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valuation of urban high temperature vulnerability of coupling adaptability in Fuzhou, China
SHUIWei
收稿日期:2016-07-26
修回日期:2017-01-25
网络出版日期:2017-07-12
版权声明:2017《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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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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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百年来,随着全球变暖的持续发展,极端气候事件频率不断增大[1],极端高温发生的区域也在不断增加,对人类社会和自然环境产生了众多负面影响[2]。据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五次报告指出,欧洲、澳洲、亚洲等地区高温热浪的频率不断增加[3],其中2003年的欧洲热浪事件曾造成法国近15000例死亡[4]。极端高温作为全球性问题之一,已被学术界和社会广泛关注。极端高温事件频发,不仅对人体健康产生了直接负面影响[5-7],同时也严重影响了居民生产生活,造成城市供水供电设备超负荷运行[8],威胁粮食安全等经济社会发展[9-10],也对人居环境和生态系统产生不利影响。城市作为人口、经济和文化聚集中心[11],生态系统稳定性不高,受到灾害干扰时其自身抵抗能力、调节能力较弱,一旦遭遇高温、台风、龙卷风等极端气候将会造成较大的社会经济损失和环境破坏。中国部分城市的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生产生活也已频繁遭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危害。目前,高温灾害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致灾因子、孕灾环境、承灾体、灾害特征、风险评估及灾害预警等方面[12-14]。高温胁迫下的脆弱性研究已涉及人群健康风险、社会经济、土地利用等多个领域[15-16],但关于高温胁迫的恢复力、适应力和健康影响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包含居民自身因素的城市社区脆弱性研究相对缺乏,还不清楚居民面临高温灾害的适应力将如何影响脆弱性的变化[17]。然而,为何暴露在高温胁迫之下的城市生命活动仍能得以持续发展?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理事会认为,应当将其定位为外在压力下的复合人地系统的脆弱性、恢复力和适应力问题,才能更好理解为什么有些人或地区能够更好地应对气候(高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18-21]。脆弱的复合人地系统是把人类社会及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环境作为一个统一单元,可定义为缺乏恢复力和可持续性[18, 21],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暴露性、易损性和适应力的地域差异性及其原因的探寻,地理学对此的思考和研究至关重要,并具有独特的学科研究优势和视角[19]:① 地理学对脆弱性研究的分析单元定位于复合的人地系统;② 对复合人地系统的研究尺度以具体研究地域为依据,当地尺度的研究最具意义;③ 复合人地系统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④ 在应对外部压力时的适应力的差异性;⑤ 脆弱性的动态变化性。
适应力是复合人地系统脆弱性的题中之义和决定因素。适应已成为人类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重要行动[22]。近年来,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已引起多个国际组织与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采取应急行动应对极端气候变化是联合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强化与促进应急管理与防灾减灾,构建社会抗灾能力是世界气象组织(WMO)正在进行的重要工作[23];呼吁“加强公共卫生系统、应急响应程序的建立”是世界卫生组织(WHO)为达成使更多的人获得健康这一宗旨的行动之一[24]。中国在2013年11月发布的《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中也将显著增强适应能力作为适应极端气候变化的主要目标。但全球气候变化的地方效应还缺失当地居民对这种变化的敏感程度和适应力的有效性评判,特别是对哪些个人或团体在暴露性和敏感性较高的地方更具适应力和应对能力的评估仍存在不足[18]。目前高温灾害的适应力研究主要集中在植物、动物生长等活动受高温影响的探讨,而对个体人及人的群体,尤其是受其影响更大的“城市人”的适应力研究还相对不足[25]。尽管人面对极端高温的脆弱性被多数文献定义为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力的结合,但在具体案例的城市高温脆弱性评价中,往往受制于适应力数据的可获得性,仅聚焦在暴露性和敏感性指标的分析上[26-32]。而纳入应对极端高温的适应力指标开展城市高温脆弱性评价的研究还较为少见。
基于地理学视角的复合人地系统脆弱性研究框架,构建耦合适应力的城市高温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能更好理解、分析与评估城市高温这一极端气候的危害和脆弱性,揭示居民高温适应力与高温脆弱性间的内在特征或属性,发现高温将如何影响人和环境耦合系统脆弱性的机制机理,并识别城市高温脆弱性热点区域,有利于采用最优方式应对城市高温的健康危害,提升全球气候变化下适应城市极端高温的能力,这已成为地理学、灾害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与前沿。与洪水、干旱、台风和地质灾害等类型的灾害脆弱性评价研究相比,全球气候变化影响下的城市极端高温灾害的脆弱性评价研究很少受到关注,科学、严谨的相关评价指标的研究成果较少[27-31, 33-36]。已有的城市高温脆弱性评价主要采用官方统计数据,辅以遥感和气象站点数据,从高温胁迫、暴露性、易损性、敏感性、适应性和社会脆弱性等指标进行评估[26-28, 31-32, 37-38],评价指标涉及高温天数、建筑环境、社区稳定性、财产、人为热源、受教育程度等多方面[39-41]。但相关指标的确定受研究者主观影响较大,指标论证过程缺乏严谨性,包括适应力指标均主要依赖官方统计数据指标,特别是城市社区人口特征的统计数据质量、精细度与可获得性国内外相差很大;反映暴露性和易损性的生物物理指标采集困难;更高空间分辨率的指标数据缺乏[19],遥感数据和GIS数据挖掘不足[18];缺乏多元数据融合的严谨论证,国内侧重于全国范围及省级或市际间等较大尺度评价[42-43],国外侧重在城市内部的高温社会脆弱性研究[27-31],地方小尺度精细化研究总体上偏少,多尺度的信息缺乏,跨尺度相互作用的研究少见;目前还没有结合访谈、问卷调查和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来搜集适应力数据纳入高温脆弱性评价之中,而这些方法对多尺度的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力的观察研究却十分奏效[19]。此外,研究结果的高温脆弱性内部空间分异特征和热点区域展示不足,脆弱性的内部要素间作用关系、地方间的相互依赖和尺度间的相互依赖分析不足,高温适应力空间格局的驱动因素无法从个体及其感知层面上理解和解释,实践的指导性较弱。
为此,全球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高温对城市的危害及由此产生的高温脆弱性具有怎样的内部空间特征?“城市人”的高温适应力如何?什么因素影响了这种适应力?如何将适应力因素耦合纳入城市高温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如何通过地理学手段对变量因素在具体地域多重过程的影响作用进行定位与评估[19]?基于前述问题,本文选择福州这一具有中国典型代表性的高温城市,通过专家评估、AHP法、地理空间分析技术、实地问卷调查和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从复合人地系统脆弱性的人文要素与自然要素融合的角度,重构耦合适应力的城市高温脆弱性空间评价指标体系,研究福州市高温脆弱性的内在属性、空间分布特征、热点区域、脆弱性人群、多尺度过程与相互依赖,揭示反映人的主观能动性的福州市高温适应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跨尺度脆弱性解释。相关研究结果旨在发展城市高温脆弱性的“个体人—社区—城市”跨尺度相互作用研究,凸显广义“城市人”的多元主体适应力及其影响城市高温脆弱性的内在属性,并为其他城市的高温脆弱性评估、调控与适应提供借鉴参考。
2 研究区域
福州位于福建省东部、闽江下游及沿海地区,地处25°15′N~26°39′N,118°08′E~120°31′E,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市区面积1786 km2,建成区面积240.12 km2,市区常住人口306.1万。福州是中国典型和著名的“高温城市”,其作为城市高温脆弱性与适应力研究区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中国大城市快速城市化同步,近年来福州市城市范围急剧扩大,地表景观发生显著变化,城市地表不透水面斑块不断增加集聚,植被和水体面积则不断减少和破碎,加之福州市区的盆地地形通风散热不畅,因而产生了日益严重的城市热岛现象[44]。从1981年到2014年间,福州以年均高温日数33.7天居于中国省会城市首位,极端气温最高可达42.3 °C,位居中国省会城市新四大“火炉”之首,严重影响了市民的生产生活。为了更精准研究受城市高温胁迫影响最显著的区域,城市高温脆弱性的评估范围最好限定在不包括郊区和农村的都市区[29],因此选择去除了三环路以外农村区域的鼓楼区、台江区、晋安区、仓山区4个福州市中心城区作为研究区域(图1),研究区域总面积为211.07 km2。
图1福州市区位
-->Fig. 1Location of Fuzhou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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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方法与数据预处理
3.1 耦合适应力的城市高温脆弱性评价框架与指标体系初步构建
与传统的芝加哥学派的灾害—风险关系研究的视角不同,美国****Cutter提出的HOP(Hazards-Of-Place)模型是综合评估脆弱性的典型代表,该模型以区域为单元,在人地耦合系统的基础上综合分析自然环境和社会结构对脆弱性的影响[45]。人地耦合系统的脆弱性反映了全球气候变化扰动下系统遭受自然灾害的损失程度或可能性[18-19]。多数****认为人地耦合系统脆弱性的驱动力主要包括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两大方面,可由暴露性、易损性、敏感性和适应力等要素反映[19, 27-30, 34-35, 46],其中暴露性和易损性共同表征系统遭遇灾害的可能性及由灾害引起的损失大小;敏感性反映人对灾害的敏感程度,往往被人的适应能力所减轻;适应力反映人及组织团体面对灾害的趋利避害的主观能动性响应及其能力强弱[19, 21, 28, 45, 47-49]。人地耦合系统视域下的地方层次城市高温脆弱性评价,需要严谨论证和采用反映暴露性和易损性的生物物理指标及其空间数据,将广义“城市人”面对极端高温灾害影响的应对能力与适应力纳入城市复合人地系统的脆弱性评估,结合问卷调查搜集适应力指标数据,发展“个体人—社区—城市”跨尺度的城市高温脆弱性评价研究框架与指标体系。因此,在参考前人研究灾害脆弱性评价指标基础之上,重点比较分析了国内外****的城市高温脆弱性的研究框架与评价指标,并经多轮专家咨询与论证研讨,本文以福州市为典型区域与案例,以耦合适应力的城市高温脆弱性评估作为目标,从高温暴露性、易损性和适应力3个方面构建城市高温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表1)。Tab. 1
表1
表1城市高温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与指标预处理
Tab. 1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urban high temperature vulnerability and index preprocessing
目标层 | 准则层 | 指标层 | 数据来源 | 指标预处理 | 指标变量类型 |
---|---|---|---|---|---|
高温 脆弱性 | 暴露性 | 温度[24-25, 47] | 遥感影像数据① | 亮温反演[53] | 连续变量 |
人口密度[45] |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 - | 连续变量 | ||
易损性 | 植被[39] | 遥感影像数据① | 土壤调节植被指数提取植被 | 有序分类变量 | |
水体[40] | 福州市水系图 | 缓冲区分析 | 有序分类变量 | ||
土地利用类型[39] | 福州市中心城区 用地现状图 | 土地利用类型 重分类② | 有序分类变量 | ||
适应力 | 性别[21][54] | 问卷调查数据 | 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 | 无序分类变量 | |
年龄[21][54] | 连续分类变量 | ||||
住房建筑面积 | 连续分类变量 | ||||
家中空调数 | 连续分类变量 | ||||
家庭月收入[55]③ | 连续分类变量 | ||||
受教育程度[49]④ | 有序分类变量 | ||||
职业[49] | 无序分类变量 | ||||
健康状况[49]⑤ | 有序分类变量 | ||||
消暑食品(药品)预备程度⑥ | 有序分类变量 | ||||
外出纳凉消暑的频率⑥ | 有序分类变量 | ||||
主动获取高温信息的频率⑥ | 有序分类变量 | ||||
对中暑医疗知识 的熟悉程度⑦ | 有序分类变量 | ||||
政府缓解高温力度⑦ | 有序分类变量 | ||||
就近获得医疗救助的容易程度[50]⑦ | 有序分类变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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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性反映的是复合人地系统遭遇灾害或危险的程度,主要取决于人和区域暴露在危险事件中的概率[43]。温度作为城市高温灾害暴露性的指示性指标已经在高温的健康效应(死亡率和患病率等)中得以实证验证[27-30]。人口密度反映人群与高温的接触程度,区域中人口密度越大,则城市复合人地系统暴露在高温灾害事件中的概率越大[28, 31, 50]。因此,结合温度与人口密度数据,可以较好地测度城市复合人地系统高温暴露性的情况。其中,城市高温灾害的暴露程度与地表覆盖相关,可利用地表温度进行表征[24-25, 42, 47],通常采用多期遥感影像反演的地表亮度温度表征晴空下的地表温度,可有效降低单一时期遥感影像噪声的不确定性或特定日期的偶然性[28]。本文采用了2009-2014年6-9月气温较高4个无云时相下的遥感影像,进行地表亮度温度反演,以获得精细化的地表温度分布和地面热场变化。
易损性是城市复合人地系统脆弱性的内在属性,可表征人地系统受到自然灾害的损失程度[43],也是承灾体面临致灾因子时易于损害的程度表征。城市土地是复合的自然与文化系统,城市内部不同的用地类型具有不同的不透水面比例,各类用地平均温度的差异,表现出不同功能用地受到不同程度的高温影响,进而反映其受损程度的差异。同时,自然环境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越强,系统易损性越弱[51]。水体与植被作为自然环境的重要因子,其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可以较好表征城市遭受高温灾害的易损性。因为 地面温度的高低与水体和植被覆盖呈负相关[52],大型水体与植被具有减缓高温灾害负面影响的作用[24]。目前,植被、水体和土地利用类型指标已在高温脆弱性评价中推广和应用[29-31]。因此,本文选取植被、水体和土地利用类型等3个指标测度城市高温的易损性(表1)。
适应力反映的是“城市人”在全球气候变化下应对高温灾害的能力,其涉及到个体人、社区、城市政府等广义“城市人”等多元主体参与,需要特别重视对高温敏感人群的适应力评估。可以从尺度间的相互依赖出发,从个体人转换到社区(区域)层面[35],在“个体人—人群(社区)—城市”多尺度上评价城市高温的适应力,有利于适应力因素对城市高温脆弱性影响的跨尺度解释,加深对城市复合人地系统遭受高温灾害时所面临的挑战和实践应对的认识。其中,个体人层面的适应力可以从城市居民的个体特征、健康状况、经济收入、家庭结构、居住房屋、降温设施、受教育水平、信息获取、生理调节能力等方面衡量[27-31],主要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数据,辅以官方统计数据;社区和城市政府层面的适应力项目反映在公共避暑设施建设、城市绿化工程建设、房屋墙面和屋顶改造、公共医疗设施配置、高温预报和避暑信息推送、敏感人群特别关照与服务等方面[27-30],但其空间数据获取困难,卫星遥感数据难以精准评估政府提供的降温项目,地表温度和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在识别降温和绿化项目的适应力改善效果上存在一定缺陷[28]。因此,首先从个体人层面构建城市高温的适应力指标着手,为进一步通过模型筛选影响显著的个体人适应力指标以及评估确定可空间化的社区和城市层面的适应力指标奠定基础。
在多轮征求专家意见和问卷试调查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从居民特征、居民高温适应力特征和居住区避暑设施建设力度等3个方面,具体包括性别、年龄、职业、家庭月收入、住房建筑面积、家中空调数、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消暑食药品预备程度、外出纳凉消暑的频率、主动获取高温信息的频率、对中暑医疗知识的熟悉程度、就近获得医疗救助的容易程度、政府缓解高温力度等14个指标进行城市居民的高温适应力的测度(表1)。
3.2 问卷调查法
以福州市中心城区居民为调查对象,基于城市高温脆弱性指标评价体系确定的14个高温适应力测度指标,通过将指标概念操作化进行调查问卷设计。居民高温适应力的量化采用语义差异量表进行测量,要求受访者对自身的高温适应能力做出评价。为便于调查数据的定量化分析及满足对主观性问题的测度,对主观性较强的问题使用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进行测量。量表及问题项经专家多轮评估后形成调查问卷并进行试调查,然后根据试调查得到的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正问卷,最后以正式调查问卷开展调查。样本数据来源于2015年8月对福州市中心城区进行的分区抽样调查,将调查区域按行政区划分为鼓楼区、台江区、晋安区、仓山区等4个分区,结合福州市中心城区亮温数据所反映的热空间特征进行空间布样,各分区抽取5个样本点,共计20个样本点,以样本点为中心,半径1 km内的区域作为问卷调查的样本区域。对居住在该区域内的25名左右的居民进行随机问卷调查。实发放问卷500份,收回有效问卷408份,有效回收率81.6%。受访者中男性占61.9%,女性占38.1%,平均年龄31岁,高中毕业及以下文化程度占56.2%,大学毕业及以上占43.8%。
3.3 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
Logistic回归模型是最早的也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离散模型,是一种广义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于解决因变量的分类问题有独到作用,常用于数据的挖掘、诊断与预测[57]。为了客观、科学构建耦合适应力的城市高温脆弱性空间评价指标体系,以及研究城市高温脆弱性和适应力的影响因素,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城市高温适应力的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界定。由于研究的因变量——高温适应力被界定为由低至高5个层次,为有序多分类变量,故最终选择有序多分类(Ordered)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研究。模型设定高温适应能力Y为多分类有序因变量,高温适应力影响因素X=(x1, x2, …, xn)为自变量,以研究性别(x1)、年龄(x2)、住房建筑面积(x3)、健康状况(x4)、家中空调数(x5)、家庭月收入(x6)、文化程度(x7)、职业(x8)、消暑食品(药品)预备程度(x9)、外出纳凉消暑的频率(x10)、主动获取高温信息的频率(x11)、中暑医疗知识的熟悉程度(x12)、政府缓解高温力度(x13)、就近获得医疗救助容易程度(x14)等14个自变量(影响因素)对福州市居民高温适应能力的影响。令Y取j水平的概率式中:式(1)的含义是被解释变量取第一个层次时的概率估计值;式(2)的含义是被解释变量取其中某一个层次时的概率估计值;aj为模型截距的估计值,即模型常数项;b1, b2, …, bn为回归系数的估计值;Pk为被解释变量,衡量高温适应力水平;k为Y的水平数,自下而上取1到5,分别代表很弱、较弱、一般、较强和很强5个水平。
模型的适合度显示,本文构建的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有意义(χ2 = 88.608,P = 0.000 < 0.05),且拟合度良好(Pearson检验P = 0.021<0.05),Parallel Lines检验(χ2 = 65.396,P = 1.000>0.05)也显示各回归方程互相平行,适用于高温适应力影响因素的研究。
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分析显示影响福州市居民高温适应力等级分类的独立因素有x2、x3、x4、x10、x13、x14(通过显著性检验,P<0.05)等6个变量,其中连续变量x2的偏回归系数β2<0,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大,居民的高温适应能力增强;连续变量x3的偏回归系数β3>0,表明随着住房建筑面积的增加,居民的高温适应能力减弱;分类变量的系数均为负值,表明相较于每个变量的最高级别参照组,其他组别的居民适应力更弱;而x1、x5、x6、x7、x8、x9、x11、x12等8个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这些变量对福州市居民高温适应能力的影响不显著。
4 结果与分析
4.1 福州市高温脆弱性空间评价指标体系重构
