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翁佳茗From "sense of place" to "human-place association": A human-place relationship in the Guangzhou Tianhe Sports Center public leisure space
ZHANGXiaoming, WENGJiaming收稿日期:2018-08-17
修回日期:2018-10-17
网络出版日期:2019-07-20
版权声明:2019《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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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刻画人地关系的一个关键概念,“地方感”长期得到国内外人文地理学界的重视。目前相关研究往往从两条路径展开：一条是延续早期由Relph和段义孚等人的开创性研究所使用的现象学的或存在主义的方法路径,注重描述人在空间和地方中的实际经验,力图揭示出作为遍在现象的人的地方感的更多实存状态[1];另一条跟随Williams等人开辟的将地方感概念中的心理层面——尤其是地方依恋（place attachment）——分解为数个维度的方法路径,从而主要借助心理学方法对这些维度加以量化分析,并使之与更多的社会人口特征、经济活动、文化活动等变量构建起模型关系[2,3]。在后一类研究中,由于量化方法本身对于研究对象边界和数据可靠性有严苛要求,要求确保在适用范围之内对于地方感现象的解释力度,一批有着明确限定的相关概念陆续出现,例如游客对于目的地的地方感[4,5,6,7]、旅游地居民的地方感[8]、情境主题餐厅员工的地方感[9]、移民的地方感[10]。这类研究因为大多与主流的心理学方法紧密结合,往往体现出明确的科学实证主义倾向。两条路径间还隐含着如下重要差异：基于现象学的地方感研究更多地关注人们与相对熟悉的环境如家屋和邻里社区的关系,而基于心理学的地方感研究则更多地探讨人们与相对不熟悉的环境如旅游地、迁入地的关系。然而,还有很多特殊的“地方”与人们的关系介于熟悉与不熟悉之间,也值得加以细致研究。城市公共休闲空间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地方,但目前只有极少数研究曾有所涉及,包括城市公园[11]、便利设施（amenities）[12,13]、游憩设施[14]、郊野自然区域[15]等,且几乎都采用了基于心理学的地方感视角,以检验某些与地方依恋相关的模型假设。实际上,城市公共休闲空间作为“地方”,它与人们的关系当然不局限于心理层面。
以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为例,自1987年建成以来,经过30年的发展,这里已拥有主体育场、篮球馆、游泳馆、保龄球馆、棒垒球场等各类体育设施,以及由小型广场、散步道、绿地共同构成的功能丰富的公共空间。由于几乎就坐落在新城区的中心地带,其本身也很早就成为了十分突出的地标性公共休闲场所,以不同的方式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着联系。从清晨开始,不少市民在此健步、闲谈,父母带着幼童来玩耍;傍晚以后,更多普通市民会来到这里使用各种运动设施,而南广场上也常常会有玩轮滑的年轻人和跳广场舞的中老年群体;到了恒大足球队的比赛日,体育中心总会涌入大量身穿主队队服的球迷;每年春节前几天,因为天河区花市的开办,这里又会吸引很多人来赏花买花……显然,天河体育中心早已不仅仅是一个以服务各类体育活动为主要功能的地标性场所,而是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公共休闲活动紧密关联的空间,这就隐隐带出一个值得探查的人地关系议题：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的公共休闲活动中会发生怎样的地方感?
当本文以这样的方式提出核心议题的时候,似乎同样地迈入了以压缩研究对象边界（从事公共休闲活动的广州市民）和提升数据针对性（限于天河体育中心这类城市公共休闲空间）为典型特征的基于心理学实证方法的路径。然而,按照基于现象学的路径,地方感作为人的一种实存状态,类似于现象学家Husserl（胡塞尔）所说的“统一的体验流”,是人的一种意向性体验能力或意识现象[16],因而不应该先行对意向所指的外部世界进行类型划分然后再逐个加以研究。本研究一方面希望保持对城市公共休闲空间的地方感加以经验观察和理解的初衷,另一方面也迫切期待于上述两种方法路径的分歧中有所选择,避免给出一个在基本问题上模糊不清的案例,因此,首要工作就是重审两个方法路径本身的合理性。从学术脉络来看,由于基于心理学的地方感研究在“地方感”这一概念的源头上也要追溯到现象学或存在主义,因此接下来将集中探讨第一个方法路径的合理性问题。
