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cale analysis on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s in cities: A case study of Zhengzhou City
ZHAO Hongbo,1, WEI Jiachen,1, SUN Dongqi2, WANG Shuang1, LIU Yaxin1, TAN Juntao3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20-05-20修回日期:2020-08-6网络出版日期:2021-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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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2020-05-20Revised:2020-08-6Online:2021-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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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宏波,男,河南长垣人,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经济地理与区域发展。E-mail: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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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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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赵宏波, 魏甲晨, 孙东琪, 王爽, 刘雅馨, 谭俊涛. 大城市内部“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多尺度耦合协调度——以郑州市为例. 资源科学[J], 2021, 43(5): 944-953 doi:10.18402/resci.2021.05.08
ZHAO Hongbo, WEI Jiachen, SUN Dongqi, WANG Shuang, LIU Yaxin, TAN Juntao.
1 引言
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简称“三生空间”,是自然-经济-社会(Nature-Economy-Society, N-E-S)系统耦合协调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镇土地盲目扩张引发不同功能用地结构失衡、利用效率较低与空间布局不合理等一系列国土空间问题[1,2],导致“三生空间”功能冲突日益加剧,带来了生态系统失衡、环境污染加剧、土地功能退化等一系列可持续发展问题[3]。如何促进“三生空间”协调发展成为国土空间优化的重要目标。对“三生空间”的结构和耦合协调水平进行评估,有利于了解“三生空间”的空间格局和发展状态,发现城市发展进程中遇到的问题,缓解不同空间之间的矛盾,对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可持续发展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具有一定应用价值。近年来,****从国家[4]、省域[5]与流域[6]等不同空间尺度对“三生空间”展开研究[7,8,9,10]。研究内容上,多为采用不同类型数据建立指标体系对“三生空间”进行识别、评价、空间布局和时空演化分析[11,12,13,14,15]。研究方法上,多采用经典的地理学方法,如核密度估计、空间自相关分析、网格法来分析区域“三生空间”的时空格局,此外其他方法还包括耦合协调度模型、SFA模型与多样化指数等。数据运用上,不同研究尺度因数据的获得性和可用性不同而有所差异,在大尺度如国家尺度分析中常采用土地利用数据或遥感影像解译来对“三生空间”进行识别;而在县域或市域尺度上,常采用全国土地调查数据或土地利用数据等。综上,已有文献为“三生空间”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涉及城市内部层面的相关研究较少,特别是受数据精度限制无法有效识别城市内部的“三生空间”,导致更小尺度上的“三生空间”耦合协调度分析存在一定难度。
近年来,POI(Point of Interest)作为新兴的地理大数据,已广泛应用于城市功能识别等方面[16],POI数据描述了地理实体的空间和属性信息[17],为“三生空间”的精准化识别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例如曹根榕等[18]采用POI数据识别出了上海市中心城区的“三生空间”,本文利用随机森林模型改进了其专家打分法确定权重进而识别“三生空间”的方法,在此基础上进行“三生空间”的耦合协调度分析。随机森林模型广泛应用于生态学[19,20]、土壤学[21]等领域,在地理学中也有涉及[22,23,24],在算法上具有明显而独特的优势,可以有效识别城市内部“三生空间”,为分析“三生空间”耦合协调度奠定基础。当前,郑州市正加快建设现代化国家中心城市,推动城市功能布局更加完善,逐步形成“三生空间”结构优化的新格局。鉴于此,本文基于郑州市2007年和2017年POI数据,首先运用随机森林模型与样方比例法对“三生空间”进行识别,然后利用耦合度和协调度模型对郑州市“三生空间”耦合协调度进行多尺度分析,旨在为城市内部层面“三生空间”的精准识别提供方法参考,为城市国土空间规划提供理论支撑。
