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fects of farmland registration and confirmation on the choice of farmers’ livelihood strategy:Evidence from apple growers
LI Xingguang, LIU Jundi, HUO Xuexi,Center for Western Rural Development ,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712100, China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9-01-15修回日期:2019-08-5网络出版日期:2019-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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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ived:2019-01-15Revised:2019-08-5Online:2019-10-29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李星光,男,山东新泰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E-mail: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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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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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星光, 刘军弟, 霍学喜. 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苹果种植户为例. 资源科学[J], 2019, 41(10): 1923-1934 doi:10.18402/resci.2019.10.14
LI Xingguang.
1 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致农地产权制度模糊不清,进而导致农地产权不稳定[1,2],降低农业经营收益,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一方面,地权不稳定提高了单个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交易成本,抑制了农地租赁市场培育,从而阻碍农业经营者扩大土地规模,使其难以获得规模经济效应;另一方面,地权不稳定类似于对农户征收随机税,不利于其及时收回农业生产性投资的收益,降低生产性投资剩余索取权的安全性,从而抑制生产性投资,最终降低农业经营收益[3,4]。理论上,农业经营者是否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依赖于农业生产净收益与非农就业净收益的比较。然而,地权不稳定抑制土地规模扩大和农业生产性投资,导致农业生产净收益偏低,从而造成农户生计策略倾向于非农型,扭曲劳动力要素在产业间和产业内配置,不利于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为适应现代农业发展要求、建立完备的农地产权制度,中央政府开始实施一系列旨在明晰农地权属关系结构的制度改革,但是农地确权改革的实际政策效果尚需实证检验。2010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扩大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范围,2013年进一步要求“用5年时间基本完成全国范围内农地承包经营权登记颁证工作”。农地确权颁证是国家公示并承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等相关权利,有助于明晰农地权属关系结构,改善地权稳定性[5]。然而,有研究发现,农地确权颁证并未显著培育农地租赁市场和激励生产性投资,这可能是因为禀赋效应和控制权偏好[6]、农户对农地产权政策不信任[7]、政府缺乏执行政策的能力[8]和农村借贷市场不完善甚至缺失[9]等。借鉴前人研究成果,本文试图探析农地确权颁证通过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激励农业生产性投资、提高农业经营收入,从而促进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的影响机制。厘清这一问题有助于解决“谁来种地”“怎么种地”这一始终困扰政策制定者、农业产业界和学术界的难题。因此,本文试图探析新一轮农地确权改革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机理。
现有研究聚焦农地确权颁证的实际政策效果,本文从3方面梳理相关研究成果。主线之一是围绕农地确权颁证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产权经济学认为,农地确权颁证是产权明晰的法律保障,有利于提高农地产权强度,从而促进农地流转[10]。程令国等[11]实证检验发现,农地确权颁证有助于培育农地租赁市场,相较于未确权地区,确权地区土地流转发生率上升约一倍。类似地,韩家彬等[12]研究发现,农地确权有助于显著扩大种植大户的土地经营面积。然而,行为经济学认为,不同类型资产承载的主观含义不同,农地凝聚着经营者主观情感评价[10]。实践中,农地流转既是生产要素流动问题,又是成本和收益权衡问题,还是农民社会心理问题[13]。基于此,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境下,控制权偏好和禀赋效应限制农地确权改革的政策效果,并且确权法律化,赋权身份化以及持有长久化进一步增强农地禀赋效应,从而抑制土地流转[13]。因此,农地确权颁证是否助力土地流转需要进一步实证检验。
主线之二是围绕农地确权颁证对生产性投资的影响。首先,从产权稳定性角度,农地确权颁证明晰农地权属关系结构,降低产权不稳定预期,从而刺激有机肥等农业长期投资[14]。其次,从农地交易效应角度,清晰界定和有法律保障的农地产权有助于培育农地租赁市场,增强农地未来可交易性,提高及时收回生产性投资收益可得性的预期,从而刺激生产性投资[15]。有研究发现,不完整的农地转让权不利于农户及时收回生产性投资的收益,导致生产性投资后悔效应,从而抑制生产性投资[16]。最后,从借贷可得性角度,农地确权颁证可提供一种低成本识别正式产权的方法,降低正规金融机构的识别成本和监督成本,提高农地作为抵押品的价值,从而缓解单个小农户面临的流动性约束,最终促进生产性投资[17]。