为了更好揭示耦合适应力的福州市高温脆弱性的内部空间分异特征、热点地区分布和多尺度空间相互依赖,通过多轮专家咨询与空间数据评估,采用遥感和GIS空间数据处理方法,确定暴露性的空间评价由温度和人口密度等2个空间指标测度,易损性则由植被、水体和土地利用类型等3个空间指标测度(表3)。为衔接精细化的空间数据,考虑多元数据的融合和空间数据的可获取性,需要将城市居民个体人的适应力因素转换到社区和城市层面(尺度),针对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得出的6个福州市居民高温适应力显著影响指标(表2),采用空间数据替代与转换方法,选择福州市第6次人口普查的街道尺度统计单元的住房建筑面积、65岁以上人口比例、采用核密度估计得到的医疗机构分布等3个可图层化数据作为代理空间指标,分别替代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得出的住房面积、年龄和医疗便捷程度等3个显著影响指标,作为表征福州市高温适应力空间分布的空间评价指标。最终重构了由高温暴露性、易损性和适应力等3个分类因子和温度、植被、人口密度等8个可图层化的具体测度指标组成的福州市高温脆弱性空间评价指标体系(表3,图2)。Tab. 2
表2
表2基于logistic回归模型的福州市居民高温适应力影响因素
Tab. 2Factors influencing Fuzhou residents’ adaptability to high temperature based on logistic regression model
影响因素 | 参数估计 | 标准误差 | Wald | df | 显著性 | 95%置信区间 | |
---|---|---|---|---|---|---|---|
下限 | 上限 | ||||||
年龄(x2): | 0.032* | 0.013 | 6.356 | 1 | 0.012 | -0.007 | -0.056 |
住房建筑面积(x3): | -0.006* | 0.003 | 5.062 | 1 | 0.024 | -0.011 | -0.001 |
健康情况(x4): | |||||||
不好 | -2.963* | 1.323 | 5.012 | 1 | 0.025 | -5.557 | -0.369 |
一般 | -2.321** | 0.582 | 15.899 | 1 | 0.000 | -3.462 | -1.180 |
良好 | -1.426** | 0.540 | 6.979 | 1 | 0.008 | -2.483 | -0.368 |
参照组:很佳 | 0a | - | - | 0 | - | - | - |
外出纳凉消暑频率(x10): | |||||||
从不 | -2.202* | 1.024 | 4.629 | 1 | 0.031 | -4.208 | -0.196 |
偶尔 | -2.134* | 1.032 | 4.273 | 1 | 0.039 | -4.157 | -0.111 |
较少 | -2.273* | 1.027 | 4.901 | 1 | 0.027 | -4.286 | -0.261 |
参照组:总是 | 0a | - | - | 0 | - | - | - |
政府缓解高温力度(x13): | |||||||
较小 | -1.255* | 0.616 | 4.150 | 1 | 0.042 | -2.462 | -0.048 |
参照组:很大 | 0a | - | - | 0 | - | - | - |
就近获得医疗救助容易程度(x14): | |||||||
很不容易 | -2.644** | 0.710 | 13.874 | 1 | 0.000 | -4.035 | -1.253 |
不容易 | -1.362** | 0.520 | 6.866 | 1 | 0.009 | -2.381 | -0.343 |
一般 | -1.260** | 0.467 | 7.260 | 1 | 0.007 | -2.176 | -0.343 |
参照组:很容易 | 0a | - | - | 0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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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3
表3
表3福州市高温脆弱性空间评价指标体系与权重
Tab. 3Spatial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high temperature vulnerability of Fuzhou City and the weights of indices
目标层 | 准则层 | 权重 | 指标层 | 权重 |
---|---|---|---|---|
高温 脆弱性 | 暴露性 | 0.352 | 温度 | 0.633 |
人口密度 | 0.367 | |||
易损性 | 0.252 | 植被 | 0.335 | |
水体 | 0.322 | |||
土地利用类型 | 0.343 | |||
适应力 | 0.396 | 住房建筑面积 | 0.310 | |
65岁以上人口比例 | 0.334 | |||
医疗机构分布 | 0.35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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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福州市高温脆弱性指标的影响系数空间分布
-->Fig. 2Spatial distribution of influence coefficient of high temperature vulnerability indices in Fuzhou
-->
指标权重咨询专家应该包括高温脆弱性应对政策的制定者和利益相关者构成[28]。本文指标权重主要结合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AHP法)向20位专家进行问卷咨询得到,咨询专家包括人文地理学专家(4人)、风险评估专家(4人)、极端气候专家(4人)、规划专家(4人)和政策研究专家(4人),主要来自大学、气候研究机构、规划设计事业单位和政府研究室,所咨询的20位专家均长期从事一线的研究和政策制定工作。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CR = 0.003<0.1,满足一致性要求,因而所确定的指标权重确定可靠。结合各项指标权重(表3)进行各指标图层的空间叠置,得到福州市高温脆弱性暴露性、易损性和适应力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通过评估分级方法的数学原理及所适用的数据类型,选择自然断点法将数据从低到高依次分为低、次低、中、次高和高5级。
4.2 高温暴露性空间特征
福州市高温暴露性整体呈现出“外低内高”的空间分布特征(图3),城市中心区高温暴露平均值为0.83,外围区为0.50,差异较大。城市中心由于人口密度大,热源密集,区域温度高,居民和高温的接触概率和程度最高,表现为高暴露性,而距城市中心越远,人口密度越小,城市热源越稀疏,暴露性越低。低暴露区与次低暴露区在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上的分布面积大致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主要分布在城市外围的山体和水体区域;中等暴露区均匀分布在城市外围区;高暴露区与次高暴露区集中分布于闽江以北的城市中心区和部分工业区,在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上的分布面积大致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二者共占城市中心区面积高达82.58%,而仅占城市外围区面积的13.57%(图3)。鼓楼区、台江区、晋安区和仓山区的高温暴露性平均值依次为0.67、0.80、0.52和0.52,高暴露区占比依次为19.25%、47.49%、3.34%和0.48%(表4),各分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老城区主体的鼓楼区和台江区的高温暴露性明显高于后开发的晋安区和仓山区,其中台江区的高暴露区占比和平均值均为最高,表现为高暴露性占主导。
图3福州市高温暴露性空间分布
-->Fig. 3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igh temperature exposure in Fuzhou
-->
Tab. 4
表4
表4福州市高温暴露性面积分区统计(km2,%)
Tab. 4Area statistics of Fuzhou city on high temperature exposure of each subarea (km2, %)
等级 | 鼓楼区 | 台江区 | 晋安区 | 仓山区 | 中心区 | 外围区 | |||||||||||
---|---|---|---|---|---|---|---|---|---|---|---|---|---|---|---|---|---|
面积 | 占比 | 面积 | 占比 | 面积 | 占比 | 面积 | 占比 | 面积 | 占比 | 面积 | 占比 | ||||||
低 | 2.00 | 5.33 | 1.09 | 6.02 | 11.87 | 16.89 | 11.19 | 13.14 | 0.91 | 2.12 | 25.16 | 14.98 | |||||
次低 | 7.04 | 18.81 | 1.19 | 6.57 | 21.69 | 30.85 | 26.67 | 31.32 | 1.66 | 3.85 | 54.92 | 32.71 | |||||
中 | 12.12 | 32.39 | 2.89 | 15.94 | 21.20 | 30.15 | 33.69 | 39.56 | 4.94 | 11.45 | 65.05 | 38.74 | |||||
次高 | 9.06 | 24.22 | 4.35 | 23.98 | 13.20 | 18.77 | 13.20 | 15.50 | 17.77 | 41.18 | 22.02 | 13.12 | |||||
高 | 7.20 | 19.25 | 8.62 | 47.49 | 2.35 | 3.34 | 0.41 | 0.48 | 17.87 | 41.40 | 0.76 | 0.45 | |||||
合计 | 37.43 | 100.00 | 18.16 | 100.00 | 70.32 | 100.00 | 85.16 | 100.00 | 43.16 | 100.00 | 167.91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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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高温易损性空间特征
高温易损性的空间分布与不同土地覆盖类型相关,低易损区和次低易损区集中分布于水体和山体等易损性较低的区域,其中低易损区在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上的分布面积大致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中等易损区大多位于城市建设用地与山体、水体的临近区,主要呈条带状分布;高易损区和次高易损区主要集中在城市建设用地中易损性较高的工业区、商业区等,呈连片式块状分布(图4)。高易损区在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上的分布面积均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其占城市中心区面积高达50.68%,占城市外围区面积仅为26.39%,而城市中心区高温易损性平均值为0.75,外围区仅为0.58,可以看出城市中心区以高易损性为主导。鼓楼区、台江区、晋安区和仓山区的高温易损性平均值依次为0.61、0.72、0.61和0.60,高易损区占比依次为20.40%、40.31%、11.64%和7.54%(表5),其中台江区的高温易损区占比和平均值明显高于其他分区,表现为高易损性占主导。
图4福州市高温易损性空间分布
-->Fig. 4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igh temperature susceptibility in Fuzhou
-->
Tab. 5
表5
表5福州市高温易损性面积分区统计(km2,%)
Tab. 5Area statistics of Fuzhou city on high temperature susceptibility of each subarea (km2, %)
等级 | 鼓楼区 | 台江区 | 晋安区 | 仓山区 | 中心区 | 外围区 | |||||||||||
---|---|---|---|---|---|---|---|---|---|---|---|---|---|---|---|---|---|
面积 | 占比 | 面积 | 占比 | 面积 | 占比 | 面积 | 占比 | 面积 | 占比 | 面积 | 占比 | ||||||
低 | 13.01 | 34.77 | 3.77 | 20.74 | 23.98 | 34.11 | 28.86 | 33.89 | 7.51 | 17.40 | 62.10 | 36.98 | |||||
次低 | 0.71 | 1.89 | 0.43 | 2.38 | 0.97 | 1.39 | 4.92 | 5.78 | 0.92 | 2.12 | 6.12 | 3.64 | |||||
中 | 7.34 | 19.62 | 3.07 | 16.93 | 13.56 | 19.29 | 13.48 | 15.83 | 7.82 | 18.12 | 29.64 | 17.65 | |||||
次高 | 3.92 | 10.47 | 3.06 | 16.83 | 10.16 | 14.45 | 13.63 | 16.00 | 5.04 | 11.68 | 25.74 | 15.33 | |||||
高 | 12.45 | 33.25 | 7.83 | 43.12 | 21.63 | 30.77 | 24.27 | 28.51 | 21.87 | 50.68 | 44.31 | 26.39 | |||||
合计 | 37.43 | 100.00 | 18.16 | 100.00 | 70.32 | 100.00 | 85.16 | 100.00 | 43.16 | 100.00 | 167.91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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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高温适应力空间特征
福州市高温适应力的空间分布呈现出“外弱内强”的特点,城市中心区适应力平均值为0.50,外围区仅为0.26,局部表现出以若干高适应区为核心,按不规则环带状依次向外分布,越靠外围区适应力越弱(图5)。城市中心区由于建设时间长,医疗机构分布密集,65岁以上人口比例较高,住房面积较小,相比于城市外围区,表现出更强的高温适应力。低适应区和次低适应区在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上的分布面积均呈现先降低后升高的趋势,主要分布在城市外围区,其中低适应区集中分布在闽江以南,次低适应区集中分布在闽江以北;高适应区、次高适应区和中等适应区在东西方向和南北方向上的分布面积均呈现先升高后降低的趋势,主要集中分布于城市中心区,越靠近医疗机构集中区,适应力等级越高。鼓楼区、台江区、晋安区和仓山区的高温适应力平均值依次为0.38、0.51、0.35和0.20,高适应区面积占比依次为11.30%、44.93%、2.70%和1.43%(表6)。仓山区高适应区占比较低,低适应区占比高达68.51%,表现为低适应力占主导,而鼓楼区和台江区均不含有低适应区,表现为高适应力占主导,其中台江区的适应力平均值和高适应区占比均为最高。
图5福州市高温适应力空间分布
-->Fig. 5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igh temperature adaptability in Fuzhou
-->
Tab. 6
表6
表6福州市高温适应力面积分区统计(km2,%)
Tab. 6Area statistics of Fuzhou city on high temperature adaptability of each subarea (km2, %)
等级 | 鼓楼区 | 台江区 | 晋安区 | 仓山区 | 中心区 | 外围区 | |||||||||||
---|---|---|---|---|---|---|---|---|---|---|---|---|---|---|---|---|---|
面积 | 占比 | 面积 | 占比 | 面积 | 占比 | 面积 | 占比 | 面积 | 占比 | 面积 | 占比 | ||||||
低 | 0 | 0 | 0 | 0 | 3.50 | 4.98 | 58.34 | 68.51 | 0.68 | 1.58 | 61.16 | 36.49 | |||||
次低 | 17.14 | 45.79 | 3.03 | 16.70 | 40.53 | 57.64 | 17.36 | 20.38 | 4.41 | 10.22 | 73.64 | 43.94 | |||||
中 | 9.49 | 25.34 | 3.17 | 17.48 | 15.92 | 22.63 | 4.23 | 4.97 | 7.52 | 17.42 | 25.29 | 15.09 | |||||
次高 | 6.58 | 17.58 | 3.79 | 20.89 | 8.46 | 12.04 | 4.02 | 4.72 | 15.40 | 35.69 | 7.45 | 4.45 | |||||
高 | 4.23 | 11.30 | 8.16 | 44.93 | 1.90 | 2.70 | 1.22 | 1.43 | 15.15 | 35.10 | 0.36 | 0.21 | |||||
合计 | 37.43 | 100.00 | 18.16 | 100.00 | 70.32 | 100.00 | 85.16 | 100.00 | 43.16 | 100.00 | 167.91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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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高温脆弱性空间特征
福州市高温脆弱性整体呈现出“半包围式”的“外高内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即城市中心区的高温脆弱性较低,城市外围区的东部和南部高温脆弱性较高,其中南部的后开发城区仓山区的高脆弱性尤为显著(图6)。低脆弱区和次低脆弱区集中分布于山体和水体区域;中等脆弱区作为低脆弱区与高脆弱区之间的过渡区域,主要集中于山体、水体与城市建设用地之间,其分布范围广且分散;次高脆弱区主要分布在闽江以北部分城市中心区域;高脆弱区呈现出“整体上斑块状分散分布,局部上连片式集中分布”的特点,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的分布面积均呈现逐渐升高的趋势,主要分布在闽江以南老旧居住区和城市新建区,以及闽江以北的工业区等区域(图6)。鼓楼区、台江区、晋安区和仓山区的高温脆弱性平均值依次为0.54、0.54、0.52和0.57,高脆弱区占比依次为7.39%、9.79%、9.86%和21.79%(表7),其中仓山区的脆弱性平均值和高脆弱区面积占比最高,同时低脆弱区面积占比最低,仅为5.11%,相比其他分区有显著差异,表现为高脆弱性占主导。Tab. 7
表7
表7福州市高温脆弱性面积分区统计(km2,%)
Tab. 7Area statistics of Fuzhou city on high temperature vulnerability of each subarea (km2 , %)
等级 | 鼓楼区 | 台江区 | 晋安区 | 仓山区 | 中心区 | 外围区 | |||||||||||
---|---|---|---|---|---|---|---|---|---|---|---|---|---|---|---|---|---|
面积 | 占比 | 面积 | 占比 | 面积 | 占比 | 面积 | 占比 | 面积 | 占比 | 面积 | 占比 | ||||||
低 | 2.40 | 6.42 | 2.71 | 14.94 | 15.80 | 22.47 | 4.35 | 5.11 | 4.54 | 10.51 | 20.73 | 12.37 | |||||
次低 | 11.50 | 30.73 | 2.90 | 15.97 | 15.59 | 22.18 | 17.82 | 20.93 | 6.58 | 15.24 | 41.24 | 24.61 | |||||
中 | 10.31 | 27.55 | 4.83 | 26.59 | 16.18 | 23.01 | 20.68 | 24.28 | 11.77 | 27.27 | 40.23 | 24.00 | |||||
次高 | 10.41 | 27.83 | 5.94 | 32.71 | 15.62 | 22.22 | 23.68 | 27.80 | 14.76 | 34.21 | 40.89 | 24.40 | |||||
高 | 2.76 | 7.39 | 1.78 | 9.79 | 6.93 | 9.86 | 18.55 | 21.79 | 5.51 | 12.77 | 24.52 | 14.63 | |||||
合计 | 37.43 | 100.00 | 18.16 | 100.00 | 70.32 | 100.00 | 85.16 | 100.00 | 43.16 | 100.00 | 167.91 | 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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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福州市高温脆弱性空间分布
-->Fig. 6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igh temperature vulnerability in Fuzhou
-->
4.6 高温脆弱性热点分析
空间热点分析方法(Getis-Ord Gi*)是通过测度局域关联特征,检验局部地区是否存在统计显著的高值和低值,以识别不同的空间位置上的高值簇与低值簇,即热点区与冷点区的空间分布[59-60]。取置信度为95%的统计显著性,对福州市高温脆弱性进行热点分析(图7),其中高温脆弱性热点区主要分布在城市外围区,如金山街道等后开发城区,盖山镇等城乡结合部以及晋安、浦上等工业区,少数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如上渡街道等老旧居民区;冷点区主要分布在城市中心区,如安泰街道、洋中街道等商住区,西湖公园等城市公园区,同时也分布于城市外围区,如新店镇、鼓山镇等临近山体的居住区。
图7福州市高温脆弱性热点分析
-->Fig.7Hot-spot analysis of high temperature vulnerability in Fuzhou
-->
高温脆弱性的空间表征是耦合了暴露性、易损性和适应力的结果,同为高温脆弱性热点区或冷点区,其内在影响因素可能存在不同,尤其在相同暴露性和易损性的背景下,适应力的差异将怎样影响脆弱性?结合高温脆弱性热点分析,在研究区内选择4种类型的代表区域进行比较(表8),其中中心商住区和工业区位于“高暴露、高易损”区域、中心公园区和后开发城区位于“低暴露、低易损”区域。中心商住区人口密度较大,区域温度高,大面积绿地较少,高温暴露性和易损性高,但城市建设时间长,老年人口比例较高,且医疗机构分布较为密集,因而该区域的高温适应力也较高,表现为冷点区;工业区热源密集,且绿化水平低,高温暴露性和易损性高,同时周围医疗资源缺乏,高温适应力弱,表现为热点区。中心公园区位于城市水体和山体,高温暴露性和易损性较低,且具有较高的高温适应力,表现为冷点区;后开发城区远离城市中心,虽然热源稀疏,人口密度较低,高温暴露性和易损性较低,但城市建设起步晚,医疗建设力度较差,高温适应力较弱,表现为热点区。因此,在区域高温暴露性和易损性相同的背景下,高温适应力所反映的区域和个体主动适应高温的能力,将显著改变区域高温脆弱性的高低。
