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农业大学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南京 210095The superscription of spatial meaning and local identity of the last primitive tribe of Wengding village, China
GUO Wen,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收稿日期:2020-04-13修回日期:2020-06-12网络出版日期:2020-11-20
| 基金资助: |
Received:2020-04-13Revised:2020-06-12Online:2020-11-20
作者简介 About authors
郭文（1978-）,男,山西临汾人,博士后,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空间的生产、社会文化地理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地理。E-mail: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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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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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文. 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案例. 地理研究[J], 2020, 39(11): 2449-2465 doi:10.11821/dlyj020200308
GUO Wen.
1 引言
在当今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双向塑造的地理空间实践中,位于中国西南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的翁丁在不断卷入全球空间复杂体系的同时,也在与全球化浪潮进行着冲突和协商。在此过程中,地方政府、旅游开发企业、部分村民基于发展主义的信仰诉求,不断利用翁丁自身所具有的民族资源优势,正以一种“迎合”全球化新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式进行着如火如荼的旅游开发。这一结构性力量使翁丁作为一个传统地方在21世纪初的十多年内,迅速经历了从生产主义向后生产主义、从生产空间向流动消费空间的转向[1],翁丁也因此镶嵌在全球与地方、现代与传统等一系列流动性塑造的时空断裂与再建构网络之中。与原本相对稳定且具有地方意义的空间特质相比,翁丁“地方性空间”开始转向“流动性空间”。流动性背景下的翁丁,其社会文化和关系建构也不再是局限在特定边界之内,而是呈现出了与“他者”文化互动、混居与重构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过程。随着旅游业对翁丁的渗透,翁丁传统空间的资本化改造,加剧了翁丁不可化约的神圣空间的娱乐化利用,引发了翁丁多元主体对空间和地方主体性的争夺,以及地方意义虚无主义的生产和差异化认同。例如,近几年政府和企业在翁丁修建道路、改造广场等公共空间和动员社区村民搬迁新寨过程中,便与大部分村民的心理诉求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在发展主义全球信仰诉求背景下,政府和企业对翁丁看似正当的“脱贫致富式”改造,为什么会引起不同主体的差异化认同?在实际观察中发现,不同主体如何对翁丁空间进行实践和意义叠写,与其所赋予翁丁空间和地方的道德实践具有关联。在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这一复杂的空间生产与地理重构及其凸显出的时代问题,不仅是一个需要关注的学术前沿问题,也是乡村空间理性实践和协调发展亟需解决的实践难题。在理论研究中,“叠写”最早被Prasenjit Duara用于以中国“关帝”为案例的国家与宗教关系的解析中。他在分析中认为,“关帝”在数百年来的不同时期从忠义神、财神、护法神到万能之神被赋予了差异化的含义,官民信仰虽存有差异但却有一个共同的“语义链”,即国家和民众将其作为既忠于誓言又忠于既成权威的“守护者”。这种不同时期对“关帝”神化象征寄予不同信仰、期望和写在意义之上的意义的过程被称为“意义的叠写”[2]。“叠写”因此也被认为是国家与民间借助特殊介质用以处理不同主体间接纳、妥协和协商的弹性机制[3]。这一概念在演替过程中得到了不同研究者的呼应,旅游背景下意义在景观上的不断呈现被看作是具有市场意识的倾向者对地方意义复刻或加封的过程[4]。事实上,意义叠写的过程常常会因不同主体遵循差异化的价值观,从而使主体间对叠写之物及其文化意义之隐喻处于互不理解,甚至相互区隔的状态之中,这时便会出现“叠写的限度”和认同的差异化[5]。
在更广泛的解释中,意义的叠写与认同常常反映在空间和地方的互动与实践中,其过程也会经空间意义的生产使地方含义发生冲突与协商。空间和地方是人们熟知的地理事实和经验的表达媒介,但是在不同范式的阐释中,人们对空间和地方的理解以及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的生产等相关知识的认知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20世纪之前,空间概念被大多数人看作是固定和稳定的对象[6]。20世纪50—60年代,随着现代性问题的日益凸显及理论界反思的深入,空间被认为是社会运行的物质载体和社会生产的平台[7]。相对于人们对“空间”思想的讨论,“地方”作为学术概念的被发现要稍晚一些。自怀特在1947年提出“地方”概念之后[8],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以段义孚为代表的人文地理****才对“地方”进行讨论,并确立“地方”为地理学人地关系讨论的重要概念[9]15-25。段义孚认为,空间被赋予意义的实践过程就形成了地方,地方也就会变成一个有价值凝结物和有意义的中心[9]20-33。雷尔夫也认为,一个地方是由人的空间实践形成的,没有人的空间实践,地方更多就属于空间或区域,不能称之为地方[10]34。地方在不同经验的实践和建构下表现在不同的对象中,小至壁炉、摇椅、家,大到国家等都可以是地方[11]。地方在经过文化积累和认同形成后,就会形成地方性[12]。地方性形成的本质就是空间意义叠写变为新地方并产生认同的过程。相关研究也表明,人对地（空间）的积极实践及其亲密关系的培养,会使人与地的情感纽带得到升华并形成“恋地情结”[13]。但也有研究表明,如果人们对空间的实践施加压力甚至强权,也会动摇人们内心对地方的美好想象,使人们失去对地方占有的主体性,进而产生心理压抑、焦虑和恐惧[14]。
