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杨红强,1,2,3Property rights change and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of timberland investment in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countries
ZHANG Nan,1,2, YANG Hongqiang,1,2,3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9-11-8修回日期:2020-04-11网络出版日期:2020-07-25
| 基金资助: |
Received:2019-11-8Revised:2020-04-11Online:2020-07-25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张楠,女,江苏淮安人,硕博连续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气候变化与林地投资。Email: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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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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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楠, 杨红强. 欧美典型国家林地投资的产权结构演变与组织模式比较. 资源科学[J], 2020, 42(7): 1361-1371 doi:10.18402/resci.2020.07.12
ZHANG Nan, YANG Hongqiang.
1 引言
“美丽中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标,林业是建设“美丽中国”的主要支柱。国家十一部委联合制定《林业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明确林业发展要促进投资主体多元化并推进林业资源资产化,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国家林业局发布《关于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推进林业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提出积极运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PPP）推进林业建设,国家林业局发布《关于加快培育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指导意见》,提倡依法自愿有偿推进林地适度规模流转,鼓励吸收社会资本实现林地投资主体多元化。中国目前林地总体数量和质量水平不高[1],林业建设主要依赖公共财政投资,但林业生产规模报酬呈递减状态[2],积极纳入社会资本投资林地和林业建设、加快林地投资多元化和创新林业经营管理组织模式是未来中国林业可持续经营的重要路径[3]。欧美国家通过多元化林地投资实现了林地资产有效整合和林地可持续经营。20世纪70年代末,当投资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开始分散风险并寻求长期稳定回报时,林地成为其优先考虑的新资产类别[4]。林地投资管理公司混合基金的证据表明,林地回报定期超过固定收益投资,盈利表现优于股票[5]。股票市场低迷促使投资者转向其他投资项目进行多元投资,林地作为多样化投资组合的一项资产类别与其他金融资产低或负相关[6],长期投资偏好者将林地作为保障未来收入的有利替代工具。与典型的股票和债券工具不同,林地的生物生长因子不依赖于经济的扩张和衰退,甚至在经济衰退期间,林地生物增长可成为林地投资者的“缓冲区”[7]。林地资产投资可以最大限度减少投资者资产组合收益的波动,是机构投资组合中重要的可替代资产类别[5]。
本文首先明晰界定林地和林地投资两者内涵,针对林地投资的“林地”界定主要涉及生态价值和资产价值[8]。生态视角下,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主要是从定义森林（forest）来确定林地（forestland）,归纳起来可分为基于行政管理的内涵、基于土地覆盖或土地利用的内涵、结合土地覆盖及土地利用的内涵3类（图1）。其中第3类定义应用最为广泛,此类界定下的林地主要包括有森林覆盖的区域和规划用于发展森林的土地[9],其核心是通过可用于经营森林的土地维护生态平衡。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在“全球森林资源评估”（Global Forest Resources Assessment）中林地定义核心涉及“森林和其他林地”,其林地定义标准主要取决于两方面：一是有树木覆盖,二是没有其他主导用途[10],这种关于林地的定义与上述第3类本质一致,即林地要从森林和可用于森林经营的土地上确保生态功能和生态价值的实现。从资产角度,林地（timberland）指主要用于木材生产的林地[11]。在林业方面,“forestland”与“timberland”有所区别,“timberland”的木材生产力更高[8],“forestland”更倾向具有木材生产能力土地本身的自然生态功能;在投资领域,“timberland”与“forestland”虽然可以互换使用[12],但“timberland”侧重木材和拥有木材的土地现在及未来的投资价值,“forestland”则强调林地的生态价值。
图1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基于投资目标的“林地”界定视角及内涵表达
注：结合文献[9,11]中关于“林地”界定相关内容及其划分标准归纳、绘制。
Figure 1Perspectives in definition and expression of meaning of “forestland” and“timberland” based on investment objectives
就“林地投资”而言,明晰的林地属性有助于投资主体分辨投资取向和衡量林地价值,林地投资关注林地林木的增值空间,主要考察立木生物增长潜力和木材价格上升空间[11],通过林地投资对冲通货膨胀[13],提高风险收益率[7]。林地投资可保持林地不动产与其附属林木的分离[14],林地林木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可进行分离交易,完整的林地产权具有高抵押价值,可引入社会资本满足林地所有者资金需求从而提高林地管理支出[15]。因此林地投资既可进行林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交易流转,也可通过投入资本、劳动力管理经营林地。除私有林地投资外,涉及公有性质的林地投资（如加拿大西部城市）是将各省控制的林地在特许经营的基础之上交由私人经理投资运营[16],促进林地可持续经营。
林地产权是林地投资的重要基础,随着林地投资和林业产业发展,欧美等国林地产权及产权结构发生内在变化,与之相适应的组织模式出现新的发展动向,其中以美国、瑞典等欧美国家最为明显[16]。本文选定的美国、瑞典、加拿大等欧美国家林地资源丰富,林地产权结构变革及林地投资组织模式影响深远,是不同产权分类下的典型国家代表。美国、瑞典等欧美国家林地私有产权结构完善,木材制造等林业产业成熟,林地流转交易活跃,林地投资经营组织市场化程度高。以林地公有产权为主的加拿大森林资源总量位居世界前列,林业管理水平领先,林产品认证体系完善,公有林地投资经营组织模式兼顾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虽然中国国情、林情与欧美国家不尽相同,不同产权结构下的林地投资及组织模式存在差异,但欧美国家多元化的林地投资及成熟的经营组织均保障了良好的林业经营管理,可为中国林地投资发展和林业可持续经营提供有效借鉴。良好的林地投资能够保障公益性生态价值和盈利性资产价值的双重属性,但中国目前林地投资主体主要来自政府公共财政,需要大力促进社会资本在林地投资领域的参与程度与积极性。中国可以借鉴欧美国家林地投资发展的成功经验,优化完善林地产权结构与功能治理,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林地投资的经营组织模式。
本文目的在于通过厘清影响欧美典型国家林地投资的重要问题,归纳国际间林地投资及经营管理的经验,为中国加快林地投资提供关联性参考。首先,结合当前欧美典型国家林地投资的产权类型及林地产权结构演变,明确不同产权特征对林地投资的影响;其次,比较不同产权结构演变下林地投资的经营组织模式,分析国际间林地投资的主流组织模式及特征;最后,基于欧美典型国家林地投资的发展趋势及中国针对性关联问题,对中国吸纳社会资本投资林地提供对策建议。
2 欧美林地投资的产权分类及结构演变
2.1 私有林地代表国家的林权安排与结构演变
