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functional evolu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homestead
ZHAO Qinglei,1,2, MA Wenqiu3, QU Yanbo4, JIANG Guanghui,2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21-04-21修回日期:202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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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2021-04-21Revised:2021-08-11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赵庆磊,男,山东新泰人,讲师,从事土地评价、规划与整治研究。E-mail: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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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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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庆磊, 马雯秋, 曲衍波, 姜广辉. 宅基地多功能演变与形成机理[J]. 资源科学, 2021, 43(7): 1454-1466 doi:10.18402/resci.2021.07.14
ZHAO Qinglei, MA Wenqiu, QU Yanbo, JIANG Guanghui.
1 引言
土地是城乡发展的核心要素[1],土地利用功能多元化和复合化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途径[2]。在全球土地计划(GLP)的推动下,通过土地利用功能变化的研究加深对土地系统的认识已成为国内外****的共识[3]。宅基地是中国农村人口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多功能复合空间,也是农村地域系统人地关系交互耦合的核心[4,5,6],其功能属性随着人类需求不同呈现出多样性[7,8]。明确宅基地多功能演变特征对于促进乡村土地集约节约利用[9,10]及城乡融合发展具有一定意义[11,12]。近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的不断推进,部分农村地区出现劳动力流失、经济衰退和社会退化,空心化现象严重,进而导致大量宅基地原始居住功能弱化[9,12]。与此同时,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城乡人口、资本等要素由农村向城市的单项贡献转换为城乡间互相流动[13],乡村经济结构由单一传统农业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使得作为乡村发展的重要制度和空间载体的宅基地更趋于多功能化[14,15]。应采取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策略,适时改革现有宅基地管理制度,使其适应宅基地功能演变趋势,从而降低政策目标与用地功能冲突引发的潜在社会、制度和个人成本代价[16,17,18],这既是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大方向[19,20],也是防止乡村衰退、振兴乡村的重要途径[13,21]。
城镇化进程中,宅基地的需求仍然客观存在[22]。对农民来讲,宅基地具有居住保障和财产实现两种主要功能[15,23],且逐步由过去的保障性功能向资产性功能转变[15,16]。而由此拓展出来的政治稳定功能、休闲娱乐功能、公共空间功能、文化和社会象征功能等也日益受到关注[20,21,22,23,24],宅基地功能分类视角日趋多样。宅基地功能不仅日益多元化,且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差异[15],即发达地区和城乡结合部的部分宅基地资产增值功能增强[17],而大多数传统农区则因为人口和劳动力大规模“离土出村”,导致村庄内宅基地功能弱化[25,26]。宅基地功能演变与经济社会发展、制度变迁及农户需求等因素息息相关[27,28,29]。****们多采用定性判断[22]、内部用地结构面积比重法[7,20,30]、综合加权平均法或熵值法[31,32,33]等方法对宅基地功能进行刻画与区域横向比较。
总体而言,现有宅基地功能演变研究以不同地域横向比较的为主,同一区域的纵向对比较少;宅基地功能分类多从社会经济发展宏观视角出发,而从农户需求视角的分类较少;驱动力研究方面定性分析较多,应用模型的定量系统研究较少。
