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美新Institution and space: The luxury hotel of Dongguan in 1978-2015
CAIXiaomei, LIUMeixin收稿日期:2015-12-1
修回日期:2016-01-8
网络出版日期:2016-08-25
版权声明:2016《地理学报》编辑部本文是开放获取期刊文献，在以下情况下可以自由使用：学术研究、学术交流、科研教学等，但不允许用于商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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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酒店是城市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窗口,豪华酒店①(① 豪华酒店是根据建筑投资费用划分出来的一种酒店形态,多指较为奢华,质量较好的酒店。大多****以酒店星级等级来判别豪华酒店,以四星、五星居多。本文讨论的“豪华酒店”指四、五星级酒店,也包括那些虽然没有参与星级评定或者还未获得四星或五星级标准的,但其服务标准和硬件设施设备都达到四星或五星级标准甚至超过五星级标准酒店。)代表的是更高水平的酒店,成为衡量一个地区或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标尺。长期以来,豪华酒店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北京、上海、广州,这三大城市在中国酒店的市场份额保持着1/2至2/3的强劲比例[1]。然而,在过去的30多年,东莞作为一个二线的地级城市,其豪华酒店的数量已经从无发展到现在的78家,且星罗棋布式的分布在各个乡镇中,创造了中国酒店业乃至世界酒店业的奇迹。此外,东莞豪华酒店本身就有着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打上了相当深刻的城市和制度印痕[2]。国内已有****关注东莞豪华酒店产生与发展的机理,认为其时空演变的原因主要是区位优势、民营资本转移、集群经济以及流动人口等因素[3-4]。正如有些****所言,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对经济与生产的作用过分强调,而忽视了地方政府和文化机构对城市生活的影响[5-6]。因此,本文拟从地方政府和文化机构的文本即各种正式与非正式、显性与隐性制度的视角出发,分析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的内在机理。如东莞豪华酒店从诞生至今,就受到“三来一补”、扫黄、腾笼换鸟等显性正式制度,地方精英、媒体宣传等显性非正式制度,酒店批地和税收优惠等隐性正式制度以及各种回扣、黄色产业潜规则等隐性非正式制度的深刻影响。新文化地理学关注制度与空间的展演关系。制度作为理解当时经济、政治和文化的载体,是解读空间意义的重要途径。东莞豪华酒店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其覆盖的空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纯经济学空间,而是包括文化、政治、历史和制度在内的向其边缘扩展的多维空间。那么,国家、地方经济、政治及文化的显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隐性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是如何艺术性地嵌入并影响东莞豪华酒店的时空演变,在这个过程中东莞豪华酒店是如何萌芽、形成和发展的,具有怎样的特性,以及酒店与相关主体之间如何进行利益的博弈与协商。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援引制度与空间的相关理论,通过质性研究方法,以时间和空间轴为主线,探讨和总结在制度的影响下,东莞豪华酒店所经历的特有发展历程,以期明晰制度与空间演变的逻辑关系,丰富新文化地理学的相关理论,也为东莞豪华酒店的良性发展提供实践参考。
2 制度与空间的互动关系
制度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7]。诺斯指出,制度（institutions）由3个基本部分构成：“正式的规则、非正式的约束（行为规范、惯例和自我限定的行事准则）以及它们的实施特征（enforcement characteristics）”[8]。制度往往也被区分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指被国家权力或某个组织用明确形式所确定的行为规范,并通过组织进行监督、保证有效实施的文本,如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契约等;而非正式制度是指与法律等正式制度相对的概念,对人的行为具有不成文的限制,如道德观念、伦理规范、价值信念、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等[9]。此外,国内****严霞和王宁根据制度是否具有外部合法性,把制度划分为显性制度和隐性制度。其中,显性制度是指可以公开实践、具有外部合法性的相关规则;隐性制度是指无法公开、不具有外部合法性,但获得组织内部合法性的规则。并且进一步把“隐性”和“显性”以及“正式”与“非正式”的分类标准进行交互组合,形成显性正式制度、显性非正式制度、隐性正式制度、隐性非正式制度的四种制度类型[10],如“东莞酒店色情服务”便是不具备外部合法性,不能公开实践,但在实践中却成为组织中缄默规则的隐性非正式制度。本文将援引此类制度层面的分析框架,如表1所示。Tab. 1
表1
表1制度层面的分析框架
Tab. 1Types of institution
| 是否公开 | 是否正式 | |
|---|---|---|
| 正式制度 | 非正式制度 | |
| 显性制度 | 显性正式制度(如：“三来一补”经济制度) | 显性非正式制度(如：地方精英的地方默契) |
| 隐性制度 | 隐性正式制度(如：批地和税收的优惠制度) | 隐性非正式制度(如：东莞酒店黄色服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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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地理学界兴起了制度转向（Institutional Turn）热潮[11],制度与城市空间演化过程被归纳为三个主义：一是注重交易成本和市场行为的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二是注重社会经济关系作用的社会学制度主义;三是注重路径依赖和锁定约束的地方历史演化制度主义[12-13]。可见,****越来越倾向于用制度的因素来解释区域与地方的经济发展,研究各种相关制度在塑造资本主义空间经济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在制度作用下的空间动态演化过程[14]。如Martin试图寻求识别不同制度对空间经济的影响作用,探讨制度对技术创新的推进意义,并提出“制度空间”（institutional space）的重要分析概念,它是指特定的地理区域中某个被建构并产生有效影响力或影响范围的制度,同时指出制度空间与技术创新的内在关系[15]。总之,在快速经济全球化高度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和景观的背景下,制度性的因素（包括正式的、非正式的、隐性的、显性的）变得非常关键,地理****试图建构结合“制度”与“空间”之间相关联的分析理念。
制度与空间的生产是交织在一起的。制度作为文本,只有作用于空间形成权力才能发挥作用。同时,空间只有通过权力关系才能反作用于制度。随着全球化和地方化的进程,****们的研究逐步打破了传统空间抽象化和绝对化的空间崇拜（Spatial Fetishism）,转为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空间认知过程。空间不再是传统文化地理学所认为的文化载体[16],而是社会建构的产物,是社会与经济、政治和文化生产的过程[17],是资本、权力和地方共同塑造的结果[18]。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学派强调城市空间的多元属性,集中反映一个开放的、综合的城市体系,赛伯空间、信息空间、流空间、场所空间等新研究视角迅速地转变了人类对空间演化、分异（spatial heterogeneity）及其机制的认识[19]。国外大多****关注空间的复杂政治关系,探讨时空进程中地方的政治和群体抗争、变化及演变。在民族主义的时代,移民者和殖民者成为领土意义争夺的主体,Neophytos通过研究塞浦路斯移民者和定居者的政治斗争,创新性地指出制度对重构公平空间的重要性,通过创新地方的公共政策和制定未来的和平协议从而弱化民族冲突[20]。政治制度的实施和完善能实现空间中群体的身份转变和地方社会的转型,Naomi通过研究法国加来团结运动发现政治性的庇护可以实现群体身份的转变,实现从地方“难民”到“移民者”的身份转变,从长远的角度来说,更利于社会的转型[21]。此外,有****提出通过制度的推动创建城市“空间公平”[22]和“空间异化”[23]概念,试图消除城市空间中的异化区域,注重城市空间公平发展。
国内的很多****研究制度对于城市空间产生、发展及其演变的作用,认为与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动力驱动的西方国家城市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与制度和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24]。但不同制度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城市数量增长、组织体系及其空间布局的作用力度又不尽相同[25]。中国特殊的混合制度生产了混合空间,即生产了一个单位制、市场制、乡村制的空间混合体,也就是说新单位主义生产了新单位空间,市场机制生产了市场化空间,乡村体制生产了乡村型空间[26]。制度对城市微空间的生产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由行政型社区向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的发展过程,是社会制度在城市社区发展中的一种反映[27]。****普通认为中国城市空间演变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诱致的结果。一方面,制度性障碍、制度性漏洞和制度约束软化[10]等阻碍城市空间的发展,另一方面,制度创新为城市空间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路径[28-29]。城市空间重构与城市空间转型[30-31]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制度变革的结果,而且政府的作用十分显著。同时,空间的权力关系对制度的建构与演化也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如农民工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所折射的制度反思与制度建构[32],城市居民的住房权与居住空间分异及其公正性问题推动了中国住房制度改革[33]。另有****通过对中国制造业地理集聚的研究发现空间尺度与制度变化之间具有某种对应关系[34]。制度作为一种内生变量内化到人的行为中成为“制度人”,通过“制度人”与空间形成互动机制,促进制度的良性发展与建构[35]。
中国的城市空间正处于剧烈的解体、冲突和重构之中[36],而制度是影响城市空间演化的根本性因素和关键动力,但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正式制度,如城市土地使用制度[37]、城市住房制度[33]等与城市空间发展与空间形态的互动关系等方面,而对制度其它类型,如非正式制度、显性与隐性制度方面的探讨相对较少,同时现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城市空间尺度。因此,本文拟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从不同类型制度与不同空间尺度互动的视角出发,探讨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的过程中,制度对空间形态与景观演变的促进与约束以及空间是如何反映并推动制度演变的。
3 案例地与研究过程
3.1 案例地介绍
酒店是一种不可移动的特殊产品,其发展需要有特殊的空间载体。酒店的酝酿过程事实上是酒店的经营环境和一般环境逐渐成熟的过程。本文案例地聚焦东莞,位于中国华南地区,广东省南部,珠江口东岸,东江下游的珠江三角洲,是“广东四小虎”之一,号称“世界工厂”,广东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外贸口岸,是全国4个不设县的地级市之一。地处穗港经济圈的中部,广深经济走廊上的核心位置的东莞,是一个32个镇（街）组成的、面积仅有2645 km2的二线城市,却形成中国规模最大、条件最好的酒店产业集群之一,曾获“全球星级酒店密度之最”、“中国星级酒店最多的地级市”称号(来源于广东统计信息网：http://www.gdstats.gov.cn/),也被隐喻为“娱乐天堂”和“中国性都”。因此,酒店,特别是豪华酒店成为东莞城市形象的标签,成为东莞城市的地方符号。东莞豪华酒店数量上形成了庞大的集群,总量排名全国前三;空间上衍生且繁荣于镇区,32个镇区基本遍及,局部镇区集中。发展时间上不足30年的历史,第一家豪华酒店诞生于1989年,即东莞长安镇第一家四星级长安酒店。因此,就东莞豪华酒店的数量、空间布局以及发展时间而言,在全国乃至世界酒店的发展中都具有史无前例的地域典型性。这种典型性有助于构建“具象而具有现实意义的知识（concrete, practical （context-dependent） knowledge）”[38]。因此选择东莞豪华酒店作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3.2 研究过程与方法
本文以制度与空间的关系为出发点,以期探讨1978-2015年东莞豪华酒的时空演变,以及制度与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的逻辑关系、相关主体之间的意义争夺。主要采用文本分析和深度访谈法,文本资料主要是从东莞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旅游年鉴及相关政府网站获取,包括东莞豪华酒店相关的内部资料、年鉴、报导、报纸新闻、书籍等等。调研时间从2015年6月1日-8月1日,作者综合已汇集的东莞豪华酒店发展状况,根据东莞7大片区的地理分布、豪华酒店的集聚程度以及诞生时间,深入东莞32个镇区中的12个镇区,包括市区的莞城区、南城区、万江区,商务型酒店密集的厚街镇、虎门镇、长安镇,度假型酒店发达的塘厦镇、桥头镇,黄色产业较为兴旺的常平镇、黄江镇,豪华酒店中度发达的寮步镇以及欠发达的清溪镇,这些情况迥异的镇区基本涵盖和代表了东莞豪华酒店所有的可能性,并且抽取了这些镇区上具有代表性的一到两间豪华酒店,因而样本具备相应的饱和程度。对这些镇区上的豪华酒店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实地调研,并访谈了19位豪华酒店的中高层管理者,因为中高层管理者能更为深刻地认识相关问题,有较为详尽和全面的分析和见解;同时也访谈了6位广东省及东莞旅游局的领导与相关工作人员。访谈样本为25位,访谈过程进行了录音,访谈时间在1~5个小时之内,受访者依次按照字母进行编码。访谈结束后,初步整理访谈资料转录成10多万文字,对于存在疑问的地方通过微信访谈（在访谈中就已经获取了大部分访谈者的微信号,与访谈者保持微信的联系和朋友圈的互动,比如点赞和评论,以便增加信任和彼此关系,便于有疑问或不清晰的时候及时进行微信补充调研,如通过发微信进行提问,让访谈者进行文字或语音的说明）等方式补充与完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由于涉及到研究伦理以及受访者隐私的保护,不得不省略访谈对象属性的详细情况表。4 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的制度逻辑
任何地方与空间都不是静态与僵化的,地方与空间的意义是由复杂多样的政治、经济及文化制度与丰富的社会互动过程所动态建构起来的[39]。“只有将半个世界都纳入到你的思维中,你才能理解作为一个地方的基尔伯恩”[40]。同理,只有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流变的制度实践经验纳入到我们的思维中,才能理解东莞豪华酒店的时空演变。4.1 地方尺度的显性正式制度：自上而下的酝酿期（1978-1993年）