2 文献回顾
段义孚的如下这段话以中文形式发表于2006年,因此为国内地理界所熟知[17]：“地理学关注不同地方的差异,地方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各个地方特点的差异上。人们可以通过感官感受到地方,各种感受的综合形成了地方感。……。谈到感觉,我想到了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味觉。通过官能感知,人们领会理解事实真相。”这里包含了两个十分明确的观点：第一,地方感是心理学概念,尽管段义孚对感官本身的重视与后来大量从地方依恋和地方依赖等角度去切分地方感的研究[18]在具体划分维度上有很大差别;第二,地方感是人们的各种感受的综合。Relph在《地方与无地方性（Place and Placelessness）》一书中讨论地方感概念时,更强调其与现象学的关联：“地方感可能是本真的（authentic）或真诚的（genuine）,也有可能是非本真的、做作的、虚伪的。本真性和非本真性的观念来自于现象学,但是它们历史悠久,尽管呈现出各种各样的稍微有些差别的面目。”[19]因此,当人与地方之间自然而然地相处时,关系“亲近”,将出现一种本真的地方感;而当人主动地对地方加以留意、打量、琢磨时,关系“疏远”,将出现一种非本真的地方感。Relph这里所引入的主要是现象学家Heidegger（海德格尔）的思想,两人所强调的“本真”并不是惯常所说的那种“思想符合于事实”的认识上的、逻辑上的真实,而是人与事物的一种自然而然“打交道”的相处状态,此时人与事物之间不再有客观距离[20]。
Heidegger将人与事物的本真的、亲近关系称之为“在世界之中存在”（being in the world）[20],而实际上在段义孚的《恋地情结（Topophilia）》和《空间与地方（Space and Place）》中也有着表达形式上十分类似的“在某个地方扎根”（being rooted in a place）：“他（注：一位农民）的生活被自然的大循环所约束;它扎根在各种生命的出生、成长和死亡之中”[21];或“‘在某个地方扎根’与拥有或培育某种‘地方感’是不同类型的经验。真正扎根的社区也许会有圣地和纪念物,但是它不太可能会有旨在保存过去的博物馆和社团”[22]。比较而言,段义孚所说的“在某个地方扎根”或“根植性（rootedness）”[23],十分生动地刻画了Relph所指出的本真的地方感,即“扎根”就是本真的生存。因此,圣地和纪念物源自于社区的本真的生活需要,与人们的实在的生活直接关联,属于活生生的（lived）当下,但是那些博物馆和社团的功能却在于以一种反思性的、概念性的方式去保存知识性的、与当下生活并无直接关联的、静态的过去,因而往往首先吸引的是来自社区之外的他者。
在段义孚和Relph之后,由Seamon所系统地提出的“地方芭蕾”（place ballet）概念则更进一步切入人的日常生活本身,探讨了地方感的实存源头。Seamon将地方芭蕾定义为扎根于空间中的许多时空惯例和身体芭蕾的一种互动,其中“时空惯例”（time-space routines）是指能够延续一段足够长时间的一套习惯性身体行为,而“身体芭蕾”（body ballet）是指为支持某个特定任务或目的而被整合的一套姿态和动作[24]。时空惯例和身体芭蕾的定义实质最终都落在以身体来实现的行为、姿态、动作上,反映了深刻影响着Seamon的法国现象学家Merleau-Ponty（梅洛-庞蒂）所特别强调的基于身体动作的知觉体验,或称“身体图式”[25]。身体图式具有前反思性的、前概念性的实存现象的特征,因此先于作为心理现象的“知性”,也就具备了一种整体性、初始性、基底性、动力性[26],与本真的地方感或“在某个地方扎根”的思想遥相呼应。Seamon还认为地方芭蕾即Relph所说的“实存的内在性”（existential insideness）,使得“某个地方不需要细腻的和自觉的反思”就能被人们体验到[19],从而构筑起一个“地方整体”（place-whole）,其意义“通常是间接地表达出来的——通过日复一日的遇见和一种含蓄的参与感”[24]。
在《生活世界地理学（The Geography of the Lifeworld）》一书中,Seamon总结了在所有的地方芭蕾中都多多少少存在的六个关键特点[24]：① 吸引（attraction）：某个地方要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使得人们有前往的需求,例如去商店购买商品、去餐厅购买咖啡与食品、经过一条街道以到达目的地等;② 多样（diversity）：某个地方能够提供的功能越多,则有越多人去活动,到访频率提高;人数不断增多,活动的规律性不断得到加强,形成更稳固的地方芭蕾;③ 舒适（comfortableness）：地方芭蕾常在容易到达的地方、让人感到舒适的地方产生,此类地方让人感到放松,降低了意识在行动中的介入,增加了身体主体自主形成规律的可能性;而人造建筑或设施多的地方则需要人们更留意周围的环境,增强了意识在行为中的作用,降低了身体的自主性,因此较难产生地方芭蕾;④ 邀请（invitation）：外来者能够被邀请参与地方芭蕾,这些被邀请者在活动时直接或间接地感受到该地方的独特性,若加以认同并重复前往,则自然而然加强了地方芭蕾;⑤ 区分（distinctiveness）：该地方与其他地方相比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例如独特的“气氛”“特点”等,人们认同该地的功能或特性,从而重复前往,有助于地方芭蕾的形成;⑥ 依恋（attachment）：参与者在地方芭蕾中感受到的责任感和投入感,依恋着生于个体的心灵,而感受到依恋的人们将会本能地关心地方。
