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ent-free land transfer in mountainous areas and its explanation
WANGYahui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9-01-18
修回日期:2019-03-18
网络出版日期:2019-07-25
版权声明:2019《资源科学》编辑部《资源科学》编辑部
基金资助:
作者简介:
-->
展开
摘要
关键词:
Abstract
Keywords:
-->0
PDF (4381KB)元数据多维度评价相关文章收藏文章
本文引用格式导出EndNoteRisBibtex收藏本文-->
1 引言
2017年1月,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提出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核心目标是实现农民增收。然而,地块破碎和小规模经营等问题仍是当下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民增收和农业现代化的瓶颈[1]。不可否认,土地流转是目前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1,2]。近年来,中央已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鼓励土地流转和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政策,如2014年《关于引导农村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明确提出,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实现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引导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更强调:积极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强对土地流转和农户规模化经营的管理服务。可以说,中央已从顶层设计层面给予了土地流转较大的政策支持[1]。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育水平仍不尽人意[3,4,5]。根据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研报道,全国整体上土地流转比例从2003年17.09%升至2013年的24.01%,增幅不足7%,2013年只有6个省份的土地流转比例超过30%[6]。基于全国及各省份的数据研究显示,截至2015年全国土地流转比例约为30%,其中西北、华北平原等局部省份的流转比例不足10%[7]。不难看出,农村土地流转活力不足、规模偏小和结构失衡等问题依然存在[3,5,8]。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的报道显示,按照土地面积统计,2013年全国土地零租金转出的比例接近39%;依据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推算,2015年全国零租金转出土地的比例接近50%[6],其中典型山区县的调研发现,无论按照土地面积还是地块数量统计,土地零租金流转的比例均在80%左右[6]。可见,近年来土地零租金流转现象逐渐凸显,尤其是在山区[9]。那么,土地流转过程中为什么会存在大量的零租金现象呢?
已有报道显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产权残缺、老龄化、农村金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不健全等因素是土地流转不畅的重要原因[10,11,12]。但是,以上研究尚不能回答土地零租金流转现象。从土地租赁市场的角度来看,土地流转是交易双方寻求在既定成本下的最大收益的过程,市场交易需花费一定的成本,因此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交易费用[2,13-15]。理论推断交易费用是导致土地流转中租金偏低的重要原因[16],当交易费用不断提高时,流转租金势必会继续降低直至为零[14]。但受交易费用不易测量和数据较难获取的限制,交易费用对土地零租金流转影响的实证研究十分鲜见,由此制约了交易费用对土地流转作用的认识。
