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循环视角下农地流转的空间格局与机制——以武汉市蔡甸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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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红梅^,¹^,², 郭炎^,¹^,², 李志刚¹^,², 赵宁宁¹^,², 林赛南¹^,²

1.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武汉 430072

2.湖北省人居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武汉 430072

Spatial patterns of farmland transfer and the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cycle: A case study of Caidian, Wuhan city

XU Hongmei^,¹^,², GUO Yan^,¹^,², LI Zhigang¹^,², ZHAO Ningning¹^,², LIN Sainan¹^,²

1. School of Urban Desig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2. Hubei Habitat Environment Research Center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Wuhan 430072, China

通讯作者: 郭炎（1983-）,男,湖北荆州人,博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统筹发展与规划。E-mail: tiverguo@whu.edu.cn

收稿日期:2020-05-6接受日期:2020-07-17网络出版日期:2021-04-10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85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7116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80115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42019kf0225

Received:2020-05-6Accepted:2020-07-17Online:2021-04-1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许红梅（1992-）,女,湖北恩施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统筹发展与规划。 E-mail: hongmei_xu@whu.edu.cn

摘要
土地等资源的确权流转开启了资本在乡村地域的循环,资本类型与农地用途之间按市场原则重新匹配。本文建构了资本循环作用于农地流转的理论框架,并以武汉市蔡甸区为例,结合村级多源数据,实证了中国大城市近郊农地流转的微观空间格局及机理。在理论层面,研究揭示出不同类型资本流向不同农地用途,形成不同的资本循环模式,并通过“资金实力”或“经济附加值”影响农地流转率;在实证层面,研究发现村级农地流转率的分布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在控制自然条件、区位、社会经济等因素后,资本循环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显著且存在空间差异。就资本类型而言,“城市工商资本”与“城乡混合资本”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前者对“城边村”的影响大于“远郊村”,后者反之,“乡村内生资本”的影响不显著。就农地用途而言,现代农业对农地流转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平原地区的影响程度大于山地和丘陵地区,传统农业、休闲农业影响不显著。从资本循环模式来看,城市工商资本-现代农业、乡村内生资本-传统农业、城乡混合资本-传统农业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前者在现代农业原有基础好的地区影响程度更高,而后两者影响程度的空间分异较小。助力农地流转和乡村振兴的政策应因地、因资本循环制宜。
关键词： 资本循环;农地流转;空间分异;乡村转型;乡村商品化

Abstract

Delineation and transfer of property rights over the rural resources such as farmland start the cycle of capital in the rural areas, which promotes the match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capital and various land use types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free market. This paper frames theoretically how the capital cycle affects the farmland transfer, and explores empirically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villages' farmland transfer in Caidian District, Wuhan City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based on the data at village level from multiple source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defines capital cycle as three dimensions: capital types, land use types and their matches; explains various impacts of different models of capital cycles over the degree of farmland transfer with the financing capacity of capital holders and profitability of land uses. Empirical findings are as follow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degrees of villages' farmland transfer presents a prominent pattern of agglomeration. After controlling the factors like natural conditions, location, and socio-economic elements, the variables measuring the capital cycle produc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degree of farmland transfer. For different types of capital, urba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and mixed urban and rural capital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The impact of the former is stronger for the remote villages far away from the urban core, while that of the latter is stronger for the suburban villages. The impact of rural endogenous capital is not significant. For different purposes of land use, the impact of modern agriculture is positive and significant, and stronger in the plain area than in the mountainous and hilly areas, while the impacts of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and leisure agriculture are not significant. As to the different matches, the matches of urban industrial and commercial capital with modern agriculture, rural endogenous capital with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urban-rural mixed capital with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show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The impact of the first match is stronger in the areas with good original foundation of modern agriculture than in other areas, while that of the later two matches shows little spatial difference. Policy-making to promote farmland transfer and rural vitalization should fully consider local conditions and specific models of capital cycle.

