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atial variat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of migrants' Hukou transfer intention of China's prefecture- and provincial-level cities：Evidence from the 2012 national migrant population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LINLiyue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5-11-16
修回日期:2016-05-31
网络出版日期:2016-11-28
版权声明:2016《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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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在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农业转移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是一项首要任务。在此背景下,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放宽户口迁移政策,以户籍本地化促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以户籍身份确保其共享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观点,在越来越多的城市转变为实际的政策措施。然而,任何政策的执行与落实都需要得到相关利益主体的支持并尊重相关利益主体的自由选择权[1-3],因此,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在全国层面考察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格局、分异模式和影响因素显得尤为重要。迄今已有一些****基于针对某些省份或城市的问卷调查,从流动人口个体层面针对其户籍迁移意愿展开研究,但得到的关于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结果却参差不齐,在这一问题上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这一结果恰反映了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在不同地区或城市间存在差异的事实[4-7];这种差异是户籍制度改革中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迄今研究仅涉及十分有限的一些城市和地区且所使用的数据间缺乏可比性,因此都无法在全国层面对城市间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差异进行精确的刻画,需要在使用全国性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新的工作来弥补这一不足。
关于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或与户籍迁移意愿密切相关的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同样有****进行了有益的探索。这些研究主要是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等框架下考察上述问题,并将流动人口个体及其家庭的特征、家庭资源配置策略和流入地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和波动等方面因素纳入研究的视野[8-11]。研究表明,流动人口个体及其家庭的收入水平、职业类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社会保险、劳动合同、流动距离、家庭成员随迁状况等都是影响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或户籍迁移意愿的主要因素[12-22]。近年来,相关研究的另一重要发展是开始关注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状况及相关主观感受等因素的影响,发现幸福感和社会融合对于提高流动人口定居意愿或户籍迁移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7, 23-24]。但上述研究主要是以流动人口个体为研究单位,分析流动人口自身微观和个体因素对其个体户籍迁移意愿的影响。对于流动人口群体而言,其整体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差异不仅与其自身特征密切相关,显然还可能受制于其流入城市的地区性因素,因此需要以其流入地空间为研究单元,在同时分析流入城市地区性因素和流动人口自身因素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充分揭示。
基于上述,本文拟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以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单元,采用2012年全国性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和相关统计年鉴数据,利用统计分析、空间分析、主成分分析和逐步多元回归模型等方法,描述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布格局,考察在流入城市和流动人口自身两个方面因素综合作用下的流动人口群体城市间户籍迁移意愿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最后提出政策启示,以期为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有益的参考。
2 数据与方法
2.1 研究数据
本文中流动人口数据来自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MDMS）（ 此项数据由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是由国家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的在流入地对流动人口进行的连续断面调查。以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籍的15-59周岁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以2011年全员流动人口年报数据为基本抽样框,采取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进行抽样。此次调查共涉及158556个流动人口,其中84.3%为农业户口,属于乡—城流动,15.5%为非农业人口,属于城—城流动,其余0.2%的流动人口户口性质为其他。由于监测调查数据具有时效性、普遍性和代表性,可通过对该数据的分析推断调查时点全国流动人口的相关情况[25]。由于本溪市、商丘市、抚顺市、许昌市、阜新市、阳江市、菏泽市、云浮市、鹤壁市、周口市、梅州市、衢州市和三沙市未被2012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所覆盖,因此本文的研究单元为全国除这些城市之外的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户籍迁移意愿为流动人口在被调查时,是否愿意将其户口迁入到现流入城市。如果流动人口愿意将户口迁入现流入城市,则认为其有户籍迁移意愿;如果流动人口不愿意或者没想好是否把户口迁入现流入城市,则认为其没有户籍迁移意愿。此外,统计模型分析中还使用了《2013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13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和《2013中国统计年鉴》的部分数据。文中基础底图来源于国家基础地理信息中心1:400万数据库。
2.2 分析方法
本文使用趋势面分析方法来探讨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空间格局的分异趋势。设Zi (xi, yi)为流动人口在第i个地级以上城市户籍迁移意愿的值,xi、yi为平面空间坐标,其计算公式如下[26-27]：式中：Ti(xi, yi)为趋势函数,反映中国城市间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总的变化规律,认为是大范围系统因素引起的;εi为自相关随机误差,反映中国城市间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局部的变化特点,认为是局部因素和随机因素引起的。本文采用二阶多项式计算趋势值,则趋势函数可表示为：
为分析流入地城市地区性因素和流动人口自身因素对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影响,先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若干因子来探讨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接着使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考察、检验各因子的显著程度并比较影响作用的大小。此外,本文还使用了半变异函数等分析方法。
3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布特征
3.1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整体户籍迁移意愿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城市流动人口中打算将户籍迁入现流入城市者的比例为39.27%,小于四成,说明当前流动人口整体在现流入城市落户的愿意并不高,这与已有研究中绝大多数农民工不愿意将自己户口“非农化”（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2]的结论相吻合。值得指出的是,尽管2013-2015年期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问卷没有设置有关户籍迁移意愿的题项而使本文无法直接测算最新的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但该调查保留的长期居住意愿（即流动人口打算在流入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意愿）的题项仍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其户籍迁移意愿的变化。根据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2012年中国城市流动人口长期居住意愿为56.17%,2014年这一比例为56.80%,说明近年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留意愿是相对稳定的,并未因近年来户籍制度改革和人口流动家庭化、滞留长期化所导致的[28-32]人口流动模式的变动而发生重大的变化,流动人口整体上户籍迁移意愿低的事实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3.2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地带性分异
