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文雄, 刘志强
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武汉430070

Differences in farming households’ cognition of ownership adjustment benefits in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and causes

WANGWenxiong, LIUZhiqia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China
收稿日期:2018-12-20
修回日期:2019-04-1
网络出版日期:2019-07-25
版权声明:2019《资源科学》编辑部《资源科学》编辑部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774065;71373097）华中农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优秀青年人才支持项目（2015）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汪文雄,男,湖北汉川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农村土地整治与城乡统筹。E-mail：wwxylh2000@mail.hza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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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权属调整作为农地整治工作的核心环节,在降低土地细碎化、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及化解农地权属纠纷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农户作为农地整治项目的主要受益者,提高农户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认知,是促进其参与权属调整,从而推进农地整治工作的关键。本文基于湖北省11个县（市、区）农地整治项目区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法研究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不同类型农户的认知差异及其成因。研究结果表明：各类农户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行为态度的认知普遍较高,对主观规范的认知普遍不高,而对感知行为控制普遍较低;不同类型农户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认知态度、主观规范及感知行为控制3个方面均存在显著差异,且其认知的影响因素也不相同。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如下政策建议：加强农地整治权属调整差别化入户宣传工作,发挥各类农村社会经济组织的利益协调作用,加强权属调整的相关培训,充分发挥认知态度较高农户的带头示范作用等,以促使农户转变观念并形成科学认知,进而促进农地整治权属调整工作的顺利开展。

关键词：农地整治;权属调整;农户;认知;差异;Logistic回归;湖北省
Abstract
As the core link of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work, ownership adjustment plays an irreplaceable role in reducing land fragmentation, improving mechaniz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resolving disputes over the ownership of agricultural land. As the main beneficiaries of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farmers’ cognition of ownership adjustment is the key to promoting their participation. Based on the field survey data of 11 counties of Hubei Province, this study examined differences of various types of farming households in their cognition of ownership adjustment in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by applying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behavioral attitude of four types of farming households (agricultural, heavily agricultural-oriented, lightly agricultural-oriented, and nonagricultural) are generally high, the subjective norms are generally not high, while the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re generally low; (2) Different types of farming households showed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behavioral attitude, subjective norms, and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as well as their influencing factors. Based on these result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were put forward,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differentiation of public campaign work for different households in rural land ownership adjustment, as well as mobilizing various rural social economic organizations in coordinating the interest of farmers, strengthening relevant training of ownership adjustment, and the full demonstration of farmers with higher cognitive attitudes, to improve farmers’ understanding and facilitate ownership adjustment in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work.

Keywords：rural land consolidation;ownership adjustment;farming households;cognition;Logistic regression;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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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文雄, 刘志强. 不同类型农户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认知差异及其成因[J]. 资源科学, 2019, 41(7): 1329-1338 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19.07.13
WANG Wenxiong, LIU Zhiqiang. Differences in farming households’ cognition of ownership adjustment benefits in rural land consolidation and causes[J]. RESOURCES SCIENCE, 2019, 41(7): 1329-1338 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19.07.13

1 引言

农地整治权属调整是在农地整治过程中,因规划设计及地块归并的需要,依据项目参与者公认的权属调整原则及转换机制,将各权利人整治前土地上所拥有的权利换回整治后相应权利的过程^①(①农地权属调整包括国家和集体之间或者不同集体土地之间所有权的调整、农户间土地承包经营权调整、开发整理与复垦后新增耕地的土地使用权调整,以及土地他项权利的调整,而本文讨论的权属调整主要是指农户之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调整。)。权属调整作为农地整治工作的核心环节,在降低土地细碎化、提高农业生产机械化及化解农地权属纠纷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作为农地整治项目的主要受益者,农民参与权属调整既是推进农地整治工作的要求,也是维护其自身权益的关键。然而,有些农民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带来的农业生产便利、降低生产成本、促进农业规模化和现代化等认识不足,也有农民担心会将自己多年培肥的耕地换成质量较差的耕地等^[2]。总之,上述片面认知使得农民参与积极性低、甚至出现抵触情绪^[2,3]。只有扫除了认知方面的障碍,消除农户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片面认知,才能促进农户积极参与并顺利地推动权属调整工作。然而,当前农户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认知程度如何,影响其认知的因素有哪些,及影响程度等问题只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使农户转变观念并形成科学认知,进而促进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顺利开展。
近年来,****们围绕着农地整治的农户认知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如赵谦^[4]分析了农民对农地整治监管主体及参与监管的认知,提出了农民参与农地整治监管的共治模式;邓正华等^[5]针对粮食主产区的村庄综合整治项目,证实了农户认知与行为响应呈正相关关系;韩璐等^[6]利用博弈论,探讨了包括农户在内的不同利益群体对农村居民点整治的认知逻辑结构关系;刘燕等^[7]研究了农户对土地整治项目管理的认知、参与意愿及行为响应。在农地整治权属调整方面,研究集中在权属调整存在的问题^[8]、权属调整模型^[9,10]、权属调整方案的影响因素^[11]等方面。此外,也有****探究了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认知与行为关系^[3,12]。
上述研究成果具有很好的启示作用,但也存在明显不足。现有研究都将农户假设为一个相对均质的群体,默认农户这个群体有统一的认知。事实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户逐步分化形成了不同类型。农户家庭特征、耕地资源特征及村庄特征等方面的差异都可能导致农户对农地依赖程度存在着较大不同,因而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认知也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以湖北省农地整治岗前平原工程模式区和丘陵工程模式区为例,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不同类型农户的认知差异及其成因进行分析,为科学制定农地整治权属调整政策提供参考和借鉴。

