开发的时间和发展的程度并不一致。根据开平市旅游公司所给的资料显示,自力村在申请世界遗产地之前已经有了旅游开发,资料显示自力村于2003年10月已对外开放,入围世界遗产地之后,旅游开发更加深入,旅游公司在这几年内以每年各异的主题推广营销。马降龙村的对外开放时间于2007年2月,村落里也有主要的旅游营销思路和主题,但与自力村比较,显得逊色很多。而锦江里村虽然在世界遗产地的名单内,一直没能充分开发,完全旅游开发时间为2010年5月。因此,从资料上看,自力村的旅游开发最早,发展的程度最成熟,马降龙村次之,锦江里村最迟,旅游开发的程度最不充分。为了能客观反映其旅游开发的程度,本文采用了旅游收入（即村民的分红）、接待游客数量以及村民参与旅游活动的程度来反映3个村落中旅游发展程度的差别。2.2.1 旅游收入的差异 目前,村民的收入结构主要分为3个部分：门票分红、工作收入和生产队分红。由于旅游发展,村民的工作收入与旅游发展呈现明显关系,门票分红更是取决于景区的旅游发展。生产队分红主要是指村中土地和鱼塘的租赁收入,3个村落村民每年获100元左右,占村民总收入的比例很少,且在旅游发展前后并未呈现明显差距。故此,本文主要就村民的工作收入和门票分红的情况进行讨论,通过比较得知3个村落的旅游收入差距。
自力村自2004年收取门票,门票分红逐年上涨。马降龙村2007年开始收取门票,锦江里村2010年开始收入门票。3个村落村民的门票分红情况如图2所示。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2004-2016年三村落门票分红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开平市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Fig. 2The comparison of the ticket income in the three villages over th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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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旅游发展前,3个村落村民的工作收入来源主要是务农或者外出务工。随着旅游开发逐步深入,越来越多村民的工作收入来源于旅游发展。如自力村,旅游发展使村民大部分土地出租给旅游公司,所以大多数村民已不再务农,只保留少数土地耕种以供自需或售予游客。在自力村的常住人口中,不少村民的工作收入超过90%来源于旅游。但旅游对锦江里和马降龙村的经济影响远不及自力村的深远,村民以务农和外出务工为主要工作收入来源。旅游发展程度较好的马降龙收入比锦江里多,旅游收入占马降龙村村民的总收入20%~30%。主要方式通过开餐馆、摆地摊、向旅客兜售旅游纪念品和食品等。锦江里游客数量不多,村中仅有的一家农家菜馆难以维持经营,村中也没有村民向旅客兜售旅游纪念品和食品。
2.2.2 游客数量的差异 虽然同为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但3个村落接待游客数量存在巨大差异,自力村一直居于首位,马降龙村次之,锦江里村接待游客数量最少。根据开平旅游公司所提供的2006年以来的数据上看（图3）,自力村接待游客数量为锦江里的20~40倍,是马降龙的2~3倍多。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三村落历年来接待游客数量比较
注：数据来源于开平市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Fig. 3The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of tourists received in the three villages over the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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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村民旅游参与的差异 旅游参与程度,主要从村民们参与旅游业活动的比例来衡量。从旅游参与人数占村落总人口比例上看,自力村的旅游参与率约为42%,马降龙村的为23%,而锦江里村不足8%。自力村村落总人口约170人,常住人口70多人,有超过10名村民参与景区的工作,包括保安、清洁等,另外大概有10户人家从事农家菜馆生意,剩下有劳动能力的村民大多向游客销售纪念品或者食品以赚取收入,旅游参与人数约为30~40人。马降龙村的总人口1000多人,核心村现有居民500多人,常年从事农家菜餐馆有2户,旅游旺季参与餐馆服务的可达10多户,村内的小卖部常年经营的有两家,还有一些村民摆摊卖土特产的十几个。加上保安、保洁员等工作,其旅游核心区约有60多人参与不同程度的旅游活动。锦江里村落现有村民约147人,只有不到10位村民可以参与景区的工作,村中只剩一家的农家菜馆生意也十分冷淡,既无小卖部也没有人摆摊。加上保洁和保安,锦江里村的旅游参与人数约为10人。