一种体制的创建受当时的意识形态指导,并服务于当时生产和生活文化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初期（1978-1993年）,在国家与地方经济放权和土地放权的制度逻辑下,东莞这一城市空间得以空前的解放,经济与土地开放打破了传统的空间格局,创造出新的城市空间结构和景观形态,因此这一时期酝酿出3家四星级酒店,分别是1989年东莞长安政府投资兴建的四星级涉外酒店—长安酒店,1992年由民营投资者莫浩棠投资兴建的国家四星级园林式度假酒店—东莞桥头三正半山酒店,隶属于著名的香港三正集团以及1993年由外资投资兴建的常平司马假日酒店（其投资者原是东莞常平人,后来移民国外）（图1）。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1993年东莞豪华酒店空间分布
-->Fig. 1Space distribution of Dongguan luxury hotels in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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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层面而言,这一时期东莞豪华酒店的发展主要基于东莞地方经济与地方政治制度的推动。改革开放初期,东莞在发展商品农业的同时,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的开放性经济制度为切入点发展外向型经济。“三来一补”制度的实施,引进了大量的“三资”（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独资）企业,吸引了大量的内地闲散劳动力,促使东莞实现了企业数量和人口数量的突破。为了更好地满足外商的政务和商务洽谈,以及满足“三资”企业内高端流动人口“食住娱”的需求,豪华酒店开始萌芽。值得注意的是,“三来一补”制度不仅触动投资的原动力,更为豪华酒店后来成功经营带来源源不断的客源,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此阶段所诞生的3家豪华酒店都是四星级标准酒店,而非更为奢华的五星级标准酒店。
地方的制度对我们酒店有一定的影响,从大环境来说,三来一补的政策,让当地经济发展起来了,经济发展起来了,流动人口就增加了,这样酒店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客源,酒店也就有了收益。 ——受访者E
东莞豪华酒店从开始兴起之初,就不同于其它城市的集聚格局,而是呈点状分布,这种空间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因于东莞“乡镇自治”的地方政治制度。正如****所认为的那样：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应地,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空间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17]。就如城市酒店的崛起、空间布局等也被政治化了,因为它构成了各种有意无意之制度化的一部分,也是一种策略[41]。20世纪80年代初,东莞市提出简政放权,提出市、镇、村、居四个轮子一起转的开放性政治制度,即以市带动居,以镇带动村,以居协助市,以村协助镇的政治策略。此制度的出台和实施促使地方乡镇增权,也促使地方乡镇与东莞市区一样平行发展。诚然,由于地理位置,资源等条件的不平衡,并非每个乡镇都实现完全的平行发展,而是呈现部分乡镇发达,部分欠发达的局面。发达市区及乡镇的逐步形成,促使豪华酒店也具备其形成的经济要素,如长安镇和常平镇成为自改革开放之后东莞地方政府典型和重要的开发乡镇,因而各自诞生了乡镇里的第一家豪华商务型酒店,而桥头三正半山酒店较前两家酒店的建成更具有其独特性,桥头镇因其环境和资源具有独特的优势,加上投资者莫浩棠具有庞大的资本和他本身就是东莞桥头镇的人,政治制度的乡镇支持,资源的禀赋以及桥头本地富豪的叠加,促使桥头三正半山度假型酒店的形成。地方政府放权,进而乡镇增权,乡镇政治的增权促进乡镇经济的飞速发展,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简政放权”何以为豪华酒店的诞生酝酿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土壤。而“市、镇、村、居四个轮子一起转”则强化了市镇以下的单位发展要求和能力,村、居与市、镇一起协同发展,创造空间最大的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解释了东莞豪华酒店的酝酿诞生为何首先产生在乡镇这一级别的地理空间。
东莞酒店从发展之初就不是集聚在市区,这和每个镇都有独特性有关,例如桥头镇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都是比较丰富的,还有我们莫老板（莫浩棠）他自己是桥头人,所以应该会有种“富了不忘家乡”的精神吧。除此之外,最重要的是东莞政府鼓励每个镇发展的政策,促使每个镇都有发展本镇经济的自由和动力…… ——受访者G
正如索亚所言：“空间在其本身也许是原始赐予的,但空间的组织和意义却是社会变化、社会转型和社会经验的产物”[42]。因此,在这一阶段,更多的是显性正式制度对空间景观与形态的正向作用,空间关系对制度的反向作用是微弱的。
4.2 地方尺度的非正式制度：自下而上的投资和投机探索期（1994-1999年）
制度形成于具体的历史观念和社会结构体系之中,制度环境对于组织或地方城市的演进与发展有着相对自主的路径与惯性力量。在投资和投机的探索期,在国家宽松的直属海关缉私体制(国务院发布《关于改革海关管理体制的决定》,实行垂直管理体制。),1997年香港回归以及20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企业向外寻找出路的宏观背景下,部分东莞人抓住了国家制度的漏洞,实行走私买卖,造就了一批发家致富的豪华酒店“地方精英”投资商,而“地方精英”率先通过投资与探索,开始在地方空间上引发社会民间自下而上更多的豪华酒店投资行为。同时,基于自我成长和酒店空间层面的实践,酝酿东莞豪华酒店生存与发展的隐性非正式制度：酒店黄色产业随着酒店的发展开始诞生。在这一阶段,共11家豪华酒店开业（5家五星级,6家四星级）,分布在长安镇、黄江镇、凤岗镇等镇区（图2）。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1999年东莞豪华酒店空间分布
-->Fig. 2Space distribution of Dongguan luxury hotels in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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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空间的发展关系是动态的,制度会在人的意志下赋予空间当时的价值意义,而人对于空间的选择和调试是自身利益和外在驱动共同作用的结果。当时当地的走私首发性地造就了一批东莞豪华酒店的投资商。从地理因素来看,东莞毗邻香港和澳门,海陆交通发达,在香港回归和台湾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东莞有着“优越的”走私环境和条件。从制度层面来看,在这一阶段,国家和地方都大力发展经济,实行较为宽松的缉私体制,截至1998年缉私新体制建立之前,中国海关并无刑事执法权,容易导致政法部门、经济管理部门及海关工作人员等内外勾结、受贿放私等问题。而对于部分东莞人则抓住了国家制度存在的漏洞,通过走私这一隐性非正式制度获得了一笔巨大的财富,这些暴富的人当中大多选择了投资酒店,成为东莞豪华酒店的“地方精英”。
东莞很多人很有钱的,除了当时改革开放的大环境外,最主要的是当时的很多东莞人抓住了国家的制度漏洞,赚了第一或第二桶金,如黄江镇,常平镇、大朗镇等镇区是当时知名的走私汽车重镇……而后来国家也不追究资本原始积累的原罪… ——受访者O
地方精英一方面是经济活动的组织者,另一方面是制度演进的推动者。尽管东莞豪华酒店的“地方精英”大多前身只是务农者或打工者,依靠制度漏洞致富之后,他们一方面努力拼搏使资本合法化,另一方面努力寻求获取更多财富的途径与方法。他们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扮演着推动豪华酒店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角色,在建构城市豪华酒店空间中发挥了先锋作用。这些“洗脚上田”的地方精英在拥有雄厚的财力后,面临“钱放哪里”的新问题,“当时有了钱根本不知道该投在哪,高科技的东西我不懂,盖间酒楼至少我能看到有钱进出,比较踏实”,民营企业家莫志明如此解释自己为何投资酒店[43]。投资酒店与“地租经济”的缘故一致,因而,地方精英对豪华酒店的投资其实也是一种投机行为。然而,他们的投资和投机行为恰逢其时,如寮步金凯悦大酒店成了寮步镇政府以及附近各镇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接待客人、谈判的最佳场所,除了政府接待的客源之外,还有外资企业老板、东莞本地的富人等络绎不绝的客人。据东莞发展丛书中记录,1996年寮步金凯悦大酒店开业后,呈现出意想不到的盈利,寮步的局面也变得灿烂且美好。以莫志明为代表地方精英在豪华酒店的建设过程中,探索出了一条地方与民间力量相结合的道路,为未来民营投资者投资豪华酒店发挥了极其重要的社会作用。
很多（20世纪）80年代的酒店老板,虽然很多都是农村出来,农民出身,但其实他们都是很有水平的。能够敏锐的捕捉顾客的需要,模仿与学习能力很强。还有当时东莞政府管理的条条框框是很少的,这些酒店老板可以自由发挥。 ——受访者C
迪玛奇奥和鲍威尔认为,制度化了的组织场域能够形成强大的力量,促使不同组织之间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相似性[44]。寮步金凯悦大酒店的成功,便引发了民间资本自下而上的投资兴趣,社会民间具有强大的复制力量,太子酒店、莲花山庄,凤岗金凯悦随即建成投入经营,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更是刺激着后来民营投资者的汹涌加入。东莞很多乡镇的政府领导也感受到兴办豪华酒店对招商引资所起的巨大反推动作用,地方更是开始积极推动民间资本在豪华酒店的投资。
然而,研究发现,东莞大多豪华酒店自诞生就伴有色情服务,如黄江镇太子酒店,1996年民营投资者梁耀辉利用发廊色情服务和走私汽车赚到的第一、第二桶金之后,便投资酒店,当时的太子酒店面积不到如今的十分之一,但其主要的酒店业务就是由原本的发廊色情服务转移到酒店的桑拿部门,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的嫖资已经高达500元,由于黄江镇台企众多,而台商往往需求奢华的高端服务,因而台商成为当时太子酒店最主要的客源。从豪华酒店发展的需求逻辑来看,酒店业跟黄色产业几乎是同时诞生,并且难以脱离对方而独自生存。
20世纪90年代,东莞的经济自由发展,酒店在这样一种自由环境下自由发挥,伴生的酒店色情服务业是历史发展的一个过程,终会成为历史。……正视而不是一味的批判……也许是一个城市成长必须付出的代价。 ——受访者A
东莞豪华酒店空间作为空间的一种形态必然蕴含对于社会空间、权力关系、个体空间的隐喻以及精神价值的文化思考,空间已经成为文化权力斗争的场域,具有特殊的作用[45]。不管是地方精英这种显性非正式制度还是黄色产业这种隐性非正式制度都是一种空间性的社会实践,在社会建构过程中本身就具有多重解读与表征意义。但在建构初期,地方精英的示范意义与经济利益往往掩盖了意义的多元博弈以及对制度的反向作用,空间与制度之间呈现相对单一的彼此磨合与相互默认。
4.3 地方尺度的显性与隐性制度：腾飞发展与扭曲变异糅合期（2000-2004年）
作为“世界制造工厂”为东莞豪华酒店带来强大的市场需求,此外,地方政府通过批地和税收的优惠制度,吸引着更多的民营投资者投身于豪华酒店之中,民营豪华酒店一片繁荣;通过媒体的积极宣传制度塑造东莞城市的酒店形象,实现东莞豪华酒店尺度上的转换,在政府推动的媒体宣传中,豪华酒店成为东莞城市的一张名片,成为一个地方品牌。但由于显性正式制度的缺陷、漏洞和制度约束的软化,衍生出地方特有的隐性非正式的豪华酒店黄色产业制度,刚开始以微观空间隐蔽的方式回避与正式制度的冲突,并且酒店黄色产业在不断的经营中强化了其边缘化的生存空间,潜移默化地渗透并平行扩展到整个城市空间中,甚至发展出一套流程性极强的被称为ISO的“莞式服务”。在这种背景下,这一时期东莞豪华酒店获得了腾飞式的发展,共有29家豪华酒店开业（16家五星级,13家四星级）,分布在虎门镇、长安镇、厚街镇等（图3）。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2004年东莞豪华酒店空间分布
-->Fig. 3Space distribution of Dongguan luxury hotels in 2004
-->
东莞豪华酒店这阶段的腾飞发展也得益于政府出台的《东莞市人民政府鼓励外商投资的优惠办法》和《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鼓励台商投资的优惠措施》,在用地审批、征用、开发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促进东莞农地非农化的进程,进一步促进东莞制造业蓬勃发展。港台商的大规模涌入,对豪华酒店产生强劲的市场需求,尤其以厚街、东莞市区、虎门镇、长安镇这些镇区为主,这些镇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如厚街每年更有超过50多场大型的会展,包括加博展、一年两期的家具展、名鞋展、国际机械展等,展会基本没有淡旺季之分;虎门镇、长安镇则地处沿海区域,经济上属于较发达镇区;市区作为中心镇区,兼有重要的地方领头意义,承担起更多的政务接待功能,因而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这些镇区在这一阶段也诞生出更多的豪华酒店。同时,东莞政府也实行酒店上的批地和税收优惠制度,塑造了良好的豪华酒店投资机遇和环境,东莞豪华酒店遍及在东莞的多个镇区。
此外,2003年东莞旅游局开始大力推动民营酒店评星,以评星促进东莞民营酒店业的规范管理,试图使东莞豪华酒店的空间分布和整体布局趋于规范化、合理化。同年,国际品牌喜来登注入,结束了东莞没有国际酒店巨头的历史,为东莞豪华酒店的腾飞发展注入新的能量。据东莞旅游局统计,直至2004年,东莞民营资本投资酒店达到200亿。而行业主管部门东莞旅游局,主要对东莞豪华酒店采取服务和引导的方式,由市场主导和自由选择,即运用“政府掌好舵,不要去划桨”的管理理念。自由的市场主导模式和鼓励性的星评制度推动着东莞豪华酒店的蓬勃发展。
媒体的宣传促使了东莞豪华酒店从地方尺度上升到区域、国家尺度,成为东莞酒店腾飞的重要力量。媒体的注视和解读赋予地方传奇和想象色彩的建构,为地方意义和地方文化建构提供了新的解释[46]。媒体制度的效应是硕大的,它让外界感知东莞城市的魅力,轰动性地塑造了意义空间的特性,成为颇为有效的空间描绘和宣传的推动力。2004年东莞市旅游局两次组织多家星级酒店组团集体亮相广州国际旅游展销会,以政府为媒介统一营销“东莞豪华酒店”品牌。新闻媒介此时大力关注东莞特殊的豪华酒店态势,如《亚太经济时报》、《中国旅游报》、《东方日报》、《南方都市报》、《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深圳商报》、《香港商报》、中央电视台、广东电视台、广州电视台等媒体短时间内对东莞豪华酒店发展进行了集聚式的大量报道,这一系列的媒体效应使“东莞现象”和东莞豪华酒店的发展在国内瞬间形成了轰动效应,豪华酒店成为东莞城市的名牌和贴身标签。东莞豪华酒店被旅游界和媒体关注的过程体现地方政府建构东莞豪华酒店地方品牌的努力,也体现着媒介作为一种显性非正式制度的成功嵌入,东莞豪华酒店踏入腾飞发展阶段。
除了政府和媒介生产显性制度推动这一时期酒店的发展外,酒店微观尺度自发形成的隐性非正式制度即酒店黄色产业的暴利诱惑是这一时期豪华酒店腾飞发展更为直接的原因。研究发现,通常情况下,投资一家豪华酒店需要8到10年才回本,但酒店若与黄色业媾和,依靠桑拿和娱乐部门的暴利,则能把回本时间缩短为4到6年,甚至更短。大多酒店名义上的桑拿部门对外宣称都是承包出去,由第三方经营,为了规避扫黄风险,避免桑拿出事不牵连酒店整体发展,但实际上酒店与桑拿在经济收益上是紧密捆绑在一起的,这部分的隐性收入还可以逃避税收。
东莞民营资本家热衷于投资酒店除了源于满足市场需求以获得正常和非正常的短期收益以外,更是为了实现企业长期的上市融资套钱,以实现背后更大的隐性阴谋。如某镇某酒店的财务总监言之：
很多酒店就是想靠酒店这个噱头去做IPO（上市）套钱,拼命把报表做得漂亮,把资产做大,搞个几家十几家高星级的,就可以向证监会申请上市融资。到时大把钞票,比经营酒店爽万倍。 ——受访者F
制度约束具有内化和惯性的社会力量,能够支配与调控人们的行为,如可以降低人类互动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增加人们行为的可预期性,加强人们的合作[47]。纵观这一时期,东莞豪华酒店在显性和隐性制度的博弈中成长。一方面,显性正式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非法空间的蔓延,促使行为主体有所收敛,规范其社会行为,明晰空间使用的边界和可能性。
