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润^,1,2, 任晓蕾³, 杨永春^,4, 冯晓枫⁵1.湖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武汉 430062
2.区域开发与环境响应湖北省重点实验室,武汉 430062
3.湖北省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武汉 430071
4.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兰州 730000
5.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成都 610041

Research on the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eff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engdu's museums

LIU Run^,1,2, REN Xiaolei³, YANG Yongchun^,4, FENG Xiaofeng⁵1. Facult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2. Hubei Province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Response, Wuhan 430062, China
3. Hubei City Planning and Design Institute, Wuhan 430071, China
4. College of Earth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s,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5. Chengdu Culture, Radio, Television and Tourism Bureau, Chengdu 610041, China

通讯作者: 杨永春（1969-）,男,陕西白水人,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与区域发展、转型与规划研究。E-mail: yangych@lzu.edu.cn

收稿日期:2019-09-12接受日期:2020-02-17网络出版日期:2021-01-10

基金资助:

区域开发与环境响应湖北省重点实验室开放研究基金.2018C00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71198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571155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2018YFD1100102

Received:2019-09-12Accepted:2020-02-17Online:2021-01-1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刘润（1987-）,男,安徽肥西人,博士,讲师,工程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文化地理学、城市地理学。 E-mail: liur@hubu.edu.cn






摘要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博物馆发展的制度环境呈现根本变化,探究博物馆发展状况及其与制度环境的关系对于指导博物馆发展、丰富博物馆研究的理论内涵具有重要意义。以成都市为例,采用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和文本分析等质性方法,对成都市博物馆发展的过程、特征及空间效应进行系统研究,研究发现：① 成都市博物馆主要经历了国有化发展、非国有化发展和产业化发展三个阶段,在数量与类型、规模与等级、功能与产业、迁移与集聚等方面呈现出显著变化。② 制度变迁通过改变参与主体及其认知、行为进而作用于博物馆发展,当前参与博物馆发展的主体日渐增多,且其目的、行为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转变较大。③ 成都市国有博物馆发展的空间效应与民办博物馆发展的空间效应差异较大,前者主要是单个国有博物馆对其周边区域的产业类型、用地性质的影响,后者主要为多个民办博物馆通过集聚对整个集聚区的产业与功能结构的影响。
关键词： 国有博物馆;民办博物馆;制度变迁;空间效应;成都市

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museums has undergone fundamental changes, from absolute government dominance to encouraging and supporting non-public capital to invest museums. Various social and market subjects have shown great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in participating in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useums. Domestic research has rarely systematically sorted out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useums, and rarely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useum development and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However, this work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guiding museum development and enriching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museum research. Taking Chengdu, the city with the largest number of museums in China, as an example, and using qualitative methods such as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effects of museums in Chengdu.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museum development in Chengdu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namely nationalization, non-national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The key features of museum development include the increasing number, various type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scale and level between state-owned and private nuseums, diverse functions, gradual formation of industrial foundation, and prominent relocation and agglomeration. (2) Institutional change has affected museum development by changing the types of participants and their perceptions and behaviors. Chengdu municipal government regards museums as an essential carrier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al industries, and actively promotes the construction of state-owned museums and the gathering of private museums. Companies, which are market-oriented, try to use museums to demonstrate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y. Collectors and art workers, with strong individuality and subjectivity in their behavior, take museums as a platform for entrepreneurship and cultural creation. (3) The spatial effec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owned museums in Chengdu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private ones. The former mainly refers to the influence of a single state-owned museum on the industrial type and land use of its surrounding area, and the latter mainly refers to the impact of the gathering of multiple private museums on the industrial and functional structure of the gathering area.
Keywords：state-owned museum;private museum;institutional change;spatial effect;Cheng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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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引用格式
刘润, 任晓蕾, 杨永春, 冯晓枫. 成都市博物馆发展的过程、特征及空间效应研究. 地理研究[J], 2021, 40(1): 279-291 doi:10.11821/dlyj020190802
LIU Run, REN Xiaolei, YANG Yongchun, FENG Xiaofeng. Research on the process,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eff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engdu's museums. Geographical Research[J], 2021, 40(1): 279-291 doi:10.11821/dlyj020190802

