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媛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undertakings for the elderly and spatial mismatch of economy in China
ZENGTonggang, ZHAOYuan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8-01-16
修回日期:2018-06-20
网络出版日期:2019-06-20
版权声明:2019《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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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已进入人口老龄化快速发展的新阶段[1]。人口年龄结构的快速转变与经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日益凸显[2]。在现阶段乃至未来较长时间内,妥善解决老年群体日益增长的养老为老服务需求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事关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强调,“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构建养老、孝老、敬老政策体系和社会环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如何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老龄事业已成为新时代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面对日益严峻的人口老龄化挑战,国内外****已从多学科领域展开一定研究,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3,4]。相较于国外,国内研究起步较晚,最早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目前对老龄事业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内涵界定及理论深化[5,6]、发展现状与优化路径[7,8,9]、老龄事业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关系[10,11]、政府职能转变与老龄政策体系[12,13]等内容。伴随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空间转向,部分****开始关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水平的测度及区域差异。范中原等基于“六个老有”理论构建了老龄事业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定量考察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的区域不均衡性,并提出优化建议[14];任兰兰以国际与国内、宏观与微观和共性与特性相结合为研究视角,从养老保障、社会参与、精神文化等方面构建评价模型,对老龄事业发展的区域差异、演变特征及系统内要素间的均衡状况进行研究[15]。国务院及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立足国情亦提出了老龄事业发展的主要任务或指标体系,《“十三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提出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的总体目标,明晰了战略重点和主要任务[16,17]。此外,更多的****侧重于老龄事业的某一支持性环境要素进行评估与比较,如老年人生活质量与社区满意度[18]、老年健康与环境[19]、养老保障与居家养老服务[20,21]等。
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发现：在研究视角方面,现有量化研究主要针对老龄事业的单一支持性要素展开探讨,对老龄事业发展水平的综合性评价并不多见,少有的综合量化研究往往也忽略了对其影响机制的深入认识;在研究方法方面,多采用描述性统计和聚类分析等,难以有效地刻画其时空演化特征。空间错位模型在职住分离[22]、旅游经济[23]、环境资源[24]等方面应用较多。本文引入这一方法,尝试从空间错位视角进一步探讨中国老龄事业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协调关系。
鉴于此,本文基于“积极老龄化”理论框架,以省域为基本研究单元,通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定量分析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时空格局及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匹配关系,试图从地理学空间视角客观展现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的基本状态,以期为国家和地方政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实现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提供一定的科学依据。
2 指标体系与研究方法
2.1 指标体系构建与综合指数计算