从上述关于意义叠写、空间与地方、地方性与主体性的关系辨析中可以发现,这些概念虽然具有不同含义,但却存在内在转化关系。归纳其线索可以这样认为：“意义叠写”作为“意义再写”的过程,往往会融入空间和地方的辩证关系中,体现出空间意义的叠写及其带来人们对地方的认同。在此过程中,空间体现了鲜明的社会生产特性,空间意义的积累会使其本身向地方转化成为可能。在全球化和现代性塑造的高速流动景观中,地方性的确认关系到地方主体性问题的确认。这说明,地方性又与主体性存在密切关联性,地方主体性的空间化实践是地方主体在空间生产场域中空间实践的具体体现。关注空间意义的叠写、生产及带来的地方认同和主体性,就是在关注自我主体的身份意识和身份认同[15]。遗憾的是,目前学术界虽然对上述概念的认知和梳理取得了一些基础性成果,但数量有限的知识讨论还停留在学术层面,且大部分是围绕上述概念的单要素进行分析,在实践层面以意义的叠写融入空间和地方理论及其延伸的地方性和地方主体性为切入点,从其不同尺度转换为突破口的相关讨论的应用还非常有限,这极不利于指引空间与地方的实践及其道德生成,甚至会影响旅游背景下乡村振兴中空间和地方实践的理性发展,因此很有必要进一步跟进和强化。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以旅游背景下翁丁公共空间改造中的“石头的遭遇”“权力的草坪”“搬迁新寨子”三个案例作为研究对象,以上述公共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为具体分析内容,提出如下问题进行讨论。其一,在以旅游为媒介的流动性背景下,翁丁三个公共空间经历了什么样的叠写过程?是什么力量促成了权力主体对翁丁公共空间的道德实践?其二,翁丁公共空间意义的叠写带来了怎样的地方认同?这些认同在本质上指向了什么?其三,翁丁案例作为一个缩影,在新时代中国乡村振兴背景下对人们认识村落共同体发展具有什么样的启发?如何弥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之间空间意义叠写与认同差异的鸿沟,以及如何规避公共空间道德实践对地方的裁剪与掩饰?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答,在理论上将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空间意义叠写和地方认同的认知,实践上可为翁丁及中国类似案例地的空间实践提供参证。
2 案例地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案例地概述及选点理由
本研究选取的案例地翁丁位于中国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角傣族彝族拉祜族乡,距今有400年左右的历史,是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个原生态佤族村寨,被国家地理杂志誉为“中国最后的原始部落”。目前,全村有272户,1224人,其中本研究所聚焦的翁丁大寨有137户,526人,分为杨、肖、赵、田四大姓氏。20世纪50年代之前,翁丁村寨以自治为主,虽然在其之上有土司统治,但土司对村寨内部的事务管理基本施行不干预政策。长期以来,翁丁由头人和魔巴负责村寨政治和宗教事务以及日常管理、对外联络等事宜,日常生活中每个家族也承担一些村寨的共同事务。20世纪50年代后,国家基层行政管理和社会生产管理等权力逐渐渗透进入翁丁,翁丁村寨的管理体系、治理秩序和信仰体系受到影响。改革开放以来,翁丁以选拔寨主为标志,一些具有标志性的民间信仰等精神文化活动开始复苏。在此之后,以仪式实践为特征的社区治理特质重新出现在村寨,翁丁古已有之的历史文化、宗教仪式、艺术审美以及恢弘的佤族司岗里史诗得到完美呈现。2006年至今,翁丁大寨主要经历了以旅游开发和社区建设并存的空间实践阶段。选择翁丁及其公共空间改造中“石头的遭遇”“权力的草坪”“搬迁新寨子”三个案例作为具体分析对象,主要基于如下原因：其一,翁丁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外来因素对地方的影响主要聚焦在旅游业,是观察旅游地理和社会文化地理空间实践的理想之地,在旅游背景下的社会转型中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连接口,本身具有时代标本的典型性;其二,翁丁三个公共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认同在乡村旅游空间实践中存在大小尺度之分,更重要的是三个公共空间体现的社会文化在翁丁具有“结构功能主义尺度转换”的实践事实,即每个尺度空间具有各自为特色的社会文化功能,共同组成了村寨整体的社会文化地理。在日常社会中,村民对三个公共空间社会文化内涵在某些方面虽然存在丝丝缕缕的交汇,但三个空间主流倾向存在基本的内在边界。如村民通过“石头”媒介联结了先祖关系（时间纵向）,广场折射了村民邻里和社区关系（空间横向）,寨子表征着具有感知、联结、意志、效能为特征的“社区共同体”网络关系（时空纵横）。不同形式物理空间承载的社会文化及其秩序规约共同组成了翁丁社区的地方性内涵。旅游开发后,“石头的遭遇”“权力的草坪”“搬迁新寨子”本质上是旅游介入下不同时空维度意义的叠写、新空间结构生产和翁丁作为“家”的社会文化认同关系逐步“去地方化”和“再地方化”的过程,因此又具有社会文化差异化和多元化的“后结构主义尺度转换”性质,研究上述问题有利于观察社会文化地理尺度转换的实际应用,这些新问题的出现也具有空间尺度生产的深刻性和问题解决的紧迫性;其三,翁丁空间实践嵌套于中国旅游开发和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中,绝不会是孤案,其中带来的启发对未来具有借鉴性,凸显的问题也具有规避性。
2.2 研究过程、方法和受访者基本信息