1 引言

1970年代以来,博物馆在世界范围迅速发展,不再是单纯的政治特权空间^[1,2]或公共文化空间,开始呈现出诸多新的发展特征,****们对此进行了密切关注,普遍认为博物馆正逐渐融入城市发展,总体上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即博物馆作为一种被动的城市发展策略的阶段（1970年代至1990年代）,为应对西方传统工业城市“去工业化”,博物馆被整合到城市更新、经济转型之中^[3,4],取得了良好成效,如西班牙古根海姆博物馆促使毕尔巴鄂文化艺术品收藏和流通、文化艺术区发展和城市形象提升^[5,6];土耳其、中国等由于私有化、市场化改革,博物馆逐渐成为私人和企业投资的重要载体^[7,8]。同时,此阶段博物馆发展也面临新的困境,即从政府、企业和私人获取支持逐渐困难^[9,10],公共部门要求博物馆采取更具创业精神和自力更生的行动^[11],这驱使博物馆不断调整自身职能角色并寻找新的发展资源,为博物馆更加主动融入城市社会经济提供了充分准备。第二阶段即博物馆作为一种主动的城市发展战略的阶段（2000年至今）,在应对全球化背景下城市发展困境方面,博物馆因能截留流动资本、增强文化认同而备受青睐,如美英等国借新建或翻修博物馆大力发展旅游和文创产业^[12],土耳其将博物馆作为争取入欧的政治筹码^[13],上海、香港、新加坡等亚洲城市借博物馆建设提高文化资本积累^[14]。此阶段,博物馆逐渐转向“顾客导向”^[15,16],由文化保护地转变成消费为主的旅游目的地^[17],成为吸引投资与旅游的“磁体”^{[18,19,20,21]},表征或强化某种身份认同的文化地标^{[22,23,24,25,26]},展示国家现代性的重要载体^[27,28],促使社会融合的引擎^[29,30,31],以及城市空间的重要组织者、塑造者^[6,32]。

国内目前研究更聚焦博物馆与旅游发展^{[33,34,35,36]},相对缺少对博物馆发展过程、特征的系统梳理,也较少探究博物馆发展与制度环境的关系。事实上,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博物馆迅猛发展,从1978年349家增至2017年4721家,其中民办博物馆从1996年1家增至2017年917家;另据文化和旅游部统计,2018年中国博物馆参观人数达11.26亿人次,连续10年保持近14%的增速。与此同时,制度环境呈现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的根本变化,并由此波及到社会文化领域。因此,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博物馆发展呈现出怎样的过程、特征,与制度环境有何关系,又将产生怎样的空间效应?本研究将以中国博物馆数量最多、发展实践丰富的成都市为案例,研究这些问题,理论上将有助于厘清制度变迁、博物馆发展与城市空间变化三者的内在关系,实践上将有助于指导博物馆发展或通过博物馆优化城市空间结构、改善区域社会经济发展。

2 研究区域与方法

2.1 研究区域

成都是中国西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历史底蕴深厚,拥有众多名胜古迹,也是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为提升城市国际形象、增强社会经济发展活力,成都高度重视文化发展。作为文化发展载体的博物馆因此备受重视。1990年代末以来伴随文化体制改革,成都市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并确立了建设全国民办博物馆发展示范城市和博物馆之都的目标。截至2018年底,成都共登记备案博物馆150座,其中国有博物馆48家、民办博物馆102家（图1）。值得强调的是,成都民办博物馆数占同期全国民办博物馆总数的11%,国家级民办博物馆占全国国家级民办博物馆总数的42%,是中国博物馆总数和民办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城市,且每13.5万人拥有1座博物馆,远超全国每29万人拥有1座博物馆的平均水平。迅速发展的博物馆与景区、公园、社区等形成密切的空间关联^[37],产生了一定空间效应。因此,通过成都案例研究,能够较好地揭示博物馆发展及其与制度变迁、空间变化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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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成都市博物馆分布及其属性

