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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诊断与调控的分析路径

本站小编 Free考研考试/2021-12-29

李灿,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广州 510642

Analysis path of diagnosis and regulation of regional land use transition

LI Can,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收稿日期:2020-05-29接受日期:2020-11-19网络出版日期:2021-05-10
基金资助: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21A1515011696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课题.2018GZYB49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2016SKJD09


Received:2020-05-29Accepted:2020-11-19Online:2021-05-1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李灿(1982-),男,湖南益阳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土地利用与乡村发展研究。E-mail:lcstudy@163.com



摘要
土地利用转型正表现为城乡地域系统演变的重要特征,土地利用转型分析的意义在于发现土地利用形态转变指示的土地利用问题。本文尝试解析了区域人地耦合关系下的土地利用形态转型逻辑,系统阐释了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诊断分析路径,重点探讨了乡村土地利用转型问题诊断与调控途径。研究指出:①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侧重考察土地变化趋势性转折对应的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要求,阐释转型分析所指示的土地利用问题及其表现特征,以此找寻转型调控的应对策略。② 应依据尺度和梯度分异方式揭示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特征,理解不同尺度上转型调控的融合过程,研判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调控措施。③ 土地服务供给变化是引发乡村土地利用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转型发生错位的关键原因,土地利用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之间的互适关系,则反映了土地利用形态空间关系构成的问题特征。④ 基于乡村地域尺度和梯度分异原则、基于城乡融合发展背景、重构农村土地权利体系和开展国土空间规划是探索乡村土地利用转型调控的四个重要分析路径。⑤ 不同尺度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认知与转型调控对策的融合仍需要进一步拓展,而激活乡村土地资源要素是调控乡村土地利用转型的关键途径。
关键词: 土地利用转型;乡村地域系统;土地利用服务供给;转型诊断;转型调控

Abstract
Land use transition is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urban and rural regional system evolu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land use transition analysis is to find the land use problems indicated by land use form chang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transition logic of land use form under the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land, explains the diagnostic analysis path of regional land use transition systematically, and focuses on the diagnosis and regulation of rural land use transition. The research points out that: (1) The study of regional land use transition should explore the changing requirements of land use form corresponding to the trend of land use change, and resolve the land use problems and explain their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indicated by the transition analysis, so as to figure out the coping strategies of land use transition regulation. (2) Scale selection and gradient differentiation are the basic premise of regional land use transition research. We should reve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land use transition according to scale and gradient differentiation, understand the integration process of transition regulation on different scales, and study the regula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of regional land use transition. (3) The change of land service supply is the key reason for the dislocation of the dominant and recessive forms of rural land use, and it is the key point to diagnose the transition of land use forms. The mutual adaptability between the dominant and recessive forms of land use reflects the problem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atial relationship of land use forms, which is the main body of land use to provide land services response results. (4)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rural regional scale and gradient differentiation, an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urban-rural integrati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rural land right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and spatial planning are four important analysis paths to explore the transition and regulation of rural land use. (5) The integration of cognition of land use transition in different scale regions and the regulation measures of transition still needs to be further expanded, and activating rural land resource elements is the key way to regulate rural land use transition.
Keywords:land use transition;rural regional system;land use service supply;land use transition diagnosis;land use transition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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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李灿.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诊断与调控的分析路径. 地理研究[J], 2021, 40(5): 1464-1477 doi:10.11821/dlyj020200457
LI Can. Analysis path of diagnosis and regulation of regional land use transition. Geographical Research[J], 2021, 40(5): 1464-1477 doi:10.11821/dlyj020200457


1 引言

转型是社会生活和经济体制走向更加现代化的变迁过程[1]。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下,城乡地域生产生活特征发生了深刻变化[2],城乡转型发展是当前及今后一段时间内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命题[3]。源于对社会经济转型发展在空间上映射的理解,土地利用转型研究通过考察形态变化及其空间关系构成,形成了系统的土地利用转型理论分析框架和研究体系,可为协调土地利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研究参考[4]。在区域土地利用形态的趋势性转折变化分析中,一方面需要理解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利用形态转变的要求,考察土地利用在“土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中[5]的响应方式;另一方面在中国城乡二元环境下,需要着重分析乡村地域土地利用转型中的问题及其表现特征。乡村地域是中国人地系统演化研究的重点,乡村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独特而重要,有助于指导乡村空间重构。与此同时,中国城乡地域空间面临不同的发展问题,土地利用形态演变表现较大的差异特征,开展转型调控需要基于对土地利用形态转型的系统认知。尽管诸多研究基于土地利用转型理论框架对农村宅基地转型[6]、耕地转型[7]、农村居民点转型[8]、乡村聚落转型[9]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索,但提升土地利用转型诊断所指示问题的方法与路径认知,充分发挥土地利用转型研究在土地系统结构功能变化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分析纽带作用,仍有待进一步深入。