2 数据来源及农户类型划分

2.1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湖北省地貌类型多样,山地、丘陵、岗地和平原兼备。为提高农地整治水平,湖北省依据地形地貌、地质和水文等自然条件,按照建设条件和建设内容等基本一致的原则,将全省划分为3个一级农地整治工程类型区,即：鄂东低山丘陵类型区（Ⅰ）、鄂中平原类型区（Ⅱ）和鄂西高原山地类型区（Ⅲ）,并进一步根据工程特征及各项工程组合方案的差异将上述3个工程类型区细分为低山工程模式（Ⅰ1）、丘陵工程模式（Ⅰ2）、平岗工程模式（Ⅱ1）、岗前平原工程模式（Ⅱ2）、水网圩田工程模式（Ⅱ3）、河（沟）谷盆地工程模式（Ⅲ1）、岩溶坪坝工程模式（Ⅲ2）共7个二级工程模式区。本次调研区域选定正在广泛开展农地整治并已取得一定成效的丘陵工程模式区及岗前平原工程模式区,其中在岗前平原工程模式区选择了嘉鱼县、沙洋县、鄂州市、天门市、潜江市、仙桃市,在丘陵工程模式区选择了咸宁市咸安区、大冶市、安陆市、大悟县、红安县。这些地区已覆盖了2类模式区大约一半的县（市、区）,能较好地代表2类模式区的整体情况。
本文数据来源于课题组2016年8—9月、2017年8—9月对上述11个县（市、区）的调查,调研采用了分层抽样和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法,在每个县（市、区）选择2~3个典型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择3~4个行政村,每个村随机选择10~20个农户进行面对面访谈式问卷调查,此次共调查1136个农户,剔除有错误或有遗漏信息的问卷后,共获取1044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91.9%。

2.2 农户类型划分

虽然国内外****对于农户类型划分所采用方法不同,但主要可归为2类：一类是按农户非农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划分^[13];另一类是按农户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划分^[14]。本文主要根据调查区域农户的劳动力投入特征,并结合样本情况,将农户划分为纯农业型、低度兼业型、高度兼业型及非农业型4种类型,具体如表1所示。
Table 1
表1
表1农户类型划分及其标准
Table 1Types of farming households and description

农户类型	非农劳动投入比/%	农户生计方式	样本数	比重/%
纯农业型	(0, 10]	种植、养殖	178	17.05
低度兼业型	(10, 40]	种植、养殖、短期务工	115	11.02
高度兼业型	(40,70]	种植、养殖、长期务工	567	54.31
非农业型	(70,100]	长期务工、经商	184	1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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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不同类型农户认知差异

