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olving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erprovincial immigration shrinkage in Guangdong province
QIHonggang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8-02-4
修回日期:2019-04-25
网络出版日期:2019-07-20
版权声明:2019《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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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及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的有序转移,加之新常态下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结构性减速[1],全国人口迁移开始呈现放缓迹象,2015年全国流动人口总量达到2.46亿,比2010年增加0.25亿,其中省际迁移人口由2010年8587.63万升至9722.77万,年均增速为2.51%,仅为2000—2010年水平(7.31%)的1/3左右。2010—2015年主要流入省份和主要流出省份双双出现省际流入和流出减缓或减少的状况,浙江、江苏和福建跨省净流入人口规模普遍呈波动下降趋势[2]。相比于省内迁移,长距离、大尺度的省际迁移对推进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重点的新型城镇化无疑更具挑战[3]。广东是中国的经济和人口大省,也是全国人口流动的主要目的地之一[4],省外源源不断的劳动力补充形成了广东经济快速增长的人口红利[5],在人口迁移放缓背景下,15年来广东省际人口迁入是否出现了类似的放缓甚至缩减现象?且省际人口迁入呈现出怎样的演化格局及背后驱动机理为何?这些问题的解释对于判断中国省际迁移新趋势、新现象,以及科学编制人口经济发展规划等具有重要意义。目前省际人口迁移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分省尺度[3,4,5,6,7,8,9,10,11,12],县市尺度层面研究相对较少[7],研究时点多是基于“五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和“六普”[3,4,5,6,7,8,9,10,11,12],亟需补充2015年1%人口抽样数据来提高研究时效性,研究涵盖了省际迁移空间位格局[6,7]、流格局[3,8,9]、迁移格局演化[3,10]和影响因素[11,12]等领域,而跨省流入人口缩减现象关注不足,跨省流入人口缩减指流入目的地省际迁入人口规模的减少,是在流入“汇”(东部沿海)经济增速回落和流入“源”(中西部)经济崛起交互作用下形成的一种人口迁移新现象,意味着人口迁移或将进入由盛转衰的新阶段,因此,亟待密切关注省际流入缩减现象以便明晰人口迁移宏观走势,此外,跨省流入人口缩减与人口回流不能等而视之,人口回流规模测算必须在省际流入人口缩减规模的基础上剔除掉省际流入人口落户部分。省际迁移影响机理解释主要是基于重力模型、引力模型等对省际迁入流量[9,10,11,12,13,14]和省际人口流入率[15]等连续性因变量的回归分析,针对省际迁移地域类型演化等离散型因变量的解释较为薄弱。
据此,本文基于五普、六普和2015年1%人口抽样三期数据,分别刻画了广东2000—2015年省域和县市尺度跨省流入缩减演化格局,利用多元逻辑回归模型解释了省际流入缩减演化分异的影响因素,并且选取了典型案例城市重点剖析其省际流入缩减演化分异的成因机理。
2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流动人口和就业数据主要来源于《广东省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广东省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广东省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全国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社会经济数据源于2001年、2011年和2016年《广东省统计年鉴》、各地市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公报等。典型案例城市省际流入人口的就业、收入、社会医疗保险和居住意愿等微观数据来源于国家卫计委2015 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库。由于《广东省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缺少迁移人口数据,故跨省流入人口缩减演化格局分为2000—2010和2010—2015两个阶段。流动人口核算方法为:五普县市流入人口为本省其他县(市、市区)流入人口和省外流入人口之和。六普和2015年抽样计算口径分为设区市和县(县级市)两类,对于设区市,流动人口为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与省际流入人口之和,对于县或县级市,流动人口为本省其他县和省际流入人口之和[16],其中2015年流动人口统一按全省人口抽样比2.85%进行核算。此外,因涉及到流动人口动态比较,本文以2010年广东省88个县市行政边界为准,对2000年和2015年部分发生行政区划调整的县市边界分别进行融合和拆分处理。