Tab.8
表8
表8代表区域热点分析对比
Tab.8Comparison of hot-spot analysis in representative areas
类型 | 代表区域 | 暴露性 | 易损性 | 适应力 | 脆弱性 |
---|---|---|---|---|---|
中心商住区 | 洋中街道 | 高 | 高 | 强 | 冷点区 |
工业区 | 晋安工业区 | 高 | 高 | 弱 | 热点区 |
中心公园区 | 西湖公园 | 低 | 低 | 强 | 冷点区 |
城市新建区 | 金山街道 | 低 | 低 | 弱 | 热点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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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讨论
通过自然与人文因素的有机耦合,构建了耦合适应力的城市高温脆弱性评价框架与指标体系,突出个人适应力对城市高温脆弱性的影响与作用,有别于前人研究中以区域经济、财政收入、基础设施等宏观统计数据为主的适应力评价指标[42],能够为政府实现“以人为本”开展高温防治工作提供决策参考依据。通过多轮专家评估,结合问卷调查和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指标的筛选,在城市高温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初步构建基础上,采用空间数据替代与转换方法,进一步优化重构了更为科学、合理的耦合适应力的城市高温脆弱性空间评价指标体系,能较好刻画福州市高温脆弱性的内部空间分异特征、热点地区和空间关联,较好实现了将个体人的适应力因素转换到社区和城市层面(尺度),实现了跨尺度的脆弱性解释。研究通过合理界定研究范围,融合多期遥感数据,确定街道为最小统计单元进行研究,相较前人研究中以县、市为最小统计单元[21],有效提升了数据的空间精细程度,且利用遥感和GIS数据处理方法获得了反演的亮温、植被覆盖和土地利用类型等精细化空间数据,较好实现了自然要素和人文要素的图层数据的衔接融合与空间可视化,有利于揭示更细致的城市高温暴露性、易损性、适应力和脆弱性的空间结构和分异特征。目前多数研究将65岁以上老年人列入高温灾害影响的高危人群[27, 29-30, 55, 61],而本文却发现福州市老年人的高温适应力并不弱于青壮年,这可能与福州市老年人长年受高温影响而对热环境变化产生了一定的适应性有关。另外,研究发现住房面积小的居民高温适应力并不弱于住房面积大的居民,反映了小面积住房的居住环境虽不如大面积住房舒适,但居民不依赖于优越的居住条件所提供的良好避暑环境,主动适应高温的能力较强,这说明通过住房面积能够有力表征个人适应力的空间特征,这一研究结论前人研究并未涉及。这与缺少绿地的美国奥克兰城市中心区的众多黑人与穷人居民的高温适应力较强的研究结论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但这个特例归因于毗邻海湾的区位优势[29]。对城市高温脆弱性有明显影响的受教育程度、健康状况、空调环境、收入等适应力测度指标[27, 29-30, 62]并没有对福州市居民的高温适应力造成显著影响,表明在地方层次上不同城市居民的高温适应力及主要影响因素存在差异。
城市高温脆弱性与暴露性、易损性和适应力的热点区域空间识别与差异性比较在英国伦敦和美国匹兹堡研究案例中受到关注和实证[27, 29-30]。福州市高温脆弱性、暴露性和适应力都具有明显的“核心—外围”空间结构,城市中心区表现出的“高暴露、高易损、高适应”和城市外围区表现出的“低暴露、低易损、低适应”,与前人研究中大城市与小城市、城市核心功能区与城市边缘区之间的空间异质性存在一定的共性,即人口、经济等社会因素聚集程度越高的区域,由自然因素引起的高温危害越严重,与此同时其高温设施、防治、预警等应对高温的能力也越强,表现出社会脆弱性更低[21-22, 27]。而耦合适应力的城市高温脆弱性所反映的“外高内低”的空间特征,与前人研究存在一定差异,进一步揭示了不同区域高温脆弱性的内在机制存在一定的共性与异质性。因为复合人地系统的脆弱性、恢复力和适应力将会受到地域差异性作用的影响,不同地区会在暴露性、易损性以及适应力上表现出差异性[19, 21, 63-64]。但未来可以通过不同研究主题的脆弱性和适应力的比较分析,采用系统分析技术(meta-analytic techniques)等方法,促使脆弱性研究得到更为广泛和有效推广[18]。而在全球气候变化下,城市高温脆弱性的地域性研究成果数量总体上还较少,通过系统分析技术来得到更为普遍的城市高温脆弱性结论仍需进一步加大研究力度。
城市高温脆弱性评估的重要实践意义在于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践。福州研究案例发现:“公共医疗设施布局”和“政府缓解高温的力度”是福州市高温适应力的主要影响因素,其直接影响到了福州市高温脆弱性的热点区分布,也表达了福州市民对政府积极应对高温的相关政策效果的肯定。研究识别出的福州市高温脆弱性热点区及其空间分布特征能够为优化公共医疗设施布局、城市详细规划和城市风道建设提供科学依据。但受制于表现政府高温适应力的可图层化数据获取,福州市政府近年来在森林绿色城市、避暑型公共服务设施、城市绿地与公园等方面的积极建设行动还暂时无法形成适应力代替空间指标进行全面评估。Weber等基于政策关联视角评估了美国费城政府在缓解城市高温的绿化工程与降温项目方面的适应能力,其研究结论得到了费城市长的可持续发展办公室在绿色工程实施、可持续规划和气候科学研究团队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支持,费城的公共健康部门、城市规划委员会、电力公司等也表达了高度兴趣[28]。此外,美国匹兹堡的研究案例也为优化城市避暑中心布局建设提供了依据,英国伦敦相关研究案例的结论也有望应用到政府的高温风险管理中去[27, 30]。超越有限的实证研究结论,美国地方政府的规划、健康、交通、市政、能源、公园、文化和教育等相关职能部门和机构都在为缓解城市高温制定政策和参与实践,但小城市仍缺乏应对城市高温的适应规划、立法和政府机制[28]。反观中国城市政府,在缓解城市高温的适应力系统规划、政策制定和体制机制建设上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城市高温脆弱性评价结果与多数前人研究一样受限于医疗健康等数据获取困难而无法验证[29, 31],并缺乏不确定性分析[30];城市高温脆弱性的动态变化过程在研究中受到忽略;可图层化的城市高温适应力数据获取不足;地方尺度与全国尺度城市脆弱性的关联分析缺乏;研究结果的一般性和可推广还受制于具体研究地域的典型性与代表性。未来研究可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获取更小尺度和更高分辨率的多元化数据,更深入揭示微观地理差异和空间关联;获取独立家庭的高分辨率环境数据,深入开展跨尺度的城市高温脆弱性动力机制研究;重视城市高温脆弱性的时空演变模拟研究;提高适应力问卷样本量,增强数据的客观性和全面性;重视研究结果的验证与不确定性分析;加强适应力政策评估,架起城市高温脆弱性科学与政策(社会)的桥梁。
6 结论
本文以全国高温代表性城市福州市为例,通过构建耦合适应力的城市高温脆弱性空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地理空间分析技术、专家咨询、AHP法、问卷调查法和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等方法,对耦合适应力的福州市高温脆弱性的影响因素、空间分异特征、热点地区和尺度间依赖进行了评估研究。发现:① 建构暴露性、易损性和适应力等3个方面共8个指标组成的福州市高温脆弱性空间评价指标体系,较好耦合了适应力因素,能够更为科学严谨地进行福州市高温脆弱性评价和空间热点提取;② 显著影响福州市高温适应力的6个指标中,医疗便利程度和政府缓解高温力度反映区域适应力水平,而年龄、住房面积、外出纳凉频率和健康状况反映个体适应力水平,除住房面积外,其余各指标与高温适应力呈正相关;③ 福州市高温脆弱性、暴露性和适应力的空间分布均呈现“核心—外围”空间结构,高温脆弱性呈现“半包围式”的“外高内低”的空间特征;④ 在城市区域高温暴露性和易损性相同的背景下,从个体人到社区和城市层面的主动适应高温的能力,将显著改变城市高温脆弱性的空间分布。基于福州市高温脆弱性的热点地区分布与影响因素,建议同类型高温城市的政府部门在城市中心区应当重点考虑如何降低高温暴露性和易损性,在城市外围区加强高温防治项目建设,增加对高温敏感的高危群体和社区的关注与服务,着重关注工业区和城乡结合部等高脆弱区,制定城市政府应对高温的适应力规划,发展决策支持系统,系统提升城市政府的高温适应力与应对能力。城市居民应加强主动应对高温危害的意识和措施,通过体育锻炼和外出消暑等方式提升个体适应力水平。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1] | 依据实际资料,探讨了全球平均温度场演变序列的变率及其概率分布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仅仅随着平均温度的增加,其相应的时空概率分布变化已相当显著,何况在某些局部地区,其方差或其形状参数也有变动,因而形成极端气候事件频率增大的现象。 . 依据实际资料,探讨了全球平均温度场演变序列的变率及其概率分布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仅仅随着平均温度的增加,其相应的时空概率分布变化已相当显著,何况在某些局部地区,其方差或其形状参数也有变动,因而形成极端气候事件频率增大的现象。 |
[2] | One of the major concerns with a potential change in climate is that an increase in extreme events will occur. Results of observational studies suggest that in many areas that have been analyzed, changes in total precipitation are amplified at the tails, and changes in some temperature extremes have been observed. Model output has been analyzed that shows changes in extreme events for future climates, such as increases in extreme high temperatures, decreases in extreme low temperatures, and increases in intense precipitation events. In addition, the societal infrastructure is becoming more sensitive to weather and climate extremes, which would be exacerbated by climate change. In wild plants and animals, climate-induced extinctions, distributional and phenological changes, and species' range shifts are being documented at an increasing rate. Several apparently gradual biological changes are linked to responses to extreme weather and climate events. |
[3] | 2013年9月27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一工作组第五次评估报告《Climate Change 2013: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决策者摘要(Summary for Policymakers,SPM)发布,随后于9月30日公布了报告全文.报告指出,全球气候系统变暖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自1950年以来,气候系统观测到的许多变化是过去几十年甚至近千年以来史无前例的.全球几乎所有地区都经历了升温过程,变暖体现在地球表面气温和海洋温度的上升、海平面的上升、格陵兰和南极冰盖消融和冰川退缩、极端气候事件频率的增加等方面.全球地表持续升温,1880-2012年全球平均温度已升高0.85℃[0.65~1.06℃];过去30a,每10a地表温度的增暖幅度高于1850年以来的任何时期.在北半球,1983—2012年可能是最近1 400a来气温最高的30a.特别是1971-2010年间海洋变暖所吸收热量占地球气候系统热能储量的90%以上,海洋上层(0~700m)已经变暖.与此同时,1979-2012年北极海冰面积每10a以3.5%~4.1%的速度减少;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大多数地区多年冻土层的温度已升高.全球气候变化是由自然影响因素和人为影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但对于1950年以来观测到的变化,人为因素极有可能是显著和主要的影响因素.目前,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持续显著上升,CO2、CH4和N2O等温室气体的浓度已上升到过去800ka来的最高水平,人类使用化石燃料和土地利用变化是温室气体浓度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人为影响因素中,向大气排放CO2的长期积累是主要因素,但非CO2温室气体的贡献也十分显著.控制全球升温的目标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有关,但由此推断的长期排放目标和排放空间数值在科学上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 2013年9月27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一工作组第五次评估报告《Climate Change 2013: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决策者摘要(Summary for Policymakers,SPM)发布,随后于9月30日公布了报告全文.报告指出,全球气候系统变暖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自1950年以来,气候系统观测到的许多变化是过去几十年甚至近千年以来史无前例的.全球几乎所有地区都经历了升温过程,变暖体现在地球表面气温和海洋温度的上升、海平面的上升、格陵兰和南极冰盖消融和冰川退缩、极端气候事件频率的增加等方面.全球地表持续升温,1880-2012年全球平均温度已升高0.85℃[0.65~1.06℃];过去30a,每10a地表温度的增暖幅度高于1850年以来的任何时期.在北半球,1983—2012年可能是最近1 400a来气温最高的30a.特别是1971-2010年间海洋变暖所吸收热量占地球气候系统热能储量的90%以上,海洋上层(0~700m)已经变暖.与此同时,1979-2012年北极海冰面积每10a以3.5%~4.1%的速度减少;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大多数地区多年冻土层的温度已升高.全球气候变化是由自然影响因素和人为影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的,但对于1950年以来观测到的变化,人为因素极有可能是显著和主要的影响因素.目前,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持续显著上升,CO2、CH4和N2O等温室气体的浓度已上升到过去800ka来的最高水平,人类使用化石燃料和土地利用变化是温室气体浓度上升的主要原因.在人为影响因素中,向大气排放CO2的长期积累是主要因素,但非CO2温室气体的贡献也十分显著.控制全球升温的目标与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有关,但由此推断的长期排放目标和排放空间数值在科学上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
[4] | In an analysis of the French episode of heat wave in 2003, this article highlights how heat wave dangers result from the intricate association of natural and social factors. Unusually high temperatures, as well as socioeconomic vulnerability, along with social attenuation of hazards, in a general context where the anthropogenic contribution to climate change is becoming more plausible, led to an excess of 14,947 deaths in France, between August 4 and 18, 2003. The greatest increase in mortality was due to causes directly attributable to heat: dehydration, hyperthermia, heat stroke. In addition to age and gender, combinatorial factors included preexisting disease, medication, urban residence, isolation, poverty, and, probably, air pollution. Although diversely impacted or reported, many parts of Europe suffered human and other losses, such as farming and forestry through drought and fires. Summer 2003 was the hottest in Europe since 1500, very likely due in part to anthropogenic climate change. The French experience confirms research establishing that heat waves are a major mortal risk, number one among so-called natural hazards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 Yet France had no policy in place, as if dangerous climate were restricted to a distant or uncertain future of climate change, or to preindustrial countries. We analyze the heat wave's profile as a strongly attenuated risk in the French context, as well as the causes and the effects of its sudden shift into amplification. Research and preparedness needs are highlighted. |
[5] | There is limited evidence for the impacts of heat waves on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 mortality in Beijing, capital city of China.We aimed to find a best heat wave definition for CHD mortality; and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 of heat wave effects on CHD in Beijing, China.We obtained daily data on weather and CHD mortality in Beijing for years 2000–2011. A quasi-Poisson regression model was used to assess the short-term impact of heat waves on CHD mortality in hot season (May–September), while controlling for relative humidity, day of the week, long-term trend and season. We compared 18 heat wave definitions by combining heat wave thresholds (87.5, 90.0, 92.5, 95, 97.5, and 99percentile of daily mean temperature) with different duration days (≥ 2 to ≥ 4 days), using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for quasi-Poisson. We examined whether heat wave effects on CHD mortality were modified by heat wave duration and timing.Heat wave definition using 97.5percentile of daily mean temperature (30.5 °C) and duration ≥ 2 days produced the best model fit. Based on this heat wave definition, we found that men and elderly were sensitive to the first heat waves of the season, while women and young were sensitive to the second heat waves. In general, the longer duration of heat waves increased the risks of CHD mortality more than shorter duration for elderly. The first two days of heat waves had the highest impact on CHD mortality. Women and elderly were at higher risks than men and young when exposed to heat waves, but the effect differences were not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Heat waves had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D mortality. This finding may have implications for policy making towards protecting human health from heat wav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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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利用1951—2009年(6—9月)气象资料、2005—2008年(6—9月)南京市逐日死亡人数、2005—2007年(6—9月)中暑相关的逐时急诊人数,采用描述性研究、回归分析等流行病学统计方法,研究南京市高温热浪特征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南京是各种级别高温和热浪频发的城市,近60年来,南京市每年平均高温日数14.5 d,危害高温日数1.1 d,高温热浪1.9次,强高温热浪0.8次;高温热浪过程造成的人群超额死亡率在20%以上,其中女性超额死亡率稍大于男性,对冠心病和脑血管病患者的伤害较大,而且不存在滞后性;由于人体的适应性,发生在夏季早期的高温热浪比发生在季节中、末阶段的高温热浪危害大,但热浪持续的时间对超额死亡率的影响较小;另外,由于城市居民工作需要和出行时间的选择,导致夏季逐时高温对人体危害呈双峰型分布,2个峰值分别出现在9:00—11:00和19:00—21:00;高温热浪对人体的危害与年龄约呈三次函数关系,对0~5岁的婴幼儿和60~80岁的高龄人群危害较大。这些结果可为人体健康风险管理提供参考。 . 利用1951—2009年(6—9月)气象资料、2005—2008年(6—9月)南京市逐日死亡人数、2005—2007年(6—9月)中暑相关的逐时急诊人数,采用描述性研究、回归分析等流行病学统计方法,研究南京市高温热浪特征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结果表明:南京是各种级别高温和热浪频发的城市,近60年来,南京市每年平均高温日数14.5 d,危害高温日数1.1 d,高温热浪1.9次,强高温热浪0.8次;高温热浪过程造成的人群超额死亡率在20%以上,其中女性超额死亡率稍大于男性,对冠心病和脑血管病患者的伤害较大,而且不存在滞后性;由于人体的适应性,发生在夏季早期的高温热浪比发生在季节中、末阶段的高温热浪危害大,但热浪持续的时间对超额死亡率的影响较小;另外,由于城市居民工作需要和出行时间的选择,导致夏季逐时高温对人体危害呈双峰型分布,2个峰值分别出现在9:00—11:00和19:00—21:00;高温热浪对人体的危害与年龄约呈三次函数关系,对0~5岁的婴幼儿和60~80岁的高龄人群危害较大。这些结果可为人体健康风险管理提供参考。 |