Fig. 1Distribution and attributes of Chengdu's museums

2.2 研究方法

调研主要分三个阶段：2013年重点调研了成都市文化局（现更名为“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和10余家知名博物馆,了解博物馆发展总体情况及相关政策;2014年重点调研了主城区60余家博物馆,聚焦博物馆发展及其空间效应;2017年追踪了主城区30余家重要博物馆及三大博物馆聚落（青城山景区、安仁古镇和洛带古镇）的新近发展动态。主要采用质性研究方法：① 参与式观察,主要通过摄影、记录和观察等方式,三次调研覆盖成都市近65%的博物馆,明确博物馆的基本情况、旅游接待和文博产业发展、博物馆对城市空间影响等,形成了大量调研笔记。② 半结构访谈,主要针对博物馆馆主、主要负责人和解说员,采取链式抽样确定访谈对象,即先经由成都市文化旅游部门和前期访谈对象的不断举荐接触更多访谈对象,主要围绕博物馆建设发展、产业基础及其对周边影响等展开,平均每位访谈40分钟（表1）。③ 文本分析,收集近20年成都主流新闻媒体关于博物馆的报道,借助互联网搜索成都市博物馆发展的相关信息,关注四川省、成都市文化部门以及部分博物馆官网等,最终对获取的各种资料进行系统分析。

Tab. 1
表1
表1重要访谈对象基本情况一览
Tab. 1Samples of important interviews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单位	职务	编号	性别	年龄（岁）	单位	职务
A	男	26~30	永陵博物馆	陈列部	L	男	51~55	许燎源博物馆	馆长
B	女	31~35	武侯祠博物馆	陈列部	M	男	31~35	两河木雕博物馆	解说员
C	男	31~35	杜甫草堂博物馆	宣传部	N	男	56~60	茂林博物馆	解说员
D	男	31~35	成都博物院	宣传部	O	男	36~40	百家堂博物馆	馆长
E	女	36~40	金沙遗址博物馆	解说员	P	男	26~30	门里博物馆	实习生
F	女	41~45	四川省博物院	陈列部	Q	女	21~25	水井坊博物馆	解说员
G	男	41~45	成都画院	解说员	R	男	36~40	西南民族大学	教师
H	男	51~55	四川大学博物馆	教师	S	男	46~50	四川大学	教师
I	男	56~60	直升机博物馆	主任	T	女	56~60	四川旅游学院	教师
J	女	36~40	易园园林博物馆	餐饮部	U	男	51~55	成都市规划局	规划科
K	男	71~75	成都顺达博物馆	馆长	V	男	31~35	成都市文化局	文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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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都市博物馆发展的过程和主要特征

3.1 博物馆发展的过程

成都市博物馆发展大致经历三个主要阶段：① 国有化发展阶段（1978—1997年）,博物馆均为国有博物馆,数量少,且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其发展受行政规定或约束,与周边地区缺少经济联系与互动。② 去行政化与非国有化发展阶段（1998—2009年）,国有博物馆日渐去行政化,不再是单纯的机关单位,其作为城市文化旅游、科普教育、遗产保护与文化传承重要基地的身份不断凸显,一批大型国有博物馆如武侯祠、杜甫草堂、金沙遗址博物馆等取得了显著的建设发展成效,成为成都市文化的重要标签;民办博物馆依附于企业或作为个人兴趣爱好,迅速崛起,但由于规模较小、布局分散,对经济发展的引导和带动不突出。③ 产业化发展阶段（2010年至今）,成都市加大对博物馆产业化发展扶持,促使博物馆与旅游业、文创产业、科普教育、设计服务等融合,博物馆内部功能结构不断变化,产业基础不断形成,外部性显著增强,民办博物馆集聚发展成为趋势。