本研究过程主要分为数据收集和资料分析两个阶段。在调研阶段,从2015年开始先后在翁丁进行了长达5年的实地走访和跟踪访谈。2015年4月,课题组组织3人在翁丁进行了小规模前侧调研,获得了旅游开发后翁丁空间实践的基本资料,访谈村民18人。2015年暑假期间,再次组织人员进入翁丁,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对政策话语、宣传资料、照片、视频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文本进行深入分析;同时,还结合话语分析法,将前期深度访谈的“语料”作为数据,力图发现现象后面的规则。2016年3月、4月和8月,再次进入案例地,记录翁丁旅游开发中神圣空间的生产情况以及旅游开发模式对原住民生活的影响;2017年4月、8月,以影像或影视为手段,记录、展示和诠释翁丁族群文化,寻找对翁丁空间和地方性生产的另一种收集和保存方式,并与本文使用的其他研究方式进行互补。2018年4月、5月和2019年的6月、7月,主要针对旅游开发中翁丁公共空间实践进行田野调研和社区访谈。其中,社区村民访谈主要采用“探索性/饱和”和“验证性/认同”方法对资料进行收集和编码,信息第一次出现标识为重点对象,并对不同时段对同一对象或不同对象进行信息验证性检验,以寻求“数据”的信度和效度。最后正式采用的访谈编号规则如下：FT=访谈资料;01=第一位被访谈者序号（以此类推）;A/B/C/D=访谈次数,两者之间大写字母表示被访谈者,出于调研伦理考虑,正式编号时以姓名首字母代替。5年内重点访谈村民共63人,对资料进行信息抽取后正式编号的相关受访者信息如表1。在论文撰写阶段,主要采用事实整理和话语分析对前期收集的素材进行综合提炼与归纳。Tab. 1
表1
表1受访者基本信息
Tab. 1
| 姓名 | 性别 | 年龄(岁) | 访谈时间 | 访谈内容 | 访谈方法 | 访谈地点（次数） | 最终编号形式 |
|---|---|---|---|---|---|---|---|
| LAO | 男 | 63 | 2015年4月、2015年7月 | 翁丁迁徙史,石头路的故事及石头的来历等 | 探索性/饱和和验证性/认同 | 翁丁大寨（3） | FT01-LAO-C |
| LPO | 男 | 54 | 2015年7月 | 翁丁迁徙史 | 探索性/饱和和验证性/认同 | 翁丁大寨（2） | FT03-LPO-B |
| ESA | 男 | 61 | 2016年4月 | 翁丁宗教习俗 | 探索性/饱和和验证性/认同 | 翁丁佤王府（1） | FT05-ESA-A |
| OQA | 男 | 37 | 2015年7月、2017年4月 | 翁丁村落社会文化及形成过程等 | 探索性/饱和和验证性/认同 | 翁丁大寨（2） | FT07-OQA-B |
| GSD | 女 | 40 | 2015年7月、2017年8月 | 旅游发展与日常生活环境变化等 | 探索性/饱和和验证性/认同 | 翁丁大寨（4） | FT08-GSD-D |
| PQA | 男 | 36 | 2017年8月、2018年4月 | 旅游开发与地方建设等 | 探索性/饱和和验证性/认同 | 翁丁售票处（1） | FT011-PQA-A |
| BAW | 女 | 33 | 2018年4月、2019年7月 | 旅游发展与日常生活以及邻里关系变化等 | 探索性/饱和和验证性/认同 | 翁丁广场（2） | FT013-BAW-B |
| RMF | 男 | 45 | 2019年6月 | 翁丁广场变化与生活习惯等 | 探索性/饱和和验证性/认同 | 翁丁广场（1） | FT018-RMF-A |
| OAQ | 女 | 39 | 2018年4月、2019年7月 | 旅游与翁丁社会文化以及行为习惯等 | 探索性/饱和和验证性/认同 | 翁丁村民家中（3） | FT021-OAQ-C |
| KGH | 男 | 27 | 2016年4月 | 翁丁人日常关系实践与行为等 | 探索性/饱和和验证性/认同 | 翁丁村民家中（2） | FT023-KGH-B |
| LOU | 女 | 51 | 2016年8月、2018年5月 | 旅游发展评价等 | 探索性/饱和和验证性/认同 | 翁丁村民家中（1） | FT025- LOU-A |
| QAX | 男 | 47 | 2019年7月 | 旅游发展的利益分享等 | 探索性/饱和和验证性/认同 | 翁丁村民家中（3） | FT028-QAX-C |
| IYT | 男 | 36 | 2018年5月 | 新寨子搬迁与社区文化等 | 探索性/饱和和验证性/认同 | 翁丁村民家中（1） | FT033-IYT-A |
| FSD | 男 | 32 | 2018年4月、2018年5月 | 翁丁宗教文化与日常生活等 | 探索性/饱和和验证性/认同 | 翁丁村民家中（2） | FT041-FSD-B |
| DAS | 男 | 43 | 2019年6月 | 旅游开发与文化变迁 | 探索性/饱和和验证性/认同 | 翁丁村民家中（1） | FT042-DAS-A |
| AZQ | 女 | 77 | 2019年6月 | 旅游发展、搬迁寨子与村民认同等 | 探索性/饱和和验证性/认同 | 翁丁村民家中（3） | FT044-AZQ-C |
| VUY | 男 | 72 | 2018年5月 | 旅游开发的认同等 | 探索性/饱和和验证性/认同 | 翁丁佤王府（2） | FT046-VUY-B |
| ATS | 男 | 32 | 2018年4月 | 旅游开发管理模式 | 探索性/饱和和验证性/认同 | 翁丁售票处（1） | FT047- ATS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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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旅游背景下翁丁空间意义的叠写
3.1 被凝视的翁丁与如火如荼的旅游开发
从历时态的角度分析,翁丁成为外界关注的对象与人们的凝视实践密不可分。人们最初通过摄影技术对翁丁展开异域想象,使外界初步建构了对翁丁原始意象的感知。此外,脍炙人口的《阿佤人民唱新歌》等文本的话语建构、过滤与聚焦,也引导了人们对翁丁的地理感知和实地体验,异域民族的社会景观被人们放大,佤族小伙的长发,姑娘的抹胸短裙、富有魅力的甩发舞等,都成为了很多人对翁丁的“地理现象”和话语表征素材。在凝视与被凝视的主客关系互动实践中,翁丁作为“一个有魅力的地方”逐渐成为人们想要前往观看的“舞台”。21世纪以来,中国旅游扶贫作为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主要路径常常依托地方资源优势,并通过地方政府让招商企业进入基层村寨。在此背景下,翁丁经历了和中国大部分相似旅游开发案例地相同的历程。2006年5月,翁丁大寨正式拉开了旅游业开发的序幕。到2012年,翁丁被公布为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正式进入国家保护体系。