2 研究区域、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郑州市是河南省会,是国家中心城市和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全市总面积7446 km2,现辖6区5市1县及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东新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简称“经开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高新区”)。郑州市中心城区由新城区与老城区构成,是郑州市城市功能布局完善与“三生空间”耦合协调发展的核心区域。本文的研究区域为郑州市中心城区,包括二七区、金水区、惠济区、管城区、中原区、高新区、经开区和郑东新区。郑州市2007年和2017年全要素POI数据获取于高德地图[25]。本文借鉴曹根榕等[18]POI数据分类方法,按照“三生空间”的属性和功能对POI数据进行分类,然后与POI数据类型一一对应。生产空间是用于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场所,主要包括生产性服务空间、工业空间、管理空间和交通空间4个大类。生活空间是人们居住、消费与休闲场所,包含生活性服务业空间和居住空间两方面。生态空间是为人类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的绿地空间,因POI数据类型受限,如POI数据不包含防护绿地,本文中绿地空间主要包括公园绿地和风景名胜两类POI数据。
按照郑州市POI数据的一般覆盖范围,将研究范围划分为300 m×300 m基本的网格识别单元,采用地理配准方法将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年,2017年修订)的中心城区用地规划图与POI数据进行空间匹配,结合规划图的用地类型,在空间上均匀选取“三生空间”POI数据样本点各100个左右,统计这些网格单元中交通设施、生活服务、公园绿地等16个小类POI的点数,将这些样本点作为机器学习的训练数据导入随机森林模型,经过多次测试,选取最优模型计算结果与真实值进行对比,最终总体样本预测准确率达93.32%,说明模型适用于本研究。最后根据格网POI点数数据构建模型,识别出每个格网空间类型,并运用标准化方法初步求出POI类型的权重(表1),依据上述权重计算结果,采用综合加权模型进一步计算辖区尺度和街道尺度“三生空间”的得分,将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得分结果分别用D、R、E表示。
Table 1
表1
表1基于“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POI分类表
Table 1
三生空间 | 大类 | 种类 | 权重 |
---|---|---|---|
生产 | 生产性服 | 公司企业 | 0.4695 |
务业空间 | 金融保险 | 0.0967 | |
工业空间 | 工厂及产业园 | 0.1238 | |
仓储物流 | 0.0152 | ||
管理空间 | 政府机构 | 0.0861 | |
交通空间 | 交通设施 | 0.2087 | |
生活 | 生活性服 务业空间 | 餐饮服务 | 0.0945 |
购物服务 | 0.1311 | ||
生活服务 | 0.1885 | ||
医疗保健 | 0.1638 | ||
科教文化 | 0.1029 | ||
体育休闲 | 0.0488 | ||
住宿服务 | 0.0792 | ||
居住空间 | 居住区 | 0.1912 | |
生态 | 绿地空间 | 公园绿地 | 0.7414 |
风景名胜 | 0.25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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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研究方法
2.2.1 随机森林随机森林模型是一种现代分类与数据处理技术,属于一类新兴的机器学习算法,该模型可以评估变量的重要性[28]。本文随机森林模型是在R Studio平台上运行,利用importance( )函数对“三生空间”重要性进行排序。从金融保险、工厂及产业园等6个种类中选取2类影响度最大的POI数据作为生产空间识别,从购物服务、生活服务与居住区等8个种类中选取2类POI数据作为生活空间,将2类绿地空间作为生态空间。以IncMSE方法为参考,将Mean Decrease Accuracy (MDA)标准化值作为权重(表2)。
Table 2
表2
表2影响因子权重表
Table 2
生产空间 | 生活空间 | 生态空间 | ||||||
---|---|---|---|---|---|---|---|---|
公司企业 | 工厂及产业园 | 生活服务 | 居住区 | 公园绿地 | 风景名胜 | |||
MDA | 30.12 | 19.63 | 23.12 | 42.80 | 121.04 | 48.98 | ||
MDA标准化值 | 10.54 | 6.87 | 8.09 | 14.98 | 42.37 | 17.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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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POI数量乘以其MDA值作为加权POI数量,公式如下:
式中:
2.2.2 耦合度模型
耦合度是用来反映多个系统或运动形式之间相互作用影响的程度[29]。本文运用耦合度模型表征“三生空间”之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
2.2.3 协调度模型
利用协调度模型能够表征“三生空间”之间在不同水平上的相互作用关系,引入协调度模型[31]具体公式如下:
式中:K为“三生空间”协调度;
3 结果与分析
3.1 “三生空间”的分布与结构