Keywords：capital cycle;farmland transfer;spatial differentiation;rural transformation;rural commod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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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许红梅, 郭炎, 李志刚, 赵宁宁, 林赛南. 资本循环视角下农地流转的空间格局与机制——以武汉市蔡甸区为例. 地理研究[J], 2021, 40(4): 994-1007 doi:10.11821/dlyj020200386
XU Hongmei, GUO Yan, LI Zhigang, ZHAO Ningning, LIN Sainan. Spatial patterns of farmland transfer and the mechanis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pital cycle: A case study of Caidian, Wuhan city. Geographical Research[J], 2021, 40(4): 994-1007 doi:10.11821/dlyj020200386

1 引言

当今中国的发展始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20世纪80年代初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了农户土地使用权,极大地释放了基层积极性,提升了生产效率。然而,该制度下,农地是仅限于自用的生产资料,以行政配置为主^[1,2]。伴随快速城镇化中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农地使用权的不可流动性造成了严重的人-地-资本的错配：资本被阻隔,农地破碎、低效经营、甚至被抛荒,村庄活力尽失^[3]。为此,国家自2010年以来大力推行农村“土地确权”^[4]、农地“三权分置”^[5],以推动农村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6,7],并于2020年4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加快城市工商资本下乡,促进农地流转。乡村市场化释放了资本,加速农地的流转与整合,重构农地用途和乡村产业^[8,9]。然而,市场效率的发挥有赖于合理的政策引导。如何因地制宜地引导资本循环,促进农地流转,是一个关乎乡村振兴与城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实践命题,有赖于农地流转空间格局与资本循环机制的研究^[10]。

就农地流转的空间格局而言,既有研究多集中在全国、区域、省域等宏观尺度。例如,全国尺度的研究发现农地流转的规模“南高北低、东高西低”^[11],流转价格“东高西低、中高南北低”^[12];区域尺度的相关研究表明,农地流转存在地域分化特征,如黄淮海平原农地转入规模自西向东递增,而转出规模则由西北向东南递增,农地转入和转出规模均在空间上呈正相关^[13];一些实证研究也考察了省域尺度,如作为经济和农地流转大省,江苏省内不同地区在流转的规模、速度、方式、价格、用途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14]。由于土地禀赋和地方经济发展的异质性,农地流转具有明显的地方性^[15]。宏观尺度空间格局的研究有助于宏观政策制定,但地方政府如何引导农地市场则需要相对微观的空间格局探讨。目前中微观尺度的研究尤显不足,以村庄为单元进行的空间格局探讨更是如此。

关于农地流转影响因素的现有研究较多,既有基于经济理论的要素推论^[16],也有基于个案的定性剖析^[17],还有大量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的量化分析^[10]。除了农民个体与农户家庭等基本影响因素外,这些研究或多或少地揭示了自然条件、区位、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恶劣的自然条件对农地流转具有抑制作用,表现为平原地区的农地流转规模普遍高于山区,但随着流转用途和流转主体的多元化,自然条件的影响力在弱化^[11];区位因素体现为距城镇或主干道的距离与流转规模负相关,便利的交通条件是促进农地流转的重要因素^[18];社会经济因素体现在人口流动、地方非农经济收入等方面,人口外流程度越高、非农收入占比越高,流转程度越高^[19]。这些研究有助于识别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但忽略了对影响因素本身空间异质性的探讨。此外,农地流转直接表现为资本类型与农地用途间的匹配,即资本的循环。资本循环是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但目前尚未得到足够的探讨。

基于上述实践需求和研究不足,拟探讨两个研究问题：就村级尺度而言,农地流转（效）率的空间格局如何?资本循环的3个维度,即资本类型、农地用途、两者匹配关系（循环模式）分别如何影响农地流转?为此,本文尝试构建资本循环作用于农地流转的理论框架;基于从蔡甸区多部门收集的数据和全区288个村庄的实地调研访谈,采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法”揭示农地流转的空间格局;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实证资本循环对农地流转的作用机理;提出相应的政策优化对策,以助力乡村振兴和城乡协同发展。