在此过程中,开发企业利用灵活多变的营销渠道很快提升了翁丁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在地理可达性方面,2016年沧源佤山机场开通,翁丁之前交通瓶颈得以消除,并在很短时间内成为外地人员纷至沓来的旅游目的地。2018年,农业农村部将翁丁推介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翁丁利用自然环境、民族资源和生态资源优势进一步实现了传统文化与休闲产业的融合发展。2019年,翁丁村入选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2020年3月,又成功晋升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旅游开发进入了深化阶段。从以上过程可知,旅游开发企业带动了翁丁旅游快速发展,翁丁实现了从传统佤族村寨向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的转变,旅游产业发展也日益繁荣。但是,以旅游为媒介的流动性也使翁丁佤寨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空间生产之中,各利益行动者按照各自的逻辑不断地塑造着翁丁的物理空间和社会文化空间的生产,这些空间意义的书写也在不断发生叠写,而作为“空间”与“地方”交替的翁丁,其旅游开发带来的公共空间的意义书写也在与村民的复杂社会关系和利益协商中不断得到消解与重构。
3.2 旅游与翁丁空间意义的叠写
3.2.1 作为神圣物和实体物的翁丁“石头” 在翁丁佤族,人们至今还流传着《司岗里》创世神话。《司岗里》作为佤族最古老的历史文化之根,记述着佤族先民对自然和社会的理解,其中既有关于佤族人类起源的神话,又有佤民宗教文化、农耕文化和迁移文化的记载[16]3-11。《司岗里》记述：“我们来自司岗里,嗯哼嗯哼嗯哼哼,原生的连姆娅①(①“连姆”是铁的意思,“娅”是分开的意思。“连姆娅”就是划开混沌之铁,将混沌分为天和地之意。)……很古,很古。我们来自司岗里,嗯哼嗯哼嗯哼哼,岗和里哎岗和里,很古,很古”[16]4-9。可见,世界之初,天地未分,翁丁先民居在“司岗”,“司岗”即“岩洞”之意。“那时常常有人来串门,说应该和野兽分开,大家一起出去建寨定居”[16]36-37。但是,人们从司岗里出来时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居住。莫伟（大神）说,凡是有大榕树的地方就是你的住处。从此,佤族先民选择居住地点便具有与自然环境融洽的天然亲和观。事实上,翁丁佤寨先民选址并非遵循《司岗里》的迁移路线,而是当初为了躲避猎头之灾,从缅甸迁入沧源芒回。随着人口增多,杨氏带领人们迁移至翁丁。在迁移途中,神话则建立了一个巨大的精神关照系统,人与世界的互动实践在此过程也形成相互照应。因此,在翁丁最早迁入的居民聚落中,“先到之人”选择在翁丁地理位置最高位,且以“点种榕树”的方式选择居住地点,从此安居乐业。在翁丁几代先民的努力和“家”的空间实践中,石头充当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成为佤民最重要的情感依托之一。在翁丁佤寨,四周山多林密,东有高大雄伟的窝坎大山,西有秀丽迷人的翁黑大山,南有神话色彩浓重的公旱大山,北有险峻神奇的公劳大山,可谓群山环抱。由于周边连绵大山相围之因,造就了翁丁人因地取材和借地生存的人地融合发展理念。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现实性也在一定程度使“借石”成为翁丁人“造园”最初依赖大自然的媒介。由于石头外表粗糙,质地坚固,翁丁人主要用之修葺地基,铺设道路,垒筑墙壁等。
翁丁佤寨有很多石头,这些石头都是我们祖先从山上或田里,一块一块抱回来的,每一块石头都经过了翁丁人的千挑百选,每一块石头放在村寨什么地方都是精心考虑过的。
——FT01-LAO-C（男,翁丁村民）
翁丁人认为,石头、家园与自我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情感维系。石头在翁丁作为重要的“物”,起初主要属于“人的制作物”,但是制作物的存在状态表现了翁丁人借石造园的空间理念。石头在翁丁家园建设中的作用,不仅使村民安居乐业,而且塑造了翁丁村寨的空间肌理,使家与家之间建立了熟悉的空间情感联结。在翁丁人的观念中,石头成为翁丁家园空间形塑的重要载体和居住史上文明成果实践的重要体现,强烈影响着人们对自然和人地关系的理解,最能体现村民“在家”的福祉感和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信念,石头所在之地也会将其隐喻辐射至村寨,并使村寨空间成为不容置换的地方世界。
在日常生活中,翁丁人具有万物有灵的宗教信仰习俗,因此石头在村民日常生活之中也被赋予为神圣之物。在早期,翁丁人难以认识和驾驭自然[17],逐渐形成了对自然现象的不理解和畏惧感,自然的形式和力量便成为人们排除恐惧和心理依附的对象,石头的神化也自然成为崇拜媒介以及与之相关的泛灵论的结果[18]。可以说,石头背后是由整套地方文化体系赋给的意义,不仅渗透到文化内层,还根植于人们心中,维护着地方秩序,并成为地方文化的象征[19],承载的是翁丁民族文化精神的心灵家园。通过观察石头在翁丁的叙事方式,人们可以窥视佤民族的社会文化和心理积淀[20],这些石头满足的是群体主体意向的整体和谐,将石头神化体现出来的不可化约性,本质上是对翁丁家园和社区群体不可侵犯和不可分裂观念的折射。正如翁丁祭祀人魔巴说的那样：
石头和天上的星星一样,有着神秘的联系,与他人在心理上也有联系,感觉上是相通的。每一个石头都意味着一个神圣的东西,意味着对我们的保佑。
——FT05-ESA-A（男,翁丁魔巴）
在很多翁丁人的记忆中,石头还是唤起“地方”的情感之物。由于翁丁石头由先祖取自于大自然,石头自然折射了翁丁人对先祖的联结。石头在上百年中陆陆续续从他处移动至寨中,属于村民感知的价值中心,“看到石头就会想起先祖,有先祖存在的地方就是‘家’”（FT03-LPO-B,男,翁丁村民）。因此,石头是充当村民记忆的载体,石头营建的空间也就成为一个个回忆的空间。翁丁人认为,石头是佤民族历史的承载物,通过石头回望先民,可以寄托哀思,并在艰苦创业的征程中勇敢地走下去,记忆就是自己不断向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可以看出,石头在民族记忆的建构中,记录着佤民的远古和现在,确认的是地方人的身份,石头应该受到重视,不能受到玷污,它有着荣誉、声望和信用一样的价值。在此社会文化道德框架裁决下,石头从村寨创建到民族家国记忆,都意味着它是人们对过往“不可遗忘”和“不能背叛”的载体。事实上,石头在翁丁存在自然的社会建构过程,被回忆的过去掺杂着对“自我”的设计和对当下的阐释。因此,石头表征着一种历史叙事方式,联结的是“过去”和“未来”,在此过程中,石头不仅沟通了时间关系,而且也在时间中融通着社会关系,发生于时间,也创造着空间。