3.1.1 “三生空间”分布特征利用公式(1)和(2)计算出各类型POI加权数量和总量,分别用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POI加权数量除以总量得出比例,进行“三生空间”的精准识别[32],并将结果同郑州市相关规划图叠加验证,基本与城市片区功能布局相匹配,表明“三生空间”识别结果比较准确。如图1所示,空间分布上,生产空间在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辖区,以工厂及产业园区类POI为主,呈面状分布,在市中心区(三环以内)以公司企业类POI为主,呈零星分布。整体来看生活空间在老城区,呈面状分布,其中生活性服务业空间依赖于居住区的位置而分布。生态空间不仅具有生态服务功能,还为居民提供了娱乐和休憩空间,多镶嵌于生活空间中呈点状分布。
图1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2007年和2017年郑州市“三生空间”分布特征
Figure 1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s in Zhengzhou City, 2007 and 2017
3.2 “三生空间”结构特征
将“三生空间”300 m×300 m格网统计到郑州市各区中,计算各区2007年和2017年3种空间类型的数量,并用2017年各空间数量减去2007年数量来表征郑州市10年来“三生空间”的数量变化情况,结果如图2。图2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2007年与2017年郑州市各区“三生空间”变化情况
Figure 2Change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s in the districts of Zhengzhou City, 2007 and 2017
从图中可以看出,各区生产空间数量变化有增有减,其中惠济区生产空间数量增幅明显,而中原区生产空间数量明显减少。各区生活空间数量有所减少,其中惠济区数量减少最多。各区生态空间数量均有所增加,这与郑州市近年来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提升城市绿化覆盖率有关,从而使得各区生态空间数量有所提升。
图3为郑州市2007年与2017年 “三生空间”在各区所占比例的分布雷达图。2007年中原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生产空间数量占比明显高于其他区,至2017年高新区、惠济区和经开区生产空间所占比例较高,而其在中原区的所占比例明显降低。2007年与2017年各区生活空间所占比例相对稳定,但10年来在惠济区、高新区与经开区生活空间所占比例减少较多。2017年郑州市各区生态空间所占比例明显提高,其中,郑东新区以生态城市和共生城市为发展理念,故其生态空间所占比例最大。
图3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2007、2017年郑州市“三生空间”各区所占比例分布雷达图
Figure 3Radar chart of the proportional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s in Zhengzhou City, 2007 and 2017
3.3 不同尺度“三生空间”耦合协调分异特征
3.3.1 市辖区尺度“三生空间”耦合度与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根据耦合度模型计算出郑州市2007年和2017年各区的耦合度,结果如图4a和4b。2007年与2017年耦合度均值分别为0.790和0.854,10年间耦合度水平由磨合时期转向协调耦合时期。空间分布上,2007年惠济区和高新区处于拮抗时期,郑东新区处于磨合时期,其余区处于协调耦合时期。随着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到2017年高新区和郑东新区的耦合度水平上升为协调耦合时期,惠济区上升为磨合时期。但值得注意的是经开区耦合度有所降低,进入磨合时期,这是因为10年间经开区通过大力招商引资形成了以汽车及零部件、装备制造与现代物流为主导的产业集聚区,生产空间快速的增加而导致“三生空间”的耦合度下降。
图4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2007、2017年郑州区尺度“三生空间”耦合度与协调度空间分布图
Figure 4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degree and coordinating degree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s in Zhengzhou City at the district scale, 2007 and 2017
利用协调度模型得出郑州市“三生空间”的协调度空间分布如图4c和4d。从图4可以看出在市辖区尺度上,2007年与2017年郑州市各辖区的协调度与耦合度具有明显的空间一致性,即耦合度高值区与协调度高值区基本对应。中原区、金水区、二七区和管城区“三生空间”属于中度协调,而惠济区和郑东新区2007年与2017年“三生空间”保持中度失调类,经开区由基本协调类下降为中度失调,今后应加强这些区域的管理,促进“三生空间”协调发展。
3.3.2 街道尺度“三生空间”耦合度与协调度时空分异特征
为进一步明确郑州市耦合度和协调度的空间分布特征,将研究尺度细化至街道尺度。通过耦合度模型计算出郑州市2007年和2017年各街道的“三生空间”耦合度值,其空间分布特征如图5a和5b。2007年和2017年耦合度均值分别为0.662和0.863,说明街道尺度上耦合度平均水平从磨合时期转为协调耦合时期。空间分布上,2007年郑州市街道尺度耦合度水平比2017年空间分异特征明显,表明10年来郑州市街道尺度“三生空间”耦合度水平整体有所提升,且街道之间的耦合度水平差异在缩小。这种变化体现了郑州市坚持面向国土空间优化战略需求,统筹推进城市内部“三生空间”耦合有序发展所取得的成果。