主线之三是围绕农地确权颁证对家庭收入的影响。现有文献认为,农地确权颁证对家庭收入的影响机制有3个:一是交易和分工效应。农地确权颁证培育农地租赁市场,改善土地要素配置效率,从而提高家庭整体收入水平[18,19]。二是规模经济效应。土地规模扩大有助于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降低单位产品成本。即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成本降低实质上等同于农业收益提高[1]。三是抵押效应。在“三权分置”情境中,农户获得正式土地产权有助于其利用土地经营权作为抵押品申请贷款,缓解流动性约束,从而促进生产性投资,提高农业收入[20]。宁静等[21]研究发现,农地确权颁证通过培育农地租赁市场、促进劳动力转移和缓解信贷约束显著提高贫困户家庭收入。此外,现有文献还强调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现有研究重点强调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22],而土地是农业经营者最重要的生计资本。赵文娟等[23]研究发现,人均土地面积扩大显著促进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类似地,孙欣等[24]研究发现,土地细碎化不利于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
总之,已有研究详细讨论农地确权颁证对农地流转、生产性投资和家庭收入的影响机制,形成值得借鉴的重要成果,但关于农地确权颁证与生计策略选择的关系机理研究,尚有待改进和完善。鉴于此,本文试图在以下3方面补充和完善现有研究:①研究新一轮农地确权对苹果种植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不仅有助于拓展农地确权改革对农户福利水平的影响,还有助于以专业化农户为案例,探索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的实际效果;②在理论上,本文提出农地确权颁证通过扩大土地规模和刺激生产性投资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分析框架;③在实证上,利用中介效应模型探析农地确权颁证通过扩大土地规模和刺激生产性投资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并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农地确权颁证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理论逻辑
农业生产净收益决定专业化农户生计策略选择。本文把生计策略界定为农户利用多种生计资本参与各种生计活动,通过不同生计活动的相互结合和相互促进,创造生活所需的物质资产和精神资料,实现可持续生计[25]。为简化起见,参考伍艳[26]的分类方法,这里按照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把生计策略分为农业型和非农型等两种类型。理论上,农户是否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依赖于农业生产净收益与非农就业净收益的比较。为便于解释,这里给出简单的数理说明。令Ya表示农业生产净收益,土地是专业化农户最重要的生计资本,地权稳定性决定农业生产净收益的可得性和大小。以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为特征的农业基本经营制度导致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模糊,不利于稳定产权风险预期。这种情况不仅提高单个农户参与农地租赁市场的交易成本,抑制农地租赁市场培育,阻碍农户扩大土地规模,难以获得农业规模经济效应,还不利于改善生产性投资剩余索取权的安全性,抑制生产性投资,最终降低农业经营收益[18,27]。
由此可见,农地确权改革对改善地权稳定性,提高农业生产净收益,促进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实践中,农地确权颁证还要求确定土地权属、地块面积及土地边界,明晰农地权属关系结构,降低农地产权不稳定预期,培育农地租赁市场,改善借贷可得性[28,21],最终提高农业生产净收益,促进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借鉴前人研究成果,农地确权颁证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路径主要有2条(理论框架见图1):一是农地确权颁证明晰农地权属关系结构,降低参与农地租赁市场的交易成本,从而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提高农业生产净收益;二是农地确权颁证明晰和扩大了农地权属,提高产权稳定性预期,降低识别正式产权的成本,强化农地权能和抵押功能,改善农地可交易性,从而增加农业生产性投资的强度,提高农业生产净收益,激励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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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the research
中国农村改革发展的实践表明,缺乏有效的抵押品严重限制了农户借贷的可得性。为此,围绕激活农村土地资本和发挥土地产权的资本属性,中央政府开始实施系列农地经营权抵押改革: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下发《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29],并在部分地区展开经营权抵押试点;2013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30]要求赋予农户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2014年《关于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31]进一步要求稳步推进经营权抵押、担保试点,探索建立抵押资产处置机制;2015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了“三权分置”情境下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操作方式[29]。值得注意的是,农地确权颁证是农地“三权分置”的法律保障,更是农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前提条件[32]。因此,农地确权颁证改善借贷可得性,从而刺激农户生产性投资。
专业化苹果种植户是本文的典型案例。这是因为:①在土地规模偏小导致农业收益偏低的情境下,农业经济租金可能难以刺激农户从事农业生产[33],而专业化苹果种植户生产项目高度集中,单一农产品收入占比相对较高[34],从而可能更关注农业生产;②苹果是一种多年生高价值作物,地权越稳定越能够保证农户收益的持续性,从而有利于验证农地确权颁证的实际效果;③专业化种植户是未来农业的主要经营者,聚焦专业化种植户的生计策略选择有助于回答“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等一系列问题,符合本文研究目的。