上述六点之中,“依恋”显得十分特别,应专门加以阐明。如果说前面五点——吸引、多样、舒适、邀请、区分——所指向的都是人们与地方之间某种直接“打交道”的相处方式的话,依恋则与它们有很大不同：它几乎不再需要与某个地方直接打交道,而就是一种允许身体主体（body-subject）抽身于外、感受主体（feeling-subject）代入其 中的有所间隔的相处方式[24]。换言之,感受主体此时成为人地关系之间的真正主体,并由之带来一种以“心”为主导而地方从“人地”之间的平等地位退居心智活动所指 物（the signified）地位的效果。实际上,这正呈现出一种从作为实存现象的“在某个地方扎根”向作为心理现象的“地方感”的转变,表明在Seamon的理解中,心理学意义上的地方感——这里以地方“依恋”为表现——确实先行发生于人与地方的日常接触、缠绕、打交道的实实在在的过程。Seamon还认为：“地方芭蕾的基石（groundstone）是人们的时空惯例和基于空间的身体芭蕾的聚合”[24]。如果时空惯例和身体芭蕾的聚合只 能构成地方芭蕾的“基石”而非其本身,那么就应该避免将其理解为与前两者同处一个范畴层次,也就是说,地方芭蕾并不只是人们的某种或某些身体行为、姿态或动作,而是一种对整体性、动力性的实存现象的描述,是身体主体和感受主体与地方之间发生的充分互动乃至交融。不妨用更直白但有可能偏于简单理解的话来说：“人与地方是相辅相成的”[27]。
综合来看,“地方芭蕾”概念既能引导研究者着重考察作为实存现象的具体的人地互动,也蕴含着从这种考察中解读出作为心理现象的地方感的可能性,从而较好地调和了引言部分所指出的两种方法路径之间的分歧。因此,本研究主要立基于地方芭蕾概念来探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公共休闲空间中的人地关系现象。
3 研究过程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将采取如下操作策略：一方面,避免先入为主地使用一些基于心理学的地方感划分维度,而是先从实际性的“打交道”着眼,充分利用Seamon所建议的六个关键特点来考察人们与天河体育中心之间的相处方式;另一方面,在Seamon的建议之外,特别留意主要由前五个关键特点所揭示的实存现象如何发展出了主要由第六个关键特点：依恋——所揭示的心理现象。主要调研方法包括非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性访谈。非参与式观察能够让研究者从外部视角,观察场所内部发生的日常或非日常的活动,留意到当事人自身不易察觉的行为惯性,以发现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活生生的地方芭蕾。在半结构性访谈中,研究者用日常聊天的方式做简单引入,打消被访者的疑虑后,主要询问被访者来到天河体育中心的目的与实际活动,并鼓励被访者讲述自己与这里直接相关的一些印象深刻的经历。在被访者做讲述的同时,研究者可以观察被访者讲述的神态、语气并在事后详细分析其讲述的具体内容,也包括其语言表达上的特点,最后才尝试推导出被访者的心理活动。访谈提纲如表1所示,实地访谈工作于2018年1月至3月期间与非参与式观察工作同步陆续完成。受访对象一共有42人,其中按性别来看有男性23人、女性19人,而按年龄层次来看除了一位受访对象不满18岁外,其余均为18岁以上的成年人。
Tab.1
表1
表1半结构化访谈提纲
Tab.1Outlines for the semi-structural interviews
| 访谈提纲 | 具体问题 |
|---|---|
| 个人信息 | 年龄、性别、居住地、家庭情况 |
| 基本到访信息 | 您是否经常来这里/频率如何/什么时候来/来做什么? 您为什么会想到来这里/是否会去其他的地方进行相同的活动/是否会在这里进行不同的 活动? 您一般是自己来还是和朋友一起来? 您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来/以前来和现在来的感受有什么不一样吗/有什么让你印象很深刻 的事情吗? |
| 地方感陈述 | 能不能讲述一些曾经在这里发生的事情? 有没有试过去到一个全新的地方之后,感到不适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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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发现