图5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2007、2017年郑州市街道尺度“三生空间”耦合度与协调度空间分布图
Figure 5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upling degree and coordinating degree of production-living-ecological spaces in Zhengzhou City at the residential community scale, 2007 and 2017
2007年郑州市街道尺度耦合度水平包括低耦合时期、拮抗时期、磨合时期和协调耦合时期4种类型,其占比分别为:21.60%、9.50%、18.90%和50.00%,说明该时期郑州市“三生空间”耦合类型多样,空间功能矛盾突出。从空间分布上来看,郑州市“三生空间”耦合度水平自西向东呈现“高-低-高”的分布状态,以二七塔为中心的商圈周围,郑州市南部的侯寨乡、十八里河镇和郑州市北部的迎宾路街道、丰庆路街道、枫杨街道的“三生空间”耦合度水平较低,处于低耦合时期。市中心是郑州市的商业区,布局了大量的商业设施,压缩了生态空间和生活空间的数量,导致“三生空间”耦合水平较低。耦合度高值区的街道数量占街道总数量的一半,协调耦合类型的街道数量占据优势比重,然而耦合度高值区与低值区相间分布,“三生空间”耦合度水平整体处于磨合时期。
2017年“三生空间”处于低耦合时期的街道消失,耦合度水平仅有拮抗时期、磨合时期和协调耦合时期3种类型,其占比分别为:4.10%、20.30%和75.60%。2017年郑州市耦合度低值街道数量减少,高值街道数量明显增多,仅国基路街道、龙湖街道和大石桥街道处于拮抗时期,75.6%的街道处于协调耦合时期,表明郑州市街道尺度的“三生空间”系统逐渐趋向耦合有序状态。
利用协调度模型进一步计算郑州市各街道“三生空间”的协调水平,其空间分布如图5c和5d。总体上,2007年与2017年郑州市街道尺度的协调度均值分别为0.309和0.402,“三生空间”的协调度水平由中度失调类转为基本协调类,表明“三生空间”由失调发展逐步转变为协调发展。2007年,高度失调类、中度失调类、基本协调类和中度协调类4种类型街道数量分别占所有街道的35.10%、33.80%、18.90%和12.20%。到2017年高度失调类街道数量明显减少,中度协调类数量相对增多,由低至高4种协调类型数量占比分别为10.80%、37.80%、23.00%和28.40%,空间分布上,2007年4类协调度类型呈分散无序分布,发展到2017年为中心高-四周低的分布格局。这表明街道尺度上郑州市“三生空间”协调度水平逐步提升,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数量配比和空间配置更加合理,为推动整个城市实现国土空间管制、统筹发展“三生空间”功能奠定基础。
4 结论
本文以郑州市中心城区为研究区域,基于2007年和2017年郑州市POI数据和随机森林模型,在300 m×300 m网格尺度下识别出郑州市“三生空间”的分布格局,并对城市内部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多尺度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整体结构特征上,2007年与2017年间郑州市城市内部生态空间数量和所占比例均明显增加,生活空间在市辖区内所占比例相对稳定,生产空间的数量与所占比例变化波动较大,其中10年来惠济区的生产空间增幅明显,而中原区的生产空间显著减少。
(2)市辖区尺度上,从“三生空间”耦合度来看,2007年与2017年耦合度整体上增幅明显,其耦合度水平呈现由磨合时期转向协调耦合时期。10年间惠济区由拮抗时期转为磨合时期,高新区和郑东新区分别由拮抗时期和磨合时期共同转为协调耦合时期,但是经开区耦合度有所降低;从协调度来看,郑州市各区协调度与耦合度具有明显的空间一致性。
(3)街道尺度上,从耦合度来看,2007年与2017年郑州市“三生空间”耦合度平均水平从磨合时期转为协调耦合时期,其空间差异明显减小。2007年郑州市“三生空间”耦合类型包括低耦合时期、拮抗时期、磨合时期和协调耦合时期4种类型。空间分布上,耦合度高值区与低值区相间分布,“三生空间”耦合度水平处于分散无序状态。2017年耦合度低值街道数量减少,高值街道数量明显增多,“三生空间”系统逐渐趋向耦合有序状态。从协调度来看,2007年与2017年“三生空间”的协调水平由中度失调类转为基本协调类。与2007年相比,2017年高度失调类街道数量明显减少,中度协调类数量相对增多,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中心高-四周低的分布格局。
总体来看,无论是辖区尺度还是街道尺度,郑州市“三生空间”耦合协调程度逐渐提升,空间差异明显缩小。在今后的政策制定中,应该密切关注低耦合时期和基本失调类区域,重点改善这些区域的“三生空间”结构与资源配置方式,促进郑州市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协同优化与可持续发展。本文仅运用POI数据对“三生空间”进行识别,由于数据类型单一可能会造成部分数据存在一定偏差,比如生态空间不仅包括公园绿地和风景名胜,还包括其他绿地空间如防护绿地、小区绿地等,本文仅用公园绿地和风景名胜两种POI数据识别生态空间。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将结合遥感影像、城市规划图和实地调研来更好地完善成果。另外,本文后续将结合夜间灯光、移动轨迹、居民行为感知等多源数据进行影响机制探讨,从而为优化城市内部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提供更有价值的理论参考。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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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服务作为生态学与地理学的研究前沿和热点,受到众多****与研究组织的关注。