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李月
, 1 , 2 , 朱宇
, 1 , 3 , 柯文前
1 , 2 1.福建师范大学地理研究所,福州350007 2.湿润亚热带生态地理过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福州 350007 3.上海大学亚洲人口研究中心,上海 200444 Locational intention of return migration of migrants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LIN Liyue
, 1 , 2 , ZHU Yu
, 1 , 3 , KE Wenqian
1 , 2 1. Institute of Geography,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2. Key Laboratory for Humid Subtropical Eco-geographical Process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uzhou 350007, China 3. Asian Demographic Research Institut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通讯作者: 朱宇（1961-）,男,福建闽清人,博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人口迁移流动、城市化与区域发展。E-mail:Zhu300@fjnu.edu.cn 收稿日期: 2020-11-11
接受日期: 2021-03-2
网络出版日期: 2021-05-10
基金资助: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18ZDA13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97116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41971180 福建省社科规划项目 .FJ2018C060
Received: 2020-11-11
Accepted: 2021-03-2
Online: 2021-05-1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林李月（1985-）,女,福建霞浦人,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人口迁移与城乡发展。E-mail:
lly30@163.com 摘要 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改变既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结果,也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以流动人口的回流空间意愿作为切入点,采用全国性大规模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群体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探讨其对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含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薄弱;对具有回流意愿的流动人口来说,回流空间的路径选择以返回原居地为主、乡镇中心和县城为辅。模型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回流空间选择不仅是其人力资本和流动经历正向选择的结果,也显著地受到流出地住房和流入地的就业收入和养老保险等因素的影响,而流出地的家庭需求和空间成本则无显著影响。在此背景下,政策制定者不能高估人口回流对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和人口均衡发展的调整作用,也不能高估回流劳动力对流出地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应加强流出地城镇自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吸引人口主动回流,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落实。 关键词： 流动人口 ;
回流空间意愿 ;
区域协调发展 ;
人口分布 Abstract With rapid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continuous decline of the birth rate, migrat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Return migration, which is promoted by global economic restructur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coastal areas, and the relocation of industries from coastal to inland areas, has emerged as a new trend of migration with potentially important spatial and developmental implications. Some important research questions, such as what the locational preferences of migrants are when they return, whether return migrants can serve as catalysts to promote in-situ urbanizatio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and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China, have arisen from this new trend and need to be urgently addressed. However, so far not enough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this important trend of migration and its spatial and developmental effects. Using data from China Migrant Dynamic Survey in 2016, this paper addresses the above research questions by examining migrants’ locational intention of return migration, its determinants,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population distribution and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show that migrants’ return intention is low, and for those with return intention, the original places of residence (villages) are the main locations they choose to return, followed by the seats of town, township and county governments. The modelling results reveal that migrants’ locational intention of return migration is not only positively related to their human capital, but also significantly affected by the factors of housing in the original places, and employment, income and endowment insurance in the destination cities. At the same time, we find that factors relating to migrants’ mobility characteristics significantly affect migrants’ locational choice of return migration, while family demand in the original places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These results suggest that policy makers should not overestimate the role of return migration in reshaping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migration and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especially the urbanization of migrants’ places of origin. Instead, efforts should be made to strengthen the capability of self-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urban areas in the places of origin, so as to attract more active returning migrants, and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strategy. Keywords： migrant ;
locational intention of return migration ;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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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tex 收藏本文 本文引用格式 林李月, 朱宇, 柯文前. 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及其政策含义.
地理研究 [J], 2021, 40(5): 1515-1528 doi:10.11821/dlyj020201102
LIN Liyue, ZHU Yu, KE Wenqian.
Locational intention of return migration of migrants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coordinated regional development .