根据实地调研中所了解到的城市居民不同的到访状态——准确地说即人们与体育中心之间的地方芭蕾或实际相处方式,本研究以前文提到的人与地方的“亲近”与“疏远”为基本维度,将这里的人地关系分为三个类别：日常式相处（daily association①(以association来翻译“相处”,主要参考了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因段义孚和Relph都深受其影响。海德格尔在其名著《存在与时间》中形容人与世界的源始关系时的用语即“打交道”,德文原文为Umgang,而Joan Stambaugh的英文经典译本即将之译为“association”。Association避免了传统哲学中的主（subject）客（object）二元论倾向,更符合海德格尔质疑传统哲学的思想特点。如下两个有可能替代的译法,各自有一些不足：interaction（互动）,主体色彩依然很浓;而co-existence（共在）,两者之间“打交道”的意味又比较淡。综合以上考虑,本文以association来翻译“相处”,如“人地相处”即为“human-place association”。)）、周期式相处（periodic association）、背景式相处（contextual association）。以下分析即从这三个类别来依次展开。4.1 日常式相处
天河体育中心的地理位置优越,周边商业设施与休闲娱乐设施众多,“体育中心”“体育西路”等地铁站与“体育中心东门”“体育中心”“体育西路”等公交站附近均是商业活动聚集区。有许多白领在附近的写字楼上班,也有许多人选择在这附近聚会交友。虽以体育中心命名,但的确有许多人来到这里的目的并不是冲着体育中心本身,而是去周边场所工作、娱乐,或是以它为聚首会面的地标。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天河体育中心似乎成为整个游憩商业区的重要代称之一。图1展现了天河体育中心内部容易聚集起各类使用者的位置,接下来将扼要说明在某些典型位置的地方芭蕾的特点。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天河体育中心内休闲人群聚集区域示意
-->Fig. 1Gathering areas of leisure groups in the Tianhe Sports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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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设施（A/C/D/H处）：天河体育中心内设有大量的运动场馆,例如篮球场、羽毛球馆、保龄球馆以及北门到主场馆之间道路两侧的乒乓球桌等。由于设施齐备,维护良好,许多有需要的人会选择来此运动,场地设施的高质量成为了吸引人们重复到访的重要因素,如受访对象39认为这里相对于周边其它运动场所优势明显：“天河体育中心的篮球场是天河收费最便宜的,而且篮球架比较新,维护得比较好。”。与其他运动者的沟通也让他们得到了社交上的满足,如受访对象1提到说,他在这里“结识了一班认识的朋友”,甚至“在这里做事的人也认识我了,所以来打球不需要再约人”。人们在不断重复的使用中逐渐形成了“运动就去天河体育中心”的认同感。
散步与慢跑（F处及整圈环场路）：主体育场周围的环场路是场地内部的主路,也是整个体育中心内最热闹的区域。上下班时,大量上班族从内部借道经过;午休时段会有附近的上班族与同事一起来此活动放松,如受访对象14提到,“有时候有同事一起,中午吃完饭来这里走走……都很默契,一说到散步,就知道是来这里”;夜幕降临后,住在附近的居民三三两两到来,一部分人会在此骑自行车、轮滑、遛狗等,但大部分居民还是选择绕场散步或跑步,体现出充分的熟悉感和自在感。环场路最外围铺设了一条塑胶跑道,一圈为950 m,每隔50 m便有清晰的标志,一般不允许机动车进入,保证了在此运动的行人的安全,极大地方便了跑步健身人群。安全的环境、舒适的设施让这里成为了附近居民运动健身的不错选择,浓厚的运动氛围也让许多人不知不觉坚持了多年,这是体育中心内范围覆盖面最大、人流量最多的地方芭蕾。
此外,B处是儿童活动区域,设有滑梯、木马等儿童游乐设施,地面铺上了防滑塑胶地砖,临近处有公共卫生间,各类配置十分齐备和便利,因此家长们也乐于带着孩子来此享受亲子时刻,相互之间有了闲谈交流的机会;E/I处能够让宠物狗得到适当的自由活动空间,“狗友”们能够在这里遇到与自己聊得来的朋友（受访对象11提到,“狗是媒介”）;G处每到傍晚时分会聚起好几个受管理者默许而长期坚持的广场舞圈子,氛围融洽,舞者们乐此不彼,这主要得益于附近区域并无居民区,不存在扰民的担心。
