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ifferences in tourists’ experiences of post-disaster landscapes
YANBingjin

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6-04-30
修回日期:2016-07-5
网络出版日期:2016-08-25
版权声明:2016《资源科学》编辑部《资源科学》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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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旅游目的地景观是旅游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件,是一切旅游活动产生的吸引力,也是游客产生不同于日常体验的客观载体。游客体验是旅游资源、旅游景观开发和管理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决定着旅游资源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持续性,也受限于主观审美能力和感知差异[1]。旅游行为的产生是个体以审美和愉悦为目的的具有社会、休闲和消费属性的短暂体验[2],正如Sternberg所说:“旅游主要是兜售舞台式经济,……且核心生产活动就是创造旅游者体验”[3]。某种程度上讲,旅游活动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提供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方式的游客体验行为,旅游目的地一切事物都能够使游客产生,行为的或知觉的、认知的或情感的、明示的或含蓄的相关体验。以灾害型景观为体验对象的旅游行为是游客通过“人-景观”互动并感知旅游景观特殊属性而产生的,是灾害型旅游资源开发的原动力[4],决定了灾害型旅游目的地或景区的可持续发展。该类体验最主要的内容体现在游客自我构建现代范畴的道德意义[5,6],如悼念逝者、追忆往昔、警示未来等。Uzzell也认为灾害旅游最主要的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种情感体验[7],而这种体验可以通过对目的地或是相关事件的主观解释(“热解释”)得以实现[8-10]。国外相关学术研究可追溯至20世纪70年代Cohen关于神圣空间游客体验的阐述[11]。随后,在借鉴旅游体验或遗产旅游体验的基础上,相关研究多结合目的地特殊性对游客体验进行质性分析。从认知层面上看,已经有研究多探讨旅游目的地的功能指向[12,13],如Cohen在研究海啸后的游客体验时指出灾害型旅游目的地具有教育功能[11]。此类功能体现在参观者游览后的认知中,涵盖个人认知和集体的认知[14],如灾害型景观相关事件的关注度[15]、个人观点及国家或民族认同等。从情感层面看,灾害型旅游目的地通过狭小的地理环境构建出一种后现代社会的道德空间[16],带给参观者恐惧、压抑、同情等情感反应。无论情感还是认知,在Shin看来都是一种“心理收获”[17],Kang等通过层次分析将这种“心理收获”量化为情感和认知两个维度(前者包括对事件、场所以及整个民族的情感态度;后者涉及对事件的认知、关注以及其他相关观点),并利用皮尔森相关分析研究动机与获益、体验的关系[18]。同样地,Yan等指出灾害型景观带给游客的是一种“幸灾乐祸”的情感体验[14,18-20]和“死亡”景观或事件的凝视[18,20]。国内灾害旅游学术研究起步较晚,且游客体验研究鲜有定量分析,主要集中在总结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6,21]、灾害对旅游业的影响[22]、游客动机[15,23]与行为[23]及资源产品开发[24-26]等方面,也有研究试图从审美和悲剧角度解释灾害旅游体验的愉悦本质[27]。其中,有****认为灾害旅游是一种情感性旅游,将其视为一个情感供给与需求的过程,并引入共生理论强调大众对旅游客体的价值判断和情感倾向,并以此为基础分析黑色旅游发展的社会动力机制[4];有****则运用感应-认知原理诠释游客的行为过程模式,并以此提出灾害旅游资源开发思路[28]。个别****虽注意到灾害型景观游客体验的非娱乐性特点,却仅从教育和警示两个方面[29]进行了描述层面的探讨。