3 省域尺度跨省流入人口缩减演化格局
2000—2010年,广东流入人口处于大规模、快速增长的高峰期,全省流入人口年均增加108.51万(表1),年均增长率为4.73%。这一迅猛增长态势在2010—2015年有所缓和,5年间流入人口年均减少6.61万,年均增长率为-0.26%。省际流入人口变化趋势与流入人口相似,2000—2010年跨省流入人口年均增加64.33万人,年均增长率3.62%,2010—2015年省际流入人口年均减少30.35万,年均缩减幅度0.73%高于流入人口,相反,省内流入人口(不含市辖区人户分离)尽管持续增长,但流入增量也开始下降,年均增量由44.18万降至23.74万。这一点在省际流入占流入人口的比重变化上更为明显,省际流入比重逐渐下降,省内迁移对流入人口增长的拉动作用逐渐体现,但省际迁入仍是广东流入人口集聚的主要形式。Tab. 1
表1
表12000—2015年广东省流动人口变化统计
Tab. 1The statistic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Guangdong from 2000 to 2015
流入人口(万人) | 省际流入人口(万人) | 省内流入人口(万人) | 省际流入人口占流入人口比(%) | |
---|---|---|---|---|
2000年 | 2105.41 | 1506.48 | 598.93 | 71.55 |
2010年 | 3190.50 | 2149.78 | 1040.72 | 67.38 |
2015年 | 3157.45 | 1998.04 | 1159.41 | 63.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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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广东在全国省际迁移结构中的相对活跃程度也开始减弱,尽管依旧是全国跨省迁入第一大省(图1),2015年省际流入人口占全国份额24.79%,但省际流入份额在不断减少,2000—2010年省际流入份额降低幅度多达10.48%,2010—2015年省际流入份额略有减少为0.24%。与广东类似,东部除河北、天津和江苏三省外,其余省份省际流入份额均为负增长,相反湖北、四川、河南、安徽和陕西等中西部12省占比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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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000—2015年全国跨省流入人口分布
-->Fig. 1The distribution of interprovincial immigration at national level from 2000 to 2015
-->
从广东省际流入来源地的变化上看,2010—2015年全省省际流入缩减源囊括了湖南、广西、四川、湖北、江西、河南、贵州、重庆、安徽、陕西、山东、甘肃等15省或自治区(图2),其中四川、河南和湖北来粤人口缩减规模分列前三位,分别为9.19万、7.81万和5.07万,三省缩减规模占比64.01%。相反,2000—2010年,31个省份中除四川和江苏来粤人口减少外,其他29个省份均表现出流入增长态势,其中广西年均增量最大为13.42万。可以预见未来随着经济增速的回落和产业转移升级力度加大,广东省际流入缩减现象将更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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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000—2015年广东跨省流入人口变化
-->Fig. 2The changes of interprovincial immigration in Guangdong from 2000 to 2015
-->
基于全国区域发展格局、劳动力转移和广东自身发展挑战等因素,广东跨省流入人口缩减的原因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① 长三角和京津冀次核心地区的分流作用,从改革开放初期珠三角的率先发展到如今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群的三足鼎立之势,加之核心区的辐射外溢效应,江苏、天津和河北等两大城市群次核心地区的省际流动人口集聚水平开始提升,2010—2015年,江苏、天津和河北三省跨省流入占全国比重分别增加0.36%、0.39%和0.10%。② 中西部崛起引发的人口外流放缓所致,2010—2015年,外出务工大省河南、江西、湖北、四川、重庆、湖南和安徽7省流出人口年均增速的平均值为0.93%,而2000—2010年这一均值为7.53%,其中,四川和重庆2010—2015年流出人口总量出现负增长。③ 外出农业转移劳动力短缺所致,伴随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及生育率的下降,劳动力无限供给的人口红利时代已一去不返[17],2011—2014年,作为流动人口“主力军”的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从79.7%下降到78%[2]。④ 劳动力成本上升和区域协调发展引起的产业转移升级使外来劳动力的就业机会不断萎缩,流入地制造业就业机会对省际流入人口具有一定的吸引力[7],而2010—2015年广东省和珠三角制造业从业人员分别减少15.86%和26.49%。