私有化林地产权经营是国际间林地投资的重要类型,林地产权是私有林产品公司在众多土地投资回报率较高地区的首选方案[17]。不同国家林地产权私有的形成过程也有所不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林地私有经营高度发达的美国和瑞典。美国林地由多种所有制构成,到21世纪初期,根据产权归属可分为公有林和私有林（图2）,其中私有林占2/3,公有林占1/3,基本格局以私有林为主。美国建国伊始,联邦政府西部所有新并入的土地实行国有化,通过地段分块向私人出售土地。1862年国会通过《宅地法》（Homestead Act）,将土地私有化的模式从出售转变为免费申请,此举加速了私人免费土地拥有的合法性。除了《宅地法》,国会还通过了其他法案为私人占有土地提供便利,1873年的《木材培育法》（The Timber Culture Acts）、1874年的《鼓励西部大草原木材生长法》（Act to Encourage the Growth of Timber on Western Prairies）通过鼓励私人植树获得联邦土地,虽然当时林木种植质量不高,造成一定程度的土地投机盛行,但是客观上促进了林地产权私有化进程[18]。1924年的《克拉克-麦克纳里造林法》（Clarke-McNary Reforestation Act）授权政府组织与大学机构合作协助小型林地所有者,促进私人种植林地的合法性[19]。通过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实施,美国逐步确立了以私有产权为主的林地产权结构。
图2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美国林地权属结构现状
注：结合文献[20, 21]中关于美国工业私有及非工业私有林地变迁内容整理绘制。
Figure 2Current status of timberland ownership stru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国私有林地以商业用途为主,满足美国大部分木材需求,私有林地是林地所有者的私有财产,受到法律保护,由林地所有者自主经营,分为工业私有林地和非工业私有林地。工业私有林地指拥有加工设备及能力的公司所拥有的林地,非工业私有林地则分为个人或家庭所有、非营利性组织所有以及私人林地投资机构所有,并不拥有木材加工设施[20]。美国非工业私有林地面积远高于工业私有林地,20世纪80年代末期工业私有林地面积在私有林地总面积中的比例逐渐下降,其木材产量有所减少,占木材总产量比例降低到28%~29%;非工业私有林地面积占私有林地总面积比例稳定增长,其木材产量由于工业私有林地产量减少从1977年占木材总量的46.4%增长到1987年的50.9%,恢复到20世纪60年代水平并保持增长趋势[21]。
欧洲林地所有权变化报告（Forestland Ownership Change in Europe: Significance for Management and Policy,FACESMAP）显示,28个欧洲国家的林地中约60%是私有林地,瑞典在欧洲国家林地产权变迁中最具代表性。1903年瑞典《森林法》启动小林主权益保护程序,以此为代表形成了瑞典林地所有制结构的私有产权基础,1965年的《土地贸易法》进一步加强对小型林地所有者经营林地的工业支持。20世纪90年代瑞典木材供应过剩,强调林地的环境保护功能,1994年《森林法》（修订案）将木材生产与环境保护相提并论,小型林地私有者得以减少参与低价值木材生产竞争,实质上增强其对木材市场波动的缓冲能力,小型私有林业得以稳定发展。
经过一个世纪产权演变（图3）,瑞典林地产权的国家所有和私人所有形成了稳态。目前瑞典林地50%以上是私人所有并以家庭林场经营为主,国家所拥有的林地由独立的国有公司经营[22],森林和林地私有化是瑞典林业的产权基础。1994年以后,瑞典林地产权结构进入成熟阶段,私有林主拥有更多的林地管理权,其对林地经营更加追求可持续发展[23],形成了欧洲私有林地良性经营的典型模式。
图3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瑞典林地制度及产权演变
注：根据文献[22, 23]中关于瑞典林地产权及制度演变的重要事件及法律修订整理绘制。
Figure 3Swedish timberland system and its ownership evolution
2.2 公有林地代表国家的产权特征
除了林地私有化产权外,林地产权公有化也具有普遍性,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是加拿大,此外德国的公有化林地产权也较具特色。加拿大林地产权公有化保持稳定发展：1849年,《皇室木材法案》明确加拿大公有林地的木材使用权;1867年,《大陆法案》授予省级政府皇室林地的所有权;1949年,省级政府通过《加拿大林业法案》清查公有林地资源,制定林地经营方案。加拿大的林地立法侧重维护公有林地和省级林地所有权,经过百余年的演化,逐步确立了目前公有化的林地产权特征。与美国等林地私有产权为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加拿大公有林地面积约占全部林地的93.40%[24],其公有林生产的木材占总产量90%。加拿大各省林业管理机构对其管辖范围内林地享有相当高程度的自主管理权,各省制订自己的林业法规政策,规定本省采伐额度和立木价格,按规定的立木价格收取费用,并负责省内的资源及生产的数据收集及政策调整,充分确保了加拿大的森林管理掌握在省一级和联邦政府[25]。德国公有林包括联邦所有林、州有林、社团所有林3种成分,占德国林地的53%[26],其中联邦所有林为军事用地,州有林由各州直接管理,社团所有林不涉及经济生产,以生态功能为主。20世纪中期,德国州有林管理面临长期亏损,部分州将林地行政管理和投资经营分离从而保障州有林管理经营效率,稳定州有林的公有产权。与私有化林地产权国家不同,以加拿大为代表的公有化林地产权国家公有林地产权保持稳定[27],注重省、州政府的林地经营和管理自主权,各管理主体职责明确,依靠联邦政府和省级、州政府的协调合作确保公有林地的治理管理效率从而稳定公有化林地产权主体地位。
3 两种产权结构下的林地投资主体及组织模式
3.1 林地私有产权下的公司制或协会制模式
目前国际上关于私有化林地产权的组织模式主要涉及两种代表形式,即以美国“林地投资管理组织”（Timberland Investment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TIMOs）和“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REITs）为代表主体的公司制组织模式和以瑞典“林主协会”（Forest Landowners Association）为主体的协会制民间组织模式。欧美林地产权及投资主体不断变化,最普遍的趋势是个体私有产权和机构所有产权的兴起,其中TIMOs、REITs、机构投资者和垂直整合的林产品公司等公司制主体的林地投资最为活跃。作为美国私有化林地产权组织的代表主体,TIMOs、REITs拥有或管理的森林资产约占北美林地投资77%的份额,TIMOs管理着近2800万英亩的林地,REITs控制着另外1700万英亩的林地[28]。TIMOs负责代表客户识别、获取和管理出售林地和木材以获得回报[29],其他机构投资者也可聘请TIMOs代表购买、管理和销售林地,TIMOs通过直接且独立管理的账户,投资期限为5~20年的封闭式联合基金或者无限期公开基金,获取机构投资者的林地代表权[30]。REITs是房地产投资公司（如商业地产、农场或林地）用以减少或消除企业所得税的公司形式[16,30],其允许个人和机构投资者使用股票及证券买卖交易,已成为独特且具吸引力的投资模式。
作为美国私有化林地产权经营组织主体,TIMOs和REITs各有优劣（表1）。TIMOs进行投资需要大量初始资本,且其评估使用的估值方法往往滞后于市场价值的变化[29];与TIMOs私募股权林地相比,REITs证券化林地可在公共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流动性风险较小[29],同时投资者木材产品需求的改变及林地资产的兴趣也推动了REITs增长。与TIMOs不直接持有林地不同,规模较大的养老基金为节省向TIMOs支付的林地管理费用选择建立REITs团队直接收购林地[28]。在REITs发展过程中,投资团队寻找能直接进行林地投资的专业人员难度逐渐加大,同时美国林地剥离①(①林地剥离是相对林地占有而言,林地占有是林产品公司（TIMOs等）为保障生产的原料供给而进行的林地投资和控制林地的行为,林地剥离是林产品公司因考虑降低风险且提高林地利用效率的需要,将原持有的林地通过转变为房地产资产等行业,或将资金转移至其他更低成本更高生产率林地的投资行为[16]。)进程和会计税务处理的变化改善了木材市场,降低了投资风险,TIMOs重新得到发展空间。目前TIMOs和REITs作为林地私有化产权下公司制的代表主体在国际林地投资领域具有重要影响,公司制林地投资组织模式呈国际化发展趋势。例如新西兰的大多数工业林都由TIMOs和物业管理公司拥有;由于TIMOs介入,澳大利亚50%人工林的管理已从原来政府公有管理转变为私有公司管理[31],美国养老基金形式的 TIMOs在瑞典和芬兰等北欧国家的林地投资正呈扩大趋势[28]。
Table 1
表1
表1美国林地投资代表主体（TIMOs与REITs）差异比较
Table 1
| TIMOs | REITs | 参考文献 | |
|---|---|---|---|
| 主要目的 | 投资收入 | 投资收入 税收规避 | Lars L?nnstedt等[16] Bin Mei[32] |
| 资产属性 | 私募股权资产 | 私募股权资产 上市公司 | Daowei Zhang等[30] Piao等[33] |
