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岭南大学历史系,香港
Reconstructing Xu Xiake: The Scientific Geography of China, 1912-1949
ZHANGLei收稿日期:2017-04-5
修回日期:2017-06-25
网络出版日期:2017-09-30
版权声明:2017《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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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古代地理学家非徐霞客莫属,在一定程度上堪称中国地理学的符号。徐霞客研究甚至成为一门名为“徐学”的专门学问。徐学研究洋洋大观,但多毫无疑问地将徐霞客奉为地理学家,列举其成就,突出其贡献,因此,它不仅没有跳出民国时期奠定的徐霞客诠释模式,而且忽略了民国对徐霞客的再造①。明代徐霞客作为江南世家子弟,以一己之力,游历四方,写成游记,明清知识阶层多以奇人奇书视之。徐霞客作为地理学家的塑造与流传,与民国地理学息息相关。20世纪20年代,地质学家丁文江重新阐述并赋予徐霞客现代地学意义。20世纪40年代,以竺可桢为代表的浙江大学史地系奠定徐霞客作为地理学家的意象,使徐霞客的地理形象深入人心。一部徐霞客的历史,可谓半部民国地理学史。
2 “奇人奇书”——明清时期的徐霞客
2.1 徐霞客及其游记
徐霞客(1587-1641),名弘祖,字振之,别号霞客,明南直隶江阴县(今江苏江阴)人。徐霞客出身江阴世家,而非通常所认为的普通男耕女织之家。据徐氏家族晴山堂所存元明两朝人士为徐家所题墨迹,其中不乏倪瓒,宋濂、董其昌、李东阳、文征明、高攀龙等名公巨儒,江阴徐家在元明两朝的人脉与影响可见一斑。实际上,徐霞客的高祖徐经以富闻名江南,曾祖徐洽在析家的时候,仅田地一项就分得一万二千余亩。至徐霞客父辈时,家道中落,但以勤俭治生,家产复裕,故徐霞客得以布衣结交名士,半生优游,这绝非寒门子弟所能为。徐霞客年少即好读地志山经,有“问奇于名山大川”的志趣,其出游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8岁之前,游览名山大川,如泰山、太湖等,没有游记;第二阶段是28岁至48岁,游览闽浙以及五岳等,有游记一卷;第三阶段为51岁至54岁,游览湖广云贵等,有游记九卷。可见,徐霞客虽半生出游,但现存游记主要产生于最后的四年。
徐霞客有生之年,并未对游记整理编次。1641年仓猝辞世之后,其游记基本在以家乡江阴为中心的江南精英圈子内传阅,外人难一睹其颜。例如清初文坛领袖钱谦益(1582-1664)为徐霞客写传,都不曾见其游记。1776年,即徐霞客逝世135年之后,游记才由族孙徐镇刊出。1808年,江阴藏书名家叶廷甲复校再刊。在徐霞客游记的保存和传播之中,江阴的乡党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
2.2 奇人奇书
晚明以来,追求人的正常生活和个性解放成为文人的生活目标,而出游是一种重要方式。晚明社会的出游具有普遍性和深刻性,文人不但耽于山水,而且记录感受,形成游记,现存450篇左右[1]。因此,徐霞客出游并非孤例,而其游记属于传统山水游记文学的一种。直至民国中期,上海扫叶山房本《徐霞客游记》仍以山水文学之名招揽读者: “手此一编,不啻亲历其境,世之有山水癖者,当视为宗少文之卧游图”[2]。徐霞客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他持之以恒的游和记,到人所不能到,写人所不能写。时人钱谦益曾称:“徐霞客千古奇人,游记乃千古奇书。”奇人奇书代表了清代对徐霞客及游记的认知。奇人是因为其出游精神,非常人能比。徐霞客在出游中曾三次遇盗,四次绝粮。他却“途穷不忧,行误不悔,暝则寝树石之间,饥则啖草木之实,不避风雨,不惮虎狼,不计程期,不求伴侣,以性灵游,以躯命游,亘古以来,一人而已”[3],而且徐霞客少负奇志,长相清奇,颇有仙风道骨。明代画家陈继儒(1558-1639)曾一睹其容,据其描述:墨颧雪齿,长六尺,望之如枯道人,有寝处山泽间仪,而实内腴多胆骨[4]。