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理论模式自提出以来[10,11],引发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和诸多****的研究尝试。龙花楼较早引入并系统阐释了土地利用转型理论的研究框架,基于土地利用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的视角[12,13],认为土地利用转型是一段时期内与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转型相对应的区域土地利用形态的转变过程,指出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对应着不同的区域土地利用形态和土地利用转型阶段,必然带来特定的土地利用转型过程[14],并认为管控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途径[12]。在土地利用转型形态的阐释上,有研究者通过审视森林转型提出者Mather对砍伐前后森林拥有的生物多样性功能差异,主张以空间与功能来对应显性与隐性的形态关系,指出土地利用价值主体对土地功能的需求才是土地利用变化的深层驱动因素,并指明存在土地利用功能转型对空间转型的调控机制[15,16]。在土地利用转型的发展目标上,有研究尝试构建了土地利用转型潜力的分析框架,指出土地利用转型潜力分析可以明确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利用及其转型的需求,从而探寻合理可行的土地利用转型模式,解决土地利用形态与区域发展目标的空间匹配问题[5]。在深化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认知及其转型可调控的认识下[12,15],解析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特征被认为是探明土地系统功能问题和研判转型调控对策的必要前提。同时,相关研究表明,区域政策所引发的“社会-生态”反馈路径和“社会-经济”诱发路径分别决定了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方向与强度[17],并且政策对隐性转型的影响更为显著,合理管控隐性形态变化是当前土地管理决策的重要内容[18];通过搭建耕地利用转型多学科综合研究框架,以此强化对耕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的多维度认知,据此可提出针对性的耕地经营对策[19];而理解耕地与农村居民点用地两者转换特征与耦合关系,有助于推进农村差异化土地整治对乡村土地系统演化的正向影响[20]。随着理论与实证研究的深化,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相关共识逐渐形成,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目的不仅在于解析社会经济转型发展背景下土地利用形态转型的机制与效应,更重要的是阐释土地利用形态转型所指示的土地利用问题及其发展意义,以此找寻调控土地利用形态转变的应对策略,推动人地系统向城乡转型发展的良性方向演进。

土地利用转型对土地利用形态的时态空间关系结构的刻画,反映了土地利用主体的行为结果,是经济、技术、政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资源配置格局,为准确把脉土地发展问题和探寻合理的土地管理对策提供了极佳的分析途径。因此,有必要理清土地系统的复杂性和差异性问题,探寻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诊断途径,为研制科学合理的转型调控对策提供支持。鉴此,本文基于对土地利用形态是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所投射的空间过程的认知,拟在辨析土地利用转型的时空分异特征的基础上,阐释土地利用转型的诊断机制,弄清楚不同地域空间土地利用转型过程所指示的问题特征,并以此重点探讨乡村土地利用转型调控的分析途径,以期丰富土地利用转型研究。

2 土地利用转型建构逻辑的再认知

人与环境交互作用下的土地变化研究一直是全球环境变化及可持续性研究的重要课题[21],土地利用转型研究即属于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范畴[4],该理论为观察土地利用变化、理解人地交互作用方式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从土地利用转型理论的建构逻辑而言,宏观视角上,土地利用转型主要关注土地利用形态的趋势性转折,探测主要土地利用类型结构转变的拐点,解析土地利用结构进入一种新的变化时期,所对应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土地利用形态变化上所展现的深刻的阶段性特征。微观视角上,土地利用转型就是社会经济发展投射于土地利用形态上的转变过程,展示社会经济发展刻画在土地利用形态结构关系上的细节,以及土地利用形态转变所指示的问题特征。因而,土地利用转型在人地交互作用的理解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了土地利用变化的综合性研究。其一,强调区域社会经济转型阶段的背景内涵,土地利用转型是由经济社会变化和革新所驱动,土地利用形态转变过程对应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根本上,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是通过土地利用形态转变分析来阐释时代背景的空间过程,更侧重挖掘经济社会影响下的土地利用转变方式。土地利用形态时刻在变,但不表示土地利用转型过程,只有展现与社会经济转型相对应的土地形态趋势性转折才是土地利用转型。其二,以显性和隐性解构的土地利用形态分析路径[12],进一步拓展了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综合性和纵向深度,显性形态对应数量和空间结构,隐性形态主要对应人地交互作用下的社会经济的利用属性。显性形态表征格局,隐性形态才是土地利用转型过程的意义所在。其三,土地利用转型研究强调区域特定时期土地利用形态的趋势性变化,由地域系统的区域分异原理可知,土地利用转型研究必然遵循地理空间的区域和尺度原则,因而不同时期、不同尺度、不同区域的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不同。其四,代表不同部门利益的土地利用形态格局冲突成为驱动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内在动力[4],推动着土地利用系统不断由一个平衡演进到另一个新的平衡,并且不同阶段土地利用形态格局冲突的强弱和方式直接影响土地利用转型进程。