国家制度对本酒店的经营影响非常大！我们的夜总会,一度接纳大批的“嗨客”（吸毒者）,一般每晚每间房消费在万元以上,后来迫于国家严厉打击,不敢再接,并禁止接待该类客人,发现房间有这类顾客,立马报告,强迫终止或者驱离！ ——受访者L
然而,另一方面,地方对东莞豪华酒店“黄色产业”空间的正式制度缺失、漏洞与软约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和强化了酒店的扭曲变异发展,使酒店在这一本土空间实践中出现了潜规则的“越界”活动和行为,形成在夹缝中增生和缄默的黄色产业制度。研究发现,由于酒店黄色产业与旅游、酒店、餐饮甚至港澳投资设厂都与其息息相关,政府对其难割难舍,纵观这一时期,并没出台太多的限制或规范东莞豪华酒店黄色产业的制度,正式制度的缺失弱化了空间中的政治管制,纵容和内化了酒店的行为选择。甚至东莞都默认地形成了一种当地逻辑：“打击卖淫嫖娼,会打击外来商客,打击外来商客,则会打击东莞经济”。在发展才是硬道理的逻辑下,于是在多次的扫黄活动中,东莞也潜规则地确立了不伤害经济的原则,实行形式主义的扫黄活动,扫黄风声一过,酒店黄色产业依旧正常私下经营。再者,空间是社会现象得以存在的载体,同时因社会现象而充实和有意义;实践是社会现象的内容,依据游戏规则在空间载体中发生[48]。权力主体与企业之间甚至存在着复杂的博弈关系,权力主体既试图驯化和规范企业,让其在此空间下发挥其独特的经济和文化意义,但又与企业存在私下交易,反而给了酒店强大的公权保护伞。
我们酒店背后没有大财团,也没有官员投资,但是,我们酒店的利润,有三分之一多是给了利害部门！每月按时进贡,否则就不会好过。 ——受访者D
东莞豪华酒店在腾飞发展的过程中,宏观尺度的显性制度掩盖了微观尺度的隐性非正式制度的运行。但是,隐性非正式制度的漏洞已经开始显现,政府的正面宣传报道已经无法掩盖来自酒店自身发展的各种矛盾。不同尺度的空间权力关系开始博弈,促使不同类型的制度主体开始修改或者重构制度。同时,东莞豪华酒店成为了占统治地位的权力空间的想象载体,是抽象权力空间的具象化表征。其特殊的发展轨迹,导致了本土意识、传统文化、道德观念、精英文化等呈现出不同的价值指向,空间形态成为制度重构的主导力量。
4.4 区域尺度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平行和稳步建构期（2005-2012年）
在地方出台的宏观调控以避免酒店过度增长的制度约束下,东莞豪华酒店在2005-2012年进入了平稳的建构期,然而,受地方建酒店热潮的惯性影响,豪华酒店在数量上仍旧稳步飙升,在这一阶段共有31家豪华酒店开业（20家五星级酒店,11家四星级酒店开业）,民营家族品牌建设初见成效,并得以成功效仿。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各镇区基本平行发展的局面（除了石排镇和望牛墩镇之外,其余30个镇区都有豪华酒店）,东莞豪华酒店成为这座城市璀璨的标志性产物,散布在各个镇区（图4）。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2012年东莞豪华酒店空间分布
-->Fig. 4Space distribution of Dongguan luxury hotels in 2005
-->
东莞豪华酒店的空间布局和社会意义得以逐步形成,主要是不同权力主体通过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显性与隐性制度共同作用于空间,并通过空间实践与空间管制实现空间意义的平稳过渡。2004年,面对民营资本投资酒店的火暴,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东莞市政府出台了《东莞市2005-2015年城市商业网点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根据《规划》,自2005年起,东莞市将严格调控四、五星级酒店建设,努力构建一个更为合理的酒店空间体系,酒店建设与发展将遵循一个镇区可设置一家四星级及以上酒店的原则,已有高星级酒店的镇区,新建四星级及以上酒店必须按规定严格审批,并逐步实行听证制度。2005年以后,在政府市场干预和市场经济杠杆作用下,东莞民营酒店投资开始放缓步伐,进入了一个调整时期。2006年11月26-28日,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第五届三次理事大会暨2006中国饭店业发展论坛在东莞召开,议题之一就是讨论酒店业的“东莞现象”,试图通过协会的力量解决东莞豪华酒店的矛盾问题,使酒店的微空间规范化和合理化。
然而,显性正式制度宏观调控具有软约束力,受民营资本家建酒店热潮所形成的地方默契,民营资本家在内心上已形成深刻的“有钱就该建酒店”的意识形态。他们试图瓜分东莞豪华酒店的市场,因而豪华酒店数量依旧飙升,在8年的时间内诞生了31家豪华酒店。据东莞旅游局统计,2007年东莞酒店民营资本投入超过400亿元,创造了乡镇豪华酒店密集之最,至今也没被超越。
“在东莞,如果问一个当地的民营企业家有了钱最想做什么,答案几乎也没有悬念：建一家五星级酒店;而当记者问一个已经拥有一家五星级酒店的老板,其最得意的事是什么时,他脱口而出：拥有第二家五星级酒店。”
——《中国经济周刊》（2006-12-11 第四十八期）
可见,当地民营企业家所形成的投资酒店理念已经成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深深的嵌入到了社会成员的内心和局部社会结构中,成为局部社会文化中的内生性规则和地方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49],成为空间景观建构最核心的力量。在一定程度上,投资酒店成为当地民营企业家的身份认同与地方认同,和巴厘岛人在“斗鸡”赌博中的“不理性”选择有大致相同的结论[50]。
在稳步建构期,豪华酒店成为东莞的标志性景观,散布在各个镇区里。然而,受追求利润最大化和竞争所致,产生了空间争夺的局面,资本家总是试图寻求具有优势的空间,因而也造成了空间的不平衡发展,局部发达镇区（东莞市区、常平镇、厚街镇、长安镇）,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优越的资源条件或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呈现豪华酒店集聚的空间分布,正如哈维言之的“不平衡地理发展”[51]。
我们厚街xx酒店的生意一直都是不错的,因为它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特殊的地理位置,靠近广东国际展览中心,而且酒店能接待大型的宴会和团队,能容纳3、4千人,它的定位主要是会议团,量大,能带动餐饮。 ——受访者H
除此之外,东莞酒店的品牌和资本继续保持着积极的发展态势,出现了立足东莞,向珠江三角洲乃至全国辐射发展的空间扩展趋势。继东莞市嘉华酒店管理有限公司2012年在广东省惠州市投资兴建惠州金海湾嘉华度假五星级酒店后,东莞民营资本纷纷辐射至珠江三角洲及更大范围,如河源翔丰酒店、肇庆奥威斯酒店、阳江温泉度假村等一批由东莞民营资本投资兴建的酒店也相继开业,作为一个以乡镇为主体的地级市东莞,民营资本在豪华酒店的发展和辐射力量越发成熟。
在平行和稳步建构期,东莞豪华酒店不仅增长了数量,延伸了空间,还塑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民营酒店品牌,如三正半山酒店集团,富盈酒店集团和宏远酒店集团等品牌,在这一阶段已经初见品牌建设的效果。同时,出入东莞豪华酒店的消费者大多是来东莞进行商务活动的港澳台及外商,这些消费者对酒店的要求相对较高,因此需要营造酒店特有的文化内涵和氛围,所以在这一阶段也逐渐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方酒店文化和地方酒店管理文化。2006年东莞松山湖凯悦酒店开业,标志着东莞豪华酒店的管理文化呈现多样和多元式发展。东莞松山湖凯悦酒店,世界著名的凯悦酒店管理集团成为继喜来登、索菲特之后,东莞酒店业的又一国际酒店品牌。国际酒店品牌的持续注入,标志着东莞豪华酒店市场的成熟。
东莞豪华酒店在地方尺度向区域尺度转换的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酒店自身品牌的经营与管理等显性正式制度以及投资默契的显性非正式制度在市场演化过程中发挥越来越突显的作用,二者在协商中稳步建构,而隐性非正式制度推动酒店发展的作用正在逐渐显现其不足。如果说地方尺度东莞豪华酒店的空间形态是集聚式,即从外围流向东莞,那么区域尺度体现出的空间形态则是外延式,即从东莞流向外围。空间变化暗示权力关系的变化,表明东莞豪华酒店从深层次影响制度重构已经迫在眉睫。
4.5 国家尺度的显性正式制度：自上而下的整顿和转型重构期（2013-2015年）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制度本身在不断地演化变迁、尺度转换,影响权力主体行为的改变和适应,伴随国家及地方经济性放权逻辑和政治性放权逻辑持续作用而至复杂制度嵌入与变革,既为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生成提供了新的巨大制度空间,又通过制度本身的规引作用实现了对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重塑。制度是解决之道[52],制度变革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城市发展的需要,更是为了使国家政府的政治合法化,顺应时代的变迁。制度上的转变和空间上的转变促使东莞豪华酒店进入自上而下的整顿和重构期,在这一阶段,有2家豪华酒店由于经营不善和激烈的市场竞争而倒闭,大多的豪华酒店经营受到严重的损害,尤其是康体娱乐和餐饮部门受到重创,而且东莞豪华酒店本来已经达到饱和状态,但依然有新的7家（6家五星级,1家四星级）豪华酒店注入东莞大地上,分布在东莞市区、常平镇、厚街镇、松山湖等酒店集聚的地理空间上（图5）。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2015年东莞豪华酒店空间分布
-->Fig. 5Space distribution of Dongguan luxury hotels in 2015
-->
在这一阶段,经历了制度和空间尺度的转变,其中,制度转变包括从宽松的国家制度向紧缩的国家制度转变,开放性的“三来一补”制度向转移性的“腾笼换鸟”制度转变,积极的媒体制度向消极的媒体制度转变,经济及政治性放权的地方制度向严谨的地方制度转变,隐性的非正式制度向显性的正式制度转变;而空间尺度的转变则包括由地方酒店勾结官方,地方谋取私权到国家重新控权,再到地方积极践行国家精神,地方酒店再生产的转变,空间尺度的转变贯穿在整个制度转变的过程中,促使东莞豪华酒店陷入历史性的危机和困难,也促使豪华酒店不得不进行自我的转型重构。
从宽松的国家制度向紧缩的国家制度转变体现在此阶段的国家两大制度变革,“八项规定、六项禁令”(《中共中央印发<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的通知》(中发〔2012〕1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2013年12月4日召开会议,审议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提出六项禁令,分析研究2013年经济工作。)、“扫黄”(2013年2月9日上午,央视栏目曝光,广东东莞市多个娱乐场所存在招嫖卖淫行为,新闻播出后,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批示,对全市拉网式排查,先治标,再治本。),这两大制度对于东莞豪华酒店的影响非常巨大。从经济效应的角度看,也许是消极的,豪华酒店的经济收益受到巨大的损害;但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角度看,则是积极的,是顺应时代变迁的需要,体现了政治空间合法化的趋向,迫使城市的酒店空间进行重构,再造符合时代要求的酒店空间。
有****认为,中央八项规定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酒店的影响具有差异,一线城市酒店的客源市场多元化,受冲击较小;而二三线城市的高档酒店对政府消费的依赖性强,影响会比较大[53]。对于东莞豪华酒店而言,其影响颇大。研究发现,东莞32个镇区,每个镇区都有政府机关接待定点酒店,一般政府为了方便和面子都会阔绰地选择镇上的高星级酒店作为定点饭店。在2013年前,东莞豪华酒店尤其依赖政务接待和各类的商务接待。而在2013年初,中央出台“八项规定”、“六项禁令”,规定政府干部到基层调研要轻车简从、简化接待、不安排宴请,严禁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等拜年活动;严禁向上级部门赠送土特产,包括各种提货券等,倡导政务从简,厉行廉洁从政后,此部分规定与禁令促使东莞豪华酒店餐饮及会议部门出现前所未有的“瘦身”,收入骤减,迫使部分酒店整顿和转型,试图寻求新的发展道路。
我们酒店过去20%~30%的收入来自政府消费,政令出台后政府干部、国营企业都怯于光临,餐厅营业反差明显,意味着中餐厅收入比往年下降了两三成。另外,一些公司单位明显缩短开支,下调并严格控制商务宴请的餐饮接待标准。 ——受访者K
国家制度的权力效力往往大于地方的权力效力,并且深刻地影响地方制度的变革,尤其体现在国家2014年出台的扫黄制度,东莞豪华酒店隐性的非正式黄色制度向显性的正式扫黄制度转变,对东莞豪华酒店有着多元的意义。研究发现,扫黄对以黄色产业为生和与黄色产业媾和的两类东莞豪华酒店影响较大,由于过度依赖黄色产业对客房的需求刺激,致使扫黄整顿导致该类酒店的客房入住率均呈下降趋势,其中虎门某酒店2014年前几个月住房率与2013年同期相比,下降约18%。扫黄的必要性与持久性迫使东莞的这两类酒店走上转型之道。扫黄制度的实施重塑了东莞城市酒店生存空间的合法性,利于东莞豪华酒店的长远发展。
2014年2月份的扫黄,对东莞的酒店行业,特别是高星级酒店和独立的KTV和桑拿场所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是灭亡之灾,基本上对某些酒店是腰斩啊,下降有四五成。但是我很认可这次扫黄行动,如果为了经济的发展,驱动黄色上的行业,我感觉这不是阳光性的产业,习近平上任之后要宣扬正气的风尚也是相违背的,经济的发展不能以道德沦陷为代价,所谓非善之事。 ——受访者I
然而,对于定位在商务和度假为主,以黄色产业为辅,功能齐全、规模较大的豪华酒店,扫黄对它们的影响则不大,如厚街某酒店销售部经理所言。
在外界看来,我们酒店已被贴上涉黄的标签。扫黄确实对我们产生了影响,但是微不足道的,因为我们更多的是依赖商务客人。扫黄力度最严的几个月,我们的住房率不但没有下降,几乎每个月都比同期增长。3月份的名家具展,4月份的广交会,我们的开房率都是不错的。真正受影响的是那种已经倒闭的、单纯做娱乐生意的小酒店。
——访谈对象N
改革开放以来,东莞政府积极推动“三来一补”制度的全面实施,在东莞城市中大力发展制造业。然而,2013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提出“腾笼换鸟”(2013年1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表示,广东作为“排头兵、先行地、试验区”的地位不会一劳永逸,广东既要抓“腾笼换鸟”,又要推动“凤凰涅盘”。广东的“腾笼换鸟”,即“双转移”(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政策。)的显性正式制度,东莞市政府也开始提出由开放性的“三来一补”制度向转移性的“腾笼换鸟”制度转变,实行制造产业和劳动力转移的制度,但同时也把东莞豪华酒店的大量客源转移出去,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东莞豪华酒店已固有的强大客源结构和客源群体。可见,中央及地方制度的转换,深刻影响着东莞豪华酒店的演化。
人对地方的空间意识是基于人对地方的地理想象,从而使人认识到地方空间社会结构中的地方文化元素具有不同的位置与角色,在此基础之上,主要通过电视、杂志、文学作品等媒介实现人对地方零散知识的重构以及地方意义的赋予[54]。在媒体的话语转变下,此阶段的东莞豪华酒店被建构为低下的、情色的、非理性的和异类的空间形式。尤其在2.9扫黄事件发生后,关于“东莞扫黄”的新闻仅仅在一天内已达到93900篇,媒体的过度关注,放大化和消极的话语生产使东莞豪华酒店处于边缘地位,也给酒店带来很多的负能量和消极的影响,如黄色酒店和倒闭潮的肆意宣传,促使它们面临整顿和转型重构的压力。如2014年2月9日上午,央视对东莞市多家存在桑拿色情服务经营的酒店进行了曝光报道,榜上有名的包括东莞太子酒店及厚街喜来登大酒店等(东莞扫黄专案查处细节公布. http://gd.people.com.cn/n/2014/0613/c123932-21413697.html。 )。
很多杂志报道对一个地区的报道是一个方面,真实的、接地气地了解有可能是另外一番天地,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经济体,有可能没有像某些人想的那么好,但也没有像某些人说的那么坏,所以要客观、公正、务实去了解一个城市的繁华和繁华背后的辛酸。 ——受访者P