2.2 数据来源及模型设置
2.2.1 数据来源及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文数据来源于国家现代苹果产业技术体系产业经济研究室于2017年11—12月主持完成的中国苹果种植户土地流转实地调查。按照分层随机抽样的总体原则和概率与规模成比例(PPS)的方法,根据大样本容量n的确定原理
Table 1
表1
表1样本数量与区域分布
Table 1
省份 | 陕西 | 山东 | 合计 | |||||||
---|---|---|---|---|---|---|---|---|---|---|
样本县 | 凤翔 | 富县 | 宝塔区 | 沂源 | 沂水 | 牟平 | ||||
乡镇数 | 3 | 3 | 3 | 3 | 3 | 2 | 17 | |||
村庄数 | 9 | 8 | 9 | 8 | 6 | 6 | 46 | |||
农户数 | 141 | 132 | 132 | 122 | 119 | 116 | 7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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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给出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的具体含义和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表明,确权户的肥料投资、农地流转参与率以及地权稳定性预期显著高于未确权户,而确权户的借贷可得性并未显著高于未确权户,但上述结果忽视其他变量的影响,因此下面利用计量经济模型进一步检验。还应指出的是,除是否有旋耕机和离最近乡镇距离等变量外,其他控制变量在确权户和未确权户上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从而表明本文农地确权颁证的选择性问题并不严重,这与程令国等[11]的研究结论相一致。
Table 2
表2
表2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2
变量名称 | 指标 | 赋值 | 均值 | 标准差 | |||
---|---|---|---|---|---|---|---|
被解释变量 | |||||||
家庭收入 | 人均苹果纯收入/(元/人) | 人均苹果纯收入对数值 | 9.889 | 1.906 | |||
人均非农工资性收入/(元/人) | 人均非农工资性收入对数值 | 2.791 | 0.652 | ||||
生计策略 | 生计策略是否农业型 | 是=1否=0 | 0.677 | 0.468 | |||
核心解释变量 | |||||||
农地确权颁证 | 是否确权登记颁证 | 已进行确权颁证=1 未进行确权颁证=0 | 0.796 | 0.404 | |||
控制变量 | 未确权户(1) | 确权户(2) | Diff (1)-(2) | ||||
生产性投资 | 肥料投资/元 | 有机肥和农家肥投资的对数值 | 4.570 (0.162) | 4.774 (0.080) | -0.204* | ||
农地流转 | 是否参与农地流转 | 是=1否=0 | 0.534 (0.037) | 0.632 (0.020) | -0.098*** | ||
地权稳定性预期 | 您认为您家土地不会被提前收回或重新调整 | 是=1否=0 | 1.092 (0.034) | 1.202 (0.062) | -0.110* | ||
借贷可得性 | 农业生产借贷是否被正规金融机构拒绝过 | 是=1否=0 | 0.084 (0.021) | 0.116 (0.013) | -0.032 | ||
户主特征 | 年龄/年 | 实际年龄 | 50.747 (1.047) | 50.324 (0.498) | 0.423 | ||
受教育年限/岁 | 实际受教育年限 | 7.400 (0.341) | 7.622 (0.165) | -0.222 | |||
是否党员 | 是=1否=0 | 0.095 (0.030) | 0.124 (0.017) | -0.029 | |||
家庭特征 | 农业劳动力占比/% | 农业劳动力数/家庭总人口数 | 0.565 (0.023) | 0.557 (0.011) | 0.008 | ||
是否有打药机 | 是=1否=0 | 0.900 (0.023) | 0.913 (0.012) | -0.013 | |||
是否有旋耕机 | 是=1否=0 | 0.253 (0.033) | 0.334 (0.020) | -0.081** | |||
是否有电脑 | 是=1否=0 | 0.348 (0.036) | 0.425 (0.020) | -0.077 | |||
土地特征 | 离家距离/km | 离家距离对数值 | 0.374 (0.022) | 0.333 (0.011) | 0.041 | ||
离最近乡镇距离/km | 离最近乡镇距离对数值 | 1.353 (0.049) | 1.193 (0.026) | 0.159*** | |||
区位特征 | 山东省(参照组) | 是=1否=0 | - | - | - | ||
陕西省 | 是=1否=0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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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模型设置
(1)农地确权颁证对生计策略选择的总影响
这里把农地确权颁证对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基准模型设定为:
式中:S是被解释变量,表示是否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
(2)农地确权颁证扩大土地规模影响生计策略选择
这里把扩大土地规模对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计量模型设定为:
式中:T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是否参与农地流转;
进一步地,为验证扩大土地规模是农地确权颁证影响生计策略选择的中介变量,这里借鉴Baron等[35]的方法建立中介效应模型:
由式(1)、式(3)和式(4)可得中介效应模型,系数
(3)农地确权颁证刺激生产性投资影响生计策略选择
这里把交易效应对生产性投资影响的计量模型设定为:
式中:
这里把地权稳定性预期对生产性投资影响的计量模型设定为:
式中:
式中:
进一步地,为验证生产性投资是农地确权颁证影响生计策略选择的中介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
由式(1)、式(8)和式(9)可得中介效应模型,系数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农地确权颁证对生计策略选择的总影响