由此可知,土地利用转型研究重在探测社会经济制度下区域土地利用空间关系构成方式及其产生的资源环境效应,强调区域土地利用转变方式以及土地利用形态呈现的问题,从而形成对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深入理解。在此过程中,深入考察土地利用形态在不同尺度和区域下的表征方式和问题,以此系统阐释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诊断机制,就成为探索区域土地利用转型问题的基础,以及进一步探寻转型调控策略的前提。

3 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诊断方式

3.1 土地利用转型诊断的尺度转换要求

区域性是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逻辑起点,Lambin等在阐释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框架时提出,土地利用转型是一个非线性过程,其格局并非固定不变,存在明显的尺度效应[22]。空间尺度选择直接影响对土地利用转型进程的理解,因而在分析区域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映射下的土地利用形态格局时,需要基于不同的空间尺度进行解构。有研究者就提出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涵盖村域至全球尺度[15]。近年来,土地利用转型研究在县域[23]、城市边缘区[24]、省域[7]、区域经济带[25]、全国范围[26]、以及典型地貌类型区域[27]等空间尺度上所做的探索,表明土地利用形态的趋势性变化在不同空间尺度下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由于地域系统的复杂性和综合性特征[28],阐释地域系统过程的动力学机制不存在单一正确尺度[29],对不同系统的描述需要选择特定时空范围和组织方式,这样就涉及对尺度转换的理解。而尺度转换一直是地理学研究中难以突破的难题。在尺度转换上,根据小尺度空间过程来预测大尺度问题已成为解决尺度转换的有效途径,一般研究地理空间范围可以划分为四个尺度,微观尺度域、中观尺度域、宏观尺度域和超级尺度域[30]。对不同尺度土地利用转型过程理解的难点在于正确解析尺度间“格局与模式”的关系,某一尺度上揭示的土地利用形态转型特征不能简单地应用于其他尺度。一方面,在从土地利用形态关联的要素结构去考察土地转型的过程中,所获取的要素信息取决于观测土地利用的采样尺度,由于空间异质性和观测尺度的局限,不同尺度上获取的土地利用过程信息直接影响对形态结构变化的理解。一般中宏观尺度下土地利用显性形态分析会以较大用地类型斑块来测算数量和空间格局的变化趋势,多以用地类型的主导因素或平均程度来表征斑块的利用特征,而忽视其他因素特征,相应地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结构与变化特征也是基于对应斑块属性所进行的统计归纳。比如,当把农村居民点在空间上的大小斑块视作一个“点状”整体,就容易忽视其内部结构及差异,以及简略其承载的多样功能[31]。另一方面,在土地管理信息整合和反馈上,决策部门通常会把经由尺度上推聚合的信息,结合社会经济管理逐级汇总的信息,站在大尺度空间上进行“格局与模式”的推演分析,形成整体把控的宏观原则,再经由管理层级予以下达实施。由于尺度效应和管理决策针对性的局限,在微观管理层级上,就会出现土地利用形态转型需求与应对调控策略不一致的情况(图1)。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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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不同空间尺度上的土地利用转型分析