长期以来,消极老龄化观念占据主导地位,将老龄化视为简单的生理与心理的衰退变化现象,致使老年群体的边缘化、病态化甚至污名化[25]。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应对老龄社会的认知态度逐渐向积极转变。从国际视角来看,老龄化社会理论大致经历了从“成功老龄化”到“健康老龄化”,再到“积极老龄化”的演变[26]。不同于“成功老龄化”与“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理论不仅强调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健康状态,更在于将战略规划重点从“以需求为基础”转变为“以权利为基础”,进而优化老年人健康、参与和保障的获得机会[27],现已成为国际社会应对老龄化问题的全新发展战略。本文以“积极老龄化”理论为基本框架,围绕“健康、参与和保障”三大支柱,参考相关研究成果[14-17,20],遵循指标选取的科学性、可比性及可获得性等原则,构建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表1）。其中,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城乡养老保险参保率的指标计算参考于杨立雄等的研究成果[20,28]。Tab. 1
表1
表1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
Tab. 1Evaluation indicators system of aging undertakings level in China
| 系统层 | 准则层 | 指标层 | 单位 | 权重 |
|---|---|---|---|---|
| 老龄事业发展水平 | 健康维度 | X1人均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 | 元/人 | 0.0855 |
| X2基本医疗保险覆盖率 | % | 0.0296 | ||
| X3每千老人拥有医疗卫生技术人员数 | 个/千人 | 0.0474 | ||
| X4每十万老人拥有老年医院数 | 个/十万人 | 0.1478 | ||
| 参与维度 | X5老年学校入学率 | % | 0.1021 | |
| X6老年活动中心（室、站）千人覆盖率 | 个/千人 | 0.0571 | ||
| X7每万老人拥有老年协会数 | 个/万人 | 0.0519 | ||
| 保障维度 | X8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遇 | 万元/人 | 0.0782 | |
| X9每千老年人口养老服务床位数 | 万元/人 | 0.0558 | ||
| X10每万老人法律援助救助案件数 | 件/万人 | 0.1454 | ||
| X11每千名老人对应老龄机构事业费支出 | 元/千人 | 0.1401 | ||
| X12城乡养老保险参保率 | % | 0.05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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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极差法对原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利用变异系数[29]确定指标权重,以避免主观赋权方法而造成偏差,并运用线性加权综合法计算综合评价指数：
式中：AUi为i省份的老龄事业发展指数,AUi值越大,表明老龄事业发展水平越高;xij表示i省份的第j项指标经标准化后的无量纲值;wj表示第j项指标的权重。
2.2 泰尔系数
采用泰尔系数来测度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的区域差异程度,公式为[30]：式中：T为泰尔系数,T值越大,表明区域间老龄事业发展水平差异越大;n为省份数量;AUi含义同式（1）;μ为全国老龄事业发展指数均值。
2.3 重心和空间重叠性
运用空间重心模型来衡量中国老龄事业与区域经济的空间分布状况,并根据其动态演化过程揭示老龄事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重心模型分别为[31]：式中：HAU、HPG分别为老龄事业重心和经济重心;AUi、PGi分别为i省份的老龄事业发展指数和人均GDP;w（xi,yi）则为第i个省份的区域地理坐标;n为省份数量。
进一步采用空间重叠性来考察二者重心的空间耦合态势。空间重叠性用重心间距离S表示,距离越近则重叠性越高,公式为[31]：
式中：若S=0,则二者重心重叠,表示老龄事业与经济水平的空间分布具有一致性;若S>0,则说明二者重心坐标不重叠,存在空间错位现象。
2.4 空间错位指数及多年贡献度
空间错位理论是20世纪60年代由约翰·凯恩（Kain J）所提出,最初用于揭示城市空间重构背景下弱势群体居住和就业空间机会的差异[32]。从可持续发展理论来看,老龄事业发展的核心在于实现人口老龄化和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老龄事业发展规模应与经济社会相适应,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更高的量化发展目标。为此,本文引入空间错位模型,探讨中国老龄事业与区域经济的空间均衡发展状态,方法为[23]：式中：SMIi为i省份的空间错位指数;Ri为i省份m年期间的空间错位贡献度;AUi、PGi的含义同式（3）和式（4）;AU和PG则分别为该属性值的所有研究单元总和。SMI值的大小可反映老龄事业发展和区域经济的空间分布相似性。相似程度越高则空间错位程度越低,即SMI的绝对值越小;反之则越大,空间错位现象越明显。
2.5 数据来源
以中国大陆31个省级行政单元（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除外）为研究对象,数据来源于2004—2016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及各省、市、自治区的统计年鉴和国民经济发展统计公报等。其中,货币单位指标值均按1990年的可比价格进行换算,老年人口数量则根据抽样数据进行推算。3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化特征分析
3.1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水平的时序变化