3.1 农户认知的维度

所谓认知,是个体认识客观世界的信息加工活动。计划行为理论指出,个体认知包括行为态度（ATT）、主观规范（SN）和感知行为控制（PBC）3个方面^[15]。行为态度指个人对某项行为的正面或负面的感觉,亦指由个人对某种特定行为的评价经过概念化之后所形成的态度;主观规范是个人对于是否采取某项特定行为所感受到的社会压力;感知行为控制则是个人预期在采取某一特定行为时自己可以控制（或掌握）的程度。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农户认知而言：①行为态度指农户基于自身知识和经验等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及社会效益的认可程度,及由此形成对权属调整的态度。如果农户认识到农地整治权属调整能够带来更好的效益,其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赞同度就更高,态度也更积极,则认为该农户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认知程度越高。②主观规范指农户所感受到的有关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外界压力,这种压力来源于亲朋邻里及基层政府等周边环境的主张、行动及其对农户的影响。外界主张越鲜明,行动越积极,农户从中受到的影响越大,则对农户压力越大,农户认同感就越强,则认为该农户在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认知程度越高。③感知行为控制指农户预期参与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难易程度及对自身能力的自信程度。如果农户过去经验和自身能力让其感到参与农地整治权属调整越容易,则认为该农户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认知控制能力越强,认知程度越高。因此,本文中农户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认知亦由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3个维度反映,并通过24个观察项来描述（表2）。
Table 2
表2
表2农户认知指标描述性统计
Table 2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farmers’ cognition of the benefits of land consolidation

认知维度		序号	相关指标	均值	标准差	认知维度		序号	相关指标	均值	标准差
行为 态度	经济 效益	A1	提高耕地利用率	4.09	0.73	主观 规范	外界 主张	B4	亲朋邻里主张开展	3.11	0.98
		A2	降低劳动成本	4.14	0.79			B5	村委会主张开展	3.00	1.10
		A3	促进现代农业发展	3.89	0.79			B6	地方政府主张开展	2.97	1.06
	生态 效益	A4	丰富景观类型	3.45	0.91		外界 行动	B7	亲朋邻里正积极行动	2.74	1.16
		A5	优化景观格局	3.48	0.86	B8			村委会正积极行动	2.66	1.22
		A6	改善生态环境	3.34	0.85	B9			地方政府正积极行动	2.68	1.11
	社会 效益	A7	减少地界冲突	3.34	1.05	行为 控制 知觉	感知 强度	C1	认为权属调整的 难度不大	2.75	1.20
		A8	减少农业生产冲突	3.33	1.06			C2	认为积极开展权属调整就能取得成功	3.29	0.99
		A9	提高村集体凝聚力	3.45	0.98		控制 信念	C3	认为了解获取相关信息的渠道与方式	2.47	0.98
	外界 影响	B1	受亲朋邻里影响	3.36	0.94			C4	认为掌握了权属调整相关知识和技能	2.33	1.02
		B2	受村委会影响	3.71	0.87	C5	认为自身拥有充足时间参与权属调整			3.40	0.96
		B3	受地方政府影响	3.67	0.91	C6	认为自身有能力 支付必要的成本			3.34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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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同类型农户认知的差异分析

农地整治项目权属调整中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认知控制各指标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本文运用SPSS 21.0进行因子分析分别计算出各指标的权重。不同类型农户对于农地整治中权属调整的24个认知变量均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法,即对“完全不赞同”“基本不赞同”“不一定”“基本赞同”和“完全赞同”分别采用“1”“2”“3”“4”和“5”赋值,形成了一个有序多分类变量。再根据表2中各指标权重进行加权求和,由此分别得到不同类型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的综合值（表3）。
Table 3
表3
表3加权后不同类型农户的认知情况
Table 3Cogni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farming households after weighting

认知维度	农户类型	完全不赞同	基本不赞同	不一定	基本赞同	完全赞同	合计
行为态度	纯农业型	0（0.00%）	1（0.56%）	65（36.52%）	110（61.80%）	2（1.12%）	178（100%）
	低度兼业型	1（0.87%）	8（6.96%）	24（20.86%）	80（69.57%）	2（1.74%）	115（100%）
	高度兼业型	0（0.00%）	22（3.88%）	225（39.69%）	280（49.38%）	40（7.05%）	567（100%）
	非农业型	0（0.00%）	9（4.89%）	77（41.85%）	80（43.48%）	18（9.78%）	184（100%）
主观规范	纯农业型	2（1.12%）	34（19.10%）	78（43.83%）	58（32.58%）	6（3.37%）	178（100%）
	低度兼业型	1（0.87%）	26（22.61%）	53（46.08%）	29（25.22%）	6（5.22%）	115（100%）
	高度兼业型	4（0.71%）	132（23.28%）	267（47.09%）	128(22.57%)	36（6.35%）	567（100%）
	非农业型	2（1.09%）	39（21.20%）	98（53.25%）	32（17.39%）	13（7.07%）	184（100%）
感知行为控制	纯农业型	1（0.56%）	44（24.72%）	90（50.56%）	43（24.16%）	0（0.00%）	178（100%）
	低度兼业型	1（0.87%）	22（19.13%）	60（52.17%）	32（27.83%）	0（0.00%）	115（100%）
	高度兼业型	13（2.29%）	157（27.69%）	282（49.74%）	108（19.05%）	7（1.23%）	567（100%）
	非农业型	4（2.17%）	48（26.09%）	102（55.43%）	28（15.22%）	2（1.09%）	184（100%）