3.2 博物馆发展主要特征

（1）数量与类型。1978—1997年,成都市仅增加11家国有博物馆;1998年后博物馆呈快速发展态势,从1998年18家增至2016年150家^①（① 根据成都市文化部门提供数据,截止2018年底尚未有新博物馆注册。）,其中以民办博物馆增加最显著,2011年和2015年分别增加了17家和19家（图2）。博物馆类型日渐丰富,突破计划经济时期单纯的遗址遗迹类,日趋大众化、生活化,出现了陶瓷玉石、雕刻艺术、服饰文化、字画艺术、生物医药、宗教文化等诸多类型^[38]。“以前我们办馆是因为发现了某个地方具有很高历史文化价值的遗址遗迹……后来想法变了,非物质文化也要保护啊,也应该有这类博物馆。现在民办博物馆类型真是五花八门……民间收藏市场活跃了,收藏的东西类型多了,博物馆类型肯定也就多了”（访谈对象S）。

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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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成都市每年注册的博物馆数量

Fig. 2Number of museums registered in Chengdu every year



（2）规模与等级。国有博物馆与民办博物馆差别显著。国有博物馆由于政府划拨土地、财政拨款,拥有固定场所且规模较大;高级别博物馆数量较多,48家国有博物馆中拥有8家国家级博物馆。民办博物馆普遍受资金限制,近70%的民办博物馆注册资金低于100万元,注册资金较高的主要集中于中心城区;场所规模较小,50%的民办博物馆展厅面积低于1000 m²,且展厅面积大小与距市中心距离呈较强的正相关;高级别博物馆数量偏少,102家民办博物馆中仅4家国家级民办博物馆。此外,受财力和设馆门槛条件限制,民办博物馆以单项馆^②（② 单个主题（如历史、艺术、自然科学）的博物馆。）为主,达68%,综合类博物馆仅占32%,其主要原因为,“建综合性博物馆的要求比较高,门槛高,而建单项馆简单得多,注册资金不高,程序上也要简化很多”（访谈对象V）。

（3）功能与产业。博物馆不再局限于计划经济时期的文化宣传、服务功能,更加注重向休闲体验、文化消费、科普教育等功能拓展,并形成以文化旅游、产品设计、生产加工、拍卖销售、住宿餐饮、工程项目等为主的产业基础,如易园园林博物馆和杜甫草堂博物馆。“现在博物馆应该与市场紧密联系,只靠门票是养不活博物馆的。我们这个园林博物馆就是依靠易园集团的……将博物馆的部分优势拿出来服务社会,比如说搞些对外服务、策划些活动,我们今年上半年就搞过婚庆策划、宴请等服务,效果还不错”（访谈对象J）。“目前草堂内部仅有一家对外出租的书店和茶馆,去年（2012）在北门新建了草堂西市,前段时间开业的,现在大部分已经租出去了,以后还会引进外面的餐饮公司在东边草堂别馆修建餐饮区……草堂提供符号或文化指导,引进来的单位负责生产销售”（访谈对象C）。

（4）迁移与集聚。计划经济时期,博物馆的机关属性明显,对区位要求不高,因此很少迁移和集聚。而当前博物馆的企业性、市场性显著,尤为关注区位、环境、政策等因素,迁移逐渐凸显,如成都市博物馆迁移至天府广场、四川省博物馆迁移至浣花溪公园、四川南方丝绸之路博物馆迁移至锦门丝绸特色小镇,此外还有一批博物馆迁移至洛带古镇、安仁古镇、青城山景区等。博物馆的空间迁移与重组促使了博物馆不断集聚,总体上形成了“一心、五片”的发展格局（图3）,其中,“一心”即依托中心城区形成博物馆聚集中心,目前四环内博物馆数量达56家;“五片”分别为洛带古镇片（11家,以民俗、客家文化为特色）、安仁古镇片（7家,以近现代历史文化为特色）、新津片（9家,以雕刻艺术、陶瓷文化为特色）、郫都片（7家,以地方民俗和川菜美食为特色）、温江片（6家,以奇石、盆景为特色）。

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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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成都市博物馆的核密度分析

Fig. 3Nuclear density analysis of Chengdu's museums

4 成都市博物馆发展的制度变迁视角解释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制度变迁,国家关于博物馆发展的政策不断调整,博物馆发展的参与主体不再局限于政府部门,各类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纷纷加入,且对博物馆认知和发展行为出现较大转变,最终驱动博物馆发展（图4）。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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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制度变迁与博物馆发展