为避免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本文计算所有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结果表明,所有模型的方差膨胀因子均小于经验值10,故不必担心存在多重共线性。表3给出农地确权颁证与生计策略选择的估计结果。模型1直接估计了农地确权颁证对生计策略选择的总影响。为避免研究结论受生计策略分类方法的影响,农地确权颁证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可退化为农地确权颁证对农业生产净收益和非农就业净收益的影响。因此,模型2和模型3分别估计了农地确权颁证对人均农业经营收入和人均非农工资性收入的影响。Table 3
表3
表3农地确权颁证对生计策略选择、农业收入以及非农收入影响的模型检验结果
Table 3
变量 | 生计策略选择 | 人均农业经营收入 | 人均非农工资性收入 |
---|---|---|---|
模型1(Logit) | 模型2(OLS) | 模型3(OLS) | |
农地确权颁证 | 0.442(0.202)** | 0.308(0.172)* | -0.955(0.544)* |
户主年龄 | -0.032(0.011)*** | -0.014(0.007)** | 0.071(0.190) |
户主受教育年限 | -0.010(0.027) | 0.028(0.025) | 0.068(0.044) |
户主是否党员 | -0.254(0.264) | -0.012(0.210) | 0.831(0.622) |
家庭农业劳动力占比 | 3.721(0.438)*** | 0.512(0.286)* | -5.939(0.728)*** |
是否有电脑 | 0.018(0.183) | 0.263(0.152)* | 1.041(0.402)*** |
是否有旋耕机 | 0.040(0.191) | 0.175(0.150) | 0.472(0.379) |
是否有打药机 | 0.529(0.280)* | 0.789(0.338)** | -0.824(0.654) |
土地离家距离 | 0.152(0.268) | 0.207(0.180) | 0.546(0.482) |
土地离最近乡镇距离 | 0.207(0.125)* | 0.144(0.111) | -0.185(0.207) |
陕西省 | 0.572(0.189)*** | 0.338(0.155)** | -1.207(0.406)*** |
常数项 | -1.048(0.805) | 8.473(0.605)*** | 3.239(1.422)** |
N | 762 | 762 | 762 |
R-squared | 0.055 | 0.1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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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1的结果显示,农地确权颁证有助于促进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从而表明农地产权制度改革降低产权制度扭曲导致的消极影响,有助于激励农户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与未确权户相比,确权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的概率提高55.58%。模型2和模型3的结果表明,农地确权颁证有助于提高农业经营收入,而降低非农工资性收入,且在10%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从而保证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总体而言,表3的结果表明,农地确权颁证提高农业经营收入,降低非农工资性收入,最终促进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
其他变量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符合预期。对户主特征而言,年龄越大越不利于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这是因为苹果生产需要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而年龄越大越难以接受先进的生产技术知识,从而降低农业经营收入。而受教育年限和具有党员身份不利于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但效果并不显著。对家庭特征而言,农业劳动力占比高有助于促进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且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而家庭拥有电脑显著提高农业收入和非农工资性收入,表明信息化水平有助于改善农户福利水平。对地块特征而言,地块离家距离越近越有助于促进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但效果并不显著。而离乡镇距离近有助于显著促进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这可能是因为苹果是一种高价值农产品,离乡镇距离越近反映到市场越方便,有助于降低销售苹果的搜寻交易对象的成本,从而提高农业生产收入,促进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
3.2 农地确权颁证扩大土地规模影响生计策略选择
表4给出农地确权颁证、土地流转与生计策略选择的估计结果。模型4和模型5给出农地确权颁证能否扩大土地规模影响生计策略选择。进一步地,模型6和模型7给出扩大土地规模是否是农地确权颁证影响生计策略选择的中介变量。Table 4
表4
表4农地确权颁证、土地流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模型检验结果
Table 4
变量 | 生计策略选择 | 土地流转 | |||
---|---|---|---|---|---|
模型4(确权户) | 模型5(未确权户) | 模型6 | 模型7 | ||
土地流转 | 0.526(0.284)* | 0.056(0.394) | 0.354(0.192)* | ||
农地确权颁证 | 0.432(0.202)** | 0.379(0.189)** | |||
户主特征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家庭特征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地块特征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区位特征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N | 584 | 178 | 762 | 762 | |