4 县市尺度跨省流入人口缩减演化格局
4.1 跨省流入人口缩减特征
广东2010—2015年县市尺度省际流入缩减态势显著,如图3所示,跨省流入人口缩减的县市比重高达84.09%,是2000—2010年的2倍多(42.05%),其中,东莞省际迁入变化最为剧烈,年平均增量由2000—2010年的11.96万人降至-12.43万人,成为全省省际流入缩减规模最大的地区,相反,深圳年均增量最大(5.32万),但相比于其2000—2010年全省最大增幅(17.40万)也出现了大幅下降。从跨省流入增量空间分布上看,珠三角俨然是两个阶段流入增长和缩减的中心,2000—2010年年均增量较大和2010—2015年年均缩减量较大的地区均分布于珠三角。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32000—2015年广东省际流入人口缩减变化特征
-->Fig. 3The variations of interprovincial immigration shrinkage in Guangdong from 2000 to 2015
-->
省际流入增速逐步放缓,缩减速度不断加快,2000—2010年,清远市辖区、高要市、东源县和潮安县增速均超过了1(图3),流入缩减较快地区主要集中于东西两翼,2010—2015年,揭东县、云安县、龙川县和阳西县等地流入增速较快但不超过0.6,而流入缩减较快地区则集中于北部广宁县、清新县、揭阳市辖区和东翼陆丰县、潮安县等地,有10个县市缩减速度超过了2000—2010年最大值(0.662)。总之,广东省际流入呈现出缩减程度加深、缩减速度加快的特点。与跨省流入增量空间分布不同的是,两个阶段增长和缩减速度速较快地区则集中于珠三角外围,即使年均缩减量最大的东莞年均缩减速度为-0.1166,远低于外围地区,可见,从跨省流入增速空间分布上看,珠三角是相对低值区。
4.2 跨省流入人口缩减演化类型
流动人口增长类型划分多针对静态的单一时点[16,18],构建不同阶段流动人口增长的动态演化类型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选用省际流入人口年平均增量(CFPi)正负来定义该阶段流入扩张与缩减静态类型,若CFPi>0,则该阶段为省际流入扩张区,相反,则属于省际流入缩减区,那么两个阶段省际流入缩减演化类型划分如下:流入持续扩张区:
流入缩减转扩张区:
流入持续缩减区:
流入扩张转缩减区:
式中:
从省际流入缩减类型演化上看,流入扩张转为流入缩减占据主导(图4),占比达47.73%,范围遍布珠三角和北部山区等地,值得注意的是,省际流入比较活跃的珠三角和外围地市市辖区在2010—2015年间发生了流入缩减现象。而东西两翼、北部始兴县、乳源县等地省际流入缩减程度进一步加深,占比37.5%。人口迁移趋缓背景下,欠发达地区流动人口持续缩减是必然,省际流入活跃地区的流入缩减现象表明,跨省流入人口缩减是全方位的,缩减层级涵盖了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形成了由东西翼欠发达地区扩散至发达珠三角核心区的省际流入缩减演化空间结构,同时也意味着广东省际迁移进程可能出现由盛转衰的分界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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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000—2015年广东省省际流入人口缩减演化格局
-->Fig. 4The evolution pattern of interprovincial immigration shrinkage in Guangdong from 2000 to 2015
-->
省际流入持续扩张地区集中于深圳、珠海、云安县、四会市、英德市和南雄市等9县市,占比10.23%,云安、四会和英德等北部零星县市省际流入持续增长得益于2008年实施的产业和劳动力双转移战略,产业转移工业园布局以粤北为主,粤北产业转移工业园数量接近东西两翼的总和①(数据来源于广东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2017年省产业转移工业园名单。),对吸引外来劳动力发挥了积极作用。而省际流入缩减转扩张区数量较少,仅为4.55%,包括西翼的阳江市辖区、阳西县和北部五华县、揭东县。
5 跨省流入人口缩减演化的驱动机制
5.1 模型指标选取
人口迁移是多个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就业机会和收入水平是人口迁移行为产生的直接诱因[19]。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收入水平也越高。就业机会的创造离不开产业的支撑,第二产业一直是吸纳流动人口就业的主体[20],但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第三产业吸纳流动人口的能力在不断提高[21]。投资是助推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尤其是对于投资驱动型地区,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向往往决定了产业布局和产业结构[22],进而通过刺激就业吸纳外来劳动力。