基于此,本文选取大都市郊区——北京市平谷区为研究区,构建宅基地“社会保障—收益—留置”多功能分类体系,以2005和2018年参与式农户调研资料为基础,运用功能类型比重与核密度估计等相关方法分析宅基地功能的空间分布与变化特征,构建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测算其功能形成的影响因素,以揭示“农户—宅基地—村庄”系统要素综合作用下的宅基地功能形成机理,可在理论上深化土地利用功能变化研究,实践上服务于村庄规划和乡村住宅功能设计,为推进宅基地管理制度改革提供依据。
2 研究方法、研究区域与数据处理
2.1 研究方法
2.1.1 宅基地功能分类宅基地功能是在一定村庄环境中,在农户使用过程中宅基地所表现出的功用、效用、性能、用途等的集合体[7,26]。中国宅基地制度的初始设定是基于福利和社会保障功能的考虑,为保证农户享有低成本的、稳定的居住条件。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市场化程度较低,宅基地作为一种土地利用类型,其本身所具有的资产属性无法体现,其对农民来说仅仅具有居住保障性的作用,维持其基本生活和生产[34]。
随着市场化、城镇化和城乡人口流动的加剧[17],村庄经济区位发生变迁、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完善,从而引起农户生计多样化、家庭成员结构分化。宅基地财产属性逐步凸显出来,尤其是在受大城市辐射作用显著的乡村,其价值实现和价值增值的要求日益强烈[31],功能逐步由过去的社会保障性功能向收益性功能转变。
上述收益性功能产生过程可分为3种情况:①自住又经营。农户利用仅有的一处宅基地的部分空间从事租赁、家庭作坊、小超市经营等工商业活动,但农户仍住在其中;②产住分开不离村。农户在村中拥有多处宅基地,但在城中无房产,农户利用自身居住之外的宅基地兼作工商业活动,或将其流转;③离宅又进城。农户本人或其子女在城市购买了房屋,举家搬到城里居住,农户将原本的宅基地租赁或者流转出售。
另外,对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中国农户来说,宅基地不仅承载着其儿时成长记忆,也是家族的象征[22,23],使得农户形成特定的土地依恋情结。在宅基地退出机制缺失和土地依恋情结的背景下,即使闲置的宅基地也会被农户作为一份潜在遗产或资产保留着。
因此,本文根据在乡村社会发展中农村居民对宅基地用地的不同需求将宅基地功能分为社会保障功能、收益功能和留置功能(表1)。
Table 1
表1
表1宅基地功能分类及识别方法
Table 1
功能类型 | 识别方法及说明 |
---|---|
社会保障功能 (SSF) | 村集体依据法律给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无偿分配宅基地,用于其建造住房,保障农民居住权。农户仅有一处宅基地,且用于自住,包括虽然在城中租房居住而使宅基地周期性闲置,但城中无房产的情况 |
收益功能(PF) | 农户宅基地存在流转或者兼作工商业活动,即宅基地使用权人通过出售、出租、经营等方式获取宅基地的级差收益 |
留置功能(RF) | 农户有两处及以上宅基地,或者已在城中买房,从而导致至少有一处宅基地为闲置状态。但由于个人对宅基地感情、潜在资产价值实现期望以及宅基地退出机制缺失而宁愿保留的情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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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宅基地功能测度
(1)宅基地功能强度
本文以某一类功能样本量所占总样本量比例来衡量相应功能强度,各项功能的强度计算如下:
式中:Fssf为宅基地社会保障功能强度;
(2)宅基地功能空间特征分析
本文采用ArcGIS10.2中Spatial Analyst中的Kernel Density工具分析农户宅基地功能的集聚特征。核密度法是以样本点为圆心,靠搜索半径产生圆,圆心处的栅格单元密度值最高,离开圆心越远,密度越低,逐步递减,到边界处密度值为零。核密度估计方法基本原理如下:
假定X1,X2,…Xn是当作从分布密度函数为
式中:
(3)宅基地功能演变类型
通过对比2005年和2018年两期宅基地功能强度、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来分析其演变特征。同时,基于宅基地功能变化的分析,由研究始、末点功能的状态识别宅基地功能转化类型,并分析其与所在村庄区位以及农户类型的关系。如图1所示,理论上共可识别6种类型。其中,宅基地功能属性发生变化类型包括社会保障功能转化为收益功能(T1)、社会保障功能转化为留置功能(T2)、留置功能转化为收益功能(T3)等3种,宅基地功能属性未发生变化类型包括社会保障功能保持型(T4)、收益功能保持型(T5)和留置功能保持型(T6)等3种。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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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Function conversion type of rural homestead
2.1.3 宅基地多功能形成机理分析模型
(1)模型建立