徐霞客游记为奇书,是因为质朴真实。“记文排日编次,直叙情景,未尝刻画为文,而天趣旁流,自然奇警。山川条理,胪列目前,土俗人情,关梁阨塞,时时著见。向来山经地志之误,厘正无遗。奇踪异闻,应接不暇,未尝有怪迂侈大之语,欺人以所不知,故吾于霞客之游,不服其阔远,而服其精详,于霞客之书,不多其博辨而多其真实”[5]。徐霞客游记以日记形式编排,直陈闻见,详细写实,尤其云贵之游,为其它游记所罕见,满足了江南文人对西南边疆的想象。清代《四库全书提要》精辟论定了徐霞客及其游记。“宏祖耽奇嗜僻,刻意远游,既锐于搜寻,尤工于摹写,游记之多,遂莫过于斯编,虽足迹所经,排日纪说,未尝有刻意于为文,然及耳目所亲,见识较确,且黔滇荒远,舆志多疏,此书于山川脉络,剖析详明,犹足资考证;是亦山经之别乘,舆记之外编矣”[6]。可见,徐霞客游记具有三大特征,一是记述内容真实确切;二是云贵地理记述,补充传统文本不足;三是详于山川脉络,重启传统地理书写山川的传统。
不过,依据明清山水文学的评价标准,徐霞客游记并非尽符合传统游记的叙事方式。首先是体裁,“其记皆按日实书道里南北,同于甲乙账簿,无所文饰。”而且,书写未尽传统游记的韵味。“徒标诡异之目,非实赏会之深。又笔舌冗漫,叙次疏拙,致令异境失奇,丽区掩采。记路程者无从知径,讨名胜者为之不怡。且其注意颇在脉络向背,同于青鸟之术,尤为无谓。至古今地理,绝未稽求,名胜留遗,多从忽略,固由明季士不读书,不知考据为何事也”[7]。可见,徐霞客游记并不全部符合士大夫的游记定义,因为他不耽于山水的历史考证与文化意蕴,而是寻找其内在脉络,所以显得质枯而无文。
总之,历史的徐霞客,出身江南世家,以士人出游,基于最后四年的西南之游写成游记。徐霞客生前并未闻达于士林,其游记作为山水文学的一种,在以江阴为中心的江南文人圈子内部传阅,奇人奇书是时人对徐霞客的基本认知。徐霞客从未想过以地理闻名于世。“徐霞客已成了在无意中闯入地理学界的奇才,是不以专家自任的专家”[8]。徐霞客以地理学家的形象视人,是民国之后,因近代地理学传入中国而营造的典型。
3 再造徐霞客——丁文江与徐霞客
3.1 发现徐霞客
1923年,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指出:徐霞客是一位探险家,单身步行,把中国全部都游历遍了。他所著的书名曰《霞客游记》,内中一半虽属描写风景,一半却是专研山川脉络,于西南云桂蜀贵地理,考证极为详确。中国实际调查的地理书,当以此为第一部[9]。梁氏开风气之先,以现代眼光重新审视定义中国近世学术史。他将徐霞客视为晚明在自然界对于王阳明心学的反动,体现****厌蹈空,喜踏实的精神追求。不过,梁氏对徐霞客的地理解读受益于老友丁文江。丁文江(1887-1936),江苏泰兴人,民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1911年丁文江获得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地质学学位之后,从云南入境回国,沿途考察滇黔等省地质。在云南,丁文江被前辈****推荐读《徐霞客游记》:“君习地学,且好游,宜读《徐霞客游记》。徐又君乡人,表彰亦君辈之责”[10]。丁文江与徐霞客结缘,一是源于云贵考察,因为徐霞客游记主体是云贵之游。二是因为乡党关系。丁文江的故乡江苏泰兴黄桥镇,与徐霞客故乡江苏江阴马镇一江之隔,相距仅百里。