在我们翁丁,哪块石头是我爷爷的,哪块石头是我爸爸的,我们都很清楚。翁丁有很多习俗和外地不一样,比如亲人去世后,没有明显的标志物可寻,但是我们看见石头也就能想到亲人,想到亲人创业的艰辛,这些石头起到了慰藉和激励作用,教育我们后代好好生活下去,石头在村民心中非常重要,无形当中也有团结大家的作用。
——FT07-OQA-B（男,翁丁村民）
以上分析可见,翁丁村的石头充当着历史记忆的“移动物”,石头的移动性成为一种动态的联系,是一种沟通历史和现实的媒介之物。在此层面上,石头的本质含义是社会和文化的,也是对自我、他人和世界的一种定位。
然而,无论是作为自然之物,还是制作之物、神圣之物和回忆之物的石头,在经济发展诉求之下均遭遇了“凝视之困”。2018年以来,随着流动的现代性在边缘世界的移动和中国旅游承载乡村振兴战略思维对地方的渗透,翁丁旅游开发企业作为翁丁实践的推进者,正在以一种“重新塑造空间和地方”的方式,对翁丁村的石头场地进行着“改朝换代”。这些行为的初衷大多起源于开发企业对潜在游客的空间想象,他们认为游客视觉和心理的社会建构,以及对翁丁石头物的审美,应该基于一种“秩序的归一”,在他们眼中和心中,那些原先用以修葺地基、铺设道路和垒筑墙壁的本地石头不具备现代化的视觉欢愉,理想中外来石头的空间形构应该和城市公园的石头一样,光滑、整齐、滑润,甚至是否有手感,能不能成为艺术景观,都成为必须重新考虑的设计之源。在此理念构思和实践指导下,翁丁村里的石头遭遇了现代化的侵蚀。开发公司对原先翁丁村的石头进行了替换。
本地石头不好看,形状上大小不一,走路绊脚,看起来也黑乎乎的,歪歪扭扭,不符合现代旅游者的审美理念……
——FT08-GSD-D（女,旅游开发企业管理者）
公司现在的做法,先是要把村寨内的石头路全部翻新,找规划师重新规划,找施工队进行地面和墙壁的修葺,之后是对进村道路进行整理,部分路面会用水泥地置换原来的石头路;最后还要对原来村寨标志性建筑物重新建设,采用石头树美化外景。
——FT011-PQA-A（男,旅游开发企业员工）
可以看出,翁丁村民和外来旅游开发者对石头的“礼遇”具有截然不同的意义逻辑,空间不同主体对石头物的理念和实践存在着巨大差异。翁丁村民对石头的礼遇,更像是将此作为家园建造的物质基础和自然的恩惠,以及具有情感的“地方”来看待,具有亲切感且寓意着“人-地”地域活动中地理意蕴和地方文化内涵;而开发商所想基于空间的地理想象,用外来的石头建构了游客的空间之需和心理诉求,想象地理作为人们对未知领域感知的过程,延伸为对他者地方——包括人和景观、文化和自然的表征。事实上,“石头的遭遇”在本质上是不同主体对空间道德逻辑和地方意义的差异化实践。除此之外,翁丁空间意义的叠写还体现在其他公共领地之中。
3.2.2 公共领地的广场与“权力的草坪” 在翁丁进村路口不远处,有一块公共空地长期以来被用作翁丁村民日常活动之需,可谓“翁丁广场”。在翁丁广场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先后经历了以黄土为基底的广场、砂石为基底的广场、砂石为基底石头联结主要干道的广场和纯石头为基底的广场几个阶段。但是无论如何演变,广场的内涵均体现了翁丁人探索自然、利用自然和适应自然的人地关系实践理念。也就是说,翁丁广场的空间形态及其演变结果,是翁丁几代人在日常生活中对自然空间与社会文化的裁决。
在上百年的空间实践中,翁丁广场是翁丁人的“道路枢纽”与“中心节点”,它既是村民内外交通的必经之地,也是村民日常开展休憩娱乐、话语交流、仪式展演、社会动员等活动的重要公共场所。由于翁丁长期以来处于以农耕为特征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广场成为村民劳作之后聚会休息和“拉家常”最理想的地方,在共同的空间里,人们相互间的距离都不存在,“在一起”不单是为了安全,更是翁丁社会文化相互关怀、照应和守望的家园伦理价值的体现。
在广场上,大人们看着来来往往的村民,谈论着一天的过程,什么时候耕种,什么时候除草,什么时候收割……生活的经验在闲谈中获取;小孩子在空地上无忧无虑地玩耍,你追我赶,打打闹闹……广场是村民日常生活中“最放松的地方”。
——FT013-BAW-B（女,翁丁村民）
可以看出,村民对翁丁广场的认知,既基于日常,又超越日常,广场对村民来说是一种“自由”的空间和日常狂欢的舞台。正如批判家巴赫金所言的那样,“这里集中了一切非官方的东西,在充满秩序和意识形态之外的权力中,它总是为‘老百姓’所有的”[21]。
此外,广场还是村民举行重要活动和维持家园关系的公共场所。在翁丁佤寨,仪式的社会实践是村民具身体验最深刻的对象[22]。由于宗教信仰的特殊性,人们认为人与自然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自然界是神的体现,超自然的神统治着自然,也统治着村民。在长期的人地关系互动探索过程中,村民形成了特殊的宗教祭祀仪式,主要有祈求粮食丰收的山神祭祀、对传统纪念的拉木鼓祭祀和追溯灵魂的牛祭。山神祭祀时间为佤历三月播种前,稻谷开花时节和春节,祭祀目的主要是祈求神灵保护风调雨顺,颗粒满仓,人们能免于自然灾难。拉木鼓祭祀是祭祀中最基础最重要的一环,村民上山砍树,并将此树拉回村内,在拉木鼓祭祀过程中,一人站立木头指挥,人们边拉边唱,被拉回的木头在吉日举行剽牛祭祀,最终将凿好的木鼓送到广场旁边的公共空间木鼓房。这些实践表明,地方性知识是一种具有地域文化特质的知识形态,这些仪式通过神圣性的建构,在协调自然与人文生态互存性的同时,更多强调了具体的家园文化情结及村民之间特殊的文化实践规则和方式,本质上是佤民族先验存在的社会文化和自我情感的日常表征,强化了村民通过广场公共领地塑造的家空间秩序和空间道德生成的过程,这些文化表征和非表征的内涵,反过来又强化了广场公共领地作为物质载体在村民精神秩序、信仰体系建构和翁丁作为大家庭空间维系中的不可分离性。
近年来,在翁丁佤寨旅游开发过程中,原本作为公共领地的广场成为企业重新规划的重点对象,并以一种“现代化的人工草坪广场”重新亮相。从历史溯源来看,草坪于18世纪在英国建园史上受到了上流社会的关注[23]。20世纪60年代后,人工草坪作为人工铺植草皮或播种草子培养而成的地面绿化方式,在美国的橄榄球场、足球场、棒球场等领域得到扩展。20世纪90年代后,草坪作为城市文明程度的标志被中国首次引进并得到了较好的发展。翁丁广场的空间生产在全球本土化的浪潮冲击下和地方旅游发展诉求中,人造草坪成为公共空间的新标志和现代化的新象征。但是,草坪进入翁丁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难题。由于人工草坪对“修剪滚压”“密集度”“平整度”,以及“耐磨性”的要求极高。因此,无论是旅游企业管理者还是本地村民,都不太具备对草坪从规模、设备、技术等方面的栽培与保养知识,甚至还遭遇了“力不从心”的困境。