Pseudo R-squared | 0.130 | 0.149 | 0.116 | 0.0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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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4和模型5的结果表明,土地流转显著促进确权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而对未确权户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反映出农地确权颁证通过扩大土地规模,导致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进一步地,模型7的结果表明,农地确权颁证促进土地流转,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而模型6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土地流转变量后发现,土地流转显著促进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且农地确权颁证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仍显著,这表明扩大土地规模是农地确权颁证影响生计策略选择的部分中介变量。总体而言,表4的结果表明,农地确权颁证扩大土地规模,促进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且扩大土地规模是农地确权颁证影响生计策略选择的中介变量,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3.3 农地确权颁证刺激生产性投资影响生计策略选择
这里先检验农地确权颁证是否刺激生产性投资,再检验生产性投资是否是农地确权颁证影响生计策略选择的中介变量。因此,表5给出农地确权颁证的交易效应、地权稳定性效应和借贷可得性效应与生产性投资的估计结果,而表6给出农地确权颁证、生产性投资与生计策略选择的估计结果。模型8和模型9估计交易效应对生产性投资的影响,模型10和模型11估计地权稳定性效应对生产性投资的影响,模型12和模型13估计借贷可得性效应对生产性投资的影响。进一步地,模型1、模型14和模型15估计生产性投资是否是农地确权颁证影响生计策略选择的中介变量。Table 5
表5
表5农地确权颁证的交易效应、地权稳定性效应和借贷可得性效应对生产性投资影响的模型检验结果
Table 5
变量 | 交易效应 | 地权稳定性效应 | 借贷可得性效应 | |||||
---|---|---|---|---|---|---|---|---|
模型8 (确权户) | 模型9 (未确权户) | 模型10 (确权户) | 模型11 (未确权户) | 模型12 (确权户) | 模型13 (未确权户) | |||
土地流转 | 0.386(0.178)** | 0.555 (0.349) | ||||||
土地不会重新调整的预期 | 0.381(0.161)** | 0.002 (0.344) | ||||||
正规借贷失败的经历 | -0.174 (0.292) | -1.043 (0.699) | ||||||
户主特征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家庭特征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地块特征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区位特征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
N | 584 | 178 | 584 | 178 | 584 | 178 | ||
R-squared | 0.034 | 0.107 | 0.036 | 0.094 | 0.027 | 0.1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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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表6
表6农地确权颁证对生产性投资与生计策略选择的模型检验结果
Table 6
变量 | 生产性投资 | 生计策略选择 |
---|---|---|
模型14(OLS) | 模型15(Logit) | |
农地确权颁证 | 0.489(0.206)** | 0.376(0.204)* |
生产性投资 | 0.086(0.045)* | |
户主特征 | 控制 | 控制 |
家庭特征 | 控制 | 控制 |
地块特征 | 控制 | 控制 |
区位特征 | 控制 | 控制 |
N | 762 | 762 |
R-squared | 0.0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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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8和模型9的结果表明,确权户的土地流转显著促进生产性投资,而未确权户的土地流转对生产性投资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表明农地确权颁证有助于培育农地租赁市场,增强农地未来可交易性,从而刺激生产性投资[15]。模型10和模型11的结果表明,确权户的地权稳定性预期显著促进生产性投资,而未确权户的地权稳定性预期对生产性投资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表明农地确权颁证有助于稳定农地产权预期,从而刺激生产性投资[5]。模型12和模型13的结果表明,确权户和未确权户正规借贷失败的案例抑制生产性投资,但效果均不显著,即农地确权颁证并未显著改善借贷可得性,与理论分析相矛盾。可能的原因是,农业经营收益普遍偏低导致实际运营中农地的抵押价值不高[33]。总体而言,表5的结果表明,农地确权颁证的交易效应和地权稳定性效应显著促进生产性投资,但借贷可得性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地,模型14的结果表明,农地确权颁证显著促进生产性投资,且在5%的置信水平上显著,而模型15在模型1的基础上加入生产性投资变量后发现,生产性投资显著促进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而农地确权颁证对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显著性略有下降。总体而言,表6的结果表明,生产性投资是农地确权颁证促进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的中介变量,且起到部分中介的作用。
3.4 稳健性检验
