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保继刚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 中山大学旅游发展与规划研究中心,广州 510275
The formation of the "West Street Phenomenon" in Yangshuo：Tourists' rational consumption and the government'snon-interfering governance in guiding the tourismdevelopment at destination
YANGYun, BAOJigang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06-1
修回日期:2016-09-24
网络出版日期:2016-12-25
版权声明:2016《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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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缘起与文献回顾
人地关系研究是地理学的四大传统之一[1-2],也是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议题[3]。当前,中国旅游业正处于景点式旅游向全域旅游模式的过渡期,伴随国内大众旅游的蓬勃发展所带来的市场乱象已成为当下阶段的发展瓶颈,如何协调旅游人地关系、促进目的地的可持续发展与有效治理,是困扰很多学术研究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难题。与当今的“天价虾”、“天价鱼”等旅游乱象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西南边陲有一个小县城——桂林阳朔,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曾出现过一段“旅游乌托邦”式的“西街现象”：漓江山水如诗画,碧莲峰里住人家,百姓安居乐业,游客流连忘返,主客关系融洽,诞生过众多跨国婚姻。街上所有商家都明码标价、诚信经营,随意去到任何一家店铺消费不仅不会碰到宰客事件,还能享受到富有人情味的服务。原住民发展旅游的目的是改善生活质量,游客则在旅行中回归到生活的最本质,衍生出“以人为本、和谐共生”的可持续旅游理念[4],成为目的地演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非常特殊的发展阶段,极具学理层面剖析的典型意义。由此提出经验问题：早期的阳朔西街到底发生了什么?何种原因促成其市场秩序规范、人地关系和谐的良性发展?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对当下旅游市场乱象的治理能带来什么启发?在十余年的旅游参与期,阳朔主要的游客群体是西方背包客,他们来自现代法治国家,具有旅游经验丰富、消费理性有预算、信息占有充分等特点。可以推测的是,这一群体的到来与“西街现象”的形成是否具有某种联系?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在旅游发展初期,信息完全的理性旅游消费者的到来,是否有助于规范目的地的商业经营环境?如果是,需要哪些辅助条件?其影响机制是如何发生的?形成了怎样的治理形态?
目前还鲜见相关文献对上述问题展开直接深入的探讨。在旅游目的地发展的研究领域,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们构建了多样化的解释模型,试图从不同视角去理解旅游地的动态演化历程,并分析是什么因素或动力影响了目的地的改变[5-6],如何才能延长发展期,避免走向衰退[7-8]。但对旅游发展的起始阶段,尤其是旅游参与期怎样形成规范化的市场运行机制,却少有涉足。在不同类型的游客对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中,还较为罕见对旅游市场秩序的讨论,难以回答上述问题。
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被认为与治理有着内在的联系[9-12]。在目的地系统中,不断流动的游客会产生碎片化的资金流向和意义分配方式,给旅游治理带来了特殊挑战。与此前的“管制”（regulation）概念不同,“治理”（governance）摈弃了传统的二分法（如市场与计划）,更为强调多方参与,其中政府仅是权威的一方,其他还包括市场机制、社会参与和法制[13]等多种力量的互动协商,就某种共同的目标达成共识的秩序和规范的过 程[14-15]。在旅游规划管理的目标中,游客数量的增加可能意味着旅游收入的提升,但治理视角更加关注旅游地内部的人地关系、社会秩序和旅游效益的和谐共生,从而有助于平衡内外部系统的互动[10]。适当而有效的治理模式能够促进旅游地的民主化进程,实现对旅游空间、资源、人力资本、设施和服务以可持续性的方式最优化利用[16-17]。
在旅游研究中,四种常见的治理运行的机制[17],分别是自上而下政府主导的层级模式、自下而上的市场模式或社区自组织模式[18],以及公私合作的网络模式[19]。在西方国家,治理的安排通常是把国家的行政体系与市场机制和民间非营利组织连接起来的混合实践[20],对层级模式的直接讨论较少[21],常被归入更为一般化的关于政府在旅游中的角色以及政府干预的议题中[22]。而在中国的语境之下,政府主导旅游业的发展却是较为普遍的[23]。在市场模式中,企业家精神和资本的力量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治理主体,而旅游者往往是被边缘化的[24]。实际上,游客作为一种外来的驱动力,在以上各种模式中都没有被充分关注。Baptista研究发现,伦理型的旅游消费（ethical tourism consumption）能够促成无政府状态下新的治理秩序的形成[25],而游客本身的不文明言行则会破坏和恶化景区治理[26]。可见,游客的类型及其在目的地的消费行为影响着治理的形态,其旅游需求和行动策略是治理格局中的作用力量之一,在现有文献中尚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成为本文的切入视角。
本文旨在还原阳朔旅游地发展过程中的特定现象,详细阐述这一特殊地域的人地关系过程是如何发生的,提供典型个案的同时力图寻求相应的理论解释,以期对现实中旅游地的开发管理提供一定启发。通过归纳以有预算的理性游客作为市场推动力所触发的旅游地的发展特点,部分回应消费转型背景下旅游市场的理性回归对目的地发展的可能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2 研究设计
2.1 案例地概况
阳朔县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东北部,距桂林市区65 km,县域面积1437.91 km2,是一个人口仅31.76万的小县城。建县已1400余年,素有“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堪称甲桂林”的美誉。1973年因外事接待正式对外开放,40余年来走过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缩影,2005年成为全球第一个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可持续发展观测点,具有典型的个案研究价值。在2000年之前,阳朔的旅游接待总人数呈波动式的缓慢增长状态,旅游规模不大,游客总量相对稳定,海外游客所占比例较高（1985年达58.85%）,且过夜的海外游客占总过夜人数的比例基本维持在一半以上（1995年最高为60.89%）位于阳朔县城西南、漓江之滨的西街因西方背包客的聚集而成为“地球村”、“中国洋人最密集的一条街”,至1999 年底诞生了69 对跨国婚姻③,被视为“最中国的景色,最不中国的旅游目的地”[27]。在较长的旅游参与期内,本地人以主动介入的方式融入旅游业的发展,地方政府顺应市场的自然发展规律而较少干预,其文明进程是和缓的,没有显著的国际性商业化侵蚀,主客交融的良好氛围是阳朔旅游的精神基础与核心竞争力[28]。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1979-2014年阳朔接待游客情况
-->Fig. 1Annual tourist arrivals in Yangshuo in 1979-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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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1994-2013年阳朔海外过夜游客量占总人数的比例
-->Fig. 2The proportion of overnight inbound tourists in Yangshuo in 1994-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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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与过程
本文的资料获取源于对案例地长期密切的跟踪观测和田野调查。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研究者及其团队持续关注阳朔的旅游发展,受地方委托先后完成《桂林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2000）、《阳朔县旅游开发总体规划》（2002）、《阳朔县遇龙河景区总体规划》（2002）等,2003年在阳朔建立社区旅游研究基地,2006年起负责旅游可持续发展指标的监测,目前已连续发布2006-2015共十年的监测报告,掌握了案例地大量的史地发展资料。本专项研究,笔者先后于2010年8月16-29日、2011年1月5-25日、2013年11月4-5日、2014年7月5-13日、2015年7月8日-9月7日多次前往案例地展开实地调研,通过“滚雪球”的抽样方式,重点寻找长期介入到阳朔旅游发展中的调研对象进行“半结构”的面对面深度访谈,受访对象包括政府管理人员、本地居民（尤其长期参与阳朔旅游发展的地方精英）、外来企业主、游客、景区和旅行社等企业工作人员,访谈内容包括阳朔旅游业的发展历程及标志性事件、游客类型变化与旅游供给的响应（早期西方背包客对阳朔旅游发展的影响）、旅游市场秩序与政府管治的情况等。正式调研共访谈109人次,整理约43.9万字的录音文稿,完成4.5万字的田野观察笔记。其中与本文主题最为相关的访谈对象37名,个人访谈时长基本达1小时以上,后期进行匿名编码处理。文中出现的访谈资料编码########XY*,前八个#表示访谈年限和具体日期,X表示访谈地点的首字母,Y表示受访者身份（A代表外来经营者,B代表本地居民,C代表政府工作人员和基层干部,D代表游客,E代表景区、旅行社或酒店、客栈等旅游经营单位的工作人员）,最后的*表示某一类访谈对象的编号,如“20150711 DC1”代表2015年7月11日在东岭访谈到了第一位政府工作人员。