[8] | A combination of climate events (e.g., low precipitation and high temperatures) may caus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cosystem and society, although individual events involved may not be severe extremes themselves. Analyzing historical changes in concurrent climate extremes is critical to preparing for and mitigat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climatic change and variability. This study focuses on the changes in concurrences of heatwaves and meteorological droughts from 1960 to 2010. Despite an apparent hiatus in rising temperature and no significant trend in droughts, we show a substantial increase in concurrent droughts and heatwaves across most part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shift in the distribution of concurrent extremes. Although commonly used trend analysis methods do not show any trend in concurrent droughts and heatwaves, a unique statistical approach discussed in this study exhibit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change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data. |
[9] | 在小麦生长过程中生殖阶段对高温较敏感,尤其在开花期前后如遇短暂的高温天气,产量会显著下降。本文基于区域气候模式PRECIS 在IPCC SRES A1B 情景下2001-2090 年气候预估数据,运用CERES-Wheat 模型,对中国6 个代表站点的小麦产量受高温的影响设计了敏感性试验,计算高温胁迫强度指数,预估了中国未来小麦产量易受高温胁迫威胁的空间分布。结果表明,开花前期和后期小麦产量对高温的响应不同。开花前期为小麦产量受高温影响最重要的敏感时期,在开花前期遭遇短暂的高温天气(单日最高气温大于32℃)就会导致产量的剧烈下降,并且当单日高温发生的越接近开花期,产量的损失越严重。灌浆期小麦遇到极端高温或者连续性的极端高温产量会有下降,并且灌浆期前期比后期对高温更敏感。CERES-Wheat 模型在模拟小麦灌浆期对高温反应的敏感性较弱。中国小麦生产受高温胁迫影响较严重的地区主要位于中高纬地区,即新疆、河套和东北地区,并且受气候变暖的影响,高温敏感期高温胁迫的强度和范围均会进一步扩大。气候变暖导致高温胁迫强度增强,必然提高未来小麦减产的风险。 . 在小麦生长过程中生殖阶段对高温较敏感,尤其在开花期前后如遇短暂的高温天气,产量会显著下降。本文基于区域气候模式PRECIS 在IPCC SRES A1B 情景下2001-2090 年气候预估数据,运用CERES-Wheat 模型,对中国6 个代表站点的小麦产量受高温的影响设计了敏感性试验,计算高温胁迫强度指数,预估了中国未来小麦产量易受高温胁迫威胁的空间分布。结果表明,开花前期和后期小麦产量对高温的响应不同。开花前期为小麦产量受高温影响最重要的敏感时期,在开花前期遭遇短暂的高温天气(单日最高气温大于32℃)就会导致产量的剧烈下降,并且当单日高温发生的越接近开花期,产量的损失越严重。灌浆期小麦遇到极端高温或者连续性的极端高温产量会有下降,并且灌浆期前期比后期对高温更敏感。CERES-Wheat 模型在模拟小麦灌浆期对高温反应的敏感性较弱。中国小麦生产受高温胁迫影响较严重的地区主要位于中高纬地区,即新疆、河套和东北地区,并且受气候变暖的影响,高温敏感期高温胁迫的强度和范围均会进一步扩大。气候变暖导致高温胁迫强度增强,必然提高未来小麦减产的风险。 |
[10] | A combination of satellite imagery, meteorological station data, and the NCEP/NCAR reanalysis has been used to explor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2003 heat wave in France, with focus on understanding the impacts and feedbacks at the land surface. Vegetation was severely affected across the study area, especially in a swath across central France that corresponds to the Western European Broadleaf (WEB) Forests ecological zone. The remotely sensed surface temperature anomaly was also greatest in this zone, peaking at +15.4 掳C in August. On a finer spatial scale, both the vegetation and surface temperature anomalies were greater for crops and pastures than for forested lands. The heat wave was also associated with an anomalous surface forcing of air temperature. Relative to other years in record, satellite-derived estimates of surface-sensible heat flux indicate an enhancement of 48-61% (24.0-30.5 W m-2) in WEB during the August heat wave maximum. Longwave radiative heating of the planetary boundary layer (PBL) was enhanced by 10.5 W m-2 in WEB for the same period. The magnitude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this local heating is consistent with models of the late twenty-first century climate in France, which predict a transitional climate zone that will become increasingly affected by summertime drought. Models of future climate also suggest that a soil-moisture feedback on the surface energy balance might exacerbate summertime drought, and these proposed feedback mechanisms were tested using satellite-derived heat budgets. Copyright 漏 2006 Royal Meteorological Society. |
[11] | 随着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自然灾害对城市生态安全的潜在威胁日趋受到关注。城市景观结构和空间形态影响着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途径,基于景观格局—过程的城市/区域自然灾害生态风险评价成为城市生态风险及可持续研究的重要方向。在明晰城市自然灾害生态风险基本概念内涵及单一、综合自然灾害作用下城市生态风险评价研究进展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城市地域自然灾害、生态风险与景观格局—过程之间的逻辑关联,综合探讨了城市景观格局—过程与自然灾害交互作用及其在城市生态风险评价、自然灾害生态风险防范等重点领域的研究进展,并提出城市景观格局—过程与自然灾害生态风险的相互影响机理探索、景观时空尺度分异与城市自然灾害生态风险的不确定性分析、基于景观格局—过程的城市自然灾害生态风险综合评估模型与情景模拟等三大重大研究趋向,以期实现基于景观优化的城市自然灾害和生态风险防范的研究目标。 . 随着当前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自然灾害对城市生态安全的潜在威胁日趋受到关注。城市景观结构和空间形态影响着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和解决途径,基于景观格局—过程的城市/区域自然灾害生态风险评价成为城市生态风险及可持续研究的重要方向。在明晰城市自然灾害生态风险基本概念内涵及单一、综合自然灾害作用下城市生态风险评价研究进展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城市地域自然灾害、生态风险与景观格局—过程之间的逻辑关联,综合探讨了城市景观格局—过程与自然灾害交互作用及其在城市生态风险评价、自然灾害生态风险防范等重点领域的研究进展,并提出城市景观格局—过程与自然灾害生态风险的相互影响机理探索、景观时空尺度分异与城市自然灾害生态风险的不确定性分析、基于景观格局—过程的城市自然灾害生态风险综合评估模型与情景模拟等三大重大研究趋向,以期实现基于景观优化的城市自然灾害和生态风险防范的研究目标。 |
[12] | 极端高温是一种危害性较大的灾害性天气,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较大。它的发生发展既与天气尺度的环流系统有关,又与城市热岛效应、下沉增温和地形等因素相关。从高温的气候特征、高温与环流的关系及高温灾害的风险评估及预警三个方面,对城市高温气象灾害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回顾,期望从已有的文献中梳理城市高温灾害研究的重点及主要发展方向。 . 极端高温是一种危害性较大的灾害性天气,对人体健康的影响较大。它的发生发展既与天气尺度的环流系统有关,又与城市热岛效应、下沉增温和地形等因素相关。从高温的气候特征、高温与环流的关系及高温灾害的风险评估及预警三个方面,对城市高温气象灾害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简要回顾,期望从已有的文献中梳理城市高温灾害研究的重点及主要发展方向。 |
[13] | 本文利用CMIP5中22个全球气候模式模拟结果和相关社会经济数据,对RCP8.5情景下中国未来近期(2016-2035年)、中期(2046-2065年)、远期(2080-2099年)3个时段高温灾害风险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定量预估.结果表明:中国未来不同时期高温致灾危险度可能逐步增加;未来不同时期高温风险也趋于升高.Ⅲ级及以上的高温灾害风险等级范围将增大,特别是东北三省、内蒙古、陕西、宁夏、贵州、福建等省(区)处于高风险等级的面积明显增大,山东、河北、河南、安徽在近期将出现V级高温灾害风险,中期和远期V级高温灾害风险将扩展到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广西和广东等省(区). . 本文利用CMIP5中22个全球气候模式模拟结果和相关社会经济数据,对RCP8.5情景下中国未来近期(2016-2035年)、中期(2046-2065年)、远期(2080-2099年)3个时段高温灾害风险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定量预估.结果表明:中国未来不同时期高温致灾危险度可能逐步增加;未来不同时期高温风险也趋于升高.Ⅲ级及以上的高温灾害风险等级范围将增大,特别是东北三省、内蒙古、陕西、宁夏、贵州、福建等省(区)处于高风险等级的面积明显增大,山东、河北、河南、安徽在近期将出现V级高温灾害风险,中期和远期V级高温灾害风险将扩展到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广西和广东等省(区). |
[14] | 应用PRECIS模式模拟的气候情景数据,选取高温日数和热浪日数两个指标,对IPCC SRESB2情景下未来我国高温致灾危险性时空格局进行了预估。结果表明:在近期(2011-2040)、中期(2041-2070)和远期(2071-2100),全国年均高温日数从基准时段(1961-1990)的10.2d将分别增加到17.3d,22.6d和28.4d,年均热浪日数从基准时段的11.5d分别增加到22.6d,30.6d和39.0d;除了青藏高原,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高温致灾危险性等级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高温致灾危险性等级高于4级(包括4级)的地区在基准时段仅占全国总面积的3.8%,在近期、中期和远期将分别扩展到全国总面积的29.9%,51.3%和63.0%。 . 应用PRECIS模式模拟的气候情景数据,选取高温日数和热浪日数两个指标,对IPCC SRESB2情景下未来我国高温致灾危险性时空格局进行了预估。结果表明:在近期(2011-2040)、中期(2041-2070)和远期(2071-2100),全国年均高温日数从基准时段(1961-1990)的10.2d将分别增加到17.3d,22.6d和28.4d,年均热浪日数从基准时段的11.5d分别增加到22.6d,30.6d和39.0d;除了青藏高原,全国大部分地区的高温致灾危险性等级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其中高温致灾危险性等级高于4级(包括4级)的地区在基准时段仅占全国总面积的3.8%,在近期、中期和远期将分别扩展到全国总面积的29.9%,51.3%和63.0%。 |
[15] | 全球环境变化导致的冲击和压力已经成为社会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脆弱性分析作为可持续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之一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目前脆弱性研究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规范的评估程序和普遍适用的方法。本文在阅读了国内外脆弱性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人-环境耦合系统的角度总结了脆弱性的概念框架,对不同研究背景下的脆弱性定义和三个组成要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归纳了脆弱性研究的核心问题;梳理了脆弱性的起源、发展和现状,总结了人-环境耦合系统脆弱性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和几个典型的脆弱性综合分析框架。由当前脆弱性的发展状况指出了未来脆弱性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并有效表达系统脆弱性与多个压力间的因果关系、人-环境耦合系统的不确定性、脆弱性动力学机制问题和脆弱性与风险管理决策的信息互动关系。 . 全球环境变化导致的冲击和压力已经成为社会与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脆弱性分析作为可持续研究的主要分析工具之一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目前脆弱性研究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理论体系、规范的评估程序和普遍适用的方法。本文在阅读了国内外脆弱性研究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人-环境耦合系统的角度总结了脆弱性的概念框架,对不同研究背景下的脆弱性定义和三个组成要素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归纳了脆弱性研究的核心问题;梳理了脆弱性的起源、发展和现状,总结了人-环境耦合系统脆弱性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和几个典型的脆弱性综合分析框架。由当前脆弱性的发展状况指出了未来脆弱性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确定并有效表达系统脆弱性与多个压力间的因果关系、人-环境耦合系统的不确定性、脆弱性动力学机制问题和脆弱性与风险管理决策的信息互动关系。 |
[16] | 基于国内外脆弱性研究文献资料的回顾,对脆弱性研究的演进过程、研究现状与进展、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指出了脆弱性研究对于推动地理学人地系统研究的借鉴意义。作为当前全球环境变化及可持续性科学领域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脆弱性研究得到了地理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广泛关注,呈现出跨学科、综合集成的研究趋势,在概念体系、分析框架、评价方法等方面研究进展丰富,但尚未在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独立完善的理论与方法论体系。随着脆弱性研究越来越关注人文与自然要素综合作用下的耦合系统脆弱性过程与机制,脆弱性研究在分析人地相互作用的尺度嵌套问题、促进人地系统研究的综合集成与学科交融、增强人地系统研究的实践指导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 基于国内外脆弱性研究文献资料的回顾,对脆弱性研究的演进过程、研究现状与进展、面临的挑战进行了梳理与分析,指出了脆弱性研究对于推动地理学人地系统研究的借鉴意义。作为当前全球环境变化及可持续性科学领域的一种新的研究视角,脆弱性研究得到了地理学以及相关学科的广泛关注,呈现出跨学科、综合集成的研究趋势,在概念体系、分析框架、评价方法等方面研究进展丰富,但尚未在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上形成独立完善的理论与方法论体系。随着脆弱性研究越来越关注人文与自然要素综合作用下的耦合系统脆弱性过程与机制,脆弱性研究在分析人地相互作用的尺度嵌套问题、促进人地系统研究的综合集成与学科交融、增强人地系统研究的实践指导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