鉴于此,本文基于西南地区重庆市永川区、忠县和酉阳县的实地调研数据,从地块尺度测算了土地零租金流转的规模,首先从理论视角阐释了交易费用与土地零租金流转的关系,此后构建Logit模型实证检验交易费用对土地零租金流转的影响,旨在为土地零租金流转现象提供合理解释,同时为提高山区土地流转活力和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提供科学建议。
2 理论分析
要素市场缺失和不完善导致的交易费用偏高,是影响土地流转的重要原因[17,18]。已有报道显示,中国土地流转市场发育仍然不充分,无法对土地资源进行有效配置,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交易费用偏高现象[6,17]。随着大量农村劳动力析出,山区村庄“空心化”和土地边际化趋势不断加剧,受限于地形等因素,农业机械等技术要素无法得到普及,耕地收益偏低,农地租金下降。与此同时,受土地租赁市场发育不健全等影响,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诸如收集交易信息、谈判和后期维权等交易费用,当交易费用偏高时,压缩了农地流转租金。以转出方为例,当交易费用持续升高直至土地流转租金被压缩至零时,农户则倾向于零租金转出土地,并且多数农户愿意把土地转给亲人或熟人代耕,以便今后回到农村后能够尽快收回土地。借鉴Williamson对交易费用的分析范式,将土地流转中的交易费用分为交易前、交易中和交易后3类交易费用[14,18]。事前交易费用指潜在的交易双方因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成本,如搜寻潜在交易对象和获取土地市场供需情况等信息。一般而言,若市场中存在流转中介,提供和发布土地流转信息,将会大幅度降低交易前的交易成本[10,19]。事中交易费用指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因涉及土地交易进行谈判、讨价还价和签订合约等花费的成本,如交易双方在确定流转规模、租金、合同期限和支付方式等事项。2014年,国家虽然已出台了土地“三权分置”制度,但流转交易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仍未清晰界定,产权纠纷依然较多[20,21,22]。若存在第三方中介机构进行协商,将会降低交易双方在交易过程中的成本。事后交易费用指土地流转之后因解决纠纷而耗费的成本,如交易主体单方违约,转入方可能改变土地用途或对土地掠夺性开发等,转出方可能后期追加租金和提前收回土地等。为了防范此类潜在风险,土地流转双方应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合同,降低两者的违约概率和减少双方的损失。
事前、事中和事后3类交易费用共同决定了土地流转过程中交易费用的高低,对土地流转租金产生影响。图1和图2描述了交易费用对土地流转租金影响的作用机制。假设农户是经济“理性人”,以追求其家庭农业经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图1为不存在交易费用的情景。MR为土地经营的边际收益曲线,P为土地流转市场的均衡交易价格。当MR˃P时,如土地经营规模为Q0,农户倾向租进土地以扩大经营规模;直到MR=P(此时土地经营规模为Q*),即达到土地流转的市场均衡,继续扩大经营规模就不划算;而当MR<P时,如土地经营规模为Q1,经营该规模的土地已不划算,农户倾向租出土地以缩小经营规模,直到MR=P,土地流转市场的交易达到均衡。

图1不存在交易费用下的土地流转情况
-->Figure 1Situation of farmland circulation without transaction cost
-->

图2存在交易费用下的土地流转情况
-->Figure 2Situation of farmland circulation with transaction cost
-->
图2为土地流转过程中存在交易费用的情景。MR和P的含义与图1一致,土地流转的交易费用由TCin和TCout两部分构成,分别由租进方和租出方共同承担。对于租进方,租进土地的实际支付为P+TCin,当MR=P+TCin时,农户停止租进土地。此时,租进土地的支付租金为P+TCin,高于不存在交易费用时的均衡价格P;同时租进土地规模为Q0X1,低于不存在交易费用时的Q0Q*。交易费用的存在限制了租进土地的规模,同时提高了流转租金。对于租出方,租出土地实际获得租金为P-TCout,当MR=P-TCout时,农户停止租出土地。此时,租出土地实际获得租金为P-TCout,低于不存在交易费用时的均衡价格P;同时租出土地的规模为Q1X2,低于不存在交易费用时的Q1Q*。交易费用的存在限制了出租土地的规模和降低了出租人获得的租金。
当租出方承担的交易费用TCout足够大直至等于P时(rentout=P-TCout),租出土地获得的租金趋于零,即发生零租金流转土地的行为。可以说,交易费用偏高是土地零租金流转的重要原因之一。