2 理论框架：资本循环对农地流转的影响逻辑

基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固有危机的分析,Lefebvre和Harvey发展出了“空间生产”和“资本循环”的理论：进入城市时代,资本为化解危机而不断循环,通过“时空修复”诱发“空间生产”,进而重构空间景观^[20,21];通过进入新的经济领域,资本实现了“时间修复”,如Harvey所提出的“资本三重循环^① (①生产与生活资料生产领域（制造业）的第一重循环,城市物质环境生产（基建、房地产）的第二重循环,维持劳动力（民生）和生产关系再生产（创新）的第三重循环。)”;通过空间区位重置完成“空间修复”。资本重新选址的过程被称为“地域化（territorialization）”,让资本“固着”的地方被称为“地域组织（territorial organization）”^[22],如城市与乡村。资本的“时空修复”要经历原地方的“去地域化”和新地方的“再地域化”^[23]。该过程从两方面重构空间格局：一是资本跨地域流动将带来生产组织方式在更大尺度调整,在深度和广度上重构劳动分工,分工后的生产环节由资本定向空间整合,进而改变生产空间格局^[24];二是资本“再地域化”需要“地域组织”创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地理空间架构,地方为吸引资本会主动改造空间^[22]。

改革开放加速了资本在中国的循环：对外开放打通了国际资本借中国进行“时空修复”的通道;对内改革充分响应了资本“再地域化”的要求。然而,资本生产的深入也使中国大体经历着Harvey所说的前两重危机,即制造业产能过剩、城市基建和房屋的物质空间过剩。为化解这些危机,资本也开启了多样化的“时空修复”：通过产业空间布局调整开启“空间修复”,通过加大城市民生与创新投入启动“时间修复”。其中,中国城乡二元体制下城市资本向乡村地域的流动尤其值得关注^[25]。由于对土地等资源长期的行政配置,乡村地域经受资本生产的危机相对较小。土地制度改革开启农地市场化流转,使乡村地域成为城市过剩资本进行“时空修复”的“地域组织”,资本从城市流向乡村。

通过农地流转,资本开启了在乡村地域的循环,重构乡村生产空间格局。首先,资本循环的内涵,可解读为资本流向新的或改造传统的经济领域,以实现投资与再投资,不断积累的过程。其在农地流转情境下体现在资本类型、农地用途、两者匹配3个维度（图1）,即不同类型的资本流向不同的农地用途,通过不同循环模式创造剩余价值,再流动,以实现积累的过程。就资本类型而言,已有研究从来源、主体属性、规模等方面进行了划分^[26]。本文借鉴严海蓉等相关研究成果^[27],将资本解构为城市工商资本、乡村内生资本、城乡混合资本三类：城市工商资本指在城市完成原始资本积累的工商业企业资本;乡村内生资本指农户自有资本;城乡混合资本指城市工商资本和农户自有资本结合形成的混合资本。农地用途指资本流向的农业生产领域。黄宗智等将农业生产分为“新农业”（如蔬菜、水果等）和“旧农业”（小农户谷物生产等）^[28],也有****提出“现代农业”和“传统农业”的划分方式^[29]。本文结合已有研究,将其解构为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与休闲农业：传统农业指精耕细作的谷物种植农业;现代农业指资本和劳动双密集的高附加值农业;休闲农业指农业和服务业相融合形成的新型农业。因此,资本循环模式可划分为九类：城市工商资本-传统农业、城市工商资本-现代农业、城市工商资本-休闲农业、乡村内生资本-传统农业、乡村内生资本-现代农业、乡村内生资本-休闲农业、城乡混合资本-传统农业、城乡混合资本-现代农业以及城乡混合资本-休闲农业。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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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理论框架

Fig. 1Conceptual framework

其次,资本循环影响农地流转的机制建构如下：资本循环是为了实现经济增值,收益是根本。村庄农地流转率,即总用地面积中流转的比例,取决于各类资本针对村庄各类用途农地的流转规模。给定用途,流转规模取决于各类资本的盈利能力,表现为资本持有规模,即资金实力。一般而言,城市工商资本实力雄厚,城乡混合资本次之,乡村内生资本最低。给定资本类型,流转规模则取决于农地用途,因为不同农业行业的经济附加值不一。受利益最大化驱动,优势资本往往趋向于附加值更高的农地用途。通常情况下,传统农业投资回报慢、效益低,现代农业见效快、收益高。从资本的循环来看,不同资金实力、不同附加值的循环模式将具有不同的农地流转能力,进而综合决定村庄农地流转率。