容易看到,在日常式相处中,人地关系的确立足于个体对场地本身或场地内各种便利、优良的设施设备的频繁使用,在使用中带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同样相对频繁的交往关系,并且人们往往会由此聚合成一个个临时的微小型社区,吸引更多人加入。这种人与地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多样化关联和显而易见的彼此熟悉、舒适、固定的情形,在日复一日中不断“上演”,乃至产生出一种无需由理性介入加工和情感引导便能体现出来的亲密的互相“粘附（即attachment,依恋）”：这便是作为“日常式相处”的一类地方芭蕾。
4.2 周期式相处
“距离”特别是住家的远近并非区分人地关系的“亲疏”的绝对标准。例如在日常式相处的地方芭蕾中,不少人的住家都在比较远的小区,甚至在广州城的另一个区。不过,因为家住得远,确实也使得很多人也不会经常来到天河体育中心及其周边休闲活动。按Seamon的理解,只有减少主动意识的介入,而由身体自身在几乎无意识的情况下形成的身体芭蕾才能够更好地促成地方芭蕾的产生[24]。搭乘或换乘公共交通设施,牢记线路、站点、路口,等待红绿灯,对特定出行目的的盘算,乃至为目的达成而出现的期待感、急迫感或焦灼感,都不利于形成身体芭蕾,因此这也就决定了这些人群很难与天河体育中心构成一种日常式相处的地方芭蕾。然而,也就在这些人群中,有一部分却可以与天河体育中心共享一种“周期式相处”的地方芭蕾。他们的到访尽管达不到日复一日的发生频率,但也具有规律性、重复性。其到来通常以某种事件为契机,而这些事件总是在相对固定的时间里占用了天河体育中心的部分场地,使得对事件本身感兴趣的人乐于到场。事件的规律性重复举办也就刺激了这部分人的规律性重复前往,举办事件的人和参与事件的人由此与天河体育中心产生一种具有特定节奏感的地方芭蕾。此时,人或使用者的身体芭蕾和时空惯例以一种间歇发生的方式参与地方芭蕾的构建,而这些事件的规律性、重复性变得更为基本。天河花市与广州恒大足球队的比赛正是这样的两个典型事件。
逛花市是广州过年期间的传统文化活动。广州市政府自20世纪80年代末在天河区设立花市分会场,30多年来几乎从未易地举办。许多居住在天河区的广州市民,不少留在广州过年的外地人或新移民,即使平日里很少到天河体育中心及其附近活动,都会乐于在节前最后几天到此“行花街”。对人们来说,逛花市是一项传统文化,这一事件虽然每年仅一次,但从不缺席。大量市民同时聚到天河体育中心,“行街赏花”。尽管人多、拥挤,但热闹、轻松、求个好“意头”、平民化等元素共同成就了花市的独特气质,形成了特殊的地方芭蕾。只要天河花市继续在天河体育中心里举办,对它已经熟悉无比的市民总会继续在每年春节前如约而至。这对不少市民而言已是富有意义的记忆,如受访对象13提到：“我来广州30多年了,小孩小的时候我就带他过年前来看花街;以前是我带他来,现在他长大了,我老了,都是他带着我来了”。这类人群的另一共同特征是,在接受访谈过程中,当访谈员问及他们与天河体育中心相关的个人经历的时候,他们多半能够迅速地提及花市,而受访对象23甚至主动向访谈员展示了家人早年所拍摄的现场照片。
广州恒大足球队的比赛是发生在天河体育中心的另一重要事件。拥有共同兴趣爱好与精神寄托的群体——恒大球迷——认为“天体”（注：人们对“天河体育中心”的简称）有一种“气场”、“很神奇”（受访对象29）。每当比赛日,球迷便从广州各地甚至广东全省、全国各地奔赴天河体育中心体育场,为球队加油助威。往往在开场前3小时左右,附近就已经聚集了许多穿着恒大的红色队服的球迷。人们在周围的购物中心、美食街、快餐店里解决晚餐,提前很长时间就迫不及待地排队入场,轻车熟路地找到自己的座位。特别是对于购买了年票的球迷来说,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坐下来这一系列动作,简单而又规律,“就好像回学校上课那样”（受访对象42）。而无论赛前赛后,时不时参与到球迷协会组织的各种场外、场内的助威阵营中,贡献自己的呐喊,高举自己的双手,舞动统一的球迷围巾……都已成为球迷们自发自愿的下意识动作。一些私人事件的融入将进一步强化相关记忆,如受访对象31提到2017年亚冠1/4决赛恒大主场点球大战负于上港的观赛经历,比赛虽然输了,但是过程令他“很开心”,因为是“和女朋友一起去看……两个人一起激动……手牵着手”,所以感觉“很幸福,很美好”。事实上,恒大队的比赛日虽然通常安排在周末,却并无严格的周期性规律,不过依然能够形成专属于球迷（当然也包括球队）、球赛、球场的一种涵盖了人、事件、地方的相处形式,似乎应该更准确地将之理解为由三者共有的地方芭蕾。
在周期式相处的地方芭蕾中,人（如球迷）与地方（天河体育中心）之间的关联当然首要地还是源于身体图式,但已经由周期性事件及其各种周边事物的多样化（diversification）、实体化（substantiation）而渐趋复杂、绵密,并且还会向人们的日常生活渗透。在没有事件的日子里,事件并非消失了,而是在日常生活中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不断浮现,例如一张提前公开的“宣战”海报、一部精心录制的宣传片、一首新上线的主题队歌、一篇引发热议的事后报道……当然也包括人们自己不经意间摆弄起头一年从花市买来的小物件,或者“心血来潮”翻出了手机里舍不得删除的花市门楼照片,甚至是偶然看到一段以比赛现场实拍为素材的搞笑视频。因此,尽管在日常式相处的地方芭蕾中,人地关系也同样会在现场之外的其它生活领域中偶尔浮现,然而在周期式相处的地方芭蕾中,这一特点被放大了,甚至能激发起由相关符号化事物和被唤起的记忆、情绪共同参与的心理现象。当然,其中极为关键的一点是：这些心理现象确实都紧紧围绕着曾经发生在天河体育中心而且预期还将继续发生的那些周期性重复的事件,也都立足于曾经发生且还将继续发生的将人与地方勾连起来的某种特殊的身体图式——一种毫无争议的人地关联方式。
