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琦, 韩立民
中国海洋大学管理学院,青岛 266100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high seas fisheries development in China based on 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CHENQi, HANLimin
School of Management,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Qingdao 266100,China
通讯作者:韩立民,E-mail:cnqdhlm@163.com
收稿日期:2015-04-25
修回日期:2016-04-10
网络出版日期:2016-06-20
版权声明:2016《资源科学》编辑部《资源科学》编辑部
基金资助: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4ZDA040）山东农业重大应用技术创新项目：“山东省远洋渔业发展战略研究”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陈琦,男,山东泰安人,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海洋经济与涉海企业管理。E-mail:chenqikgb@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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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的影响因素复杂多样。本文在查阅文献和组织专家讨论的基础上,从资源环境、市场、技术、政策和外部保障5个层面,详细识别出影响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的17个具体因素。在此基础上,建立ISM模型分析影响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的因素及其层次关系。结果表明：17个影响因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一个4层级的影响因素递阶结构,其中渔获物市场分布及需求、渔获物市场价格和渔获物市场流通体系完善水平是表层直接影响因素;渔船及配套设施技术水平、捕捞人员专业技术能力、渔获物加工及产品开发能力、渔场作业环境、新鱼种开发潜力等构成中层间接影响因素;公海渔业资源量、大洋性渔业资源调查与评估能力、国际公海渔业资源管理制度、国家及地方远洋渔业扶持政策和公海渔业资源管理国家参与水平是深层根源影响因素。

关键词：大洋性渔业;影响因素;ISM模型;中国
Abstract
The recognition of factors affecting high seas fisheries development in China has very important meaning to the exploration of development pathways. The influences on high seas fisheries development in China are diverse and complex. On the basis of a great deal of relevant materials and expert-level discussion,17 factors affe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high seas fisheries are detailed here and include aspects of the resource,market,technology,policy and external security. By building 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ISM）,the factors above were analyzed and the structure and inherent links among factors were determined using a hierarchical structure diagram.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se 17 factors were correlative and they established 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 along four layers. In 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the surface direct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the market distribution and the demand of catches,the market prices of catches and the improvement level of fish market circulation system. The middle indirect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the technical level of fishing vessels and supporting facilities,the professional technical standard and abilities of fishermen,capability of product processing and development,working environment of fishing grounds,and exploring potential of new fish species. The root and basic influencing factors were high seas fishery resources,capacity of ocean fisheries resources investigation and evaluation,international system of high seas fishery resources management,national and local support policies of pelagic fisheries and the degree and level of high seas fisheries management countries’ participation.

Keywords：high seas fisheries;influencing factors;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ISM）;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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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琦, 韩立民. 基于ISM模型的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影响因素分析[J]. , 2016, 38(6): 1088-1098 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16.06.08
CHEN Qi, HAN Limin. Analysis of factors influencing high seas fisheries development in China based on 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J]. 资源科学, 2016, 38(6): 1088-1098 https://doi.org/10.18402/resci.2016.06.08

1 引言

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衰退,大力发展远洋渔业已成为中国振兴渔业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举措。远洋渔业的发展不仅有助于缓解中国人均资源短缺现状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且对于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增强国际影响力以及巩固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远洋渔业依据捕捞作业海域的不同可分为过洋性渔业和大洋性渔业,其中过洋性渔业是指到他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管辖海域从事的捕捞生产活动,大洋性渔业是指在公海上从事的捕捞生产活动。原则上,公海渔业资源作为全人类的共有财产,世界任何国家均有权开发。然而,伴随着沿海各国对大洋性渔业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各国投入公海捕捞的大型渔船设备迅速升级,海洋捕捞能力大幅提高,公海渔获量持续快速上涨,致使公海出现过度捕捞现象,保障公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所在。基于以上国际共识,公海渔业资源的管制政策变得愈加严格,特别是随着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1995年《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的颁布实施,公海渔获物可捕捞量、渔船准入以及渔具标准等均有了严格的限制规定,公海捕捞生产从此进入严格的管制阶段^[1]。在此背景下,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受到来自资源、技术和政策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因此,准确识别影响大洋性渔业发展的各类因素,寻找影响大洋性渔业发展的关键因素,对于探索今后大洋性渔业的发展路径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尝试应用解释结构模型（ISM）梳理、分析影响大洋性渔业发展的各项因素之间的结构关系,识别其中的表层直接因素、中层间接因素和深层根源因素,以期为今后中国大洋性渔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依据。