此外,有****指出灾害型景观游客体验的感知性差异受到游客与灾害型旅游目的地之间联系的影响[30,31],这种联系可以从空间和情感两个角度解释。旅游目的地的主观感知会受到空间距离的影响而产生一定的距离衰减规律[32],而自然灾害型旅游目的地客源市场也会因灾害发生时影响的强弱、文化联系以及区域认同等因素影响而产生一定的地域变化[15],如李敏等将九寨沟在汶川地震前后的客源地分成四川、邻省、中西部和东部等区域,研究不同来源地的旅游者动机以及影响因素的时空差异[33]。此类灾害事件还会造成游客主观感知的可进入性下降,不利于旅游目的地灾后重建和经济复苏[34]。情感上的认同、感知以及联系往往对主观体验内容产生一定的影响,如Biran等认为该联系包括灾害型旅游目的地对游客的个人意义[31](如对灾害事件的认同)。同样地,Kang等也指出与目的地有联系的群体更容易产生情感获益及相关责任感[18]。另外,Beech在研究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游客体验时认为与目的地无关的游客往往会将参观过程视为一种休闲活动而并非特殊的情感经历[30]。
总之,相关研究多从现象学[35]、类型学[36,37]、社会学[38,39]和心理学[40]等角度出发定性解释灾害型景观体验的类型、具体内容,相关研究尚处在对现象发生、发展过程的总结解释阶段,方法上以定性分析为主,鲜有定量讨论灾害型景观游客体验维度的研究,且不同社会属性游客的感知性体验差异及体验时空差异研究尚未出现。基于此,本文以“5·12”汶川特大地震北川遗址景观为研究对象,采用开放式的问卷调查方法收集游客体验信息,并通过因子分析判定灾害型景观游客体验的相关维度。同时,利用非参数检验分析不同体验内容在游客社会属性及地域上的差异,并探讨游客体验整体均值的时空差异,以期对该领域相关研究做一个补充。此外,鉴于游客是旅游目的地的首要信息来源,游客对旅游目的地的体验和评价过程是反馈系统的重要组成,其提供的反馈信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相关人员改进管理和营销策略[41],因此,灾害型景观游客体验研究是此类景区管理实践中必不可少的内容,相关研究结论能够对自然灾害型景观旅游资源的管理和可持续利用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
2 研究区概况、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5·12”汶川特大地震后,位于北川羌族自治县境内北川老县城(曲山镇)灾后景观原貌原地保留,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地震遗址景观(图1),是地震遗址核心区,不仅有极高的科研价值,而且还是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传承羌族文化的载体,开展地震科普知识宣传、研究地震灾难成因、提升防震减灾能力的基地。2010年对外开放以来,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已接待纪念、参观和考察人员300余万人,充分发挥了“纪念、展示、教育、宣传、科研”等功能。
图1北川地震遗址区位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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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开放式问卷调查,在以往的相关研究[20,42]基础上将问卷设计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根据“二分法”设计灾害型景观游客体验维度——情感体验和认知体验。采用李克特量表5分法设计问题选项(1-完全不同意,5-完全同意),并根据专家意见修改校正语义含糊不清的题项,最终形成两大层次12题项;第二部分为游客人口统计学特征。问卷发放采用实地调研随机抽样并当场收回的方式进行,以参观北川地震遗址后的游客为主要调查对象。调研于2012年8月和2014年5月分两次进行,历时10天,共发放游客问卷700份,回收问卷618份,剔除填写遗漏、错误等无效样本,最终保留游客有效问卷585份,有效问卷率达到94.70%。
从数据统计学特征分析:男女比例差距不大,分别占总样本52.82%和47.18%;从年龄看,25~44岁青壮年占比例60.00%;从职业来看,其它职业占比例20.68%,其次是服务销售商贸类(15.21%)和学生(12.65%);教育程度以专/本专科为主,共有239个人,占总样本的40.85%;客源地方面,游客多来自四川省本内(71.97%),客源市场比较集中;游客月收入在3500元以下的占总样本的62.40%以上,低收入人群占总样本的绝大多数(表1)。
Table 1
表1
表1样本描述性统计
Table 1The summary of the samples
评价项目 | 频数 | 比例/% | 评价项目 | 频数 | 比例/% | ||
---|---|---|---|---|---|---|---|
性别 | 男 | 309 | 52.82 | 受教育程度 | 小学及以下 | 28 | 4.79 |