Geographical Research [J], 2021, 40(5): 1515-1528 doi:10.11821/dlyj020201102
1 引言 “十九大”以来,国家大力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人口和区域的协调发展被置于前所未有的高度。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下降,人口迁移流动已成为影响中国人口和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1 ] 。伴随全球经济调整和中国沿海地区产业转型战略的推进,人口回流已是当下中国人口流动中的常态现象,正在改变中国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那么在新的背景下,人口回流能否成为推动中西部就近就地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回流人口的空间选择能否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重塑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落实中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学术界以及相关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话题。然而,迄今研究较少关注人口回流的空间特征
[2 ] ,未展现人口回流及其空间选择对人口均衡分布和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本研究将利用全国性大规模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与影响因素,并探究其对人口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政策含义。
国外****对劳动力回流的研究起步较早,相关成果也较为丰富,虽然其研究对象主要针对跨国移民,但并不妨碍相关理论及实证经验对中国的借鉴意义。虽然Ravenstein很早就注意到了“反向迁移”的存在
[3 ] ,但是有关人口回流的理论和研究直到20世纪中叶之后才逐渐发展起来。人们对回流作为人口流动的一种倾向选择的认识,主要受到移民理论中的迁移理论的影响。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回流是对经济收益理性计算的结果
[4 ] 。回流具有选择性,但这种选择性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尚未达成共识
[5 ,6 ] 。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强调了家庭在人口回流过程中的作用,认为迁移者迁移的经济目的实现后就会返回家乡
[7 ,8 ] 。社会网络理论认为,流出地的社会联系及社会网络是促使迁移者回流的主要动因
[9 ,10 ] 。推拉理论认为人口回流受到流出地的“拉力”（如家庭生活需求和环境改善）和流入地的“推力”（如高失业风险和劳动力市场排斥）共同影响
[11 ,12 ] ,其中来自家乡的“拉力”更为重要。如,返回照顾生病或年迈的父母,或经营家庭企业或农场等家庭需求是造成人口回流的重要因素
[5 ] ;流出地的制度环境和经济环境的改善也会促进人口回流
[11 ] 。生命历程视角进一步关注了迁移与其他生命事件（例如结婚、生育、教育、职业升迁等）间的关系,认为个体的生命事件或生命历程特征也是影响其回流的重要因素
[13 ,14 ,15 ] 。
20世纪90年代,中国流动人口的回流问题开始显现,并引起学界重视。迄今,有关这些领域的经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对已回流人口的回流影响因素以及回流效应的研究。在早期的研究中,回流往往被认为是迁移者因人力资本不足、缺乏城市就业机会、或是流出地滞留家庭成员需要照料等家庭需求而做出的被动选择,或是户籍制度排斥的结果
[12 , 16 -20 ] 。回流劳动力往往被认为是城镇化过程的“失败者”,回流也往往被看作是不利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现象
[21 ,22 ,23 ] 。近年的一些研究认为,劳动力回流作为城镇化过程中内生的逆迁移流,构成乡城迁移和劳动力市场平衡的补充机制,与乡城迁移一起促进城镇化和城乡平衡发展
[24 ] 。第二,对特定回流群体的关注,尤其聚焦于对返乡创业人员的研究。研究表明,伴随近年经济转型升级,部分流动人口主动回乡创业或就业,劳动力回流后通过创业推动了县域经济的发展
[25 ,26 ,27 ,28 ] 。第三,对处于流动过程中的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空间差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回流意愿的水平在现有研究中的结论参差不齐,但古恒宇等利用对全国流动人口最有代表性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很低,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
[29 ,30 ] ,这对判断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及其空间特征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一般来说,在流入地的工资水平低、社会融入程度弱、与流出地的家庭联系强、外出务工时间短、教育水平低的流动人口更趋向于回流