从东、中、西三大区域来看,中国东部地区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最高,为42.18%,西部地区次之,为39.39%,中部地区最低,为36.38%,东部与中部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相差约6个百分点。这一结果与趋势面分析得到的分异形态高度契合。由图1可知,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东西方向的分异并没有呈现由东向西逐步递减的三级梯度特征,而是呈自东向西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在空间上呈现出一条“U”型曲线的分异形态。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内陆化趋势[33-34]并未导致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也出现类似的变化,中西部地区城市整体对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缺乏吸引力。从南北方向看,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南北方向的分异表现为自北向南逐渐下降的趋势,呈现“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与人口流动空间模式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南北方向的空间分异截然相反。可见,尽管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存在显著的地带性差异,但这种差异与中国人口流动的空间模式[35]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带性差异规律不完全一致,甚至全然相反,表明可能存在某些未知因素的作用降低了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较为优越的区位条件对流动人口在本地落户的吸引力。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趋势面分析注：图中的紫色点为样本点,红色点、绿色点分别为紫色点在ZX面、YZ面的投影,绿色直线长度表示样本点数据值,蓝色曲线表示东西走向样本的投影趋势,墨绿色曲线表示南北走向样本的投影趋势。
-->Fig. 1Trend surface analysis of migrants' hukou transfer intention of China's prefecture- and provincial-level cities
-->
利用半变异函数计算得到,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基台值为216.376,拟合度最高的模型为球体模型,块金值与基台值之比（块金系数）为0.785,说明中国城市间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相关性弱,空间异质性高。由此可见,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变异可能受到其他非空间成分（例如城市内部因素或流动人口自身因素）的影响。
3.3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异特征
为便于从总体上进一步把握中国城市间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异特征,应用系统聚类分析方法中的欧氏距离法,将276个地级以上城市根据其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初步划分为5种类型（表1）。在此基础上,以这些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均值（39.27%）为依据对聚类分析结果进行微调整,将部分户籍迁移意愿低于均值的、原本划分到III类（较高迁移意愿城市）的城市调整到IV类（中等迁移意愿城市）。由表1可见,户籍迁移意愿在20.01%~41.00%的城市达126个,数量最多,因此将其定义为中等迁移意愿城市;低于20%的为低户籍迁移意愿城市,共25个;户籍迁移意愿在41.01%~50.00%之间的城市为较高户籍迁移意愿城市,共66个;户籍迁移意愿在50.01%~70.00%为高户籍迁移意愿城市,共45个;户籍迁移意愿高于70%的有14个城市,定为极高户籍迁移意愿城市。北京、上海2个超大城市和盘锦、中卫、克拉玛依、酒泉和七台河5个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大于75%,是中国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最高的7个城市。Tab. 1
表1
表1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类型划分
Tab. 1The distribution of China's prefecture- and provincial-level cities by the rank of their migrants' hukou transfer intention
| 城市类型 | 城市及数量 | 迁移意愿区间(%) | 平均值(%) |
|---|---|---|---|
| I类(极高迁移意愿城市) | 盐城市、临沂市、厦门市、泰安市、大连市、大庆市、七台河市、雅安市、酒泉市、上海市、北京市、克拉玛依市、中卫市、盘锦市14个城市 | 70.01~90.00 | 77.35 |
| II类(高迁移意愿城市) | 常州市、莱芜市、辽阳市、铜仁市、银川市、宜昌市、徐州市、惠州市、贵阳市、巴中市、聊城市、日照市、汕头市、防城港市、石嘴山市、无锡市、池州市、十堰市、朔州市、珠海市、洛阳市、铁岭市、丽江市、哈尔滨市、廊坊市、广州市、乌鲁木齐市、辽源市、河源市、深圳市、眉山市、青岛市、烟台市、威海市、天津市、营口市、濮阳市、伊春市、大同市、武汉市、德州市、南京市、济南市、通辽市、淮北市45个城市 | 50.01~70.00 | 55.97 |
| III类(较高迁移意愿城市) | 邯郸市、苏州市等66个城市 | 41.01~50.00 | 45.35 |
| IV类(中等迁移意愿城市) | 淮南市、临沧市和衡阳市等126个城市 | 20.01~41.00 | 31.29 |
| V类(低迁移意愿城市) | 揭阳市、潮州市、张掖市、汕尾市、安康市、丹东市、来宾市、天水市、信阳市、吉安市、贵港市、陇南市、平顶山市、孝感市、内江市、邢台市、宣城市、抚州市、铜川市、六盘水市、贺州市、莆田市、安庆市、 吕梁市、永州市25个城市 | 0.00~20.00 | 12.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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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空间可视化,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高低分布的空间特征得到进一步体现,结合表1和图2可以发现以下主要特征。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格局
-->Fig. 2The spatial pattern of migrants' hukou transfer intention of China's prefecture- and provincial-level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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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中国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
-->Fig. 3The migrants' hukou transfer intention of prefecture- and provincial-level cities of different sizes in China
-->
3.3.1 等级高规模大的城市多为高迁移意愿城市,等级低规模小的城市则多为低迁移意愿城市 从城市等级看,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为63.55%和61.77%,明显高于副省级城市流动人口的53.77%和普通省会城市流动人口的42.33%,普通省会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又高于其他地级市流动人口的37.59%。由此可见,行政主导性的划分所导致的不同等级城市之间资源分配的差异[36],造成了不同等级城市之间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差异。从城市规模看,中国城市按城区常住人口规模大小可区分五类七档(《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明确,新的城市规模划分标准以城区常住人口为统计口径,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城市为小城市,其中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小城市,2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小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城市为中等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大城市,其中3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Ⅰ型大城市,100万以上300万以下的城市为Ⅱ型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500万以上1000万以下的城市为特大城市;城区常住人口1000万以上的城市为超大城市。在本文的276个研究样本城市中,并无Ⅱ型小城市。) 这种根据人口集聚规模的划分,导致各城市之间的资源集聚程度不同,进而影响了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的差异。由图3 可知,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其中超大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最高,特大城市和I 型大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大体相当,II 型大城市和中等城市而非I 型小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最低。
3.3.2 沿海城市群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普遍较高,但内部差异显著 由于等级高、规模大的城市多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故极高和高户籍迁移意愿城市也多集中在东部沿海的辽中南、京津翼、山东半岛、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城市群内,但沿海城市群内部存在差异。京津翼城市群中只有北京和天津属于极高和高迁移意愿城市,其余城市多为低户籍迁移意愿城市,反映出京津的空间扩散作用十分有限的现实,这与京津吸引力太强和行政分隔不无关系。山东半岛和辽宁中南部地区是近年来流动人口增长十分迅速的地区[34-35],分布着较多高户籍迁移意愿城市,其中包括山东城市群的济南、青岛、烟台、威海、日照5个城市和辽中南的大连、盘锦、营口、辽阳4个城市,空间上整个环渤海地区有连绵化的趋势,成为高户籍迁移意愿城市集中的主要区域。长三角共有上海、南京、常州、徐州和无锡5个城市为极高和高迁移意愿城市,说明上海强吸引力的空间扩散作用也仅局限于江苏的部分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对浙江、安徽等省的城市则鞭长莫及。珠三角有广州、深圳、惠州和珠海4个地域上相对紧密连接的高迁移意愿城市,而周边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则普遍较低,出现了典型的中心高——外围低结构,与其流动人口的聚散特征在空间上高度重叠。在浙江和福建,除了厦门之外,其他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均较低,出现了连绵成片的低户籍迁移意愿城市,是东部沿海六大城市群中的塌陷区,这可能是闽浙两省的流动人口主要集聚在市区以外的城乡结合部、乡镇和农村就业导致的结果(3根据2014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浙江和福建流动人口的就业地主要集聚在城乡结合部、乡镇和农村,其中福建省流动人口在市区内就业的比重仅为31.70%,浙江更是低至18.99%,远低于东部其他省市。)由此可见,沿海城市群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高是因为等级高规模大的城市多,但整体而言这仅限于城市群核心区及其周边有限的大城市,城市群中其他中小城市或距离核心区较远的大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仍较低,说明城市群核心区的空间辐射能力有限。