3 研究设计

3.1 研究区域

蔡甸区位于武汉市西南部,辖区面积1093.57 km²,耕地面积23200 hm²,辖12个乡镇街,288个行政村,整体呈“东城西乡”空间格局（图2）。蔡甸区具有三方面典型特征：① 位于武汉“三环线”以外,一小时通勤圈以内,城乡互动活跃,城乡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流动频繁;② 地形地貌相对多样,由北向南丘陵、山地、平原交叉分布,农地流转地域特征明显;③ 政策制度具有示范效应,武汉大力推进“三乡工程（市民下乡、能人回乡、企业兴乡）”,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截止2017年底,蔡甸吸引市民下乡、能人回乡793人,引进企业兴乡18家,农地累计流转面积达12000 hm²,约占耕地面积的50%。其中,流转主体主要包括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累计流转面积分别为1203 hm²、812 hm²、3274 hm²、6730 hm²;流转用途主要有粮食种植、花卉苗木、水产养殖、蔬菜水果、以及农庄等休闲旅游,累计流转面积分别为3297 hm²、2961 hm²、3154 hm²、2061 hm²、547 hm²。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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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蔡甸区位置及行政区划

Fig. 2Caidian's location and administration

3.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三方面：① 2017年村庄尺度的社会、经济、人口数据,来源于蔡甸区相关职能部门：村级农地流转数据,包括流转主体、流转用途等,来源于农业委员会;村级户籍人口、常住人口、外出务工人口,来源于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各镇、村的农村经济基本情况、土地承包经营与管理、新型经营主体等信息,来源于各乡镇经管部门的《农村经营管理情况统计年报》,以上数据均借助Excel软件以村级为评价单元进行统计分析;行政区划和土地利用数据,来源于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并借助ArcGIS 10.2软件的ArcToolbox中的分析工具计算各行政村距最近主干道的距离和所在乡镇中心的距离。② 蔡甸区行政村的平均坡度和平均海拔,源于地理空间数据云官方网站的DEM数字高程数据（http://www.gscloud.cn）,并借助ArcGIS 10.2软件的栅格数据分区统计功能计算各行政村的平均坡度和平均海拔。③ 村庄调研访谈数据,2018年9—11月,课题组以街镇为单元,分别对各街镇所辖村庄的村支书或主任开展集中座谈与一对一问卷访谈,访谈内容主要包括村庄基本情况、村庄经济产业发展情况、村庄住房规划建设与管理三方面,基于访谈数据形成对各行政村基本情况的认知。

针对空间格局与影响因素分别采用以下方法：① 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是一系列空间数据分析技术与方法的集合。本文运用Moran's I指数测度蔡甸区农地流转率的空间分异程度^[30];② 一般线性回归（OLS）模型往往建立在研究变量空间均质的基础上,仅对回归参数进行全局估计,如果因变量为空间数据且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其残差项独立的假设将无法满足。而地理加权回归分析（GWR）模型能够反映参数在不同空间的异质性,反应因变量Y与解释变量X在区域尺度上的变化关系^[31]。为此,本文将应用GWR分析,在OLS模型的基础上进行局部参数估计,重点探究资本循环的3个维度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程度及空间异质性。

4 农地流转的空间分异格局

农地流转空间格局取决于研究单元的空间尺度。一般而言,分析单元的尺度越大,微观空间的差异被平滑的程度越高。本节以行政村为基本分析单元,从微观尺度揭示农地流转的区域空间格局,进而采用Moran's I指数测度农地流转率的空间分异程度。

农地流转的区域空间格局上,农地流转率空间分异较大,各乡镇之间以及同一乡镇村际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整体呈“西高东低,南北高、中部低”的空间格局,这与蔡甸区经济发展水平“东城西乡”的格局正好相反（图3）。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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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017年蔡甸区农地流转率的空间格局