注：括号外数字表示该类型农户态度的频数统计,括号内百分比表示该频数所占该类型农户总数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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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为态度方面。由表3可知,全部样本中表示“基本赞同”及“完全赞同”的农户数占样本总数的比例为58.62%;其中纯农业型、低度兼业型、高度兼业型、非农业型农户中表示“基本赞同”及“完全赞同”的农户分别占该类型农户样本数的62.92%、71.31%、56.43%、53.26%,表明半数以上农户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带来的效益持肯定态度。低度兼业型农户行为态度的认知情况优于其他3类农户,可能原因是相对于纯农业型农户而言,其兼业程度较高,与外界接触较为频繁,获取的相关信息更多;与高度兼业型和非农业型农户相比,其对农地依赖程度相对更高,因而更关注农地整治,对权属调整所能带来的效益了解更全面。
（2）主观规范方面。由表3可知,全部样本中表示“基本赞同”及“完全赞同”的农户占样本总数的比例是29.50%;其中纯农业型、低度兼业型、高度兼业型、非农业型农户中表示“基本赞同”及“完全赞同”的比例分别为35.95%、30.44%、28.92%、24.46%。4种类型农户对主观规范的认知程度普遍不高,可能的原因是亲朋邻里、村委会和乡镇政府等外界主张和行动不够积极,对农户的影响较小。随着兼业程度的增加,农户主观规范的认知情况依次下降,主要是因为随着兼业程度提高,农户对耕地依赖程度逐步降低,在农业生产上投入的时间精力减少,在农村生活时间变少,因而受周围亲朋邻里、村委会及乡镇政府的影响逐步减小。
（3）感知行为控制方面。由表3可知,农户的感知行为控制情况普遍极低,所有农户中表示“基本赞同”及“完全赞同”的累计百分比为21.07%;其中纯农业型、低度兼业型、高度兼业型农户分别为24.16%,27.83%,20.28%,而非农业型农户仅为16.31%。4种类型农户的感知行为控制普遍极低的原因可能是农地整治权属调整工作本身是一项复杂工作,涉及到多方利益的协调,各类农户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认知,普遍感觉其难度较高。其中,低度兼业型农户的认知控制情况相对优于其他3类农户：高度兼业型和非农业型农户主要以打工或者经商为生,受工作约束他们参与权属调整的时间精力非常有限,因而对权属调整难度感知更高,参与的自信程度更低;而低度兼业型农户时间相对稍充裕,权属调整难度感知略低;而相对于纯农户而言,由于低度兼业型在务工过程中开阔了视野,获得信息渠道或途径也更多,沟通能力有所增强,对较复杂的权属调整问题的难度感知有所降低,参与的自信程度相对更高。

4 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农户认知差异的成因

4.1 模型构建

本文参考相关研究^[1,7,11]并结合调研区域的具体情况,选取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耕地资源特征及村庄特征4方面的15个指标,以定量分析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不同类型农户认知差异的成因。模型的因变量是行为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由于这3类因变量都是采用“1”到“5”赋值,因此本文建立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具体如下：
PY=jXi=11+expαj+∑i=1kβiXi
建立累计Logistic模型：
PY≤jXi=expαj+∑i=1kβiXi1+expαj+∑i=1kβiXi
式中： Xi为自变量;Y为农地整治权属调整农户认知程度;j是模型的截距（j=1,2,3,4,5）; βi是模型的回归系数;α是常数项;k是自变量的个数;i是自变量的类别;P是概率。

4.2 变量定义、描述性统计及多重共线性诊断

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中不同类型农户认知的影响因素的名称、代码、含义及描述统计性如表4所示。进行Logistic回归之前,先运用SPSS对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避免因多重共线性而增大估计参数的标准误差和均方误差,掩盖检验变量的显著性。经检测,方差膨胀因子（VIF）和条件指数（CI）均小于10,表明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将15个自变量都纳入回归模型。
Table 4
表4
表4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
Table 4Definition of variables and description statistics