4.3 背景式相处
另有两类人群,他们与天河体育中心的相处方式又不太相同。一类是日常里并不经常来到体育中心的市民,他们也没有连年参与光顾花市或观看球赛之类事件,但是见证了、伴随了体育中心发展。这些市民与天河体育中心的关系似乎已经彻底与地方芭蕾所严苛要求的“现场”无关,显得更加“疏远”,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因为常年生活于广州而在耳濡目染中累积起来的与天河体育中心这一重要地标建筑和功能建筑的精神联系。借用Husserl的术语,这便是已进入潜在性的视域或背景但尚未成为被关注的焦点的一种意识体验[28]。另一类是曾经参与天河体育中心场馆和设施建设与发展的工人、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文体工作者,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目前已经不再与体育中心有联系,也几乎很久都不会重返现场,但是其生命历程中曾有一段时间与天河体育中心朝夕相伴,在离开多年之后仍时时被各种传播渠道推送来的有关天河体育中心的信息所影响,往事勾起,如在眼前。在实际现场调研中,这两类人群都不多见。然而,令访谈员印象深刻的是,幸运邂逅的几位属于上述两类人群的受访对象,在接受访谈时均表露出明显的情感倾向。当了解到受访的原因是需要他们讲述自己与天河体育中心的联系时,他们会主动说起天河体育中心建成之前的模样,惊奇于城市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的巨大变化。个别受访对象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天河体育中心所在地原为日占时期启用的一个军用机场的历史,而受访对象32也回忆起20世纪80年代以前自己做学生时在这里迎接外宾的经历：“我们华工、华农、华师、暨大几个学校的学生就拿着鲜花、拿着旗子去那里列队欢迎”。少数受访对象在陈述自己与天河体育中心的相关经历时,还会语速加快、声情并茂,对天河体育中心不乏溢美之词,如受访对象29就认为“天体”是全球所有体育中心里面“最成熟、交通环境最好、商业环境最好的一个”,因为“周边的地铁、高速公路、快速路、铁路都非常方便”;他甚至将之与广州市著名的五星级酒店白天鹅宾馆相比：“天河体育中心有点像是体育界的‘白天鹅’。‘白天鹅’对全中国星级酒店是标杆式的,但是‘白天鹅’（的早期建设）还有香港人、日本人在里面帮忙,天河体育中心就真的是自己一手一脚建设起来的。”
此外,前文提及的受访对象23,自己与天河体育中心处于日常式相处的地方芭蕾之中,但是她还主动谈到了自己的一位同学并在事后发来一张照片,暗示着已经远离此地的人们可能拥有的那种背景式相处方式：在当年中学毕业的时候,大家互赠照片留念,而这位同学就把一张以天河体育中心主体育场为背景的照片送给了她。她补充解释到,“那个时候天河区哪有什么景观呐,最早发展起来的就是体育中心。那时候要找个好一点的地方拍照,毕业照啊、单人照啊,都是去体育中心拍。”完全可以料想,当有朝一日同学聚会时,以天河体育中心为地标的这些照片会迅速激活人们心中的青葱记忆,因为体育中心本身已然象征了那段值得纪念的人生片断。
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本研究考察了广州城市居民与天河体育中心这一典型的城市公共休闲空间之间的人地关系,提出了日常式相处、周期式相处、背景式相处等几个按照相处的“亲疏”程度差异而划分的基本类型：在“日常式相处”的地方芭蕾中,人们与体育中心场地和设施之间形成直接而密切的使用-被使用的关系;在“周期式相处”的地方芭蕾中,人们会因为某些特定事件而到来并与体育中心场地和设施之间形成直接但松弛的使用-被使用关系;在“背景式相处”中,人们与地方之间没有直接的使用和被使用的关系,但是依然会以一种潜在的方式相互关联。这里的类型划分和讨论具备了源自经验观察、基于普遍事实、维度标准统一等几个特点,因此它们不仅适用于研究城市公共休闲空间中的人地关系现象,也能够对进一步研究更多特殊“地方”的人地关系现象提供参考。然而,本研究至此面临一个不可回避的疑问：日常式相处是地方芭蕾,应该毫无疑义;周期式相处是特殊的地方芭蕾,考虑到人们实际上的多次重返,也应该可以接受;但是,在背景式相处关系中的人们,他们常年不到现场、不在现场、缺乏必要的重复性,他们与天河体育中心的相处关系还能继续称之为“地方芭蕾”吗?