女 | 276 | 47.18 | 初中 | 123 | 21.03 | ||
年龄/岁 | ≤14 | 14 | 2.39 | 高中/中专 | 162 | 27.69 | |
15~24 | 125 | 21.37 | 专科/本科 | 239 | 40.85 | ||
25~44 | 351 | 60.00 | 硕士及以上 | 33 | 5.64 | ||
45~64 | 86 | 14.70 | 职业 | 公务员 | 26 | 4.44 | |
≥65 | 9 | 1.54 | 企事业管理人员 | 65 | 11.11 | ||
月收入/元 | ≤1 500 | 177 | 30.26 | 专业/文教技术人员 | 61 | 10.43 | |
1 501~3 500 | 188 | 32.14 | 服务销售商贸人员 | 89 | 15.21 | ||
3 501~5 000 | 133 | 22.74 | 工人 | 62 | 10.60 | ||
5 001~8 000 | 53 | 9.06 | 农民 | 63 | 10.77 | ||
8 001~12 500 | 19 | 3.25 | 军人 | 9 | 1.54 | ||
≥12 501 | 15 | 2.56 | 学生 | 74 | 12.65 | ||
客源地 | 四川省 | 421 | 71.97 | 离退休职工 | 15 | 2.56 | |
非四川省 | 164 | 28.03 | 其他职业人员 | 121 | 20.68 | ||
样本总计 | 5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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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研究方法
2.3.1 信度效度检验信度分析能够有效测试问卷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从而控制和减少随机误差。此方法可作为是否删除某一个问题的依据,能够纠正“题项-总体相关”系数并且提高相应的α值。一般来讲,如果某一问题的“题项-总体相关”系数小于0.30将会考虑被删除[43]。一般认为问卷内部一致性系数Cronbach’ α在大于0.7的情况下具有较高的可靠性,通常的单维测验中如果α系数大于0.6则说明其信度就有保证,测验在可接受范围内[44]。
2.3.2 探索性因子分析
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中的主成分方法是利用最大方差旋转探究多元观测变量的本质结构并对观测变量进行降维处理的计量手段[45]。因而,EFA能够将将具有错综复杂关系的变量综合为少数几个核心因子。探索性因子分析之前要进行巴氏球形系数和取样适合性检定(KMO)测试以确定问卷观测变量中具有显著相关性的项目数量是否满足因子分析的需要。其中,当巴氏球形检验显著系数p<0.05以及KMO≥0.6时才能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45]。根据相关研究[31],当主成分分析结果中观测变量仅在某一主成分上的因子载荷值大于0.50并且项目总体相关系数大于0.30时方可保留。
2.3.3 非参数检验
游客自身社会属性对既得体验具有一定的主观性影响[46],导致不同社会、经济属性人群对灾害型旅游景观的认识和感受不尽相同,需要检验和判断不同属性游客之间是否在体验维度上存在差异。首先,通过K-S正态性检验总体样本是否服从正态分布。结果表明,游客体验各维度的正态性检验p值均小于0.05,证实总体样本不符合正态分布,可以进行非参数检验。卡方检验、秩和检验等是社会学和经济学中常用的非参数检验[47]。其中,卡方检验受到数据分布型的限制主要适用于分类变量,而秩和检验(Rand Sum Test)适用范围较广,能够分析任何分布型的数据,故本文选择后者。游客对自然灾害型景观感知的性别差异主要运用两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中的Mann-Whitney U 检验,而分析年龄、职业、月收入以及教育程度差异时采用多独立样本非参数检验中的Kruskal-Wallis H检验。
两独立样本Mann-Whitney U检验的原理:若m<n,检验统计量
式中k为W对应样本组的样本数据个数;W为最终用到的样本的秩的和;
多独立样本非参检验Kruskal-Wallis H检验的原理:假设k个样本具相似分布,则在样本量不太小的前提下,统计量H服从自由度k-1的x2分布,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k为样本数;
3 结果及分析
3.1 自然灾害型景观游客体验维度