在对草坪的日常管理和具体实践中,旅游开发公司为了草坪的整洁性和游客观赏的审美性,经常还以警戒线划定村民不许进入草坪的“地理边界”。这对大部分村民来说,人工草坪更像是一次“他者空间”对“我者空间”的入侵。
自从铺设草坪后,开发公司便告诉我们,不能去草坪上随意走路,更不能跨越草坪,需要绕道,也不能像以前那样聚集在草坪上活动。
——FT018-RMF-A（男,翁丁村民）
草坪作为现代文化在翁丁的出现,规制了人在空间中的活动[24],折射了城市文化与乡村文化融入中的技术和生活方式冲突及其排他性问题,事实上也带来了公共空间“领地之争”和权力关系的进一步生产。对此,部分村民产生了强烈的抵抗。
我们可以不去草坪走,无非就是绕道多走几步冤枉路,但我管不住我家的鸡、鸭、牛也不去草坪上走……
——FT021-OAQ-C（女,翁丁村民）
广场作为公共领地的日常空间变为“权力的草坪”,凸显了旅游及其开发主导者价值观的驱动力正在改变着人们的行为模式,并使广场作为公共空间从“必需品”转向为“奢侈品”。这也说明,草坪作为外植物和现代之物的隐喻,引导游客的空间活动是一种文化美学清场行为,游客的主体性在不断被放逐,村民的主体性又在逐步被放空。这一现象就像社会学家贝拉·迪克斯说的那样,经过社会与美学高低的过滤,透过表面和隐喻意义的视角,决定了哪些人看到了哪些文化景观[25]。从深层结构分析,草坪被赋予了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含义,折射出了旅游发展是具有资本性渗透的空间过程。但是人们也应该看到,草坪在翁丁作为“当代可参观性的生产”之物,可能制造虚假的地方文化,出现模棱两可的现代性,以及他者的欲望和被他者掏空的地方主体性,这在本质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地方文化和“家园”空间被规训的过程。
3.2.3 社区共同体与“寨子”的分离 在翁丁历史发展过程中,翁丁人的社区共同体意识非常强烈,传统翁丁佤寨更具有斐迪南·滕尼斯所定义的“社区”性质。上百年来,翁丁是“结构”和“情感”融合的社区,具有道德维度,也是人们关系密切的社会团体或共同体,这在本质上规定了“我们是什么,我们在哪里,我们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我们将到哪里去”[26]。在翁丁社区,“相互帮忙”和“邻里互惠”是一种重要的和常见的道德实践,别人家“有事”,其他人就需作相应回应。例如,2016年4月,笔者在翁丁就曾遇到过类似的事情。调研期间,某日早晨原本与村民KGH预约进行访谈,等时间如约而至之时,不料KGH却突然来电,说邻居家正好“要杀猪”,先要去帮忙处理,再来接受访谈。KGH的行为实践,本质上是村民在民间社区中的一次“资本预付”,证明在传统社会中延迟性互惠的文化象征,能起到维护共同体生产的作用。也正如他自己所言,“如果我不去,下次我家有事,人家也不会来了”（FT023-KGH-B,男,翁丁村民）。事实上,翁丁村民在自然基础上的群体关系是“有机的生命共同体”,具有非常强烈的“我们感”。
这种“我们感”更多体现在村民对“家”的空间认知和实践中。在翁丁人的世界里,村民们认为“家”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物理空间,“家”作为个人存在方式、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的主要来源,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意义中心[10,27]。例如,在翁丁“杆栏式”民居建筑内,家家有火塘,火塘文化所反映的社会观念,表征着人们的身体、身份关系与“家”的认同理念。在村寨层面,村中央通常会矗立起代表佤族人精神寄托的“寨心”。过去村民认为“寨心”代表着全寨人的生命延续,既凝聚了地方的宗教仪式,也是寨人们团结一致体现“家”文化的象征。“寨心在,村寨就在;村寨在,寨心必在”是人们在长期践行人地关系互动中形成的基本共识,在寨心文化塑造的观念中,心理因素塑造了翁丁佤民对村寨“家一致”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近年来旅游业发展中,由于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方式主导的现代性不断向翁丁渗透,翁丁稳定的“家”的空间位置和人们对“家”的情感内涵因此变得越来越复杂[28]。在翁丁社区,更大的“家”空间的生产,体现在搬迁新寨子的过程及翁丁人对新“家”的社会文化认知。2012年以来,翁丁村寨虽然已大有名气,但旅游开发一直处于不瘟不火的状态。为了加快发展旅游业,地方政府决定搬迁村寨,让寨民全部迁移至新寨居住,原来老寨专门让渡于旅游开发公司,变为真实的“翁丁寨博物馆景区”,并专门用于开发旅游与接待游客。在政府和旅游企业的逻辑体系中,搬迁新寨子被放置在了国家社会政治议程中进行了解读。2013年,中国提出“精准扶贫”概念。2015年,国家又提出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坚决打好扶贫开发攻坚战的设想。在这一系列的国家政策指引下,翁丁搬迁新寨子更加被一些人置于“合情合理”的社会运作过程中。但是,这与村民的地方与民族认同建构之间却产生了巨大的矛盾,搬不搬家,成为大部分村民艰难的抉择。在村民的逻辑中,他们认为地方政府和开发企业都有自己的“算盘”,认为政府和企业的行为表面上是打着国家政策的旗号并以此作为幌子,实际是为了置换翁丁老寨,使之成为具有独立所有权的空间,从而有利于进行大规模的旅游业开发。
政府和旅游开发企业认为,我们生活在老寨不利于环境打造和维护。牛羊天天进出村寨,味道太大,对游客来说,也不太好。
——FT025-LOU-A（女,翁丁村民）
针对上述事例,翁丁村民表现出了复杂的心理,且对地方政府和开发企业的行为不能理解。在调研中,部分村民谈到了他们自己内心的想法。
事实上,政府有政府的目的,企业有企业的目的。这种模式只能给少部分人带来利益,老百姓事实上无法参与,利益分享也和老百姓关系不大,他们无非就是为了管理起来好管理。
——FT028-QAX-C（男,翁丁村民）
另有村民从翁丁社会和文化视角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是大部分村民心理默认的态度和目前矛盾所在。
新的寨子和老寨子不一样,没有火塘,“杆栏式”建筑内外都和老寨子有很大差别。此外,搬迁新寨必然涉及到寨心的搬迁,而老寨的寨心已经在村民心目中占据一定位置,到新寨必然又要重新树立寨心,自己还要支付一些费用。这将使愿意搬迁和不愿意搬迁的村民产生矛盾,甚至会使原本团结的寨子进一步分裂。原来一个寨心,为什么又要分出一个寨心?