2 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影响因素识别

近年来,随着世界各国对远洋渔业的重视程度不断加深,国外有关远洋渔业的研究文献显著增多。在针对大洋性渔业影响因素的研究中,国外****主要侧重在自然环境、政策管理以及技术进步等几个方面,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包括：Oda分析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出台对各国公海捕捞业的深远影响^[2];Haward等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从渔业资源开发的国际竞争、企业经营成本（主要是劳动力成本和燃料成本）和利润情况、作业渔船数量、渔船装备现代化水平及国内相关补贴政策等多个层面,剖析了制约当前日本金枪鱼产业发展的国内外因素,并提出具体的应对措施^[3];Kjesbu等探究了气候变化和渔业资源管理制度两个因素对大西洋高纬度海域鳕鱼捕捞业的协同影响作用机制^[4];Lin等借助指标体系构建,从生态环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制度建设等四个方面重点评估了近些年台湾地区远洋渔业扶持政策的实施效果^[5]。
国内方面,针对远洋渔业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才刚刚起步,仅有少数的零星研究,如史磊等认为当前制约中国远洋渔业发展的原因主要包括发展成本持续上升、世界渔业资源竞争加大和国家远洋渔业设施落后等三个层面^[6];向清华、秦宏等通过构建远洋渔业钻石模型,从生产要素、市场需求、国家战略、产业结构、政府扶持等多个角度分析影响中国远洋渔业发展的主要因素^[7,8]。虽然以上文献均以远洋渔业为研究对象,但其指出的成本、资源、生产要素、市场需求、政府支持以及国际规则等同样是影响大洋性渔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与过洋性渔业相比,大洋性渔业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过洋性渔业的作业区域是在别国的近海海域,其影响因素除政治、外交因素外,更多的与国内近海捕捞业相近,而大洋性渔业是以公海为作业区域,在渔业资源供给、捕捞技术和政策环境等方面面临着更加复杂的情况。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公海渔业资源管制日益严格的背景下,各国的大洋性渔业发展必须遵循国际公海渔业资源管理政策的约束。目前,国内已有多篇文献研究分析近些年出台的国际公海渔业政策、法规对中国大洋性渔业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措施^[9-11]。对中国远洋渔业（大洋性渔业）发展因素的识别基本涵盖了渔业资源禀赋、设备技术水平、国内外相关政策环境、市场条件和产业发展成本等几个方面。
本文在充分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从资源环境、市场、技术、政策和外部保障五个大类对影响因素作具体识别。经多次咨询渔业经济与管理方向的专家****以及走访调查山东省多家远洋渔业企业,最终归纳整理出17个具体的影响因素（见表1）。

2.1 资源环境因素

大洋性渔业作为一种资源型产业,其发展兴衰直接受到公海渔业资源存量的影响。公海渔业资源按种类可分为金枪鱼资源、大洋性头足类资源、中上层小型鱼类资源、底层深海鱼类资源和南极磷虾资源,具体分布情况见表2。当前世界主要的公海渔场有西北太平洋柔鱼区、中西太平洋金枪鱼围网区、中东太平洋大眼金枪鱼区、印度洋大金枪鱼区、东南太平洋竹荚鱼区、中西大西洋大眼金枪鱼区和西南大西洋阿根廷滑柔鱼区等。中国目前的公海捕捞活动主要集中在西北太平洋、中西太平洋、东南太平洋、印度洋、西南大西洋和南大洋等海域。受各渔场海域自然条件和历史捕捞强度的影响,不同渔场的渔业资源量存在一定差异,FAO提供的渔获物统计资料^[12]显示,当前西北太平洋海域的捕捞强度最大。另一方面,受当前技术层面的制约,仍有许多深海鱼类品种和渔场尚未进行探索和开发。有资料显示,目前已调查的深海海域仅为3.5%,共确认的深海鱼类有2000种左右,大部分栖息在1500m水深以内,但已经实施商业开发的品种只有几十种^[13]。在环境层面上,影响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的因素主要是指渔场的作业环境状况,具体包括各公海渔场的可达性、气候状况和水文条件等。
Table 1
表1
表1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影响因素
Table 1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 seas fisheries development in China