3.3.3 内陆部分重要省会城市和交通区位与资源禀赋良好的中小城市,也表现出不俗的吸引力 由于中西部地区众多城市多为等级低、规模小的城市且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因此流动人口户籍迁入本地的吸引力较小,主要分布着中等和低户籍迁移意愿城市。尽管如此,内陆地区多个重要省会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意愿毫不逊色于东部沿海城市,银川、贵阳、武汉、哈尔滨、乌鲁木齐等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均超过50%,属于高户籍迁移意愿城市。更值得注意的是,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超过70%的城市仅有14个（表2）,其中北京、上海、大连、厦门、盐城、临沂、泰安和盘锦为东部沿海城市,其余则零散分布于为中西部地区,包括大庆、雅安、中卫、克拉玛依、酒泉、七台河等交通区位优越和资源禀赋良好的中小型城市,说明这些中西部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不亚于甚至超过众多东部沿海城市。究其原因,可能在于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和上述交通区位优越和资源禀赋良好的中小型城市是本省省内流动人口的主要迁入地,而省内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的意愿又显著高于省际流动人口[8-9, 34],因而流动人口打算将户籍迁入、实现户籍本地化的意愿也较为强烈。内陆地区部分省会城市的凸显和多个非省会中小城市的崛起,说明在内陆地区也已经形成了一批高户籍迁移意愿城市,在今后的户籍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可予以多加培育。
4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
4.1 模型自变量选取与具体操作化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分布既表现出某些与自然地理现象类似的特征与规律,更受制于中国特色背景下社会经济环境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具有非地带性的空间分布规律。那么,是哪些因素塑造了这种非地带性的空间分布特征?本研究在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从流入城市和流动人口自身两个方面剖析上述分异特征的影响因素,其形成机制和归因方式如表2所示。在此基础上,构建指标体系,并选取相应的统计指标与之匹配。Tab. 2
表2
表2模型的理论框架及相关变量、机制和归因方式
Tab. 2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relevant variables, mechanisms and their elaboration
| 理论框架 | 变量 | 机制/逻辑 | 归因方式 |
|---|---|---|---|
| 劳动力市场 分割理论 | 流入地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正向回报机制 | 社会经济水平高,户籍的含金量高,户籍迁移意愿亦高 |
| 流入地城市的劳动力市场特征和社保情况 | 一级劳动力部门与次级劳动力部门的差异 | 集中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导致收入水平低,工作缺乏稳定性,户籍迁移意愿低 | |
| 社会融合理论 |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流动时间 | 社会融合的正向回报机制 | 流动时间长、社会融合程度高,对流入地的认同度和归属感高,户籍迁移意愿亦高 |
| 空间区位理论 | 流入地城市的区位特征 | 区位的差异 | 区位条件优越(位于东部和沿海),户籍迁移意愿高 |
| 新劳动力迁移经济学理论 | 流动人口的个体家庭特征、家庭收入与财富水平 | 家庭资源的正向激励机制 | 个人条件优越、在流入城市家庭成员多、家庭收入与财富水平高,生存能力强,户籍迁移意愿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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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2的理论设想和指标可获性,选取20项统计数据作为因子提取的指标（表3）。结果显示,原20项指标降维成4个主因子,且4个主因子的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9.996%。其中,因子F1反映的是各城市经济发展状况,F2主要表示各城市社会发展水平,F3反映的是各城市教育和医疗卫生机构发展水平,F4主要体现的是各城市经济区位和地理区位特征。
Tab. 3
表3
表3流入城市指标的主成分分析
Tab. 3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of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of migrants' destination cities
| 经济发展水平(F1) | 社会发展水平(F2) | 公共服务设施水平(F3) | 区位特征(F4) | |
|---|---|---|---|---|
|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 0.929 | 0.226 | 0.180 | 0.122 |
| 公共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 | 0.920 | 0.135 | 0.295 | 0.049 |
| 年末单位从业人员数 | 0.870 | 0.233 | 0.330 | 0.130 |
| 经济总量GDP | 0.811 | 0.387 | 0.326 | 0.205 |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 0.803 | 0.351 | 0.382 | 0.193 |
| 制造业就业人员 | 0.784 | 0.321 | 0.237 | 0.293 |
|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 | 0.570 | 0.539 | -0.186 | 0.154 |
| 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额 | 0.486 | 0.458 | 0.414 | 0.193 |
| 人均城乡居民储蓄年末余额 | 0.174 | 0.863 | 0.053 | 0.201 |
| 人均图书馆图书册数 | 0.153 | 0.789 | 0.103 | 0.002 |
| 人均GDP | 0.350 | 0.694 | -0.196 | 0.320 |
|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 | 0.393 | 0.595 | 0.033 | 0.490 |
| 是否为省会、副省级城市 | 0.442 | 0.533 | 0.331 | -0.134 |
| 普通中学在校学生数 | 0.137 | -0.087 | 0.917 | 0.066 |
| 普通中学专任教师数 | 0.461 | -0.006 | 0.844 | 0.114 |
| 医院床位数 | 0.443 | 0.219 | 0.777 | -0.019 |
| 区位(东中西) | -0.025 | 0.114 | 0.142 | 0.866 |
| 是否为沿海城市群内 | 0.179 | 0.177 | 0.056 | 0.833 |
| 是否沿海 | 0.164 | 0.040 | -0.029 | 0.667 |
| 载荷因子累计贡献率 | 31.361 | 50.246 | 66.485 | 79.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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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2的理论设想,结合调查问卷,选取17项指标作为因子提取的指标。结果显示原17个指标的方差信息主要集中在6个主因子中,累计方差贡献率达74.14%（表4）。其中,因子F5反映的是各城市流动人口就业的企业类型、行业结构、就业性质等就业特征,F6表示各城市流动人口个人及家庭的收入和储蓄情况,F7反映各城市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职业类型、家庭规模、婚姻状况等特征,F8主要体现各城市流动人口的流动时间,F9主要表示各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程度,F10反映各城市流动人口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情况。
Tab. 4
表4
表4流动人口指标的主成分分析
Tab. 4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 of migrants' socioeconomic indicators
| 就业特征(F5) | 家庭收入与财富水平(F6) | 个体和家庭 基本特征(F7) | 流动时间(F8) | 社会融合 程度(F9) | 社会保险 情况(F10) | |
|---|---|---|---|---|---|---|
| 在私营企业就业比例 | 0.842 | 0.039 | 0.159 | -0.108 | -0.029 | -0.079 |
| 制造业从业人员比重 | 0.830 | 0.242 | 0.013 | 0.039 | -0.145 | 0.056 |
| 雇员比例 | 0.773 | -0.113 | 0.421 | -0.042 | -0.030 | 0.057 |
| 第三产业从业比重 | -0.741 | 0.264 | 0.096 | -0.078 | 0.028 | 0.007 |
| 跨省流入比重 | 0.436 | 0.366 | 0.015 | 0.003 | -0.408 | 0.408 |
| 家庭月收入 | -0.014 | 0.966 | -0.045 | 0.051 | -0.041 | -0.014 |
| 家庭年储蓄金额 | 0.151 | 0.909 | 0.052 | -0.023 | -0.044 | -0.036 |
| 个人月均收入 | -0.195 | 0.833 | -0.028 | -0.105 | 0.015 | 0.143 |
| 平均受教育年限 | -0.268 | 0.046 | 0.735 | -0.320 | 0.134 | -0.028 |
| 白领比例 | 0.216 | 0.156 | 0.719 | 0.240 | 0.040 | -0.024 |
| 本地家庭规模 | -0.262 | 0.100 | -0.716 | 0.272 | 0.097 | -0.252 |
| 已婚比例 | -0.142 | 0.155 | -0.626 | 0.366 | 0.117 | -0.085 |
| 在外流动时间 | 0.049 | 0.046 | -0.115 | 0.842 | -0.047 | 0.014 |
| 本地滞留时间 | -0.063 | -0.148 | -0.178 | 0.825 | 0.051 | 0.045 |
| 社区活动参与度 | -0.038 | -0.018 | -0.038 | -0.247 | 0.788 | 0.250 |
| 社会心理认同度 | -0.111 | -0.021 | 0.027 | 0.260 | 0.739 | -0.210 |
| 享有城镇职工医保比重 | -0.035 | 0.042 | 0.125 | 0.057 | 0.031 | 0.897 |
| 载荷因子累计贡献率 | 17.792 | 34.354 | 47.547 | 58.867 | 67.158 | 74.1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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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模型回归结果及其解释
为了分析影响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城市间差异的主导因素,以每个城市流动人口的平均户籍迁移意愿为因变量,将通过主成分分析得到的流入城市因素和流动人口因素中包含的10个主因子全部进入回归方程,采用Stepwise逐步回归法（显著性水平为5%）（表5）。Tab. 5
表5
表5中国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空间差异的逐步多元回归模型结果
Tab. 5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migrants' hukou transfer intention of China's prefecture- and provincial-level cities
| 非标准化系数 | 标准化系数 | t值 | Sig. | |
|---|---|---|---|---|
| (常量) | 39.248 | 54.599 | 0.000 | |
| 社会融合程度(F9) | 6.277 | 0.405 | 8.475 | 0.000 |