在国家出台规定和禁令后,东莞各镇区政府随即转变从前的宽松制度,积极践行办会从简的文件精神,各区政府迅速取消定点豪华酒店消费,改为在政府招待所进行公务接待。而国家出台扫黄制度后,东莞市委、市政府也随即开展了堪称“史上最严”扫黄行动,迅速召开会议,统一部署全市查处行动。2014年2月14日,东莞市黄江镇、虎门镇、厚街镇和凤岗镇4名镇委书记就扫黄工作不力向全市公开道歉(4名镇委书记向全市公开道歉. http://epaper.timedg.com/html/2014-02/16/content_1240057.htm。)。迫于严肃的扫黄纪律和严谨的监督机制,东莞32个镇区各出狠招,营造严打整治的氛围,震慑和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如茶山镇设立扫黄专项资金,建立严格问责问效机制,公布举报电话,确保行动见成效。扫黄工作持续半年之久,打破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掀翻了狼狈为奸的保护伞,重构了东莞豪华酒店的城市空间特性。
地理空间充满了矛盾与紧张,在面对各种各样的制度和空间转变时,这一地理空间永远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国家制度的深刻变革,迫使地方发出相应的地方制度来迎合和响应,然而,地方效应的持续性和长久性,不仅仅需要考验地方制度的真实嵌入,也需要考虑酒店自身转型的艰难过程。
东莞的酒店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走到今天,现在面临到的转型升级压力非常大。这个行业起码涉及到企业投资者、务工人员,很多东莞酒店的老板也在很艰难地维持酒店生存,有在抛售的、有想改制的,有在经营转型的,都在尝试但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作为务劳者很多人的心态想离开这个城市,到全国蓬勃发展的旅游景区去寻找新的工作机会。 ——受访者M
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我们酒店开业,说明我们对东莞酒店业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对东莞这块热土是充满情怀的,特别是对国家的政策是肯定。东莞酒店需要进行这样的转型升级才能优化,才能把符合社会真正需要的酒店留下来,才能符合社会道德标准和经济标准的酒店留下了……这个时候开业的酒店不会走弯路,我们一开始就走正道,做光明正大的事业…… ——受访者C
强大的显性正式制度的介入会促使非正式制度解体,形成新的制度与空间关系。但是这种新的社会空间关系,会伴随大量的社会失范、社会冲突和群体性事件的社会“阵痛期”[50]。随着显性正式制度所引导的道德规范、民间风俗、乡规民约的重新回归,“阵痛”过后是更加理性的空间行为选择。
5 结论与讨论
制度与空间的生产是交织在一起的。既有的制度会影响目前的社会空间,而目前的社会空间又会影响接下来的制度形式[55]。东莞豪华酒店的形成、发展与演变是在国家与地方制度下建构与重构起来的城市空间景观,是国家与地方正式制度内在的资本和权力控制维度以及非正式制度下地方精英、地方文化、潜规则、默契及媒体效应驱动作用的结果,这些制度共同促使了东莞豪华酒店的地理空间形态和地理景观的进化。具体而言,在国家与地方制度作用下,东莞豪华酒店的时空演变主要经历了从地方尺度到区域尺度到国家尺度的转换,即3个空间维度和5个阶段：① 在地方尺度下,受东莞“三来一补”的经济和“乡镇自治”的政治显性正式制度的推动,东莞豪华酒店衍生出自上而下的酝酿期（1978-1993年）;基于地方精英自下而上实践的显性非正式制度作用,迎来东莞豪华酒店的投资和投机探索期,同时也酝酿东莞豪华酒店黄色产业生存与发展的隐性非正式制度（1994-1999年）;基于政府媒体宣传的显性非正式制度推动以及显性正式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漏洞,东莞豪华酒店获得腾飞式的发展,但同时也衍生出地方特有的隐性非正式的豪华酒店黄色产业制度,迎来腾飞发展和扭曲变异糅合期（2000-2004年）。② 在区域尺度下,政府的宏观调控与酒店自身品牌的经营与管理等正式制度在市场演化过程中产生越发突显的作用,促使东莞豪华酒店迎来平行和稳步建构期（2005-2012年）。③ 在国家尺度下,受国家“八项规定、六项禁令”,“扫黄”以及“腾笼换鸟”三大显性正式制度的影响,东莞豪华酒店进入自上而下的整顿和转型重构期（2013-2015年）。通过对东莞豪华酒店时空演变与制度的分析,发现东莞城市酒店的时空演变实际是依靠政治气候、领导者的意志和一系列宽松的显性正式制度的控制与调控,传统文化、地方精英、媒体效应等显性非正式制度的高度作用,默契、潜规则等隐性非正式制度的默默触动。同时,正式制度代理人和企业与生活主体面对正式制度与现实生活之间的鸿沟以及自上而下的压力,一方面创造各种形式以符合正式制度的要求,另一方面采取变通非正式运作的方式进行各种“日常形式的抵抗”。而符合制度要求与日常抵抗贯穿于整个豪华酒店的时空演变过程之中,因而,在国家与地方、权力机构、企业与社会的多元博弈中,东莞地方政治经济结构以及豪华酒店的演变也经历了从“国家标准”到“地方特色”,再转变为“国家标准”过程。
本文创新了制度与空间关系的理论,提出空间的发展是从显性正式制度走向显性正式制度,中间经历了地方、区域和国家等空间尺度的转换,经历了各种显性和隐性正式及非正式制度的博弈,但最终会回归到显性正式制度,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显性正式制度是社会空间秩序的主导力量[41]。根据这一过程,文章建构了东莞豪华酒店时空与制度互动演变模型（图6）。东莞豪华酒店从酝酿期到重构期,空间约束从显性正式制度到显性正式制度,但这不是简单的回归,本质上来讲,是政府还权于社会、还权于民的一个制度建构过程,是政府从包揽一切经济、政治的“全域”政府向社会公共文化事务的“有限”政府转变的过程[27],也是不同主体自我觉醒的过程。因为正式制度“即使在最发达的经济中也只是决定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尽管是非常重要的部分）,人们选择的大部分行为空间是由非正式制度来约束的[7]”。具有东莞特点的地方性显性非正式制度依然会在东莞豪华酒店未来的时空演变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49],正如有****所言：“正式约束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非正式制约的改变却是一个长期的过程[7]”。“正式制度安排的作用是一个‘他律’的过程,非正式制度供给的作用则是一个‘自律’的过程[56]”。在“他律”与“自律”的过程中,淘汰的是显性正式制度所抵制的那些隐性非正式制度,这些隐性非正式制度也与传统文化所形成的信念、道德、良心、习性等显性非正式制度相悖。现实世界的有效运行依赖于人类社会复杂多样的制度安排[57],空间演变是一个被制度化的过程,是被嵌入在各种社会网络与层级型制度之中,其演变被社会关系、地方制度性文化、规则以及政治性调控等所限制[58]。同时,制度在空间权力关系中不断完善与变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形成真正符合空间景观与空间形态规律的制度体系。总之,制度与空间相互建构,一方面,空间本身蕴含制度,空间权力关系推动制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制度外化为空间,制度通过空间来发挥作用并得以实现。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6东莞豪华酒店时空与制度互动演变模型
-->Fig. 6Space and institution analysis model of the evolution of Dongguan luxury hotels
-->
尽管本文基于制度视角下总结了东莞豪华酒店的时空演变过程,但制度变迁与时空演变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需要放在不同尺度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的场域中进行系统思考。同时,本文解读的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文化现象,不具有普适性的解释力度。另外,本文发现还有一些话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与跟踪研究：① 大多数东莞豪华酒店建于城镇的社区之中,形成“酒店+社区”的景观,尤其是伴随着酒店房地产的发展,豪华酒店与周围社区有着紧密的互动关系,这会对当地社区带来何种影响?是否会影响社区治理与制度安排?② 东莞豪华酒店正面临着漫漫长路的艰难转型与优化,不同相关主体利益面对新一轮的制度变革有着如何的协商,新制度下不同主体有何种反响;在新的转型背景下,国家与地方如何进行合适的制度安排以及如何平衡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博弈,东莞城市空间或者酒店空间在新的制度博弈中会呈现怎样的景观特质等话题都是后续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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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正本文在东莞酒店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东莞酒店现象”的成因,并对“东莞酒店”盈利模式进行了探讨,希望对其他城市酒店业发展有所借鉴。东莞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通过利用外资促进农村工业化而成长起来的一个地级市,拥有300多家星级酒店,其中五星级酒店20家(包括准五星)。这种现象不仅是中国酒店行业的东莞现象,应该说是世界酒店行业的东莞现象,本文把这个现象称作“东莞酒店现象”,这种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 正本文在东莞酒店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分析了“东莞酒店现象”的成因,并对“东莞酒店”盈利模式进行了探讨,希望对其他城市酒店业发展有所借鉴。东莞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后通过利用外资促进农村工业化而成长起来的一个地级市,拥有300多家星级酒店,其中五星级酒店20家(包括准五星)。这种现象不仅是中国酒店行业的东莞现象,应该说是世界酒店行业的东莞现象,本文把这个现象称作“东莞酒店现象”,这种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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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是影响二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界的一个重要流 派,大卫·哈维是其代表人物.在《资本的城市化》中,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城市(化)问题,演绎出城市空间组织和结构是资本生产的需要和产物的 总结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城市化是资本集聚和阶级斗争矛盾作用的过程的实质,并将其延伸到对整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批判和分析,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城市 理论.该学派理论对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城市问题之间联系的我国学界尤具借鉴价值. . 新马克思主义城市学派是影响二战后西方社会科学界的一个重要流 派,大卫·哈维是其代表人物.在《资本的城市化》中,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城市(化)问题,演绎出城市空间组织和结构是资本生产的需要和产物的 总结论,揭示了资本主义城市化是资本集聚和阶级斗争矛盾作用的过程的实质,并将其延伸到对整个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批判和分析,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城市 理论.该学派理论对忽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城市问题之间联系的我国学界尤具借鉴价值. |
| [6] | . 空间的生产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 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一个关键概念。城市空间的生产指资本、权力和阶级等政治经济要素和力量对城市的重新塑造,从而使城市空间成为其介质和产物的过 程。通过文献分析和比较可以得出,空间的生产理论在批判传统的将空间视为容器和无价值判断的空间观的基础上产生;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之与空间问题相结 合,西方地理学界和城市学界在空间的生产问题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国内学界对它的研究较为迟滞,缺乏突出的案例研究,目前还处在引介和 初步应用的起步阶段,但在近5年也兴起了一个以多学科共同研究为特征的风潮。1990年代以来,城市空间的生产问题在中国逐渐变得突出,预示着它将是一个 重要而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 空间的生产是新马克思主义城市 学派和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一个关键概念。城市空间的生产指资本、权力和阶级等政治经济要素和力量对城市的重新塑造,从而使城市空间成为其介质和产物的过 程。通过文献分析和比较可以得出,空间的生产理论在批判传统的将空间视为容器和无价值判断的空间观的基础上产生;借助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之与空间问题相结 合,西方地理学界和城市学界在空间的生产问题上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和实践经验;国内学界对它的研究较为迟滞,缺乏突出的案例研究,目前还处在引介和 初步应用的起步阶段,但在近5年也兴起了一个以多学科共同研究为特征的风潮。1990年代以来,城市空间的生产问题在中国逐渐变得突出,预示着它将是一个 重要而有潜力的研究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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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 . 本文认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非正式制度具有自发性、非强制性、广泛性和持续性,而正式制度则又不同。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之间有着一种互动的和谐关系,一方面,非正式制度的安排会促使正式制度安排的出现,同样,正式制度也为非正式制度的稳定和改进提供条件;另一方面,正式制度必须与非正式制度保持目标的一致性,才能保持其稳定性。 . 本文认为,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的两个不可分割的部分,非正式制度具有自发性、非强制性、广泛性和持续性,而正式制度则又不同。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之间有着一种互动的和谐关系,一方面,非正式制度的安排会促使正式制度安排的出现,同样,正式制度也为非正式制度的稳定和改进提供条件;另一方面,正式制度必须与非正式制度保持目标的一致性,才能保持其稳定性。 |
| [10] | . “公款大吃大喝”（简称为“公款吃喝”）指政府组织使用公共财政资金进行的超出正式制度规定标准的公务接待行为。本文通过对中国一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县政府的个案研究，探讨这类政府组织“公款吃喝”行为背后的文化和制度根源。正式制度本身存在漏洞，使得人情文化得以渗透到组织制度中，变成一种隐性非正式制度，形成约束组织成员行动的主导力量，公务接待档次也因此在竞争性的接待中不断被拔高。 . “公款大吃大喝”（简称为“公款吃喝”）指政府组织使用公共财政资金进行的超出正式制度规定标准的公务接待行为。本文通过对中国一个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县政府的个案研究，探讨这类政府组织“公款吃喝”行为背后的文化和制度根源。正式制度本身存在漏洞，使得人情文化得以渗透到组织制度中，变成一种隐性非正式制度，形成约束组织成员行动的主导力量，公务接待档次也因此在竞争性的接待中不断被拔高。 |