为还原阳朔旅游发展的早期形态,笔者还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到1984年以来Lonely Planet和China旅行指南中介绍阳朔部分的历年版本,并拍照记录,整理成文7958字。在阳朔的几家老店（红星特快、李萍咖啡屋、民族咖啡、明园咖啡、阳朔胜地）和一些地方导游家中拍照采集了107张老照片、数本游客留言簿和意见本,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西街和阳朔的变化。此外,阳朔旅游一直是中国乃至世界旅游业发展的典型案例,高度的媒体关注和丰富的作品生产为本文积累了大量的素材。其他二手资料主要来源于学术文献、政府文件、规划文本、网络论坛、新闻报道等,同一手数据间形成材料互证以保证研究的科学性。
本文总体上采用实证归纳的案例研究逻辑,以定性研究方法的程序指导具体的资料分析,目的在于寻求对某种社会现象的“解释性理解”,通过“过程—事件”分析还原完整的故事,并归纳有启发的观点和一般性的理论解释。
3 “西街现象”的形成过程
自1973年正式对外开放起,漓江山水作为中国旅游的名片,一直是国家外事和政治接待的重要站点。开放早期,阳朔仅作为桂林一日游的中转站,尚处于旅游探查期,自然与社会环境均保持较好的原始风貌。3.1 旅游指南触媒西方背包客的阳朔之旅
直到1984年,被西方背包客奉为“圣经”的澳大利亚出版物Lonely Planet（中文译名《孤独星球》）首次介绍了阳朔,招来大量国际自助旅游者“Go to Yangshuo！”这一年阳朔的入境游客达到219500人,是1983年的10倍。这些西方自助游客多属于有经验的平民型游客,与大众旅游者有着不同的行为特点：以独立省钱旅行为荣,停留时间长,对旅游接待设施要求不高,旅游消费水平较低,讨价还价提防受骗,强调与他人的互动交流,希望深入体验当地居民的生活状态[27]。他们主要居留在西街,真正融入了当地人的日常生活中[29]。根据阳朔县志的记载和有关****的研究,西方背包客在十几年间一直居于阳朔旅游市场的主导地位。“他们常常是三五人结伴旅行,对吃住要求不高,随身自带背包。他们游览时常租用自行车,有时还进村庄入农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些入境旅游者长期住了下来,甚至与当地人结了婚。”
——《阳朔县志》（1988年版）
1984年《孤独星球》第一期出来,然后哗一下,一个散客式的旅游就从那时候开始爆发的。很多老外就到阳朔来,而且主要集中在西街。
——20150711 DC1
3.2 互助交往促成和谐融洽的主客关系
小规模的背包散客市场虽然钱少消费低,但人多居留久,带动当地居民自觉或不自觉地参与到旅游接待服务中。这一阶段的阳朔出现了很多迎合海外自助游客消费偏好的旅游小企业,主要分布在西街及外围。当时很多背包老外以体验生活为旅行原则,“他们简直把店当做自己的家一样！早上帮我们搬桌子啊,去厨房帮我们做菜啊,什么活都干。而且他们在国外也有很多自己的生存之道嘛,他们教我们,我们也教他们,学了很多东西。”（20100824 XB19）在深度互动的主客交往过程中,有着成熟前卫旅游理念的西方背包客充当了本地业主最好的导师,“西街上的很多东西都是游客提出来的,他们满意的,西街的居民和店主就去做,反之就去改进。”（20150823 GA13）外国人来旅游,跟他交流,你开了西餐厅,老外就主动教你做一些简单的西餐……那时候的外国人很热情,都会教你。
——20150822 GB28
当时很多小店的装修都是外国人帮忙盖的,自己动手帮你弄。当时的西餐厅都是老外和老板一起创造出来的文化,每一个小角都是一个故事,都有文化的沉淀放在那里了。
——20110122 XB45
在西街的旅游场域中,游客与东道主之间似乎模糊了主客界限,“他们跟本地人一样的,你跟我玩,我跟你玩,好像没有什么区别”（20150825 PB30）,人与人之间更多是友善互助的关照,淡化了商业交易的功利色彩,旅游和生意都交融在闲适温情的生活化氛围中[29]。外国游客与本地居民不仅没有因为文化差异而产生太大的隔阂或冲突,也没有产生“旅游气泡（tourist bubble）”,反而形成了和谐融洽的主客关系。
那时候的西街很温馨,有点浪漫的情调。主客不分你我,都是一起玩,一起享受生活……我们当时很高兴,坐在门口喝啤酒,在桌子上跳舞,跳成一片的,那是一种很放松的休闲。
——20150826 LB31
3.3 中西合璧的新生态文化景观浮出水面
十几年间,在外国游客与本地草根精英的共同推动之下,西街中西合璧的新生态文化景观渐成气候。它由一条普通的小镇小街,经过人为的改造和渐进化的景观更新,成为可以使用、休闲的旅游消费空间[29]。洋文化和本土文化在这里水乳交融,西街成为“中国洋人最密集的一条街”和“在中国逃离中国的地方（an escape from China within China）”,表现为迎合外国游客需求的旅游服务所衍生的西式餐饮和遍布的英语语言景观。早些年在西街有过打工或开店经历的受访者对1990年代的西街无不充满着怀旧眷恋之情,认为那是西街发展史上的“黄金时代（gold old days）”。With its Western-style cafes, Hollywood movies, Bob Marley tunes and banana pancakes, Yangshuo may not seem like the 'real China', but who cares? It's a great spot to relax, see the scenery and grab a good cup of coffee - the perfect antidote to weeks or months on the road.（Lonely Planet,1998）
我很怀念以前的那种感觉。那种氛围啊真的太好了。每家每户都把桌子摆出来,里面放着乡村的音乐,很多老外坐在那里看书、晒太阳……步行街就是步行,没有车子进去的,包括自行车都不进。那个时候是非常的优哉游哉的,不管你在哪个大城市里住,来到阳朔就感觉不想走了……当时就是来享受生活那种。
——20150824 KB29
这里远离大城市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平静中透着温和,闲适中充满惬意,于是一些外国人在这里解下行囊,尽情地陶醉于这人世间少有的佳境,竟然舍不得走了。洋人们悠然之状如同游荡在自己家乡的风景之中,毫无他乡异客之感,而西街上的人便也悠然地把他们当成了自家人……小小的一条街竟蕴藏着如此丰富的内涵,真是耐人寻味,以至专家评论：阳朔西街已成为“地球村”的一个象征,作为全球化的一个标志,她隐含人类认同的真善美的价值理想。
——中国旅游报,2002年2月20日
3.4 诚信规范的商业经营环境成业界楷模
20世纪90年代的阳朔西街,不仅形成了足以构成旅游吸引物的休闲文化氛围,而且还以诚信规范的商业经营环境著称。当时每家店都把餐牌摆在门外,以英文菜单介绍为主,有些会配上相应的中文,全部都是明码标价,没有打折也没有旺季提价或者价格歧视之说。各国游客无论消费高低,都会受到友好礼待,鲜有“欺客”之闻[29]。“这里的消费和中国当地人一样,很便宜。人们对我们很友好,不像其他地方,硬拉我们,纠缠着我们兜里的钱。”（荷兰游客的访谈,转引自[30]）客人路过看到是自己所需,觉得价格合适,就进店消费,没有拉客之说。各家的菜单价格都差不多,“三块钱一杯啤酒不涨价的局面维持了好长一段时间”（20150902 GA17）,店主人是靠自己的热情服务和个人魅力,以及店里独特氛围的营造或是某种菜品的精湛味道来吸引客人。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西街上的店铺吃的是“人”是服务,“外国人进我的店,在我这里吃饭,我保证你东西不会丢,忘了也不要紧,回来拿原封不动。这样的例子在西街太多了,以前李莎酒店家的故事都上了《孤独星球》,后来法国的总统密特朗过来还专门去她家做客”（20150816 XB25）。
当时的街上,每一家都是明码标价,把餐牌放在外面,老外就自己看,看到想吃的就自己进去。没有一家要叫来我家来我家那种,像现在那种拉客人的……当时的商业氛围特别好,没有互相竞争攀比,整个都很诚信。
——20150824 KB29
九零年代的整个西街,就是愿意来就来,从来不会主动招揽客人的。现在是不可能了,因为房租压力大了,房租那么贵。
——20150823 GA13
当时都很诚信规范的做生意,很和谐,我们的菜单摆出去,那个价就是那个价,我们不可能给你打折,也不可能多收你的,我不可能外国人一个价,中国人一个价,这以前是绝对没有的。
——20150822 GB28
综上,作为“西方背包客大本营”,阳朔在发展之初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旅游参与阶段,逐步形成了业界和学界都广为称颂的“西街现象”,是阳朔早期旅游发展的缩影,其核心特征表现为和谐融洽的主客关系、诚信经营的商业环境和多元共生的文化氛围。西方游客和本地草根业主共同营造了一个较为生活化的旅游消费空间,它不是“长官意志”或“投资热情”的结果,其政治和资本干预的成分较少,更多体现了一种市场力量的自我更新和历史沉淀的过程[29]。在这种特殊的人地关系现象的背后,抽离其精神内核,目的地的外来游客与东道主居民自下而上互动协商形成了一种“自律”的良性发展秩序,并非依靠政策法律等正式制度的干预管制,这才是阳朔“西街现象”的内在本质。
4 “西街现象”的内在机理分析
在政府较少干预的情况下,市场与社区何以能够实现自我管制的良性发展状态?4.1 小规模的自助散客提供了“西街现象”的市场条件
20世纪80年代,中国尚处在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建设百废待兴,不同于西方福利国家“先国内,后国际”的常规发展模式,而是优先开展了入境旅游[31],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外汇收入[23],对于国内旅游则实行“不提倡、不鼓励、不反对”的政策[32]。在接待设施和交通条件极为有限的情况下,国家仅开放部分地区发展入境旅游,桂林是传统的入境游线路中最经典的节点之一。由于国民经济较为落后,国内旅游仅有小规模的差旅和公务活动,旅游市场格局较为单一[33]。而当时的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工业社会后期,经历了倡议发展的大众旅游阶段,逐渐意识到旅游带来的负面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回归理性,提倡生态旅游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34],国际自助游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阳朔作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旅游的县域之一,因《孤独星球》的推介和独特的自然文化景观吸引着大批西方背包客的到来,打破了作为桂林一日游景点的旅游格局。在1999年之前,受到桂林市旅游政策的限制,阳朔长期不能自由组织客源,团队游客不允许留宿阳朔,一般都被旅游大巴拉回桂林市消费以实现“旅游强市,农业稳市”的发展战略。阳朔的政府主管部门虽然也希望通过发展旅游经济来改善当地人的生活,但受到财政能力和资金匮乏的限制,并没有资本进行大规模的旅游开发,这反而使背包旅游者和散客市场逐步扩大[35]。这种以西方散客自助游为触媒的发展,与一般城市优先发展团队旅游有着截然不同的起点：“地级市的旅游往往是通过旅行社这个中间机构带动的,而阳朔作为一个县级单位,旅行社这个环节作用不大。与地级市重视团队旅游的发展战略不同,阳朔旅游很大程度上是在接待自助散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4]阳朔的农民导游虽然是以导游的身份出现,但他们与游客的交易基本是一对一的,不存在中间环节,从而在一开始就避免了旅行社包价寻租、团队导游拿回扣的可能性,有利于塑造阳朔旅游市场的诚信形象。