Fig. 1Analysis of land use transition on different spatial scales



因此,每一级空间尺度上有其相应的土地利用转型的模式,土地利用主体(管理和使用土地的个体/群体)在每一级空间尺度上的响应方式不同,所做出的应对调控也有较大的差异。微观尺度上的土地利用主体多关注土地产出,而宏观尺度上的土地利用主体则较多侧重土地利用提供的综合服务效益,包括土地承载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功能。进而,微观尺度域上的土地利用形态格局不能直接对应于宏观尺度域(全国)上的经济社会转型发展态势,以避免产生转型过程理解上的错位。相应地,基于宏观尺度域上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所研制的转型调控措施,不能直接作为指导微观尺度域上土地利用行为的准则。

3.2 土地利用转型诊断的梯度变化要求

整体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已经进入了城乡转型发展的阶段[1,4],在社会结构发展意义上由“乡土中国”进入了“城乡中国”的发展阶段[32],并且在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带动下,城乡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格局正处在激烈的重构当中[3]。但是东西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仍是中国经济地理格局的基本特征,经济社会发展不同快慢程度区域之间的转型发展呈现较大的差异,其所投射到空间上的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不尽相同。当前,不同发展区域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显示,在黄淮海平原农区2000—2010年间耕地空间形态转变受交通线路因素的影响突出[33];而在鄂西山区2002—2013年间耕地空间形态转变受人口聚集因素的影响明显[23];江苏省1995—2015年以土地利用功能形态探测的转型进程中,生产生活功能提升而生态功能下降明显[34];山东省2005—2014年农村居民点转型指数表现出与经济梯度高度关联的变化规律[35]。不管是区际间的发展梯度差异,还是区域内的发展梯度差异,不同研究区所揭示的土地利用转型意义相差甚远。因此,应充分认识地理要素的梯度效应,加强基于梯度分异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正确识别社会经济转型发展与自然地理空间的综合作用过程。

在梯度分异维度上,可以依据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分类解析土地利用转型的梯度性差异,也可以依据自然环境要素变化的梯度分异,采用地带性分析方法揭示不同空间梯度上的土地利用形态格局差异[4]图2)。从而在同一空间尺度范围内,可以清晰识别不同发展梯度和空间梯度上土地利用转型所呈现的快慢和强弱特征,并且在探测转型格局的空间异质性基础上,揭示土地利用转型的空间分布规律。由此可见,空间尺度和梯度作为地域系统异质性分析的基本方法,是开展土地利用转型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忽略空间尺度和梯度的影响,就会造成经济社会发展实情与土地利用转型之间的对应关系错位,得出错误的解释和理解。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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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土地利用转型的梯度差异

Fig. 2Analysis of gradient differences in land use transition



3.3 土地利用转型的驱动机制及表现形式

诸多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发展要素驱动地域格局的变化更为明显[36],从“土地-社会经济”系统的解释框架而言[22],土地利用转型源于土地利用主体对社会经济发展变革在土地利用需求上的响应。土地利用转型变化的驱动力来源于土地利用形态格局的冲突,反映了代表不同利益的部门在土地利用上的空间关系,而土地利用形态格局冲突是驱动土地利用形态演化的内在动力[4,12]。土地利用部门通过利益传导,把冲突首先聚焦于土地利用形态格局的变化上,土地利用主体在形态格局冲突下,通过释放土地服务供给的潜力,促使土地政策制度基于自然资源环境背景做出适应需求的调整,来推动土地利用形态发生转型(图3)。在此,土地利用冲突主要表征为土地利用主体对土地服务供给的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冲突所导致的土地服务供给的需求是考察土地利用转型的关键环节。需要注意的是,形态格局冲突包含着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两者交互冲突的复杂关系,土地利用转型进程即表现为两种形态格局在冲突中不断调试以达到两者互适平衡的过程,并且表现为长期性和趋势性的过程特征。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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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土地利用制度、土地服务供给与土地利用转型关联

Fig. 3Land use system, land service supply and land use transition



从人地交互关系的角度来看,不同部门利益的冲突究其实质是人地关系在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政策管理要求下的适应情况,反映在土地利用形态转变上,表现为两种变化方式,一是土地利用形态的稳定格局被打破,表现强势利益的土地利用类型在空间上引发冲突,其显性形态或隐性形态发生转变;二是在冲突驱动下,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两者不断调整以适应形态格局转变之后的平衡要求,并最终通过土地服务供给实现土地利用转型(图3)。按照显性形态对应空间格局,隐性形态对应功能形态的理解[15],在此过程中,部门利益冲突导致的显性形态变化表现为表层转型过程,隐性形态调整适应状态则表现为深层转型过程。一般,显性形态较容易在数量和空间格局上表现出转型的变化来。而在土地利用转型过程中诊断土地利用形态的长期性和趋势性变化的意义,就在于深刻理解这种趋势性表征下隐性形态转变的方式与过程。