本文因变量是宅基地功能,包括社会保障、收益和留置功能,3类功能之间没有优劣之分,属于无序多分类变量。因此传统线性回归模型不再适用,而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36]。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是分析具有3个及以上取值水平的因变量与其他自变量之间关系的多分类回归模型,能确定解释变量X在预测分类因变量Y发生概率的作用和强度。
因此,本文采用多分类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农户宅基地功能形成的关键因素,并将因变量即社会保障、收益和留置功能的取值限定在[1, 3],分别定义为多分类无序性变量
式中:
式中:β系数是Logistic回归方程诊断出的关系系数,解释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
发生比率(Odds Ratio)在回归中是衡量自变量对因变量影响程度的重要指标,本文利用其来对自变量的回归系数进行解释。发生比率exp(β)是β系数的以e为底的自然幂指数。通常,
(2)自变量选择
宅基地作为农村土地利用系统的子系统,其功能演变是在系统内、外动力共同作用下进行的。系统内动力即系统要素(农户家庭、户主、宅基地、村庄),系统外动力即系统环境(自然、社会、经济)。在同一发展阶段,县域农村土地利用系统的制度、政策、社会子环境可以视为相同,但不同地理位置的村庄区位和经济子环境存在差异[37]。本文从农户视角出发,根据已有研究成果[20,27,34],结合研究区特点,主要从系统内要素(农户家庭、户主、宅基地、村庄特征)4个方面选取13个因素,分析宅基地多功能演变的影响因素和机理。
①农户家庭特征选取总人口、上一年总收入、耕种面积和非农收入比重等4项指标。宅基地是居住在农村的家庭的生产生活场所,随着人口规模与结构、生计方式与收入结构变化,宅基地利用方式会发生变化,影响宅基地功能属性。
②户主往往对家庭中的事务具有更大的决策权,户主个人的年龄、职业以及受教育程度等特征也会对宅基地利用功能特性产生较大影响。
③宅基地自身特征是其功能发挥的基础条件,本文选取宅基地在村庄中位置、面积以及建设年代等来表征其自身特征。
④村庄区位、经济和地形条件反映宅基地功能发生转变的基础条件和机会,本文选取村庄到平谷区政府距离、村集体组织近3年的经济收入以及所在地形区(平原、山区或半山区)等3个指标予以表示。
2.2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2.2.1 研究区域平谷区位于北京市东北部,北纬40°02′—40°22′,东经116°55′—117°24′之间,土地面积950 km2。距北京中心城区70 km,属北京市远郊区县,环渤海经济圈重要“京东发展的门户”(图2)。平谷区辖14个镇/街道,2个乡,273个村民委员会。东部、南部以及北部都是丘陵山地,西南部受河流冲积作用形成平原地貌,平原区、半山区和山区约各占总面积的1/3[38],呈现平原现代农业、丘陵特色林果业和山区观光旅游的产业发展态势,农户生计、居住方式等异质性较高。作为典型的大都市郊区,近10几年平谷区经历了较大的社会经济转型,城乡发展较快,人口结构和用地格局产生比较强烈的变化。相关研究发现,2005—2015年平谷区农村常住人口总量从22.8万降至18.5万,下降18.86%,而农村居民点用地面积由6180.12 hm2减至5713.96 hm2,减少7.54%[36]。2018年平谷区乡村总户数为10.9万户,平原区、半山区和山区农业人口户数比为0.22:0.59:0.19,平谷区农村居民点和农村人口都存在着显著的转型现象。以“建新不拆旧、离乡进城、老宅基地过剩”为主要特征的农村土地利用问题也逐渐凸显,成为城乡统筹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瓶颈[5,17]。
图2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研究区概况
Figure 2Overview of the study area
得益于2016年启动的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平谷区乡村休闲旅游业的发展对农村建设用地需求更为强烈,与未列为示范区之前相比,农户的宅基地资产价值也更为突出。2017年颁布的《平谷区村民住宅规划建设管理办法》,明确而详细地规范了本区农户宅基地审批、建设等的具体要求,规范和引导乡村宅基地的使用。与此同时,区内农户的生计方式也发生变化,自2012年起北京市实施平原百万亩造林工程,平谷平原区农村大量耕地转化为林地,相关农户不再从事传统农业生产,引起村庄农户生计方式转变和住房结构调整。
2.2.2 数据来源