外向型经济是广东省快速工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资注入必然是其人口迁移格局的重要制衡因素。制度政策形成了人口迁移的排他约束性条件,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在流动人口管理的政策上具有较大差异。随着迁移时间的累积,良好的生活服务逐渐成为流动人口的向往追求,政府的财政预算支出是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保障,会对人口迁移产生间接拉动作用。此外,流动人口集聚会产生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人口密度越高地区越容易成为人口迁入地[23]。由于被解释变量属离散型变量,故本文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跨省流入人口缩减类型演化的影响因素。多元逻辑回归中因变量与参照组要具有可比性,本文中四类跨省流入人口缩减演变类型为复合型变量,为两阶段省际流入增长类型的组合值,部分类型不具可比性,如扩张转缩减区和缩减转扩张区,此外,机理解释更应着眼不同增长类型区在新时期(2010—2015年)省际流入缩减与否成因的差异,为此四类省际流动人口缩减演变类型分为两组,一组是持续缩减区与缩减转扩张区,一组是持续扩张区与扩张转缩减区,前者用于反映省际流入缩减地区新时期缩减与否的成因机制,后者则揭示省际流入扩张地区新时期缩减与否的作用机理,据此,构建了2个多元逻辑回归模型,模型1以持续缩减区为因变量,以缩减转扩张区为参照组。模型2中因变量为扩张转缩减区,参照组选为持续扩张区。两模型因变量与参照组的差别主要体现为阶段2(2010—2015年)省际流入缩减类型上,解释变量选取2010年固定资产投资、外资、二三产业就业、财政支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密度和行政等级7个方面指标(表2),模型形式如下:
式中:y为跨省流入人口缩减演化类型;P为其概率;k分别取值0、1、2、3,模型1中记y=0为参照组(缩减转扩张区),y=1为因变量(持续缩减区)。模型2中记y=3为参照组(持续扩张区),y=4为因变量(扩张转缩减区);
Tab. 2
表2
表2跨省流入缩减演化回归模型指标
Tab. 2The indexes of regression model on the evolution of interprovincial immigration shrinkage
影响因素 | 解释变量 | 变量说明(单位) |
---|---|---|
经济发展水平 | Ln GDP | 人均GDP(元) |
就业 | Ln ESE | 第二产业从业人数(人) |
Ln ETE | 第三产业从业人数(人) | |
公共服务 | Ln EXP | 人均财政支出(元/人) |
自然环境 | Ln DES | 人口密度(人/km2) |
投资 | FIX | 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 |
全球化 | FDI | 实际利用外资占GDP比重(%) |
政策 | AD | 行政等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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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回归结果
模型1回归效果较差(表3),并未通过对数似然比显著性检验,所有解释变量均不显著,其原因可能是参照组(缩减转扩张区)样本数量偏少所致,参照组样本量仅4个,占模型1样本总数10.81%,进而造成模型解释力很差。Tab. 3
表3
表3跨省流入缩减演化影响因素分析结果
Tab. 3Analysis of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evolution of interprovincial immigration shrinkage
解释变量 | 持续缩减区 | 扩张转缩减区 |
---|---|---|
Ln GDP | 0.691 | 6.554** |
Ln ESE | -1.906 | 6.280* |
Ln ETE | 3.634 | -9.700** |
Ln EXP | 2.348 | -15.035** |
Ln DES | -2.067 | -8.526** |
FIX | 10.133 | -5.508* |
FDI | -47.666 | -49.869* |
AD1 | — | 45.745** |
AD2 | -6.142 | 31.763** |
C | -31.863 | 142.8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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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2回归效果比较理想(表3),通过了对数似然比显著性检验。从解释变量系数大小上看:产业就业层面,二三产业对省际流动人口缩减演化的作用系数大相径庭,相比于持续扩张区,第二产业就业规模越大的地区越容易成为扩张转缩减区,而第三产业就业规模越高的省际流入扩张地区越不太可能出现流入缩减现象,也就意味着第二产业对省际流动人口就业的拉动作用在减弱,而第三产业的吸纳作用在不断增强。