土地利用变化通过对生态系统格局与过程的影响,改变着生态系统产品与服务的提供能力。本文对土地利用变化与生态系统服务相关研究背景和概念进行了介绍,总结了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的特点,对目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展望了未来的研究趋势。加强土地利用变化驱动下生态系统过程与服务的相互关系、生态系统服务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生态系统服务的区域集成与优化是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前沿科学问题,这些科学问题的解决将为生态系统管理提供重要的理论和方法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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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发展作为化解自然环境约束、破解经济转型难题、支撑和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关键。正逐渐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和全球经济转型与重构的重要指导理念。在梳理绿色发展概念与内涵基础上,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泰尔指数和空间马尔科夫链等方法,对2005-2015年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时空分异特征及其演变过程进行了测度与刻画,并进一步耦合自然与人文因素定量探讨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下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① 2005-2015年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稳步提升,由0.475增加到0.523,总体提高了10%,时序上呈现“W”型波动增加的阶段性演变特征。②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呈现出“东中西”阶梯状递减的区域差异规律,不同类型城市群具有“国家级>区域性>地方性”倒金字塔式集群增长特征,形成了“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稳定等级规模结构。③ 中国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空间集聚特征显著,高效率城市存在正向溢出效应,低效率城市则负向溢出影响,“高高集聚、高带动低”的空间俱乐部趋同现象较为凸显,不同类型城市演化存在显著的路径依赖与时空惯性。④ 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视角下,人文社会因素对城市绿色发展效率影响程度大于自然本底要素,其中经济实力、产业结构、开放程度和城市气温呈现积极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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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以最小的城市土地资源投入获得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是区域生态文明建设关注的重点之一。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基于2005-2014年的市级投入产出面板数据,引入随机前沿模型(Stochastic Frontier Analysis,SFA)测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并对其空间关联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5-2014年长江经济带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由0.344升至0.53,累计提升率为54.07%,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上游效率增长速率快于中游和下游,全域土地利用效率仍有较大上升潜力;②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呈现“条块状”分布特征,从东向西逐步递减,不仅省内、省际差异显著,上中下游的差异也较大,下游地区土地利用效率最高、中游次之、上游最低;③ 10年间城市土地利用效率Moran's I均大于0且逐年上升,说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空间正相关性且集聚特征逐年增强,LISA空间形态呈现“小集聚大分散”特征,H-H集聚区沿浙江、上海向外扩散,L-L集聚区集中于皖北、川北等地。研究框架和结果对区域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统筹协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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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在探究“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空间理论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土地利用功能与土地利用类型的辩证关系,依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建立了三生空间分类与评价体系,揭示了1990-2010年间中国三生空间的格局及其变化特征。