| [11] | . 199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愈来愈多地开始倾向于用制度和社会文化因素来解释区域经济发展。本文回顾了西方制度取向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背景及其主要研究内容,并在探讨制度厚实和制度空间的理念及其与区域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了西方制度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发现及其不足。本文认为,对于制度转型时期的大国—中国而言,倘能将包涵尺度特征与制度套叠变化的制度空间理念纳入到大规模制度变迁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中,将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区域空间差异的解释能力。 . 1990年代以来,经济地理学愈来愈多地开始倾向于用制度和社会文化因素来解释区域经济发展。本文回顾了西方制度取向经济地理学的理论背景及其主要研究内容,并在探讨制度厚实和制度空间的理念及其与区域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探讨了西方制度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发现及其不足。本文认为,对于制度转型时期的大国—中国而言,倘能将包涵尺度特征与制度套叠变化的制度空间理念纳入到大规模制度变迁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框架中,将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区域空间差异的解释能力。 |
| [12] | . 改革开放以来,渐进制度改革构建了中国经典的混合制度模式,生产了一个单位制、市场制、乡村制的空间混合体,即新单位主义生产了新单位空间,市场机制生产了市场化空间,乡村体制生产了乡村型空间.这三类城市空间演化存在各自的路径依赖,呈现出混合布局的自组织特征:第一,市场化空间全域快速扩张,是城市空间转型的主导类型;新单位空间在老城相对集中,并在郊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延伸;而乡村型空间则因建成区扩张而不断外移.第二,新单位空间散布于市场化空间中,市场化空间和新单位空间不断侵入乡村型空间,但市场型空间的扩张阻力越来越大,新单位空间逐步趋于稳定,乡村性用地外迁速度日趋减缓.中国的混合制度不消失,城市的混合空间结构将持续存在. . 改革开放以来,渐进制度改革构建了中国经典的混合制度模式,生产了一个单位制、市场制、乡村制的空间混合体,即新单位主义生产了新单位空间,市场机制生产了市场化空间,乡村体制生产了乡村型空间.这三类城市空间演化存在各自的路径依赖,呈现出混合布局的自组织特征:第一,市场化空间全域快速扩张,是城市空间转型的主导类型;新单位空间在老城相对集中,并在郊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延伸;而乡村型空间则因建成区扩张而不断外移.第二,新单位空间散布于市场化空间中,市场化空间和新单位空间不断侵入乡村型空间,但市场型空间的扩张阻力越来越大,新单位空间逐步趋于稳定,乡村性用地外迁速度日趋减缓.中国的混合制度不消失,城市的混合空间结构将持续存在. |
| [13] | . In recent years, economic geographers have seized on the concepts of ‘path dependence’ and ‘lock-in’ as key ingredients in constructing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their subject. However, they have tended in to invoke these notions without a proper examination of the ongoing discussion and debate devoted to them withi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elsewhere. Our aim in this paper, therefore, is, first, to highlight some of the unresolved issues surround these concepts, and, second, to explore their usefulness for understanding the regional economic evolution. We argue that in many important aspects, path dependence and lock-in are place-dependent processes, and as such require geographical explan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has been little discussion of regional path creation: te assumption has been that new technological-economic paths emerge at random or spontaneously across space, an assumption that we find too simplistic. This leads on to the key question as to why some regional economies become locked into development paths that lose dynamism, whilst other regional economies seem able to avoid this danger and in effect are able ‘reinvent’ themselves through successive new paths or phases of development. We conclude that whilst path dependence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the economic landscape, the concept requires further elaboration if it is to function as a core concept in a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
| [14] | . 198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日益走向多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 背景下,西方经济地理学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动时期,无论是研究的主要论题,还是研究的内容、理论和方法以及表述的方式与风格,均经历并正在经历深 刻的变革.与上一世纪50-60年代的"计量和理论革命"和70-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相比,这次变革不仅发生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而且许多也 发生在本体论层面,它使西方经济地理学的视角走向了高度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本文在分析这次变革的起点:马克思主义转向及其批判的基础上,从制度转向、文化 转向、关系转向、尺度转向4个相互交织的方面,系统勾勒了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视角变动的主线,讨论了这些视角变动的方向、成因、意义和局限性. . 1980年代以来,在社会科学日益走向多元化和"后现代主义"的 背景下,西方经济地理学开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急剧变动时期,无论是研究的主要论题,还是研究的内容、理论和方法以及表述的方式与风格,均经历并正在经历深 刻的变革.与上一世纪50-60年代的"计量和理论革命"和70-8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转向"相比,这次变革不仅发生在方法论和认识论层面,而且许多也 发生在本体论层面,它使西方经济地理学的视角走向了高度的多样化和复杂化.本文在分析这次变革的起点:马克思主义转向及其批判的基础上,从制度转向、文化 转向、关系转向、尺度转向4个相互交织的方面,系统勾勒了西方经济地理学理论视角变动的主线,讨论了这些视角变动的方向、成因、意义和局限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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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abspara0010">Immigration and settler literatures provide contrasting approaches to the evaluation of conflict between ‘newcomers’ and ‘indigenous’ groups. On the one hand, immigration studies emphasize that newcomers, particularly migrants, almost never fight civil wars; on the other hand, studies on settlers in contested territories expect inherently unstable relations between settlers and native populations affected by colonization projects. While each provides strong evidence to support its argument, neither literature has adequately accounted for hybrid cases where the settler and migrant categories have become almost indistinguishable. The article focuses on Cyprus as a paradigmatic such case. Specifically, it looks at populations transferred from Turkey to the northern part of the island after 1974 described either as settlers or immigrants by rival accounts in the Cypriot conflict. While colonization constitutes a violation of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s and a major obstacle to peace, settlers in such places as Cyprus, Tibet or Western Sahara often meet the profile of migrant populations more interested in daily survival issues than in territorial politics. In contrast to other historical or contemporary cases of settler colonialism such as Algeria (France) or West Bank and Gaza (Israel), what is particularly puzzling in Cyprus and elsewhere is the absence of mobilization and politicization among settlers despite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and fear of relocation following a negotiated peace agreement. Addressing this puzzle is essential to bridging the gaps between immigration and settler literatures and in mediating the tensions between conflicting claims over space, land and the political geography of peace settlements in deeply divided societies.</p><h4 id="secGabs_N467ba110N260a2848">Highlights</h4><p>? The article examines the complexities of settler/migrant dichotomies in Cyprus. ? Natives equate colonization with territorial expansion but settlers often avoid direct conflict. ? Turkish settlers demonstrate low levels of politicization as socioeconomic features of migration trump nationalism. ? Natives might accept long-term settlers in exchange for guarantees against future colonization. ? Reserved lands and asymmetrical citizenship could balance settler vs. native concerns.</p> |