因素	因子	代码	变量含义	变量类型	均值	标准差
个体 特征	户主年龄	X1	40岁及以下=1;41~55岁=2;56~65岁=3;65岁以上=4	虚拟	2.86	0.88
	户主文化程度	X2	小学及以下=1;初中=2;高中或中专=3;大专及以上=4	虚拟	1.47	0.64
	是否当过村干部	X3	否=0;是=1	虚拟	0.09	0.29
	是否农村社会经济组织成员	X4	否=0;是=1	虚拟	0.12	0.13
家庭 特征	家庭人口总数	X5	家庭总人数/人	连续	5.04	2.13
	家庭女性人口比例	X6	家庭女性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连续	0.39	0.16
	家庭老龄人口比例	X7	家庭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连续	0.28	0.30
	家庭劳动力人数	X8	家庭中劳动力人口数/人	连续	3.93	1.41
	非农收入水平	X9	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	连续	0.75	0.34
耕地 资源 特征	承包地总面积	X10	家庭承包地的总面积/亩	连续	7.45	7.52
	承包地破碎度	X11	每公顷耕地块数/块	虚拟	48.75	1.28
	承包地质量	X12	很差=1;较差=2;一般=3;较好=4;很好=5	虚拟	3.27	0.88
村庄 特征	距离城镇远近	X13	很远=1;较远=2;一般=3;较近=4;很近=5	虚拟	3.17	1.12
	本村经济发展水平	X14	很低=1;较低=2;一般=3;较高=4;很高=5	虚拟	2.94	0.72
	是否成立农村社会经济组织	X15	否=0;是=1	虚拟	0.14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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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不同类型农户认知差异的成因分析

针对4类农户就认知3维度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详见表5和表6。此外,由于各变量的量纲不同,为比较各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相对影响强度,从而识别认知差异的关键影响因子,本文运用SPSS进行系数标准化估计,得到各因子标准化系数（表5、表6）,对回归结果解释如下：
Table 5
表5
表5纯农业型与低度兼业型农户回归结果
Table 5Regression results of agricultural and heavily agricultural-oriented households

因素	代码	纯农业型				低度兼业型
		ATT	SN	PBC		ATT	SN	PBC
个体特征	X1	-0.098（0.937）	0.097（1.276）	0.145（2.110）		-0.051**（4.130）	-0.100（0.054）	-0.109（1.970）
	X2	0.078**（5.555）	0.099**（5.629）	0.055***（9.052）		0.069（1.588）	0.002（0.503）	0.130（1.208）
	X3	0.163**（4.025）	0.109（2.376）	0.147**（4.928）		0.073**（4.415）	0.052*（3.162）	0.113**（4.128）
	X4	0.074（0.327）	-0.007（0.582）	0.121**（5.592）		-0.026（0.247）	0.018（0.005）	0.231（0.408）
家庭特征	X5	-0.163（1.586）	0.156（2.177）	0.087（0.471）		0.052（0.556）	-0.056（1.987）	-0.060（1.473）
	X6	-0.115（1.452）	-0.083（1.935）	0.045（0.001）		-0.107（0.518）		-0.185（0.455）	-0.013***（9.289）
	X7	-0.110（1.362）	0.167（0.244）	0.024（0.165）		-0.012**（4.508）		-0.008**（5.434）	-0.009*（3.460）
	X8	0.081（0.727）	0.092（0.283）	-0.026（0.200）	-0.053（0.122）		0.048（0.131）	0.043（0.568）
	X9	-0.034（0.196）	0.025（0.582）	0.018（0.126）	-0.016（0.331）		0.101（0.541）	0.232（0.641）
耕地资源 禀赋特征	X10	0.043（1.049）	0.035（0.191）	0.027（0.302）	0.013*（3.044）	0.011*（3.045）	0.010***（10.602）
	X11	-0.012（1.457）	-0.188（2.570）	-0.144（2.408）	0.032*（3.354）		0.073（0.699）	-0.017**（5.601）
	X12	-0.035*（3.530）	-0.006（0.762）	-0.012（0.794）	-0.169（1.403）		0.121（1.202）	-0.199（1.292）
村庄特征	X13	-0.240（0.525）	-0.087（0.765）	-0.083（1.574）	0.081（0.111）	-0.208（0.895）	0.208（2.121）
	X14	0.051***（12.679）	0.112**（4.626）	0.124*（3.434）	-0.098（0.043）		-0.049（0.722）	-0.069（0.945）
	X15	-0.073（1.317）	0.119（0.840）	0.105**（4.733）	0.136（1.563）		-0.020（1.047）	-0.050（0.914）