政府财政支出也是影响省际流动人口缩减演化的重要因素,人均财政支出越低的地区,成为扩张转缩减区的概率越高,随着国家新型城镇化政策的出台,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和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日渐成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识,政府加大财政支出力度有利于引导省际流动人口集聚。
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和外资占GDP比重的作用系数为负值,表明尽管经济增长正由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但政府投资和外资仍对省际流动人口增长具有正向拉动作用,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和外资占GDP比重越高,成为扩张转缩减区的可能性越低。类似人口密度的作用系数也为负值,反映出人口密度越低的省际流入扩张地区发生流入缩减的概率越高,人口密度越高的地区越可能出现省际流入持续性增长。人均GDP和行政等级的作用系数为正相关,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经济发展水平和行政等级较高的地区省际流动人口存量较大,在经济形势发生细微变化后,流动人口迁移决策反馈的边际敏感性更强,发生流动人口增量波动的可能性更大,但其仍保持了突出的流动人口存量优势。
6 案例城市讨论
案例城市讨论重点关注省际流入持续扩张区和流入扩张转收缩区两种类型区,核心区流入缩减的背景下,东西两翼持续收缩是一种正常现象,而4个缩减转扩张区2010—2015年整体流入增量较小,城市等级规模较高的地级市阳江市辖区年均增量仅为77人,因此持续收缩和缩减转扩张区本文不作讨论,此外,省际流入高度活跃区是人口迁移的引力中心,其流入增长演化走势直接决定了整个区域流动人口集疏态势格局,广州①(为便于获取统计数据,此处广州为市域行政范围(含增城市、从化市),且按市域范围核算,广州仍为流入扩张转缩减区,此外,2014年2月,增城市和从化市撤市设区。)、深圳、珠海和东莞四个城市2010年省际流入占全省比重67.40%,2015年上升至70.19%,流入集聚态势仍在强化,但四个城市省际流入缩减类型却呈现出迥然各异的演化格局,广州、东莞为流入扩张转缩减区,而珠海和深圳则是持续性扩张区,因此,有必要剖析四个城市的省际流入缩减演化分异机理,进而为科学施策提升流入活跃地区吸引力提供参考依据。为此,本文从外需刺激、技术进步、公共服务和人居环境四个方面着手(见图5),探讨四个城市两类省际流入缩减演化类型的形成机制。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
图5典型案例城市省际流入缩减演化分异的驱动机制
-->Fig. 5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evolution difference in interprovincial immigration shrinkage at case cities
-->
(1)技术进步和公共服务影响型。2017年深圳GDP总量历史性超过广州,实际上这反映了二者城市竞争力核心-技术创新的差距,技术进步通过创造就业和改善收入影响人口迁移过程,一方面,技术创新是产业转型升级之本,增加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提高劳动力收入水平,另一方面,技术创新会替代中等技能就业岗位,形成高低技能就业机会的极化效应[24,25],金融、科教和文化等高端服务业越发达的地区,对零售、餐饮食宿和家政服务等基础性服务业需求越旺盛,因此,对于素质技能偏低的省际流动人口,知识经济时代仍具有用武之地。2013年深圳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重56.6%,远超广州的11.96%①(数据来源:www.sohu.com/a/71845681_398908。),技术创新水平分化直接体现在两市就业需求和收入水平的差异上,2010—2015年,广州二三产业从业规模增速分别为4.84%和21.89%,深圳分别为8.26%和31.58%。而据2015年卫计委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显示,深圳跨省流动人口平均月收入①(此处计算为各市省际流入人口“上月月收入”平均值。)比广州高32.99%。
公共服务是影响广州深圳省际流入缩减分异的另一个因素,作为在流入地享受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保障体系影响着流动人口迁居意愿,享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利于提高流动人口居住意愿[26],而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明显增强了流动人口的返乡意愿[27],2015年动态监测数据显示,广州58.99%跨省流动人口参加了新农合医保,27.26%参加了城镇职工医保,而深圳则分别为40.86%和50.42%,相应广州跨省流动人口定居意愿(43.33%)要低于深圳(52.92%)。总之,技术创新优势带来了就业机会的增多和收入水平的提高,完善的公共服务配套保障了跨省流动人口合法就业权益,二者交互作用形成了新时期广州和深圳省际流入缩减和增长分异格局。