本研究利用SPSS19.0 Factor Analysis模块对灾害旅游景观游客体验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问卷稳定性和一致性检验结果显示Cronbach’α介于0.657~0.830之间(>0.600),总体相关系数介于0.428~0.788之间(>0.300),说明问卷的整体信度能够达到数据分析的要求。巴氏球形卡方检验近似值和KMO分别为2309.73(p<0.05)和0.75(≥0.60),拒绝相关矩阵不是单元矩阵假设,说明数据适合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表2)。由于EXP4在道德和学习体验维度上因子载荷大于0.40,故将其删除[48]。删除后的结果显示各因子载荷均大于0.5,累计方差贡献率从69.17%提高到了70.55%,且几乎各维度因子载荷均有所提高(表2)。Table 2
表2
表2自然灾害型景观游客体验因子分析
Table 2Factor analysis of tourists’ experience on post-disaster landscapes
序号 | 题项 | 道德 | 个人 | 教育 | 学习 | 均值 | 方差 | 总体相 关系数 | |
---|---|---|---|---|---|---|---|---|---|
道德型 | EXP11 | 同情逝去的同胞 | 0.821(0.820) | 4.712 | 0.364 | 0.619 | |||
体验 | EXP10 | 体会到幸存者和经历者伤痛 | 0.788(0.780) | 4.590 | 0.494 | 0.559 | |||
因子 | EXP12 | 同情地震幸存者和经历者 | 0.768(0.770) | 4.649 | 0.347 | 0.534 | |||
个人型 | EXP7 | 相比下自己没有亲朋好友遭难 | 0.858(0.858) | 3.774 | 1.733 | 0.609 | |||
体验 | EXP8 | 相比下自己没有灾难的经历 | 0.848(0.848) | 4.065 | 1.480 | 0.644 | |||
因子 | EXP9 | 相比下自己的生活很幸福 | 0.648(0.648) | 4.443 | 0.615 | 0.455 | |||
教育型 | EXP1 |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理念很重要 | 0.932(0.926) | 3.960 | 1.581 | 0.788 | |||
体验 | EXP2 | 防灾减灾意识很重要 | 0.920(0.913) | 3.939 | 1.467 | 0.772 | |||
因子 | EXP3 | 建筑物抗震级别很重要 | 0.662(0.642) | 4.171 | 1.219 | 0.529 | |||
学习型 | EXP5 | 地震的伤亡很大 | 0.880(0.827) | 4.606 | 0.426 | 0.429 | |||
体验 | EXP6 | 地震的后果很严重 | 0.709(0.741) | 4.312 | 0.848 | 0.428 | |||
因子 | EXP4 | 地震的级别很高 | (0.522) | (0.037) | (0.015) | (0.613) | - | - | - |
特征值 | 3.12(3.470) | 2.29(2.450) | 1.32(1.320) | 1.04(1.070) | |||||
方差贡献率(%) | 28.36(28.880) | 20.82(20.380) | 11.96(11.010) | 9.41(8.900) | |||||
Cronbach’ α | 0.741 | 0.724 | 0.830 | 0.6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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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提取方法为主成分分析,旋转方法采用具有 Kaiser 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聚类迭代次数为5;括号内数值为删除EXP4之前所得相关因子载荷;公因子内各因子按载荷大小排序。
最终确定4个公因子:
第1个因子为道德型体验,主要是指“触景生情”,通过与灾害型景观的交互作用产生“对死难者的同情”以及能够“体会到幸存者和经历者的伤痛”;
第2个因子包括“庆幸”在内的“心理收获”,认为自己和亲朋好友因未遭此浩劫而产生“相比之下现在的生活很幸福”等感受;
第3个因子涉及游客对教育功能的感知,主要指灾害型景观所表现出来的教育意义,如北川地震遗址体现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集体主义精神等;