2004—2016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区域差异显著（表2）。老龄事业发展指数由0.1244增长至0.2788,增幅达124.12%;泰尔系数明显下降,降幅达到34.51%。其中,2010—2016年的降幅（25.67%）远大于2004—2010的降幅（11.90%）。这意味着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的区域差异正在加速缩小,区域发展趋于均衡。Tab. 2
表2
表2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水平描述性统计
Tab. 2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aging undertakings level in China
| 年份 |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指数 | |||
|---|---|---|---|---|
| 全国水平 | 最大值 | 最小值 | 泰尔系数 | |
| 2004 | 0.1244 | 0.2567（沪） | 0.0568（皖） | 0.0765 |
| 2010 | 0.1944 | 0.3911（京） | 0.1006（桂） | 0.0674 |
| 2016 | 0.2788 | 0.5776（京） | 0.1411（吉） | 0.05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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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大区域(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上海、福建、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云南、贵州、广西、西藏、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内蒙古;东北地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来看,东部地区老龄事业发展优势突出,同时伴有西部快速崛起,中部及东北地区惰性塌陷的特征,呈现东部地区（年均0.2468）居高,西部地区（年均0.1860）次之,中部地区（年均0.1677）较低,东北地区（年均0.1565）最末的空间非均衡状态。研究时段内,西部地区老龄事业指数由0.1057增至0.2763,增幅高达161.40%。相比之下,东部、中部、东北地区仅提高了124.02%、108.3%、33.07%。受四大区域初期绝对水平及异速增长的双重作用,致使区域空间格局发生一定扰动,即东部地区老龄事业发展指数依然处于高位,而西部地区于2010年整体发展水平反超中部及东北地区,同时2016年西部地区与中部、东北地区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从区域内部来看,东部地区老龄事业发展水平“两极化”现象尤为显著。以2016年为例,一方面,既存在发展水平明显居高的省区,如北京（0.5776）、上海（0.5042）、浙江（0.4113）;另一方面,河北（0.1909）、广东（0.2355）、海南（0.2430）、山东（0.2692）等省域老龄事业发展又相对滞缓,不及全国平均水平（0.2788）,甚至低于西部地区水平（0.2763）。相比之下,中部、西部及东北地区呈现内部趋同状态,省际间差异相对较小。
3.2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空间格局
为更直观地反映区域发展不均衡性,本文基于老龄事业发展指数,采用Jenks自然断点分级法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为高水平区、中高水平区、中低水平区和低水平区等四种类型（图1）。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2004—2016年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水平空间格局
注：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底图（审图号：GS(2016)2889号）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 1Spatial pattern of aging undertakings level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6
-->
研究时段内,大多数省份老龄事业发展水平偏低,基本处于中低及低水平发展阶段,不同区域在时间维度上发生不同变化。体现在：① 中低及低水平区占据主导地位。从数量和占比来看,2004年中低和低水平区的数量分别是13个、8个,二者合计占67.74%;2016年,中低和低水平区数量锐减,占比缩小至48.39%,降幅达28.57%,但仍接近一半。相对地,高、中高水平区呈“波动式”增长态势,所占比例分别由6.45%、25.81%增长至12.90%、38.71%。这既肯定了近年来中国老龄事业所取得的显著成效,也反映了当前中国老龄事业建设与发展不甚乐观。② 研究期内,32.25%的省份向高等级水平区转移,16.13%的省份向低等级水平区转移,转移路径较为复杂,跨越式转移特征相对突出。其中,向高等级水平区转移的省份中隶属于跨越式转移省份占12.90%,递次转移省份则达到19.35%,仅吉林省隶属于向低等级水平区的跨越式转移,其余呈递次转移特征。此外,稳定性省份约为51.61%,揭示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水平的分布格局存在时间稳定性,空间结构具有锁定特征。