结果表明:① 生产空间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东南侧的主要城市群及粮食主产区,其扩张区域主要分布于东北平原、新疆西北、宁夏、兰州—西宁、四川盆地、环渤海、长三角、厦漳泉、珠三角等地区,缩小区域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呼伦贝尔大草原、江汉平原、闽南丘陵等地区;② 生活空间主要集中在全国主要城市及城市群,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北高南低;大分散、小集聚”的空间格局,其扩张过程表现为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的大规模、区域式扩张和各主要省会城市的小规模、点状式扩张。③ 生态空间主要分布在胡焕庸线西北侧,整体呈现“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④ 工业化、城镇化是中国三生空间变化的基本动力,西北和东北地区的农田开垦、华北平原和三大城市群的城镇化建设、黄土高原的退耕还林等是导致三生空间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本文可以为三生空间的分类规划和优化决策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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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边缘区乡村多元价值凸显,迫切需以乡村多功能理论为指导划分“三生”空间,以空间重构促进转型发展。论文首先从生产、生活与生态功能方面评价城市边缘区多功能时空变化;其次进行图斑尺度“三生”空间适宜性评价,两者共同得到基于乡村多功能的“三生”空间适宜性;最后据此设计算法划分“三生”空间。研究发现:① 城市边缘区乡村休闲娱乐、观光农业等功能显现,需要重构多功能空间促进转型发展;② 江苏徐州市铜山区乡村非农生产与生活功能主要分布在与中心城区较近地区,农业空间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远郊外围,生态功能则表现出高度空间异质性,农业、非农生产与生活功能在提升,而生态功能则普遍下降;③ 县域“三生”空间划定需多尺度联合,既要考虑乡镇尺度多功能差异,还要体现图斑尺度适宜性,才能为空间规划提供有意义的借鉴。论文提出的基于乡村多功能评价的“三生”空间划分可为即将开展的国土空间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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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识别是城市用地组织,协调与配置的基础信息源,是判定城市用地内在功能形态,功能组合模式和功能之间动态权衡的关键,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长期以来并未构建一套可行的识别方法体系.本文从土地功能,生态系统服务和景观功能综合的视角构建城市生态--生产--生活空间功能分类体系,并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为基础系统整合空间功能价值量核算函数群,通过纵横对比的方法确定空间功能主导类型.研究区实证分析表明,城市生态--生产--生活功能分类体系较好反映了不同地类的功能类型;空间主导功能的识别也与不同地类的功能匹配;同时也发现三生空间的整体毗邻性较低,空间功能的互补和融合性较差的问题;三生空间功能存在一定的空间集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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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xb201606003 [本文引用: 1]
城市建成区边界是认识和研究城市的重要基础性信息,也是落实城市功能空间布局、实施界限管控的前提。但是,以往通过夜间灯光的强度、土地覆被或建筑覆盖率等信息获取城市空间范围的方法,由于受到数据精度和尺度限制,对城市社会经济活动的解释性不强,因而存在较大局限性。电子地图兴趣点(POI)作为城市空间分析的基础数据之一,直观且有效地反映了各类城市要素的集聚状况。本文基于POI与城市空间结构和城市要素空间分布的关联性,提出了一种新的通过POI密度分布来判别城市建成区边界的技术方法。为此,开发了Densi-Graph分析方法,用来分析POI密度等值线的变化趋势,在此基础上对城乡过渡地带的阈值识别的方法进行了理论分析,并讨论了单中心圆结构、双中心“鱼眼型”结构、双中心“子母型”结构等各类城市POI密度等值线的生长规律,证明了Densi-Graph分析方法的适用性。较之以往的城市建成区边界识别方法,这种方法的基础数据更加直观可信,分析结果也更加客观。运用这种方法,本文对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建成区边界进行了实证分析,探索了城市建成区边界的阈值及其与城市人口规模、城市所在区域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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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xb201904004 [本文引用: 1]