从Seamon对地方芭蕾的定义来看,人的行为、姿态、动作还是主导性的,而“芭蕾”这个原本用于刻画人的身体能力的隐喻性表达,顽强地暗示着长久以来人地二分、心身二分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事实上,Merleau-Ponty讨论身体图式时所关心的“身体”,并不是生理意义上的“躯体”,而是拥有模棱两可的存在方式的现象意义上的“身体”[25],这一“现象身体”以前意识、前概念、前语言的知觉方式让有界的人的存在与无界的外部世界之间相互通达[29],构筑起一个更大的整体。换言之,人地二分、心身二分先有其统一的现象源头,而不能倒过来认为先有这些二分然后就能够将它们“组合”为一体。因此Seamon所提出的地方芭蕾概念很可能有些先天不足,无法涵盖“背景式相处”这类人地关系现象。在背景式相处关系中的人们,依然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与天河体育中心“打交道”,他们所缺乏的只是基于现场的、不断重复的那种特殊的身体图式（如Seamon所说的时空惯例或身体芭蕾）,而并不缺乏与天河体育中心朝夕相伴的现象身体。因此,对身体行为、姿态、动作上与天河体育中心有所间隔的人们来说,这里绝非一片“虚无”或“空白”,而是一直嵌入于与之日常生活体验相关联的外部世界中,共同构成一种长期而非现场的、非接触的、非严格重复的相处关系。此时,由于源自时空惯例或身体芭蕾的直接内容较少,而现象身体始终“坚持工作”,处在这种相处关系中的人们当然会在Merleau-Ponty所强调的知觉之外,进一步调动认知、想象、情感等方面的能力来容纳和发展这种关系。当时机到来——例如他们某一天出其不意地被一位街头的访谈员问及对天河体育中心的看法的时候,人与地方之间的背景式相处关系就会通过相对规整的概念和语言的表达,从边缘化的“视域”中摇身一变,成为无比明晰的“焦点”。
5.2 讨论
正如前文所展现的那样,本研究在推进过程中不断遭遇到从方法路径到概念基础上的一些挑战。为避免前文中因与具体研究相结合而可能在表述上造成的不清晰,这里将着重对其中的两个关键问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延伸讨论。其一,关于人地关系的整体性问题。从彻底的现象学视角出发,人地关系的确是一个可称之为“整体”（whole）的现象。但是,深受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思想影响的人文主义地理学家们在这个立场上也有所摇摆,例如曾经提出“地方整体”概念的Seamon。他在分析地方芭蕾的发生的时候,特别强调人的行为、姿态、动作的重复所构筑起的无需意识参与的特点,焦点似乎在“人”;然而,他提出的两个落脚概念——“地方芭蕾”和“地方整体”——却最终在形式上抛开了“人”,仅仅强调了“地方”。这里的两项处理方式当然都超越了长期以来的人地二分的传统立场,但是在学术语言表达上的妥协倾向似乎又反映出以他为代表的部分研究者的顾虑。事实上,“地方整体”也是“人整体”,没有人的地方不成其为整体的地方,没有地方的人也不成其为整体的人。既然如此,单纯称之为“地方整体”或“人整体”都有些拖泥带水的意味。因此,本研究建议以“人地整体”（human-place whole）来彻底标明更彻底、更源始的人地关系。应该说,人地整体与前文中在具体描述案例时使用的人地相处（human-place association）概念实为同一现象：“人地整体”这一提法的着眼点是这种现象“是什么”,“人地相处”这一提法的着眼点是这种现象“如何是（这样）”;人地整体以名词形式对人地相处的方式和状态进行概括,而人地相处则以动（名）词形式对人地整体的发生发展的各种实际可能性加以阐发;两个概念互相定义,不存在孰优孰劣的裁断疑难。从西方哲学的传统概念上来考察,这也无非是“本质”（essence,这里指“人地整体”）与“实存”（existence,这里指“人地相处”）这两种人类知识的基本构成方式在人地关系领域的再次呈现。从实际研究应用的角度来看,能够有更大作为的不是只具备单一概念规定性的人地整体,而是能够指导具体的观察实践、具有经验描述能力的丰富性、敞开性的人地相处：这也正符合“‘实存’先于‘本质’”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基本立场。
其二,关于地方感相关研究的层次性问题。尽管Relph和段义孚在具体表述上有一些差异,但他们都区分了作为实存现象的地方感（Relph的本真的地方感或实存内在性,以及段义孚的“在某个地方扎根”）与作为心理现象的地方感（Relph的非本真的地方感,以及段义孚的基于感官的地方感）的层次差异。受此启发,可以进一步将人文地理学中的地方感研究区分为三个层次：① 接近于哲学的层次,即对于“人地整体”“人地相处”“在某个地方扎根”的观念研究（conceptual research）,这些研究将表明从整体上理解人地关系现象的重要意义;② 整体的“地方感”研究层次,即承认存在着前概念、前语言、前理解[30]的实存的地方感,因而并不会先行从概念、语言上去定义地方感,更不会先行断定地方感只是一种心理现象,而是谨慎地从尽可能不干预经验现象的基点（如本研究采用的唯一维度：人地相处的“亲疏”）出发,以尽可能开放的方式考察具体地方中人地相处的丰富可能性;③ 局部的“地方感”研究层次,即目前最为普遍的对于“某种”地方感的研究所应处的位置,体现着心理学或行为研究的立场与方法特点,但很可能使用了从概念上——有时甚至只是从语义上——而不是从有关实地的经验现象的细致考察中得来的现成术语,如地方依恋、地方依赖、社会连结等。在Seamon最近发表的有关建筑现象学的文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三个层次划分[31]。