| 社会发展水平(F2) | 5.243 | 0.339 | 6.972 | 0.000 |
| 经济发展水平(F1) | 5.008 | 0.324 | 6.617 | 0.000 |
| 流动时间(F8) | 3.789 | 0.247 | 5.285 | 0.000 |
| 社会保险情况(F10) | -2.173 | -0.139 | -2.919 | 0.004 |
| 城市区位(F4) | 3.558 | 0.229 | 3.966 | 0.000 |
| 就业特征(F5) | -2.885 | -0.188 | -3.346 | 0.001 |
| 家庭收入与财富 水平(F6) | -1.706 | -0.110 | -2.205 | 0.0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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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发现在流动人口户籍迁移的决策过程中,流入城市地区性因素的正向影响作用大于流动人口自身因素。对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高低起作用的因素由大到小依次为：社会融合程度、社会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流动时间、城市区位、就业特征、社会保险情况和家庭收入与财富水平等8个因素,其解释力度为43.1%,显著性水平为0.000。而“F3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和“F7个体和家庭基本特征”这两个变量则被剔除,说明二者不会对城市间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差异产生显著性的影响作用。这一结果凸显了以往被忽视的流入城市地区性因素的影响作用,进一步证实了以流入地空间为研究单元,综合考察流入城市地区性因素和流动人口自身因素对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影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下文将分析各变量作用的具体机制。
4.2.1 流入城市因子的影响作用及其解释 在流入城市因素中,社会发展水平对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影响最大,其次是经济发展水平,二者均对户籍迁移意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带来的就业和发展机会也相对较多,由此带来的城市吸引力和城镇户籍的预期收益较大,因此其流动人口在本地落户的意愿较高。这说明对已经完成初次流动——从家乡流出后的流动人口来说,其在后续流动过程中的行为选择依然是一种基于经济追求和个人发展的理性选择,即户籍迁移仍是流动人口理性计算的结果。
流入城市空间区位的优劣也是决定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高低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模型结果显示,流入城市的空间区位优越,则其流动人口打算户籍迁移的比例越高。究其原因在于区位条件越为优越的城市,尤其是位于沿海城市群内部的城市,其人口、土地、资金、技术等各要素的集聚效应越为明显,有利于创造稳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的收入水平[37],因此在以经济追求为原始动力的背景下,其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越高便在情理之中。
4.2.2 流动人口因子的影响作用及其解释 在流动人口自身因素中,其在流入城市的社会融合程度是影响其户籍迁移意愿空间分异的核心因素,其影响作用在所有的影响因子中排在首位。同时,流动时间也对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起到正向促进作用。根据回归结果,在流入城市社会融合程度越高、流动时间越长的流动人口,其在本地落户意愿越高。这一结果易于理解,说明只有当流动人口从心理上真正认同了所在城市的文化价值和生活方式,真正融入了所在城市才愿意将户籍迁入。
从就业特征来看,在某一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中身为雇员、在私营企业、在制造业中就业和跨省流动者比重越高,即流动人口越集中在城市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在本地落户的意愿就越低。这是因为流动人口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不仅意味着其工作报酬低和稳定性差,而且也意味着在城市的物质基础薄弱和生存能力不足,因此其在本地落户的意愿不高也不足为奇。
模型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家庭的收入与财富水平和城镇医疗保险的享有情况对其户籍迁移意愿空间分异的影响方向与理论预期相反,也不同于基于流动人口个体数据所得到的家庭生存能力和城市社会保障能力对流动人口户口迁移意愿或城市定居意愿有着重要作用的研究结果。事实上,上述模型结果表明,某一城市流动人口的家庭收入与财富水平和医疗保险参与率越高,其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反而越低。原因可能在于,在短期内各种城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缺乏弹性且流动人口多集中在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的现实背景下,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落户的原因之一便是为了获取附加在户籍制度身上的各种福利措施[2],因而若流动人口已拥有较高的收入和财富水平、且已享有城镇医疗保险,户籍制度的附加值对他们的吸引力便有所下降,从而降低其落户意愿。
5 结论与讨论
本文通过对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相关统计年鉴数据的分析,揭示了中国276个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差异显著,具体表现为等级高、规模大的城市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显著高于等级低、规模小的城市;同时中西部部分省会城市和交通区位优越、资源禀赋良好且社会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程度的中小城市,其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也相对较高。这说明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与当前国家的户籍制度改革政策在空间导向上存在严重错位,但他们在中西部一些省会城市和中小城市较高的户籍迁移意愿也让我们看到了流动人口落户的新的城市空间。
（2）流入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社会融合程度是造成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空间差异的核心要素,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户籍迁移意愿的走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流入城市的空间区位条件则进一步加强了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对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的影响。这一结果揭示了造成不同城市间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差异的最根本原因,同时也为调控这种差异提供了重要杠杆。事实上,流动人口绝大部分来自农村,他们离乡背井来到城市,若要定居自然选择空间区位条件优越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作为他们新的家园,这种由人口流动的趋利性所驱动的户籍迁移意愿与长期以来在流动人口流动原因的研究中所得出的结果是相一致的,而本文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这种趋利性始终贯穿于流动人口迁移决策的全过程。同时还值得看到的是,流动人口在其户籍迁移的决策中已不仅仅满足于获取某些社会经济利益,他们还要求获得流入地城市社会的接纳,并完整融入流入地城市社会之中。这种新的诉求已超越以往研究所强调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主要动机,值得在今后的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中予以进一步关注。
（3）对流动人口个体的户籍迁移意愿起主要影响作用的个体和家庭特征因素,如婚姻状态、受教育年限、职业类型和家庭迁移规模在流动人口城市间户籍迁移意愿的空间差异解释中没有显著作用。家庭收入与财富水平和享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虽仍存在影响,但影响方向却与预期不同,享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拥有较高的家庭财富与收入反而抑制了户籍迁移意愿的提升。
上述研究结果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有着重要的政策启示：
（1）应正视流动人口个人的户籍迁移意愿和国家的户籍改革政策间的矛盾,通过引导流动人口在不同等级规模城市间的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以妥善化解这一矛盾。要充分利用前文所揭示的中西部地区一些省会城市和中小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较高的事实,切实贯彻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精神,加快发展中小城市,以充分发挥中小城市在集聚产业和人口上的潜力,在大城市（尤其是沿海城市群中的大城市）之外为流动人口开辟更为广阔的就业生活空间来纾解大城市的压力。同时,包括大城市在内的不同等级规模城市可根据前述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空间差异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因地制宜地制定与流动人口相关的产业发展或转移、户籍制度改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政策措施,以促进流动人口在不同等级规模城市间的有序流动和合理分布,减小现行国家政策与流动人口个人意愿间的矛盾,逐步使大多数流动人口在不同等级规模城市都能各得其所。
（2）基于前文所揭示的流入城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的社会融合程度在决定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上的重要作用的事实,中小城市可根据其流动人口的户籍迁移意愿、本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流动人口的相关特点和社会融合状况采用不同的户籍制度改革和相关政策。就沿海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中小城市而言,其工作的着力点应是采取切实措施提高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程度,为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落户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改善其就业层次和就业结构,以提高流动人口的落户意愿和能力。这方面的措施包括发展适合流动人口需要的住房租赁市场,并把流动人口纳入公租房、廉租房保障范围,扩大医疗资源和保险的地区间统筹范围,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接受公平教育的权益,并尽快落实异地中考、高考等。而中西部中小城市则应大力提高当地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综合承载能力,增加就业和收入的机会,同时强化当地户籍人口回流后在城镇落户的意识,推动当地的就地城镇化进程。