3 研究区域与数据采集
3.1 研究区概况
为了验证交易费用对山区土地流转租金的影响,本文选取重庆市域作为研究对象,依据辖区内地形地貌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选取永川区、忠县和酉阳县作为典型案例区(图3)。其中永川区地处长江中游北岸,平均海拔为450~650 m,地貌属于川东低山丘陵,最低海拔为200 m,最高达到1025 m,属于重庆“城市经济发展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忠县地处长江中上游,境内低山起伏,地貌由金华山、方斗山和猫耳山3个背斜构成,最低海拔117 m,最大达到1680 m,属于典型的丘陵地貌,属于重庆“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经济发展处于中等水平;酉阳县地处武陵山区,辖区内地形起伏较大,地貌分为中山区,海拔约800~1895 m;低山区海拔约600~800 m;槽谷和平坝海拔约260~600 m,属于重庆“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经济发展处于中下等水平。此外,3个县区均以农业经营为主,土地流转较活跃,代表了不同地形地貌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条件下的山区典型村庄。
图3研究区域和样本分布
-->Figure 3The study area and distribution of the sampling villages
-->
3.2 数据采集
数据来自中国科学院和西南大学“城市化对山区生态压力影响”项目组于2014年7月和8月开展的农户调查。依据农业发展水平和土地流转状况,每个区县选取2个乡镇,每个乡镇内抽取1~2个典型村庄,共计6个乡镇和8个村庄。从每个村庄内随机抽取约20%的农户进行调研,调研方法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法中的半结构式访谈[23],户主作为主要被访谈人,家庭其他成员辅助回答,每份问卷大约用时2~3小时。经过整理,共获得394份有效农户问卷,其中永川区129户、忠县137户和酉阳县128户。农户问卷包含地理特征、家庭基本情况、家庭成员就业信息、地块投入产出、地块流转情况、家庭资产和年度收支等,其中地块流转情况还详细记录了流转对象、规模、期限、租金大小、支付方式、获取流转信息途径、流转中是否有第三方机构协商和是否签订书面合同等。经过对样本的剔除和整理,最终有效问卷数量为380份,其中永川区125份、忠县137份和酉阳县118份,样本有效率为96.45%(表1)。此外,数据共计涉及697块地块信息。Table 1
表1
表1调研区域样本基本特征
Table 1Basis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s in the survey areas
区县 | 样本数 | 有效样本数 | 样本有效率/% | 户均土地规模/亩 | 块均规模/亩 | 地块与家庭距离/m | 亩均租金/元 |
---|---|---|---|---|---|---|---|
永川区 | 129 | 125 | 96.89 | 6.77 | 1.11 | 950.86 | 201.24 |
忠县 | 137 | 137 | 100.00 | 8.36 | 0.74 | 1055.19 | 43.27 |
酉阳县 | 128 | 118 | 92.18 | 7.60 | 0.85 | 1322.12 | 65.31 |
合计 | 394 | 380 | 96.45 | 7.58 | 0.90 | 1109.39 | 141.78 |
新窗口打开
4 模型构建与变量说明
4.1 变量说明
(1)因变量为是否零租金转出地块(Rent_free)。当转出地块未获得租金时,即零租金转出地块Rent_free=1,反之Rent_free=0。值得说明的是,由于农户租进土地的来源较复杂,包括开荒地和村集体自留地等,这些地块多数未支付租金,无法反映交易双方的流转行为,因而本文仅以转出地块的信息进行分析。(2)核心解释变量为土地流转中的交易费用(TC)。借鉴已有研究,交易费用包括事前、事中和事后3类:①事前交易费用TC1体现在土地流转交易前,交易主体搜寻潜在交易对象和流转信息等耗费的成本,实证发现土地流转中介组织能够有效降低事前交易费用[2]。调查问卷中涉及“获取土地流转信息的途径”,答案包括“1.自主寻找;2.经纪人;3.村集体;4.其他非中介途径”,这里将2和3看作有流转中介组织,而1和4看作无流转中介组织;事前交易费用采用是否有流转中介组织来度量,存在中介组织TC1=1,反之TC1=0。②事中交易费用TC2体现在流转过程中讨价还价等谈判成本,交易双方可能因未达成交易意向而相互扯皮等,此时土地流转中第三方协调机构的介入有助于降低此类交易费用。调查问卷中涉及“土地流转中有没有第三方介入”,其中包括“1.没有经过村组同意,通过双方私下协商解决;2.经过村组同意,有中介协调;3.其他非中介途径”,这里把2看作有第三方协调机构,而1和3看作无第三方协调机构,事中交易费用采用土地流转中是否有第三方机构来度量,存在第三方协调结构TC2=1,反之TC2=0。③事后交易费用TC3体现在解决后期流转纠纷和约束交易双方的违约行为,降低后期不确定性的发生概率[2]。问卷中涉及“土地流转是否签订书面合同”,其中包括“1.口头约定;2.正式书面合同”,事后交易费用采用是否签订书面合同来度量,当双方签订书面合同时TC3=1,反之TC3=0。