——FT033-IYT-A（男,翁丁文化精英）
从“搬迁新寨子”的空间实践可以看出,翁丁老寨原本是一个表征个人存在的方式,也是道德规范和价值标准的主要来源,更是一个具有共同体且不可替代的“地方”。“搬迁新寨子”事件如同“石头的遭遇”“权力的草坪”案例一样,折射出了翁丁社会文化在空间与地方尺度转换,以及旅游发展与“家”文化和情感割裂之间的复杂张力,在翁丁如火如荼的旅游发展过程中均带来了翁丁村民对公共空间的自然实践、家园构造、关系联结以及社会文化意义生产和差异化的地方认同。
4 翁丁空间意义叠写的地方认同
通常认为,“认同”是与“斥异”相对的概念,其本质是一种承认和认可。本研究强调的空间意义叠写的地方认同,主要是指在原有空间基础之上生产出新空间意义,并引发地方主体认同程度和心理结构的实践过程。具体到案例地,是指在旅游背景下翁丁不同主体对公共空间生产引发的意义承认、认可或赞成的心理程度与认同结构。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社会文化认同是民族深层记忆和民族国家的精神意蕴,一端连着家园,一端连着家国。在通常情况下,每一个民族成员会以社会文化为媒介形成他们与外界的主客体关系,进而以“我”为前提,凸显出与“他者”比较的“我们”。认同作为一种实践,是人地关系、人人关系互动过程中时间和空间叠合的动态生产过程。长期以来,由于自然和社会的多重因素叠加,翁丁村民在石头路、广场、老寨子场所营建中,巧用自然并改造着自然,人与自然维系着自洽合一的人地关系,公共空间影响着村民对家空间的思想和行为,这种关系基本是在一种没有外力干预的情况下自然而然的过程,而以此为基底,形成和延伸出的翁丁的地方性知识及其社会文化生产,都有与翁丁社会发展阶段和村民心理承受能力相适应的历史和现实基础。例如,在地方最高层次的意识形态表征方面,村民在长期人地关系互动实践中形成了自然崇拜,并通过象征意义的仪式规制着地方秩序,在此过程中类似集体祭祀等活动,便会转化为对村寨传统老人组织及其领导力传递的合法认同。
佤文化通过仪式发挥出来,村里做任何事情都有仪式。买新车,小孩开学等都要做仪式。无论公祭私祭,一般都会请神职人员扮演最重要的角色。这些传统文化与信仰的来源,获得了村民的重视,和封建迷信也不是一回事。
——FT041-FSD-B（男,翁丁村民）
佤族传统文化最大的积极作用是能使村民身心得到自洽性,因为（佤族文化）是我们的祖先、风俗习惯等决定的。
——FT042-DAS-A（男,翁丁文化精英）
这种地方性社会文化价值观,成功塑造了佤民族特色的风俗习惯、文化心理、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使翁丁村民社会文化认同保持着独特性、稳定性和自然性,形成了特殊的“自然的认同”。自然的认同以民族成员的自然性、社会性和地方氛围的内部养成为依据,村民在意识层面上共同养成约定的规范,并转化为个体的赞同与接受,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地方心理。
近年来,旅游作为新社会文化在翁丁的实践因与原生文化认同存在区隔,引发了村民差异化的地方认同观念。例如,比较赞同旅游开发的村民,尤其是个别参与旅游开发的基层工作者,对旅游开发的各项措施就持积极态度;而那些代表传统势力的力量,则表现出了另一种态度。最具典型性的如AZQ在受访时就强调,“让他们弄去吧,让神灵整他们,我心里就舒服了……”（FT044-AZQ-C,女,翁丁村民）。如前述DAS在谈到石头路改建时认为：“外地石头的进入是以游客为主体的消费文化对本地文化的置换,旅游文化其实是近几年才有的新文化,大家还在适应中……”（FT042-DAS-A,男,翁丁文化精英）。在针对“权力广场”的访谈中,村民认为草坪的植入是旅游开发者对空间的重新划分,是对邻里家园日常关系和活动的限制,也是空间主导者对空间资源的争夺。“……这一观点其实也是我们大部分村民的看法”（FT018-RMF-A,男,翁丁村民）。而在翁丁凡事都赞成举行仪式的大魔巴主祭祀,则更具有魔幻现实主义色彩,他认为“旅游如何开发,搬不搬迁新寨子,这要去问神,由神来决定,神说搬就搬。”（FT046-VUY-B,男,翁丁村民）。在这部分人的认知中,正如“司岗里”创世神话中所诠释的那样,先有神,后有人,而且人要听从于天。但是在地方管理者视角下,却有另一种解释逻辑,“企业进入翁丁可以盘活部落资源,活化传统习俗文化,对翁丁环境改造有利于改善游客体验”（FT08-GSD-D,女,旅游开发企业管理者）,“旅游还可以解决村民就业,搬家后可以改善住宿条件,这些对落后地方来说具有现实意义”（FT047-ATS-A,男,政府管理人员）。可见,在地方社会文化的认同与协商中,翁丁不同主体呈现出的更多的是“分裂的认同”。分裂的认同折射的是以强权者为主体,以利益导向和空间权威为媒介的强制性心理的实践过程。
“石头的遭遇”“权力的草坪”“搬迁新寨子”三个案例反映的公共空间实践,正在使翁丁从神圣空间向世俗空间过渡,在此过程中无论不同利益代表对旅游具体空间实践措施赞同与否,翁丁“空间”“地方”和“主体性”等也正在被以各种各样的介质加以规制和塑造,其中包含的不同空间尺度生产的递进和不同空间隐含的社会文化地理转换与实践关系,在本质上凸显了公共空间在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之间意义叠写与表征的不一致性。也可以看出,在旅游背景下,翁丁传统习惯秩序保证机制在现代性背景下发生了再生产,翁丁村民自我并非是完全赞同并维持原有认同,也并非是完全被外在影响所决定的主体,管理者则显示了和村民不一样的认同逻辑。上述张力说明,翁丁新的自我认同机制一方面由现代性诸多意识形态和制度所形塑,另一方面也形塑着现代性意识形态和制度本身。流动和变迁中的翁丁佤寨,需要重新动员社会力量,找到重塑社区社会团结的机制,以促进翁丁地理空间的可持续实践和地方的理性发展。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作为具有独特性和代表性的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翁丁在当今增长全球化和全球本土化双向塑造的地理空间实践中,正在经历着从“地方性空间”向“流动性空间”的转向。以旅游为媒介的流动性力量以及不同主体按照各自运作逻辑,塑造了翁丁社会文化和关系的再建构,促成了翁丁新空间的道德实践和地方性的再生产,这可以被认为是翁丁空间意义叠写与地方互动的实践过程。本研究认为,空间意义的叠写是指在原有空间基础之上生产出新的空间意义。翁丁村“石头的遭遇”“权力的草坪”“搬迁新寨子”三个尺度空间意义的叠写,凸显了村民与先祖关系（时间纵向）,村民邻里和社区关系（空间横向）、“社区共同体”网络关系（时空纵横）以及后现代社会文化空间的多元化生产,也包含着不同尺度“家”的社会文化地理结构功能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转换的深刻实践。该结论给人们带来的启发是,不同主体对空间的书写常常存在出入,表面上看似基于经济利益的空间实践,本质上是不同主体对空间道德实践及其主体性和权力的争夺过程,这些社会文化地理实践及其空间尺度转换出现的深层次新问题和空间治理新难题,是新时代乡村振兴需要重视的维度。翁丁空间叠写的地方认同具有随时代演进的结构递进性,村民由于笃信原始宗教,对翁丁山川草木一直存在敬畏之心,村民在日常生活中形成了特殊的人地关系和人人关系。早期的地方认同主要是以村民为主体的“自然认同”,这种认同是将村民日常生活中的约定俗成,转化为民族赞同和接受的“理所当然”的社会心理实践过程,其特质具有民族先在性,在此思想指引下,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理解,在结构上属于民族认同的基础层次。在旅游背景下,由于不同主体介入及其对空间和地方实践的差异,自然式认同让渡于多主体分裂式认同,这种认同的特质具有民族后发性,通常以介入乡村的外来介入者等盈利经纪人为中介,以获取利益或争取能获取利益为诱发目标,塑造了流动中地方结构认同的空间生产,属于民族认同的次生层次。流动性背景下乡村未来空间的实践,需要尊重地方的自然认同,超越次生认同,逐步过渡到以主体间性和民族间性为特征的“理解认同”。