（3）在从大城市、尤其是超大城市引导部分流动人口适当分流,以应对其日益凸显的环境质量下降、交通拥堵严重、房价上涨过快等问题的同时,仍应当看到这些城市流动人口户籍迁移意愿高,且这种高迁移意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这些城市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为流动人口提供了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的事实,避免简单地采取设置高落户门槛和各种严苛的流动人口居住和子女受教育政策等措施而将流动人口拒之城外的办法,而是应该在分散大城市、超大城市功能、尤其是产业功能上多做文章,引导部分产业向中小城市和中西部转移,通过产业转移带动人口转移。在此过程中,还要继续在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和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逐步适当放宽流动人口的落户限制上做出努力,进一步推进针对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工作,让流动人口即便没有户籍也能够获得流入城市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享受更多作为常住人口的权利。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China’s Hukou system poses severe restrictions on labor mobility. This paper assesses the consequences of relaxing these restrictions for China’s internal economic geography. We base our analysis on a new economic geography model. First, we obtain estimates of the important model parameters on the basis of information on 264 of China’s prefecture cities over the period 1999-2005. Second, and by using our estimation results as input, we simulate various long-run scenarios of China’s internal economic geography that differ in their degree of interregional labor mobility. We find that increased labor mobility will lead to more pronounced core-periphery outcomes. Interestingly, these agglomerations are not necessarily along the coastal regions. Given the increased importance of China’s internal market, firms agglomerate in the populous heartland of China. China’s internal demand will be the most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its future economic geograph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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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基于福建省福州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及流动人口、企业雇主和相关政府部门官员的深入访谈,考察了流动人口流迁模式的复杂性和多元分化及其对他们社会保护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呈现在流入地定居、保持流动状态和向流出地回流的三维分化,并由此导致其对社会保护需求在整体上不同于流入地当地居民,在其内部呈现多元分化的局面;以"城市融入"为主导的社会保护方法需要根据这种需求特点予以完善和拓展。还探讨了以上分析的理论和政策意义,重点分析了基于"城市融入"视角的分析框架在指导流动人口社会保护研究和政策制定上的局限性和向"社会融入"视角拓展的必要性,以及诸如社会保护项目的可携带性、制度基础和融资机制等政策层面的问题。 . 基于福建省福州市流动人口问卷调查及流动人口、企业雇主和相关政府部门官员的深入访谈,考察了流动人口流迁模式的复杂性和多元分化及其对他们社会保护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流动人口的流迁模式呈现在流入地定居、保持流动状态和向流出地回流的三维分化,并由此导致其对社会保护需求在整体上不同于流入地当地居民,在其内部呈现多元分化的局面;以"城市融入"为主导的社会保护方法需要根据这种需求特点予以完善和拓展。还探讨了以上分析的理论和政策意义,重点分析了基于"城市融入"视角的分析框架在指导流动人口社会保护研究和政策制定上的局限性和向"社会融入"视角拓展的必要性,以及诸如社会保护项目的可携带性、制度基础和融资机制等政策层面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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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文章基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农民工城市融合状况专项调查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的IVProbit模型分析农民工城镇户籍转换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工资收入、打工地养老保险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城镇户籍转换意愿;签订工作合同、家乡医疗保险降低了农民工的城镇户籍转换意愿;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的城镇户籍转换意愿越强。基于以上发现,文章建议加强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增强劳动合同的公平性、完善农民工在打工城市的社会保障待遇,提高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和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 文章基于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2013年农民工城市融合状况专项调查数据,使用工具变量法的IVProbit模型分析农民工城镇户籍转换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人力资本存量、工资收入、打工地养老保险显著提高了农民工的城镇户籍转换意愿;签订工作合同、家乡医疗保险降低了农民工的城镇户籍转换意愿;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的城镇户籍转换意愿越强。基于以上发现,文章建议加强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增强劳动合同的公平性、完善农民工在打工城市的社会保障待遇,提高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以推动农民工市民化和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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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mobile populations in the world. Most of its members take the temporary form of migration, and maintain their double (rural and urban) residential status. In recent years, great efforts have been made to reform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em>Hukou</em>) system, which has been regarded as the central mechanism underlying the unsettled natur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hope that they will settle down in the cities and be fully integrated into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However, the effect of such reform has been limited. Based on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a survey,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temporary nature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s a result of not only the <em>Hukou</em> system, but also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the intrinsic demand of the industrial society for temporary migrants, the household strategy of migrants to diversify and maximize economic opportunities and spread economic risk, and certain conditions of the current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paper draws policy implications from the analysis, calling for policies not only to facilitate permanent settlement of migrants in the cities but also catering for their needs arising from the temporary form of migration, and their potential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hometowns.</p> |