同时,这种渐进式的缓慢发展使得阳朔在较长时间内都维持着旅游参与期的发展特点,游客规模较小,供给相对平衡,利益关系简单,省略旅行社的中介环节而给了本地人与游客之间更多面对面深度互动交流的机会,提供了本地草根居民得以成长的时间和空间。
4.2 信息完全的理性消费者从需求层面的约束和规范
早在二战以后,西方国家已经开始采用税收政策重新分配社会财富,并实行福利制度。与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增长之下还有人短期投机致富相比,西方社会早就完成了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快速致富成为新贵族的机会几乎没有了,公民的工资水平与职业匹配且相对恒稳透明化,全社会进入了有预算的理性消费时代,社会生活中被植入了平民化的价值观[36]。这些到阳朔的西方背包客来自有着理性消费传统的西方现代国家,他们本身已经拥有成熟的旅游理念和丰富的旅行经验,出游前会制定详细的攻略和计划,为了花更少的钱维持更长的停留时间,他们在旅游地的消费通常较为俭省,会跟本地人讨价还价,以获取最优性价比的商品和服务。比较信任亲朋好友的口碑推荐,会参考旅行指南里的详细介绍,喜欢去熟人推荐或旅行攻略里介绍的店里消费,偶尔进陌生的店也会非常谨慎,在消费前就要确认是否明码标价以防被骗。如果遇到被索要高价或碰到假货的情况,他们会以“用脚投票”的方式拒付并选择其他家的此类服务。
老外他一个人只吃一个青菜,喝一瓶酒,很省的,他们出来吃饭AA制,吃多少是多少。他们呢,是属于他们国家的工作的问题,拿的工资多少就花多少,不像中国我私人可以赚各样的钱……老外出来会算,每天多少钱,超一块扣一块。不像我们今天多花了,回去再说了。
——20150902 GA17
游客的素质是影响到消费的,游客过来,刚开始是老外来,人手拿着一本《孤独星球》,里面标价很清楚的,多要一分他都不给……可以说老外的素质,影响到我们诚信（经营）吧。
——20150808 DB22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孤独星球》出版的中国自助旅游指南（China Survival Kit），“把每个细节都标出来，哪个餐厅咖啡好喝，哪个餐厅宰客，哪个地方住宿最便宜，多少钱都标出来，电话、地址、邮编，非常详细，中国人都编不了那么细。”（欧文访谈录，转引自[4]）“以前的孤独星球是很公正的，很客观地去评论一个地方”（20150822 GB28）。正是这本细节详尽的旅行指南给了西方背包客关于目的地丰富对称的旅游“六要素”信息。在商业经营的过程中，很多本地业主发现，原来诚信经营、优质服务能够被《孤独星球》推介，从而靠这本活广告赢取更多客源，获得更多切实的经济回报，一些业主还因此收到从世界各国寄来的感谢信和物质资助。反之，如果他们经营中出现欺客宰客、价格不公道的情况，也会被这本旅游指南曝光，导致丧失客源和商业信誉，从而经营利益就会受损。
Lonely Planet那本书是很重要的,它说哪里好哪里就好,它说哪个酒店可以住哪个酒店就爆满,生意就好的要命。它说你不好你就关门走人了,你不用等了。以前这本书是叫做旅行Bible（圣经）嘛,是很重要的。
——20150806 XA9
LP那本书上写的很详细,每一餐多少钱,住宿多少钱,旅游多少钱,都有。老外都会参考那本书,消费很理性。
——20150823 GA13
根据理性选择理论对“信任和群体规则如何形成”的研究,人们是否遵守规则取决于其所面临的理性选择：“逃脱惩罚将给他们带来什么以及他们希望获得多少收益”[37]。在完全市场信息的博弈之下,本地商家只有选择采取诚信经营、明码标价的规则,靠服务赢口碑,而非以低价竞争吸引游客,才能够实现个体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博弈情境之下,“参与者必须以取信于人的方式行动,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将很快意识到其后果会直接危及到他们自身的利益”[37],诚信的商家将会得到他所期望的报偿,而且这种报偿往往是长期性的。每个个体在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实现了集体利益最大化,共同营造了相对透明的商业经营环境,并内化为所有商家共同遵守的非正式规则。市场群体通过增加购买对遵守规则的行为进行了奖励,也以拒绝购买相应惩罚违反规则的商家。由于店主和游客直接当面交易旅游产品和服务,不存在中间环节而提高了回应游客需求的效率和有效性,并节约了很多交易成本,形成了良性的市场竞争机制（图3）。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完全信息博弈之下诚信经营的正反馈
-->Fig. 3A positive feedback of integrity management under complete information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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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以信息传媒和口碑效应为载体的声誉机制,从物质和精神双重激励的角度促进本地业主与西方背包客之间实现了信息透明、信任互惠、资本互换的自我管制的正反馈,有效降低了交易成本,从需求角度约束了本地业主的经营行为。虽然很多旅游交易是一次性的,却通过口碑和媒介的监督嫁接成长期互惠的关系,使得西街从一开始就避免了欺客宰客的风气滋生,衍生出可持续发展的旅游治理理念。
4.3 政府顺应市场规律即实现“无为而治”
在“西街现象”的形成过程中,外国游客和东道主居民在“前台”和谐互动,阳朔的地方政府则一直是隐藏在“后台”的主线,看似“无为”,实则发挥着重要作用。由于阳朔旅游业开放较早,当时的地方政府普遍缺乏旅游管理的先见经验,加上财政不足以提供主导开发的资金,因而对旅游发展自上而下的干预管治较少,一般是顺应市场的发展规律,反而促成来自游客和民间智慧力量的释放和诸多创意的“合法化”。
改革开放初期,在全国很多地方对外国人都有各种限制的时候,阳朔政府不仅不阻碍外国人,而且还提供各种便利和变通,给予境外游客同等的国民待遇,造就了一个“国别、人种公平,诚信、和谐的旅游消费市场”[4]。在1995年之前,境外游客到中国旅游还在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政策,食住行、门票各种花费都比中国人高出很多。消费需要使用外汇券、兑换券或美元,包括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也不例外,甚至在桂林市使用人民币都是要罚款的。但是在阳朔的民间,背包老外已经与个体户们在私底下自发达成了人民币交易的共识,而阳朔政府则采取了不干涉的默许态度,这使得阳朔在开放之初就能够施行与国际接轨的单一价格制。由于阳朔地方小,不必像大城市规定哪个地方是否能够涉外,外国人与本地人一样去菜市场买菜、坐班车,可以跟随农民导游游玩,自由入住农家,所有消费都能与本地人同票同酬。包括外国人想留下来居住、置业,甚至开办旅游小企业,政府非但没有强制打压,反而都予以通融。这些政策虽然未被写入阳朔政府正式下发的文件,但已经成为所有人遵守运行的非正式制度了。
阳朔开放很早,1973年就定为全国的第一批开放城市,但是阳朔首先打破了外国人限制。率先把外国人作为国民待遇,是阳朔带动的,桂林就不行,北京不行,上海也不行,你没有外汇券买不到东西。
——20150816 XB25
像原来最早我们这边的发展政府的参与度是很低的,当时是一种无为而治一样的,你政府不作为,自由发展。这种在当时是相当的好,可以创造那种你想不到做不到的它可以做出来。但是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还没有任何的约束呢,它就可能会发生一种质变,这个就必须要约束,保持或者限制它在某个方面的发展。
——20150826 PC16
在中国很多地方政府习惯于官僚体制下强制严管的时候,阳朔政府开放包容的社会管理反而体现出一种西方式的民主精神,没有刻意制定规则,但对市场自下而上的需求可以因势利导适当通融,不需要过多介入,顺其自然就能够实现有效治理,表面上看似“无为”,而目的地却得以实现良性发展的“治”的状态。
通过上述对“西街现象”的形成过程和内在机理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厘清地方政府得以实现“无为而治”的合法化逻辑（图4）。当主客双方在旅游交易的场域中互动时,由于旅游消费者是理性有预算的,并且掌握着完全的市场信息,与东道主居民直接接触,几乎不存在中间环节,面对面沟通协商,基于互惠互利、资本互换而达成共识的行动规则。理性旅游消费者作为外来驱动力,在一定程度上监督并约束着本地业主的经商行为,促成激励诚信经营的非正式制度嵌入于人际网络与市场交易的场域之中,通过声誉机制强化其正向反馈,并对破坏这种信任关系和群体规则的人或行为予以惩罚[38],从而有利于目的地形成规范的商业经营秩序。由此,当市场机制相对健全,并且是一个拥有完全信息、相对理性的市场,政府主导的层级治理模式不再是最高效率的选择,而依托于信任机制的自主治理（self-governance）才是交易成本最低的优选[38-39]。即当市场能够自下而上自发达成促进集体利益最大化的秩序和规范时,政府不需要过多介入,顺应市场规律就可以相对实现“无为而治”的良性发展状态。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阳朔“西街现象”的内在机理
-->Fig. 4The internal mechanism of the "West StreetPhenomenon" in Yangs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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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信息完全的理性旅游消费者有助于规范目的地的商业经营环境。在旅游发展初期,游客规模不大,本地人能够提供基本的接待设施服务,外来资本较少,供求相对平衡,利益关系简单,信息完全的理性旅游消费者从需求角度的约束对本地人的经营行为有一定的规范作用,自下而上的互动协商达成了共识的秩序,促成激励诚信经营的非正式制度嵌入于人际网络与旅游交易的场域之中,主客之间、社区内部可以实现自我管制,政府顺应市场规律即能实现“无为而治”的良性发展状态。（2）“西街现象”的形成,有三个辅助条件作保障：第一,渐进缓慢的旅游参与发展阶段,提供市场与社区互动协商、共同成长的时间和空间;第二,信息对称的市场条件、小规模的散客自助游特征,旅游需求尚未超过旅游供给量,游客需求角度的监督能够有效规避商家的投机主义行为;第三,如果地方政府能够因势利导采取有效治理的措施,更有助于目的地良性市场秩序的达成。