Fig. 3Spatial pattern of the ratio of Caidian's farmland transfer in 2017

从东西城乡差异来看,东部城镇化水平高、经济发展好,农地流转率较低;西部农业化程度高,农地流转率反而较高。这种现象主要源于政策限制。调研发现,虽然城市中心区街镇（如蔡甸街、大集街、奓山街）的一些城边村仍以农业用途为主,但农地的流转受到城镇扩张的政策制约。地方政府划定了城镇集中建设区,为避免村庄或市场借流转之名在征地中投机的行为,对城边村农地流转进行适度限制,而对远郊村采取鼓励政策,从而导致农地流转率呈“西高东低”的空间特征,与“东城西乡”格局正好相反。

从南北地形差异来看,农地流转率呈“南部平原、北部丘陵高,中部山地低”的格局。这主要是因为南部平原地形平坦,适合大规模农业生产,成为各类流转主体争夺之地,各类资本相继流入,从而促进该地区的农地流转。与此同时,北部丘陵地带、靠近城区周边地区的街镇,得益于区位优势,农地流转率也相对较高,如张湾街,大力发展蔬菜产业,是武汉市的“菜篮子”,玉贤街则以“中国园艺小镇”而闻名。与前两个高流转区域不同,中部以山地为主（如索河街、永安街）,地形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农业发展,使农地流转受阻。

农地流转的空间分异程度上,基于农地流转率的总体空间格局,利用GeoDA软件对全区288个行政村的农地流转率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如图4所示,Moran's I指数为0.2941,Z值为7.2345,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检验,表明全区村庄尺度的农地流转具有很强的空间效应且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即农地流转率较高（较低）的村庄趋于地理邻近群聚。基于此,农地流转率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建议采用能够估计参数异质性的GWR模型来研究农地流转影响因子的空间作用。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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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农地流转率莫兰散点图

Fig. 4Moran scatter chart of the ratios of farmland transfer

5 实证分析

基于自然条件、区位、社会经济等变量,重点考察资本循环3个维度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基于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性分析,通过OLS模型识别对农地流转影响显著的因子,进而采用GWR模型考察这些显著因子对农地流转影响的程度及空间异质性。

5.1 变量选取及显著影响因子识别

结合已有文献^{[14,15,16,17,18]},选取自然因素、区位因素、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的9个因子为控制变量：自然因素包括平均高程和平均坡度;区位因素包括距乡镇中心距离和距主干道距离;社会因素包括外出务工人口占比、农业劳动力占比和人均承包耕地面积;经济因素包括家庭平均收入和非农收入占比。关键自变量为资本循环3个维度的相关因子：① 资本类型,包括城市工商资本、乡村内生资本、城乡混合资本,并分别用农业企业、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的流转面积进行表征;② 农地用途,包括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休闲农业,并分别用粮食种植,水产养殖、花卉苗木、蔬果,休闲旅游的流转面积进行表征;③ 资本循环模式,包括城市工商资本-传统农业等九种,并分别用相应资本类型和农地用途匹配模式的流转面积进行表征（表1）。