(3)控制变量:①地块特征包括土地质量等级、灌溉条件、地块坡度和与家庭住宅距离等。其中土地质量分为4类,最高等级=4,依次递减,最低=1;灌溉条件分为3类,仅可雨养=3,沟渠灌溉=2,可抽灌=1;地块坡度分为地块平缓=1,依次递增,地块坡度最大=3;地块与家庭住宅距离为两者之间的实测距离;易受灾赋值为1,反之为0。②户主特征包括户主年龄、受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其中受教育水平分为4类,文盲=1,小学=2,初中=3,高中及以上学历=4;户主健康状况为最差=1,一般=2,良好=3。③家庭特征包括有效劳动力数量、土地细碎化程度、农机器具总价值和非农收入占比等。家庭土地细碎化程度[24]采用辛普森指数度量,其计算公式为
表2为变量的统计性描述。首先,转出土地亩均获得租金为141.78元,零租金转出地块比例为74%;其次,有流转中介组织和第三方协调结构参与的流转地块分别占比为25%和23%;签订书面合同的地块占比29%;再次,户主年龄约为53岁,家庭有效劳动力数量为0.94个,非农收入占比约占87%;以辛普森指数度量的土地细碎化程度的系数为0.59,说明家庭土地细碎程度较严重;最后,从地块特征看,地块质量等级总体较高,地块与家庭平均距离为1.11 km;绝大多数地块可以抽水灌溉,可见转出地块的自然条件普遍较好。
Table 2
表2
表2变量的统计性描述
Table 2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the variables
变量 | 单位 | 平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最大值 | 样本数 |
---|---|---|---|---|---|---|
亩均获得租金 | 元/亩 | 141.78 | 370.71 | 0.00 | 2920.00 | 697 |
是否零租金转出(yes=1) | — | 0.74 | 0.43 | 0.00 | 1.00 | 697 |
交易费用 | ||||||
是否存在流转中介组织/TC1(yes=1) | — | 0.25 | 0.44 | 0.00 | 1.00 | 697 |
是否存在第三方协调结构/TC2(yes=1) | — | 0.23 | 0.43 | 0.00 | 1.00 | 697 |
是否签订书面合同/TC3(yes=1) | — | 0.29 | 0.45 | 0.00 | 1.00 | 697 |
户主特征 | ||||||
户主年龄 | 岁 | 52.73 | 11.67 | 15.00 | 85.00 | 380 |
户主教育程度 | — | 1.40 | 0.67 | 0.00 | 4.00 | 380 |
户主健康状况 | — | 1.13 | 0.43 | 0.00 | 3.00 | 380 |
家庭特征 | ||||||
有效劳动力数量 | 个 | 0.98 | 0.80 | 0.00 | 4.00 | 380 |
土地细碎化程度[24] | — | 0.59 | 0.20 | 0.00 | 0.88 | 380 |
农机器具总价值 | 元 | 268.01 | 997.60 | 0.00 | 10000.00 | 380 |
非农收入占比 | % | 87.00 | 29.00 | 0.00 | 100.00 | 380 |
地块特征 | ||||||
地块质量等级 | — | 3.26 | 0.75 | 1.00 | 4.00 | 697 |
地块与公路的距离 | km | 1.11 | 3.21 | 0.10 | 15.00 | 697 |
是否为水田 | — | 0.60 | 0.49 | 0.00 | 1.00 | 697 |
灌溉条件 | — | 2.72 | 0.68 | 1.00 | 3.00 | 697 |
地块坡度 | — | 1.21 | 0.44 | 1.00 | 3.00 | 697 |
地块受灾风险 | % | 17.00 | 38.00 | 0.00 | 100.00 | 697 |
新窗口打开
4.2 模型设置