[17] | 本研究通过综合考虑高温胁迫、社会脆弱性和人口暴露,提出基于社会脆弱性的高温灾害风险评价框架,结合气象数据、遥感数据、社会经济数据构建多元数据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全国分县高温灾害风险评价.研究结果表明,高温灾害脆弱性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中国新疆西部、豫西皖北交界处、四川盆地、洞庭湖流域、广西境内珠江流域;而华中地区湖北江汉平原和湖南洞庭湖流域、西南地区四川省和重庆市交界处的四川盆地、华东地区江浙沪一带、华南珠江流域,则是中国突出的高温灾害风险热点区.高温灾害脆弱性热点区和高温灾害风险热点区的分布出现比较明显的差异,高温灾害脆弱性热点区主要分布于高温胁迫较高或社会经济较差的不发达地区,区域人群由于经济上的适应能力较差而受到高温威胁的概率较大;而高温灾害风险则强调灾害一旦发生时的可能损失,其热点区域主要分布于人口聚集、经济较为发达的大城市区域.就主导因子分区来说,高温胁迫主导区域主要为平原、盆地以及大江大河流域,社会脆弱性主导区域主要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及脆弱性人群聚集区;人口暴露主导区域则主要集中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区. . 本研究通过综合考虑高温胁迫、社会脆弱性和人口暴露,提出基于社会脆弱性的高温灾害风险评价框架,结合气象数据、遥感数据、社会经济数据构建多元数据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开展全国分县高温灾害风险评价.研究结果表明,高温灾害脆弱性热点区域主要集中在中国新疆西部、豫西皖北交界处、四川盆地、洞庭湖流域、广西境内珠江流域;而华中地区湖北江汉平原和湖南洞庭湖流域、西南地区四川省和重庆市交界处的四川盆地、华东地区江浙沪一带、华南珠江流域,则是中国突出的高温灾害风险热点区.高温灾害脆弱性热点区和高温灾害风险热点区的分布出现比较明显的差异,高温灾害脆弱性热点区主要分布于高温胁迫较高或社会经济较差的不发达地区,区域人群由于经济上的适应能力较差而受到高温威胁的概率较大;而高温灾害风险则强调灾害一旦发生时的可能损失,其热点区域主要分布于人口聚集、经济较为发达的大城市区域.就主导因子分区来说,高温胁迫主导区域主要为平原、盆地以及大江大河流域,社会脆弱性主导区域主要位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及脆弱性人群聚集区;人口暴露主导区域则主要集中在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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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 This article uses a systemic perspective to identify and analyze the conceptual relations among vulnerability, resilience, and adaptive capacity within socio-ecological systems (SES). Since different intellectual traditions use the terms in different, sometimes incompatible, ways, they emerge as strongly related but unclear in the precise nature of their relationships. A set of diagnostic questions is proposed regarding the specification of the terms to develop a shared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he natural and social dimensions of global change. Also, development of a general theory of change in SESs is suggested as an important agenda item for research on global change. |
[21] | The vulnerability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and Assessment Systems for Sustainability Program explicitly recognizes the coupled human-environment system and accounts for interactions in the coupling affecting the system's responses to hazards and its vulnerability.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usefulness of the vulnerability framework through three case studies: the tropical southern Yucat谩n, the arid Yaqui Valley of northwest Mexico, and the pan-Arctic. Together, these examples illustrate the role of external forces in reshaping the systems in question and their vulnerability to environmental hazards, as well as the different capacities of stakeholders, based on their access to social and biophysical capital, to respond to the changes and hazards. The framework proves useful in directing attention to the interacting parts of the coupled system and helps identify gaps in information and understanding relevant to reducing vulnerability in the systems as a whole. |
[22] | Climatic conditions and hence climate change influence agriculture. Most studies that addressed the vulnerability of agriculture to climate change have focused on potential impacts without considering adaptation. When adaptation strategies are considered,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and farm management are often ignored, but these strongly influence current farm performance and are likely to also influence adaptation to future changes. This study analysed the adaptation of farmers and regions in the European Union to prevailing climatic conditions, climate change and climate variability in the last decades (1990–2003) in the context of other conditions and changes. We compared (1) responses in crop yields with responses in farmers’ income, (2) responses to spatial climate variability with responses to temporal climate variability, (3) farm level responses with regional level responses and (4) potential climate impacts (based on crop models) with actual climate impacts (based on farm accountancy data).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mpacts on crop yields cannot directly be translated to impacts on farmers’ income, as farmers adapt by changing crop rotations and inputs. Secondly, the impacts of climatic conditions on spatial variability in crop yields and farmers’ income, with generally lower yields in warmer climates, is different from the impacts of temporal variability in climate, for which more heterogeneous patterns are observed across regions in Europe. Thirdly, actual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variability are largely dependent on farm characteristics (e.g. intensity, size, land use), which influence management and adaptation.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impacts and adaptation, assessments should consider responses at different levels of organization. As different farm types adapt differently, a larger diversity in farm types reduces impacts of climate variability at regional level, but certain farm types may still be vulnerable. Lastly, we observed that management and adaptation can largely reduce the potential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and climate variability on crop yields and farmers’ income. We conclude that for reliable projections of the impacts of climate change on agriculture, adaptation should not be seen anymore as a last step in a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but as integrated part of the models used to simulate crop yields, farmers’ income and other indicators related to agricultural perform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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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 华南地区高温季节从6月持续到 10月,田间杂草危害严重,当前高温季节田间杂草群落发生格局相关的研究资料积累不足。因此在广州高温季节于标准化菜田通过田间杂草调查、小区控草试验和 室内土壤培养,研究了杂草群落发生规律和菜田不同清园和土壤处理控草措施对田间杂草群落短期防效和后续影响。结果表明,试验田休耕50 d后,田间杂草群落中禾草类杂草种类较少但发生量明显占优,阔叶类杂草种类较多而危害总体较轻,莎草类杂草种类较少,发生量与阔叶草相当;牛筋草 (Eleusine indica)呈现明显的单优势,光头稗(Echinochloa colona)、千金子(Leptochloa chinensis)、碎米莎草(Cyperus iria)、草龙(Ludwigia hyssopifolia)等的盖度也较高。休耕后取田间土壤在不同温度条件下培养的结果亦表明,高温促进禾草类杂草的出苗和幼苗生长(尤其是 40℃/35℃)而15℃恒温培养14 d几乎仅有阔叶类杂草出苗。不同控草措施处理的田间试验结果表明,百草枯处理(900 g a.i./hm~2)后阔叶类杂草总盖度上升的趋势被扭转为禾草类杂草持续占优势;喷施百草枯并铲草处理30 d后杂草盖度即恢复至60%以上,而配合喷施丁草胺(1350 ga.i./hm~2)、乙草胺(750 ga.i./hm~2)、精异丙甲草胺(750 ga.i./hm~2)或二甲戊灵(600 ga.i./hm~2)进行土壤处理30 d后可使杂草盖度与仅喷施百草枯处理分别下降72.9%、84.6%、83.9%和77.5%;土壤处理前配合浅翻耕可明显提升控草效果。典范对应分析 (CCA)结果表明,控草处理70d后,百草枯、铲草和翻耕处理均对试验田间杂草群落结构具有显著影响(P0.01),田间各主要杂草在CCA排序图中明 显分为两个类群:1)光头稗、牛筋草、千金子、马唐(Digitaria sanguinalis)、水虱草(Fimbristylis miliacea)和三头水蜈蚣(Kyllinga triceps);2)草龙、胜红蓟(Ageratum conyzoides)、鳢肠(Eclipta prostrata)、马齿苋(Portulaca oleracea)等阔叶类杂草和碎米莎草。 . 华南地区高温季节从6月持续到 10月,田间杂草危害严重,当前高温季节田间杂草群落发生格局相关的研究资料积累不足。因此在广州高温季节于标准化菜田通过田间杂草调查、小区控草试验和 室内土壤培养,研究了杂草群落发生规律和菜田不同清园和土壤处理控草措施对田间杂草群落短期防效和后续影响。结果表明,试验田休耕50 d后,田间杂草群落中禾草类杂草种类较少但发生量明显占优,阔叶类杂草种类较多而危害总体较轻,莎草类杂草种类较少,发生量与阔叶草相当;牛筋草 (Eleusine indica)呈现明显的单优势,光头稗(Echinochloa colona)、千金子(Leptochloa chinensis)、碎米莎草(Cyperus iria)、草龙(Ludwigia hyssopifolia)等的盖度也较高。休耕后取田间土壤在不同温度条件下培养的结果亦表明,高温促进禾草类杂草的出苗和幼苗生长(尤其是 40℃/35℃)而15℃恒温培养14 d几乎仅有阔叶类杂草出苗。不同控草措施处理的田间试验结果表明,百草枯处理(900 g a.i./hm~2)后阔叶类杂草总盖度上升的趋势被扭转为禾草类杂草持续占优势;喷施百草枯并铲草处理30 d后杂草盖度即恢复至60%以上,而配合喷施丁草胺(1350 ga.i./hm~2)、乙草胺(750 ga.i./hm~2)、精异丙甲草胺(750 ga.i./hm~2)或二甲戊灵(600 ga.i./hm~2)进行土壤处理30 d后可使杂草盖度与仅喷施百草枯处理分别下降72.9%、84.6%、83.9%和77.5%;土壤处理前配合浅翻耕可明显提升控草效果。典范对应分析 (CCA)结果表明,控草处理70d后,百草枯、铲草和翻耕处理均对试验田间杂草群落结构具有显著影响(P0.01),田间各主要杂草在CCA排序图中明 显分为两个类群:1)光头稗、牛筋草、千金子、马唐(Digitaria sanguinalis)、水虱草(Fimbristylis miliacea)和三头水蜈蚣(Kyllinga triceps);2)草龙、胜红蓟(Ageratum conyzoides)、鳢肠(Eclipta prostrata)、马齿苋(Portulaca oleracea)等阔叶类杂草和碎米莎草。 |
[26] | Abstract Human exposure to excessively warm weather, especially in cities, is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public health problem. This study examined heat-related health inequalities within one city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microclimates of urban neighborhoods, population characteristics, thermal environments that regulate microclimates, and the resources people possess to cope with climatic conditions. A simulation model was used to estimate an outdoor human thermal comfort index (HTCI) as a function of local climate variables collected in 8 diverse city neighborhoods during the summer of 2003 in Phoenix, USA. HTCI is an indicator of heat stress, a condition that can cause illness and death. There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emperatures and HTCI between the neighborhoods during the entire summer, which increased during a heat wave period. Lower socioeconomic and ethnic minority groups were more likely to live in warmer neighborhoods with greater exposure to heat stress. High settlement density, sparse vegetation, and having no open space in the neighborhood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higher temperatures and HTCI. People in warmer neighborhoods were more vulnerable to heat exposure because they had fewer social and material resources to cope with extreme heat. Urban heat island reduction policies should specifically target vulnerable residential areas and take into account equitable distribution and preservation of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
[27] | The health impacts of heat waves are an emerging environmental health concern. This is especially so for large cities where there is a concentration of people and because of the urban heat island effect. Temperatures within cities can reach stressful levels during extreme temperature events. To better manage heat related health risks, information is required on the intra-urban variability of vulnerability to heat wave events. Accordingly a heat vulnerability index (HVI) is developed and presented for Greater Lond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approach to HVI development adopted is an inductive one whereby nine proxy measures of heat risk are extracted from the 2001 London census for 4765 census districts and subject to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Scores for the emergent principal components are weighted according to the variance they explain and summed to form the HVI. Although mapping of the HVI shows what appears to be a heterogeneous heat 渞isk-scape statistical testing reveals significant spatial clustering of areas of high heat vulnerability in central and east London which also co-occur with areas of potentially high heat exposure. Drivers of the spatial pattern of heat vulnerability are discussed as are the implications of study results for heat risk management in large cities. |
[28] | The recent global increase in extreme heat events linked to climate change is projected to continue. The additive effect of urban heat islands from impervious surfaces and urban heat emissions (e.g., from transportation and building cooling) exacerbates extreme heat events in urban areas, exposing dense populations to extreme heat with implications for human health. Ground- and satellite-based data on urban and suburban temperatures and vegetation over a historical period can help identify temporal and geospatial trends in heat exposure. A set of indicators has been developed to map the exposure, social sensitivity, and vulnerability of urban populations to heat wave health impacts. Guided by an Advisory Group of local planners in the pilot city of Philadelphia, localized trends of increasing urban extreme heat events using MODIS Land Surface Temperature (LST) data, confirmed with urban and non-urban temperature monitor data were identified. For the Philadelphia study area, the number of heat-event days in the urban setting has increased from approximately 4 days in 1980 to almost 12 days in 2013, while the non-urban setting has consistently experienced 5 days of heat events per year across the time period. Warmer micro-climates with limited vegetative cooling and elevated LSTs were also identified. The exposure indicator was combined with areas of high social sensitivity (e.g., low-income and elderly) to create a vulnerability indicator, showing significant overlap between highly exposed and highly sensitive populations. As a measure of the adaptive capacity of local governments to reduce the urban heat island, evidence of targeted vegetation increases or reduced localized temperatures linked to urban greening and cooling programs were sought, though none were of a scale to be identified by the 1km satellite data utilized. The indicators have helped local decision makers to understand patterns of vulnerability, and may be used in the future to target adaptation actions and measure results (LST reduction or vegetation increase) from existing adaptation actions. |