Tab. 1
表1
表1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性分析
Tab. 1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变量类型	变量	变量含义	均值	标准差	Pearson相关
农地流转	农地流转率	村庄农地流转总面积/承包总面积	0.076	0.131
资本循环
资本类型农地用途循环模式	城市工商资本(hm²)	农业企业流转面积取对数	1.276	1.855	0.540^**
	乡村内生资本(hm²)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流转面积取对数	0.498	1.218	0.292^**
	城乡混合资本(hm²)	专业合作社流转面积取对数	0.566	1.459	0.494^**
	传统农业(hm²)	粮食种植流转面积取对数	0.678	1.493	0.434^**
	现代农业(hm²)	水产养殖等流转面积取对数	1.371	1.944	0.591^**
	休闲农业(hm²)	休闲旅游流转面积取对数	0.197	0.785	0.138^*
	城市工商资本-传统农业(hm²)	农业企业从事传统农业面积	4.431	26.885	0.082
	城市工商资本-现代农业(hm²)	农业企业从事现代农业面积	18.103	67.101	0.378^**
	城市工商资本-休闲农业(hm²)	农业企业从事休闲农业面积	1.610	9.079	0.085
	乡村内生资本-传统农业(hm²)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从事传统农业面积	2.371	14.247	0.158^**
	乡村内生资本-现代农业(hm²)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从事现代农业面积	4.570	23.755	0.192^**
	乡村内生资本-休闲农业(hm²)	专业大户、家庭农场从事休闲农业面积	0.288	2.890	0.031
	城乡混合资本-传统农业(hm²)	专业合作社从事传统农业面积	5.452	23.747	0.413^**
	城乡混合资本-现代农业(hm²)	专业合作社从事现代农业面积	6.235	26.418	0.301^**
	城乡混合资本-休闲农业(hm²)	专业合作社从事休闲农业面积	0.000	0.000
自然因素	平均高程(m)	村庄平均海拔高度	25.309	6.993	-0.152^*
自然因素	平均坡度(度)	村庄平均坡度	1.422	0.876	-0.173^**
区位因素	距乡镇中心距离(km)	距所在乡镇中心的距离	3.876	2.284	0.035
区位因素	距主干道距离(km)	距最近主干道的距离	1.533	1.742	-0.064
社会因素	外出务工人口占比	外出务工人口/户籍总人口	0.110	0.066	0.028
	农业劳动力占比	从事家庭经营劳动力/总劳动力	0.535	0.242	0.080
	人均承包耕地面积(hm²)	承包耕地总面积/户籍总人口	0.102	0.072	0.298^**
经济因素	家庭平均收入(元)	农民经营所得总收入/农户数	63584.380	15336.588	0.082
经济因素	非农收入占比	务工总收入/农民经营所得总收入	0.339	0.196	0.213^**

注：^*、^**代表P<0.05、P<0.01;空白为无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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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选取的基础上,借助SPSS 23.0软件对各变量进行Z-score标准化处理,进行因变量与各自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最终得出15个因子与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相关性（表1）,并进一步通过构建OLS模型得出其中8个因子（城市工商资本、城乡混合资本、现代农业、城市工商资本-现代农业、乡村内生资本-传统农业、城乡混合资本-传统农业、人均承包耕地面积、非农收入占比）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影响。从OLS模型结果来看,各参数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远小于7.5,表明未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且模型拟合度达到0.596,说明模型设置合理（表2）。

Tab. 2
表2
表2OLS模型参数估计及检验结果
Tab. 2The parameter estimation and test results of OLS model

变量	B	t值	P值	VIF
城市工商资本	0.336^**	5.638	0.000	2.524
城乡混合资本	0.281^**	5.066	0.000	2.191
现代农业	0.236^**	3.685	0.000	2.929
城市工商资本-现代农业	0.123^**	2.765	0.006	1.411
乡村内生资本-传统农业	0.087^*	2.130	0.034	1.179
城乡混合资本-传统农业	0.249^**	4.897	0.000	1.844
人均承包耕地面积	-0.111^*	-2.509	0.013	1.391
非农收入占比	0.083^*	2.129	0.034	1.072
Adjusted R²	0.596
Durbin-Watson	1.985
样本量	288

注：B代表标准化系数;t代表t检验结果;P代表显著性,^*、^**代表P<0.05、P<0.01;VIF代表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空白为无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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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资本循环因子作用的空间差异

OLS模型仅揭示各影响因子全局平均影响程度,忽略了回归系数的空间异质性。为此,在OLS模型显著影响因子识别的基础上,构建GWR模型,并着重解释资本循环中6个显著因子对农地流转影响的程度及空间异质性。借助ArcGIS 10.2软件在GWR工具中计算回归系数,模型的调整R²为0.686,相比OLS的0.596有较大提高,说明GWR模型的拟合结果要优于OLS模型（表3）。