分类	详细因素
资源环境因素	公海渔业资源量（S1）;新鱼种开发潜力（S2）;渔场的作业环境（S3）
市场因素	渔获物市场分布及需求（S4）;渔获物国际市场价格（S5）;生产成本（S6）;渔获物市场流通体系完善水平（S7）
技术因素	大洋性渔业资源的调查与评估能力（S8）;渔船及配套设施技术水平（S9）;捕捞人员专业技术能力（S10）;渔获物加工及产品开发能力（S11）
政策因素	国际公海渔业资源管理制度（S12）;国家及地方远洋渔业扶持政策（S13）
保障因素	国内远洋渔港及冷链物流保障能力（S14）;海外远洋渔业基地服务保障能力（S15）;国际渔业市场信息服务保障能力（S16）;公海渔业资源管理国家参与水平（S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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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表2
表2公海渔业资源分布情况
Table 2The distribution of fishery resources in high seas

公海渔业资源种类		资源分布
金枪鱼资源	大眼金枪鱼	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的热带和温带55°N-45°S海域
	黄鳍金枪鱼	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低纬度的热带和亚热带海域
	长鳍金枪鱼	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的热带和温带55°N-45°S海域
	鲣鱼	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低纬度的热带和亚热带海域
	蓝鳍金枪鱼	20°N-40°N太平洋温带海域、30°N-45°N大西洋海域以及南半球5°S-50°S海域
	剑鱼	亚热带以北的西北太平洋海域、热带和亚热带大西洋海域、45°S-30°N的温带、 热带印度洋海域
大洋性头足类资源	柔鱼	世界各大洋的陆坡渔场
	枪乌贼	太平洋、大西洋的热带、温带海区以及印度洋
	乌贼	距离大陆较远的岛屿周围和外海
	蛸	各大洋的沿岸海域
中上层小型鱼类资源	秋刀鱼	大西洋北部、太平洋东部至夏威夷诸岛海域以及印度洋海域
	智利竹筴鱼	30°S-60°S的南太平洋海域以及6°S-30°S的东南太平洋海域（主要包括秘鲁、智利专属经济区及其向西至101°W的海域）
	其它竹筴鱼	广泛分布在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海域
底层深海鱼类资源	犬牙南极鱼	南大洋海域
	大西洋胸棘鲷鱼	北大西洋海域和南印度洋西南部
	其它深海鱼	广泛分布在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海域
南极磷虾	-	南大洋海域,最大密度分布在大西洋区

资料来源：《世界大洋性渔业概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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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市场因素

大洋性渔业面临的市场环境较为复杂,具有市场分布广、生产成本高、盈利周期长和市场流通速度要求高等特点。中国大洋性渔业的渔获物销售市场分为国内和国外两大部分,其中国外市场包括渔获物直接出售给国外采购商和运回国内加工后再出口部分,产品主要销往日本、韩国、欧盟、非洲及美国等国家^[14]。目前,国内销售市场受渔获物产品价格高以及消费者对其了解程度偏低的影响,市场开发程度相对较低。生产成本是影响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包括前期固定成本投入和生产环节产生的各项费用。其中,前期固定投入成本主要指渔船设备的购置或建造成本;生产环节的成本包括捕捞作业和运输中产生的燃油成本、劳动力成本、渔获物的加工成本以及设备维护成本等。此外,公海渔获物作为鲜活类农产品之一,对产品的市场流通速度要求较高,需要渔完善的市场流通体系加以支撑。

2.3 技术因素

从生产过程考虑,影响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的技术因素主要包括资源探捕阶段的大洋性渔业资源调查与评估技术水平、捕捞生产阶段的渔船及配套设施技术水平和捕捞人员专业技术能力以及产品加工阶段的渔获物加工及产品开发能力等。公海渔业资源的探捕工作主要涉及海域生物资源状况调查、海域水文、气象等环境情况调查、渔场渔获量分布以及渔场形成机制研究等,需要高水平的渔业资源勘查技术能力作支撑。大洋性渔业的生产作业地点位于远离陆地的公海领域,对渔船设备有较高的专业性要求,目前,功率大型化、航速高速化、操控自动化与集成化、监控智能化和能源消耗绿色化成为大洋性渔船装备发展的主要趋势。此外,与近海捕捞相比,公海捕捞工作条件艰苦且风险较高,要求从业者拥有较高的相关专业知识和素养。