[29] | The evidence that heat waves can result in both increased deaths and illness is substantial, and concern over this issue is rising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Adverse health impacts from heat waves can be avoided, and epidemiologic studies have identified specific population and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that mark vulnerability to heat waves. |
[30] | With increasing evidence of global warming, many cities have focused attention on response plans to address their populations' vulnerabilities. Despite expected increased frequency and intensity of heat waves, the health impacts of such events in urban areas can be minimized with careful policy and economic investments. We focus on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and ask two questions. First, what are the top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heat vulnerability and how do these characteristics manifest geospatially throughout Pittsburgh? Second, assuming the City wishes to deploy additional cooling centers, what placement will optimally address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at risk populations? We use national census data, ArcGIS geospatial modeling, and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determine a range of heat vulnerability indices and optimal cooling center placement. We find that while different studies use different data and statistical calculations, all methods tested locate additional cooling centers at the confluence of the three rivers (Downtown), the northeast side of Pittsburgh (Shadyside/Highland Park), and the southeast side of Pittsburgh (Squirrel Hill). This suggests that for Pittsburgh, a researcher could apply the same factor analysis procedure to compare data sets for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times; factor analyses for heat vulnerability are more robust than previously thought. |
[31] | The occurrence of extreme heat and its adverse effects will be exacerbated with the trend of global warming.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researchers have been working on aggregating multiple heat-related indicators to create composite indices for heat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s and have visualized the vulnerability through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reducing the adverse effects of extreme heat more effectively. This review includes 15 studies concerning heat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We have studied the indicators utilized and the methods adopted in these studi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heat vulnerability index (HVI) and then further reviewed some of the studies that validated the HVI. We concluded that the HVI is useful for targeting the intervention of heat risk, and that heat-related health outcomes could be used to validate and optimize the HVI. In the future, more studies should be conducted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selection of heat-related indicators and the determination of weight values of these indica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VI. Studies concerning the application of the HVI are also need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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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Four propositions drawn from 60 years of natural hazard and reconstruction research provide a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New Orleans after Hurricane Katrina. Decisions taken over its 288-year history that have made New Orleans so vulnerable to Katrina reflect a long-term pattern of societal response to hazard events--reducing consequences to relatively frequent events, and increasing vulnerability to very large and rare events. Thus Katrina's consequences for New Orleans were truly catastrophic--accounting for most of the estimated 1,570 deaths of Louisiana residents and $40-50 billion in monetary losses. A comparative sequence and timing of recovery provides a calendar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against which to gauge progress in reconstruction. Using this calendar, the emergency post-disaster period appears to be longer in duration than that of any other studied disaster. The restoration period, the time taken to restore urban services for the smaller population, is in keeping with or ahead of historical experience. The effort to reconstruct the physical environment and urban infrastructure is likely to take 8-11 years. Conflicting policy goals for reconstruction of rapid recovery, safety, betterment, and equity are already evident. Actions taken demonstrate the rush to rebuild the familiar in contrast to planning efforts that emphasize betterment. Because disasters tend to accelerate existing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trends, the large losses in housing, population, and employment after Katrina are likely to persist and, at best, only partly recover. However, the possibility of breaking free of this gloomy trajectory is feasible and has some historical precedent. |
[34] | The Great Himalayan National Park (GHNP), located in western Himalaya, is a key mountainous ecosystem prone to environmental vulnerability because of anthropogenic stress and the natural disasters, viz., landslide and forest fire. We assessed the environmental vulnerability of the eco-development zone of GHNP using remote sensing (RS) and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technologies. To quantify the environmental vulnerability, a numerical model using spatial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PCA) was developed. This model considered five factors: land use/land cover, forest canopy density, forest fire risk, landslide susceptibility and human population density. The environmental vulnerability integrated index (EVSI) calculated for the 1990, 2000 and 2010 periods was found to be 2.00, 2.72, and 3.40, respectively. The results showed temporal increase in the environmental vulnerability in the zone. Based on the numerical outputs, the vulnerability of the region was categorized into five classes: potential, slight, medium, high, and severe. The primary factor responsible for the increase in vulnerability overtime was land use/land cover change in the study area due to hydro-electric power projects, construction of roads, and other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s. Forest fire and decreased forest canopy density are other major contributing factors responsible for the increase in the environmental vulnerability. Our results indicated that integration of RS, GIS and SPCA can effectively quantify and assess environmental vulnerability. |
[35] | This paper explores elements of vulnerability to natural disasters in the context of Hurricane Katrina. We examine whether neighborhoods in New Orleans were impacted differently by Hurricane Katrina based on pre-existing social, physical and economic vulnerabilities. We evaluate the degree to which the initial impacts of Hurricane Katrina were distributed among the New Orleans' resident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technology was used to perform analyses using household income, housing values, and elevation and flood levels. Next, we investigate whether particular socio-economic groups in the city were more vulnerable during the response and recovery phases. Findings indicate that Hurricane Katrina caused severe flood damages in the majority of New Orleans neighborhoods, regardless of income, elevation and other social factors. However, findings do suggest that pre-existing socio-economic condition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ability for particular economic classes to respond immediately to the disaster and to cope with the aftermath of Hurricane Katrina. 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reduce social and economic vulnerabilities to natural disasters, as well as sugges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
[36] | 在归纳总结国内外相关社会脆弱性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自然和社会脆弱性研究的区别,概述了社会脆弱性研究的关键问题,并总结了现有社会脆弱性研究不足.研究指出现有社会脆弱性研究在其理论体系、评价方法和权重确定等方面有待完善,特定自然灾害或不利事件影响下综合(自然和社会)脆弱性的动态研究是灾害研究中亟待开展的课题. . 在归纳总结国内外相关社会脆弱性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自然和社会脆弱性研究的区别,概述了社会脆弱性研究的关键问题,并总结了现有社会脆弱性研究不足.研究指出现有社会脆弱性研究在其理论体系、评价方法和权重确定等方面有待完善,特定自然灾害或不利事件影响下综合(自然和社会)脆弱性的动态研究是灾害研究中亟待开展的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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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 Extreme heat is an important weather hazard associated with excess mortality and morbidity. We determine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heat exposure a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socioeconomic vulnerability, and neighborhood stability for heat mortality (Philadelphia, PA, USA) or heat distress (Phoenix, AZ, USA), using an ecologic study design. We use spatial Generalized Linear and Mixed Models to account for non-independence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between neighboring census block groups. Failing to account for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can provide misleading statistical results. Phoenix neighborhoods with more heat exposure, Black, Hispanic, linguistically and socially isolated residents, and vacant households made more heat distress calls. Philadelphia heat mortality neighborhoods were more likely to have low housing values and a higher proportion of Black residents. Our methodology can identify important risk factors and geographic areas to target interventions. |