③ 从空间分布来看,2004年北京和上海两地构成高水平区,“双核”特征突出,不均衡空间结构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经济较发达省区享有溢出效应,大环境下的发展优势对区域老龄事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其后,高水平区空间范围向邻近区域扩张,同时向西、向西南两个方向跃迁,至2016年形成北京、云南、上海及浙江的类三角结构,呈鼎立之势;中高水平区由相对分散转而大幅向西南方向汇聚、延伸,形成连片式蔓延分布,主要覆盖广大的西部地区以及山东、江苏等少数东、中部省份。其中,新-甘-宁-青-藏-川-黔形成较高水平的均衡态势,横亘于中国西南部;较低及低水平区空间范围大幅收缩,大致经历了自西南向东北的辐射递减的演变过程,最终在空间上形成一条由北向南的低值集聚带,纵贯中国中部,基本由东北平原经过黄土高原和长江中游地区绵延至两广地区。总体来看,研究期内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的空间分布由西南-东北辐射递减模式转为显著的“中部塌陷”式空间结构特征,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东-中-西”阶梯式递减的地带性分布特征[33]存在不完全协同、匹配现象,二者存在一定程度的空间错位。
3.3 中国老龄事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错位
运用重心和空间重叠性,定量揭示老龄事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不一致特征。计算不同年份老龄事业重心和经济重心的地理坐标及错位距离（表3）,并通过ArcGIS绘制重心转移路径图（图2）。Tab. 3
表3
表32004—2016年中国老龄事业与经济重心的错位状况
Tab. 3Mismatch state of gravity centers between the aging undertakings and economy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6
| 年份 | 老龄事业重心 | 经济重心 | 错位距离S（km） | |||
|---|---|---|---|---|---|---|
| 经度 | 纬度 | 经度 | 纬度 | |||
| 2004 | 112.25°E | 34.97°N | 114.46°E | 34.39°N | 253.87 | |
| 2010 | 111.73°E | 34.31°N | 113.77°E | 34.61°N | 229.11 | |
| 2016 | 111.13°E | 33.69°N | 113.32°E | 34.32°N | 253.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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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2004—2016年中国老龄事业重心与经济重心演变
注：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底图（审图号：GS(2016)2889号）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 2The evolution of gravity centers of aging undertakings and economy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6
-->
由表3和图2可知,中国老龄事业与区域经济的分布格局存在着明显的空间偏离。2004—2016年,老龄事业重心落在大陆几何中心（103°50'E、36°N）的东南侧,位于111.13°E~112.25°E、33.69°N~34.97°N之间变动,呈“直线式”向西南方向移动,纬向变化幅度大于经向变化幅度。2004年,老龄事业重心落入河南省济源市境内,至2016年,重心位移至河南省西峡县境内,累计位移189.22 km,年均移动14.56 km。相比之下,经济重心则表现为由东向西、再由东北向西南转移,移动路径呈倒“V”字形,东西向经济发展水平变化较大,东西部差距有所收敛。在移动距离上,累计位移量为139.95 km,明显滞后于老龄事业。通过二者的位移联动关系发现,老龄事业与区域经济的重心空间变化趋势既表现出一致性,即二者重心整体朝偏西南方向移动;二者在分时段转移路径、移动距离与速度又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不难看出,中国经济空间格局对老龄事业的空间分异具有导向性作用,同时老龄事业发展水平与区域经济的空间分异过程表现出明显的非同步性。从错位距离来看,老龄事业重心与经济重心在空间上存在偏离,二者重心重叠性,即错位距离随时间推移呈“U”型变化趋势,错位距离由2004年的253.87 km下降至2010年的229.11 km,其后伴有“回弹”,增长至2016年的253.21 km,错位问题在总体上虽有所缓解,但二者的空间错位和分离趋势仍显著存在。结合二者相对发展态势,可推断二者的空间错位在一定时期内将不会改善,并可能进一步扩大。
重心和空间重叠性仅能在宏观上揭示二者存在的空间错位现象,无法阐释局部错位强度及模式。为此,引入空间错位模型,揭示老龄事业与区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错位态势和程度,计算结果见表4。借鉴包富华等研究方法[34],根据多年空间错位指数均值,将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为六类区域：正向高错位区（SEM≥2）、正向中错位区（0.2≤SMI<2）、正向低错位区（0≤SMI<0.2）、负向低错位区（-0.2≤SMI<0）、负向中错位区（-2≤SMI<-0.2）和负向高错位区（SMI<-2）,并据此计算多年平均贡献度（图3）。
Tab. 4
表4
表42004—2016年中国各省区空间错位指数
Tab. 4The spatial mismatch index of each province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6
| 地区 | 2004年 | 2010年 | 2016年 | 地区 | 2004年 | 2010年 | 2016年 |
|---|---|---|---|---|---|---|---|