一般来说,空间意义的叠写作为一种刻画空间深层次内涵的生产维度是创新空间生产的潜在要素。但是,翁丁空间意义叠写的事例却说明,在旅游背景下地方在与“他者”文化互动与重构过程中,容易引发社会建设中的价值取向之争、地方意义虚无主义的生产和多元化的差异性认同。这又说明,空间意义叠写的地方认同作为社会心理的深层次结构,本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实践。由此带来的启发是,地方政治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多主体协商中更大程度地适应地方社会文化发展,以避免出现激进的乡村旅游空间实践现象。
5.2 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旅游空间实践嵌套于中国以建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实践体制中,在实体经济薄弱而民族资源禀赋较好的区域,常常利用旅游资源优势进行招商引资,并成为谋求地方社会经济增长的新诉求。在此背景下,旅游被赋予创新空间生产的载体和更多的经济功能,由此带来的地方文化的可见性表达、居民生计方式的选择、管理模式的实践,乃至意识形态的塑造等,更容易被裹挟进入现代性和基于地方力量无法抗衡的“流”的空间之中,有时甚至出现令人担忧的旅游实践与治理问题[29]。公共空间治理向来是一个复杂的过程[30]。目前,在理论研究中,关于空间的叠写与地方认同还存在一些争论。这些争论事关对不同主体认同差异机制的分析,以及空间意义叠写的道德实践评价。比如,结构主义者更倾向于将地方放置在以资本运作为体系的空间关系中去理解何为地方[31],在翁丁更多体现在旅游开发管理者、企业执行人员和个别被动员起来的村民身上,其机制生成的动因主要是基于不同空间尺度的资本、权力等要素与地方性文化的咬合、塑造和生产。人文主义者更倾向于将地方理解为“意义的中心”[32],在翁丁主要体现在具有地方情结和“我者”特性的村民身上,其机制生成的动因是村民对地方的情感和具身体验的需要。而在近年来学术界讨论较多的多琳·马西的概念图式中,倡导空间多样性的建构与进步的地方感才是应该秉持的道德尺度[33]。空间道德实践和地方道德实践作为人们如何对他者和自我认知以及关系处理的价值评判维度,在不同的情境下具有差异化的实践内容,翁丁案例事实上也证明了空间和地方道德实践的多维性和辩证性。这些立场在弥合人文与自然之间的割裂,以及为重新审视何为空间、何为地方,以及如何实践空间道德提供了进步的参证,但也存在因自身理念倾向性和局限性而导致的一些根基性问题需要缝补。譬如,如何规避结构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弊端,在巧用两者优势的同时,寻找社会文化差异的共性,找到他者和我者之间尺度转换和道德实践的共识?再如,在多琳·马西倡导的空间多样性和开放性框架下如何更好地实现地方的主体性,以及如何在实践中规避理论本身存在的态度暧昧?这都是需要进一步商讨的地方。
在当今以流动性为特征的旅游空间实践背景下,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有很多类似于翁丁的“地方”常常会成为时代聚焦的“文本”,很多“地方”也产生了和翁丁一样的空间叠写和意义的生产,其根本指向也涉及到了地方主体性的消解、协商与重构。总结翁丁案例的空间实践,可以给中国类似案例地带来多个层面的普适性价值借鉴。其一,在空间实践的哲学认知层面,人们除了看到旅游经济对地方的重要性之外,应该更多地去深度思考是什么原因导致官方和民间对空间意义叠写的差异性,不同主体的利益相关者如何在平衡自身诉求的基础上获得理解性认同,地方在发展过程中确立某一种主体的同时如何能够理性地避免掩饰另一类主体。这些思考可为包括翁丁在内的类似案例地带来一些经验,公共空间的人地关系[34]、空间主体的构成方式,地方的可见性以及变迁中居民社会心理的时代性调适[35]是构筑理想未来的重要基石。其二,在空间主体性和空间间性调适层面,人们应该深刻地认识到,“叠写”被用作一种意义生产的机制,其最初内涵包含有意误读并留下解释空间的深刻道理,其中最关键的是对空间意义叠写中主体性和空间间性关系的处理。列斐伏尔也认为,在现代社会或后现代社会发展中,地方的主体性常常会转换为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成为主体性建构的时代焦点[36]。因此,本研究可以抽象出对类似案例地的另一个普世价值,地方不仅仅是一个可测量的空间或区域,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主体性,而主体和主体性的外延是人,人的存在是总体性的存在,但不是一个被规制的统一体。进一步延伸可以作出这样的解释,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一些深入基层社会的国家项目,需要与地方主体就“地方性知识”发生积极关联,并想办法达成共识;否则,在国家层面认同的文明计划,将会在地方成为“读不懂的文本”,进而映射出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焦虑。其三,在空间实践的具体操作层面,翁丁案例带给众多类似案例地深刻的经验和意义,即一方通过控制另一方（人或物）建立自己的主体性,是一种空间的过程和产物;同样不可否认,在旅游背景下空间与地方道德边界对话的立足点越来越需要不同主体对道德规范的协商,其调适的机制更需要超越不同主体利益及其价值观之上的道德妥协与让渡,即尊重空间主体性和空间间性的旅游开发及其地方差异性文化的场所营造,并在此基础上共建具有情感投射的空间意义的叠写与地方互动行为,才是应该被尊重的空间和地方的道德实践。这一认知将超越学术界既往惯于倾向对“空间”和“地方”单要素辨析的传统,从而延展了两者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无论在翁丁还是中国其他类似案例地,这一学术贡献在未来案例地重建集体期待方面更为关键和重要。从此角度讲,那些秉持经验主义或实证主义范式对类似案例地的外在干预,不仅不会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还会掩饰掉现有空间的矛盾,因此也不可能找到未来空间生产的真正出路。
致谢：
评审专家在论文评审中付出了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对本文空间意义叠写与地方认同分析、空间尺度转换以及空间道德实践评价等方面提出了建设性意见,特致以诚挚感谢。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In: Boyle P, Halfacree K. Migration into Rur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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