2.4 政策因素

影响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的政策因素可分为国际公海渔业管理制度和国内及地方大洋性渔业扶持政策两个方面,其中国际公海渔业管理制度包括已经生效的国际公海资源管理公约和协议、各个渔业组织所确立的具体管理制度等。1982年,联合国出台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从法律层面对公海渔业资源开发作出具体约束^[1]。此后,国际社会对公海渔业资源的养护和管理越发重视,先后通过了一系列有关公海渔业的决议、协议、规章和制度,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1993年通过的《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和管理措施的协定》、1995年颁布的《执行1982年12月10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的规定得协定》以及1995年通过的《负责任渔业行为守则》;在此基础上,一系列区域性的渔业管理公约也逐步得到推动实施,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包括《北太平洋溯河性种群养护公约》、《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国际公约》、《印度洋金枪鱼国际公约》以及《中西部太平洋高度洄游鱼类种群养护和管理公约》等^[15]。为了落实各项国际公约中渔业资源的具体管制规定,全球性和区域性渔业组织相继成立,有统计显示目前区域性国际渔业组织已达到44个^[16],而与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相关的共8个（表3）。这些管理政策的出台和渔业组织的成立,从制度层面上确定了国家养护渔业资源的义务、预防性措施的适用、分区域和区域管理组织和安排的职能等,建立了产出控制制度和投入控制制度相结合的捕捞管理措施^[17]。国内政策方面,主要涉及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针对国内远洋渔业企业出台的燃油补贴、船舶建造补贴、运费补贴以及资源探捕资金补贴等。

2.5 保障因素

与大洋性渔业发展相关的保障因素可分为外部硬件设施保障和信息服务保障两大类。首先,公海作业渔船吨位大、载货量高,需要国内远洋渔港以及海外远洋渔业基地的服务保障支撑。截止2013年,中国已建设国内中心渔港65个、一级渔港81个以及海外渔业基地34个。其次,大洋性渔业水产品市场分布较广且部分区域市场需求不稳定,因此需要全面、准确的国际渔业市场信息服务系统为远洋企业提供及时的国际市场信息,确保远洋水产市场的流通顺畅。最后,一个国家在公海渔业资源管理中的参与水平,即在国际渔业管制公约制定中的话语权和在各全球性或区域性渔业组织的参与情况,对于维护本国公海渔业生产的合法利益至关重要,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外部保障因素之一。

3 解释结构模型建立

解释结构模型（Interpretative Structural Model-ing,ISM）是由美国Warfield教授于1973年创建用于分析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问题的方法^[18]。该模型的基本原理是首先利用人们的实践经验和专业知识确定研究系统的各项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进而借助关联矩阵原理和计算机技术对各因素相互关系信息进行处理,最终将复杂的研究系统分解成一个层级清晰的多极递阶解释结构模型,便于分析各因素之间的结构关系,并从中准确辨识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19]。大洋性渔业发展所涉及的因素众多且相互间关系复杂,适宜采用ISM模型来理清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结构关系。

3.1 明确影响因素二元关系,建立邻接矩阵

由中国海洋大学经济学院和管理学院、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和山东省社科院海洋经济研究所的10名长期从事渔业经济与管理研究的专家****（教授）,以及青岛市海洋与渔业局的2名官员所组成的专家小组经过多次讨论、分析,基于“1票否决制”的原则（当所有专家均判断因素S_i对S_j直接产生影响时,就记为1,反之只要有一位专家认为没有产生直接影响关系,则记为0）,判断影响因素之间的二元关系,据此构建邻接矩阵 M。
Table 3
表3
表3与中国远洋渔业发展相关的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
Table 3The reg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related to China