本文利用“典型”把握“类型”的思路[39],利用样点调查法获取农户宅基地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的基础数据。课题组于2005年根据平谷区地貌和区位的差异,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PRA)并结合县域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实地踏勘,开展以户为单位的宅基地抽样调查。在平谷区内采用分层取样方法,以调查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统计指标,将各乡镇分为上中下三层,抽取在宅基地上具有代表性乡镇,并在此基础上按照相同方式对村排队,编定抽样框,并用等间距方法抽取样本村。然后,采取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受访农户,按照平原、半山区和山区农业户数比重(0.22:0.59:0.19)确定相应地形区调研农户数量比例,在各地形区内根据预调研中获得的农户宅基地利用方式比例从各层随机抽取典型农户,使农户样本点具有较好代表性,体现出全区宅基地利用情况,涵盖相对全面的农户住房特征。采用半结构化座谈访问的形式进行入户调查。在2005年课题组村庄调研的基础上,于2018年8月、9月再次深入平谷区同样的典型村庄,按抽样法抽取同等数量的农户宅基地,然后采用半结构化座谈访问的形式进行入户调查。最终有效调查613处农户宅基地,覆盖16个乡镇、43个村庄,平原区、半山区和山区分别为132、362和119处。
通过问卷调查、与村干部和典型家庭农户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获取村庄、农户家庭以及宅基地特征相关数据,并对宅基地功能现实表现进行观察与认识。调查内容包括:①村庄中宅基地总体规模、各利用方式比例(自住、经营、空闲等)等宅基地总体特征,区位、经济、人口等村庄背景条件。②样本农户宅基地在村庄中位置、面积、建造年代以及宅基地内部不同用地的面积等情况。③农户家庭总人口、非农收入比重、实际耕种面积等信息。④户主年龄、职业、受教育水平等资料。
研究中涉及的农村人口、经济和社会数据来自北京市平谷区统计局2005和2018年统计年鉴。平谷区DEM数据和主要道路、水系数据源自国家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
3 结果与分析
3.1 宅基地功能演变的时空格局
3.1.1 宅基地功能演变的时序特征从平谷区宅基地功能总体特征变化来看(表2),依据公式(1)、(2)、(3)得到的各类功能强度值显示,2005—2018年平谷区宅基地社会保障功能变化最剧烈,社会保障型宅基地数量由510处减少为440处,功能强度下降了11.4%,反映出农户与宅基地保障性依附关系的弱化。与此同时,收益功能呈现增强态势,收益型宅基地数量由42处增加到65处,强度提高了3.7%,说明区域宅基地资产属性逐步显现。这主要是由于在区域政策环境或者自身生计资本变化背景下,农户利用自家宅基地从事工商业活动的现象增多引起的。而留置功能也呈上升趋势,留置型宅基地由61处增加为108处,强度变化了7.7%,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户土地依恋情结,也表明了在大都市郊区城市发展的辐射下,农户对于宅基地资产价值实现的期望。总体来看,宅基地多功能演变呈现社会保障向收益和留置功能转变的态势,农户对其保障性依赖降低,转而更看重资产性和乡愁性价值。
Table 2
表2
表2平谷区宅基地功能总体特征变化
Table 2
年份 | 区域 | 社会保障功能/处 | 强度/% | 收益功能/处 | 强度/% | 留置功能/处 | 强度/% |
---|---|---|---|---|---|---|---|
2005 | 全区 | 510 | 83.2 | 42 | 6.9 | 61 | 9.9 |
平原区 | 103 | 78.0 | 14 | 10.6 | 15 | 11.4 | |
半山区 | 309 | 85.3 | 22 | 6.1 | 31 | 8.6 | |
山区 | 98 | 82.4 | 6 | 5.0 | 15 | 12.6 | |
2018 | 全区 | 440 | 71.8 | 65 | 10.6 | 108 | 17.6 |
平原区 | 97 | 73.5 | 21 | 15.9 | 14 | 10.6 | |
半山区 | 251 | 69.3 | 31 | 8.6 | 80 | 22.1 | |
山区 | 92 | 77.3 | 13 | 10.9 | 14 |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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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宅基地功能演变的空间特征
从平谷区宅基地功能总体特征变化来看(表2),2005年社会保障功能在半山区最高,功能强度为85.3%,收益功能在平原区最高,功能强度为10.6%,而留置功能在山区最高,功能强度的区域梯度变化明显。2018年社会保障功能在山区最高,为77.3%,收益功能最高值在平原区,为15.9%,留置功能在半山区最高,且依然呈现明显的区域梯度变化(表2)。
从图3中的宅基地功能核密度分布图可知,2005—2018年社会保障功能集聚区由平原区的东高村、王辛庄转移到大兴庄、马坊镇,并向半山区的峪口、夏各庄及山区的大华山等镇集中,空间形态由条—带状向片—面状集聚分布演变。收益功能集聚区由平原区的马昌营、大兴庄镇的南独乐河镇扩大到平原区的马坊镇的王辛庄、东高村镇以及山区的大华山镇,分布格局由点状演化为点—带状扩展态势。留置功能集聚区在平原区的大兴庄、马昌营镇,半山区的东高村、南独乐河镇,山区的刘家店镇等,有向半山区转移的趋势,形态由片—面状朝着点—带状分散化布局(图3)。
图3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2005和2018年平谷区宅基地功能核密度图