| [9] | Abstract This paper uses data from two surveys conducted in Fujian Province in 2006 and 2002 to examine the recent situation and changes in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its determinants, and the diversification proces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migration flow.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while the inten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o settle in the cities has increased, the places of origin remain important final destination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a significant propor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re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continuing their circulating process and looking for their final destination cities. The paper also suggests that there is a gap betwee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intention to settle in the cities and their real action to do so, and that they are cautious in turning such intention into immediate action. The paper identifies a set of complex determinants for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ities, and indicates that female, young, unmarried, better educated, non-production workers, and Fujian-origin members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are more likely to choose to settle down in the cities. Having non-agricultural Hukou status, higher household income, longer working contracts, better housing conditions, and a higher administrative status and bigger population size of the destination cities, are factors that promote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the cities.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final destination of the floating population's migration has been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and it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monitor and understand this diversification process. Copyright 漏 2009 John Wiley & Sons, Ltd. |
| [10] | For almost three decades, millions of rural--urban migrants in China have continued to circulate between their urban migrant work and their rural home, maintaining a split-household arrangement where some family members are left behind. Based on a survey of migrants in Beijing's urban villages conducted in 2008,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migrants' settlement intention. Consistent with recent studies, this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majority of rural migrants do not intend to stay permanently in cities. Having more family members in the city facilitates the earning of urban wages but is not necessarily indicative of a long-term plan to stay. Rather, the author's empirical analysis highlights migrants' labor market and social futures in the city as important factors of their settlement intention. These results underscore circular migration and split households as long-term practices among rural Chinese, in contrast to the conventional assumptions that those arrangements are temporary. |
| [11] | 本文利用一项福建省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对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意愿的差异进行了深入考察。结果表明,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虽已发生不同于第一代流动人口的变化,但在整体上仍延续了前者的特点而未发生从循环流动向在城镇定居的根本性转变。同时,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除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外,还受到流动人口在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导的次级劳动市场高度集中、就业不稳定、社会保障水平低、在城市的生存能力有限等状况的制约。这些结论对制定符合流动人口实际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 本文利用一项福建省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对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定居意愿的差异进行了深入考察。结果表明,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虽已发生不同于第一代流动人口的变化,但在整体上仍延续了前者的特点而未发生从循环流动向在城镇定居的根本性转变。同时,两代流动人口在城镇的定居意愿除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外,还受到流动人口在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导的次级劳动市场高度集中、就业不稳定、社会保障水平低、在城市的生存能力有限等状况的制约。这些结论对制定符合流动人口实际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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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p>|本文以2007年7省区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既表现出对城市定居的向往，又呈现出一种矛盾和模糊性的心理状态。相对于人力资本而言，家庭因素、社会支持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更加明显。农民工的定居决策主要受市场性、文化心理性和制度性三类因素的影响，其中，市场性因素正在成为显在的主因，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已经有所下降，但市场因素的根源仍然来自于制度性因素。</p> . <p>|本文以2007年7省区的调查数据为基础，对农民工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其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农民工既表现出对城市定居的向往，又呈现出一种矛盾和模糊性的心理状态。相对于人力资本而言，家庭因素、社会支持因素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更加明显。农民工的定居决策主要受市场性、文化心理性和制度性三类因素的影响，其中，市场性因素正在成为显在的主因，制度性因素的作用已经有所下降，但市场因素的根源仍然来自于制度性因素。</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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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p>基于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市所获问卷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 回归模型，探讨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城市新移民总体上呈现较强的定居意愿，其中投资型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强，智力型新移民次之，劳力型新移民最弱。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户籍因素、社会网络、社会认同、生活满意度和地域差异。与本地人交往和社会认同是影响智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职业、产权、本地社会资本、社会认同和地域差异是影响劳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就投资型新移民而言，影响其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本、本地社会资本、户籍状况及其所在的城市。地方政府应根据新移民所属的类型，有针对性地制定社会与空间政策，为新移民提供更为多元化的城市融合路径。</p> . <p>基于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市所获问卷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 回归模型，探讨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城市新移民总体上呈现较强的定居意愿，其中投资型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强，智力型新移民次之，劳力型新移民最弱。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户籍因素、社会网络、社会认同、生活满意度和地域差异。与本地人交往和社会认同是影响智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职业、产权、本地社会资本、社会认同和地域差异是影响劳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就投资型新移民而言，影响其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本、本地社会资本、户籍状况及其所在的城市。地方政府应根据新移民所属的类型，有针对性地制定社会与空间政策，为新移民提供更为多元化的城市融合路径。</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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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研究在不同发展程度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定居城市意愿与农村土地间的关系。以江苏省处于不同发展程度的三个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2010年江苏省针对城镇暂住人口情况的抽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和解释了不同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在定居城市时考虑因素的异同。研究发现,稳定的工作、合适的住房和社会保障是农村流动人口愿意以农地换城市定居的关键因素;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土地功能也同样影响着农村流动人口的定居选择。 . 研究在不同发展程度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定居城市意愿与农村土地间的关系。以江苏省处于不同发展程度的三个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2010年江苏省针对城镇暂住人口情况的抽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和解释了不同地区农村流动人口在定居城市时考虑因素的异同。研究发现,稳定的工作、合适的住房和社会保障是农村流动人口愿意以农地换城市定居的关键因素;在不同发展水平地区的土地功能也同样影响着农村流动人口的定居选择。 |