[20 , 31 ,32 ] ;此外,城市社会保障长期缺失形成的推力以及农村社会保障逐步完善形成的拉力,也强化了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和决策
[33 ,34 ] 。一些研究还从流动人口特征和流入地特征两个角度解释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发现回流意愿受流动人口内部因素与流入地外部因素的共同影响
[29 ,30 ] 。
综上,现有研究对人口回流现状和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然而正如高更和等所指出的那般,迄今仅有个别文献涉及到流动人口的回流空间选择问题,而且缺乏对其特征和原因的深入分析
[35 ] 。对流动人口回流空间的研究主要散落在人口回流或人口多阶段流动过程等相关文献中
[29 ,36 ,37 ] ,对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选择意愿、群体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还缺乏足够的研究。近期少数针对劳动力回流后空间选择的研究表明,其回流地点主要为县城、小集镇及乡村。例如,王利伟等基于河南周口市问卷调查数据发现,回流劳动力的首要回流地是其户籍所在村,而另一个重要的空间选择则是其户籍所在县城
[38 ] 。高更和等在河南省12个村的研究中发现,本村、本乡镇中心地和本县城是省际流动农民工回流区位的主要选择地
[39 ] 。高更和等基于河南省45个村的调查发现,农民工回流后务工区位选择主要以县城为主,其次为村庄,中心城区和集镇较少
[40 ] 。然而,上述研究主要是基于小范围调查的案例分析,虽揭示了一些流动人口回流后空间区位的重要特点,但由于中国人口流动的复杂性和区域差异化的事实,局部分析仍不可避免地存在地方性和特殊性的局限,因此有必要在使用全国层面有代表性数据的基础上,通过新的工作来弥补这一不足。
基于上述,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背景下,正处于流动过程中的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如何?除了流出地乡村,流动人口还有可能回流到哪些区域?流动人口回流空间选择的决策机制是什么?这些都是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亟待回答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一方面将有助于推进中国人口迁移流动研究;另一方面,有助于评估流动人口的行为取向与空间特征及其对城镇化格局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设计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落实的政策。
2 数据与方法 2.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原国家卫计委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数据获取时按照随机原则在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地抽取样本点,并采用分层为主、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PPS）抽样方法,对全国和主要流入地的流动人口具有代表性。调查对象为在流入地居住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口的15周岁及以上流入人口。由于本文所研究的是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因而剔除了数据库中无回流意愿以及回流空间意愿选择“没想好”的样本,最后共筛选出有效样本10561个。
2.2 变量设计 2.2.1 因变量 问卷涉及流动人口回流与回流空间选择意愿的问题有2个：“您今后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可视作对流动人口有无回流意愿的度量;备选项分别是“打算,返乡,继续流动和没想好”。在选择“返乡”的流动人口中,又继续追问：“您打算回到家乡的什么地方?”关注流动人口的回流空间意愿;备选项分别是“原居住地（自家）,乡镇政府所在地,区、县政府所在地和没想好”。由于选择“没想好”的样本量较小,且对回流空间选择尚未有明确的意向,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内生性问题,将这部分样本剔除。基于此,将回流空间意愿分为三个类别,即回流到原居住地（自家）,回流到乡镇政府所在地和回流到区、县政府所在地。
2.2.2 自变量 人口回流的空间选择是人口流动过程中的一种重要空间行为,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参考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论,从微观层面上看,影响流动人口回流区位选择的因素可概括为流动人口的个人因素、与流动过程相关的流动特征、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因素等四类。一是个人因素,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二是流动特征,包括流动时间、流动模式、流动范围和流动次数;三是流出地变量,包括流出地地域、流出地住房、流出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与情况、在流出地是否有留守老人和学龄期留守子女;四是流入地变量,包括流入地地域、流入地性质、流入地住房、流入地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参与情况、就业身份、个人月均收入和家庭月收入。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