[40] | Extreme heat is a leading cause of weather-related fatalities worldwide. Emphasis is currently being plac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spatially specific vulnerability models, which are useful for decision support during extreme heat events (EHE). Research results concerning such spatially-explicit models lead efforts in preparation and mitigation of heat-related vulnerability and potential adaptation. The presented research analyzes the 1995 Chicago EHE in the context of a socio-environmental hazards approach, and fosters the development of an extreme heat vulnerability index (EHVI). The EHVI is a fused dataset consisting of census data and remotely sensed variables, which are examined in relation to geocoded mortality data. The presented analysis combines 25 well-known indicators of extreme heat-health risk into an applied index utilizing a 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The developed EHVI presented a trend of higher rates of death in the highest risk zones to lower rates in lower zones of risk. The model explains nearly 80% of the total variance in the heat-health vulnerability variables utilized. This index could be utilized by city officials to assist in the mitigation of extreme heat events and is a further evolution of previously developed efforts. Our findings indicate extreme heat vulnerability models should likely be developed on a local level for a specific location, taking into account local variations in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vulnerability. |
[41] | 当前,脆弱性为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城市脆弱性是努力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急需开展的重要研究内容.基于国内外城市脆弱性研究文献资料的回顾,梳理了城市脆弱性概念、研究分类、分析框架、动力机制和评价方法.目前对城市脆弱性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框架,缺乏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动力机制与调控的研究不足,缺少对城市耦合系统脆弱性的研究.未来,应在现有城市脆弱性研究基础上,建立综合、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综合评价模型,并注重典型区域的城市脆弱性评价,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 当前,脆弱性为可持续性科学研究的热点问题,城市脆弱性是努力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急需开展的重要研究内容.基于国内外城市脆弱性研究文献资料的回顾,梳理了城市脆弱性概念、研究分类、分析框架、动力机制和评价方法.目前对城市脆弱性尚未形成统一的概念框架,缺乏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对动力机制与调控的研究不足,缺少对城市耦合系统脆弱性的研究.未来,应在现有城市脆弱性研究基础上,建立综合、可行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综合评价模型,并注重典型区域的城市脆弱性评价,为城市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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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 进行中国(陆地)生态风险评价研究,旨在探讨大尺度的区域生态风险评价方法并实施评价,为生态系统的风险识别和风险防范提供科技支持。选择10种自然灾害作为生态风险源,22种生态系统作为风险受体,并考虑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影响。在各单项灾害生态风险评价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灾害生态风险综合评价与制图。评价结果显示,从诸种自然灾害风险源叠加的综合生态风险看,生态系统高、中风险等级的比例占全国面积的45%,中国生态保护、风险防范任重而道远。建立适应性的防灾减灾和生态风险防范机制,合理利用和保育森林、草地、农田、湿地等生态系统势在必行。 . 进行中国(陆地)生态风险评价研究,旨在探讨大尺度的区域生态风险评价方法并实施评价,为生态系统的风险识别和风险防范提供科技支持。选择10种自然灾害作为生态风险源,22种生态系统作为风险受体,并考虑生态-环境脆弱性的影响。在各单项灾害生态风险评价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灾害生态风险综合评价与制图。评价结果显示,从诸种自然灾害风险源叠加的综合生态风险看,生态系统高、中风险等级的比例占全国面积的45%,中国生态保护、风险防范任重而道远。建立适应性的防灾减灾和生态风险防范机制,合理利用和保育森林、草地、农田、湿地等生态系统势在必行。 |
[44] | 位于福州盆地中心的福州市在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城市空间快速扩展。利用多时相遥感影像和IBI建筑用地指数获得的建筑用地信息表明,福州市建成区在1976~2006年的30 a间面积增加了105 km2,增幅达到3.2倍。由于金山、快安等新城区的形成和马尾区的扩展,整个福州城区从西到东几乎连成一片,城市扩展经历了先慢后快,先北、后东、西的扩展历程。研究发现,福州城市的空间扩展并不属于工业主导型,而是第三产业推动型。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展已给福州带来了一定的环境资源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城市热岛效应与城市建筑用地总量控制问题。 . 位于福州盆地中心的福州市在城市化进程的推动下,城市空间快速扩展。利用多时相遥感影像和IBI建筑用地指数获得的建筑用地信息表明,福州市建成区在1976~2006年的30 a间面积增加了105 km2,增幅达到3.2倍。由于金山、快安等新城区的形成和马尾区的扩展,整个福州城区从西到东几乎连成一片,城市扩展经历了先慢后快,先北、后东、西的扩展历程。研究发现,福州城市的空间扩展并不属于工业主导型,而是第三产业推动型。城市空间的快速扩展已给福州带来了一定的环境资源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城市热岛效应与城市建筑用地总量控制问题。 |
[45] | No abstract available. |
[46] |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has illustrated that the health impacts of heat waves vary according to differences in the spatial variability of high temperatures and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characteristics of populations and communities. However, to date there have been few studies that quantitatively assess the health vulnerability to heat waves in China. To asses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health vulnerability to heat wav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A vulnerability framework including dimensions of exposure, sensitivity, and adaptive capacity was employed. The last two dimensions were called social vulnerability. An indicator pool was proposed with reference to relevant literatures, local context provided by relevant local stakeholder experts, and data availability. An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and a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were used to determine the weight of indicators. A multiplicative vulnerability index (VI) was constructed for each district/county of Guangdong province, China. A total of 13 items (two for exposure, six for sensitivity, and five for adaptive capacity) were proposed to assess vulnerability. The results of an AHP revealed that the average VI in Guangdong Province was 0.26 with the highest in the Lianzhou and Liannan counties of Qingyuan (VI=0.50) and the lowest in the Yantian district of Shenzhen (VI=0.08). Vulnerability was gradiently distributed with higher levels in northern inland regions and lower levels in southern coastal regions. In the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three components were isolated from the 11 social vulnerability indicators. The estimated vulnerability had a similar distribution pattern with that estimated by AHP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ICC)=0.98, p<0.01). Health vulnerability to heat wav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had a distinct spatial distribution, with higher levels in northern inland regions than that in the southern coastal regions. |
[47] |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热岛效应增强,近年来城市高温热浪灾害在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给城市居民健康和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目前,国内已有的高温热浪灾害研究大多关注热浪强度、发生频率、持续时间等灾害特征,以城市居民健康作为承灾体的城市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研究尚不多见,相关的评价框架和方法亟待梳理和完善。本文从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的研究主题、脆弱性框架和定量化方法三个方面系统梳理了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国内外研究进展;在广义脆弱性概念框架的基础上完善了基于“暴露—敏感—适应能力”的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评价概念框架,并梳理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强调通过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居民感知等多角度的定性、定量数据综合表征城市居民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以期为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评价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持,并为规避高温热浪灾害风险、响应高温热浪紧急事件及适应气候变化等提供科学指引。 . 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和城市热岛效应增强,近年来城市高温热浪灾害在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给城市居民健康和社会经济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目前,国内已有的高温热浪灾害研究大多关注热浪强度、发生频率、持续时间等灾害特征,以城市居民健康作为承灾体的城市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研究尚不多见,相关的评价框架和方法亟待梳理和完善。本文从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的研究主题、脆弱性框架和定量化方法三个方面系统梳理了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国内外研究进展;在广义脆弱性概念框架的基础上完善了基于“暴露—敏感—适应能力”的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评价概念框架,并梳理了相应的指标体系;强调通过自然环境、社会经济、居民感知等多角度的定性、定量数据综合表征城市居民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以期为高温热浪灾害脆弱性评价提供理论与方法支持,并为规避高温热浪灾害风险、响应高温热浪紧急事件及适应气候变化等提供科学指引。 |
[48] | . 从概念界定与目标定位入手,以气候变化和系统结构要素为分析框架,建立了包括敏感性、暴露性和适应性等三类指标要素和本底脆弱性、潜在脆弱性和现实脆弱性等三个评价层次的区域脆弱性评价系统,并以南方丘陵地区为例,针对泥石流、滑坡、干旱与洪涝等区域自然灾害,构建了水土流失敏感区的人地耦合系统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作者认为,区域人地耦合系统脆弱性主要是针对全球气候变化扰动下与自然灾害有关的脆弱性,敏感性与易损性是其脆弱性的本质属性,敏感性、暴露性和适应性是脆弱性的系统要素。自然灾害频率指标可以作为反映灾害空间集聚性的区位暴露性指标,现实灾害度可以提供脆弱性评价因子厘定、指标权重确定、模型建立与阈值分析的结果验证。 |
[49] | 城市脆弱性是指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抵抗资源、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内外部自然要素和人为要素干扰的应对能力。当这种抗干扰的应对能力低于某一临界阈值时,城市即进入脆弱状态。城市脆弱性是城市资源脆弱性、生态环境脆弱性、经济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的综合体现。城市脆弱性的评价与调控研究对提升中国城镇化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和综合指数评价法,从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4个方面确定10项分指数、选取36个具体指标,构建了中国城市脆弱性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并确定测度标准值,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脆弱性及其空间分异做了总体评价。研究表明,中国城市脆弱性呈现明显的"级差化"分异特征,总体处于中度脆弱状态。按照这种差异,将中国城市脆弱程度划分为低度脆弱、较低脆弱、中度脆弱、较高脆弱和高度脆弱5个级别。城市脆弱性呈现显著的"梯度化"和"集群化"空间分异,东部地区城市脆弱性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地区脆弱性低于其它地区。城市脆弱性与城市规模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规模越大的城市脆弱性相对越小。资源型城市脆弱性明显高于综合性城市,职能综合性强的城市脆弱性相对较低。城市经济增长的快慢不能反映城市脆弱性的高低,经济高速增长并不意味着城市脆弱性就低。如何科学测度城市综合脆弱性,如何应对和降低城市脆弱性,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该研究为丰富城市脆弱性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为解决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资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系列社会问题等提供科学依据。 . 城市脆弱性是指城市在发展过程中抵抗资源、生态环境、经济、社会发展等内外部自然要素和人为要素干扰的应对能力。当这种抗干扰的应对能力低于某一临界阈值时,城市即进入脆弱状态。城市脆弱性是城市资源脆弱性、生态环境脆弱性、经济脆弱性和社会脆弱性的综合体现。城市脆弱性的评价与调控研究对提升中国城镇化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系统分析方法和综合指数评价法,从资源、生态环境、经济和社会4个方面确定10项分指数、选取36个具体指标,构建了中国城市脆弱性综合测度指标体系,并确定测度标准值,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脆弱性及其空间分异做了总体评价。研究表明,中国城市脆弱性呈现明显的"级差化"分异特征,总体处于中度脆弱状态。按照这种差异,将中国城市脆弱程度划分为低度脆弱、较低脆弱、中度脆弱、较高脆弱和高度脆弱5个级别。城市脆弱性呈现显著的"梯度化"和"集群化"空间分异,东部地区城市脆弱性明显低于中西部地区,城市群地区脆弱性低于其它地区。城市脆弱性与城市规模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规模越大的城市脆弱性相对越小。资源型城市脆弱性明显高于综合性城市,职能综合性强的城市脆弱性相对较低。城市经济增长的快慢不能反映城市脆弱性的高低,经济高速增长并不意味着城市脆弱性就低。如何科学测度城市综合脆弱性,如何应对和降低城市脆弱性,是本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该研究为丰富城市脆弱性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理论,为解决快速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城市资源枯竭、生态环境破坏、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及系列社会问题等提供科学依据。 |
[50] | Motivated by growing heat-related morbidity and mortality in a warming climate, this paper assesses global heat health risk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challenges to sustainability in the 21st century, |
[51] | 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要素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形成了社会生态系统复合结构.“社会生态系统”(SES)理 念是当今世界生态系统分析的新思路,它立足于社会生态经济综合指标,突出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整体性,以人地和谐、综合的思想,分析和解决生态和社会经济问 题.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驱动机制分析和综合研究已成为脆弱性研究的趋势.综述了“社会生态系统”概念、结构、特征和属性,分析了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内涵, 结合“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和“暴露度-敏感性-恢复力”模型,从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角度,从风险(压力)、敏感性、应对能力三方面对 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驱动机制进行分析,最后文章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了脆弱性驱动机制分析的局限性,提出未来研究的展望. . 生态系统与社会经济要素的相互渗透和相互作用形成了社会生态系统复合结构.“社会生态系统”(SES)理 念是当今世界生态系统分析的新思路,它立足于社会生态经济综合指标,突出社会生态经济系统的整体性,以人地和谐、综合的思想,分析和解决生态和社会经济问 题.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驱动机制分析和综合研究已成为脆弱性研究的趋势.综述了“社会生态系统”概念、结构、特征和属性,分析了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内涵, 结合“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和“暴露度-敏感性-恢复力”模型,从社会-经济-生态复合系统角度,从风险(压力)、敏感性、应对能力三方面对 社会生态系统脆弱性驱动机制进行分析,最后文章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了脆弱性驱动机制分析的局限性,提出未来研究的展望. |