Fig. 4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museum development

4.1 制度变迁与参与主体变化

制度变迁促使博物馆发展的参与主体类型发生根本变化,计划经济时期政府是博物馆建设发展的唯一主体,受博物馆公共属性和政策限制,社会主体不愿也无法参与,随着不断向市场经济制度转轨,越来越多的企业和私人参与进来。在成都市民办博物馆设立主体中,具有企业背景的达51家,其中17家涉及生产加工（家具木业、织绣陶艺、医药）、12家涉及房地产、10家涉及艺术品拍卖和销售;私人创办的博物馆46家,其中35家由文物收藏者创办,11家由成都本土文化名人创办;此外,还有5家由民办学校创办（图5）。

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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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成都市民办博物馆的设立主体

Fig. 5Founders of the private museums in Chengdu



制度变迁驱动主体参与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制度变迁激活了资本市场活力,1990年代以来国家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改革,逐步放松对文化领域的限制,把民办博物馆视为民办非企业法人单位,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第二,制度变迁刺激了收藏市场发展,城乡二元体制改革驱使成都市乡村和城中村被开发,大量家具、陶瓷、书画、匾额等传统器具物品流入市场,成都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收藏第三城”,收藏群体不断扩大并逐渐进入博物馆领域,“办这个博物馆除了自己的兴趣爱好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赶上了城乡统筹、城中村改造等很多机遇,这使得很多村子被拆掉,很多家里以前的传统家具、用品就流入了市场,博物馆这才有了藏品”（访谈对象O）。第三,制度变迁驱动了文艺市场发展,文化体制改革既使得成都市从事文化艺术生产与创作的群体迅速增加,“现在成都文化艺术市场很活跃,蓝顶、浓园发展都很好,赶上好的政策环境了,读文化艺术的学生都增加了好多”（访谈对象S）,也导致国有文化艺术单位或企业职工下岗,博物馆成为这些群体创业或再就业的重要去处,“文化体制改革后,有一些国有文化艺术企业的职工纷纷下岗,他们有这方面的资源和关系,加上政策又不错,就注册成立民办博物馆”（访谈对象G）。

各类主体参与程度受政策环境影响尤为显著。2005年《博物馆管理办法》颁布之前,成都市鲜有收藏家和私人设立民办博物馆,主要是企业设立,因为当时国家并未出台明确鼓励或支持民办博物馆的政策,“之前很多收藏家和私人是不敢设立博物馆的,因为国家对刚起步的民办博物馆并没有全面认识,也没有出台明确的政策支持,成都市也缺乏相关文件或政策指导,收藏家和私人担心其收藏的合法性问题,也担心设立博物馆后藏品被没收”（访谈对象D）。其后,随着政策逐渐明朗、完善,各类市场主体、社会主体才深入、广泛参与。

4.2 制度变迁与主体认知、行为变化

计划经济时期,博物馆作为行政单位服务于社会文化需求和政治宣传;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深入推进,博物馆在社会就业、产业带动、文化培育、城市形象塑造等方面的优势日渐凸显。此外,博物馆数量激增导致政府财政压力增大,据《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2017年中国博物馆数量是2000年的3.4倍,政府财政补助是2000年的35倍;同时博物馆发展的市场化倾向也使其如同其他市场主体一样面临来自于市场的竞争、风险和压力。因此制度变迁既使博物馆的优势不断得以释放,也使其发展面临新的压力和挑战,各类社会主体对博物馆认知发生显著变化。在成都,市政府不再将博物馆视为财政、管理上的负担和单纯的文化服务设施,而将其当作提升城市文化形象、培育文创产业、刺激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当作建设文化之都、西部文创中心和世界文化名城的文化载体;企业将博物馆视为增强社会对企业责任认同、职工对企业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国外很多公司看重企业的文化氛围和社会公益行为,这是企业的形象和品牌,像日本索尼、松下都有自己的企业博物馆,这对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很有意义。现在国内一些企业也开始创建自己的博物馆,主要来培育企业文化,增强企业凝聚力”（访谈对象K）;收藏家和文艺工作者将博物馆视为创业、创作的平台,而不再是传统单纯的文物收藏、展览、保护之地。企业、收藏家和文艺工作者同时也发现博物馆由于面临一定的市场竞争,也可能随时会倒闭、破产,必须精心运营。