（3）对现实中旅游地开发的启示在于,要想实现可持续性的发展,并非快速大规模的发展就是好的,适当控制旅游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也很重要,有必要建立规则在先、开发缓后。
5.2 讨论与启示
在目的地开发与旅游治理的过程中,如何协调旅游人地关系、促进可持续性发展是重要的学科命题。在以往旅游治理的相关研究中,游客作为特殊的治理力量还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涉及到一次性交易与难以形成重复博弈的特殊情境,容易导致旅游市场自我约束的松懈。加上流动情境之下维权成本较高,如果旅游者的维权意识有限,相应的法律制度也不够健全,往往会纵容旅游企业采取机会主义逐利而践踏市场规则的天然属性[40]。在中国汉民族的文化传统里,“出门在外舍财免灾”、“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等儒家文化彰显的私民社会性[41],包括2012年“八项规定”之前的公款消费惯习,对目的地市场秩序的规范都是起到负面作用的。本文关注到旅游地发展的起始阶段,游客的“理性消费”和“信息对称”能够成为有效的治理工具,一定程度上规范了本地人的经商行为。得到的启发是,在新开发的旅游地中,有必要对游客进行适当的教育。当前,中国正处于消费转型期,越来越多国内旅游者成长为有经验的游客,旅游市场也将逐步回归理性,更多游客得以通过网络媒介等方式对市场乱象予以反馈监督。伴随中国公民社会的发育和旅游消费者自身的成长,游客搜集信息的能力增强,消费更趋于理性有预算,对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将会有所助益。如果地方政府抓住机遇自上而下采取相应的管制措施,给游客提供丰富的信息和便捷的监督反馈渠道,提供相应的游客教育功能,依法取缔靠回扣乃至“欺客宰客”谋利的购物商店,某种程度上在目的地恢复“西街现象”的良性市场秩序是有可能的。
本文中,阳朔旅游地发展的起始阶段是以理性市场带动、社区自发参与、没有大资本进入和大景区建设、政府也较少介入为基本特征,早期的“西街现象”阶段表现出缓和演进的发展态势,由西方游客带来了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商业文明和治理理念,本地草根居民在深度的主客交往中得以自我增能增权,成长为旅游经营的主体,体现了普通人利益均沾的价值理念和地方发展的涓滴效应。未来的研究还可以继续深入挖掘,在旅游发展的起始阶段,尤其是旅游参与期,有利于本地居民成长的内在机制是如何形成的?包含哪些要素和因果变量?当市场情境发生变化,自下而上自发形成的良性发展状态能够可持续吗?在旅游地演化的不同情境之下,政府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Four geography concepts illustrate the varied nature of the science and provide a pluralistic basis for uniting professional and pedagogical geography and for promoting communication with laymen. The spatial tradition, based on interest in geometry and movement, separates aspects of distance, form, direction, and position from events themselves. Ancient Greek sailing records first showed this perspective; school teachers and research geographers of central-place theory show it today. The second tradition, area studies, focuses on the nature and character of places, emphasizing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he academic community recognizes this second tradition, although technical vocabulary isolates professionals from lay teachers. The third tradition, the man-land interrelationship, initially had an environmental perspective and then changed to a cultural one. Today, its acceptance is seen in studies of resource use and conservation. Earth science, the fourth tradition, studies concrete |
| [2] | 吴传钧院士是杰出的地理学家。在６０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孜孜以求，不断探索，为地理学的发展和国家建设做出了多方面重大贡献，同时推动了中国地理学走出世界，为地理学的国际多维交流，做出了不懈努力。本文扼要地阐述了吴传钧院士的地理学思想，概括了他对中国地理学事业发展，特别是农业地理学，土地利用研究，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定向，开拓国土治和可持续发展新领域，全力介导并组织实施人文地理学的复兴，组织我国地理学界联系 . 吴传钧院士是杰出的地理学家。在６０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孜孜以求，不断探索，为地理学的发展和国家建设做出了多方面重大贡献，同时推动了中国地理学走出世界，为地理学的国际多维交流，做出了不懈努力。本文扼要地阐述了吴传钧院士的地理学思想，概括了他对中国地理学事业发展，特别是农业地理学，土地利用研究，中国经济地理学发展定向，开拓国土治和可持续发展新领域，全力介导并组织实施人文地理学的复兴，组织我国地理学界联系 |
| [3] | <p>针对旅游地理学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和研究内容相对泛化的现状,提出将旅游人地关系作为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阐述了旅游人地关系的理论内涵,认为旅游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人类旅游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并服务于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是“旅游地域系统”。基于人地关系的理论视角,按照旅游地理学理论体系化和科学化的发展要求,充分考虑旅游地理学旅游性、区域性、综合性和应用性的学科属性,初步构建了以旅游活动系统和地理环境系统为基础,以人地关系理论为核心,融合相关学科理论的旅游地理学理论框架。论文还梳理了旅游地理学的基本研究内容、主要科学问题和重要研究方法,强调应大力倡导地理学科学精神,改变低水平应用导向和过于偏重技术导向的研究现状,切实运用旅游地理学研究和解决国家与地方旅游发展中的重要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强化理论导向的思想型研究,将深刻揭示旅游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基本特征、功能结构、时空演化、基本规律、动力机制和调控途径作为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点,通过学科特色创新、研究范式创新、理论成果创新、研究方法创新和应用价值创新,推动旅游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学术水平的提高和学科体系的完善,促进现代旅游地理学的本土化和中国旅游地理研究的国际化。</p> . <p>针对旅游地理学理论研究比较薄弱和研究内容相对泛化的现状,提出将旅游人地关系作为旅游地理学研究的核心,阐述了旅游人地关系的理论内涵,认为旅游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人类旅游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并服务于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门科学,其研究对象是“旅游地域系统”。基于人地关系的理论视角,按照旅游地理学理论体系化和科学化的发展要求,充分考虑旅游地理学旅游性、区域性、综合性和应用性的学科属性,初步构建了以旅游活动系统和地理环境系统为基础,以人地关系理论为核心,融合相关学科理论的旅游地理学理论框架。论文还梳理了旅游地理学的基本研究内容、主要科学问题和重要研究方法,强调应大力倡导地理学科学精神,改变低水平应用导向和过于偏重技术导向的研究现状,切实运用旅游地理学研究和解决国家与地方旅游发展中的重要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强化理论导向的思想型研究,将深刻揭示旅游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基本特征、功能结构、时空演化、基本规律、动力机制和调控途径作为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点,通过学科特色创新、研究范式创新、理论成果创新、研究方法创新和应用价值创新,推动旅游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学术水平的提高和学科体系的完善,促进现代旅游地理学的本土化和中国旅游地理研究的国际化。</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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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Conceptual and theoretical issues edited by Richard W. Butler （Aspects of tourism, 29 . The tourism area life cycle ; v. 2）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c2006 : hbk : pbk |