第4个因子涉及游客获取地震相关知识的体验,从功能视角理解,可以认为自然灾害型景观与遗产型景观具有一定的交叉性,均对相关知识具有一定的科普性。
3.2 自然灾害型景观游客体验的时空差异
自然灾害型景观游客体验时空差异可以从不同维度的均值比较进行分析。时间上比较发现(表3),2012年游客道德型体验是游客最主要的体验内容(M=4.63),2014年该均值虽没有太大变化(M=4.67),但却降低到第三位;2012年均值最低的学习型体验(M=3.17)在2014年上升到了第一位(M=4.73)。个人型体验均值从2012年的第二位(M=4.09)下降到2014年的最后一位(M=4.11),而教育型体验也相应的从第三位(M=3.95)上升到了第二位(M=4.69)。整体上看,时间变化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反映了自然灾害型景观游客情感体验随着时间变化有弱化的趋势,而认知侧面却在不断增强。
Table 3
表3
表3自然灾害型景观游客体验维度时空差异
Table 3Territorial differences of tourists’ experience post-disaster landscapes
体验维度 | 2012年 (n=292) | 2014年 (n=293) | 四川省 (n=421) | 非四川省 (n=164) | 整体均值 | 标准方差 |
---|---|---|---|---|---|---|
道德相关体验 | 4.63 | 4.67 | 4.66 | 4.63 | 4.65 | 0.51 |
个人相关体验 | 4.09 | 4.11 | 4.09 | 4.11 | 4.10 | 0.91 |
教育功能体验 | 3.95 | 4.69 | 4.33 | 4.28 | 4.31 | 0.76 |
学习功能体验 | 3.17 | 4.73 | 4.00 | 3.82 | 3.95 |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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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上比较发现,道德型体验是游客最主要的体验内容(M=4.66),学习型体验得分最低(M=4.00),说明游客对北川地震遗址的知识性功能感知不明显(表3)。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反映了游客参观自然灾害型景观更容易产生同情等情感体验。而对于不同客源地(四川省和非四川省)的游客来讲,除个人相关体验均值四川省内(M=4.09)低于非四川省(M=4.11)外,其他维度的四川省内游客感知均值大于非四川省。
3.3 不同类型游客的差异性体验
本研究根据游客人口社会统计特征中的性别、年龄、职业、月收入和教育程度对其体验的影响,利用非参数检验分析不同客源地对上述影响的作用。性别的Mann-Whitney U 检验和年龄、职业、月收入以及教育程度的Kruskal-Wallis H检验算法分别见公式(1)和公式(2),结果详见表4。表4显示,性别、职业和教育程度对自然灾害型景观游客体验的部分内容具有显著性影响,并受客源地影响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表4)。具体结果如下:Table 4
表4
表4自然灾害型景观游客体验的组间地域性差异
Table 4Differences of tourist’ experience on post-disaster landscape between demographic groups of tourists
组别 | 省份 | 统计指数 | 道德 | 个人 | 教育 | 学习 |
---|---|---|---|---|---|---|
性别 | 四川 | Z值 | -0.308 | -0.392 | -1.383 | -1.810 |
Monte Carlo 显著性 | 0.385 | 0.349 | 0.081 | 0.035* | ||
非四川 | Z值 | -0.520 | -0.220 | -1.496 | -1.149 | |
Monte Carlo 显著性 | 0.305 | 0.411 | 0.069 | 0.126 | ||
年龄 | 四川 | 卡方值 | 53.955 | 69.300 | 57.526 | 50.747 |
Monte Carlo 显著性 | 0.479 | 0.055 | 0.333 | 0.624 | ||
非四川 | 卡方值 | 40.499 | 30.217 | 48.768 | 48.276 | |
Monte Carlo 显著性 | 0.675 | 0.986 | 0.233 | 0.250 | ||
月收入 | 四川 | 卡方值 | 5.775 | 3.968 | 4.267 | 5.431 |
Monte Carlo 显著性 | 0.330 | 0.563 | 0.512 | 0.367 | ||