| 北京 | 2.3091 | 0.8406 | 0.0339 | 湖北 | -0.7853 | -0.0331 | 0.5353 |
| 天津 | 2.1111 | 2.0776 | 2.6006 | 湖南 | -0.6028 | -0.0342 | 0.4896 |
| 河北 | 0.8818 | 0.4832 | 0.2386 | 广东 | 1.6335 | 1.6523 | 1.4815 |
| 山西 | -2.5681 | -1.4499 | -1.2597 | 广西 | -0.4060 | 0.2822 | -0.4336 |
| 内蒙古 | -0.0856 | 2.5975 | 1.6060 | 海南 | 0.8601 | 0.1313 | -0.2916 |
| 辽宁 | 1.0063 | 1.2918 | 0.5094 | 重庆 | -0.3363 | -0.1373 | 0.9697 |
| 吉林 | -1.9517 | 1.0133 | 1.4292 | 四川 | -0.4534 | -1.0218 | -0.8561 |
| 黑龙江 | -0.2483 | -0.0799 | 0.0008 | 贵州 | -0.6414 | -0.7299 | -1.2511 |
| 上海 | 6.0183 | 1.7412 | 0.7897 | 云南 | -1.1019 | -1.8340 | -2.9316 |
| 江苏 | 1.5097 | 2.1972 | 1.9526 | 西藏 | -0.4110 | -0.6399 | -1.4106 |
| 浙江 | 1.3906 | -0.2570 | 0.0663 | 陕西 | -0.8487 | -0.2530 | -0.0560 |
| 安徽 | 0.3068 | 0.0918 | -0.0529 | 甘肃 | -1.1455 | -0.6870 | -1.5668 |
| 福建 | 0.1654 | -0.1257 | 0.0792 | 青海 | -1.0391 | -0.3626 | -0.9987 |
| 江西 | -0.8219 | -1.1271 | -0.5033 | 宁夏 | -1.8758 | -2.8713 | -0.5787 |
| 山东 | -0.5934 | -0.0513 | 0.7918 | 新疆 | -2.4501 | -2.2015 | -1.4164 |
| 河南 | 0.1734 | -0.5038 | 0.03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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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中国老龄事业发展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错位
注：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系统的标准底图（审图号：GS(2016)2889号）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 3Spatial mismatch levels between elderly undertakings and economy in China
-->
一般认为,当空间错位指数的绝对值大于1时,即可判断存在较严重的空间错位现象[24]。可见,中国老龄事业与区域经济发展存在较显著的空间错位现象。具体来说：① 从错位方向来看,负向错位区主要分布在黄河、长江中上游地区,如陕西、甘肃、四川及新疆、贵州、江西等,其特征为区域老龄事业发展较快,经济发展则相对滞后。正向错位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及长城以北地区,包括北京、辽宁、江苏、内蒙古等,其特征为老龄事业发展水平虽有大幅提升,但仍明显滞后于区域经济发展,亟待确立以人为本的经济增长模式,积极优化和完善养老为老服务体系,增进老年人福祉。值得注意的是,上海、北京表现为正向高错状态,这似乎与其老龄事业发展的首位地位相悖,但这恰恰反映出快速社会转型与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老龄事业尚未与区域经济达成协调发展,老龄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突出（图3a）。② 从错位等级来看,负向错位区呈现出较显著的低错位区-中错位区-高错位区由东南向西北的梯度分布格局,而正向错位区则以上海、天津为中心形成局域型“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其错位强度在一定范围内呈现从中心向外围依次递减的规律。中部地区则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正、负低错位交汇区域,包括安徽、湖北等四省份,说明这一地区老龄事业与区域经济发展较为协调,空间错位现象不显著（图3a）。③ 从综合变动趋势来看,北京、上海作为正向错位区,波动幅度最大,空间错位指数急剧下降。其可能在于,一方面受近年来经济下行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相对放缓;另一方面,近年来老龄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空间错位现象随之得到改善。此外,东北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以及海南、山东等省份的空间错位方向与等级均发生不同程度转变。以东北为例,黑龙江、吉林均由负向错位转变为正向错位,吉林甚至达到正向中错位水平。相比之下,其他省份基本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波动幅度较小（表4）。④ 从错位贡献度来看,西部地区以及上海、江苏、天津、广东等地区错位贡献度较高,而东北平原-山东丘陵-长江中游地区一线空间错位贡献较低。其中,上海对空间错位指数的贡献度最大,达到10.43%;其次是天津、新疆、云南,贡献度均在7%以上,而福建的贡献度最低,仅为0.15%。另外,多年空间错位贡献最大的10个省区贡献度合计高达68.11%,其他绝大部分省份空间错位程度并不高,总体贡献度偏低（图3b）。可见,空间错位现象主要是由少数省份区域经济与老龄事业发展的空间不匹配不协调形成的。