| [6]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is paper presents a content analysis of the comprehensive subject index of <em>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em> (1973–2003). The study identified 27 major subject areas and a series of patterns describing the growth of tourism research as published in one single journal.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publications was observed in two meta-categories of subject domains: methodology and theory, and development and impacts. The findings describe the journal’s contribution to theoretical constructs and methodological sophistication in tourism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The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ree perspectives on the evolution of research and scholarship.</p><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Résumé</h2><p id="">La construction de la recherche sur le tourisme: aperçus d’un journal des sciences sociales. Cet article présente une analyse du contenu de l’index complet des sujets dans <em>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em> (1973–2003). L’étude a identifié 27 domaines principaux de sujets et une série de tendances pour décrire le développement de la recherche sur le tourisme telle qu’elle a été publiée dans un seul journal. On a observé une croissance significative dans la publication de deux méta catégories de sujets: méthodologie et théorie, et développement et impacts. Les conclusions décrivent la contribution du journal aux constructions théoriques et à la subtilité méthodologique dans les recherches des sciences sociales du tourisme. L’article discute aussi de trois perspectives sur l’évolution de la recherche et de l’érudition.</p> |
| [7] | To date, most analysis on the historic development of tourism has been limited to observing its evolution through a single Life Cycle identified with the mass tourism stage. However, many of the major destinations have a much longer history and seem to have passed through different consecutive Life Cycles related to different stages. Research shows the value of the Tourism Area Life Cycle combined with Regulation theory when analyzing the long-term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this article, we present the case of Catalonia, one of the main tourist destinations in Europe. The article shows how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theories can be especially practical for constructing a global model that groups tourism development by phases with its paradigmatic changes. |
| [8] | The past decade has seen growing endorsement of the concept of sustainability as the logical approach to matching the requirements of conservation and development. Tourism is seen as an industry in which there is both the need for and the opportunity to observe the principles of sustainable resource management. Tourist development which consistently ignores legitimate environmental concerns is ... |
| [9] | Effective governance has been identified 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in sustainable tourism implementation. As governance structures a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network-based, attention needs to be diverted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partnerships in achieving sustainability in tourism. Evalua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regional tourism governance in Cyprus by considering regional tourism organisations鈥 (RTOs) public鈥損rivate network involved exploratory research whereby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key tourism stakeholders were performed. Findings reveal that network governance-related challenges interact with region-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inhibi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regional tourism governance in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tourism. Specifically, RTOs represent a weak form of governance and their effectiveness in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tourism is limited by the continuing dependence on foreign tour operators, a system of mutual favours which complexifies the nature of tourism planning and a growing emphasis on economic interests further fuelled by recent austerity measures imposed in Cypru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network governance cannot be considered separately from the socio-cultur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of the context in which it is studied and proposes that further research reflects the horizontal relations across regional, national and global network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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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Tailored and effective governance is a key requirement for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tourism: it can enhance democratic processes, provide direction and offer the means to make practical progress. This introduction explains how the papers in this collection provide critical assessments of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ourism governance and sustainability. It argues that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r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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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研究真实世界的学科,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是这个学科发展的生命力所在.