3.4 土地利用转型问题特征的识别

在由部门土地利用冲突显化的土地服务供给问题的影响下,原本土地利用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相互影响、相互耦合,共同表达多维复杂特点和综合性特征的土地利用形态变化[27],但在社会经济发展制度环境变化所具有的路径依赖特征的影响下[37,38],就会导致社会经济发展要求在土地利用形态转型的作用上,出现显性形态转型与隐性形态转型步调不一致的影响效果(图4)。从土地利用形态变化而言,土地利用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的互适关系是土地利用主体对土地服务供给响应的结果。土地利用服务供给变化是引发土地利用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转型发生错位的关键原因。当两者步调不一致时,或者空间形态转变而功能形态转变未及时跟进时,就会呈现不同的土地利用转型问题特征。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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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区域土地利用显性/隐性形态转型关系

注:根据参考文献[39]所作修改。
Fig. 4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minant form and recessive form of land use transition



其一,土地利用显性形态转变快于隐性形态转变。由于土地既是发展要素又是人地关系下被影响的对象,土地资源管理政策制度是影响土地利用转型的重要因素。社会经济规制在变革中的路径依赖特性,常使土地利用的空间组织方式在空间形态发生转型后,仍然延续既有的管理模式,而致使土地利用的质量、产权形态、经营方式和功能效应等隐性形态属性的转变落后于显性形态转变的需求,土地利用的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发生脱耦。中国长期以来城乡二元体制导致城市扩张在空间上出现“城中村”这种明显的城市化异化现象即属于此种情况。城中村处于城市区域范围内,在空间上已发生了城市形态的转变,其所承载的生活方式、经济行为和空间格局全然与乡村地域相异,但是其土地利用主体的社会联结仍然是农村组织形态,土地利用的空间组织仍然是农村管理体制下的产权格局,以至于土地利用的功能形态不符合所处城市地域系统的要求,城中村土地利用的功能形态转变落后于已经城市化了的空间形态。此外,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问题,呈现出快速城镇化地域的空间形态转型明显快于其功能形态转型,究其根由也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束缚了农村人口在空间管理上的转移,而导致的许多城市新区的土地利用功能不符合土地的空间形态需求。

其二,土地利用显性形态转变慢于隐性形态转变。土地利用中资源要素的流动在外界影响下发生改变,引起土地利用隐性形态中的要素投入产生变化,导致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的要素结构不适应显性形态的情况。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历40多年的增长与结构变革,在“重城轻乡”发展策略的驱使下,大量资源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造成农村空心化不断加剧[40,41]。反映在土地利用形态上,农村人口资金外流致使依附于农村土地上的人口数量和结构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农村土地原有的功能形态和稳定性被打破,土地利用产生的服务价值不断衰减,主要表现为农村居民点空心化和农地家庭经营生产能力的退化,所导致的农村地域经济社会功能呈现整体性退化。当前,农村居民点用地粗放闲置和农田经营格局的细碎分割,显然已不符合集约高效的土地资源利用要求和发展现代规模农业的需要。从城乡土地利用变化的趋势性而言,农村人口减少是城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此过程中农村人口外流率先打破了农村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结构的平衡,根本上讲,这是由社会发展整体生产力提升引发的农村土地利用隐性形态发生的转型。

综上可知,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是在区域社会经济发展背景下对土地利用形态的趋势性变化所作的综合性理解。首先,土地利用形态分析建立在区域土地类型的观测尺度之上,区域内局部空间的土地利用形态变化必然以区域整体为研究背景,尺度选择与梯度分异是开展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基本前提,是理解区域土地利用转型问题所处空间关系的基础。其次,土地利用形态转型表现为在部门利益冲突的推动下,土地利用主体对土地服务供给的需求的过程,在该过程中,进一步考察土地利用方式转变是否顺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可作为识别土地利用形态转型问题的切入点。第三,土地利用形态转型过程中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之间的互适关系,是识别土地利用转型问题特征的基本途径,为转型调控对策分析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方法与思路,有助于增强土地利用转型调控决策的科学性。因此,对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诊断就遵循着“形态格局变化(尺度/梯度)—土地冲突类型(转型问题)—形态互适关系(问题特征)”的分析路径,并支撑着下一步的土地利用转型调控策略分析。