Figure 3Function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ural homestead in 2005 and 2018
为了进一步分析各功能空间分布情况,统计了不同宅基地功能演变类型在不同区位村庄以及农户类型下的分布情况。依据村委会到区政府的距离(km),将村庄区位分为5级,取值区间分别为(0,5]、(5,10]、(10,20]、(20,30]、(30,40],反映村庄受城镇影响度从大到小的变化,距离城区越近的村庄,受到的城市化的影响就越明显,村庄用地特别是宅基地功能转化的可能性越大(表3)。其中,T1和T5类型的宅基地多分布于区政府(0, 10] km范围之内,此空间范围内的宅基地数量分别占各自类型总量的54.6%和54.8%,T2类型的宅基地则多分布于区政府(20, 40] km的空间中,占该类型宅基地总量的71.4%;T3类型分布于(0, 5] km以及(10, 20] km的空间范围中;T4类型多分布于距区政府(10, 40] km的丘陵山区,占该类型宅基地总量的77.9%;T6类型则以(5, 30] km之间的丘陵半山区为主要分布区域,占该类型宅基地总量的64.5%。
Table 3
表3
表3宅基地功能演变类型与村庄区位的关系
Table 3
村庄区位 | T1 | T2 | T3 | T4 | T5 | T6 | ||||||||||||
---|---|---|---|---|---|---|---|---|---|---|---|---|---|---|---|---|---|---|
数量 | 比例/% | 数量 | 比例/% | 数量 | 比例/% | 数量 | 比例/% | 数量 | 比例/% | 数量 | 比例/% | |||||||
村委会到区政府距离/km | (0, 5] | 9 | 40.9 | 3 | 6.1 | 1 | 50 | 40 | 9.1 | 12 | 28.6 | 12 | 20.2 | |||||
(5, 10] | 3 | 13.7 | 5 | 10.2 | 0 | 0 | 57 | 13.0 | 11 | 26.2 | 9 | 15.3 | ||||||
(10, 20] | 7 | 31.8 | 6 | 12.3 | 1 | 50 | 120 | 27.3 | 7 | 16.7 | 21 | 35.6 | ||||||
(20, 30] | 2 | 9.1 | 23 | 46.9 | 0 | 0 | 141 | 32.1 | 7 | 16.6 | 8 | 13.6 | ||||||
(30, 40] | 1 | 4.5 | 12 | 24.5 | 0 | 0 | 81 | 18.5 | 5 | 11.9 | 9 | 15.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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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户收入和农户劳动力投入两类指标,样本农户可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农工兼具型和非农主导型3类(表4),反映农户生计方式非农化程度。分析发现,除了T4类型以外,随着农户生计非农化程度的提高,宅基地功能转化数量跟着上升,60.85%的宅基地功能转化发生在农工兼具型和非农主导型。总体分析发现,平谷区城郊乡镇、部分山区的农户宅基地社会保障功能集聚度较高,城区近郊、工业园区、旅游区以及镇中心、主道路交叉处收益功能集聚度较高,半山区农户宅基地留置功能较集中。农户生计非农化程度越高,宅基地多功能演变程度越强烈。
Table 4
表4
表4平谷区宅基地功能演变类型与农户特征关系
Table 4
农户类型 | 划分标准 | 比例/% | 宅基地功能演变类型/处 | ||||||
---|---|---|---|---|---|---|---|---|---|
兼业收入差 | 非农劳动收入 | T1 | T2 | T3 | T4 | T5 | T6 | ||
农业主导型 | – | 0~20% | 39.15 | 2 | 4 | 0 | 219 | 3 | 12 |
农工兼具型 | + | >20%~50% | 36.05 | 5 | 13 | 1 | 160 | 24 | 18 |
非农主导型 | + | >20%~50% | 24.80 | 15 | 32 | 1 | 60 | 15 | 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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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宅基地多功能演变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理
3.2.1 宅基地多功能演变的影响因素分析宅基地功能变化的驱动力模型估计Chi-square(卡方)检验值为85.498,显著性水平(Sig.)为0.000(<0.05),这说明至少有一个自变量的偏回归系数是不为零的,模型具有显著性意义;而对类型的预测发现准确率为56.2%,该模型的拟合优度较好。多分类Logistic回归具体结果如表5。
Table 5
表5
表5农村宅基地功能形成的影响因素
Table 5
影响因素 | 变量描述 | 收益功能 | 留置功能 | ||||
---|---|---|---|---|---|---|---|