针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以及“未来地球”计划的提出,本文倡导开展面向空间治理的经济地理学研究,提高该学科服务于国家战略决策的能力.之后本文阐述了中国空间治理的政治文化基础;分析了中国空间治理的主要手段,包括规划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税体制.本文认为,只有客观、全面地观察中国的空间治理体系,并将其理论知识化,才能使经济地理学研究具有更大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也才能为国家提高空间治理能力提供科学支撑. . 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研究真实世界的学科,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是这个学科发展的生命力所在.针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以及“未来地球”计划的提出,本文倡导开展面向空间治理的经济地理学研究,提高该学科服务于国家战略决策的能力.之后本文阐述了中国空间治理的政治文化基础;分析了中国空间治理的主要手段,包括规划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税体制.本文认为,只有客观、全面地观察中国的空间治理体系,并将其理论知识化,才能使经济地理学研究具有更大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也才能为国家提高空间治理能力提供科学支撑. |
| [14] | 治理术作为福柯后期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已被广泛用于西方地理学的研究。本文在福柯的著作和西方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梳理了治理术的概念,归纳了西方地理学对治理术的主要应用。福柯的治理术主要包含治理技术和治理理性两个向度;治理术的分析框架以生命政治、计算和治理目的为支柱;与这一分析框架相对应,西方地理学对治理术的应用集中在以下三个话题：族群与生命政治,领土与计算,认知/空间合理性和城市管治。治理术的相关概念和方法在解释中国的单位制度和户口制度、阶级斗争和空间非均衡发展、分税制和城市规划及加强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化和学术贡献上具有重要意义。 . 治理术作为福柯后期研究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已被广泛用于西方地理学的研究。本文在福柯的著作和西方相关文献的基础上,梳理了治理术的概念,归纳了西方地理学对治理术的主要应用。福柯的治理术主要包含治理技术和治理理性两个向度;治理术的分析框架以生命政治、计算和治理目的为支柱;与这一分析框架相对应,西方地理学对治理术的应用集中在以下三个话题：族群与生命政治,领土与计算,认知/空间合理性和城市管治。治理术的相关概念和方法在解释中国的单位制度和户口制度、阶级斗争和空间非均衡发展、分税制和城市规划及加强中国地理学的理论化和学术贡献上具有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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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Governance is a key concept in politics and public policy that is increasingly utilised in tourism. Using the notion of opolicy as theoryo, a typology of governance suitable for tourism is systematically developed. Categorical variables are developed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intervention and self-regul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licy actors and steering modes. The resultant matrix identifies four governance types: hierarchies, markets, networks and communities. A 12-point framework of governance identifies core elements, including classifying characteristics, policy themes, policy standpoints, democratic models, primary focus, views of non-central actors, distinctions between policymaking and implementation, success criteria, implementation gaps, the reasons and solutions for those gaps and the primary policy instruments used. An example of the application is provided using an analysis of state party's implementation of the 1993 Convention on Biological Diversity. It is concluded that clear categorical variables contribute to improved formulation and evaluation of explanatory claims, help clarify key concepts and assist i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governance and tourism policy between jurisdictions and over time. |
| [18] | In academia as well as in practice there is increasing interest in governing the complex relationships within destinations. Nevertheless, a gap persists in knowledge on how to engage the local community in the tourism development process. This paper analyzes residents’ perceptions, attitudes, and involvement related to tourism development in a mature Italian “ Sun , Sea and Sand ” tourism destination.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followed by cluster analysis revealed four groups of residents representing different levels of interest towards tourism ranging from euphoria to apathy. The findings and conclusions are useful for tourism policymakers in Italy and elsewhere where there is a critical need for stakeholder management and other strategic management approaches in the public realm. |
| [19] | This article adds to the ongoing debate on the performance of corporate-based versus community-based destination management models. New forms of integrated, centrally managed destinations challenge the business models of traditional, historically grown destinations driven by decentralized ownership.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tribu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theories to the explanation of de... |
| [20] | The word 'governance' is ubiquitous. The World Bank an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make loans conditional on 'good governance'. Climate change and avian flu appear as issues of 'global governance'. The European Union issues a White Paper on 'Governance'. The U.S. Forest Service calls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What accounts for the pervasive use of the term 'governance' and to what does it refer? It has a bewildering set of answers. The word 'governance' is used in a variety of contexts, but at a general level, it refers to all forms of social coordination and patterns of rule. In this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Mark Bevir considers not only the main theories of governance, but also their impact in a variety of areas including corporate, public, and global affairs. |