Tab. 3
表3
表3GWR模型参数估计及检验结果
Tab. 3The parameter estimation and test results of GWR model

模型参数	数值
带宽	0.083
残差平方和	75.280
赤池信息准则（AICc）	518.118
Sigma	0.560
R²	0.737
Adjusted R²	0.6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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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城市工商资本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城市工商资本凭借强大的资金实力,流转能力明显大于其他资本类型,对农地流转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在临近城区高城镇化街镇大于其他偏远乡镇（图5a）。从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看,整体呈以北部张湾街和蔡甸街为圆心,从东北向西南方向呈圈层式递减,形成城区周边高值区、南部偏远乡镇低值区。这主要是因为北部街道靠近中心城区,招商引资能力强,城市工商资本可进入性以及投资收益高于偏远乡镇,故而城市工商资本对该类地区农地流转的影响程度较大。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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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017年蔡甸区GWR模型回归系数空间分布

Fig. 5Spatial distribution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in the GWR model of Caidian in 2017

5.2.2 城乡混合资本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城乡混合资本与农地流转整体上也呈正相关,影响程度呈中部的山区大于南部的平原和北部中心城区周边的丘陵地区（图5b）。从回归系数空间分布来看,整体呈现以侏儒山街为中心,向南北两端依次递减,形成“中部高、南北低”的格局。这可能是因为在农地总量一定的前提下,不同资本类型存在竞争,资金实力强的资本往往占领“优势区域”。平原地区具备良好的农业发展条件、北部中心城区周边的丘陵地带具备良好的区位条件,成为资本竞争的主要区域,资金实力雄厚的城市工商资本率先进入,导致城乡混合资本只能退居中部的山区,因而造成山区的农地流转受城乡混合资本的影响较大。

5.2.3 现代农业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现代农业的正向影响较为显著,影响程度呈南部平原大于中部山区和北部丘陵（图5c）。资本投入现代农业比投入传统农业和休闲农业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程度大,这是在现代农业的高经济附加值影响下形成的。同时,回归系数由南部平原向北部山区、丘陵递减。这主要是因为南部平原地区,能够满足现代农业大规模经营的需求,更容易形成规模效应、提高收益,因而该地区现代农业的发展能够显著促进农地流转。

5.2.4 城市工商资本-现代农业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城市工商资本-现代农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在现代农业已具有良好发展基础的地区大于基础薄弱地区,存在边际递增效应（图5d）。城市工商资本实力雄厚,平均每宗流转规模均较高,而投入现代农业可以实现单位农地的经济附加值最大化,雄厚的资金实力和高经济附加值共同作用下,显著提高农地流转率。此外,回归系数呈“中部高、南北低”,形成东北-西南条带型高值带,这与蔡甸区目前318国道沿线已形成的花卉苗木、水产养殖现代农业种植带具有高度契合性,表明城市工商资本-现代农业在已具备良好发展基础的现代农业地域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程度更大。

5.2.5 乡村内生资本-传统农业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乡村内生资本-传统农业回归系数整体相对较低（最大为0.134）,呈“低水平均衡”格局,即回归系数整体较低且空间分异较小（图5e）。理论上,资本流向附加值高的现代农业有利于提高农地流转率,但乡村内生资本具有特殊性,其经营主体主要为传统农户,缺乏足够资金和现代农业经营经验,加上政府实行种粮补贴的政策倾斜,故而乡村内生资本经营传统农业反而具备更高潜在收益。此外,回归系数呈“低水平均衡”格局,这主要是因为乡村内生资本的资金规模相对较小,农地流转能力有限,另一方面也表明“资本下乡”冲击下,乡村内生资本匹配合适的农地用途仍然对农地流转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5.2.6 城乡混合资本-传统农业对农地流转的影响城乡混合资本-传统农业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回归系数呈“高水平均衡”格局,即回归系数整体较高且空间分异较小（图5f）。这与乡村内生资本-传统农业具有相似性,城乡混合资本也并非发展现代农业对农地流转影响更显著。这可能的解释是城乡混合资本在城市工商资本的挤压下,流向山区,而山区往往不适合发展大规模的现代农业,造成投入传统农业比现代农业预期收益可能更高。此外,回归系数与乡村内生资本-传统农业“低水平均衡”不同,城乡混合资本-传统农业呈“高水平均衡”状态,背后深层逻辑反应了在同一资本循环领域,城市工商资本的介入对农地流转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结论