本文的因变量为该地块是否以零租金的形式转出,因变量取值分别为0或1;当地块零租金转出时,因变量赋值为1,相反为0,故采用Logit模型进行模拟。模型设置如下:式中:Pij表示j村第i块地块以零租金转出的概率;E(Y=1|Yij)表示给定Yij值地块以零租金形式被转出的概率;TCk表示在土地流转中面临的交易费用,n=3表示包括3类交易费用,即事前、事中和事后交易费用,详细见下面变量构建的内容;X1ij表示地块特征,比如地块质量、规模和灌溉条件等;X2ij表示户主特征,比如户主年龄和教育水平等;X3ij表示家庭特征,比如劳动力数量和农机器具数量等;Vj表示村庄与区域特征;ɛij为随机干扰项,其余均为待估参数。
表3呈现了3类交易费用与零租金转出土地的关系。以事前交易费用为例,有流转中介组织参与的土地流转中,零租金转出地块的比例占12.46%,而非流转中介组织参与的比例达到90.54%。与此同时,对于事中交易费用和事后交易费用也存在类似的结论,有第三方协调机构参与或者签订书面合同,零租金转出地块的比例均大幅降低,说明降低交易费用可以有效减少土地零租金流转的比例。
Table 3
表3
表3交易费用与零租金转出土地之间的关系
Table 3Relationship between transaction costs and ratio of rent-free land transfer
分类 | 零租金转出土地比例/% | 两者之差 | T值 | P值 |
---|---|---|---|---|
事前交易费用TC1 | ||||
不存在流转中介组织 | 90.54 | 78.08*** | 102.95 | 0.000 |
存在流转中介组织 | 12.46 | |||
事中交易费用TC2 | ||||
不存在第三方协调机构 | 91.17 | 73.04*** | 47.78 | 0.000 |
存在第三方协调机构 | 18.13 | |||
事后交易费用TC3 | ||||
口头约定或未签订合同 | 88.23 | 72.38*** | 41.93 | 0.000 |
签订书面合同 | 15.85 |
新窗口打开
5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山区土地零租金流转的规模
表4呈现了案例区转出地块获得租金的情况。整体上看,转出地块未获得租金的地块为548块,占总体的78.62%,即零租金流转地块占比为78.62%,仅有21.38%的地块在流转过程中获得了租金。其中13.77%的地块亩均租金小于500元,仅有3.3%的地块亩均租金超过1000元。具体到各个区域,永川区的土地零租金流转比率最低,约为56%,远低于酉阳县和忠县的85.55%和93.59%。结果表明,研究区的土地零租金流转现象较为普遍,并且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即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和海拔较低的地区“零租金”比例较低,而海拔较高的地区尤其是不能种植经济作物的耕地,“零租金”比例更高。Table 4
Table 4Comparison of the rent received in different regions (元/亩)
分区 | 户数 | 转出地块 数量 | 租金等于0 | 租金介于0~500 | 租金介于500~1000 | 租金大于1000 | |||||||
---|---|---|---|---|---|---|---|---|---|---|---|---|---|
地块数 | 比例/% | 地块数 | 比例/% | 地块数 | 比例/% | 地块数 | 比例/% | ||||||
酉阳县 | 118 | 173 | 148 | 85.55 | 14 | 8.09 | 6 | 3.47 | 5 | 2.89 | |||
忠县 | 137 | 281 | 263 | 93.59 | 11 | 3.91 | 5 | 1.78 | 2 | 0.72 | |||
永川区 | 125 | 243 | 137 | 56.38 | 71 | 29.22 | 19 | 7.82 | 16 | 6.58 | |||
合计 | 380 | 697 | 548 | 78.62 | 96 | 13.77 | 30 | 4.31 | 23 | 3.3 |
新窗口打开
表5呈现了不同区县转出地块的去向。统计显示,整体上看大约44%和32%的地块转给了亲人和熟人,大约23%的地块转给了公司或种植大户。具体到各个区县,永川区约45%的地块转给了亲人或者熟人,远低于酉阳县的86.7%和忠县的94%。结果表明,典型山区土地转给亲人或者熟人的现象较为突出,部分地区甚至高达90%以上,并且这些地块多数以零租金的形式转出。这可能是因为亲人或熟人之间存在“人情租”,比如转入户给转出户的节日送礼、照看老弱人员和生产帮扶等人情交换内容增加[25]。
Table 5
表5
表5不同地区转出地块的流向
Table 5Flow direction of the land parcels in different areas
分区 | 户数 | 转出地块 数量 | 转出给亲人 | 转出给熟人 | 转出给村集体 | 转出给公司或者大户 | |||||||