| 资本要求 | 需要巨额初始资本 | 不需要巨额初 始资本 | Lars L?nnstedt等[16] Le La等[29] |
| 林地归属 | 不直接持有林地 | 直接持有林地 | Bob Flynn[28] Bin Mei[32] |
| 管理受托 | 中介性质机构,架构灵活 | 独立法人实体,架构完善 | 王桂华等[14] Yang Wan等[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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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TIMOs、REITs,机构投资者是拥有雄厚资产实力的大型公共和私人养老基金、捐赠银行和保险公司等,其获取林地所有权不是直接购买,而是通过集团年金合同的利益或份额将林地和木材纳入资产组合进行保值优化[16]。垂直整合的林产品公司通过将管理、生产、销售和分销4个业务整合为一体,用内部决策取代市场定价机制来降低交易成本,减少公司外部影响,通过投资的林地获取大部分木材以满足生产经营的需求[35],此类投资经营模式是美国私有化林地产权公司制组织的补充形式。
以瑞典林主协会为投资主体的协会制是另一种重要的林地私有化产权组织模式（图4）。瑞典历史上具有让不同的利益相关者组织参与管理的民主传统,瑞典私人林地所有者为了更好地经营林地,区域相近的业主根据自身利益诉求组织成林主协会进行林地投资管理[36],具体通过林主委员会系统和管理系统来保障运行。目前瑞典成立了由8个地方林主协会构成的全国联合会,联合会负责协调协会间工作,8个林主协会风险共担且利益同享,3级架构的林主协会模式能够充分满足林主持有私有林地的共同利益诉求,并保障林地投资规模化收益。
图4
新窗口打开|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瑞典林地投资主体（林主协会）及经营组织模式
注：结合文献[36]中瑞典林地投资主体（林主协会）的发展进程及经营组织模式现状整理绘制。
Figure 4Swedish timberland investment organization (Forest Landowners Association) and its business organization modes
3.2 林地公有产权下的林务局监管模式
林地公有化产权下的主流经营组织是建立在行政制体系下的林务局监管模式。在公有化产权为主的加拿大,联邦政府公有林地所占比重较低,大部分林地归省或保留地所有,并由林务局负责管理[25]。加拿大省级林务局的主要职能是决策并负责促进加拿大林业可持续发展,省级林务局对其辖属林地享有高度自主管理权[24],通过木材许可证等行政措施调节林业企业参与林地投资,并根据蓄积量收取立木采伐费,综合实现宏观业务指导和协调服务。加拿大安大略东部模范森林（Eastern Ontario Model Forest,EOMF）通过小规模林地管理认证项目,减少小型林地持有者参与认证的限制,提高加拿大林地所有者林地认证管理参与度,从而优化匹配当地投资者的利益需求[37]。林务局行政分配公有产权林地的采伐权,并制定公有林投资者义务[20],林务局的行政协调有效保障了国际认可的森林管理委员会（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FSC）等林地资源管理标准得以落实,继而实现了加拿大林地资源的可持续经营。在林地产权私有化为主的美国,其公有林的管理亦由林务局等政府部门执行,但区别于加拿大林务局的行政主导,美国林务局引入竞争性市场机制来决策执行。两国林务局模式的监管差异具体涉及两个方面：其一是关于林地采伐权,加拿大取决于省级林务局行政分配,而美国林务局可以决定哪块林地允许采伐,但最终采伐是通过竞争性的市场机制进行交易,如通过拍卖或投标方式交给私人承包商来完成[20];其二是关于林地采伐后续生产更新,加拿大将其归为投资者义务,而美国林务局则采用公开竞标形式招聘其他主体完成,林务局负责监督实施和制定相应合约[24]。
4 欧美国家林地投资变化趋势及中国针对性关联问题
4.1 欧美国家林地投资变化趋势
4.1.1 林地所有权碎片化与投资机构拥有林地集中化林地流转方式因为投资主体不同而存在较大差异,个人或家庭继承获取林地与机构公开交易获取林地是目前主流的流转方式,其产生林地所有权碎片化与投资机构拥有林地集中化两种分化。例如,瑞典私有林地的继承一般经历4~5代,这种流转方式促使了林地所有权碎片化。而以TIMOs为代表的投资机构利用资产优势在林地市场进行公开交易获取林地,目前全球前30个TIMOs管理的林地资产总额达570亿美元,其中54%由前五大公司管理,77%由前十大公司控制[28],林地投资机构拥有林地的集中化趋势加剧[38]。同时,林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趋势日益明显。除了林地所有权可以进行交易之外,林地经营权作为可处理的森林保护地役权亦可进行交易。当买方获得林地所有权,若卖方选择保留地役权需要对买方进行对价性补偿[14],林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就成为可能。TIMOs等公司制投资主体在保障林地所有者交易收益的情况下,对不同类型林地进行地役权分割,在卖方获得收益的同时,加快了林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
4.1.2 传统林产品公司由偏好林地占有转向林地剥离
国际市场不确定性、国家林业政策变更、遗产税率/公司税率调整以及企业兼并/分解等因素作用下,传统林产品公司由偏好林地占有转向林地剥离的趋势日益明显。目前美国林产品行业已剥离大量林地,北欧的瑞典、芬兰等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林地剥离。在过去15年,传统林产品公司将大部分私有林地出售给机构投资主体或者自行转变为REITs[30],其持有林地的比例逐渐下降[39],最终实现林地剥离。林地剥离主要涉及两种目的：其一是林产品公司为提高财务绩效,其二是林产品公司为优化整合林地资源和林产品加工设施。早期的林地剥离倾向将公司本身与林地产权分开以提高公司财务表现。随着TIMOs等公司制投资主体的全球化发展,林产品公司后期的林地剥离选择将资本从国内林地转移到世界其他地区低成本、高生产率的林地,在海外将林地资源与制浆造纸等林产品加工设施合理化结合[16],从而实现国内林地的剥离。
4.1.3 公有林地由单一行政管理转向综合多功能管理
随着公有林地的主要功能从木材生产转向生态保护,其木材产出收益贡献减少,国家财政无法负担公有林地繁重的维护和保养成本,因此保持或提高林地的价值变得越来越重要。公有林地的管理无法依赖国家单一行政管理,在社会偏好及林地管理范式差异的分化下社会生态环境意识提高,欧美国家逐渐转向综合多功能的林地管理[40]。德国对可改善森林生态系统、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林地实行“近自然育林经营”,不排斥公有林地生产木材,兼顾社会生态功能和木材生产功能,用稳定、结构化、年龄不均匀的混合林地代替不稳定、结构不良、年龄均匀的统一林地[41],认为近自然状态的森林才能实现经济生态利益最大化。在考虑公有福利功能的基础上,联邦政府等政府性林业行政管理机构不直接经营公有林,而是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分别投资,选择相应的企业机构交由其直接经营。公有林保有木材生产功能,从根本上保证了林地作为投资标的物的资产价值,林业行政管理机构只履行公有林的行政管理职能,不直接经营林地,企业对林地进行市场化管理,实行独立经济核算,管理经营主体权责明确,兼顾经济效益与生态目标。
4.1.4 林地认证由传统生态能力评估转向兼顾林地投资需求评价
林地认证作为以市场为基础的自愿参与的政策工具,可通过标准化认证提高林地供应链的透明度,从而解决林地投资公司与林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不平衡[42]。林地认证作为评估林地质量合规的手段,能为林地管理者提供基于市场激励机制的实践改进[43],实现林地的可持续管理。现有欧美国家林地认证范围从天然林扩展到人工林[44],认证标准从单一生态能力认证到兼顾林地的经济功能价值评价,认证过程既强调遵守法律要求也重视关注社会责任[43]。同时欧美国家逐渐把符合认证标准的林地林产品作为投资优选,为提高小型林地所产林产品与市场投资标准匹配度,欧美国家采用符合小农户需求能力的标准,以提高非工业私有林地和家庭所有林地等小型林地所有者的林地认证参与度。欧美国家林地认证逐渐转向利用社会资本并以相对较低的成本进行认证,通过林地认证优化林地投资项目为投资者提供所需服务,实现利益诉求最大化匹配。
4.2 中国林地投资存在的关联问题