表1 所示。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教育程度、就业和收入等变量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41 ] ,故纳入模型的是受教育程度、就业和收入与性别的交互项。
Tab. 1 表1 表1 变量的定义及其分布
Tab. 1
The defini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variables （%） 变量 选项 百分比或均值 变量 选项 百分比或均值 个人因素 流动特征 年龄（岁） 具体数值 37.66 流动时间（年） 具体数值 4.18 性别 女 47.14 流动方式 家庭化流动 34.69 男 52.86 半家庭化流动 34.62 教育程度 高中及以上 26.65 非家庭化流动 30.69 初中及以下 73.35 流动范围 跨省流动 78.07 婚姻状况 未婚 19.87 省内跨市 16.52 已婚 80.13 市内跨县 5.41 流入地因素 流动次数（次） 具体数值 1.59 流入地地域 东部 82.01 流出地因素 中部 5.95 流出地地域 东部 21.42 西部 12.94 中部 45.49 是否是直辖或省会城市 是=1,否=0 21.83 西部 33.09 流入地城镇是否有购房 是=1,否=0 4.89 流出地是否有医疗保险 是=1,否=0 67.45 流入地是否有医疗保险 是=1,否=0 13.46 流出地是否有养老保险 是=1,否=0 28.60 流入地是否有养老保险 是=1,否=0 20.72 流出地是否有留守老人 是=1,否=0 1.68 家庭月总收入 取对数 8.63 流出地是否有学龄期儿童 是=1,否=0 17.49 个人月均收入 取对数 6.94 流出地住房拥有状况 户籍地村有购房 17.27 就业身份 雇员和其他 65.18 户籍地城镇购房 18.95 雇主和自营 19.97 无 63.78 无就业 14.85
注：表中带下划线的数值为该变量的均值。 新窗口打开 |
下载CSV 2.3 分析方法 对回流空间意愿的现状与特征的研究主要采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影响因素的研究采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该方法适用于因变量为多分类无序变量的情况,其采用最大似然估计法,以事件发生概率作为估计结果,判断相对于参照事件的发生概率
[42 ]177-214 。设回流空间意愿为
Y = y 1 , y 2 , · · · , y m ,影响回流空间意愿的自变量为
X = x 1 , x 2 , · · · , x n ,
P 为模型的响应概率,则相应的回归模型为
[42 ] ：
（1） y i = ln ( p i p m ) = b 0 + ∑ j = 1 n b j x j 式中：
pi 为事件
yi 发生的概率（1≤
i <
m ）;
pm 为参照事件
ym 发生的概率,且
p 1 +
p 2 +…+
pm =1;
b 0 为常数项;
n 为自变量的个数;
bj 是自变量的系数;反映自变量影响的方向及程度。采用-2对数似然值和伪
R 2 度量模型的整体拟合程度;在VIF检验中,所有自变量的 VIF值均小于3,说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3 中国流动人口的回流空间选择特征 3.1 总体流向特征：原居住地为主要回流地 调查结果显示,具有回流意愿的流动人口比例为7.29%,具有长期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比例为58.35%,具有继续流动意愿的流动人口比例为3.04%,处于徘徊不定状态的流动人口比例为31.32%
① (①根据调查问卷中“您今后是否打算在本地长期居住（5年以上）?”答案选项为：“1打算;2返乡;3继续流动;4没想好”的选择进行判断。将选择“1打算”的流动人口视为具有居留意愿,选择“2返乡”的流动人口视为具有回流意愿,选择“3继续流动”的流动人口视为具有继续流动意愿,回答“4没想好”的流动人口则视为处于徘徊不定状态。)。人口回流一度被学术界和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政府）视为推动中西部县域就地就近城镇化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手段
[24 ] 。但是,上述结果表明,这种期望似乎过于乐观,目前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还十分薄弱,大规模、“常态化”的人口回流尚未出现。改革开放以来持续频繁和规模巨大的人口流动都未能撼动“胡焕庸线”确定的中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
[43 ,44 ] ;显然当前的人口回流态势未能重塑中国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亦无法改变其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因此,政策制定者不能高估人口回流对调整人口空间格局和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作用,而应对人口继续流向大城市的趋势有科学的预判,并优先对长期稳定居住的流动人口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使其能够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在有回流意愿的流动人口中,原居住地（自家）——村级居民点成为多数流动人口的回流去向地,该比例高达74.91%。说明流动经历并未使这部分流动人口具备城镇化的能力和信心,其乡城流动行为只是获取城乡收入差额的经济行为而已。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占比较小,但仍有6.50%的被访者打算返回乡镇政府所在地（以下简称“乡镇中心”）,10.44%的被访者打算返回区县政府所在地（以下简称“县城”）,其余调查者虽具有回流意愿,但未有明确的回流去处。这表明虽然大部分具有回流意愿的流动人口仍打算返回乡村,但是其回流空间路径不再是单一的“流入地-原居住地”的城乡两栖模式,而是呈现出“流入地-原居住地”为主,“流入地-流出地附近城镇”为辅的城乡多栖模式（