认知变化进一步引发行为方式变化。计划经济时期,博物馆建设发展更具行政性,一切按计划指令开展,如建设地点、建设风格、功能结构以及内部展陈等,强调博物馆的政治与社会服务功能。市场经济时期,博物馆建设发展更具市场性、主体性,强调博物馆与社会经济的互动、融合。在成都,市政府先后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博物馆发展的政策,如民办博物馆专项扶持资金由2011年600万元上升至2018年1300万元,设立民办博物馆发展研究院,举办多次全国博物馆论坛,积极动员收藏家注册成立博物馆,推动一批标志性国有博物馆建设和加快民办博物馆集聚。“收藏的东西比较多,家里、单位都摆了很多,后来市文化局工作人员邀请注册成立博物馆,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文物……还有其他和我一样的民间收藏家也收到了邀请……”（访谈对象O）。“天府广场是成都市中心的中心啊！区位好,地价高,寸土寸金,现在成都博物馆新馆所在地以前是有着400多年历史的清真寺,后来经过政府、寺院不断协调才置换出来的,市政府将这块土地用来建设博物馆,可见对博物馆建设的高度重视啊！外面多少开发商希望拿到这块地呢！”（访谈对象H）。此外,市政府还采取其他诸多策略,如为防止博物馆流失对博物馆选址的干预,“（四川茂林博物馆）新馆原打算在宜宾市中心建设,当时已经和宜宾市政府谈妥,需要800亩用地,周边配套一些餐饮区。后来,宜宾市提供的地块面积没有满足要求,成都市文化局也反对,因为这样的话,博物馆的藏品就会流到宜宾市。所以,现在还是在考虑温江地区”（访谈对象N）。市场和社会主体根据市场需求、个体偏好、政策导向建设、发展博物馆,积极利用多种策略降低成本、获取政策支持和提升发展水平。“单个博物馆规模小、实力弱,要想存活必须依托古镇、景区、历史文化街区、公园或商场等特定场所,借助这些场所的人气吸引参观者”（访谈对象V）;许燎源现代艺术博物馆、蜀绣博物馆、蜀锦织绣博物馆等为获取土地、财税等政策支持注册成立并发展相应产业类型,还有大批博物馆在政策导向下逐渐向洛带古镇、安仁古镇和青城山景区集聚,“博物馆属于公共文化用地,为了鼓励文化发展,税费极低,可以帮助我们省去很多成本”（访谈对象L）。但也存在一些投机行为,“一些投机的个体和单位,他们注册博物馆是为了将博物馆当作减税、拿地和刺激产品增值的媒介”（访谈对象P）。

5 博物馆发展的空间效应

当前博物馆不再是计划经济时期孤立于城市发展的绝缘体,开始广泛参与到城市的建设发展中,对城市空间结构与功能的影响正在不断凸显。但国有博物馆和民办博物馆差异显著,为更加深入揭示博物馆发展的空间效应,故将此二者进行对比分析。