[52] | 以不透水面、植被、水体为代表的地表参数的变化决定了城市的热环境质量.针对福州从一个非"火炉"城市一跃成为中国新三大"火炉"之首,对福州市1976-2006年间的地表参数变化及其对城市热环境的影响进行研究.通过Landsat卫星影像反演了福州市1976、1986、1996、2006年的不透水面、植被、水体、地面温度等主要地表参数,并对其进行空间叠加分析和相关关系的定量分析.研究发现:不透水面对地面温度的影响可接近或超过植被和水体之和,查明了福州城市主要地表参数在这30a里发生的变化及其对城市热环境的影响.总的看来,城市地表不透水面斑块的增加和集聚、植被和水体面积的减少和破碎,以及通风不畅,是造成福州成为"火炉"城市的主要因素. . 以不透水面、植被、水体为代表的地表参数的变化决定了城市的热环境质量.针对福州从一个非"火炉"城市一跃成为中国新三大"火炉"之首,对福州市1976-2006年间的地表参数变化及其对城市热环境的影响进行研究.通过Landsat卫星影像反演了福州市1976、1986、1996、2006年的不透水面、植被、水体、地面温度等主要地表参数,并对其进行空间叠加分析和相关关系的定量分析.研究发现:不透水面对地面温度的影响可接近或超过植被和水体之和,查明了福州城市主要地表参数在这30a里发生的变化及其对城市热环境的影响.总的看来,城市地表不透水面斑块的增加和集聚、植被和水体面积的减少和破碎,以及通风不畅,是造成福州成为"火炉"城市的主要因素. |
[53] | Landsat 8卫星自2013年2月发射以来,其影像的定标参数经过了不断调整和完善,针对Landsat 8开发的各种算法也相继问世.本文采用最新的参数、算法和引入COST算法建立的大气校正模型,对Landsat 8多光谱和热红外波段进行了处理,反演出它们的反射率和地表温度,并与同日的Landsat 7数据和实测地表温度数据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现有Landsat 8多光谱数据的定标参数和大气顶部反射率反演算法已有很高的精度,本文引入COST算法建立的Landsat 8大气校正模型也与Landsat 7的COST模型所获得的结果几乎相同,相关系数可高达0.99.但是现有针对Landsat 8提出的地表温度反演算法仍不理想,已提出的劈窗算法误差都较大.鉴于TIRS 11热红外波段的定标参数仍不理想,因此在现阶段建议采用单通道算法单独反演TIRS 10波段来求算地表温度,但要注意根据大气水汽含量的情况选用正确的大气参数计算公式. . Landsat 8卫星自2013年2月发射以来,其影像的定标参数经过了不断调整和完善,针对Landsat 8开发的各种算法也相继问世.本文采用最新的参数、算法和引入COST算法建立的大气校正模型,对Landsat 8多光谱和热红外波段进行了处理,反演出它们的反射率和地表温度,并与同日的Landsat 7数据和实测地表温度数据进行了对比.结果表明,现有Landsat 8多光谱数据的定标参数和大气顶部反射率反演算法已有很高的精度,本文引入COST算法建立的Landsat 8大气校正模型也与Landsat 7的COST模型所获得的结果几乎相同,相关系数可高达0.99.但是现有针对Landsat 8提出的地表温度反演算法仍不理想,已提出的劈窗算法误差都较大.鉴于TIRS 11热红外波段的定标参数仍不理想,因此在现阶段建议采用单通道算法单独反演TIRS 10波段来求算地表温度,但要注意根据大气水汽含量的情况选用正确的大气参数计算公式. |
[54] | 全球气候正在经历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高温热浪更是其突 出表现.民众感知是适应高温热浪的重要前提与社会基础.以高温热浪发生最为剧烈的福州市为例,基于585份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居民对高温热浪的感知 及其差异.结果显示:(1)75.56%的居民能够准确感知当地气温升高趋势,85.81%的居民认为2000年至今气温升高最为明显,感知结果与气象监 测数据基本一致;(2)居民对于高温热浪影响感知水平较高,85.81%的居民认为高温热浪对个人与家人的日常生活有显著影响;(3)不同年龄段居民对气 温升高趋势感知差异明显,而不同健康状况居民对高温热浪影响感知差异明显.研究对于引导城市居民采取适应措施减缓或消除高温热浪不利影响,以及政府制定适 应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 . 全球气候正在经历以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显著变化,高温热浪更是其突 出表现.民众感知是适应高温热浪的重要前提与社会基础.以高温热浪发生最为剧烈的福州市为例,基于585份问卷调查数据,分析了城市居民对高温热浪的感知 及其差异.结果显示:(1)75.56%的居民能够准确感知当地气温升高趋势,85.81%的居民认为2000年至今气温升高最为明显,感知结果与气象监 测数据基本一致;(2)居民对于高温热浪影响感知水平较高,85.81%的居民认为高温热浪对个人与家人的日常生活有显著影响;(3)不同年龄段居民对气 温升高趋势感知差异明显,而不同健康状况居民对高温热浪影响感知差异明显.研究对于引导城市居民采取适应措施减缓或消除高温热浪不利影响,以及政府制定适 应政策具有一定的借鉴. |
[55] | Abstract Objective. County-level socioeconomic and demographic data were used to construct an index of social vulnerability to environmental hazards, called the Social Vulnerability Index (SoVI) for the United States based on 1990 data. Methods. Using a factor analytic approach, 42 variables were reduced to 11 independent factors that accounted for about 76 percent of the variance. These factors were placed in an additive model to compute a summary score—the Social Vulnerability Index. Results. There are some distinct spatial patterns in the SoVI, with the most vulnerable counties clustered in metropolitan counties in the east, south Texas, and the Mississippi Delta region. Conclusion. Those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overall score often are different for each county, underscoring the interactive nature of social vulnerability—some components increase vulnerability; others moderate the effects. |
[56] | 利用1958-2008 年高低空气象观测资料以及山西省气象信息中心归档的109 站原始气象记录月报表及其信息化产品资料,分别以最高气温≥35℃、≥37℃、≥40℃为指标, 研究山西高温日的时空分布、变化趋势及环流特征,结果表明:①山西高温日最早出现在4 月中旬,最晚出现在9 月中旬,≥35℃、≥37℃和≥40℃的高温日均是6月下旬最多。②高温日数具有随纬度、随海拔的升高而减少,西部多于东部、南部多于北部、盆地多于山区 的空间分布特征。≥40℃的高温区域主要集中在运城和临汾地区。③1984-2008 年,35℃以上的高温日数整体呈上升趋势;1979-2008 年,30a 间高温站次以153 站次/10a 的趋势增多;进入90 年代以后,不仅高温日数增多,而且高温持续时间、强度、范围都有增强趋势。④影响山西高温的500 hPa 环流形势主要有:副高纬向性、副高经向型以及大陆高压(脊)控制型3 类。在特定的流型配置下,T850≥25℃、T700≥13℃,T850≥26℃、T700≥14℃,T850≥28℃、 T700≥15℃,T850≥32℃、T700≥16℃是山西省不同区域、不同风向影响时,≥35℃、≥37℃、≥40℃高温天气预报的临界值。 . 利用1958-2008 年高低空气象观测资料以及山西省气象信息中心归档的109 站原始气象记录月报表及其信息化产品资料,分别以最高气温≥35℃、≥37℃、≥40℃为指标, 研究山西高温日的时空分布、变化趋势及环流特征,结果表明:①山西高温日最早出现在4 月中旬,最晚出现在9 月中旬,≥35℃、≥37℃和≥40℃的高温日均是6月下旬最多。②高温日数具有随纬度、随海拔的升高而减少,西部多于东部、南部多于北部、盆地多于山区 的空间分布特征。≥40℃的高温区域主要集中在运城和临汾地区。③1984-2008 年,35℃以上的高温日数整体呈上升趋势;1979-2008 年,30a 间高温站次以153 站次/10a 的趋势增多;进入90 年代以后,不仅高温日数增多,而且高温持续时间、强度、范围都有增强趋势。④影响山西高温的500 hPa 环流形势主要有:副高纬向性、副高经向型以及大陆高压(脊)控制型3 类。在特定的流型配置下,T850≥25℃、T700≥13℃,T850≥26℃、T700≥14℃,T850≥28℃、 T700≥15℃,T850≥32℃、T700≥16℃是山西省不同区域、不同风向影响时,≥35℃、≥37℃、≥40℃高温天气预报的临界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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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 本文以福建省16个县1436户被征地农户意愿受偿价格的问卷调查数据为样本数据,通过建立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福建省被征地农户意愿受偿价格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计量结果表明,影响被征地农户意愿受偿价格的显著因素按贡献度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征地后用途类型、征地前农地用途、失地面积比例、对今后生活的顾虑、征地前人均承包耕地面积、征地区位、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同时,本文还从不同角度对被征地农户意愿受偿价格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农户,对今后生活和社会保障问题考虑较少,更注重的是征地用途带来的价值差异,征地用途带来的地价越高,农户的意愿受偿价格就越高;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和对农业依赖程度高的农户,对今后的生活、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考虑较多。 . 本文以福建省16个县1436户被征地农户意愿受偿价格的问卷调查数据为样本数据,通过建立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来分析福建省被征地农户意愿受偿价格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性。计量结果表明,影响被征地农户意愿受偿价格的显著因素按贡献度从大到小排序依次为征地后用途类型、征地前农地用途、失地面积比例、对今后生活的顾虑、征地前人均承包耕地面积、征地区位、对农业的依赖程度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同时,本文还从不同角度对被征地农户意愿受偿价格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差异性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农户,对今后生活和社会保障问题考虑较少,更注重的是征地用途带来的价值差异,征地用途带来的地价越高,农户的意愿受偿价格就越高;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和对农业依赖程度高的农户,对今后的生活、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考虑较多。 |
[59] | 基于江苏省2007/2008年SPOT卫星影像,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韵律测度等模型,定量分析了江苏省乡村聚落形态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进一步划分了地域类型。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江苏省乡村聚落的集聚特征较为明显,但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具体表现为由沿江地区依次向北、向南呈阶梯状稀疏化分布,其整体分布与地貌类型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在规模上,江苏省乡村聚落的规模普遍偏小,小村庄的规模差距较小,规模大的村庄比重小但是差距大;乡村聚落规模分布具有低值集聚的特征,并且呈现出明显的"哑铃状"结构,即江苏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乡村聚落规模较大,而中部地区乡村聚落规模较小。在形态格局空间变化上,通过苏北、苏中、苏南地区和沿海与沿运河地区的5条样带的格局指数测度,发现苏中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复杂程度高于苏北和苏南地区,沿海地区的高于沿运河地区;苏南、沿运河地区的乡村聚落具有较好的连接性;5条样带的乡村聚落规模分异均比较明显。最后,通过构建乡村聚落形态测度指标体系,采用系统聚类的方法,将江苏省乡村聚落划分为8种类型:徐连岗岭低密度大团块型、宿淮平原中密度宽带型、沿海垦区高密度条带型、苏中圩区中密度弧带型、江南平原中密度小团块型、湖荡岗地低密度散点型、宁眙丘陵团簇状散布型、里下河低密度团簇型。 . 基于江苏省2007/2008年SPOT卫星影像,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空间韵律测度等模型,定量分析了江苏省乡村聚落形态的空间分异特征,并进一步划分了地域类型。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江苏省乡村聚落的集聚特征较为明显,但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具体表现为由沿江地区依次向北、向南呈阶梯状稀疏化分布,其整体分布与地貌类型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在规模上,江苏省乡村聚落的规模普遍偏小,小村庄的规模差距较小,规模大的村庄比重小但是差距大;乡村聚落规模分布具有低值集聚的特征,并且呈现出明显的"哑铃状"结构,即江苏北部地区和南部地区乡村聚落规模较大,而中部地区乡村聚落规模较小。在形态格局空间变化上,通过苏北、苏中、苏南地区和沿海与沿运河地区的5条样带的格局指数测度,发现苏中地区的乡村聚落形态复杂程度高于苏北和苏南地区,沿海地区的高于沿运河地区;苏南、沿运河地区的乡村聚落具有较好的连接性;5条样带的乡村聚落规模分异均比较明显。最后,通过构建乡村聚落形态测度指标体系,采用系统聚类的方法,将江苏省乡村聚落划分为8种类型:徐连岗岭低密度大团块型、宿淮平原中密度宽带型、沿海垦区高密度条带型、苏中圩区中密度弧带型、江南平原中密度小团块型、湖荡岗地低密度散点型、宁眙丘陵团簇状散布型、里下河低密度团簇型。 |
[60] | 基于对城市化概念的认识,通过测算中国各城市的人口、经济和空间城市化率及其增长速度,运用Arcgis9.3支持下的热点分析方法,考察2000~2008年中国城市单元城市化水平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揭示了中国城市化的空间模式,认为200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热点仍然在东部沿海,主要围绕环渤海和珠三角两大城市化热点城市群,向东北、西北、西南等冷点区中心辐射、梯度推移;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但与经济增长格局有较大偏差,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城市化的拉动作用相对经济增长更为明显;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形成受自然、历史、政策、经济、人口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作用机制主要包含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和市场主导的"自下而上"两种道路,未来政府作用将逐渐弱化,推力的主动力地位将进一步强化。 . 基于对城市化概念的认识,通过测算中国各城市的人口、经济和空间城市化率及其增长速度,运用Arcgis9.3支持下的热点分析方法,考察2000~2008年中国城市单元城市化水平增长的空间分布特征,揭示了中国城市化的空间模式,认为2000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热点仍然在东部沿海,主要围绕环渤海和珠三角两大城市化热点城市群,向东北、西北、西南等冷点区中心辐射、梯度推移;城市化的发展速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但与经济增长格局有较大偏差,现有经济发展水平对于城市化的拉动作用相对经济增长更为明显;城市化空间格局的形成受自然、历史、政策、经济、人口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作用机制主要包含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和市场主导的"自下而上"两种道路,未来政府作用将逐渐弱化,推力的主动力地位将进一步强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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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 The evidence that heat waves can result in both increased deaths and illness is substantial, and concern over this issue is rising because of climate change. Adverse health impacts from heat waves can be avoided, and epidemiologic studies have identified specific population and community characteristics that mark vulnerability to heat waves. |
[63] | This paper outlines what is meant by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and how it might be addressed in the IPCC Assessments. Two roles of adaptation in the climate change field are identified: adaptation as part of impact assessment (where the key question is: what adaptations are likely?), and adaptation as part of the policy response (where the central question is: what adaptations are recommended?). The concept of adaptation has been adopted in several fields including climate impact assessment and policy development, risk management, and natural hazards research. A framework for systematically defining adaptations is based on three questions: (i) adaptation to what? (ii) who or what adapts? and (iii) how does adaptation occur? The paper demonstrates that, for adaptation purposes, climate extremes and variability are integral parts of climate change, along with shifts in mean conditions. Attributes for differentiating adaptations include purposefulness, timing, temporal and spatial scope, effects, form and performance. The framework provides a guide for the treatment of adaptation in the IPCC assessments, both in the assessment of impacts and in the evaluation of adaptive policy options. |
[64] |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and sustainability science increasingly recognize the need to address the consequences of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of the biosphere. These changes raise questions such as: Who and what are vulnerable to the multiple environmental changes underway, and where? Research demonstrates that vulnerability is registered not by exposure to hazards (perturbations and stresses) alone but also resides in the sensitivity and resilience of the system experiencing such hazards. This recognition requires revisions and enlargements in the basic design of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s, including the capacity to treat coupled human-environment systems and those linkages within and without the systems that affect their vulnerability. A vulnerability framework for the assessment of coupled human-environment systems is presen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