所在海域	区域性渔业组织
太平洋	中西部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
	东太平洋金枪鱼委员会（IATTC）
	南太平洋渔业管理委员会（SPRFMO）
	北太平洋渔业委员会（NPFC）
大西洋	养护大西洋金枪鱼委员会（ICCAT）
印度洋	印度洋金枪鱼委员会（IOTC）
南大洋	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委员会（CCAMLR）
太平洋-北冰洋	中白令海峡鳕养护与管理公约（CCB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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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
表4
表4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可达矩阵R
Table 4Reachability matrix R of high seas fisheries development in China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S11	S12	S13	S14	S15	S16	S17
S1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S2	0	1	0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S3	0	0	1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S4	0	0	0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S5	0	0	0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S6	0	0	0	1	1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S7	0	0	0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0	0
S8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S9	0	0	0	1	1	1	1	0	1	1	1	0	0	0	0	0	0
S10	0	0	0	1	1	1	1	0	1	1	1	0	0	0	0	0	0
S11	0	0	0	1	1	1	1	0	1	1	1	0	0	0	0	0	0
S12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S13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S14	0	0	0	1	1	0	1	0	0	0	0	0	0	1	0	0	0
S15	0	0	0	1	1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S16	0	0	0	1	1	0	1	0	0	0	0	0	0	0	0	1	0
S17	1	1	0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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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5
表5
表5可达集合与先行集合的交集
Table 5The intersection of reachable set and antecedent set

要素	P(Si)	Q(Si)	P(Si)?Q(Si)
S1	1,2,4~17	1,8,12,13,17	1,8,12,13,17
S2	2,4,5,7	1,2,8,12,13,17	2
S3	3,4,5,6,7	3	3
S4	4,5,7	1~17	4,5,7
S5	4,5,7	1~17	4,5,7
S6	4,5,6,7	1,3,6,8~13,17	6
S7	4,5,7	1~17	4,5,7
S8	1~17	1,8,12,13,17	1,8,12,13,17
S9	4~10,11	1,8~13,17	9,10,11
S10	4~10,11	1,8~13,17	9,10,11
S11	4~10,11	1,8~13,17	9,10,11
S12	1,2,4~17	1,8,12,13,17	1,8,12,13,17
S13	1,2,4~17	1,8,12,13,17	1,8,12,13,17
S14	4,5,7,14	1,8,12,13,14,17	14
S15	4,5,7,15	1,8,12,13,15,17	15
S16	4,5,7,16	1,8,12,13,16,17	16
S17	1,2,4~17	1,8,12,13,17	1,8,12,1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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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计算影响因素的可达矩阵

借助Matlab软件,基于布尔代数运算规则,根据公式计算得到可达矩阵 R（见表4）。
R=(M+I)λ+1=(M+I)λ≠(M+I)λ-1≠?≠(M+I)2≠(M+I)（1）
在可达矩阵 R中,元素 I表示因素S_i到因素S_j之间存在可到达的路径,即因素S_i可以直接或间接的对S_j产生影响。

3.3 级间划分可达矩阵,绘制多级递阶结构示意

依据可达矩阵 R,求得可达集合 P(Si)和先行集合 Q(Si)。其中,可达集合 P(Si)为可达矩阵中要素 Si对应的行中包含有1的矩阵元素所对应的列要素的集合;先行集合 Q(Si)为可达矩阵中要素 Si对应的列中包含有1的矩阵元素所对应的行要素的集合。最后,求出可达集合和先行集合的交集 P(Si)?Q(Si),结果见表5。
如表5所示,根据 P(Si)=P(Si)?Q(Si)的条件进行层级分解,可抽取出满足条件的因素S₄、S₅和S₇,组成第一层级因素,将 P(Si)中对应第一层级因素的行和列去掉,继续以 P(Si)=P(Si)?Q(Si)为条件抽取得到下一层级因素。依次类推,求得第二层级因素包括S₂、S₆、S₁₄、S₁₅和S₁₆,第三层级因素包括S₃、S₉、S₁₀和S₁₁,第四层级因素包括S₁、S₈、S₁₂、S₁₃和S₁₇。根据以上分析,绘制出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影响因素的多级递阶结构示意如图1所示。

4 影响因素解析

如图1所示,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影响因素系统是一个4层递阶结构,其中,第一层级为表层直接影响因素,第二层级和第三层级因素为中层间接影响因素,第四层级因素则为深层根源影响因素。