非四川 | 卡方值 | 3.617 | 1.798 | 2.443 | 2.836 | |
Monte Carlo 显著性 | 0.614 | 0.881 | 0.793 | 0.722 | ||
职业 | 四川 | 卡方值 | 8.586 | 8.372 | 19.227 | 5.761 |
Monte Carlo 显著性 | 0.484 | 0.504 | 0.022* | 0.774 | ||
非四川 | 卡方值 | 3.885 | 3.955 | 23.512 | 10.982 | |
Monte Carlo 显著性 | 0.927 | 0.921 | 0.003** | 0.276 | ||
教育程度 | 四川 | 卡方值 | 4.871 | 4.306 | 12.271 | 9.448 |
Monte Carlo 显著性 | 0.303 | 0.365 | 0.017* | 0.046* | ||
非四川 | 卡方值 | 4.539 | 12.566 | 4.520 | 3.225 | |
Monte Carlo 显著性 | 0.341 | 0.009 | 0.354 | 0.5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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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别对四川省内游客的学习型体验有显著性影响,对非四川省游客并无显著性影响,说明获取灾害事件相关知识受性别影响呈现出一定的地域差异。
(2)不同职业的游客在教育型体验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异性,并且四川省内和非四川省的游客均存在出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游客对教育意义的认知的受到职业因素影响,可能是因为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意义及集体主义的理解比其他职业的人群更加深刻。
(3)对不同教育程度的四川省内游客来讲,教育和学习型体验均具有显著的差异性,而在非四川省游客内仅个人型体验表现出一定的显著性差异,从某种意义上讲,不同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到游客对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北川地震遗址的感知,也影响到对地震相关知识的认知,该影响尤其表现在地震发生地的游客样本中(表4)。另外,不同教育程度带来的地域差异体现在游客对“他者”死亡态度上。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研究在梳理灾害型景观游客体验文献的同时,利用EFA和非参数检验等定量方法实证研究了自然灾害型景观游客体验及其社会属性差异和时空差异。首先,通过EFA确定了游客体验维度,并证实了“二分”维度即情感和认知体验在灾害旅游研究中的有效性;其次,运用非参数检验解释不同社会属性游客体验的组间差异性;最后,揭示了游客体验的时空差异及四川省和非四川游客在不同组别影响下的空间差异。本研究的区域视角分析灾害型景观游客体验也是对Rittichainuwat等观点的一种实证和支持,该****认为应该从边界的角度看待黑色旅游目的地[49]。相关结论对灾难型旅游地的开发和管理能够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同时丰富了灾害旅游、黑色旅游乃至旅游研究的类型,扩展了其理论研究范围。主要结论如下:(1)游客参观北川地震遗址景观过程中产生的体验大致可分为两种:情感和认知。其中,情感体验涉及“对死难者的同情”、能够“体会到幸存者和经历者的伤痛”(道德型体验)及庆幸自己和亲朋好友因未遭此浩劫“相比之下现在的生活很幸福”等(个人型体验);认知体验包括获取“地震级别”和“伤亡人数”等知识(学习型体验)及对“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集体主义精神的感知(教育型体验)。在灾害旅游和黑色旅游游客体验研究领域,游客体验被划分为情感和认知的“二分法”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划分方法[20]。相对于认知层次,游客受地震遗址景观的视觉冲击而更易产生情感上的体验。道德上的同情属于情感层面,是北川地震遗址景观带给游客的直接感知供给,而深层次的学习功能却相对较少被感知到(见表3均值)。一方面跟游客的社会背景如性别、职业及受教育程度有关,另一方面是景区的现场宣传力度不够,增加自身相关内容的现场展示或借助博物馆的“陈列式”展示方能加深知识层面的体验。