村庄 | 村庄区位I11/(1/km) | 村委会到区委政府测量距离的倒数 | 4.14 | 62.77*** | 0.30 | 0.74 | |
村庄经济I12/万元 | 近3年村集体的平均收入 | 0.34 | 1.40* | -0.13 | 0.88* | ||
地形I13 | 平原=3,半山区=2,山区=1 | -0.02 | 0.98* | -6.21 | 0.002* | ||
宅基地 | 宅基地位置I21 | 主路=4,一般道路=3,村庄内部=2,村庄边缘=1 | 0.54 | 1.72*** | -0.92 | 0.40 | |
宅基地面积I22/m2 | 农户宅基地总面积 | 1.47 | 4.33* | 0.39 | 1.47 | ||
建设年代I23/年 | (0, 5]=1,(5, 10]=2,(10, 20]=3,(20, 30]=4,(30, 40]=5 | -0.19 | 0.83 | 1.00 | 2.71* | ||
家庭 | 非农收入比重I31/% | 非农收入在农户家庭总收入中比重 | 1.54 | 4.67 | 0.58 | 1.78** | |
实际耕种面积I32/hm2 | 实际耕种的农地面积 | -2.12 | 0.12* | -0.40 | 0.67 | ||
户主 | 年龄I41/岁 | (0, 30]=1,(30, 45]=2,(45, 60]=3,(60, 100]=4 | 0.29 | 1.33 | -0.24 | 0.79* | |
受教育水平I42 |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或职业学校=3,大学及以上=4 | 0.39 | 1.47 | 0.55 | 1.74* | ||
职业I43 | 无业=1,务农=2,兼农=3,临时工=4,个体经营=5,正式工作=6 | -1.24 | 0.29* | 1.23 | 3.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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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合结果显示,收益功能形成关键因素是:①村庄区位,exp(β)为62.77,回归系数为4.14,具有正向作用,即显示出村庄区位越优越,越便于与外界沟通,受城市建设用地的连片扩张以及城市集聚效应的影响越显著,社会经济活动强度也相应越大,自身资源开发程度大,催生二、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使得宅基地转为收益功能的几率大大提高。②其次是宅基地位置,exp(β)值为1.72,回归系数为0.54,具有正向作用,宅基地位置越好,越倾向于收益功能,因此,位于村内主要道路两侧、交通便利的宅基地,户主一般会翻新住宅后用来出租或者从事工商业经营,从而使其居住保障功能增强的同时,提高其收益功能。③户主职业也是显著性因素,具有负向作用,回归系数为-1.24,exp(β)值为0.29,即户主职业非农化程度越高,其相应的工资水平也越高,户主一般不再需要利用宅基地来获取收益补贴家用,更多的追求其居住质量,则使得农户宅基地越不倾向于收益功能。④实际耕种面积是显著性负向因素,回归系数为-2.12,exp(β)值为0.12,即农户耕种面积越多,其宅基地越不倾向于产生收益功能,原因是农户耕种面积多,则其对农业依赖较强,由此宅基地内必然会有部分用地空间主要为农业生产活动服务,农户与宅基地间粘度较大,宅基地更多地体现为社会保障作用而非收益功能。
影响留置功能形成关键因素是:①户主职业与受教育水平、家庭非农收入比重,均具有正向作用,回归系数分别为1.23、0.55和0.58,exp(β)值分别为3.42、1.74和1.78,即随着户主职业非农化程度与受教育水平提高,农户生计方式逐渐脱离收入低的农业活动,在城中工作的农户一般会在城里买房或租房举家进城生活,则其对村庄的依赖度、与宅基地之间的粘度也下降[12];这些进城农户的父母、亲人依然生活在原村庄中,使得他们无法完全脱离村庄,同时为防止进城失败,他们往往需要保留农村宅基地作为“返乡退路”。②其次是宅基地建设年代,具有正向作用,回归系数为1,exp(β)值为2.71,这说明宅基地年代越久,越倾向于留置功能。老旧宅基地内部用地结构较为简单,居住、生活多为不便利,难以满足农户多种利用方向需求,当下的价值也尚未凸显,越倾向于被农户作为潜在资产保留。③村庄经济是显著性负向因素,回归系数为-0.13,exp(β)值为0.88,这显示村庄经济越好,农户越不倾向于将宅基地留置,村庄经济的发展得益于产业结构的多元化,而产业发展对乡村建设用地用途具有多样化的需求,从而也促使宅基地功能更丰富,而村庄经济较差,农户生计多以外出务工为主,尚不具备宅基地多功能性产生环境,宅基地宜作为潜在资源被保留。
3.2.2 宅基地多功能演变机理
宅基地多功能的形成是在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社会环境等系统内外动力综合作用下不断适应工农关系、城乡形势的发展以及农户利益驱动的结果,而影响要素的区域差异性进一步导致宅基地多功能格局差异。基于农户视角,村庄特征是宅基地多功能形成的激发因素,村庄区位、经济、地形等反映宅基地功能发生演变的机会。农户特征是宅基地功能形成的能动因素,家庭人口、收入的规模和结构,户主的价值观念、职业性质等具有相对变动性,是影响宅基地多功能演变的活跃要素。宅基地特征是宅基地功能形成的限制因素,宅基地位置、规模、建造年代等是宅基地功能发挥的基础条件,影响着多功能演变的程度和方向(图4)。具体来看:
图4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宅基地多功能形成机理
Figure 4Analysis of driving mechanism of rural homestead function
①社会保障功能:东高村、王辛庄等城区附近农户大多经济水平较好,有能力在城镇购买新的住房,但由于可以很方便的共享城区资源,多数农户觉得没必要在城区购房,反而是翻修宅基地房屋,增强其社会保障功能;镇罗营、刘家店等偏远山区农户一般家庭经济水平较差,没有能力在城区购买住房,在外打工的农户也多是租房居住,因此其社会保障功能较强。
②收益功能:城区附近主要是利用富余宅基地出租、开饭店或者打印店等,功能内容更加丰富[34];如平谷镇的杜辛庄村,距城区仅2 km,且村庄南侧有大量企业,因此村庄宅基地用来出租或者开饭店等的比重达到60%。而在偏远一些的旅游区或工业园区,农户自己或雇佣村内闲置劳动力开办饭店、农家院,不仅提高了宅基地利用率,而且解决了村内闲置劳动力(主要是中年妇女)的工作。如王辛庄镇的太后村,虽距城区有15 km远,但交通便利,村内旅游资源丰富,宅基地用来开办农家乐的比重为20%;如镇罗营镇的玻璃台村,虽位于偏远山区,但村内旅游资源丰富,在政策驱动下,成为民俗旅游村,从事农家乐经营家庭比重达85%。
③留置功能:有的是一户多宅导致,有的城中有房导致,而后者农户家庭经济水平和能力往往比前者要好,对于宅基地的依赖度也相对低。不过,大部分由村进城的农户都有一定土地依恋情结,同时,由于缺少对在城市永久安居的预期,农户进城时大多会留下返乡退路,而不愿选择“不可逆”的进城策略,最重要的是保留他们在农村的宅基地[40,41,42];同时大都市郊区农村受城镇化与城市更新进程的影响更显著,调研区农户普遍已经对宅基地资产价值具备更大的升值期望,从而产生留置功能。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从农户视角识别宅基地功能类型,分析其空间分异与演变特征,揭示影响宅基地功能形成的关键因素,对于制定切实有效的宅基地管理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农户调查数据,探讨了大都市郊区——北京市平谷区宅基地功能演变特征及其形成机理。研究表明:(1)2005—2018年间平谷区宅基地多功能结构呈现社会保障功能大幅弱化,收益功能逐步显现,留置功能显著增强态势。在所调研的平谷区613处农户宅基地中,社会保障功能强度由83.2%变为71.8%,虽占据主导但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农户对其保障性依赖弱化;同时农户以自主经营、乡村休闲旅游、民宿为特色的生计非农化过程加剧,引起收益功能强度提高了3.7%,区域宅基地资产属性显现;当前,平谷区由村进城的农户普遍有一定土地依恋情结,对宅基地资产价值具备较大的升值期望,同时在难以获得永久进城安居的就业与收入条件背景下,宅基地被保留作为“返乡之路”,留置功能随之出现且其强度达到17.6%。
(2)空间分析结果显示,平谷区宅基地功能具有空间异质性特征。社会保障功能集聚区由经济发达的非农主导型农户为主的平原区转移到经济落后的农业主导型农户为主的丘陵山区,丘陵山区社会保障功能保持型(T4)相对集中,空间形态由条—带状向片—面状演变,表现出集聚分布态势;收益功能集中在经济条件较好的非农主导型农户为主的平原区,这些区域受城镇化、工业化的影响一直较大,宅基地资产价值比较显著,社会保障功能转化为收益功能(T1)与收益功能保持型(T5)相对集中,分布格局由点状演化为点—带状,体现出扩展分布格局;留置功能集聚带则由经济落后的农业主导型农户为主的山区转移到经济中等的农工兼具型农户为主的半山区,社会保障功能转化为留置功能(T2)与留置功能保持型(T6)相对集中,这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作为城乡纽带的半山区乡村人口流出的比例增加以及农户对宅基地依恋程度增高,形态由片—面状变为点—带状,呈现分散化布局特点。
(3)基于农户视角,村庄区位、经济、地形等特征是宅基地多功能形成的激发因素,反映宅基地功能发生演变的机会。家庭人口、收入的规模和结构等农户特征是宅基地多功能形成的能动因素,影响着宅基地功能演变的活跃程度。宅基地位置、规模、建造年代等特征是宅基地多功能形成的限制因素,约束着宅基地功能演变的程度和方向。
4.2 讨论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中国乡村土地功能的演变与西方国家不同[1]。在实践中,政府部门在新农村建设或者宅基地整理中,往往是依照“整治潜力”整村推进,然而实际上,即使在同一区域或村庄,宅基地功能也是各不相同,所反映出的农户需求也是多样化的。因此,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应遵循宅基地功能演变和分化规律,按照农户—宅基地—村庄综合特征的差异分类施策。例如,宅基地的阶段性留置和作为“返乡之路”的留置应视为合理性留置功能,与特定历史时期基层土地管理能力滞后而产生的农村宅基地留置功能应区别对待[19]。在将来宅基地制度建设中,可进一步通过创新宅基地取得制度和构建宅基地置换城镇保障房机制等措施提高宅基地用地的集约水平。