4.1 表层直接影响因素分析

根据ISM模型分析结果,第一层级的渔获物市场分布及需求、渔获物市场价格和渔获物市场流通体系完善水平是影响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的3个表层直接影响因素。图1表明,3个因素之间存在直接的相互影响关系,形成一个闭合回路,共同受第二层级因素的影响。从因素类别来看,这3个影响因素均属于市场类因素,直接作用于大洋性渔业的市场销售环节。一个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市场因素的驱动。公海渔获物的市场需求、市场价格以及产品的流通状况直接关乎远洋渔业企业的利润水平,是微观层面驱动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大样性渔获物的境外销售量多半集中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地区）,根据FAO统计资料^[12],近些年发达国家水产品需求一直较高且保持稳定,与此同时本国的渔业产量却在不断下降（1992-2012年下降22%）,大量水产品供应需要依赖进口,因此,预计未来中国大洋性渔业的国外市场需求将继续保持稳定态势。另一方面,虽然当前中国远洋水产品国内市场开发程度不高,但随着未来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高蛋白、低脂肪、天然健康的远洋水产品预计未来将受到消费者越来越多的青睐,国内消费需求的潜力巨大。中国海关总署和农业部于2000年联合制定、出台了《远洋渔业企业运回自捕水产品不征税的暂行管理办法》,此后,中国远洋捕捞产量中运回国内部分得到持续快速上涨（图2）。该政策的出台激发了远洋渔业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丰富了国内远洋水产品市场,有效满足了日益增长的国内消费需求,从市场层面推动了中国大洋性渔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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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影响因素多级递阶结构示意
注：图中虚线框表示因素之间存在相互的直接影响关系,构成了一个闭合回路整体,共同影响其他因素或受其他因素影响;虚线箭头表示闭合回路内部因素之间的直接影响关系;实线箭头表示不同层级因素之间的直接影响关系。
-->Figure 1The hierarchical structure diagram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igh seas fisheries development in 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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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07-2013年中国远洋捕捞产量运销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008-2014）^[20]。
-->Figure 2The transportation and sale of offshore fishing output in China from 2007 to 2013
-->

4.2 中层间接影响因素分析

第二层级的5个影响因素以及第三层级的4个影响因素构成了影响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的中层间接因素。
第三层级中渔船及配套设施技术水平、捕捞人员专业技术能力和渔获物加工及产品开发能力3个技术类因素互融相通,构成回路,与渔场作业环境因素共同直接影响第二层级中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的生产成本。
（1）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远洋渔业发展初期,远洋渔船多以拖网渔船为主,且船龄多数在20年左右,能耗远高于国际同类渔船平均水平^[21]。以金枪鱼的捕捞生产为例,在2011年以前中国使用的金枪鱼低温延绳钓和围网作业船、大型拖网加工船多数是引进其它发达国家企业已陆续淘汰的二手旧船,不仅生产效率低下,且渔船油耗成本较高（比发达国家相同功率的远洋渔船要多耗燃油20%~30%^[22]）,严重影响远洋企业的利润水平。鉴于此,中国政府自2012年起,相继出台了海洋渔船更新改造政策^[23]和远洋渔船船型标准化管理政策^[24],远洋渔船装备的现代化水平得到显著提升,有效缓解了远洋企业的生产成本压力。
（2）渔场作业环境是影响生产成本的另一客观因素。作业渔场位置距本国的距离、渔场的气候和水文条件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作业渔船的生产成本。以南极磷虾资源的开发为例,由于南极远离补给区域,产品需要长距离运输与保藏,且南极寒冷的气候对各种设备性能要求较高,南极磷虾捕获后通常要立即进行虾壳分离加工,这些客观的渔场作业环境都增加了南极磷虾的开发成本^[25]。
第二层级中的5个因素相互之间无影响关系,但都直接影响第一层级中的市场因素。
（1）新鱼种的开发潜力决定了未来大洋性渔业市场的产品丰富度,是满足持续增长的世界水产品消费需求的潜在保障因素。如南极磷虾资源自20世纪60年代初作为新鱼种得到首次勘察试捕后,其丰富的营养价值和巨大的资源存量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到20世纪70年代正式进入大规模商业开发阶段,生产至今总渔获量已超过600万t,被广泛用于食物消费、饵料生产和药用保健等多个方面^[26]。
（2）与近岸捕捞生产相比,大洋性渔业面临更高的设备投入成本、燃油成本、运输物流成本、人力资源成本以及不确定的风险成本,其中燃油成本是最主要的成本因素^[6]。高额的生产成本决定了远洋水产品市场价格普遍较高,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远洋水产品在国内市场的普及。如金枪鱼作为大洋性渔业中非常重要渔获物品种之一,在国内的价格大致介于（200~600）元/500g之间,超过了普通大众的消费能力（国内消费群体基本以商务人士、外国常驻人员和入境游客为主）,国内总消费量较低,产品更多的是销往日本、西欧和美国等发达国家市场^[27]。另一方面,由于国际油价波动频繁且幅度较大,远洋渔业企业无法准确预测油价的走向, 难以据此制定企业经营战略和计划,不得不承担较大的生产价格风险^[14]。总之,生产成本是远洋企业成败的关键因素,直接影响产品市场的需求与价格的稳定,是影响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的重要环节。
（3）国内外的远洋渔港及远洋基地的建设既能为远洋船队提供设备检验、修理以及燃料补给,同时也能为渔获物提供就近的冷藏、加工、仓储和销售服务,保障远洋水产品的市场流通顺畅。此外,通过构建国际渔业市场信息服务体系,能够为国内大洋性渔业企业及时提供国际动态市场信息,方便企业生产适销对路的远洋水产品,加快产品在市场端的流通、销售,使企业在越加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掌握主动。