注：*、**、***分别表示在0.1、0.05、0.01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数值为Wald统计值,括号外数值为标准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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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6
表6
表6高度兼业型与非农业型农户回归结果
Table 6Regression results of lightly agricultural-oriented and nonagricultural households

因素	代码	高度兼业型				非农业型
		ATT	SN	PBC		ATT	SN	PBC
个体特征	X1	-0.035（1.870）	0.037（1.460）	-0.050（0.221）		0.111（2.312）	-0.061（1.912）	-0.020（1.748）
	X2	-0.036*（3.289）	-0.048**（6.469）	-0.037*（3.006）		-0.045*（3.236）	-0.067*（3.239）	-0.049**（4.826）
	X3	-0.123（0.417）	-0.006（0.033）	-0.155（1.431）		-0.198（1.492）	-0.055（0.404）	-0.190（0.088）
	X4	0.004（0.007）	-0.026（0.256）	-0.047（0.723）		0.025（0.321）	0.177（0.473）	0.010（0.281）
家庭特征	X5	-0.076（0.703）	0.047（1.473）	-0.040（0.556）		0.023（0.297）	0.025（0.361）	0.030（0.423）
	X6	-0.007（0.018）	0.100（1.448）	0.007（0.341）		0.030（0.148）		0.140（0.321）	-0.045（0.008）
	X7	0.065（0.212）	0.058（1.948）	0.022（0.402）		0.215（0.661）		0.020（0.138）	0.098（1.651）
	X8	0.040（1.302）	0.029（0.659）	-0.012（0.005）	-0.180（1.521）		-0.197（0.474）	-0.012（1.485）
	X9	0.002（0.001）	0.034（0.850）	0.037（0.733）	-0.047（1.780）		0.005（0.012）	0.115（0.869）
耕地资源 禀赋特征	X10	0.026（0.285）	0.073（0.346）	0.113（0.413）	-0.063（0.638）	0.082（0.385）	-0.016（0.436）
	X11	0.021**（5.208）	0.057（1.374）	-0.019***（7.301）	0.099（1.973）		0.067（0.127）	0.145（0.684）
	X12	0.056*（3.803）	0.056（0.869）	0.001（1.962）	0.048**（5.247）		-0.040（0.349）	0.123（0.965）
村庄特征	X13	0.069（0.441）	-0.030（1.176）	0.100（1.769）	0.040（1.346）	0.102（0.902）	0.051（0.726）
	X14	-0.159（1.115）	0.075（2.115）	0.130（0.405）	-0.073**（5.681）		0.197（1.583）	-0.204（1.063）
	X15	0.117*（3.071）	0.102**（4.017）	0.135*（3.002）	0.126*（3.027）		0.118**（4.106）	0.158**（4.498）