根据样本的分析可见,3个村落在地理位置毗邻,村落村民的性格特点相似以及政治模式相同,几乎可以认为他们之间的思想观念、行为模式相差不大。而在调研中发现,他们对政治的敏感、对分配正义等关注程度存在不同[4]。旅游开发主导的经济活动,给古村落村民们带了许多思想观念上的冲击与变化,这些变化小的方面可体现在他们对待游客或是调研员的差别（如自力村的村民更加友善和热情,而锦江里的村民在调研中可以感受到村民的不信任和猜疑）,也可体现在对政治参与、守法与宽容以及权利的认知方面的差别。并且旅游发展程度的不同,3个村落村民在这些方面的感知也不同。
2.3 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目的,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访谈开始于2012年3月10-25日,7月20-25日,以村民的公民性为设计主题展开调研,对开平古村落4个村庄——自力村、马降龙村、锦江里村及三门里村,共62名村民（自力村19,马降龙村17,锦江里16,三门里10）和8名村委会、2名参与旅游开发活动的开平市政府退休干部以及11名旅游公司管理人员展开访谈。由于三门里村落在申请世界遗产地之后,旅游发展几乎处于停顿状态,村民的收入和日常活动受旅游影响几乎没有,所以,接受访谈的村民对旅游影响感知无从表达,反之一味的强调希望早日开发旅游。因此,在2013年7月20日-2013年7月26日、2016年12月9-13日、2017年4月14日-5月2日的多次调研中,本文根据形成的主编码最后将研究的案例地确定为受旅游活动影响明显的3个村落,自力村、马降龙村及锦江里村。再次展开调研,验证并修改结论。在接受访谈的117名（有45名是接受了两年的重复访谈）的所有对象中,平均年龄44.6岁,男性访谈者53位,女性访谈者64位。接受教育水平小学及以下的占47.7%,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占9%,小学至高中为43.3%。大专及以上的教育水平都在年轻和旅游公司的管理者中,村落的村民的教育水平普遍较低。每一次访谈介绍后,将访谈录音转换为文字稿,包括访谈对象的言语行为和非言语行为。转录完毕,再对文字稿进行检查,防止有遗漏的信息。整个访谈结束后,阅读整理文字稿,根据扎根理论的操作程序和编码原则（表2）,对文字资料进行逐级编码分析。
Tab. 2
表2
表2选择式编码、主轴式编码及其资料来源
Tab. 2Selective coding, axial coding and their material source
| 选择式编码 | 主轴式编码 | 表现形式 | 资料参考点数 | 参考点示例 | 访谈对象 |
|---|---|---|---|---|---|
| 参与程度 | 选举 | 参与村民大会 的召开 | 60 | 自力村呢,就很齐人的,因为晚上8点钟开会嘛,自力村的人早就到齐了,其他村的村民就说睡觉了。 | Z-MG1F52 |
| 就是大家村民要知道的,要表决的就要开会。因为开会的话我们要给钱的嘛。 | M-MG101 | ||||
| 投票 | 参与村民公约的制定 | 55 | 给钱我们就去开,没钱就不去了。 | J-WF54 | |
| 公民 权利意识 | 知情权 | 门票等分配机制 的监督 | 43 | 原来每张门票给1元给我们,我们觉得门票的分红太少,就和旅游公司商量,最后在合同到期的时候,将分红改为门票收入的10%。算是这样了,不过我们还是要监督,要他们公布。 | Z-WF50 |
| 话语权 | 对分红、农村规划 等政策的监督 | 35 | 反正财务的东西村民很难去查的,就是每一个村长都无权去查的啊,只能自己管回自己。 | M-MG1G42 | |
| 不知道为什么不开发,就是没人来看,钱就没有了。 | J-MH112 | ||||
| 理性 协商能力 | 宽容 | 奉献、守法、克制、合理的尊重 | 41 | 旅游公司2012年搞“油菜花月”我们村民无偿捐出120亩田种油菜花,你好我好大家好,不用太计较。 | Z-WF115 |
| 现在大家和以前比好一些,以前两个大姓斗得你死我活的,还不是田地的问题。我们对旅游公司很满意,没事什么需要协商的。他们对我们很好,很照顾我们了。对政府就不用说了,都上访了那么多年,用处不大了。 | M-MG43 | ||||
| 商谈 | 契约、沟通、耐心的倾听、真诚的言说 | 39 | 我们村民怎么知道公司的决策啊,没途径知道啊。而且我们干嘛去关注这些啊,自己又什么都不知道。 | J-WH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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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主要围绕以下3个主题进行半结构式访谈：① 你会参与选举投票吗?村民大会的召开你每次都参加吗?② 你会监督村委、旅游公司的工作吗?③ 你会和邻居、政府或旅游公司进行沟通吗?