| [21] | .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abspara0010">The framing of issues of migration and clandestine travel in the European Union are tied up with a historically-specific ethos towards the outsider, which, after philosopher Jacques Rancière, I term a “count”. The count shaping the interventions of contemporary advocacy and humanitarian groups derives from conceptions of ethics rooted in political modernity, and – for Rancière – are also responsible for foreclosing disruptive appearances of equality. In practice, postures of compassion towards the refugee convert expressions of vocal dissent into matters for moral sympathy. In this paper I explore the implications of this claim for a future politics of asylum, focussing on moments of interruption to an underlying count. I suggest that the staging of the situation of undocumented migrants in Calais through the figure of the migrant rather than the refugee demonstrates a recasting of activism as a form of political listening rather than political speech – in this sense the interventions of anarchistic network No Borders reflect a call for a continuous “recount” of the situation, over an affirmation of a particular framing of the situation. In some ways this call remains problematic, sometimes reframing the voices of local people and migrants according to an external vision of politics. Nevertheless, I hold that this denaturalisation of compassionate hospitality as the only ethical response to asylum is useful in the broader terrain of political dissent, and points to the importance of embodied habit as a locus for endur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s.</p><h4 id="secGabs_N5deee7b8N2cbf2a18">Highlights</h4><p>? Solidarity activism critiques EU security but also the humanitarian practices. ? The humanitarian ethos of hospitality is seen to reproduce specific power relations. ? Solidarity activists newly politicise the figure of the migrant at EU border struggles. ? The No Borders network problematise representations of asylum at Calais. ? A humanitarian politics of sanctuary is challenged through a politics of spectacle.</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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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 Conventionally, urban renewal initiated by the private sector is not that different from other trading activities. A developer purchases property rights from the suppliers, who are the property owners of the renewal site, in the open market for a price. Once the deal is done, the suppliers are out of the picture and the developer moves on to the renewal project and starts replacing the existing structure with new buildings for a better use. The developer would prefer not to have the individual owners involved in the renewal process for various reasons such as management problems and profit sharing. From an institutional economic perspective, this is a classic example of market governance structure as the asset is non-specific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the developer is not integrating the supplier (property owners) into the firm. However, on some rare occasions, the developer may adopt a bilateral firm governance structure by incorporating the individual property owners. This,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land renewal, has been known as the land readjustment model.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and transaction cost theo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 developer and even the public authority choosing to adopt this model in the process of urban renewal by examining two examples in two very different cities in China. |
| [24] | . 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研究真实世界的学科,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是这个学科发展的生命力所在.针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以及“未来地球”计划的提出,本文倡导开展面向空间治理的经济地理学研究,提高该学科服务于国家战略决策的能力.之后本文阐述了中国空间治理的政治文化基础;分析了中国空间治理的主要手段,包括规划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税体制.本文认为,只有客观、全面地观察中国的空间治理体系,并将其理论知识化,才能使经济地理学研究具有更大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也才能为国家提高空间治理能力提供科学支撑. . 经济地理学是一门研究真实世界的学科,在社会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是这个学科发展的生命力所在.针对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形势以及“未来地球”计划的提出,本文倡导开展面向空间治理的经济地理学研究,提高该学科服务于国家战略决策的能力.之后本文阐述了中国空间治理的政治文化基础;分析了中国空间治理的主要手段,包括规划体制、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财税体制.本文认为,只有客观、全面地观察中国的空间治理体系,并将其理论知识化,才能使经济地理学研究具有更大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也才能为国家提高空间治理能力提供科学支撑. |
| [25] | . 我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偏离[1,2],说明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演变分析不 能仅局限在物质经济领域,需要我们寻求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变化的新因素-制度因素,把制度作为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一个主要的变量,来对此加 以解释.为此,本文首先构建了"制度变迁-城市发展变化"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该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检验1949-1998年间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 及其空间结构的影响.与西方国家的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动力驱动型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而诱致的结 果.但不同的制度对城市数量增长、组织体系及空间布局和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力度又不尽相同.改革开放后,由于制度变迁带来的激励作用,中国城市获得 了快速发展,城市空间结构快速变化.但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与相同发展条件下的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却在拉大.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 善,影响城市增长及空间结构的演变力量的因素越来越趋于分散化,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激励作用正在弱化.为适应新世纪我国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 进行体制创新,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提供新的制度支持. . 我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偏离[1,2],说明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演变分析不 能仅局限在物质经济领域,需要我们寻求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变化的新因素-制度因素,把制度作为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一个主要的变量,来对此加 以解释.为此,本文首先构建了"制度变迁-城市发展变化"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该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检验1949-1998年间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 及其空间结构的影响.与西方国家的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动力驱动型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而诱致的结 果.但不同的制度对城市数量增长、组织体系及空间布局和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力度又不尽相同.改革开放后,由于制度变迁带来的激励作用,中国城市获得 了快速发展,城市空间结构快速变化.但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与相同发展条件下的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却在拉大.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 善,影响城市增长及空间结构的演变力量的因素越来越趋于分散化,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激励作用正在弱化.为适应新世纪我国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 进行体制创新,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提供新的制度支持. |
| [26] | . 改革开放以来,渐进制度改革构建了中国经典的混合制度模式,生产了一个单位制、市场制、乡村制的空间混合体,即新单位主义生产了新单位空间,市场机制生产了市场化空间,乡村体制生产了乡村型空间.这三类城市空间演化存在各自的路径依赖,呈现出混合布局的自组织特征:第一,市场化空间全域快速扩张,是城市空间转型的主导类型;新单位空间在老城相对集中,并在郊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延伸;而乡村型空间则因建成区扩张而不断外移.第二,新单位空间散布于市场化空间中,市场化空间和新单位空间不断侵入乡村型空间,但市场型空间的扩张阻力越来越大,新单位空间逐步趋于稳定,乡村性用地外迁速度日趋减缓.中国的混合制度不消失,城市的混合空间结构将持续存在. . 改革开放以来,渐进制度改革构建了中国经典的混合制度模式,生产了一个单位制、市场制、乡村制的空间混合体,即新单位主义生产了新单位空间,市场机制生产了市场化空间,乡村体制生产了乡村型空间.这三类城市空间演化存在各自的路径依赖,呈现出混合布局的自组织特征:第一,市场化空间全域快速扩张,是城市空间转型的主导类型;新单位空间在老城相对集中,并在郊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延伸;而乡村型空间则因建成区扩张而不断外移.第二,新单位空间散布于市场化空间中,市场化空间和新单位空间不断侵入乡村型空间,但市场型空间的扩张阻力越来越大,新单位空间逐步趋于稳定,乡村性用地外迁速度日趋减缓.中国的混合制度不消失,城市的混合空间结构将持续存在. |
| [27] | . 社区治理是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 动.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由行政型社区向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的发展过程,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调整在城市社区发展中的一种反映,它代表着 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的方向.建立在合作主义基础上的新型政府与社会关系、社区制逐步取代单位制以及城市街道制体制的改革,代表着我国社区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基 本思路. . 社区治理是政府与社区组织、社区公民共同管理社区公共事务的活 动.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由行政型社区向合作型社区和自治型社区的发展过程,是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调整在城市社区发展中的一种反映,它代表着 我国城市社区发展的方向.建立在合作主义基础上的新型政府与社会关系、社区制逐步取代单位制以及城市街道制体制的改革,代表着我国社区发展与制度创新的基 本思路. |
| [28] | . <p>从地方产业群理论出发,探讨全球联系和本地联系对地方产业群内部企业网络发展的影响,并结合对东莞3镇的PC相关制造业的实地考察,指出随着中国沿海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一些外向型制造业地方产业群,其发展过程中,本地生产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格局已经发生了转变,原来为“三来一补”的出口加工贸易服务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逐渐变成了地方产业群进一步发展的制度瓶颈。区域持续发展有赖于不断的制度创新,以充分发挥本地已经形成的产业集聚优势。</p> . <p>从地方产业群理论出发,探讨全球联系和本地联系对地方产业群内部企业网络发展的影响,并结合对东莞3镇的PC相关制造业的实地考察,指出随着中国沿海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一些外向型制造业地方产业群,其发展过程中,本地生产网络与全球生产网络格局已经发生了转变,原来为“三来一补”的出口加工贸易服务的制度设计在实践中逐渐变成了地方产业群进一步发展的制度瓶颈。区域持续发展有赖于不断的制度创新,以充分发挥本地已经形成的产业集聚优势。</p> |