5.1 国有博物馆发展的空间效应

成都市国有博物馆规模较大,深受市政府支持,多为文化地标,与周边地区互动频繁,对其周边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国有博物馆个体层面的空间效应,分三种典型情形：① 国有博物馆景区化发展,为满足游客的餐饮、购物、娱乐、通行等需求,在博物馆周边布置相应的经营服务场所,如杜甫草堂周边形成的古玩市场和酒店餐饮集聚区、四川省博物馆周边形成的古玩市场;同时,景区化发展的国有博物馆还会通过干预城市规划设计间接作用于周边区域的景观环境,“中心城区这些大型博物馆是成都重要的文化旅游景区,是我们对外的名片,每一个都带有文化标签,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周边区域的建筑景观、环境风貌”（访谈对象U）。② 国有博物馆扩张性发展对城市空间的影响,即因扩大规模对周边区域的影响。此类国有博物馆实力较强,不满足于现有发展规模,以武侯祠博物馆最为典型,其将政府无偿划拨的20多亩土地开发为锦里民俗休闲街以实现博物馆与景区的互动发展,其后又合并了周边的南郊公园。“南郊公园是在2003年合并到武侯祠博物馆的,当时考虑到南郊公园缺乏人气,武侯祠这边人气鼎盛,想着合并到一起,既可以扩大武侯祠范围,还可以带动南郊公园发展”（访谈对象B）。③ 国有博物馆因显著的文化外部性,逐渐吸引各类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集聚,此类博物馆以金沙遗址博物馆^③（③ 金沙遗址发现于2001年,是继三星堆文明之后,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古代蜀国的都邑所在。）最为典型。金沙遗址博物馆自2007年建成开放后,博物馆片区的空间结构与功能发生了急剧变化,尤其博物馆以西区域（图6）,从2000年初城郊的金沙村逐渐发展为以博物馆为中心的文化商务区、旅游餐饮街区,汇集一批知名餐饮业和独具品位的高中档休闲娱乐场所,新增了近30处大型商业住宅楼盘,修建了两处大型市政公园（占地10万m²）。“金沙遗址是3000年古蜀文明的发祥地,受到世界的关注,这一片现在商业很繁华,很多开发商在这附近抢地,是一块风水宝地,很多人愿意在这边居住”（访谈对象E）。据青羊区政府部门提供数据,2005年地方财政收入为2909万元,2009年地方财政收入就已达到12823万元,与2005年相比翻了近五倍。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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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金沙遗址博物馆片区的建筑纹理的变化

Fig. 6Changes in the architectural texture of Jinsha site museum area

5.2 民办博物馆发展的空间效应

成都市民办博物馆发展的空间效应主要有两种情形：① 个体层面的空间效应,此类民办博物馆多集中于主城区,具有企业背景,实力较强,以家具、乌木、药材、根雕、织绣、园林等类型为主,能为市场提供特定产品或服务,一般配置相应的加工、生产或仓储基地,“有时候,游客参观完博物馆后,对我们收藏的这些传统的东西很感兴趣,我们有生产加工的地方可以仿造,我们的师傅们技术很高,生产好后直接送上门”（访谈对象M）。从这一意义上,博物馆成为对接市场、展示产品的门面,是城市生产加工体系和销售体系中的一环。少量民办博物馆因承载着独特历史文化而成为片区发展的重要参照,如水井坊博物馆（被誉为中国白酒文化的“活文物”）自2013年开放以来,促使水井坊社区大力整治建筑风貌与景观环境,打造水锦界商业文化街区等,引发了该社区文化导向的城市更新;还有少量民办博物馆通过文化艺术资源集聚影响周边区域,如蒲江县明月轩篆刻艺术博物馆目前汇聚了40余个文创项目,促使其所在地明月村彻底改变了原先以雷竹、茶叶为支柱产业的经济结构,发展成为乡村旅游基地和文化产业园区。② 整体层面集聚发展的空间效应,这是民办博物馆空间效应的主要方面,目前较多民办博物馆正向洛带古镇、安仁古镇和青城山景区等远城区集聚,形成了博物馆聚落,促使了文博产业集群出现,改变了集聚地的原有空间结构和功能。洛带古镇集聚了十余家博物馆,通过文化、旅游、艺术等融入,目前已成功打造洛带博客小镇、洛带粮仓艺术区、中国艺库等一批文化商业项目。安仁古镇因博物馆大量集聚^④（④ 安仁古镇注册的和未注册的博物馆共有36座。）,近年来把第二产业“请”出去,关闭了纸板厂、酒厂、工业小作坊等,外迁了多家汽车配件厂,把第三产业“加”进来,重点以博物馆为主题,发展影视传媒、音乐艺术、会展博览等,相继建成了安仁坝子、民国风情街区、华侨城创意文化园、建川博物馆文创街坊等一批文博项目,2017年全镇实现文创产值12亿元,从事与文化相关产业人员占比达60%^[39]。