1914年,丁文江再次到云南做近一年的地质调查,在途中携带游记细读,“始惊叹先生精力之富,考察之精,记载之详且实”[11]。丁文江以亲身考察验证了徐霞客的记载,并决定用地学新知研究和整理《徐霞客游记》。1921年,丁文江制作徐霞客考察路线图,用英文演讲并发表《论徐霞客(1586-1641)探险家与地理学家》[12]。1926年撰写《徐霞客游记》一文对徐霞客游历的目的,途程,游记文学价值等作了全面探讨,展现徐霞客游记的科学价值[13]。1928年,丁文江精选版本,重新标点刊印徐霞客游记,并撰写序言,编著年谱,载于卷首。同时,制作游记路线图三十六幅,图文并茂。丁文江以近代地质****的素养研读徐霞客游记十余年,且兼以实地考察,非前人可比。丁文江不仅将《徐霞客游记》辑刻行世,广泛流布,而且以地学重新阐述徐霞客的精神与价值,将明代一位出游奇人塑造成为地理学家。因此,同事章鸿钊曾指出丁文江的努力,“不单是表彰先贤,对于地理方面,也有重要贡献”[14]。
3.2 重塑徐霞客
20世纪初以来,科学主义随五四运动盛行中国,留学英国的丁文江是科学主义的重要鼓吹者,特别是他与张君劢的科学与玄学之辩,震动民国。丁文江强调:“科学的万能,科学的普遍,科学的贯通,不在他的材料,在他的方法”[15]。五四之后的整理国故运动,即利用科学方法重新解读中国的传统文献。在此背景之下,丁文江通过发掘徐霞客,将西方地学范式融于中国乡土文本,建立近代中国地学。丁文江依循科学主义提炼重塑徐霞客的科学精神,科学考察及科学方法。首先是徐霞客的科学精神,徐氏百折不回,无为而为的求知精神正是现代的科学精神。“然则先生之游,非徒游也,欲穷江河之渊源,山脉之经络也,此种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来欧美人之特色,而不谓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十八年前。”其次是徐霞客的科学考察。中国传统舆地之学因重文本,轻考察而受轻于国际学界。地质名家李希霍芬曾评批:“中国****只知安坐室内,不能吃苦登山,所以他种科学或能发达,惟有地质学,中国人不能做。”丁文江研究徐霞客目的之一就是突出徐霞客的野外考察,打破传统地理之学长于描述,缺少分析与实地考察的偏见,为中国地学提供内在合法性。在云南考察中,丁文江感叹徐霞客观察的精确细致,“先生描写之能力,凡读游记者均能言之,然其观察之精确,则人多忽之,南宁之游,江流击山,山削成壁,流回沙转,云根并出。”即近世地质****所谓河流侵蚀之原理也[16]。最后是科学记录,徐霞客游记没有浮泛之话,凡地形地质植物物产矿业兵事历史风俗,没有一件不留心,用词没有重复模糊的毛病。“盖游记如测量者之野外日记,此则研究后之报告也”[17]。依据科学主义,丁文江将徐霞客游记概括成四点。第一观察详尽真确;第二用名词一丝不苟;第三系统明白;第四欣赏真诚[18]。
在丁文江解读之下,三百年前的徐霞客不仅具有了科学求知精神,而且具有科学考察与记录,成为与近代欧美地学家并无二异的中国地学家。例如丁文江对于徐霞客嵩山森林樵伐的评论,“今日外国人言森林者,妄谓北方旧有森林,至近代始遭采伐,其固陋诚可笑也”[19]。又如论及徐霞客长江上游的地理发现,“知金沙江为扬子江上游,自先生始,亦即先生地理上最重要之发见也。惜无继先生者为之宣传,其文遂埋没于县志及《游记》中。直至康熙中派天主教教士,制全国地图时,始再发见金沙之出路,而欧人遂谓中国人未尝知江之真源。数典而忘其祖,亦吾国****之耻也”[20]。在突出徐霞客的地理创建之时,丁文江还以此勉励后学,“今天下之乱,不及明季,学术之衰,又复过之,而青年之士,不知自备,徒借口世乱,甘自暴弃,观先生之风,其亦可以自愧也乎”[21]。不过,在塑造徐霞客的过程中,由于民族主义的先入为主,丁文江并非全力践行科学主义。首先,丁氏有夸大徐霞客地理发现之嫌,他所谓的徐霞客五大地理发现,有四个均无发见可言[22]。其次,徐霞客在旅行途中时有求神问卜,以决行程[23]。而丁文江则极力淡化占卜等这种不符合科学主义的行为。