3 研究发现
将“公民性”理解为维系着责任与现代公民身份相关联的美德,是现代社会“好公民”的必备品质。西方社会正由于经历着由于个人主义导致对个人失败者的冷漠;自由主义对权利话语的绝对化促进了不切实际的期盼,加剧了社会冲突;以及对责任的缄默容忍人们接受社会福利国家的好处而不必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等行为,已经构成了对公民社会的忽视和破坏了培育公民美德的温床[65]。对比之下,当今中国则面临着由于村民的教育程度不高,素质低下;传统文化中固有的对小群体如家庭和宗族的重视;与社会转型期间各种观念的冲突与碰撞：如对市场、经济的过分重视,关注眼前利益的同时,对法治、规则、长远利益以及公共利益的忽视等行为,导致于人们存在这样的质疑：传统村落中能培育出公民性吗?但是,根据作者6年来的调研观察,发现不同村落的村民间由于旅游力量的介入而呈现出公民性的特征,而且由于村落的旅游发展程度不同,不仅导致村民在旅游经济收入的差异,所呈现出的公民性程度也是不同的。3.1 3个村落村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不同
公民的美德是要在统治和被统治的的权力关系的实践中去彰显[66]。这也是公民性的最基本的要求,没有积极的公民政治参与,就没有政治（公共）自主性。村民大会是国家政治会议体系里最基础的会议形式,也是村民参与政治最主要的渠道。其他高层面的会议如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建立在村民大会的基础上。在这3个村落的村民大会上讨论的内容一般是选举村干部、年末分红等较为重要的事宜。村民大会每年约召开一到两次,每户派一个代表去开会。在参加村民大会方面,自力村的村民即使没有补贴拿,但是出勤率最高,达到了100%。接受访谈的村委方书记这么表达：“是啊,他们会讲自己的见解出来咯,如果他很穷的话,就会想我不来开会了,我要去上班……一般我们就按照每户一个人开会,其他人就只来几个这样,但是自力村呢,就很齐人的。”
（Z-MG1F52,2012年7月21日）
相对于自力村,马降龙和锦江里村民的参与意识不强。总的来说,自力村最强,村民大会到会率100%。马降龙次之,大约80%~90%;锦江里最低。村落村委为了解决出勤率问题,采取了开村民大会拿误工费的方式来解决。虽然马降龙各自然村召开村民大会都会给村民补贴的,但是村民参与度与自力村相比低很多。锦江里的村民参会与否和村里是否会给钱有很大的联系,也就是说村民之所以参加村民大会,主要动机就是经济利益,也就是补贴,而不是出于热心参与政治。笔者发现,这两个村落的村民大会的召开次数与该小组的财政能力有关。因为召开村民大会村时,是村小组自己拨款分误工费给村民的,如果财力不足的话,村长可能会尽量压缩召开村民大会的次数。
“开会是按照来一次发一次钱,不给钱就没人开会。”
（M-MG101,2016年12月22日）
“还是要给钱了。给钱我们就去开,没钱就不去了。”
（J-WF54,2017年5月2日）
根据古典的政治或公民身份观点,政治本身即是对最高的善的追求。作为公民参与公民生活就是实现自身的完善。这意味着积极的公民参与是公民性的体现（如自力村村民的表现）,也是对共同善的共同体的关注。
3.2.3个村落的村民的权利意识的发展不同
马歇尔曾认为权利意识是公民的重要标志。一直以来,中国传统社会过分强调“义务”而忽视“权利”,导致村民对自身是否拥有话语权与知情权的漠不关心,政治参与积极性不高;最后造成了村民话语权和知情权的丧失。因此,村民们是否能敏感地觉察到话语权、知情权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政治生活中,可以说是衡量村民现代公民性的标尺之一。根据调查显示,3个村落的村民对此呈现出的态度是有差别的。政治参与程度越高的村落,对话语权和知情权的渴求越高,对自身是否具有这种权利并充分利用这种权利最为看重;对政府的监督和分配公正也越加敏感。就此情况而言,自力村村民对权利最为敏感,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认为有权且应该监督政府和旅游公司,马降龙次之,大约50%~60%的受访者认为是有必要且有权利监督政府的。锦江里最低,认为有权监督政府的受访者约占30%~40%。其他的以“不知道”和“没办法”来回答。例如自力村,刚开始收门票时的分红方案是由旅游公司提供的,村民几乎没有参与决策。随着旅游发展,游客量逐渐增多,村民开始意识到自身所拥有的权利,并觉得分红机制的不合理,因此提出更改方案,要求每张门票抽取10%的回扣。