通过建构资本循环作用于农地流转的理论框架和对武汉市蔡甸区的案例研究,本文探究了农地流转的微观空间格局与空间自相关特征,并基于地理加权回归探寻了资本循环对农地流转的作用机理,有以下结论：

（1）理论层面,本文解构了农地流转中资本循环的内涵：即资本类型（城市工商资本、乡村内生资本和城乡混合资本）、农地用途（传统农业、现代农业与休闲农业）、两者相互匹配的多种资本循环模式。不同的资本循环模式,因资本的“资金实力”和农地用途的“经济附加值”的差异,对农地流转率整体上产生正向的差异化影响。

（2）农地流转的空间格局上,研究发现村级尺度农地流转率的高、低分布具有明显的地理集聚特征,并呈现十分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城边村成为农地流转的“洼地”,而远郊村反而较高;另一方面,平原、丘陵地区农地流转率高于山区。

（3）资本循环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上,在控制自然条件、区位、社会经济等因素后,资本循环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显著且存在空间分异：从资本类型来看,城市工商资本与城乡混合资本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前者对城边村的影响大于远郊村,后者反之,乡村内生资本的影响不显著。从农地用途来看,现代农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程度呈平原地区大于山地和丘陵地区,传统农业、休闲农业影响不显著。从资本循环模式来看,城市工商资本-现代农业、乡村内生资本-传统农业、城乡混合资本-传统农业整体上对农地流转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他模式影响不显著。前者的影响程度在现代农业原有基础好的地区更高,具有边际递增效应,后两者的影响程度空间分异较小。

6.2 政策建议

在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下,农地的市场化流转是实现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提升农地利用效率的有效途径,是解决“谁来种地”和“如何种地”的重要手段,是助力乡村生产要素协同配置、乡村有序转型的关键。为了充分协同市场与政府这两只农地资源配置之“手”,在确保国家农业、耕地、粮食发展战略的基础上,提升农地流转效益和效率,结合本文的研究发现,笔者提出如下两点政策建议：

（1）农地流转必须符合当地耕地利用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农业区划要求,避免盲目市场化,政策干预应依据农地流转的空间分异格局,针对城边村和远郊村采取差异化的发展策略。一方面,合理、精准、弹性地应对城边村的农地市场化配置需求。当前,由于城市规划管控,本案例地的城边村成为农地流转的“洼地”,未来政府应避免一刀切,弹性考虑征地前的农地利用问题,在农地流转用途精准管制的基础上,合理干预市场投机行为;另一方面,加强远郊村农地流转的用途管制,引导远郊村流转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揭示的远郊平原地区村庄,适宜粮食作物种植,而流转多将用途转变为水产养殖等经济作物的高收益用途,虽然提升了农地的“经济价值”,但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地的“安全价值”。

（2）正确把握资本循环对农地流转的影响机制,建议因资本循环类型分区、分类施策。一是,平原地区,在坚守粮食生产底线的基础上,可以强化以城市工商资本-现代农业循环模式推动农地流转,继续加大该类地区城市工商资本的招商引资力度,但也要同步培植乡村内生资本力量的作用,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二是,山区和丘陵等非平原地带当前以城乡混合资本-传统农业、乡村内生资本-传统农业的循环模式为主,未来应在严守传统农业“安全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畅通资本循环渠道,大力引导城市工商资本促进传统农业由低效向高效转型,有序推进资本在特色资源丰富、发展基础良好的区域培育现代农业和休闲农业。

致谢：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理论框架、案例地介绍、数据来源、模型解释、结论梳理以及政策建议部分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

参考文献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1]

张英男, 龙花楼, 马历, 等. 城乡关系研究进展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
地理研究, 2019,38(3):578-5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