4 乡村土地利用转型诊断与调控

中国乡村地域空间广阔,土地利用方式复杂,正处于城乡融合发展的转型之中,乡村重构的任务日渐紧迫,解构乡村土地利用转型问题能为推进乡村地域系统优化提供有力支撑。因此,在遵循前述土地利用诊断路径分析的基础上,乡村土地利用转型诊断的主要任务就落在乡村土地利用形态所指向的问题分析及其转型调控上。而把握乡村土地利用形态变化反映的地域系统演化问题,据此可深化对乡村地域系统人地耦合关系的理解。

4.1 乡村地域土地利用转型诊断的切入途径

土地利用转型诊断在显性形态分析上,通过数量和空间结构的观察,容易从显性形态变化的突变点和空间不稳定状态中发现趋势性转折点;在隐性形态分析上,则可从分析乡村“土地-社会经济-生态环境”耦合系统[5]的演化过程中,探测隐性形态结构限制土地服务供给的政策制度障碍。首先,基于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和乡村地域系统理论[42],应认清乡村自然环境资源、社会经济要素相互作用下的人地耦合关系特征。城镇化是当前乡村地域系统演化和分异的主要原因[40],在乡村内核系统和外缘系统的驱动下,乡村人口、土地和产业关键要素的配置发生变化,并通“要素-结构-功能”的传导呈现土地利用生产、生活、生态的空间格局及其功能格局。其次,由于驱动土地利用转型的深层因素主要作用于土地系统的功能上,因而从土地利用主体功能空间(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更容易探测土地利用形态变化的趋势性转折[43],并且在此基础上分析土地用途转变是否与功能需求转变相一致,较易探测出土地利用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的变化方向。第三,在乡村地域内外系统之间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的交换下[44],乡村土地利用主体对经济机会的响应更为容易和更为明显,尤其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时期,土地利用主体所做出的响应经济发展需求的决策往往会直接或间接改变土地服务供给,从而导致土地用途和功能发生变化,并最终导致土地利用形态的转变。最后,通过考察土地服务供给在与土地功能和土地用途两者之间的对应关系,分析土地利用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之间的互适状态,能有效地探明土地利用形态转型所指向的问题及特征(图5)。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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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乡村土地利用转型诊断模式

Fig. 5Diagnosis mechanism of rural land use transformation



然而,在经济社会制度等深层驱动因素的作用和约束下,乡村土地供给服务变化与土地利用形态转型存在不同的关联方式,致使土地利用服务供给诱发不同的形态格局冲突,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转型进程不一致。当前,乡村土地利用形态转变中呈现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乡村人口受城镇吸引而持续外流改变了乡村土地承载人口的实际状态,乡村土地利用程度和活力降低,表征隐性形态的土地与农村人口之间的关系发生了较大变化,大量农村人口离土离村,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农村宅基地闲置废弃问题和耕地撂荒问题。另一方面,在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农户非农生计转化的影响下,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成为农村显著的土地利用显性形态变化,而与之需求匹配的农村土地利用组织方式却没有及时转变。可见,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乡村发展要素变化的主要背景,由乡村土地利用主体对土地服务供给需求的变化导致了土地利用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转变发生了错位,农村宅基地废弃和耕地撂荒显示农村居民对宅基地和耕地提供的服务需求弱化,而耕地非农化和非粮化则表示农村居民对原耕地地块上的经济产出服务需求增强。以上两者在土地服务供给上的变化均指向于乡村土地利用转型的根本问题,即城乡二元体制导致的农村人口资金等要素流失对乡村土地利用的支撑不足,但两者呈现的问题特征不同,前者指向更为深层次的土地产权制度问题,后者指向土地利用方式的政策障碍因素。由此可见,土地利用主体对土地服务供给的需求,直接反映了不同部门利益在土地利用形态格局上的冲突,是土地利用形态转型问题的直接表征,而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之间的失衡关系则进一步显示了土地利用转型的具体问题特征。

4.2 乡村土地利用转型的调控途径

相关研究显示,土地利用系统自身存在功能(隐性形态)转型对空间(显性形态)转型的调控机制[7,15]。在识别了乡村土地利用形态转型呈现的问题特征后,乡村土地利用转型调控的关键则是要探寻触发土地利用转型机制运转的途径,促使土地利用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耦合调适。土地利用转型既是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结果,在合理的调控干预下,也是促进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动力。综合考虑并遵循土地利用转型的尺度/梯度、驱动机制、问题识别及其表现特征的分析路径下,乡村地域土地利用转型调控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探索。