---|---|---|---|---|---|---|---|---|---|---|---|---|---|
地块数 | 比例/% | 地块数 | 比例/% | 地块数 | 比例/% | 地块数 | 比例/% | ||||||
酉阳县 | 118 | 173 | 86 | 49.71 | 64 | 36.99 | 2 | 1.16 | 21 | 12.14 | |||
忠县 | 137 | 281 | 159 | 56.58 | 105 | 37.37 | 1 | 0.36 | 16 | 5.69 | |||
永川区 | 125 | 243 | 60 | 24.69 | 52 | 21.39 | 10 | 4.11 | 121 | 49.71 | |||
合计 | 380 | 697 | 305 | 43.76 | 221 | 31.71 | 13 | 1.86 | 158 | 22.67 |
新窗口打开
5.2 交易费用对土地零租金流转影响的模拟
在进行Logit模型模拟之前,需要对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本文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单变量的VIF最大值为3.05,整体平均值为1.62,远小于临界值10,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表6呈现了交易费用对是否零租金转出地块影响的模拟结果。模型1-模型3均为仅纳入单一类型交易费用对是否零租金转出地块的影响结果,结果显示,3类交易费用的降低均显著降低了零租金转出地块的概率,是否有流转中介组织、是否有第三方协调机构和是否签订书面合同的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三者系数依次为-0.747、-0.902和-0.171,即当土地流转市场中存在中介组织、第三方协调机构和签订书面合同时,均能显著降低零租金转出土地的发生率。Table 6
表6
表6交易费用对是否零租金转出土地的影响
Table 6Impact of transaction cost on rent-free land transfer based on Logit model
变量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模型4 | 模型5 | 模型6 | 模型7 |
---|---|---|---|---|---|---|---|
是否有流转中介组织(yes=1) | -0.747*** | -0.398*** | -0.171*** | ||||
(-11.37) | (-5.87) | (-2.91) | |||||
是否有第三方协调机构(yes=1) | -0.902*** | -0.903*** | -0.609** | ||||
(-4.27) | (-3.17) | (-2.16) | |||||
是否签订书面合同(yes=1) | -0.171*** | -0.082*** | -0.064 | ||||
(-4.12) | (-3.83) | (-1.48) | |||||
转出地块面积 | -0.547*** | -0.381*** | -0.383*** | -0.383*** | |||
(-9.15) | (-9.02) | (-10.49) | (-10.49) | ||||
地块是否为水田 | -0.051 | -0.017 | -0.001 | -0.001 | |||
(-0.60) | (-0.21) | (-0.02) | (-0.02) | ||||
地块质量等级 | -0.025 | -0.084* | -0.098** | -0.098** | |||
(-1.49) | (-1.68) | (-2.09) | (-2.09) | ||||
灌溉条件 | -0.156*** | -0.078* | -0.061* | -0.061* | |||
(-2.68) | (-1.69) | (-1.75) | (-1.75) | ||||
地块坡度 | 0.436*** | 0.421*** | 0.204** | 0.204** | |||
(4.84) | (4.71) | (2.56) | (2.56) | ||||
地块受灾比例 | -0.128 | -0.101 | -0.044 | -0.044 | |||
(-1.21) | (-0.97) | (-0.48) | (-0.48) | ||||
地块与家庭距离 | 0.005 | 0.026** | 0.012 | 0.012 | |||
(0.45) | (2.02) | (1.05) | (1.05) | ||||
土地细碎化程度 | 0.272 | 0.174 | 0.145 | 0.145 | |||
(1.52) | (0.94) | (0.89) | (0.89) | ||||