与欧美国家林地投资的成熟发展模式相比,中国的社会资本参与林地投资仍处于起步阶段,存在着林权制度不完善、林地流转限制、林地认证动力不足、林地投资PPP项目发展滞后等问题。第一,当前林权的不安全性和不完整性制约着林地投资发展。始于2003年的新一轮集体林产权制度改革,期望通过明晰产权等配套改革措施赋予林地产权,降低流转交易费用,提高林地市场交易收益率,最终促进林地的需求和供给[45]。但目前仍存在耕地占用林地、无证或超证采伐等破坏林地资源的现象[46],国家、村集体等主体的林地征收以及次生的林地调整,导致无法充分保障林地产权的安全性和完整性,因此并未完全实现稳定林地产权和激励林地投资的目的[47]。第二,现有林地流转存在的主体限制。林地抵押流转交易过程中,林地向流转大户集中[45],银行等金融机构更倾向于林业专业大户,小型林地所有者面临较高的信贷限制。第三,林地认证动力不足。林地认证是促进林地可持续经营的重要手段,但中国林地认证市场尚未成熟,认证标准不统一及政府经济技术支持不足导致林地认证成本过高和动力不足,制约了中国林地认证进程的发展,未能充分发挥林地认证对中国林地资源可持续发展的积极作用[48]。第四,中国林地投资PPP项目发展滞后。中国虽已有社会资本通过林业生态扶贫和储备林建设等林业生态建设PPP项目进入林地投资管理领域,但是部分企业通过林业PPP获得政府支农资金、享受税收政策后并未充分调用社会资本促进林地投资,而是以林地经营为名义囤积土地,资本资产化经营林地,即林地升值后转手卖出[49],社会资本难以通过现有PPP项目促进林地投资和林地的可持续生态建设和保护利用。5 结论与启示
5.1 结论
林地资产因其具备高风险调整收益,能最大限度减少投资者资产组合收益的波动,是机构投资组合中一项重要的可替代资产。本文在明晰林地和林地投资概念基础上,梳理了欧美国家林地产权分类及其结构演变,归纳了林地投资变化趋势,研究发现：（1）欧美国家林地产权主要有私有经营为主与公有经营为主两种,其中林地产权私有化经营侧重于木材生产及投资收益功能,而公有林在保有木材生产的基础上以生态保护功能为主。
（2）林地私有经营和公有经营有着不同的组织模式,私有产权经营主要以TIMOs、REITs的公司投资管理为主并且有着全球化发展趋势,部分欧美国家在产权结构演变过程中形成了自己国家的管理体系。
（3）公有产权林地的经营主要依赖政府行政的协调合作管理,公有林地的管理权虽然逐渐下放,但大部分仍归国家管理。随着欧美各国林地产权改制完成和林地投资组织模式逐步建立,个人林地的碎片化与公司组织林地的集中化、经营权分离化等趋势越来越明显,同时伴随着私有林地的大量剥离以及公有林地的管理功能改进。
5.2 启示
针对林权制度不完善等中国林地投资关联问题,本文对中国吸纳社会资本投资林地并改善经营管理具有积极的借鉴价值。（1）加快改革产权内部治理结构。林地产权稳定性及完善性可提高林地资本参与度[50],国有林地应加快林地产权内部结构改革进程,通过林地确权适度分离国有林地的所有权与经营权;集体林地确权有效促进林地流转[45],应在确权基础上减少农户合理使用已确权分离集体林地的限制[47],放活经营权,发挥林地产权优化配置资源的作用,在保证林地增值保值的基础上推进林地适度规模流转。
（2）积极培育适度规模林业经营主体。从中国林业经营主体的发展现状来看,小型林地所有者经营面积所占比例大,但由于组织管理成本高及生产经营的低效率,难以实现规模经济;与之相反,林业专业大户有相对雄厚的资金基础和成熟先进的管理技术[49],应通过正规的林地流转培育规模适度的林业专业大户,改善林地分散经营现状,实现林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林地生产效率。
（3）推进中国林地认证进程。林地认证标准不统一及认证主体动力不足等现实情况阻碍中国林地认证进程,因此应进一步修订完善林地认证标准,为林地经营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同时政府应发挥其引导效应,鼓励购买来自可持续经营林地的木材产品,增加对符合认证标准产品的社会需求,扩大国内林地认证市场以激发林地经营主体的认证动力。
（4）构建有约束条件的林业PPP投资回报机制。中国现阶段林业PPP项目具有公益性强约束及盈利长周期等特点,为提高社会资本投资积极性和效益性,应充分考量社会资本方进行林地投资的利益诉求和项目性质,建设兼具生态目标和盈利机制的绩效评价体系。同时林业PPP项目应建立以市场定价机制为主的投资回报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在公益性生态价值和利润性资产价值间求得平衡,助推社会资本促进林地投资和林地可持续发展。
致谢
作者对美国乔治亚大学（University of Georgia） Richard Bin Mei 教授和密歇根州立大学（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Runsheng Yin 教授的前期讨论和有益建议表示感谢。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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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8402/resci.2016.08.18URL [本文引用: 1]
新一轮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建立的林地产权制度能否激励农户经营林地并获取可持续的经营性收入是衡量改革成功与否的重要方面。本文利用2015年江西省遂川县与丰城市的598户农户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新一轮林改后林地产权对农户的林业经营性收入的影响。研究表明,由于产权完整性和安全性对农户林地投资行为或林地流转行为可能存在方向相反的影响,导致林地产权对林业经营效率及经营收入的综合影响方向并不确定。经验结果表明,在新一轮林改背景下,农户感知的征地风险越弱,其林业的经营性收入越高;权属完整性方面,提高抵押权完整性认知有助于提高农户的林业经营性收入,由于相关配套体系的不完善,农户的抛荒权和使用权完整性认知的提高不利于林业经营性收入的增加。为此,应严格禁止不合法的林地征收行为和不合理的林地权利限制,同时加强法律知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农户的产权认知水平;完善农村信贷市场和社会保障体系等相关配套体系,提高农户林地产权的行使能力,促使林地产权改革经济绩效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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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8402/resci.2017.07.14URL [本文引用: 1]
森林碳汇是减缓全球气候变暖的有效途径之一,林农参与碳汇经营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新一轮林改后小规模林农成为森林碳汇的主要供给主体,探讨农户碳汇经营意愿对于激励碳汇经营主体政策瞄准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Putnam的社会资本理论,利用福建省欠发达山区344户林农的微观数据,运用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了社会资本对林农参与碳汇经营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①林农参与碳汇经营意愿不高,仅36.63%的受访农户表示愿意参与;②社会资本对林农参与碳汇经营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核心变量对碳汇经营意愿的贡献大小排序依次是关系网络>人际信任>制度信任>社会规范;③人力资本中受教育程度、物力资本中家庭纯收入、林地总面积、林地地块数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家庭林业碳汇经营意愿。社会资本被称为“穷人的资本”,尤其在欠发达山区,政府可结合林区乡土情景从其核心维度采取措施,调动林农参与碳汇经营意愿,同时考虑碳汇补偿制度中林农利益需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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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PMID:32288630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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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39/cjfr-2016-0186URL [本文引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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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jfe.2012.11.002URL [本文引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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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5849/forsci.13-090URL [本文引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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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80/10835547.2009.12089837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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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econmod.2018.02.004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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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S0304-3878(01)00190-0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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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forpol.2011.08.004URL [本文引用: 8]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hanging structure and ownership of the forest products industry in North America and the Nordic countries. The authors explore company-specific perspectives on why some private forest products companies divest themselves of timberland ownership and others do not. The focus is on the United States, where the forest products industry has divested itself of substantial amounts of timberland, and on Sweden, where divestitures have been smaller. In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Sweden, forest products industries are large and forestland ownership has traditionally been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portfolio of an integrated forest products firm. The analysis presented here is based in part on literature about 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markets. (C) 2011 Elsevier 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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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111/j.1467-7660.2012.01787.xURL [本文引用: 1]
The recent expansion of tree plantations is the most important agrarian change in many parts of Brazil. This article uses the results of extensive field research to analyse the different ways paper and pulp companies assure their land base for eucalyptus plantations. The mechanisms of land access have changed little over the decades, amounting to a process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which seems to be controlled by the ways the pulp industry influences land markets and prices, the strength of any resistance, and particularly the government support enjoyed by industry. Many paper and steel companies, either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re increasingly relying on eucalyptus plantations, with negative impacts in many places. The expansion of tree monocultures with rural exclusion is characteristic of the wider phenomenon of land grab which is driven by the dominating financial logic of current capit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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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jfe.2006.09.002URL [本文引用: 1]
AbstractA long existing question associated with federal cost-share program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whether these public subsidies have induced or substituted for landowners’ private investment in tree planting. This study re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funding and private investment behavior in the past 50 years by employing a state space model with time-varying parameters. Three regions, i.e., the South, North, and West were formed and compared. The analysis reveal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has changed over time and across regions and both inducement and substitution effects have occurred. The inducement effect occurred in the South from 1960 to 1972 and in the West from 1961 to 2002 while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was present for all other years in the South and West. In the North, there has been a strong substitution effect from 1951 to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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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forpol.2018.03.003URL [本文引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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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forpol.2010.05.001URL [本文引用: 2]