图1 ）。同时,流动人口选择返回县城的比例高于乡镇中心,说明更高层次的城镇更受回流人口的青睐。
图1 新窗口打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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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PPT 图1流动人口的回流空间选择路径 Fig. 1Location selection paths of return migration for migrants 3.2 年龄特征：回流空间选择具有年龄遴选机制 在回流空间选择上,随着年龄的变化,流动人口选择回到原居住地的比例呈对称的“M”型特征,而流动人口返回乡镇中心和县城的变化曲线则分别是非对称性的“M”型和单峰特征（
图2 ）。究其原因,当前形势下大多数流动人口返乡的主因是家庭原因而非返乡创业或家乡就业机会多,25~29岁组可能要返回家乡结婚、生子和抚养幼子,而40~49岁组是因为家里有老人需要照顾和年龄太大而被迫回流。同时,30岁以下的年轻流动人口虽有较强的城镇化意愿,但由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普遍偏低,大城市的高房价和高生活成本更容易让其退缩,因此选择回到户籍地的县城或乡镇中心,这样即能满足自身发展需求,也能解决孩子就学和老人养老问题。如果按此趋势持续发展,中西部发展较好的小城镇可能成为未来人口集聚区域之一,这在某种程度上符合国家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要,有利于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落实。
图2 新窗口打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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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PPT 图2不同回流空间意愿流动人口的年龄分布 Fig. 2Age distribution of migrants with different location intentions of return migration 3.3 教育特征：回流空间选择与受教育程度相关 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对其回流空间选择产生正向作用力：在打算返回县城的流动人口中,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大专及以上的比例明显高于打算返回原居住地和乡镇中心的流动人口,而打算返回原居住地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主要以小学及以下和初中为主,说明受教育水平高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转移到流出地附近的城镇,尤其是城镇层次更高的县城（
图3 ）。因为受教育水平高的流动人口通过流动实现了物质积累、工作技能和社会资本的提升,具备了向以县城为中心的城镇转移的条件。不同回流空间意愿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的差异是社会发展和市场经济选择的结果,也顺应了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以及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地城镇化等政策的号召。受教育程度高的流动人口的回流,以及随后而来的返回到户籍地县城,不仅将有利于提升县城劳动力市场的整体素质,也有助于他们在县域内城镇稳定就业,成为推动县域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因此,如何推进中西部广大县城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公共服务条件,以吸引高素质流动人口的主动回流,将是未来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区域协调发展工作中需要加以重点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
图3 新窗口打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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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PPT 图3不同回流空间意愿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 Fig. 3Education levels of migrants with different location intentions of return migration 4 中国流动人口回流空间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如前所述,本文主要从个人因素、流动特征、流出地和流入地相关的社会经济特征等视角考察流动人口微观个体特征对其回流空间意愿的影响,并以回流到原居住地为因变量的参照组,回归模型结果见