在乡镇尺度下厘清人口分布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与区域差异,对在生态脆弱区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基于2010年西藏自治区的乡镇尺度人口普查数据,提取人口密度和空间因子,利用空间统计方法分析了人口分布的疏密特征和集聚特征,对比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方法和随机森林回归方法探索该地区人口分布的影响因素及其区域差异。结果表明:① 西藏乡镇人口密度在空间上表现出极强的非均衡性,其总体趋势是东南高西北低,高密度区与大江大河及主要交通干线具有较强的空间耦合性;② 大致以波绒乡(聂拉木县)—岗尼乡(安多县)为西藏的人口分界线,人口集聚的“核心—边缘”特征明显;③ 多元线性回归方法中,人造地表指数对人口分布的影响程度最大,随后依次为夜间灯光指数和路网密度;④ 利用随机森林方法进行的人口密度预测比多元线性回归方法精度高,可以用来对影响因子的重要性进行排序;排序在前六位的影响因子由高到低依次为夜间灯光指数、人造地表指数、路网密度、工业总产值、GDP和多年平均气温,它们与人口密度均呈正相关关系;地形地貌要素中以海拔和坡度的贡献率最大且与人口密度均呈负相关关系;⑤ 西藏人口分布格局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河谷是西藏地区人口的集聚区,主要分布在拉萨河谷、年楚河谷以及三江河谷;⑥ 通过随机森林回归分析,可以利用概念模型来表达人口分布影响因素,将主导因素概括为土地利用结构、道路通达度及城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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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80/15230406.2019.1618201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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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jag.2019.04.013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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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23/A:1010933404324U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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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821/dlyj201806004 [本文引用: 1]
探究乡村三生空间功能间的互动关系,是当前乡村空间优化过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三生”空间理论与耦合协调模型,定量测算2005年、2010年、2015年重庆市37个区县的乡村三生空间功能及其两两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并进行空间比较和时序分析。结果表明:耦合度呈现低耦合、拮抗、磨合、协调耦合四种类型,耦合协调度呈现中度失调、基本协调、中度协调三种类型;乡村三生空间功能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差异显著,空间上呈现出“西高东低”的格局特征,时间上呈现由低水平耦合向协调耦合发展的波浪式演进特征;乡村三生空间功能两两之间耦合协调状态差异明显,“生活—生态”功能耦合协调情况较差,是未来优化乡村空间的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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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249/j.cnki.sgs.2013.05.562 [本文引用: 1]
新型城市化、新型工业化与服务业现代化(“新三化”)三者之间有着相互依赖、协调和促进的耦合互动关系,它们的良性共振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在阐述“新三化”耦合协调的涵义基础上,构建了1套指标体系,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了其“新三化”的发展水平;再运用耦合度和协调性模型,对2004~2010年10个超大城市“新三化”的时空协调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是:① 一线城市的“新三化”水平明显高于二线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分列前三。② 各市耦合均处于颉颃阶段,基本上属于粗放水平,其中6市的耦合协调性均处于中等水平,一线城市的耦合协调性高于二线城市。③ 就时序性来说,各市的耦合度出现波动变化,而协调性基本处于上升趋势,二线城市协调性上升的速度要快于一线城市。④ 就空间分异性而论,各市的耦合协调组合状况与其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对应性,即一线城市优于二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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