采取宅基地实物分配与指标分配相结合、城乡住宅统一登记、有偿使用、空屋银行等制度建设,兼顾公平和效率,既保障农户住房需求,又能最大限度节约集约乡村建设用地[17,43]。在今后研究中,需要逐步拓展案例区样点,加强空间对比,形成覆盖不同地貌区、经济发展区等多类型区的样带成果,才能使得研究更具有代表性和实践价值。本文基于微观农户视角,对于较为宏观的制度、文化、经济等方面因素考虑不足,今后需要多角度、综合性的深入、全面地开展研究,拓宽研究区域,微观与宏观结合,全面阐明宅基地用地及多功能演变的机理,使得研究具有更好的应用价值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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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系统科学的研究视角可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提供参考借鉴。本文在梳理国际上土地系统科学发展历程基础上,基于土地系统科学研究视角探讨了土地利用转型影响城乡融合发展的理论框架、方式与路径以及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土地利用转型调控途径与措施。土地系统科学致力于监测土地变化,解释驱动因素和反馈机制,理解发生于土地上的人类—环境相互作用,实现将对土地系统的科学发现转化为可持续土地利用解决方案。土地系统运行以土地可持续利用与人类福祉为准绳,显化为土地利用的多维效应。通过科学管控土地利用转型实现土地系统的良好运行能够影响城乡融合发展进程。土地利用转型通过效率提升、价值显化、要素流通与结构优化4大渠道,在“强整体”效应与“补短板”效应的作用下助推城乡融合发展。基于土地系统科学视域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土地利用转型调控需要重塑土地权能体系,推进国土空间综合整治,健全土地利用转型管控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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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以贵州省惠水县乡村旅游度假区好花红村为典型案例,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和实地调查访问数据,分析了2006—2019年好花红村土地利用功能演变规律,探讨了土地利用功能转型助推乡村振兴的作用。结果表明:① 好花红村土地利用功能受土地利用转型的影响,由传统单一的农业生产功能、社会保障功能和生态保育功能转变为复合型观光休闲功能和经济发展功能,增加了经济效益的同时保证了生态效益,土地利用功能总体上呈现出多元化和复合化特征;② 研究区不同演变阶段的演变模式存在显著差异,经历了单一农业生产功能阶段、多元功能转型过渡阶段、多功能复合转型阶段,土地利用功能演变有以农为主、乡村旅游为辅,农旅结合、农业逐步退缩,以乡村旅游为主、整体转型3种模式;③ 自然条件是土地利用功能变化的基础动力,经营主体变化是土地利用功能转型的内在动力,区域发展政策是驱动土地利用功能多元化的根本动力,旅游市场“规模化”需求是驱动乡村功能和土地利用功能转化的重要推动力,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驱动土地利用功能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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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心村是城镇化过程中乡村人地系统要素配置失衡的表现,严重阻碍了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快推进空心村治理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和乡村振兴的迫切需要。本文以平原农区空心化相对严重的山东省禹城市房寺镇为例,基于乡村振兴导向下的空心村形态认知,构建了“人口-土地-产业-组织-文化”多维空心村度量体系,利用指标贡献度、最小方差模型识别空心村主导因素和形态类型,并提出差别化的治理策略。研究发现:①房寺镇人口、土地、产业、组织、文化的单维度空心化均值分别为20.95、19.12、18.14、14.17和14.03,以人口、土地、产业空心化为主要特征的空心村数量超过半数;②房寺镇多维综合空心化均分值为58.98,空心化程度整体较高,并在空间上以“点-轴-面”的形式从镇中心地向镇域边界逐渐加剧;③房寺镇空心化主导因素集中在人口密度、宅基地空废率和经济结构3个方面,空心村类型以双形态和三形态复合型为主;④空心村及其治理以内外循环相互作用的方式对乡村振兴产生抑制和促进影响,未来应从多维度视角认识空心村形成与表现的复杂性,按照盘活土地资源、加大产业扶持、吸引人口回流、提升治理能力、加强文化建设等多元化路径开展空心村治理,以农村全要素协同优化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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