表2 。从模型的-2对数似然值和伪R
2 可见,模型的整体拟合度和解释力都具有显著意义,说明基于模型结果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有效的。
Tab. 2 表2 表2 流动人口回流空间意愿影响因素的模型结果
Tab. 2
Results of the determinants of migrants' location intentions of return migration 乡镇中心 县城 B 标准误 Exp(B) B 标准误 Exp(B) 截距 -4.317*** 0.845 -5.472*** 0.700 个人因素 年龄 0.041* 0.029 1.042 -0.023 0.022 0.978 年龄平方 -0.001** 0.000 0.999 0.000 0.000 1.000 婚姻状况(未婚) 已婚 0.091 0.150 1.095 -0.155 0.116 0.857 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下) 高中及以上×女性 0.620*** 0.130 1.858 0.792*** 0.101 2.208 高中及以上×男性 -0.153 0.118 0.858 0.596*** 0.095 1.814 流动特征 流动时间 0.051*** 0.008 1.052 0.041*** 0.007 1.042 流动次数 -0.012 0.034 0.988 0.075*** 0.023 1.077 流动方式(独自流动) 家庭化流动 0.417*** 0.129 1.517 0.268** 0.103 1.307 半家庭化流动 0.320** 0.123 1.377 0.083 0.101 1.087 流动范围(市内跨县) 跨省流动 -0.494** 0.191 0.610 -0.289 0.156 0.749 省内跨市 -0.015 0.186 0.985 -0.228 0.158 0.796 流出地变量 流出地地域(西部) 东部 -0.015 0.127 0.985 0.108 0.103 1.114 中部 0.020 0.100 1.020 0.036 0.082 1.036 流出地住房拥有(无) 户籍地村自购房 -0.219 0.128 0.803 -0.538*** 0.115 0.584 户籍地城镇购房 1.667*** 0.088 5.297 1.568*** 0.073 4.798 流出地是否有医疗保险(否) -0.130 0.090 0.878 0.121 0.077 1.129 流出地是否有养老保险(否) -0.086 0.096 0.917 0.070 0.082 1.073 流出地是否有留守老人(否) -0.434 0.525 0.648 -0.479 0.389 0.620 流出地是否有学龄期儿童(否) 0.211 0.112 1.235 0.117 0.100 1.124 流入地变量 流入地地域（西部） 东部 0.149 0.150 1.160 -0.141 0.122 0.869 中部 -0.183 0.216 0.833 -0.047 0.177 0.954 流入地是否直辖或省会城市(否) 0.044 0.096 1.045 -0.198* 0.083 0.820 流入地城镇是否有购房(否) 0.184 0.188 1.202 0.229 0.147 1.257 流入地是否有医疗保险(否) -0.213 0.155 0.808 -0.016 0.118 0.984 流入地是否有养老保险(否) -0.042 0.137 0.959 0.320** 0.110 1.378 就业身份(雇员和其他) 雇主和自营×女性 0.423** 0.147 1.526 0.103 0.127 1.108 雇主和自营×男性 0.443*** 0.121 1.557 0.250* 0.115 1.284 无就业×女性 0.188 0.363 1.207 0.413 0.303 1.512 无就业×男性 0.523 0.368 1.687 0.472 0.319 1.604 个人月均收入 个人月均收入×女 0.049 0.044 1.050 0.099** 0.037 1.104 个人月均收入×男 0.098* 0.043 1.103 0.078* 0.036 1.082 家庭月总收入 0.078 0.085 1.081 0.381*** 0.072 1.464 -2对数似然值 11727.572 伪R2 0.212
注：***p <0.001; **p <0.01; *p <0.05,括号内为各变量的参照组。 新窗口打开 |
下载CSV 4.1 基本回归结果与分析 个体变量中,年龄对返回乡镇中心有显著的正影响,且呈倒U型关系,这可能是不同年龄段流动人口的回流动机和家庭角色分工不同合力影响的结果。家庭生命周期理论认为,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中不同年龄的家庭成员,其家庭责任和社会分工有所不同
[45 ] 。年龄居中的人口大都已婚已育,家庭责任重,回流后仍需就业或创业获取收入,但同时这部分人的回流多属于被迫回流,二者相结合就选择离村庄较近的乡镇中心,以同时顾及两方面的需求。年长人口的回流大都意味着退出劳动力市场,故抱着落叶归根的想法回到村庄。年轻人家庭责任轻,回流可能只是暂时厌倦了城市生活或工作不顺,因此也回到熟悉的村庄休养生息。教育是影响流动人口回流空间意愿的重要因素,且存在性别差异。与初中及以下相比,高中及以上女性返回乡镇中心和县城的概率都显著提升,而高中及以上男性仅更显著于选择县城。可见,流动人口的回流空间选择具有性别、年龄和教育遴选机制,而且回流到城镇的选择是积极性的。