总之,徐霞客因丁文江的发掘而再生,被塑造成科学的地理学家,成为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科学复兴的主要代表。徐霞客之例不仅证明了传统中国具有科学地理学,而且佐证近代地理学在中国的内在合法性。通过重塑徐霞客,丁文江将地理学从中国传统史地学术之中进一步剥离出来,并将科学主义注入其中,以西方地理学重铸传统地理学,奠定了中国地理学的范式,而竺可桢主持的浙江大学史地系则最终完成了徐霞客作为地理学家的塑造。
4 再造徐霞客——浙江大学史地系与徐霞客
4.1 遇见徐霞客
在丁文江塑造之下,徐霞客的地理学家形象渐入人心,徐霞客游记甚至被改成游山鼓词,用以推行国语,流传之广,可见一斑[24]。当丁文江重塑徐霞客之时,中国近代地理学术尚在筹建时期,因此中国近代地理学范式的奠定不得不借助地质学家丁文江之手。20世纪20年代后期,中国近代地理学亦具有“独立之系统,整齐之组织,集中之精神”[25]。1934年中国地理学会成立,中国地理学术发展迅速。随着中国地理学术的制度化和职业化,地理学家接手再造徐霞客,由浙江大学史地系完成徐霞客作为地理学家的最终塑造。浙江大学史地系成立于1938年,由竺可桢坐镇,张其昀为主任,依靠中央大学地理系班底,汇聚了叶良辅,任美锷,谭其骧等一批浙江籍****,皆一时之选,为抗战时期的地理学重镇(浙大史地系同仁籍贯以浙江为主,如竺可桢为浙江绍兴人,张其昀为浙江鄞县人,叶良辅为浙江杭州人,任美锷为浙江宁波人,谭其骧为浙江嘉兴人。)。如果云贵对于丁文江而言,是遇见徐霞客的地方,那么云贵对于浙大史地系而言,则成为了一种生存的地理空间。抗战之后,山河沦陷,国民政府退守西南,边疆变为内地。浙江大学自抗战以来,屡经播迁,“由武林而一迁建德,二迁庐陵,三迁庆远,四迁遵义与湄潭。是数地者,除遵义外,皆为霞客游踪之所至。且浙大由浙而赣,而湘,而桂,而黔,所取途径,初与霞客无二致,故霞客游记不啻为抗战四年来浙大之迁校指南。”浙大内徙路线与徐霞客游踪不谋而合,为研究徐霞客提供地理契机。在学术方面,浙大史地学系坚持史地兼修的治学理念,注重从历史中发掘地理,其办学方针为“造就史学与地学之完全人才,但仍注重史地二科之联系性,俾专精与通识得其平衡”[26]。作为江南乡贤的徐霞客则是最好的历史资源。1941年,浙江大学借徐霞客逝世三百周年,举办纪念会,在肯定丁文江发现徐霞客功绩的基础之上,继续深化徐霞客的科学地理学家形象[27]。
4.2 深化徐霞客
浙江大学史地系从两大方面细化徐霞客的地理学家形象。首先是科学的地理精神。浙大史地系将徐霞客的考察精神概括为:“正义明道,实事求是”,简称求是精神,因为徐霞客的游历,纯然为学术之兴趣,既无使命,亦无其它目的,此种无所为而为之地爱智求真,即为近代科学精神[28]。竺可桢进一步比较了功利性的西方探险家与求知性的徐霞客,其高下立现[29]。同时,他们将徐霞客置于欧洲科学启蒙运动的脉络之中,认为徐霞客传承了明末中国内在的科学精神。其次,浙大史地系****依照近代地理学框架,分析徐霞客游记文本,条陈其在地理学领域内的贡献。例如张其昀认为传统地志详于水而略于山,而徐霞客则对于山川有系统的观察和探讨,开山川地理学之先。“观其所述,与现代科学原理,多可互资印证,其万里长征,实欲究明各山岳区域之相互关系与共同理解,故可称之为我国山岳地理之开创者”[30]。任美锷与黄秉维分别从近代地貌学和近代生态植物学角度分析验证徐霞客的成就。林文英在实地考察基础之上对金沙江在石鼓附近的河流袭夺原因加以不同的论证等,谭其骧对丁文江所谓徐霞客地理上五项发现加以厘定。同时,****对徐霞客故乡、年谱等进行考证增补,最终奠定徐霞客作为地理学家的地位。