| [18] | 循环流动等非永久性人口迁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迁移及其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但在我国还少有对有关文献的介绍和评论。本文就非永久性迁移的概念、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地位及形成机制等方面回顾和评述了国外的有关文献 ,并在此基础上 ,结合作者在福建省对流动人口所作的若干调查 ,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重新审视了我国流动人口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 循环流动等非永久性人口迁移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迁移及其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但在我国还少有对有关文献的介绍和评论。本文就非永久性迁移的概念、在发展中国家的重要地位及形成机制等方面回顾和评述了国外的有关文献 ,并在此基础上 ,结合作者在福建省对流动人口所作的若干调查 ,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重新审视了我国流动人口研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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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 文章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流动人口数据和2003年上 海市第七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队列分析研究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后居留行为的特点和动态模式,并构造外来人口居留生命表.研究发现,外来人口在城市 中"不断沉淀"、累积地沉淀,居留时间越长继续长期居留的概率越高,居留时间越长继续预期居留时间越长.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外来人口长期居留与城市发展的 关系,以及对城市管理的启示. . 文章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的流动人口数据和2003年上 海市第七次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通过队列分析研究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后居留行为的特点和动态模式,并构造外来人口居留生命表.研究发现,外来人口在城市 中"不断沉淀"、累积地沉淀,居留时间越长继续长期居留的概率越高,居留时间越长继续预期居留时间越长.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外来人口长期居留与城市发展的 关系,以及对城市管理的启示. |
| [23] | 文章利用2009年十二个城市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模型结果表明,城市归属感在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各因素直接或通过城市归属感间接影响其定居意愿。受教育时间越长、未婚、工作需要技能以及配偶或恋人在同城的农民工更愿意在城市定居。参与正式住房市场、与本地人的互动、掌握方言的熟练程度不仅直接对城市定居意愿产生正向影响,而且积极影响归属感从而间接提升其定居意愿。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定居意愿的直接负面效应大于其通过归属感带来的间接正面效应。受歧视经历和性别也通过影响归属感间接影响城市定居意愿。模型结果表明进一步区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重要意义。 . 文章利用2009年十二个城市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农民工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模型结果表明,城市归属感在农民工城市定居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各因素直接或通过城市归属感间接影响其定居意愿。受教育时间越长、未婚、工作需要技能以及配偶或恋人在同城的农民工更愿意在城市定居。参与正式住房市场、与本地人的互动、掌握方言的熟练程度不仅直接对城市定居意愿产生正向影响,而且积极影响归属感从而间接提升其定居意愿。农民工社会网络对定居意愿的直接负面效应大于其通过归属感带来的间接正面效应。受歧视经历和性别也通过影响归属感间接影响城市定居意愿。模型结果表明进一步区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重要意义。 |
| [24] | 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流动人口数据进行分析，运用多水平模型，在城市、区县、个体三个层级对离城意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城市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发挥影响的主要在县（市、区）级，主体功能区对流动人口的离城意愿没有明显的作用，对居住环境或条件的不满不会导致流动人口离开所在的城市，与老家相比“当前是否更具有幸福感”对流动人口未来是否留在本地发挥着重要作用，最近两年来本市的流动人口对未来离城的看法并不稳定。 . 通过对北京、上海、广州三个城市流动人口数据进行分析，运用多水平模型，在城市、区县、个体三个层级对离城意愿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城市间的差异并不明显，发挥影响的主要在县（市、区）级，主体功能区对流动人口的离城意愿没有明显的作用，对居住环境或条件的不满不会导致流动人口离开所在的城市，与老家相比“当前是否更具有幸福感”对流动人口未来是否留在本地发挥着重要作用，最近两年来本市的流动人口对未来离城的看法并不稳定。 |
| [25] | 在明确界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借助具有时效性和代表性的调查数据，描述了流动人口的流动过程特征。人口流动模式存在家庭式和非家庭式流动双峰并存的特点；家庭成员多分批达到流入地，家庭团聚具有梯次性。但是，在中部地区和跨县流者中，完整家庭式流动的比例最高，家庭成员团聚的批次较少、间隔较短，而在经济发达和欠发达之地，完整家庭式流动的比例都低，折射出发达地区家庭团聚的门槛或生活成本较高，而欠发达地区优质资源的不足对流动人口携家带口的吸引力不够。 . 在明确界定核心概念的基础上，借助具有时效性和代表性的调查数据，描述了流动人口的流动过程特征。人口流动模式存在家庭式和非家庭式流动双峰并存的特点；家庭成员多分批达到流入地，家庭团聚具有梯次性。但是，在中部地区和跨县流者中，完整家庭式流动的比例最高，家庭成员团聚的批次较少、间隔较短，而在经济发达和欠发达之地，完整家庭式流动的比例都低，折射出发达地区家庭团聚的门槛或生活成本较高，而欠发达地区优质资源的不足对流动人口携家带口的吸引力不够。 |
| [26] | 利用中国气候信息系统 ,做出了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分布图 ,以描述中国水分状况。首先利用大比例尺地形图和数字化后的地形资料 ,建立中国数字高程模型 ;根据全国气候资料建立趋势面分析模型 ,模拟出全国降水量空间分布的趋势值 ,利用空间插值方法对趋势面分析产生的剩余值进行空间插值 ,估算出降水量的空间分布资料 ,并对其进行 2次平滑处理后建立中国降水量空间分布数据库 ;利用生态信息系统完成了图形输出和编辑处理 ,最后输出中国多年平均年降水量分布图。该方法具有快速、准确、理论性强、结果可靠、实用性强等特点 ,既可以作为生态学模型的资料 ,又可以生成高精度的气候要素空间分布图。该方法具有快速、准确、理论性强、结果可靠、实用性强等特点，既可以作为生态学模型的资料，又可以生成高精度的气候要素空间分布图。 . 利用中国气候信息系统 ,做出了中国年平均降水量分布图 ,以描述中国水分状况。首先利用大比例尺地形图和数字化后的地形资料 ,建立中国数字高程模型 ;根据全国气候资料建立趋势面分析模型 ,模拟出全国降水量空间分布的趋势值 ,利用空间插值方法对趋势面分析产生的剩余值进行空间插值 ,估算出降水量的空间分布资料 ,并对其进行 2次平滑处理后建立中国降水量空间分布数据库 ;利用生态信息系统完成了图形输出和编辑处理 ,最后输出中国多年平均年降水量分布图。该方法具有快速、准确、理论性强、结果可靠、实用性强等特点 ,既可以作为生态学模型的资料 ,又可以生成高精度的气候要素空间分布图。该方法具有快速、准确、理论性强、结果可靠、实用性强等特点，既可以作为生态学模型的资料，又可以生成高精度的气候要素空间分布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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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The practice of split households among rural urban migrants in China has persisted for more than twenty years. In this paper we compare three forms of split households, differentiated by whether the migrant's spouse and children are left behind or have joined the migrant: sole migration, couple migration, and family migration. Our survey of fifty chengzhongcun (urban villages) in Beijing conducted in 2008 shows that couple migration and family migration are outcomes of rural Chinese actively rearranging their household division of labor in order to maximize earnings from urban work opportunities. Migrants' decision to leave the children behind or to bring them along depends on the children's age and whether migrants' parents are available to help. Contrary to expectation, more household members in the city signals neither stronger intention to stay nor greater trust in the host society. These finding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thinking about migrants as circulators and thinking about migration, including family migration, as not necessarily a prelude to permanent settlement. They also underscore the need to address the experiences of long-term split households, a discourse that has received much less attention than one that assumes that a family lives together most of the ti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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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 家庭化迁居已成为我国未来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文章利用2010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分析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的现状,对家庭化迁居的概念、类型进行重新界定。