流动特征变量中,流动时间、流动次数、流动方式和流动范围在不同的模型中达到显著性水平。流动时间和家庭化流动与回流空间意愿显著正相关,说明在外流动时间越长,在外流动时采取举家流动的形式,流动人口选择回流到城镇（尤其是县城）的概率越大。跨省流动仅与回流到乡镇中心的意愿显著负相关,即流动距离越远,回流到乡镇中心的概率越小;流动次数仅与回流到县城显著正相关,说明更高级别的城镇对流动人口在外流动经历的要求更高。可见,流动人口的流动经历使其有更多的优势或者更大的能力在家乡城镇地区获取就业机会或者克服困难,从而有利于其形成回流到城镇的意愿。
流入地变量中,就业和收入的影响具有显著性且存在性别差异。与雇员和其他相比,身为雇主和自营劳动者对流动人口返回到乡镇中心和县城都有促进作用,但身为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女性在县城中的影响不具有统计意义。个人月收入、家庭总收入和参与养老保险均仅与返回县城显著正相关,但仅个人月收入高的男性与返回乡镇中心呈正相关,说明与返回农村地区相比,只有在流入地获得较高的个人和家庭收入且已享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才能有利于流动人口选择回到更高等级的城镇。也就是说,回流到城镇（尤其是县城）可看作是一种经济上“成功者”的体现,凸显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积累的经济资源在其回流空间决策中的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若流动人口当前的流入地城市属于行政级别高的直辖或省会城市,则显著抑制了返回县城的概率。
流出地变量中,仅流出地住房有显著影响。在流出地村庄有住房与回流到县城显著为负,但流出地城镇自有住房与回流到城镇显著为正,说明流出地村庄的住房对回流到城镇有抑制作用,但流出地城镇自购房却对回流到城镇有促进作用,充分体现了不同区位住房对人口回流空间选择的粘性。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和推拉理论都强调了流出地的家庭需求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对回流决策的影响;相关实证研究也发现,农民工回流区位选择的主要机制是家务和经济收益的平衡
[39 ] 。但本文发现,流出地有家庭成员留守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并无显著影响。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回流到城镇实际上是一种城-城流动行为,而不是以往研究中所认为的被迫回到农村或暂时中断流动过程,这些回流人口仍是流动人口,只是将流入地更换到家乡附近的城镇,在决策过程中需权衡的是自身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源禀赋能否胜任在城镇的就业与居住,因此传统意义上的流出地家庭需求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不再发挥作用。事实上,这与Tang等的研究结论相一致,该研究发现,有老人和小孩滞留在流出地村庄并不会对其回流决策产生影响,因为大部分打算回流的人是打算回到流出地附近的城镇
[20 ] 。
4.2 地理因素的交互效应和异质性效应 在本研究中,流出地和流入地是被作为地域因素变量引入的,其所显示的结果值得思考。从模型结果来看,地域因素对回流空间意愿没有表现出任何显著性。无论是来自哪里、流向何处,影响流动人口回流空间选择的因素主要是人力资本和在流动过程中积累的社会经验和经济资源,流动空间成本的解释很难推演到人口回流空间选择中,有待于专门的深入研究。
将个人特征中的教育、性别、流入时间和家庭收入与地域因素的交互项加入模型,捕捉地域因素影响的个体异质性,结果如
表3 中的模型1~模型4所示。从中可见：① 流出地地域与性别的交互项对回流到县城有显著正影响,说明与流出地为中西部的女性相比,来自东部的男性回流到县城的意愿更为强烈。② 流入地地域与教育的交互项对回流到乡镇中心有显著正影响,说明与流入到中西部的高中及以下学历的流动人口相比,教育对东部流动人口回流到乡镇中心的促进作用更显著。③ 其他变量与地域因素的交互项不显著,表明未因区位的变化而对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产生显著不同强度的影响。
Tab. 3 表3 表3 异质性分析：交互项的影响
Tab. 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Effects of interaction items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乡镇 县城 乡镇 县城 乡镇 县城 乡镇 县城 流出地东部×男 0.232 0.264* 流入地东部×男 0.004 -0.222 流出地东部×高中及以上 -0.107 -0.169 流入地东部×高中及以上 0.609** 0.218 流出地东部×流动时间 0.002 -0.003 流入地东部×流动时间 0.035 -0.001 流出地东部×家庭月总收入 0.004 0.009 流入地东部×家庭月总收入 0.015 -0.014 其他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2对数似然值 11748.012 11746.134 11752.84 11755.137 伪 R2 0.210 0.210 0.210 0.209
注：***p <0.001, **p <0.01, *p <0.05;表中数值为系数、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新窗口打开 |
下载CSV 本文进一步考察不同流入地间流动人口回流空间意愿影响因素的差异。估计结果发现：（1）从模型的拟合优度看,仅东部模型中的伪R
2 略微变大,说明数据的拟合和解释能力增加;而中西部模型的拟合程度有所下降,说明数据的拟合和解释能力减弱。