家庭有效劳动力数量 | -0.025 | 0.011 | 0.011 | ||||
(-0.44) | (0.20) | (0.20) | |||||
区域哑变量 | No | No | No | Yes | Yes | Yes | Yes |
样本量 | 697 | 697 | 697 | 697 | 697 | 697 | 697 |
Pseudo R2 | 0.256 | 0.264 | 0.318 | 0.824 | 0.452 | 0.542 | 0.887 |
新窗口打开
在模型1-模型3的基础上,模型4-模型6均纳入了地块、农户、家庭和区域的控制变量,3类交易费用的系数虽有变化但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均未改变,同样说明较低的交易费用能显著降低零租金转出地块的概率。模型7囊括了3类交易费用和其他各类控制变量,其中是否有流转中介组织和是否有第三方协调机构的系数分别在1%和5%水平上显著为负,2个变量的绝对值均有下降,但结论与模型1-模型6仍保持一致,即较低的交易费用能够显著降低零租金转出土地的概率。此时,模型7中是否签订书面合同的系数已不显著,结果表明在保持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签订书面合同并未明显降低零租金转出地块的概率。另外一种解释是,统计表明在已签订合同的流转地块中超过70%已有流转中介组织或者第三方协调机构参与,因而把3种类型的交易费用均纳入模型中时,可能会由于共线性问题而降低是否签订书面合同系数的显著性水平。总体来看,交易费用偏高是土地零租金流转现象的重要原因。
对控制变量的模拟结果考察。从地块层面上看,以模型7为例,转出地块面积的系数为-0.383,在1%水平上显著为负,即当转出地块面积增加一个标准差时,零租金转出土地的概率下降38.3%;地块质量等级的系数为-0.098,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地块质量等级越高,土地零租金流转的概率越低;地块灌溉条件在10%水平上显著为负,同样说明地块灌溉条件越良好,零租金转出地块的概率同样越低。以上地块特征表明,地块规模越大、质量等级越高和灌溉条件越好的地块,能在一定程度上显著降低零租金流转的概率。同时,在山区因耕地零星狭小不能采用机械化耕种以实现规模经营,必然存在大量弃耕现象,即“零租金”流转的一种极端现象。表7呈现了撂荒地块和流转地块的特征,两者存在显著的差异。结果发现撂荒地块的面积更小(平均面积为0.804亩),与家庭之间的距离更远(达1.537 km),并且土地质量等级较低。此外,地块坡度的系数则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坡度越大地块零租金流转比例越高,地块耕作难度越大,农业机械等技术要素的普及率越低,耕地净收益必然会越低,因而在土地租赁市场中是零租金流转。从农户家庭层面上看,耕地细碎程度和家庭有效劳动力数量同样可影响土地是否发生零租金流转,但并未通过模型的显著性检验。
Table 7
表7
表7撂荒地块与流转地块的特征比较
Table 7Characteristics of abandoned plots and transferred plots
指标 | 撂荒土地(N=919) | 流转土地(N=639) | 两者之差 | t值 | P值 |
---|---|---|---|---|---|
地块面积/亩 | 0.804 | 0.895 | -0.091 | -2.57** | 0.01 |
与家庭距离/km | 1.537 | 0.592 | 0.945 | 13.48*** | 0.00 |
土地质量等级 | 2.585 | 1.728 | 0.857 | 18.30*** | 0.00 |
新窗口打开
综上可见,山区土地边际化导致耕地的地租下降是土地零租金流转的根源,与此同时,土地流转市场的不完善和无效率导致的交易费用偏高则是山区土地零租金流转比例偏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6 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目的在于揭示山区土地零租金流转的规模,并给出土地零租金流转现象的一种合理解释。典型案例区耕地零租金流转的现象十分普遍,在已流转的土地中,78.62%的地块处于零租金流转状态,其中75.47%的地块零租金转给了亲人或熟人。理论推断显示,山区土地流转中的交易成本偏高是导致土地零租金流转的重要原因;基于地块尺度的调研数据实证表明,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交易费用的降低均能显著降低土地零租金流转的发生率。