竺可桢治下的浙江大学,不仅将徐霞客求是精神融入校训,而且突出徐霞客的自然科学属性,为解读徐霞客定下基调,徐霞客研究也成为浙江大学的传统,其师生在1950年之后继续主导着徐霞客的诠释。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的谢觉民,留学执教美国,在《美国地理学年刊》介绍徐霞客,肯定徐霞客近代地理先驱的地位,特别是野外考察[31]。1942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系的陈述彭,与老师任美锷研究西南地区的岩溶地貌,验证徐霞客对岩溶的记录,发掘其自然地理贡献[32]。20世纪80年代,浙江大学地理系教授陈桥驿提出“徐学”一说,专门从事徐霞客研究。
5 小结
历史的徐霞客,出身江南世家,以个人出游,写成日记式游记。徐霞客到人所不能到,写人所不能写,其中云贵等西南地区的记录最为人称道,有奇人奇书之誉。徐霞客生前并未闻于士林,其游记也仅限于江阴为中心的江南文人圈子内部传阅。徐霞客以地理闻名于世是民国之后,丁文江以及竺可桢主持的浙江大学史地系再造的结果,他们以科学主义为利器,将一位江南乡贤塑造成为一名以科学精神治地理,以实地考察为基础的地理学家,意在传统中发现地理,将西方地理方法嫁接在中国文本之上,建立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学术范式。在重塑传统构建中国近代地理学合法性的过程之中,由于主导者丁文江和竺可桢均自然科学训练出身,其中丁文江为地质学家,而竺可桢则为气象学家,因此徐霞客更多被赋予自然科学色彩(例如1950年之后,侯仁之论及徐霞客游记地学价值:“它反映了作者在系统地观察和描述自然地理诸现象时所表现的超越前人的一种新倾向,特别是他对于西南广大地区内喀斯特地貌的考察,说明了他不但是在忠实地描述自然,而且已经在步步走向规律性的探讨。”参见:侯仁之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序言,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2页。)。这也预示了中国地理学的近代化起始就有深刻的重自然而轻视人文的根源。1950年以后,地理学以自然科学为宗,人文地理几乎尽废,除宗法苏联地理之外,中国近代地理学本身也有内在脉络可言。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从明代至民国,云贵边疆地理以及江南乡土情结始终贯穿在徐霞客的传播和塑造之中,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致谢:本文源自2006年北京大学历史地理硕士班的期末论文,受业师唐晓峰博士启发而成,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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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 , 作者选取本人身历其境作过工作的怒江、腾冲地区来验证《徐霞客游记》,从徐氏进步的地理概念、游记严谨的逻辑结构、游记作者观察的细致深入等方面论述了徐霞客的献身精神和不朽贡献。 . , 作者选取本人身历其境作过工作的怒江、腾冲地区来验证《徐霞客游记》,从徐氏进步的地理概念、游记严谨的逻辑结构、游记作者观察的细致深入等方面论述了徐霞客的献身精神和不朽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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