AbstractAround 100 years ago, when Crown land in the interior of northern Sweden was privatized, part of the forest land was set aside as forest commons. Today, there are 33 such forest commons jointly managed and owned in common mainly by private forest owners. The forest commons may be looked upon as a means by which the state controls the production of and returns from the forests belonging to small and less affluent forest owners. Further, an attempt has been made to use the forests as a tool to move the self-interests of these small forest owners closer to providing public goods. Forest commons thus hold a contested status, as private lands under public control and as a partly de-regulated form of ownership.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xtent to which forest commons are currently managed directly by the government, comparing this with the general trend in forest policy towards governance and less prescriptive measures, which often take account of market and participative goals. Building upon Appelstrand (2007),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major policy instruments relevant for forest commons from 1861 to 2005. We conclude that direct government management remains dominant, with the major legislation pertaining to forest commons dating back to the 1950s. While governance may seem to be inherent in the forest commons concept, the development of governance has not been fully realised given the relatively strict government-steered fra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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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forpol.2016.12.015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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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S1389-9341(02)00104-1URL [本文引用: 1]
AbstractThe softwood lumber trade dispute between the US and Canada is the largest and longest lasting disput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is paper reviews both this dispute and the published studies that examine its effects. We first summarize the recent history of the dispute and the arguments of different parties to facilitate an understanding of its complicated context. We then review the literature, focusing on empirical assessments of the US trade restriction impacts and pointing out some of the weaknesses in previous studies. We argue that there remains a strong need for improved analysis of the issue, and suggest that it is constructive for future work to use an expanded list of variables, to take not only the structural econometric approach but also the nonstructural time-series one, and to examine short-term and long-term policy altern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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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forpol.2014.07.003URL [本文引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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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5849/jof.12-015URL [本文引用: 4]
We have compiled an exhaustive list of timberland investment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TIMOs) and timberland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REITs) and used USDA Forest Service, Forest Inventory Analysis data to quantify their acreage, distribution, dynamics, and management practices. We find that TIMOs and REITs own/manage about 16 million ac or 10% of the timberland across 11 southern states and that they manage these forests in a sustainable fashion in terms of growth-to-removals and reforestation. Furthermore, TIMOs and REITs own/manage more forest plantations than other owners and harvest more hardwood than is grown. Most of the timberland owned and managed by TIMOs and REITs, located mainly in the southern coastal plain and Piedmont regions, were previously owned by forest industry fi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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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forpol.2016.05.015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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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PMID:32288630 [本文引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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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forpol.2016.06.022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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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forpol.2014.06.002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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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S0167-7187(98)00041-1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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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LPMID:32288630 [本文引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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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ecolecon.2018.01.023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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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forpol.2012.08.003URL [本文引用: 1]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majority of publicly traded and vertically integrated forest firms with both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and timberland holdings have either sold their timberlands to private investors, or converted their corporate structure into Real Estate Investment Trusts (REITs). In this study, timberland ownership changes between 1997 and 2010 were reviewed, and their impact on publicly traded forest products firms was assessed. Changes in industrial timberland ownership were organized into four groups; 24 large timberland sales by public forest firms; six jumbo timberland sales; seven announcements related to timber REIT conversions: and four land acquisitions by timber REITs. Event analysis and the generalized autoregressive conditional heteroscedasticity (GARCH) model were employed to evaluate event-induced abnormal returns and volatility. The review revealed that most vertically integrated forest firms in the United States had divested their timberlands between 1997 and 2010. Four timber REITs have been formed since 1998, and they own 15.5 million acres of timberlands at present. Timberland sales by forest firms and acquisitions by REITs generated negative abnormal returns, while conversions to REITs produced positive impacts. In most cases, these events also increased asset volatility. These findings help us understand the adjustment of stock returns and volatility due to past ownership changes, and may shed light on similar changes by privately held forest firms in the future. (C) 2012 Elsevier B.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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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forpol.2009.08.009URL [本文引用: 1]
AbstractGermany and Scandinavia represent two paradigmatic forest management traditions, based on management for volume and management for profit, respectivel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prevailing silvicultural regimes and resulting economic outcomes in Germany and Sweden as benchmarks, and then corresponding analyses are performed for post-transition EU countries, represented by Poland, Lithuania and Latvia. The analyses reveal a regional gradient where Poland stands closest to the German tradition, Latvia goes through a “scandinavisation”, and Lithuania takes an intermediate position. Poland adheres to longer rotations and follows the principle of self-sufficiency, while economic efficiency has gained increased importance in Latvia. The observed gradient is likely to be sustained in the coming decades as the survey of key forest sector stakeholders reveals ideological patterns that correlate with the pace of reform of State forestry in Poland, Lithuania and Lat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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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forpol.2016.06.028URL [本文引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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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forpol.2012.09.014URL [本文引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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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forpol.2010.06.004URL [本文引用: 1]