4 驱动机制分析
老龄事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是多因素交互耦合作用的结果。在相关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结合专家意见,本文将老龄事业发展水平的解释变量归结为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和行政导向、产业结构、市场经济规模、家庭规模、人口结构等6个方面,分别用人均GDP（X1）、人均社会福利支出（X2）、社会福利支出占GDP比例（X3）、第三产业占比（X4）、人均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X5）、平均家庭户规模（X6）、老龄化系数（X7）来表征,并选择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空间面板模型具有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两种形式,需要通过Hausman检验或者LM检验对选择方式和估计方法进行判断,检验统计量和伴随概率如表5所示。
Tab. 5
表5
表5面板模型设定形式检验结果
Tab. 5Test results of panel model assumptions
| 检验项 | 统计值 | P值 |
|---|---|---|
| F检验1（混合效应） | 3.0211 | 0.0002 |
| F检验2（随机效应） | 1.0947 | 0.3772 |
| Hausman检验 | 9.0409 | 0.2497 |
| LM检验 | 17.867 | 0.00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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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F检验来看,F1=3.0211（P=0.0002）,在给定显著性水平下,选择混合效应;F2=1.0947（P=0.3772）,选择随机效应。在此基础上,采用Hausman检验和LM检验进一步判断,Hausman检验的P值为0.2497,大于0.05,接受原假设,即选择随机效应模型。LM检验的P值为0.005,小于0.05,拒绝原假设,即选择随机效应模型。结果表明,应选择固定参数随机效应面板模型进行估计。根据设定的模型形式,利用Eviews 8.0进行处理,估计结果见表6。
Tab. 6
表6
表6随机效应模型估计结果
Tab. 6Estimation results of random effect model
| 变量 | 回归系数 | T统计值 | P值 |
|---|---|---|---|
| Constant | -0.4804** | -2.1911 | 0.0312 |
| lnX1 | 0.0629*** | 3.3991 | 0.0011 |
| X2 | 0.0022** | 2.0717 | 0.0413 |
| X3 | 0.0476*** | 3.4272 | 0.0009 |
| X4 | 0.0027*** | 2.9302 | 0.0043 |
| X5 | -0.0008 | -0.1302 | 0.8967 |
| X6 | -0.0081 | -0.3324 | 0.7404 |
| X7 | -0.0084** | -2.2901 | 0.0245 |
| R2 | 0.7691 | ||
| Adjusted R2 | 0.7601 | ||
| F statistic | 40.4396,P=0.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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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模型整体的显著性看,F值为40.4396,相应P值为0.0000,模型的整体拟合情况良好,具有统计学意义;从模型的拟合优度看,模型的可决系数（Adjusted R2）达到0.7601,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从模型估计参数看,除了X5和X6外,其余解释变量均通过1%（或5%）的显著性检验,不同因素对老龄事业的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4.1 经济发展水平是老龄事业地区差异的基础性要素
老龄事业作为一项综合性的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工程,其建设与发展离不开经济环境的有效支撑[14]。区域经济发展是促进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动力,区域经济的差异性直接影响老龄事业的发展层次：一方面,长期的经济增长为地方政府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开展老龄工作以及解决老龄问题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同时为老年人经济、文化和社会参与提供良好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往往意味着城乡居民生活物质条件的改善,养老服务的消费意愿和能力相对增强,这将有利于繁荣老年消费和服务市场,丰富养老服务业态,进而大力推动地区老龄事业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大大超前于经济发展水平,“未富先老”和“未备先老”特征显著。莫龙研究认为,从20世纪80年代直到21世纪中叶,中国人口老龄化相对超前,对地区经济发展构成压力,并预测2040年前后将迎来社会经济压力的高峰[35]。从这一角度看,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将是中国实现老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与保障。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导致不同地区老龄事业发展存在较大差异,从而塑造老龄事业较明显的地域分异,这是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水平呈“东胜于西”空间格局的原因之一,而老龄事业与区域经济发展所表现的非同步性,即空间错位现象,则与区域发展政策的扰动相关。4.2 政府政策和行政导向是老龄事业发展不平衡及空间错位的关键因素