4.3 深层根源影响因素分析

第四层级的公海渔业资源量、大洋性渔业资源调查与评估能力、国际公海渔业资源管理制度、国家及地方远洋渔业扶持政策和公海渔业资源管理国家参与水平是影响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的5个深层根源因素。
从因素类别来看,第四层级涵盖1个资源环境类因素、1个技术类因素、2个政策类因素和1个保障类因素。在层级关系上,该层级5个因素之间相互影响,构成回路,不仅直接影响第三层级的3个技术类因素,而且对第二层级的5个因素均有影响。
（1）大洋性渔业作为资源开发型产业,资源禀赋状况始终是其客观存在的关键影响因素。FAO公布的《2014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报告^[12]指出,目前世界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形势不容乐观,世界鱼类种群处于生物学不可持续的捕捞水平（过度捕捞）的比例从1974年的10%增至1989年的26%,到2011年达到28.8%,其中金枪鱼作为大洋性渔业的重要渔获品种,预计在2011年约有1/3的种群处于过度捕捞状态。严峻的世界渔业资源衰退形势必然带来更为严苛的国际渔业资源管理政策和更加激烈的国际渔业资源开发竞争,是中国未来制定大洋性渔业发展战略所必须考虑的国际现实背景。
（2）渔业资源的调查与评估不仅是开发新渔场、新资源的重要技术支撑,同时也是保护海域内生物多样性,促进渔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工作。尤其是在当前公海渔业组织推行“义务履行多少称量权利获取多少”的配额管理原则的背景下,哪个国家能够首先探明渔业资源状况,掌握更多的渔业资源一手调查数据资料,就意味着其在国际谈判中将享有更多的话语权,进而能够在公海捕捞配额分配中占据主动。为尽快建立准确、科学的公海渔业资源数据库,中国政府每年都投入一定的财政资金用于远洋渔业资源的勘探、评估,先后开展了库克群岛海域金枪鱼资源探捕、东太平洋公海赤道附近鱿鱼资源探捕、太平洋长鳍金枪鱼资源探捕和东太平洋公海荚鱼资源探捕等多个项目^[28],向国际渔业组织提供了多项有关公海渔业资源开发潜力和渔场作业环境的研究报告。
（3）20世纪中期以来,一系列的公海渔业管理政策严格规定了每个参与公海捕捞的国家在特定海域的可捕捞总量、采用的渔具标准以及需要承担的责任义务等,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公海渔业资源自由开发的国际惯例,成为每个国家发展大洋性渔业所必须研究和遵循的管理准则。公海渔业管理制度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不仅面临越发激烈的国际捕捞配额竞争,而且对中国现有落后的远洋渔船技术和安全水平提出新的挑战。特别是国际海事组织（IMO）所推行的《国际渔船安全公约1993年议定书》未来一旦生效,中国在公海作业的远洋渔船将面临更为严格国际审查^[29]。鉴于此,农业部于2014年公布了《远洋渔船船型标准化工作方案》,明确了远洋渔船未来“安全、环保、高效、节能、适居”的发展方针,对提高未来中国远洋渔船的标准化和现代化水平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国内远洋渔业政策除了要不断适应新的国际形势外,还是大洋性渔业发展的重要支撑后盾。大洋性渔业作为一类高投入、高风险产业,既需要通过税费减免、燃油补贴、融资补贴等一系列扶持政策来降低远洋渔业企业的生产成本,也需要政府加大财政资金投入,用于中国的远洋渔港和海外渔业基地的建设。
（4）公海渔业资源管理中的国家参与水平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对于维护本国的公海渔业发展利益至关重要。近年来,随着中国远洋渔业综合实力大幅加强和参与国际渔业管理事务的积极性不断提高,中国政府在公海渔业资源谈判中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提升,最大限度的争取了中国在公海海域的渔业发展利益。如在2013年12月的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第10次年会中,由于中国代表团的坚决反对,会议最终没有通过南太平洋论坛渔业局（FFA）提出的限制南太平洋长鳍金枪鱼产量的提案^[30],保证了中国对该品种的现有捕捞配额。