考虑到政府可能基于某些地区特征(如先前的农业投资水平、经济发展程度等)优先选择农地确权区域,从而造成农地确权颁证与生产性投资、生计策略选择存在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36]。因此,这里使用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表7)。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使用行政村内是否有冷库等基础设施作为工具变量,这是因为行政村内冷库等基础设施反映当地先前的农业投资水平,且冷库等基础设施有助于农户规避市场风险,刺激生产性投资,而单个小农户受流动性约束,通常无法独自承担修建冷库等基础设施的成本,从而保证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模型16、模型17、模型18、模型19和模型20的结果表明,在解决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后,农地确权颁证对生计策略选择、农业收入、农地流转以及生产性投资的影响仍然显著,表明上述实证结果是稳健的,但对非农工资性收入的抑制作用不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非农就业机会决定着农户非农工资性收入水平。此外,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F值均大于经验值10,故不必担心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Table 7
表7
表7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估计结果
Table 7
变量 | 生计策略 | 农业收入 | 非农工资收入 | 农地流转 | 生产性投资 |
---|---|---|---|---|---|
模型16(Ivprobit) | 模型17(IV) | 模型18(IV) | 模型19(Ivprobit) | 模型20(IV) | |
农地确权颁证 | 1.865(1.038)* | 3.136(1.682)* | -3.603(3.353) | 2.760(1.186)** | 4.470(1.747)** |
户主特征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家庭特征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地块特征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区位特征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工具变量 | 0.142(0.040)*** | 0.142(0.046)*** | 0.142(0.046)*** | 0.142(0.040)*** | 0.142(0.046)*** |
N | 762 | 762 | 762 | 762 | 7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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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论与政策建议
4.1 结论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采用762户专业化苹果种植户的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农地确权颁证对苹果种植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农地确权颁证提高农业经营收入,降低非农工资性收入,从而引导农户生计策略倾向于农业型。与未确权户相比,确权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的概率显著提高55.58%。
(2)在影响机制上,农地确权颁证培育农地租赁市场,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从而促进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进一步地,扩大土地规模是农地确权颁证促进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的部分中介变量,农地确权颁证改善农地可交易性和地权稳定性预期,刺激生产性投资,从而促进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进一步地,生产性投资是农地确权颁证促进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的部分中介变量。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从根本上,破解“谁来种地”“怎么种地”问题的关键在于:一是改善农户农地要素的可得性;二是依据承包经营关系为承包经营权扩权赋能,激励形成有助于改进农业长期投资,稳定增加农户经营收益的市场环境。具体而言,完善的农地产权制度是培育有效农地租赁市场的基础,也是激励农户扩大土地规模,提高其经营收入,引导农户选择农业型生计策略的有效举措,从而根治“谁来种地”难题。另一方面,完善的农地产权制度有助于改进农地的可交易性和流动性,从而稳定产权预期,改善借贷可得性,激励农户长期投资,提高农业经营收入,从而根治“怎么种地”这一难题。
4.2 政策建议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建议:(1)积极推进农地确权颁证后续工作,系统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改革。以建立明晰农地权属关系结构为主要目标的农地确权改革有助于改善产权稳定性预期,但农地确权改革的政策效果依赖于有效的政策执行和完善的配套措施。
(2)努力培育农地租赁市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培育农地租赁市场有助于改善农户土地要素的可得性,但在法律制度失灵的情境下,侵犯产权的行为难以得到符合效率标准的惩罚。因此,完善相关法律法规降低产权不稳定预期,从而助力农地流转。
(3)积极培育农村借贷市场。要素市场联动性要求培育农村借贷市场等多种要素市场。实现多种生产要素的有效匹配是提高农业经营收入、改善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关键举措。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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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worlddev.2008.06.004Magsci [本文引用: 1]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Summary</h2><p id="">Although opinions on impacts of land market transfers are sharply divided, few studies explore welfare- and productivity-impact of land sales markets over a long time horizon and national scale. A panel spanning almost 20 years, together with an indicator of climatic (rainfall) shocks, allows us to assess factors underlying market-mediated land (sale and purchase) transact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productivity and equity. Economic growth emerges as a key driver of such markets although shocks, their effect mitigated by bank presence, also increased market activity. Land sales improved productivity and helped purchasers, many of them formerly landless, to accumulate non-land assets and enhance their welfar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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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sci [本文引用: 1]
While early attempts at land titling in Africa were often unsuccessful, factors such as new legislation, low-cost methods, and increasing demand for land have generated renewed interest. A four-period panel allows use of a pipeline and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to assess impacts of land registration in Ethiopia. We find that the program increased tenure security, land-related investment, and rental market participation and yielded benefits significantly above the cost of implementation. (JEL O13, Q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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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euroecorev.2005.02.001Magsci [本文引用: 1]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Abstract</h2><p id="">We use a large data set from Ethiopia that differentiates tenure security and transferability to explore determinan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land-related investment and its possible impact on productivity. While we find some support for endogeneity of investment in trees, this is not the case for terraces. Transfer rights are unambiguously investment-enhancing. The large productivity effect of terracing implies that, even where households undertake investments to increase their tenure security, the level of such investment may be below the social optimum. In Ethiopia, government action to increase tenure security and transferability of land rights can significantly enhance rural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it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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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016/j.worlddev.2004.05.006Magsci [本文引用: 1]
<h2 class="secHeading" id="section_abstract">Summary</h2><p id="">Using original data from an area of Zambia with contrasting tenure regimes (state and customary), the hypotheses are tested whether farmers with leases or titles have superior fixed investment and productivity to those without documentation. Results indicate that documentation is indeed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fixed investment independently of an array of control variables. Productivity also improves with documentation, via cotton planting, cattle ownership, and fixed investment <em>inter alia</em>. Undocumented farms on state land performed similarly to those on customary land. These results provide somewhat stronger support than previous studies for the association of tenure security with farm performance in sub-Saharan Afri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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