老龄事业本质上属于社会公共管理的政府行为活动[11],其整体的发展多依赖于政府的规划和相应的政策支持。已有研究发现[36,37],财政分权体制以及基于政绩考核下的政府竞争行为,造就了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存在较明显的偏向性特征,向生产性领域倾斜而福利与保障性财政支出水平偏低。与东、中部大部地区不同的是,西部地区随着财政收入分权程度的提升,生产性财政支出比例将逐步下降,保障性财政的刚性支出则有较大规模的增长。“西部大开发”作为重要国家战略,在财政转移、资金投入和优惠政策等方面对西部地区予以重点支持,促进了西部地区财力水平的提升,进而一定程度上矫正了东、西部地区的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发展差距[38]。尤其是“十二五”期间,西部地区始终围绕实现“六个老有”的老龄工作目标,把老龄工作纳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内容,成效较为显著。如甘肃省积极推广建立居家养老网络服务平台,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床位达到30.4张;青海省基本实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的全覆盖,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医保参保率均达到98%以上;四川省逐步提高养老保障标准,扩大老年救助、老年优待惠及范围。此外,老年人社会参与的渠道不断拓展,99%的乡镇（街道）建有老年人活动场所,基层老年协会城市社区创建率也高达98.4%。积极的政府政策和行政导向促进了西部地区老龄事业的整体发展,其正向贡献极大地抵消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老龄事业发展的制约,从而缓和了东、西部地区老龄事业发展的空间分异。而中部以及东北地区则受到经济发展与区域政策等多重约束,老龄事业发展长期滞后形成“塌陷”特征。总体来看,受地方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扰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老龄事业发展迅速,其绝对水平反而处于相对高位,与中国区域经济格局存在较严重的不匹配现象,以致于西部地区的空间错位现象尤为凸显,这就为“东部优势突出,西部快速崛起,中部及东北地区惰性塌陷”的老龄事业分布格局及其与区域经济的空间错位提供了解释。4.3 产业结构的升级与优化是促进老龄事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第三产业占比对老龄事业发展产生正向作用,表明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尤其是第三产业占比的不断提升对老龄事业发展具有较强的促进作用。消费经济学认为,人口老龄化必然导致社会消费需求结构的显著变化[39]。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以及社会养老观念的转变,养老服务需求逐渐由生存型向服务型转变,老龄产业随之催生,主要涉及养老服务、老年教育、老年卫生保健以及老年人生活产品等产业[40]。但是,中国老龄产业的市场刚性有效需求相对局限,供需矛盾较突出。受历史因素及经济环境等影响,中国区域产业结构以及优化升级进程存在较大差异,进一步强化了老龄事业发展基本格局的不均衡性。4.4 市场经济规模扩大未有效推动养老服务社会化进程,老龄事业发展相对滞后。
21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迅速。在此背景下,中国养老为老服务体系加快进入以社会化为特征的重建阶段[41,42],将解决老龄问题的视角由家庭向社会过渡。模型中,其回归系数为负,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与既有研究结论基本一致[43],即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主导、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并不理想,未能从根本上实现中国老龄事业的快速发展。在具体地方实践中,养老服务资源仍局限于以政府作为单一供给主体,前期投资大、回报周期长、收益不确定性和市场准入门槛高等导致社会力量参与不足或明显缺位,中国老龄事业发展面临不充分、不协调、不平衡问题。以养老机构床位供给为例,地方政府发挥着强势主导作用,市场化供给十分有限,供给侧与需求侧不匹配的失衡问题突出。为此,“十三五”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体系建设规划中强调,充分激发市场活力,整合全社会养老服务资源,并明确提出“到2020年,政府运营的养老床位数占当地养老床位数总数的比例不超过50%”的具体发展目标。可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推动养老服务社会化和市场化,将是实现中国老龄事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突破口。4.5 家庭规模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对中国老龄事业的倒逼作用未能有效发挥