5 结论与建议

中国大洋性渔业的发展受资源环境、市场、技术、政策以及外部保障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是一个既包括客观环境因素也包括主观人为因素影响的复杂系统。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和专家讨论,确定了影响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的17个具体因素,并借助ISM模型分析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层次结构关系,结果表明,17个影响因素之间相互关联,构成一个含有4个层级的影响因素递阶结构,其中渔获物市场分布及需求、渔获物市场价格和渔获物市场流通体系完善水平是影响中国大洋性渔业发展的3个表层直接影响因素;渔船及配套设施技术水平、捕捞人员专业技术能力、渔获物加工及产品开发能力、渔场作业环境、新鱼种开发潜力、国内渔港及冷链物流保障能力、远洋渔业基地服务能力以及国际渔业市场信息服务能力等9个中层间接影响因素;海渔业资源量、大洋性渔业资源调查与评估能力、国际公海渔业资源管理制度、国家及地方远洋渔业扶持政策和公海渔业资源管理国家参与水平等5个深层根源因素。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对中国大洋性渔业的发展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充分认识当前公海渔业资源严峻的竞争形势,积极开拓新渔场和后备渔场,在当前多数公海渔业资源配额已基本分配完毕的现实背景下,未来开发潜力巨大的南极磷虾资源将成为各国关注和竞争的主要焦点。因此,加快南极磷虾资源的开发步伐将是未来中国大洋性渔业走出资源瓶颈的重要选择。首先,要进一步加大资金投入,开展南极磷虾渔业资源的探捕工作;其次,在做好南极磷虾产业发展状况和国内外市场需求分析的基础上,对中国磷虾产业未来的经济、社会效益进行科学评估,探索合理、可持续的产业发展模式;最后,要加快改进捕捞技术和作业措施,同时开展南极磷虾综合利用和高值利用工程研究,提升终端产品加工技术。
（2）加强对当前已经颁布实施的国际渔业管理公约和中国已经加入的区域性渔业组织规则的研究,积极参与渔业组织中的各项管理实务,认真履行渔业资源养护义务,巩固已得利益,同时加强国内执法监督,避免因非法捕捞和不遵守国际组织管理规定等情况的出现而影响国家在公海渔业资源分配中的整体利益;在国际渔业管理组织中应当继续提倡“共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强调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公海渔业资源分配中的特殊要求,特别是在配额的发放上要与发达国家区别对待,进而努力争取与自身地位和贡献相称的捕捞配额,以保障中国在公海的渔业利益^[31]。最后,要密切关注与中国渔业利益紧密相关的一些尚在筹备建设中的渔业组织,争取尽早加入,主动参与规则制定,争取在渔业管理谈判中掌握主动权。
（3）加大科研资金投入,依托政府、产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提升中国的大洋性渔业资源调查与评估能力,逐步建立渔业资源探捕和观察员收集渔业生产数据相结合的互补机制,尽快科学、准确地评估公海渔业资源情况,建立公海渔业资源数据库,以增强中国未来在公海国际渔业谈判中的话语权。
（4）进一步加大国家对远洋渔业的政策扶持力度,包括加大燃油补贴和渔获物回运补贴力度,降低大洋性渔业企业增值税税率,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以及加大渔船装备研发资金投入等多层面、全方位的扶持措施,以求提高大洋性渔业生产效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促进产业健康稳定发展。要加强政府引导作用,通过扶持和培育远洋渔业龙头企业,加快远洋渔船设备的更新改造和渔船技术、安全标准的规范统一,同时完善海外渔业基地建设,提高基地的综合服务能力,引导、协调企业进行合理布局,避免企业间的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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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年度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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