| [29] | . 制度障碍是中国城市化的最大障碍之一,其作用具有明显的刚性;制 度创新是释放城市化空间的重要路径.当前对中国城市化影响力最大、最直接的制度主要有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放开 大中城市的户口管理以及改变必须购买商品房的规定;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城镇土地的年租制,降低企业和个人进入城市的门槛;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的 关键在于扩大保障面,根据不同的保障内容实行不同的过渡性的保障办法,逐步将农民工人纳入社会保障系统,为未来20～30年中国切实实现由农村社会向城市 社会转换提供制度保障. . 制度障碍是中国城市化的最大障碍之一,其作用具有明显的刚性;制 度创新是释放城市化空间的重要路径.当前对中国城市化影响力最大、最直接的制度主要有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放开 大中城市的户口管理以及改变必须购买商品房的规定;城镇土地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建立城镇土地的年租制,降低企业和个人进入城市的门槛;社会保障制度创新的 关键在于扩大保障面,根据不同的保障内容实行不同的过渡性的保障办法,逐步将农民工人纳入社会保障系统,为未来20～30年中国切实实现由农村社会向城市 社会转换提供制度保障. |
| [30] | . 我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偏离[1,2],说明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演变分析不 能仅局限在物质经济领域,需要我们寻求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变化的新因素-制度因素,把制度作为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一个主要的变量,来对此加 以解释.为此,本文首先构建了"制度变迁-城市发展变化"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该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检验1949-1998年间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 及其空间结构的影响.与西方国家的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动力驱动型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而诱致的结 果.但不同的制度对城市数量增长、组织体系及空间布局和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力度又不尽相同.改革开放后,由于制度变迁带来的激励作用,中国城市获得 了快速发展,城市空间结构快速变化.但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与相同发展条件下的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却在拉大.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 善,影响城市增长及空间结构的演变力量的因素越来越趋于分散化,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激励作用正在弱化.为适应新世纪我国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 进行体制创新,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提供新的制度支持. . 我国的城市发展水平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偏离[1,2],说明对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演变分析不 能仅局限在物质经济领域,需要我们寻求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变化的新因素-制度因素,把制度作为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一个主要的变量,来对此加 以解释.为此,本文首先构建了"制度变迁-城市发展变化"的理论框架,然后用该理论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检验1949-1998年间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 及其空间结构的影响.与西方国家的以市场经济为主要动力驱动型的城市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变迁而诱致的结 果.但不同的制度对城市数量增长、组织体系及空间布局和对城市空间结构演变的作用力度又不尽相同.改革开放后,由于制度变迁带来的激励作用,中国城市获得 了快速发展,城市空间结构快速变化.但与此同时,中国城市化的发展水平与相同发展条件下的世界城市化水平的差距却在拉大.而且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 善,影响城市增长及空间结构的演变力量的因素越来越趋于分散化,制度变迁对城市发展所带来的激励作用正在弱化.为适应新世纪我国城市发展的战略目标,需要 进行体制创新,为中国城市的发展及其空间结构的演变提供新的制度支持. |
| [31] | . 建立了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的一个制度分析框架，揭示了体制转型的基本特征及城市空间重构的基本方面，并重点评析了政府企业化治理、城市增长机器、二元规制环境等对城市空间重构的重要影响。 . 建立了转型期中国城市空间重构的一个制度分析框架，揭示了体制转型的基本特征及城市空间重构的基本方面，并重点评析了政府企业化治理、城市增长机器、二元规制环境等对城市空间重构的重要影响。 |
| [32] | . 本文利用一项广东省东莞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有广东省户籍、有子女在东莞工作或上学、来东莞市时间长、对工作及住房条件满意度高者,社会融入状况较好;当前相对严格的户籍准入制度仍然是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最主要体制性障碍;长期的制度排斥产生了不良的心理后果,较为普遍的自信心缺失也阻碍了农民工社会融入。 . 本文利用一项广东省东莞市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发现,有广东省户籍、有子女在东莞工作或上学、来东莞市时间长、对工作及住房条件满意度高者,社会融入状况较好;当前相对严格的户籍准入制度仍然是农民工社会融入的最主要体制性障碍;长期的制度排斥产生了不良的心理后果,较为普遍的自信心缺失也阻碍了农民工社会融入。 |
| [33] | . <p>社会公正是当前地理学的一个热点也是传统研究课题。住房问题往往是社会公正研究和实践的重点案例。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中国住房拥有率及人均住房面积均大幅度提高。然而在住房分配的过程中,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时有发生。如何区别平均和公正,如何看待中国住房改革中的社会公平与不公共存的现象,是了解中国新城市现象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从近期西方政治学和地理学关于住房权（housing rights）、社会公正以及城市权利等文献的讨论出发,通过在广州的实证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i>Pratt</i>指数对涉及住房权主要方面的住房分异的发生途径及其公正性进行综合分析。实证研究说明在住房分配领域,存在着制度因素延续下来所导致的分异。一些制度因素已经转化为市场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个人居住条件和住房所有权的获得,并通过后者进一步影响住房分异。与此同时,纯粹市场因素的影响则相对薄弱。上述结论有助于了解当前中国城市住房权的核心问题,认识社会公正的发展前景,以及探寻减少社会不公正的制度利器。</p> . <p>社会公正是当前地理学的一个热点也是传统研究课题。住房问题往往是社会公正研究和实践的重点案例。中国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中国住房拥有率及人均住房面积均大幅度提高。然而在住房分配的过程中,不平等和不公正现象时有发生。如何区别平均和公正,如何看待中国住房改革中的社会公平与不公共存的现象,是了解中国新城市现象的一个重要途径。本文从近期西方政治学和地理学关于住房权（housing rights）、社会公正以及城市权利等文献的讨论出发,通过在广州的实证研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和<i>Pratt</i>指数对涉及住房权主要方面的住房分异的发生途径及其公正性进行综合分析。实证研究说明在住房分配领域,存在着制度因素延续下来所导致的分异。一些制度因素已经转化为市场因素,直接或间接影响个人居住条件和住房所有权的获得,并通过后者进一步影响住房分异。与此同时,纯粹市场因素的影响则相对薄弱。上述结论有助于了解当前中国城市住房权的核心问题,认识社会公正的发展前景,以及探寻减少社会不公正的制度利器。</p> |
| [34] | . <p>基于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深入探讨了中国制造业的地理格局。通过计算不同地理尺度下的制造业产业分布基尼系数和Moran's I 系数，发现中国制造业高度聚集在珠三角、长三 角以及环渤海地区，在华北、东北、四川以及两湖地区有一些连片分布；空间尺度越小，产业划分越细，制造业在空间上越集中，省市县尺度的产业地理集中程度显著相关。基于比较 优势、全球化和制度分权以及集聚经济等相关理论，本文构建了考察影响产业地理集聚因素 的计量模型。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接近资源优势，农产品投入较多的产业较分散，金属矿物投入较多的产业较为集中，非金属矿物依赖性产业在四位数层次集中，在三位数层级显著分散。利用外资和参与国际贸易有利于产业地理集聚，区域分权促使制造业分散布局，在省级 层次尤为显著。集聚经济显著推动制造业地理集聚，但在县级层次更为重要。高技能劳动力比重较高和外部科研力量依赖性产业则较为分散，产业联系没能促进中国产业的地理集聚， 可能与地方保护和模仿政策等反市场力量有关。研究表明，空间尺度和经济转轨引致的制度变化对于理解中国制造业地理格局非常重要。</p> . <p>基于第一次经济普查资料，深入探讨了中国制造业的地理格局。通过计算不同地理尺度下的制造业产业分布基尼系数和Moran's I 系数，发现中国制造业高度聚集在珠三角、长三 角以及环渤海地区，在华北、东北、四川以及两湖地区有一些连片分布；空间尺度越小，产业划分越细，制造业在空间上越集中，省市县尺度的产业地理集中程度显著相关。基于比较 优势、全球化和制度分权以及集聚经济等相关理论，本文构建了考察影响产业地理集聚因素 的计量模型。统计分析表明，由于接近资源优势，农产品投入较多的产业较分散，金属矿物投入较多的产业较为集中，非金属矿物依赖性产业在四位数层次集中，在三位数层级显著分散。利用外资和参与国际贸易有利于产业地理集聚，区域分权促使制造业分散布局，在省级 层次尤为显著。集聚经济显著推动制造业地理集聚，但在县级层次更为重要。高技能劳动力比重较高和外部科研力量依赖性产业则较为分散，产业联系没能促进中国产业的地理集聚， 可能与地方保护和模仿政策等反市场力量有关。研究表明，空间尺度和经济转轨引致的制度变化对于理解中国制造业地理格局非常重要。</p> |
| [35] | . 人生活于现实世界中,人性假设也应以现实为基础.基于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仅靠“经济人”假说并不能圆满地解释现实和人类的所有行为.人离不开制度,同样,制度需要以人的存在为基础.正是基于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才使人类社会处于一定的秩序框架内而不断的发展.我们提出的“制度人假说”更好地解释了人类的部分行为,它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考察人与制度的互动机理.“制度人”按照“个体行动法则”行事.“个体行动”是制度、生理系统、环境辨识、个体偏好结构的函数.明确人与制度的互动机理,有助于更好地研究人的行为.在合理的制度下,“制度人”机制将使人类社会走向有序、和谐、快乐与幸福. . 人生活于现实世界中,人性假设也应以现实为基础.基于人类行为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仅靠“经济人”假说并不能圆满地解释现实和人类的所有行为.人离不开制度,同样,制度需要以人的存在为基础.正是基于人与制度的互动关系,才使人类社会处于一定的秩序框架内而不断的发展.我们提出的“制度人假说”更好地解释了人类的部分行为,它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考察人与制度的互动机理.“制度人”按照“个体行动法则”行事.“个体行动”是制度、生理系统、环境辨识、个体偏好结构的函数.明确人与制度的互动机理,有助于更好地研究人的行为.在合理的制度下,“制度人”机制将使人类社会走向有序、和谐、快乐与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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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 . 以快速城市化典型地区——深圳市为例,结合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质量评价模型对城市土地利用的数量控制和空间控制两类生态政策的生态效应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1)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城市用地扩张,城市生境面临破碎化增加、连通性降低、生境质量下降等生态风险,生态政策的实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生态风险。(2) 数量控制的生态政策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性,遏制景观破碎化和生境质量下降趋势和增强景观连通性,但可能造成城市开发强度上升,对城市用地周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3) 空间控制的生态政策可以维护生态用地格局,遏制景观破碎化和生境质量下降趋势,但在维护景观连通性方面作用有限。(4) 两种政策同时使用会产生协同效应,其效果优于单独使用两种政策。 . 以快速城市化典型地区——深圳市为例,结合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质量评价模型对城市土地利用的数量控制和空间控制两类生态政策的生态效应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1) 在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城市用地扩张,城市生境面临破碎化增加、连通性降低、生境质量下降等生态风险,生态政策的实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上述生态风险。(2) 数量控制的生态政策可以提高土地利用的集约性,遏制景观破碎化和生境质量下降趋势和增强景观连通性,但可能造成城市开发强度上升,对城市用地周边生态环境产生影响。(3) 空间控制的生态政策可以维护生态用地格局,遏制景观破碎化和生境质量下降趋势,但在维护景观连通性方面作用有限。(4) 两种政策同时使用会产生协同效应,其效果优于单独使用两种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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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 . 关于地方文化意义的研究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全球化背景下，地方的意义正在被全球性力量中和与消解。在这种断裂之下，原有的对于“地方性”的想象反而在认同形成的过程中被不断加强。本土社会力图在一个“时空压缩”的“超空间”时代中，保存其自身基于地方意义的身份认同。哈维认为，一切基于地方意义形成的认同都是反动与禁锢的。