| [21] | Biological invasion, the unintentional introduction of non-native alien plants, animals and disease into a country, has become a major health,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issue. Tourism is widely regarded as a major contributor to the dispersal of invasive species. Measures to control biological invasion therefore may have a substantial effect on tourism mobility. The paper therefore examined t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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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dynamics of the evolution of a nature-based destination in China. Based on longitudinal studies in Zhangjiajie (Hunan Province), it focuses on the roles of institutions in tourism development in China, demonstrating the centrality of institutions and governments in fostering destination development through policy orientations, attracting investments and regulations in their capacity as producers, protectors and promoters of desired processes of change. It describes a five-stage development process from Exploration, through Starting and via Fluctuation and Acceleration to the current stage of Transition leading towards a Destination seeking Better Service Quality. The study, by incorporating institutions as a driving force, develops an RICI model (Resource, Institution, Capital and Innovation) accounting for destin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key role of policies implemented by local governments and the roles of institutions are critical in 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especially in the earlier stages, contrasting with many western countries, where the private sector and central government tend to dominate. The paper notes the role of inter-institution rivalries, and the impact of those rivalries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proposed model could be empirically verified and tested in other cultural or regional destination development contexts. |
| [24] |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the emerging body of knowledge concerning power in tourism, this paper provide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based on the work of Michael Foucault. Four issues are discussed: power is omnipresent in tourism as in all walks of life; the power relationships are conspicuous for inspection in tripartite tourism systems; the touristic gaze is considered a primary mechanism by whi... |
| [25] | This article is about the role of tourist moral agency in governing. The affiliation between vacationing and governing is illustrated through the examination of a case study: the village of Canhane in Mozambique. The main touristic attribute of the village lies in residents' performance of a society in need, seeking outside solutions and guidance. Virtuous tourism in Canhane is the effect of a capitalist expansion in which ethics,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are conflated with tourists' consumption. Specifically, the commodifying logic that emerges from the presence of virtuous tourists in the village derives primarily from three subjects: tourists' self-aspirations, residents' ambition to integrate into the broader socioeconomic order,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virtue stimulated by the development industry. Ultimately, this article shows how the cultivation of ethics through tourism consumption has become an ally for the exercise of nongovernmental governance over public spheres. |
| [26] | 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博弈论的角 度,相关****对旅游景区开发治理参与各方利益均衡进行了分析。在景区治理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多重利益博弈关系,而地方政府在协调各方利益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实现与各方的利益均衡是提高景区绩效的基本动力。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要配合大局,制定规制,从制度上协同各方利益,这是实现利益相关者利益均衡 和景区绩效最大化的根本保障。 . 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博弈论的角 度,相关****对旅游景区开发治理参与各方利益均衡进行了分析。在景区治理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之间存在多重利益博弈关系,而地方政府在协调各方利益中扮演着 重要角色,实现与各方的利益均衡是提高景区绩效的基本动力。研究表明,地方政府要配合大局,制定规制,从制度上协同各方利益,这是实现利益相关者利益均衡 和景区绩效最大化的根本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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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针对30年来阳朔人的社会文化生活受到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本文以对阳朔的社会调查结果为依据，解释了阳朔现象，对阳朔旅游的发展及其影响做了分析，对发展模式进行了评述，并与世界著名旅游目的地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和美国的阿拉斯加的旅游发展及其影响进行了初步的比较。 . 针对30年来阳朔人的社会文化生活受到旅游业发展的影响，本文以对阳朔的社会调查结果为依据，解释了阳朔现象，对阳朔旅游的发展及其影响做了分析，对发展模式进行了评述，并与世界著名旅游目的地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和美国的阿拉斯加的旅游发展及其影响进行了初步的比较。 |