(2)外需刺激影响型。东莞是珠三角“外向型工业化”的典型代表,2008年金融危机对其经济社会结构产生了较大冲击,外需疲软引发了企业倒闭、经济增速下滑、产业人口外流等一系列连锁问题,2010年后东莞市出口总额增速持续下降,由26.17%降至2015年的6.74%,出口订单减少关乎企业的生存环境,2008—2009年间东莞全市制造业企业登记注销多达1285家[28],企业关停的结果就是经济增速下滑和制造业就业萎缩,2010—2015年东莞GDP增速年均8.33%,低于珠三角平均水平9.32%,5年间制造业就业规模减少17.10%,而2015年东莞跨省流动人口制造业从业比重高达66.85%,因此制造业就业萎缩直接导致了东莞省际流入负增长。此外,东莞省际流动人口的薪资水平也要低于珠三角其他城市,月平均收入分别比广州、深圳和珠海低23.08%、43.16%和18.38%。经济环境的不稳定性对流动人口的居住意愿产生了较大影响,2015年跨省流动人口的居住意愿仅为23.48%。总之,金融危机背景下外需疲软是东莞市由异常活跃的流入扩张区转为流入缩减区的主要原因。
(3)人居环境影响型。时下城市居民对于改善居住环境的诉求日渐强烈,流动人口群体也是类似,宜人舒适的居住条件和生态环境有利于提升流动人口居住意愿[29,30]。珠海素有“花园城市”美称,气候舒适宜人、旅游资源丰富和城市清新整洁,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发布《2014年宜居城市竞争力前200名城市》中,珠海获评全国最宜居城市。宜人的居住环境不断吸引外来人口集聚,尤其是跨省迁入人口,2000—2010年,珠海省际流入年均增加0.04万人,2010—2015年,省际流入年均增长25倍之多(1.02万),相对于省内就近迁移来讲,长距离跨省迁移对于人居环境的感知力更强,人居环境在其迁移决策中的重要性也更为突出,2015年动态监测显示,珠海市省际流动人口长期居住意愿为51.99%,稍低于深圳,比广州高。综上,宜人舒适的居住环境已成为珠海吸引外来人口的重要优势。
7 结论与讨论
本文基于五普、六普和2015年1%人口抽样三期数据,分别刻画了广东2000—2015年省域和县市尺度跨省流入缩减演化格局,利用多元逻辑回归模型解释了省际流入缩减演化分异的影响因素,并且选取了典型案例城市重点剖析其省际流入缩减演化分异的成因机理。主要结论如下:(1)经历快速、大规模增长后,广东跨省流入人口缩减已初见雏形,省际流入人口占流动人口的比重逐渐降低,省际流入占全国份额不断减小,2010—2015年,四川、湖北、河南和湖南等15省份来粤人口出现减少,长三角和京津冀分流、中西部崛起、主要流出地农业转移劳动力短缺和自身就业机会萎缩是广东跨省流入人口缩减的主要原因。
(2)县市尺度跨省流入缩减态势显著,省际流入缩减的县市比重由2000—2010年的42.05%升至2010—2015年的84.09%,形成了由东西翼欠发达地区扩散至发达珠三角核心区的省际流入缩减演化空间结构。跨省流入缩减演化格局中以流入扩张转流入缩减区为主,其中流入较为活跃的珠三角和外围地市市辖区在2010—2015年开始出现省际流入缩减现象。
(3)相比于省际流入持续扩张区,第三产业就业、人均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外资比重和人口密度是省际流入扩张区发生流入缩减的负向抑制因素,而第二产业就业规模越大的省际流入扩张区越容易发生流入缩减。2010—2015年,典型案例城市中,技术创新和公共服务水平是广州和深圳省际流入缩减增长分异的主要原因,东莞省际流入缩减主要受外需疲软的影响,而珠海省际流入增长则得益于舒适宜人的居住环境。
对于省际流入缩减现象应一分为二、辩证审视,作为广东重要生态屏障的粤北山区省际流入缩减有利于疏解人口集聚压力和修复保育生态环境,政府应顺势而为、因势利导。而对于粤港澳大湾区城镇空间主体——广州、东莞和佛山等核心城市出现跨省迁入人口缩减,政府必须高度重视、主动作为,加强顶层设计政策配套,着力引导流动人口适度集聚,提升经济社会发展活力,首先应大力推进科技创新研发,不断推动产业升级和制造业城市转型,进而提高服务业对流动人口就业的吸纳潜力。其次,加大财政支出力度,健全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合理保障省际流动人口享有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最后,优化企业营商环境和城市人居环境,着力引智引资,不断提升城市软实力。新时代广东跨省流入人口缩减或许是中国人口迁移进程的部分写照缩影,未来省际流动人口缩减的研究可拓展到东部沿海其他地区,以期为人口城镇规划、落户政策制定和推进新型城镇化提供有力支撑。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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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 . , 本文基于福建省第六次人口普查和社会经济数据,从县市(区)层面分析省际与省内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研究发现,省际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选择具有明显的空间偏好,空间分布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宏观格局,"福厦泉"地区是集聚中心,中西部和北部地区则为边缘区;省内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则相对较为均衡。省际流动人口流入主要取决于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流入地区所能提供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密切相关;而省内流动人口流入则主要取决于流入地区的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呈现出高生活质量驱动,良好个人发展条件驱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职业驱动的特征。