他提出，应从资本运作的角度出发，理解地方差异的形成，从而理解地方建构中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的建构。但马西则在批判哈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进步）的地方感理论，指出应从多样的社会建构出发，理解地方性的形成过程。马西认为，地方的本质特点包括：开放以及与外界密切的社会联系；地方本身是一个过程，认同在不断的再建构过程中；地方内部具有其认同的多样性；进步的地方感并不否认地方性的存在等。基于马西的进步地方感理论，研究通过对广州关于移民以及粤语传承问题讨论中出现的话语进行的文本分析，指出广州本地社会在上述讨论的过程中，其少部分话语已经呈现出进步地方感所批判的禁锢性，因此需要在重新认识地方的过程中加以修正。 . 关于地方文化意义的研究在西方人文地理学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全球化背景下，地方的意义正在被全球性力量中和与消解。在这种断裂之下，原有的对于“地方性”的想象反而在认同形成的过程中被不断加强。本土社会力图在一个“时空压缩”的“超空间”时代中，保存其自身基于地方意义的身份认同。哈维认为，一切基于地方意义形成的认同都是反动与禁锢的。他提出，应从资本运作的角度出发，理解地方差异的形成，从而理解地方建构中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的建构。但马西则在批判哈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全球（进步）的地方感理论，指出应从多样的社会建构出发，理解地方性的形成过程。马西认为，地方的本质特点包括：开放以及与外界密切的社会联系；地方本身是一个过程，认同在不断的再建构过程中；地方内部具有其认同的多样性；进步的地方感并不否认地方性的存在等。基于马西的进步地方感理论，研究通过对广州关于移民以及粤语传承问题讨论中出现的话语进行的文本分析，指出广州本地社会在上述讨论的过程中，其少部分话语已经呈现出进步地方感所批判的禁锢性，因此需要在重新认识地方的过程中加以修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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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 . 如果按照拥有五星级酒店数量的多少来做一个城市排行榜，那么，毫无悬念：北京、上海一定名列冠、亚军。但季军会是谁？答案也毫无悬念——东莞。 . 如果按照拥有五星级酒店数量的多少来做一个城市排行榜，那么，毫无悬念：北京、上海一定名列冠、亚军。但季军会是谁？答案也毫无悬念——东莞。 |
| [44] | . 慈善基金会是美国非营利部门运作成功的秘诀。然而，作为非营利机构的支持性组织和非营利部门的重要经费来源之一，它们对整个非营利部门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提供资金，还在于它是公益慈善事业走向体制化、科学化和专业化的象征。嵌入性制度是美国慈善基金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维持非营利部门活力和独立生存的根本保证。 . 慈善基金会是美国非营利部门运作成功的秘诀。然而，作为非营利机构的支持性组织和非营利部门的重要经费来源之一，它们对整个非营利部门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提供资金，还在于它是公益慈善事业走向体制化、科学化和专业化的象征。嵌入性制度是美国慈善基金会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维持非营利部门活力和独立生存的根本保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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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 .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对想象地理的理论起源及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与分析。根据想象的主体和想象对象的地理尺度差异,国外想象地理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流派:一是探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形象的话语建构;二是研究"作者"通过地理文本的生产,以想象的方式对地方的文化形象进行重构的过程。同时,文章通过分析国外近30个实证案例,指出想象地理在地方的文化建构和空间文化意义的生产等文化地理重要话题的研究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并据此对国内想象地理研究提出了展望。 . 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对想象地理的理论起源及研究内容进行了总结与分析。根据想象的主体和想象对象的地理尺度差异,国外想象地理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流派:一是探讨后殖民主义语境下"西方"对"东方"的文化形象的话语建构;二是研究"作者"通过地理文本的生产,以想象的方式对地方的文化形象进行重构的过程。同时,文章通过分析国外近30个实证案例,指出想象地理在地方的文化建构和空间文化意义的生产等文化地理重要话题的研究中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并据此对国内想象地理研究提出了展望。 |
| [47] | . <FONT face=Verdana>“制度嵌入性”是新制度主义社会学所提出的一个新的研究纲领，它是在格兰诺维特的“关系嵌入性”基础上形成的又一类型的嵌入性。这一研究纲领不但拓宽了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视野，而且对消费社会学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文章在论述了“嵌入性”与“制度嵌入性”的含义的基础上，分别论述了消费的私人行为与社会行为的制度嵌入性，并以教育消费为例说明了制度嵌入性对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解释力。</FONT> . <FONT face=Verdana>“制度嵌入性”是新制度主义社会学所提出的一个新的研究纲领，它是在格兰诺维特的“关系嵌入性”基础上形成的又一类型的嵌入性。这一研究纲领不但拓宽了经济社会学的研究视野，而且对消费社会学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文章在论述了“嵌入性”与“制度嵌入性”的含义的基础上，分别论述了消费的私人行为与社会行为的制度嵌入性，并以教育消费为例说明了制度嵌入性对中国居民消费行为的解释力。</FONT> |
| [48] | . 单位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而逐渐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会在单位制度的历史惯性和城市化、市场化及全球化等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开始了制度一空间一社会的多重转型。因而，单位制构成了解读中国转型的重要视角。本文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建立从知识通过资源到制度一空间一实践的新框架，对单位制的形成逻辑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认为单位制的形成是在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全能主义和国内外基本条件基本判断等知识对权威性和配置性资源控制所形成权力的支配作用下形成的，在社会现象层面表现为制度、空间和实践三个基本维度。知识对资源的支配构成了决定单位形成的深层结构，而相互融合的制度、空间和实践则构成了相对应的表层结构。 . 单位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为实现国家现代化而逐渐形成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社会在单位制度的历史惯性和城市化、市场化及全球化等力量的共同作用下开始了制度一空间一社会的多重转型。因而，单位制构成了解读中国转型的重要视角。本文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建立从知识通过资源到制度一空间一实践的新框架，对单位制的形成逻辑提出一种新的解释。认为单位制的形成是在共产主义、国家主义、全能主义和国内外基本条件基本判断等知识对权威性和配置性资源控制所形成权力的支配作用下形成的，在社会现象层面表现为制度、空间和实践三个基本维度。知识对资源的支配构成了决定单位形成的深层结构，而相互融合的制度、空间和实践则构成了相对应的表层结构。 |
| [49] | . 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有四个主要视角:社会结构视角、社会心理视角、社会网络视角和社会文化视角。非正式制度是嵌入社会结构的地方性知识,它具有嵌入性和地方性两个特点。非正式制度是影响制度绩效的重要因素,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契合关系,以提高制度绩效。 . 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有四个主要视角:社会结构视角、社会心理视角、社会网络视角和社会文化视角。非正式制度是嵌入社会结构的地方性知识,它具有嵌入性和地方性两个特点。非正式制度是影响制度绩效的重要因素,在制度建设过程中必须充分考虑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契合关系,以提高制度绩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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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 . This article has no associated abstract. ( fix it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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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 . 经济转型的实质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在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秩序也在形成之 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是不同的。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关键不在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变迁滞后是根本原因。要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 形成，不仅要加强正式制度的转变与创新，而且要促进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强化非正式制度的供给。针对当前中国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制度变迁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变迁 严重滞后的问题，在经济转型后期，我们应以非正式制度供给为重点，通过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创新来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在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创新中，要重点 培养契约与信用意识、市场经济精神，加强市场道德建设，加快关系经济向契约经济的转型。 . 经济转型的实质是一个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过程。在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秩序也在形成之 中，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作用是不同的。中国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关键不在于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变迁滞后是根本原因。要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 形成，不仅要加强正式制度的转变与创新，而且要促进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强化非正式制度的供给。针对当前中国以市场化为核心的制度变迁过程中非正式制度变迁 严重滞后的问题，在经济转型后期，我们应以非正式制度供给为重点，通过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创新来促进市场经济秩序的形成。在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创新中，要重点 培养契约与信用意识、市场经济精神，加强市场道德建设，加快关系经济向契约经济的转型。 |
| [57] | . <p>文章从1949~2013年中央政府及相关部委发布的379个旅游政策文件的多维度统计分析入手，以全新的视角剖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旅游发展政策的演化历程。研究发现：（1）我国旅游政策演化是资源配置的行政化转向行政权力制约下的资源配置市场化过程。（2）旅游政策目标始终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相一致，可大致分为服务外事、经济型事业、经济新增长点、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四个阶段。（3）旅游政策工具以微观管制为主，对资本、土地、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宏观调控能力不足。（4）旅游政策的制定部门范畴不断扩大，政策力度呈波动趋稳态势。研究认为，旅游经济的有效运行高度依赖于社会经济系统的制度安排。在《旅游法》颁布、旅游业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后，技术进步、市场需求、企业竞合关系协同引领的产品业态与商业模式创新是未来产业效率提升的基本方向，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将成为政府旅游管理的基本内容。</p> . <p>文章从1949~2013年中央政府及相关部委发布的379个旅游政策文件的多维度统计分析入手，以全新的视角剖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旅游发展政策的演化历程。研究发现：（1）我国旅游政策演化是资源配置的行政化转向行政权力制约下的资源配置市场化过程。（2）旅游政策目标始终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相一致，可大致分为服务外事、经济型事业、经济新增长点、国家战略性支柱产业四个阶段。（3）旅游政策工具以微观管制为主，对资本、土地、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宏观调控能力不足。（4）旅游政策的制定部门范畴不断扩大，政策力度呈波动趋稳态势。研究认为，旅游经济的有效运行高度依赖于社会经济系统的制度安排。在《旅游法》颁布、旅游业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后，技术进步、市场需求、企业竞合关系协同引领的产品业态与商业模式创新是未来产业效率提升的基本方向，宏观调控和公共服务将成为政府旅游管理的基本内容。</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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