其一,基于乡村地域尺度和梯度分异的土地利用转型调控。自然界的等级组织、空间异质性和复杂性决定了地理研究对象具有其特定的本征尺度特性[45],从而使地理过程研究不能回避尺度效应的影响。选择不同观测尺度所获取的区域土地利用格局与过程的认知会不同,而不同乡村地域类型的格局与过程是认识乡村土地利用转型的基础。因此,需要找准与土地利用形态转型相匹配的观测尺度和分析梯度,了解各尺度上土地利用信息的详略程度和变化情况,甄别出土地利用转型问题的尺度特征。对于土地利用形态转型的局部问题认知与整体问题认知,需要基于尺度和梯度分析进行综合有效的理解,分析不同尺度不同区域认知上的对应关系。在转型调控上,国家层面出台的各项应对策略,对于微观乡村区域需要基于自身适宜尺度得出的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结论,结合各自区域的发展现状、环境背景和发展方向,按照尺度转换的方式把宏观政策细化为微观层面的分类措施和实施规则。例如,对农村居民点空心化问题,村域尺度上的调控重点就在于在乡村振兴指导下,分类评估各乡村聚落的发展特征而推行分类整治;而对农业规模经营问题,则需要根据各区域自然地理条件和耕地集中程度,提出适合各农村区域耕地规模化经营的激励措施。

其二,城乡融合发展下的土地利用形态转型调控。在城乡地域关系上,城乡融合就是将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有机体,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的过程,促使城乡形成平等发展、相互支撑、融为一体的均衡发展状态[40]。当前乡村土地利用转型呈现诸多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支撑农村土地利用的要素流向了城镇化区域。在转型调控上,就是要改变乡村地域外缘系统对内核系统的影响方式,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使乡村土地获得吸引资源要素的空间发展权利。在制度改革难以一步到位的情况下,综合评估和识别乡村地域所处的发展阶段,因地制宜制定政策激励,就业支持和技术改进等措施,推动乡村产业发展,增强乡村经济积累,激活乡村内生发展能力[3]。对耕地而言,推动社会资本要素流动支撑发展现代规模农业,改变耕地的投入产出、经营格局等土地利用隐性形态结构,实现社会生产力提升对发展现代农业的耕地服务供给;对农村建设用地而言,调整土地利用显性形态在集约利用格局上的转变,调整隐性形态在资本投入上的转变,实现农村建设用地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关系的耦合。

其三,农村土地权利重构下的土地利用形态转型调控。由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的转变差异所呈现的土地利用转型问题,表明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政策制度变革的要求。土地政策与制度通过影响土地利用主体的行为方式,直接或间接调整土地利用经济系统[39],进而驱动土地利用形态转变。但由于土地政策制度的路径依赖特征,土地利用主体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响应比土地政策制度调适更为敏锐,导致农村土地经营格局往往因政策制度的束缚而落后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需求。但是,一旦解除土地政策制度对土地利用形态转型的束缚,土地利用形态转型就会释放出巨大的土地利用潜力,使土地利用显性形态转型与隐性形态转型达到平衡。当前,乡村土地密集型农业已转向为依赖资本投入的劳动集约型农业的发展模式[32],正在推进的农村承包土地“三权分置”改革,从制度供给上回应了乡村土地利用转型的要求,以资本流动、重构经营产权为代表的农地隐性形态结构调整成为当前农地利用转型调控的重点。而宅基地“三权分置”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则是从产权制度上推动农村土地资源向土地资产和资本转化,顺应乡村土地利用隐性形态转型的要求,再次释放农村改革发展的潜力。根本上,农民所获得土地产权的自由程度和控制强度直接影响农地资源配置效率,通过解除土地制度的障碍因素,重新调整农村土地权利体系和资源要素流动的空间关系,能再一次激活土地资源和资本要素,显化农村土地利用的价值,提升农村土地服务供给,从而推动农村土地利用转型。