值得纳入后续研究日程的议题包括：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公共休闲空间案例中浮现的三种人地相处的基本方式是否具有更大的普遍性,是否能代表城市公共休闲空间这类地方的独特地方感,除了本研究所描画的几类人群之外是否还适用于别的人群,几种相处方式是否可能相互转换以及如何转换,等等。此外,本研究从技术角度来看显然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访谈时间主要集中在白天和傍晚,对夜晚到来的城市居民——特别是挤压其闲暇时间来做夜跑锻炼的白领阶层——的访谈量较少。同时,研究者对活动于天河体育中心外围的人群的观察和访谈不够,也忽略了部分处于不易被观察的地点的人群状况,例如那些散布于地铁口、树荫、拐角地带的乞讨者。受访对象在讲述自身经历时,一开始往往有所顾虑,如果受访时间不足、与访谈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不够,则会影响到实地调查资料的质量。最后,目前对人地相处方式的梳理提炼仅依据了“亲疏”维度,这一维度的合理性还需要由后续研究来加以检验。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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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 . <p>人文主义地理学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是时欧美正涌动着人文主义思潮，它带动了对逻辑实证主义知识体系进行批判的一系列理论的出现，人文主义地理学就是其一。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段义孚和雷尔夫(Edward Relph)、布蒂默(Anne Buttimer)、莱(David Ley)、赛明思(Marvyn Samuels)和恩特里金(Nicholas Entrikin)等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1976年段义孚发表了《人文主义地理学》一文，1978年这些****一起出版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第一部论文集《人文主义地理学》。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协调社会科学与人之间的关系，容纳知性(understanding)与智慧(wisdom)，客观(objectivity)与主观(subjectivity)以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其主要任务是发展方法论，并深刻理解人类在世界所处的地位。本文各部分都渗透着这个主题。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社会批判立足点是伦理和道德。 它强调人们对自然、对世界的感悟能力。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这种感悟力。第一，地理学关注不同地方的差异，地方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各个地方特点的差异上。人们可以通过感官感受到地方，各种感受的综合形成了地方感;第二，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上往往是把强权加在自然之上，从而扭曲了自然的本来形态。感悟人与自然的和谐将提升人类的道德;第三，想象力是一种对世界的感悟能力，文化则是想象力的产物。人类在追求物质和精神生活时也会陷入怪圈。本文最后指出，人文主义地理****必须能够把握大量的事实，同时洞悉人类对自然感悟的复杂与精妙。</p> . <p>人文主义地理学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末，是时欧美正涌动着人文主义思潮，它带动了对逻辑实证主义知识体系进行批判的一系列理论的出现，人文主义地理学就是其一。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和现象学，段义孚和雷尔夫(Edward Relph)、布蒂默(Anne Buttimer)、莱(David Ley)、赛明思(Marvyn Samuels)和恩特里金(Nicholas Entrikin)等是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代表人物。1976年段义孚发表了《人文主义地理学》一文，1978年这些****一起出版了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第一部论文集《人文主义地理学》。 人文主义地理学的一个主要目标是协调社会科学与人之间的关系，容纳知性(understanding)与智慧(wisdom)，客观(objectivity)与主观(subjectivity)以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其主要任务是发展方法论，并深刻理解人类在世界所处的地位。本文各部分都渗透着这个主题。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社会批判立足点是伦理和道德。 它强调人们对自然、对世界的感悟能力。本文从三个方面探讨了这种感悟力。第一，地理学关注不同地方的差异，地方之间的差异体现在各个地方特点的差异上。人们可以通过感官感受到地方，各种感受的综合形成了地方感;第二，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上往往是把强权加在自然之上，从而扭曲了自然的本来形态。感悟人与自然的和谐将提升人类的道德;第三，想象力是一种对世界的感悟能力，文化则是想象力的产物。人类在追求物质和精神生活时也会陷入怪圈。本文最后指出，人文主义地理****必须能够把握大量的事实，同时洞悉人类对自然感悟的复杂与精妙。</p> |
| [18] | . “场所依赖”理论是解释“某些地方与人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依赖关系”这个客观现象的有效理论工具，并已成为西方休闲和游憩研究的一个热点，而在我国仍然处于空白状态。本文讨论了场所和场所依赖的概念及其发展，介绍了西方场所依赖研究的最新进展。文章的主要贡献包括 . “场所依赖”理论是解释“某些地方与人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特殊的依赖关系”这个客观现象的有效理论工具，并已成为西方休闲和游憩研究的一个热点，而在我国仍然处于空白状态。本文讨论了场所和场所依赖的概念及其发展，介绍了西方场所依赖研究的最新进展。文章的主要贡献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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