同时,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是重要的"拉力"条件。 . , 本文基于福建省第六次人口普查和社会经济数据,从县市(区)层面分析省际与省内流动人口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的差异。研究发现,省际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选择具有明显的空间偏好,空间分布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宏观格局,"福厦泉"地区是集聚中心,中西部和北部地区则为边缘区;省内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则相对较为均衡。省际流动人口流入主要取决于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流入地区所能提供的制造业就业机会密切相关;而省内流动人口流入则主要取决于流入地区的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呈现出高生活质量驱动,良好个人发展条件驱动,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职业驱动的特征。同时,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是重要的"拉力"条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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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 . , 利用“五普”及“六普”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方法,从省内流动和省际流动两个角度,分省、市、县三个层面对我国人口空间流动格局进行了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省外流入人口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中、西部人口向东部沿海集中化流动,热点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个全国性集聚中心的存在。运用一般回归模型和空间回归模型,结论表明影响省内和省外人口流入的因素同中有异。第三产业的发展和较高的职工工资是城市吸引省内和省外流动人口的重要因素,社会公共资源对省内人口流入影响较大,而就业率和城市化水平对省外人口流入影响较大。这些发现可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培育发展中西部城市群、加快发展中小城市等战略提供有益参考。 . , 利用“五普”及“六普”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方法,从省内流动和省际流动两个角度,分省、市、县三个层面对我国人口空间流动格局进行了空间自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省外流入人口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中、西部人口向东部沿海集中化流动,热点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个全国性集聚中心的存在。运用一般回归模型和空间回归模型,结论表明影响省内和省外人口流入的因素同中有异。第三产业的发展和较高的职工工资是城市吸引省内和省外流动人口的重要因素,社会公共资源对省内人口流入影响较大,而就业率和城市化水平对省外人口流入影响较大。这些发现可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培育发展中西部城市群、加快发展中小城市等战略提供有益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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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 , 当一个人作出迁移的决定之后 ,还需要作出向何处迁移的决定。在以往的研究中 ,对于人口迁移的迁入地选择过程缺乏研究。本文利用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 ,通过建立人口迁移分析矩阵 ,探讨了对人口迁移迁入地选择过程进行分析的实现方法 . , 当一个人作出迁移的决定之后 ,还需要作出向何处迁移的决定。在以往的研究中 ,对于人口迁移的迁入地选择过程缺乏研究。本文利用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 ,通过建立人口迁移分析矩阵 ,探讨了对人口迁移迁入地选择过程进行分析的实现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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