（2）从变量的影响作用看,流出地有学龄期儿童和已在流入地城镇购房对东部流动人口返回城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教育、流动时间、家庭化流动、跨省流动对中西部流动人口回流空间意愿的影响减弱或消失,说明相对于中西部,流入到东部的流动人口,其回流空间决策受制于更多因素。由于篇幅限制,且其余变量的影响作用与总模型基本一致,故本文不再详细分析和列出模型的全部结果
② (②限于篇幅,分地区的模型结果未汇报,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上述分析一方面体现了模型结果的稳健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纯粹地理区位要素的影响作用已趋于薄弱,区位要素背后所代表的其他因素开始发挥作用。
5 结论与政策含义 （1）从整体上看,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薄弱,在有回流意愿的流动人口中,大多数的回流去向地是原居住地,被认为是促进就近就地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乡镇中心和县城的占比低。这表明,当前人口回流的总体态势对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落实的推动作用十分有限。研究还发现,如果打算返回城镇,流动人口选择返回县城的比例高于乡镇中心,说明流动人口在城镇空间上还是倾向于等级较高的城镇区域。这种空间偏好不仅有利于强化县城的规模优势、提升人口集聚功能,而且也有利于支持县域的建设与发展、培育区域性或地方性中心城市,助推宏观城镇化的空间均衡和城镇体系发育。
（2）流动人口的空间回流决策是在一个特定的群体中做出的,与回流到农村相比,人力资本丰富的流动人口更有可能回到城镇,代表了智力流失的逆转,说明人口回流的空间决策是一种积极的选择性行为,验证了人口流动选择性理论在解释人口回流空间行为中的有效性。此外,流动人口的婚姻状况、流出地的家庭需求、流动的空间成本与其回流空间意愿均无显著关系,而是在其流动过程中所积累的工作经验和经济资源在其回流空间决策中发挥了重要的正向促进作用。这说明流动人口回流空间选择的主要机制是人力资本和经济基础的平衡,新迁移经济学理论和推拉理论所强调的流出地的家庭需求和空间成本的理论假说对当前中国回流人口的空间行为缺乏解释力。
基于本文的研究发现,提出若干政策性思考：
（1）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当务之急在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区域协调发展,进而吸引人口主动回流,助推人口均衡发展。在东部地区创新引领、率先实现优化发展的基础上,中西部城市尤其是胡焕庸线附近的兰西城市群、关中城市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可作为协调区域发展的重要节点,大力建设基础设施,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促进产业升级换代;同时通过多种渠道改善城市就业环境,切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合力实现人口回流与产业梯度转移的空间轨迹逐渐趋同的发展格局。
（2）着力提升流出地县城和中心镇对回流人口的吸引力,有序稳步地促进回流人口的就地就近城镇化,顺应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流出地县城和中心镇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的同时,必须加快弥补县城和中心镇在教育、医疗、养老和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上的短板;充分发挥流出地城镇住房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在人口回流到中心镇和县城中的激励作用,使得流动人口的就地就近城镇化真正建立在在当地安居（购房）乐业（实现本地就业）的基础之上。
（3）深化户籍制度改革,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继续深化和加快户籍及其他相关制度的改革,推进不同区域、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和城乡之间、同一城镇内流动人口和城镇居民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和流出地均能平等享有社会保障的权利,并建立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最终使流动人口能根据自身意愿来选择最终的定居地,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本文亦存在一些不足之处：①由于数据结构的限制,本文主要探讨了流动人口的微观个体因素对其回流空间意愿的影响,由此可能忽略了城市等外部性因素以及个体与城市交互作用的影响。②部分自变量（如流出地购房）可能与回流空间意愿间存在反向的因果关系,但目前问卷中找不到合适的可以解决此内生性问题的控制变量。期待未来能够有更为丰富的数据,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本文的研究。
致谢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结果分析、结论梳理等方面的修改意见,使本文获益匪浅,特致以诚挚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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