6 结论与讨论

6.1 结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度环境显著变化,为探究博物馆发展状况,以成都市为例,采用质性方法,对成都市博物馆发展的过程、特征及空间效应进行了深入研究,主要得到如下结论：

（1）成都市博物馆主要经历了国有化发展、非国有化发展和产业化发展三个阶段,数量逐渐增多、类型日趋丰富,规模和等级上国有博物馆与民办博物馆显著差异,功能日渐多样、产业体系不断形成,迁移与集聚逐渐凸显。

（2）制度变迁促使越来越多的市场主体（如从事生产加工、房地产、艺术品的拍卖和销售的企业）和社会主体（如文物收藏家、文化名人和其他社会主体）参与到博物馆建设发展中,且其目的与行为呈现出较大转变。其中,市政府将博物馆当作城市文化与产业发展的重要载体,积极推动国有博物馆建设和民办博物馆集聚发展;企业将博物馆视为增强企业社会认同的重要载体,采取企业化发展模式,行为具有较强的市场性;收藏家和文艺工作者将博物馆视为创业、创作的平台,行为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和政策导向性。各类主体也逐渐认识到博物馆发展具有一定的市场风险和竞争压力。

（3）成都市博物馆发展的空间效应正逐渐凸显,国有博物馆的空间效应与民办博物馆的空间效应差异较大。其中,国有博物馆实力较强,多位于主城区,因景区化发展、扩展性发展或较为显著的外部性影响周边地区的产业类型、用地性质;民办博物馆实力较弱,个体层面的空间效应并不明显,更多通过集聚影响区域的功能结构,主要集中在成都近郊的特色小镇或景区,往往能够显著改变整个集聚区的产业功能结构。

6.2 讨论

制度变迁是博物馆发展的重要变量。制度变迁促使博物馆的主体性不断增强,博物馆更加独立、自主,博物馆发展的动力和潜力不断被释放;博物馆的快速发展又强化了博物馆的社会经济效应,促使其外部性不断凸显;主体性、外部性的增强,反过来又刺激博物馆工具性的形成,即政府将博物馆作为城市治理的重要工具;工具性又通过政策手段强化主体性和外部性。因此,制度变迁下博物馆发展本质上是其主体性、外部性与工具性之间相互持续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因此,当前中国博物馆发展研究应该深入关注与博物馆相关的制度变迁,清晰制度变迁与博物馆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及制度变迁作用于博物馆发展的路径、机理,适时调控制度变迁下相关要素、资源和主要环节,进而不断优化博物馆发展环境。

与国外相比,中国博物馆发展更多归于改革推进,其后才是市场与社会参与,因此政府具有重要角色。事实上,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应逐渐清晰政府、市场与社会在博物馆发展中的各自角色。政府的角色在于自上而下的规划引导、调控,市场和社会在于自下而上的探索和培育,不能过于强调政府干预,否则同样重要的市场与社会参与将会受到限制。近年成都市一直致力于通过行政手段引导中心城区形成民办博物馆集聚中心,2010年左右曾提出在成都东部新区打造一个多功能的民办博物馆聚集中心,其后又选址于天府新区,直至目前仍未形成,其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对市场和社会在博物馆发展中的作用关注不够。

要正确看待博物馆发展的空间效应,博物馆是城市空间变化的一个诱发因子,影响能力有限,并不一定会引起城市空间全局性、根本性变化。“毕尔巴鄂效应”的出现与所在地历史、文化和社会复杂性紧密相关^[21,40],并非所有的地方都能复制此效应。未来,中国博物馆仍会保持快速发展态势,城市可以将博物馆融入到城市发展中,借助博物馆进行空间文化性修复,但不可不切实际追求其空间效应而违背博物馆发展的自身规律。

致谢

真诚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所付出的时间和精力,评审专家对本文研究思路的明晰、内容的整合、结构的优化、用词的规范等方面提出了宝贵建议,使本文获益匪浅,对于本人今后论文写作亦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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