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使得土地流转过程中面临较高的交易成本,造成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经营难以实现。目前中国耕地面积大于50亩的规模农户只占1%,80%以上农户的耕地面积不足10亩。2015年每个家庭农场平均经营的地块数为34块,要形成一个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平均需要与近47个小农户进行土地流转交易[26]。中国科学院“新时期国民营养与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项目组的调研显示:山东省每个规模户平均需要与59个小农户进行租地交易,而完成这些交易平均需要半年以上的时间;而且这些规模户平均耕地面积仅为128亩,不及规模户预期值的一半,多数规模户仍有扩大耕地面积的意愿[27]。而在安徽省,一个家庭农场甚至需要与接近1000个农户进行土地流转交易[28]。可以推断,丘陵山区的情况更加严重。目前,各地也逐渐意识到耕地细碎化对发展规模化经营的限制,基层组织开始自发探索相应促进耕地规模经营的方式。例如,辽宁彰武县的“互换并地”改革、安徽怀远县的“巴掌田变一块田”改革和江苏盱眙县的“小块并大块,多块变整块”等,其实质都是降低耕地细碎化程度,以降低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近年来,随着非农雇工工资持续上涨,受地形等因素限制,农业机械等技术在山区无法普及,农户耕地面临着弃耕撂荒的风险,还存在着大量零租金流转行为[29,30]。基于全国142个山区县的耕地撂荒抽样调查显示,有78.32%的村庄出现耕地撂荒现象[31,32];基于县样本的统计显示,2014—2015年全国山区耕地撂荒率达到14.31%[32]。目前,山区土地零租金流转的比例已接近80%[6],说明山区耕地的潜在利用价值下降严重。可以说,山区土地边际化导致的地租快速下降是耕地零租金流转或撂荒的根源,而乡村的“空心化”“原子化”和土地流转市场不健全则是土地零租金流转或撂荒的重要推动力。随着乡村劳动力的大量流出,山区聚落变得分散,村集体组织濒临瘫痪和解体,土地流转中面临的交易成本必然不断提高,耕地零租金流转或撂荒等形式的耕地资产贬值会更加突出。在此背景下,如何有效地降低土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以提高耕地资源的配置效率,是关系乡村振兴、精准脱贫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所在。
农地制度的改革应努力降低土地流转过程中交易双方所面临的各类交易成本。政府的职责为:第一,加快山区农地确权工作。调研区域的农地确权工作尚未开展,应尽快开展和完成农地确权工作,保障地权稳定性,降低流转双方因事后交易费用偏高而降低转出方的耕地租金收益。第二,建立和完善山区县以乡镇为网络节点、低成本的农地流转服务中介,定期发布土地流转有关信息,同时建立土地流转纠纷协调机制,降低流转过程中的事前和事中交易费用。统计显示,截至2015年,中国乡镇土地流转服务中介接近20000个,其中西部地区和丘陵山区的土地流转中介数量远远少于东中部及平原地区,引进土地流转中介可在一定程度上完善土地流转市场,降低参与双方的交易成本[28]。第三,引导土地流转双方签订具有法律效力的书面流转合同,如合同中应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期限、租金、支付方法和后期纠纷解决方式等,降低合同履行成本。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1] | [J]. [J]. |
[2] | [J]. [J]. |
[3] | [J]. |
[4] | [J]. |
[5] | [J]. [J]. |
[6] | [J]. |
[7] | [J]. [J]. |
[8] | [J]. |
[9] | [J]. [J]. |
[10] | [J]. |
[11] | [J]. |
[12] | [J]. [J]. |
[13] | [J]. [J]. |
[14] | [J]. |
[15] | [J]. |
[16] | [J]. |
[17] | [J]. |
[18] | [J]. |
[19] | [J]. |
[20] | [J]. [J]. |
[21] | [J]. [J]. |
[22] | [J]. [J]. |
[23] | [J]. |
[24] | [J]. |
[25] | [J]. [J]. |
[26] | |
[27] | [EB/OL]. ( [EB/OL]. ( |
[28] | |
[29] | [J]. [J]. |
[30] | [J]. |
[31] | [J]. [J]. |
[32] | [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