AbstractIndividuals at ten firms in Argentina and Chile that had received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FSC) or Sistema Chileno de Certificación Forestal (CERTFOR) forest management certification were interviewed to determine the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s of certification. All firms improved many practices in forest management,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ommunity relations, public affairs,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in order to receive certification, with an average of 27 changes reported per firm that received forest certification. The amount of changes were fairly evenly distributed among forest management practices, social and legal aspects, and economic and system impacts. Most firms certified by FSC received several conditions or corrective action requests, but these represented only about one-third of the 27 changes those firms made to receive or maintain certification. Certification appeared to prompt similar changes in Argentina and Chile, and with FSC and CERTFOR. Certified firms usually hired only one or two new employees for certification, but did shift job responsibilities so that about 5% to 10% of personnel time was spent on certification. Individuals at interviewed firms were generally very satisfied with certification and all firms except one intended to re-certify.A fin de determinar los impactos de la certificación sobre el manejo forestal en relación a aspectos ecológicos, económicos y sociales fueron entrevistadas con diez empresas en Argentina y Chile que recibieron la certificación de Manejo Forestal Sustentable del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 (FSC) o Sistema Chileno de Certificación Forestal (CERTFOR). Todas las empresas mejoraron sus prácticas de manejo forestal, de protección ambiental, sus relaciones con la comunidad y con el público, su economía y sus sistemas de manejo ambiental a fin de recibir la certificación forestal, con un promedio de 27 cambios informados por cada firma que obtuvo la certificación. La cantidad de cambios estuvo uniformemente distribuida entre las prácticas de manejo forestal, los aspectos sociales y legales, y los aspectos económicos y de planificación. La mayoría de las firmas certificadas por FSC recibieron también varias solicitudes de acciones correctivas, pero éstas representan sólo un tercio del total de 27 cambios realizados por estas empresas para recibir o mantener la certificación. La certificación parece haber generado similar número de cambios en Argentina y Chile, ya sea FSC o CERTFOR. Alrededor 5% hasta 10% del tiempo de los empleados fue ganado con certificación forestal. Las personas entrevistadas en las empresas se encontraban por lo general satisfechas con la certificación y excepto una de las empresas, el resto de ellas proyectaban renovar la certificación fores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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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8402/resci.2018.07.09URL [本文引用: 3]
土地确权对土地流转有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利用6个省的6个县、为期7年近700个样本农户的面板数据,应用内生转换模型,对中国新一轮集体林地确权到户政策的林地流转效果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①集体林地确权具有内生性;②集体林地确权促进了农户林地的流转,确权使确权户林地流入概率增加了6%,流出林地概率增加了1.7%;③若对未确权的农户进行确权（反事实分析）,则会使林地流入和流出概率分别增加59%和43.6%;④集体林地确权年限越长,农户林地流入和流出的可能性越大,确权的长期效果更明显。鉴于此,迫切需要进一步强化集体林地确权,给农户一个学习参与林地流转的机会,稳步推进集体林地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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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8402/resci.2018.02.18URL [本文引用: 1]
基于福建429份农户调研数据,运用T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林业产权、市场环境对农户不同生产环节林业投入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 农户抚育环节投入大于种植环节;② 林权主体改革通过稳定产权对农户种植和抚育环节投入有一定促进作用,且造林补贴和林业贷款分别对种植投入和抚育投入具有促进作用,但采伐指标申请难易程度对两环节投入的影响均不显著;③ 市场环境中,农户造林意识的增强以及种植环节对劳动力的刚性需求,导致林业雇工价格越高,种植投入越多,林地租赁价格的提高则抑制了农户抚育投入的增加,而木材市场价格对两环节投入影响也均不显著。因此,为调动农户投入积极性,应进一步落实集体林权主体改革,推广森林抚育补贴,加大林业贷款支持力度,培育健康活跃的林业市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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