在旅游公司开始拒绝的情况下,自力村村民们多方争取,与旅游公司双方经过很长时间的讨论,在2007年12月的村民大会中,旅游公司终于同意了村民的要求。这个分红方案一直延续至今。村民们在积极地参与这个分红机制的更改和重新制定,以决策者的身份参与过程中,充分体现了村民在利益表达机制中的话语权以及合理恰当的使用话语权的能力。相对于马降龙村和锦江里,分红方案是由各自然村的村长作为村民代表与当时的碉楼办共同开会讨论得出的。得出方案后再去征求村民的意见,村民基本都同意了,方案也就通过。从过程上看,村民们虽有参与制定,但是在制定过程的后阶段才参与进来,并没有参与讨论,只是参与表决,体现了一定的话语权,但是行使话语权的力度与欲望并不大。访谈中村民也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没有表现出不满情绪。由此可见,虽然3个村落的村民都有参与利益分配机制的制定,但是自力村村民的话语权意识更为强烈些。
“反正财务的东西村民很难去查的,就是每一个村长都无权去查的啊,只能自己管回自己。”
（M-MG1G42,2012年7月22日）
“他们说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我们哪能知道啊。”
（J-MH112,2017年4月17日）
其实,村民对权利的漠视在某种程度上并不等于完全的不在意。村民与政府、旅游公司的利益诉求肯定存在差异,村民们对权利的漠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防御性的自我压抑的行为。一旦政府或公司的行为上升到村民无法容忍的程度,村民会采用非制度性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如破坏旅游成果,暗中采用不道德的手法对付游客等。在价值多元的社会中,村民想平等地享有旅游开发的成果,不仅需要具备权利意识,还需要具有如何理性协商的能力。在面对冲突的时候,公民之间坚持以商谈、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冲突,而不是诉诸暴力或压制,这本身无疑就是一种重要的美德。“公民性确实是一种基本的公民美德,但首先是一种聚焦于政治对话的美德”[67]。
3.3 3个村落村民的理性协商能力不同
相对于传统的、自由民主之根本标志的公民性,进行政治对话是衡量村民是否具有理性协商能力是公民性的标志。它鼓励公民们进行自我约束;表现对他人的关切,并维持一种对植根于理性对话的文明商谈的承诺[68]。“理性的协商”能力里面包含着宽容与商谈。在村民的行为中,宽容体现在奉献与克制,守法与尊重。商谈在商议民主理论中,是要将商谈的理由变成公共的理由而不是个人的理由,就必须改变每个人仅从自己的欲望和偏好出发的思维,而转向主体间性的思维。因此,村民的理性协商能力如何决定了其公民性的程度。根据调查显示,3个村落的村民对此能力存在差异。在如何与政府协商方面,自力村的村民的态度是最为理性且认真的。马降龙村对此态度有两极的表现,60%受访者对此表示乐观积极,其他的受访者则表示悲观。锦江里村的村民态度比较冷漠,只有不足30%的受访者觉得有必要和政府沟通。
可见,村民的理性协商能力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过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在旅游开发之前,自力村村民与政治生活发生的交集并不多,扮演的是局外人的角色。在旅游开发之初,自力村村民扮演的是反对者和非理性的对抗者的角色,用石头塞住道路,不让碉楼办的领导和专家进村,反对旅游开发。在经过与政府的多次交锋中,村民意识到,非理性的反抗是两输局面。终于理性下来,尝试与政府沟通。经过多轮谈判,村民同意旅游开发,并配合政府所要求的建设、维修、改造道路、房屋等以及旅游公司的旅游开发工作。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村民们越来越觉得理性协商的好处。他们意识到门票的收入、分红、景区的管理等也就是旅游发展的每一个细节都与他们的关系密切。对此,他们提高了对自身的权利的关注,对政府和旅游公司积极进言,据理力争。现在村民们很满意与政府及旅游公司的理性的沟通状态。他们认为与旅游公司是合作者、平等的身份。
“政府各个方面都挺好的,村长呢,也都是大家选出来的,有什么意见他也会听我们的,旅游收入还不错,比种地好很多了。每年的财物也都有公开,贴在墙上,大家都可以看到”。