其四,国土空间规划下的土地利用形态转型调控。国土空间规划是基于地域系统的差异性和人地交互导致的不平衡不协调发展态势,对人地关系系统全要素的统筹布局和管理[46],是在国家发展意志和发展目标指引下,制定的使人地关系协调发展和综合优化的方案[47]。在协调人地系统耦合演化的意义上,国土空间规划与土地利用转型调控两者在干预人地关系上的目标高度一致。前者在空间重塑上,旨在创建一个更合理的土地利用形态和功能关系,以平衡保护环境和发展两个需求[48];后者在土地演化上,强调区域土地空间格局及其功能结构的演变符合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在转型调控上,国土空间规划为土地利用形态转型提供了调控乡村地域系统过程和格局的实施途径,通过实施乡村地域的全域土地整治、生态系统修复和空间用途管制等规划方式,建设高标准农田、盘活闲置宅基地、修复土地生境、引导乡村工业向园区集中等措施,能有效地改变乡村土地用显性形态,实现乡村土地生产、生活、生态的空间重构。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土地利用转型强调土地利用形态转变适应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要求,其中隐性形态关联的社会经济属性的空间关系结构是探索土地利用转型的意义所在。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研究应深入阐释城乡转型发展下土地利用形态转变产生的资源环境效应,透过土地利用形态变化的细节,深入理解土地变化趋势性转折对应的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要求,阐明土地利用形态转型所指示的土地利用问题及其发展意义,以此找寻转型调控的应对策略。

(2)尺度选择与梯度分异是开展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研究的基本前提,是理解区域土地利用转型问题所处空间关系的基础。在尺度分析上,需区别对待不同尺度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映射下的土地利用转型,正确理解尺度维度上土地利用形态格局过程与转型调控响应之间的关系,避免转型过程在不同尺度理解上的错位。在梯度分析上,需正确识别社会经济转型发展与自然地理空间的综合作用过程,揭示基于梯度分异的土地利用转型的空间分布特征。

(3)在土地利用方式为顺应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需求下,土地利用冲突表现为土地利用主体对土地服务供给的需求的过程,土地服务供给是否顺利释放出来,是诊断土地利用形态转型问题的关键切入点。土地利用服务供给变化是引发乡村土地利用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转型发生错位的关键原因。土地利用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之间的互适关系则是识别土地利用转型问题特征的基本途径,反映了土地形态格局冲突下土地利用形态要素的空间组织关系,是土地利用主体对土地服务供给的响应结果,为转型调控对策探索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4)在探索乡村土地利用转型调控的分析路径上,一是应基于乡村地域尺度和梯度分异要求,准确理解基于区域适宜尺度和梯度分析得出的土地利用转型结论,正确对待转型应对策略;二是基于城乡融合发展方式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使乡村土地获得吸引资源要素的空间发展权利,综合评估乡村发展所处的阶段与发展环境,调整资源要素组织方式与土地利用形态之间的耦合关系;三是探索重构农村土地权利体系的方式,解除现行土地政策制度对土地利用形态转型的束缚,激活农村土地资源配置,提升农村土地服务供给;四是借助国土空间规划中的全域土地整治、生态系统修复、空间用途管制等规划手段,调控土地利用显性形态,实现乡村土地生产、生活、生态空间重构,推进乡村土地利用转型。

5.2 讨论

土地利用转型研究是深入理解人地交互关系、探测土地利用空间组织结构及其土地系统功能的重要理论模式,转型研究的重点在于揭示和理解土地利用形态转型所指示问题的社会经济与环境效应的变化意义。地理空间尺度是定义区域大小的基本前提,决定了所窥视土地空间格局的结构特征,不同尺度土地利用转型认知的融合仍是需要深化研究的问题,且基于大尺度区域研判的土地利用转型调控是对应于宏观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理解,如何在大小尺度区域间转换转型调控策略也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土地利用形态转型表现为不同部门利益在土地利用上的冲突慢慢消解的过程,也就是显性形态转型与隐性形态转型互相调适至平衡状态的过程。显性形态与隐性形态转型多数情况下表现为,因土地政策制度和资源要素组合的影响而呈现不一致的转型进程,当前中国乡村土地利用转型受到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十分突出,致使乡村土地利用服务供给无法充分释放土地利用发展的潜力,从而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乡村土地服务供给提升的需求,未来乡村土地利用转型调控的关键在于激活土地资源要素,解除城乡二元体制对乡村土地空间发展的限制,提升乡村土地服务供给。

致谢

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了客观、准确和详实的审稿意见,其中关于区域土地利用转型诊断在理论阐释上的意见提升了研究的理论深度和文章的科学严谨性,特致以诚挚感谢!当然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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