(2)不同于传统旅游的享乐和愉快体验,灾害旅游或黑色旅游过程中,同情等道德型体验是情感主基调(M=4.66),且并未受游客性别、职业和教育程度等影响而产生组别间的差异。这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中国传统的文化基调中对弱者或不幸者的同情,反映了中华民族悲天悯人的情感特征,支持了相关****[20]的研究。该语境下,北川地震遗址特殊社会属性使游客并没有因自身社会属性而产生差异性的道德型体验,且四川省与非四川游客的道德型体验均未受性别、年龄、月收入、职业及受教育程度的影响也支持了上述观点,进一步说明游客对遭受灾难的北川人民的同情不会因“地”而异。同时,不同组别和不同客源地的游客均对教育型体验(M=4.31)相关语义测量项赋值较高,体现了中国爱国主义宣传的初衷。一方面,从社会学角度来讲,该思想源自中国根植的文化背景和所处的社会特征,其对游客的现场体验产生了一定影响;另一方面,可能由于游客行程匆忙对较好的字眼“如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一律给予较高分值。
(3)游客学习型体验受性别和教育程度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对于学习型体验,四川省游客在性别和教育程度组别上均存在显著差异,相反,非四川游客并不存在显著差异。究其原因,可能因为非四川游客都对地震遗址具有一种很强的好奇心,在参观之前多少会对北川地震遗址相关知识有所了解。均值上看,四川省游客的学习型体验要大于非四川省游客。原因可以理解为:①身处地震发生地的游客对地震相关知识相对熟悉,也间接说明地域联系对于游客体验具有一定的影响;②有过类似经验的游客会更加关注地震相关知识,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某些****的研究结果[13,36]。
(4)从空间角度看,四川省游客与非四川游客在体验影响因素上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不难看出,除个人型体验外,四川省内样本中各维度灾害型景观体验均值高于非四川游客。同时,个人型和教育型体验在受教育程度上呈现出一定的空间差异,而学习型体验分别在性别和受教育程度上存在显著的地域差异性。由此可以推断,地域联系影响到游客情感和认知层面的感知,进而产生不同的体验。从时间角度看,各类体验均有所变化:情感层面体验位次下降而认知层面体验位次上升。一方面可能由于集体记忆具有时间衰减的特征,使得情感随时间流逝而淡化;另一方面认知侧面的体验却会随着相关设施或宣传手段得以强化,如2014年调研期间正式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的“5·12汶川特大地震纪念馆”增强了包括爱国主义、地震科普等内容在内的认知体验。
4.2 讨论
(1)本研究在方法应用和理论拓展上具有可取之处,然而未深入考虑不同类型目的地及不同文化背景游客的灾害型景观体验的感知性差异,未来相关研究可对比不同类型目的地进行横向分析,也可从文化视角进行跨区域、跨文化的差异性体验研究。另外,本研究内容具有明显的时间指向性,灾害型景观特征和游客体验受时间变化影响较大,可能在不同的灾后阶段表现有所差异,以后可进行持续跟踪调查。(2)数据获取方法主要以结构式语义测量项为主(问卷形式),此方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高有效问卷的数量,但却不利于提高游客体验自我解释的全面性和广泛性。未来的研究可以采取访谈与问卷结合的形式进行类似目的地的调查研究,以收集更加全面和广泛的游客感知信息。
(3)体验经济时代大背景下,旅游体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灾害旅游目的地在大力开发灾害型景观旅游资源的同时更应注重游客现场体验(情感的或认知的),可通过规范和优化解说系统提高游客的体验质量,同样也可根据游客感知来定制不同的解说形式和重点内容。例如,对非四川省游客应更加注重深层次的地震知识方面的现场解说,提高现场游客体验的质量。此外,根据体验经济的相关观点及本研究结果,可以增加现场体验的旅游设施,如反映地震场景的4D视频、具有高模拟仿真效果的地震屋等,更好地提高防灾安全意识、开启地震教育的互动模式以提高游客的认知体验。
(4)灾害型景观游客体验研究的主流思想是关注其作为后现代主义消费空间的特殊属性,据此及本研究相关结论,该类旅游资源开发过程中既要强调其教育和道德体验又要在基本休闲设施布局方面加强游客休闲供给,如提供更多的休息设施以增加停留时间,从而加深游客感知。同时,可以在外围区域适当开展灾后民族文化活动以满足灾害型景观不同类型游客的体验诉求。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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