| [29] | . 闻名遐迩的阳朔西街以其“地球村”、“现代心灵港湾”等美妙的形象吸引了无数的中外游客 ,“西街现象”也引起了人类学、旅游学、社会学、生态学等领域的广泛关注。另外 ,许多大众媒体都以不同的方式描绘及宣传了不同视角的西街印象。但由于文化间思考的差异 ,更由于西街本身一直在不断焕发、展现其新的魅力而使得对西街的解读呈现了广泛的联想空间。笔者在运用规范化的田野调查方法对其进行长期的系统调查后认为 ,西街作为阳朔区域文化乃至整个漓江流域文明的一个子系统 ,既负载着历史和现实的本源意义 ,又具有文化和美学的多重价值 ,并对 2 1世纪人类社会生活模式具有独特的启迪意义 . 闻名遐迩的阳朔西街以其“地球村”、“现代心灵港湾”等美妙的形象吸引了无数的中外游客 ,“西街现象”也引起了人类学、旅游学、社会学、生态学等领域的广泛关注。另外 ,许多大众媒体都以不同的方式描绘及宣传了不同视角的西街印象。但由于文化间思考的差异 ,更由于西街本身一直在不断焕发、展现其新的魅力而使得对西街的解读呈现了广泛的联想空间。笔者在运用规范化的田野调查方法对其进行长期的系统调查后认为 ,西街作为阳朔区域文化乃至整个漓江流域文明的一个子系统 ,既负载着历史和现实的本源意义 ,又具有文化和美学的多重价值 ,并对 2 1世纪人类社会生活模式具有独特的启迪意义 |
| [30] | 贪婪法是用于设计数值最优化问题的算法之一,它能应用于求解不同领域的多种问题,如应用于集装箱问题的背包贪婪算法.贪婪法不追求最优解,不要回潮,只希望得到较为满意的解.使用贪婪法不能保证一定得到最优解.本文通过对连续背包问题不同贪婪准则的讨论,给出了一个贪婪算法最优解实现的C程序. 贪婪法是用于设计数值最优化问题的算法之一,它能应用于求解不同领域的多种问题,如应用于集装箱问题的背包贪婪算法.贪婪法不追求最优解,不要回潮,只希望得到较为满意的解.使用贪婪法不能保证一定得到最优解.本文通过对连续背包问题不同贪婪准则的讨论,给出了一个贪婪算法最优解实现的C程序. |
| [31] | Characteristic of both government-led and market-driven industries, China tourism has, since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experienced enormous growth at the nexus of central planning and market demands. This essay attempts to review the contexts and dynamics for a strategic shift of focus of China tourism, and to discuss the implications of the change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its destination development, marketing and management. |
| [32] | . 中国的旅游业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在过去的30多年中有了长足的发展,逐渐成为国家重要的产业。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国家关于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和战略在不断地调整。文章在对中国旅游业的国际地位和近年来旅游发展政策沿革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产业定位和三大市场优先顺序的新思路,并对中国未来旅游发展战略、管理体制改革、旅游业的对外开放、公共旅游服务体系的建设以及特定旅游业态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与建议。 . 中国的旅游业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在过去的30多年中有了长足的发展,逐渐成为国家重要的产业。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国家关于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和战略在不断地调整。文章在对中国旅游业的国际地位和近年来旅游发展政策沿革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旅游产业定位和三大市场优先顺序的新思路,并对中国未来旅游发展战略、管理体制改革、旅游业的对外开放、公共旅游服务体系的建设以及特定旅游业态的发展提出了具体的意见与建议。 |
| [33] | . China Tourism News,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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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D].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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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 Extensive field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when users of a resource do gain good feedback about the effect of their actions on a resource and can build norms of reciprocity and trustworthiness, they are |
| [39] | 自上世纪七零年代以来在组织管理与公共管理学界出现了一系列治理理论，其中有许多讨论自组织治理的理论，在组织管理学界称之为网络，在公共管理学界称之为社区或社群。本文则以复杂网络理论中的概念—自组织—统称之。综合这些理论，本文提炼出三点：一、自组织是市场与层级之外的第三种治理机制。二、任何治理结构都应该混合层级、市场与自组织三种治理。三、不同情境需要不同的治理结构，会有所偏重，但亦必须有所平衡。 . 自上世纪七零年代以来在组织管理与公共管理学界出现了一系列治理理论，其中有许多讨论自组织治理的理论，在组织管理学界称之为网络，在公共管理学界称之为社区或社群。本文则以复杂网络理论中的概念—自组织—统称之。综合这些理论，本文提炼出三点：一、自组织是市场与层级之外的第三种治理机制。二、任何治理结构都应该混合层级、市场与自组织三种治理。三、不同情境需要不同的治理结构，会有所偏重，但亦必须有所平衡。 |
| [40]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ing global as well as local networks between tourism firms and clusters seeking to attain global competitiveness has been increasingly emphasized in previous studies. The aim of this paper is to examine the role of local and global networking in firms of different sizes and of differentiated cluster types (based on specialization and agglomeration) in tourism. This paper differs from previous researches in that it addresses the tourism dimension of the networking literature and employs a quantitative method of analysis based on a firm-level survey.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reveal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relation between large firms and the global level of networking. The specialization and agglomeration of firms in a cluster does not determine the level of connectedness, but rather it is the size of the firm in a cluster that determines the level of networking of that cluster.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the paper explores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networks not only at a local level but also at a global level by emphasizing the defining factors.</p> |
| [41] | 全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它是谁的全球化？全球化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因应全球化的传统条件如何？要为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定位，实际上意味着摸索一个宏观的叙事框架，这个框架的实质内容是西方哲学的真理语言与中国传统的道理语言的关系，是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文明体系与中国道德至上的文化传统的关系。支撑这些框架的社会形态截然不同，一个是文明体系的公民社会，一个是文化传统的私民社会。公民社会由契约构成，私民社会由宗法体制传承。中国因应全球化的过程从根本上说也是改造自己的私民社会传统的过程 . 全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它是谁的全球化？全球化的核心是什么？我们因应全球化的传统条件如何？要为中国在全球化格局中定位，实际上意味着摸索一个宏观的叙事框架，这个框架的实质内容是西方哲学的真理语言与中国传统的道理语言的关系，是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文明体系与中国道德至上的文化传统的关系。支撑这些框架的社会形态截然不同，一个是文明体系的公民社会，一个是文化传统的私民社会。公民社会由契约构成，私民社会由宗法体制传承。中国因应全球化的过程从根本上说也是改造自己的私民社会传统的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