（Z-WF115,2017年4月15日）
而对于马降龙村,在旅游开发之前,由于对政府的不信任和信息高度不对称,村民采取激烈的非理性的对抗方式来反对旅游的开发,其剧烈程度比自力村开发之初更高,持续时间更长。
“当时村民在村边放些屎尿拦住不让进,凡是政府的车都不给进,外地宣传文化遗产,还没有成名时,广州有很多人来照照片,将所有碉楼用布遮住,外面有车来,来一辆打坏一辆,吓得人都走了。”
（M-GT63,2012年7月24日）
这种村民与政府明显的对立关系在经过一轮艰辛的沟通工作后,村民们放下成见,终于同意旅游开发。旅游发展起来后,村民看到了旅游可以带来的经济效益,他们对旅游的态度也截然不同了,现在村民们对旅游公司所为表示非常的满意与信任。可以说,他们在旅游发展中饰演的角色从“反对”转变到“顺从”。但是村民思想觉悟程度并没有自力村那么高,没有意识到双方的“合作”的身份,或是平等协商的需要。
“旅游公司对我们不错了,我们的门票没有那么多钱的,他们都给了,政府就不用说了,他们是阿爷,我们的话用处不大的。”
（M-MG43,2017年4月26日）
锦江里村在旅游开发之初也经过了村民与政府的对抗之路。但从目前的结果上看,锦江里村的村民们目前与政府或旅游公司的理性协商能力与意识明显比前面两村要弱一些。村民们大都抱着冷漠、不关心的态度。在锦江里,村民与旅游公司的关系比较紧张,不少待业在家的村民渴望在景区谋得一份工作,且对旅游公司的某些做法不满意,但很多村民都表示甚少主动关心旅游公司的决策。
“我们村民怎么知道公司的决策啊,没途径知道啊。而且我们干嘛去关注这些啊,自己又什么都不知道。”
（J-WH46,2013年7月25日）
****Manin等认为,“合法性之源不是预先确定的个人意志,而是在这种意志的形成过程,亦即商议本身”[69]。但在不同的商议形式中,相关的程序性美德赋予不程度的严格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在作为“意见形成”与作为“意志形成”的商议之间的区分[70]。“意见形成”主要指公民们对公共问题的日常讨论,“意志形成”指对将强制性地施加于所有公民之上的政治决定（包括拟制定的法律）所作的商议。从目前3个村落的村民情况上看,不管是“意见形成”或是“意志形成”,自力村的村民无疑是做得最好的。
4 结论与分析
曾有****指出,“当人们试图把一种观念的要素与另一种观念的要素结合进一种契合于现代世界的公民身份理论之中时,困难就出现了。对于它们根本不同的基本理念及其对政治实践的含义,一直缺乏充分的意识”[71]。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公民必须要有充分的进行公民参与的动力,而这个问题在自由民主社会是最困难的[71]。目前来看,在中国这3个古村落中,改变村民进行公民参与的动力就是旅游的开发及发展的程度。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村民们在这种新型的经济活动中受益,并在所参与旅游经济活动中,体会到积极参与政治,自身所拥有的话语权、知情权以及理性协商带来好处,在遵守履行经济活动的各种规则中,其“契约精神”、“守法精神”也得到了培育。毋庸置疑,旅游的开发对培育村民的公民性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公民性的培育的深入,村民对分配公正及信息透明等具有现代特征的意识的诉求越加强烈。与此同时,本文揭示了旅游开发并不完全带来负面的影响,反之,随着旅游开发的深入,它作为一种新型的经济活动,改变了传统古村落村民的思想与观念。为了能使这种新型的经济活动顺利进行,它诉求新的、先进的如平等、公平、协商、民主等思想。在接纳旅游经济活动中,村民们意识到这些思想带来的好处,无形中促使村民向具有现代性的公民性转化。值得注意的是,正如道德地理****所意识到：“道德地理与社会理论的差别在于道德地理直接的给这个世界以规范”[20],而建构在这种“规范性”的理想上的乌托邦[72],依然面临着“地方性”的考量[73]。本文只是证明了“公民性”这一普世性的伦理在传统的村落中产生的过程与机制,但如何从个人对社区的责任中,思考重构自我、社会和地方的道德性[74],为行动提供一般的尺度[20],仍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因此,对道德地理****们而言,如何糅合“地方性和全球性”,“普世性和个殊性”仍旧是一个长期的课题。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