按照家庭迁居程的差异,将流动家庭划分为已完成迁居和未完成迁居的家庭。数据分析表明,家庭的经济水平、家庭户规模和结构等因素,使家庭在迁居方式与进程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家庭分批迁居的过程中,不同批次迁居的成员呈现出家庭内成员身份、人力资本存量、迁居时间间隔等方面的选择性特征。文章认为对人口流动家庭化迁居现象应采取"支持"型的政策导向,并为建立流动家庭管理服务体系提出政策意见,即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覆盖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类型的流动家庭服务体系。 . 家庭化迁居已成为我国未来人口流动的主要趋势。文章利用2010年流动人口监测数据,分析当前我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的现状,对家庭化迁居的概念、类型进行重新界定。按照家庭迁居程的差异,将流动家庭划分为已完成迁居和未完成迁居的家庭。数据分析表明,家庭的经济水平、家庭户规模和结构等因素,使家庭在迁居方式与进程方面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在家庭分批迁居的过程中,不同批次迁居的成员呈现出家庭内成员身份、人力资本存量、迁居时间间隔等方面的选择性特征。文章认为对人口流动家庭化迁居现象应采取"支持"型的政策导向,并为建立流动家庭管理服务体系提出政策意见,即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覆盖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类型的流动家庭服务体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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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受到了世界关注.由于政策环境和地理基础的差异性,地带间差异成为中国城镇化空间差异的主要特征:在多元动力的共同推动下,东部十省的快速城镇化为全国的城镇化进程贡献了49%.新世纪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三大区域发展战略的相继提出,政策和地理基础的地带间差异逐步缩小,国内外投资重点向内陆转移,外出务工人员的回流与创业成为人口流动的新特征,带动中西部地区对全国城镇化的贡献迅速提升,中国城镇化的重心向内陆转移,省区城镇化趋同现象比较明显.这些新现象在2005 年以来更加强化.实证结果表明,区域发展战略的提出促进内陆省份对全国城镇化的贡献率提高了8.7%,但并没有对中国省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产生影响;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和国际市场的开拓将成为内陆地区城镇化的重要依托. . 改革开放30 年来,中国持续快速的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受到了世界关注.由于政策环境和地理基础的差异性,地带间差异成为中国城镇化空间差异的主要特征:在多元动力的共同推动下,东部十省的快速城镇化为全国的城镇化进程贡献了49%.新世纪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三大区域发展战略的相继提出,政策和地理基础的地带间差异逐步缩小,国内外投资重点向内陆转移,外出务工人员的回流与创业成为人口流动的新特征,带动中西部地区对全国城镇化的贡献迅速提升,中国城镇化的重心向内陆转移,省区城镇化趋同现象比较明显.这些新现象在2005 年以来更加强化.实证结果表明,区域发展战略的提出促进内陆省份对全国城镇化的贡献率提高了8.7%,但并没有对中国省区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产生影响;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和国际市场的开拓将成为内陆地区城镇化的重要依托. |
| [34] | <p>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形成机制及其城镇化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沿海城市群仍然是其主要集中地,且沿海集中区有连绵化的趋势,但在城市群内部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显著。流动人口向内陆地区的省会等特大城市集中趋势明显,其分布重心出现了明显的北移。省内县际的流动人口规模已接近于省际流动,且有更高的意愿和更强的能力永久居留城镇,省内县际的永久性迁移将成为未来中国人口城镇化的主导模式。中国流动人口迁入地的选择受到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更强。远距离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在务工之外,对享受城市生活也开始有所考虑;而中西部地区政府力量在引导人口流动中仍起到重要作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均有显著贡献,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模式。</p> . <p>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形成机制及其城镇化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沿海城市群仍然是其主要集中地,且沿海集中区有连绵化的趋势,但在城市群内部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显著。流动人口向内陆地区的省会等特大城市集中趋势明显,其分布重心出现了明显的北移。省内县际的流动人口规模已接近于省际流动,且有更高的意愿和更强的能力永久居留城镇,省内县际的永久性迁移将成为未来中国人口城镇化的主导模式。中国流动人口迁入地的选择受到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更强。远距离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在务工之外,对享受城市生活也开始有所考虑;而中西部地区政府力量在引导人口流动中仍起到重要作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均有显著贡献,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模式。</p> |
| [35] | 文章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中国流动人口在地级市层面的空间分布格局与演化进行探讨。研究结果显示,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仍然是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城市是跨省人口流动的主要吸引中心,吸引核心区逐渐由珠三角向北移动;从两次普查间人口流动分布的变化趋势看,绝大部分地级市的人口流动规模和强度有所增加,人口流动规模的空间分布态势基本不变,人口流动强度的空间分布则渐趋分散;跨省与省内流动人口相比,其分布较为集中,且大部分地级市仍以省内流动为主;人口流动强度与人口流动规模相比,受城市等级影响较小,空间分布较均匀,西北边疆(主要是新疆地区)城市人口流动规模较小而流动强度较大。 . 文章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中国流动人口在地级市层面的空间分布格局与演化进行探讨。研究结果显示,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向仍然是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沿海地区,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城市是跨省人口流动的主要吸引中心,吸引核心区逐渐由珠三角向北移动;从两次普查间人口流动分布的变化趋势看,绝大部分地级市的人口流动规模和强度有所增加,人口流动规模的空间分布态势基本不变,人口流动强度的空间分布则渐趋分散;跨省与省内流动人口相比,其分布较为集中,且大部分地级市仍以省内流动为主;人口流动强度与人口流动规模相比,受城市等级影响较小,空间分布较均匀,西北边疆(主要是新疆地区)城市人口流动规模较小而流动强度较大。 |
| [36] | <p>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方法，揭示了市场化改革对住房不平等程度，以及住房资源分配机制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在地区层面，地区市场化的推进虽然有效提高居民的住房水平，但在一定时期内也拉大住房资源分配的贫富差距，地区市场化水平与住房不平等程度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个体层面，体制内外职工的住房差异已不显著，但政治精英在住房资源的占有上更具优势。</p> . <p>基于CGSS2006调查数据，运用多层线性模型分析方法，揭示了市场化改革对住房不平等程度，以及住房资源分配机制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在地区层面，地区市场化的推进虽然有效提高居民的住房水平，但在一定时期内也拉大住房资源分配的贫富差距，地区市场化水平与住房不平等程度之间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在个体层面，体制内外职工的住房差异已不显著，但政治精英在住房资源的占有上更具优势。</p> |
| [37] |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was to assess, in anterior cruciate ligament (ACL)-injured and -uninjured population, tibial plateau anatomic variables [medial and lateral tibial plateau slopes (MTPS and LTPS) and medial tibial plateau depth (MTPD)] on conven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MRI) using a novel combined method and to determine whether these variables are risk factors for ACL injury.Seventy-three isolated ACL-injury patients (20 women and 53 men) were compared with 51 control group patients (19 women and 32 men).The combined method had very high interrater and intrarater reliability compared with previously described methods. LTPS was significantly steeper in the overall injured group and injured men compared with the control group, with odds ratio (OR) of 3.031 and 5.89, respectively. Women with ACL injury had significantly shallower MTPD than uninjured women, with OR of 4.13.We conclude that the new combined method is accurate and reproducible for assessing the tibial plateau anatomy. Women with shallower MTPD and men with steeper LTPS are at higher risk of sustaining ACL injury. Overall, steeper LTPS is a significant risk factor for sustaining ACL injur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