注：*、**、***分别表示在0.1、0.05、0.0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Wald统计值,括号外数值为标准化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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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纯农业型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受X₂、X₁₄的显著影响;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受X₃的显著影响;行为态度受X₁₂的显著影响;感知行为控制受X₄、X₁₅的显著影响。具体如下：①户主文化程度X₂对农户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在0.05水平上显著,对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在0.01水平上显著,且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078、0.099和0.055,反映户主文化程度每提高1个层次对农户认知3个维度的贡献率分别为7.8%、9.9%和5.5%,可能原因是：户主文化程度越高,越有能力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效益形成积极的判断,行为态度越积极;同时,这类农户往往观念更开放,更愿意从外界的主张与行动中获取信息,受外界影响越大;文化程度越高,能力越强,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相对较多,感知农地整治权属调整困难程度越低。②本村经济发展水平X₁₄对农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均有显著正向影响,本村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个层次对认知3个维度的贡献率分别为5.1%、11.2%和12.4%,可能原因是：本村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纯农户往往更注重也更愿意支持农地整治权属调整以提升效益,全村对权属调整的主张和行动也会更加积极,受此外部环境影响,农户往往也更容易接受权属调整;同时,经济发展程度越高的村庄也越有能力和财力解决权属调整中的各种问题,使农户对权属调整感知困难程度越低。③是否当过村干部X₃对纯农业型农户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有显著正向影响,担任村干部对农户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的贡献率分别为16.3%和14.7%,可能原因是：当过村干部的纯农户对相关政策理解更深刻,更容易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带来的收益形成正面评价和支持态度,同时这类农户往往自身能力更强因而感知权属调整困难的程度也更低。④承包地质量X₁₂对农户行为态度有显著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35,可能是因为该类农户观念相对保守,其承包地质量越好,越担心权属调整后置换到质量较差的农地,从而对农户行为态度产生负向影响。⑤是否成立农村社会经济组织X₁₅和是否为农村社会经济组织的成员X₄都对纯农业型农户感知行为控制有显著正向影响,其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121和0.105,可能原因是农户加入本村相关社会经济组织后,其会感觉到有组织地开展相关工作更容易。
（2）低度兼业型农户仍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其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受X₃、X₇、X₁₀的显著影响;行为态度受X₁和X₁₁的显著影响;感知行为控制受X₆和X₁₁的显著影响。具体如下：①是否当过村干部X₃对农户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的影响在0.05水平上显著,对农户主观规范的影响在0.1水平上显著,当过村干部对农户认知3个维度的贡献率分别为7.3%、5.2%和11.3%,可能原因是：当过村干部的低度兼业型农户与基层政府等外界接触更频繁,获取相关信息更全面准确,更容易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带来的收益采取积极态度;同时他们往往受村委会以及基层政府在权属调整方面的积极主张和行动的影响更大,作为村干部甚至有带头参与权属调整的责任,因此对主观规范有正向显著影响;该类农户往往自身能力更强因而感知权属调整困难的程度也更低。②家庭老龄人口比例X₇对农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均存在负向显著的影响,家庭老龄人口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对3个维度农户认知分别降低1.2%、0.8%和0.9%,可能原因是：老龄人口比例越高的家庭往往受到观念陈旧的老人的影响,对权属调整产生的各种效益难以形成积极的判断;这类家庭越封闭,受村委会和基层政府等外界影响越小;同时,该类农户往往由于照料老人的任务更重,能投入到权属调整中的时间精力有限,使其感到权属调整的难度更大;③承包地总面积X₁₀对农户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的影响在0.1水平上显著,对农户感知行为控制在0.01水平上显著,耕地面积每增加1亩对农户认知3个维度的贡献率分别为1.3%、1.1%和1%,可能原因是：该类农户仍以农业收入为主,其承包耕地面积越多,权属调整可有效减少其生产成本并带来更高收益,从而使其对权属调整形成积极态度;这类农户因为与外界的接触使其观念更加开放,受邻里,村委会及基层政府的主张和行动影响也较大;同时因为见识更广,对权属调整的难度感知也更低。④户主年龄X₁对该类农户行为态度在0.05水平上有负向显著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51,可能原因是：户主年龄越大,就越安于现状,不愿作出调整,对权属调整认可度越低。⑤家庭中女性人口比例X₆对农户感知行为控制在0.05水平上有显著负向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13,可能原因是：女性人口比例越高的农户,相对而言其观念更保守,能力更有限,因而对困难感知程度越高。⑥承包地破碎度X₁₁对农户行为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感知行为控制有显著负向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032、-0.017,可能原因是：承包地破碎度越高,农业生产难度越大,劳力投入越高,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期望越高,态度越积极;同时因为破碎度越高,权属调整工作量越大,感知难度越大。
（3）对于高度兼业型农户和非农业型农户而言,其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受X₁和X₁₅的显著影响,其行为态度受X₁₂的显著影响;非农业型农户行为态度受X₁₄的显著影响;高度兼业型农户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受X₁₁的显著影响。具体如下：①户主文化程度X₁对高度兼业型农户（非农业型农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应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036（-0.045）、-0.048（-0.067）和-0.037 （-0.049）,表明2类农户户主文化程度每提高1个层次对3个维度农户认知分别降低3.6%（4.5%）、4.8%（6.7%）和3.7%（4.9%）,可能原因是该类农户已不依靠农业收入为生,户主文化程度越高,知识面越广,能力越强,从事其他非农活动的收益可能越高,对农地依赖程度越低,降低了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总体认知。②是否成立农村社会经济组织X₁₅对高度兼业型农户（非农业型农户）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应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117（0.126）、0.102（0.118）和0.135（0.158）,表明成立农村社会经济组织对农户认知3个维度的贡献率分别为11.7%（12.6%）、10.2%（11.8%）和13.5%（15.8%）,可能原因在于成立农村社会经济组织后,农业生产经营取得了显著效益,增强了该类农户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积极判断,农村社会经济组织参与权属调整的集体行为促使2类农户形成了较强的认同感,同时合作组织的参与也降低了该类农户对权属调整的感知难度。③承包地质量X₁₂对高度兼业型农户（非农业型农户）的行为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56（0.048）,可能原因在于虽然这2类农户对农业收入依赖程度低,但优质耕地通过权属调整后更容易流转,从而带来更高的收益,因此他们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越容易形成积极的判断,其行为态度也越积极。④本村经济发展水平X₁₄对非农业型农户的行为态度有显著负向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73,可能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村庄对农业依赖程度越低,其中非农业型农户对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农地整治关注会越少,越不愿意投入时间精力参与权属调整。⑤承包地破碎度X₁₁对高度兼业型农户的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有显著的影响,标准化回归系数分别为0.021和-0.019,可能原因在于承包地破碎度越高,该类农户土地流转就越困难,因而越容易对权属调整形成积极态度;同时承包地破碎度越高,权属调整涉及农户越多,权属调整工作量越大,高度兼业农户往往在外经商务工时间精力有限,因而对权属调整工作的感知难度也越大。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在对湖北省丘陵工程模式区及岗前平原工程模式区的农户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了不同类型农户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认知的差异及其成因,得出如下结论：
（1）4类农户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行为态度认知普遍较高,而对主观规范的认知均不高,对感知行为控制普遍较低;在农地整治权属调整认知的3个维度中,纯农业型农户和低度兼业型农户的认知相对较高,而非农业型农户的认知最低。
（2）对纯农业型农户而言,本村经济发展水平和户主文化程度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3个维度的认知均有显著影响;是否当过村干部对其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均有显著影响;此外,承包地质量对其行为态度有显著影响,是否成立农村社会经济组织和是否为农村社会经济组织成员对其感知行为控制有显著影响。
（3）对低度兼业型农户而言,是否当过村干部、承包地总面积和家庭老龄人口比例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3个维度的认知均有显著影响;承包地破碎度对该类农户的行为态度和感知行为控制均有显著影响。此外,户主年龄对农户行为态度也有显著影响。
（4）对高度兼业型和非农业型农户而言,是否成立农村社会经济组织和户主文化程度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3个维度的认知均有显著影响;承包地质量对高度兼业型和非农业型农户行为态度有显著影响。此外,承包地破碎度对高度兼业型农户的行为态度、感知行为控制有显著影响。

5.2 政策建议

依据上述研究结论,为提高不同类型农户对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认知,促进农户积极参与并顺利地推动农地整治权属调整工作,本文提出以下的政策建议：
（1）有针对性地加强农地整治权属调整差别化入户宣传工作。在利用广播、电视、网络、宣传标牌等渠道广泛宣讲农地整治权属调整意义和重要性基础上,乡镇政府及村集体还应针对不同类型农户进行差别化的入户宣传。具体而言,针对户主文化程度低的纯农业型农户、户主年龄较大及老年人口比例较高的低度兼业农户、户主文化程度较高的高度兼业型和非农业型农户,应有重点、有方向地宣传农地整治权属调整的意义,以此提升各类农户的认知态度,消除其错误和片面认知。
（2）发挥各类农村社会经济组织的作用。在农地整治权属调整过程中,农村社会经济组织（如农村合作社、耕地保护协会等）对纯农户、高度兼业型和非农业型农户认知都有显著影响,应充分发挥农村社会经济组织的带动作用：一方面,通过其自身的积极参与提高农户主观规范方面认知;另一方面,应发挥其权属调整的利益协调作用,化解矛盾,从而降低农户困难感知。
（3）加强权属调整的相关培训。乡镇政府应就权属调整方案制定等技术性较强的工作开展专题培训,引导村集体在制定权属调整方案时综合考虑农户承包地质量、承包地破碎度、承包地总面积等因素,以打消农户“肥地换瘦地”和各种复杂利益关系难以协调等多种顾虑,进而提升农户的行为态度认知并降低其感知难度。
（4）充分发挥认知态度较高农户的带头示范作用。纯农业型农户和低度兼业型农户对农地的依赖程度最高,农地权属调整对其生产经营的影响最大,是权属调整的最主要参与者。担任过村干部对这2类农户的认知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文化程度对纯农业型农户认知态度有显著正向影响,户主年龄对低度兼业型农户认知态度有显著负向影响,因此应充分发挥现任和担任过村干部的农户、户主文化程度较高的纯农业型农户及户主年龄较小的低度兼业型农户的带头示范作用,以增强其他农户所感受的外部环境压力,从而提高其他农户对权属调整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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