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家庭结构、家庭规模和人口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核心家庭和空巢家庭增多。一般而言,在老龄化的大背景下,家庭规模小型化直接导致其原本的代际支持和养老功能不断弱化,家庭养老职能向外部转移,致使政府和社会逐渐成为和家庭共担养老义务的主体[44],这将在客观上倒逼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与发展。模型中,家庭规模小型化的回归系数为负但不显著。人口老龄化则显著为负,这与理论预期相反。这可能是由于现阶段传统家庭养老观念仍占据主导地位,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还未随家庭结构的变动而产生联动效应,其建设发展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快速转变并不协调。5 结论与讨论
5.1 结论
（1）2004—2016年,中国老龄事业总体水平稳步提高,区域差异不断减小,呈现“东部地区居高,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较低,东北地区最末”的空间非均衡状态,且西部地区发展势头最为强劲。另外,东部地区老龄事业发展水平“两极化”现象显著,中、西部及东北地区呈现内部相对趋同状态,省区间差异较小。（2）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水平整体偏低,中低及低水平区在空间格局中占据主导地位。同时,老龄事业发展水平的空间分异存在时间稳定性,空间结构具有一定锁定特征。研究初期,高水平区以北京和上海为中心,“双核”特征突出,随时间变化而形成北京、云南、上海及浙江的类三角结构;新-甘-宁-青-藏-川-黔形成较高水平的均衡态势,横亘于中国西南部;较低及低水平区空间分布大致经历了自西南向东北的辐射缩减过程,基本由东北平原经过黄土高原和长江中游地区绵延至两广地区,形成一条由北向南的低值集聚带,呈“中部塌陷”式结构特征。
（3）与经济重心相比较,中国老龄事业重心在移动方向、移动距离与速度上都有更为显著的变化。老龄事业重心与经济重心在空间上存在分离现象,二者重心重叠性,即错位距离随时间呈“U”型变化特征。负向错位区主要分布在黄河、长江中上游地区,呈现出较显著的低错位区-中错位区-高错位区的由东南向西北的梯度分布格局。正向错位区则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长城以北等地区,错位强度呈局域型“核心-边缘”结构。空间错位现象主要是由少数省份经济增长与老龄事业发展的空间不匹配造成的,其中中国西部地区尤为突出。
（4）老龄事业发展的地区差异是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和行政导向、产业结构升级等因素对老龄事业发展水平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是老龄事业地区差异的基础性要素,是形成中国老龄事业发展“东高西低”空间格局的原因之一,在此基础上,受政府政策和行政导向作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老龄事业发展显著,绝对水平反而处于相对高位,形成“东部优势突出,西部崛起,而中部及东北地区塌陷”的分布格局及空间错位特征。产业结构升级对地区老龄事业发展水平具有积极促进作用。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养老服务市场发育尚不健全,缺乏多元化、多渠道社会参与机制,制约了老龄事业的快速发展。家庭规模小型化和人口老龄化对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倒逼作用不明显。
5.2 讨论
快速人口老龄化与社会结构转型相叠加,中国人口老龄化形势严峻,老龄问题突出。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老龄事业发展与养老服务建设已成为破解老龄化所引发诸多社会问题的行动路径。积极老龄化作为新理念,为发展全球、国家和地方人口老龄化战略提供了一个行动框架。受经济条件、资源环境和社会文化等制约,中国不同地区在妥善处理社会新问题新矛盾和满足多元利益诉求的能力尚存在较大差异。基于地理学视角,探寻适合国情的老年群体的生存和发展之路,主动适应人口老龄化的客观要求,实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建设理想型老龄社会将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基于“积极老龄化”理论框架,本文从健康、参与、保障三大维度构建了基于省域尺度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初步探讨了中国老龄事业发展的时空演变及其与区域经济的匹配关系,丰富了老龄化地理学的研究领域。但研究中还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学术界关于老龄事业的综合性评价与量化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评价指标体系尚未形成统一观点;同时受数据的可获得性约束,诸如老年人社区健康管理、老年人参政议政、敬老养老助老社会风尚以及老龄产业等指标并未予以考量,指标体系进一步完善将是后续研究的重点。二是基于数据可得性及量化难度,本文以省域为研究单元,在宏观上分析了中国老龄事业建设现状,针对市域尺度,尤其是融合中微观尺度的评价优势,从主客观相结合视角实现老龄事业评价的综合集成,需要在后续研究中作进一步讨论。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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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 文章从内容、性质、根源、表现形态等方面对老龄问题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必须从社会形态理论和人类社会发展兴衰之道的高度重新认识老龄问题。结论是:30年来中国老龄问题研究的核心议题即应对人口老龄化一以贯之,但研究视角发生了"老年人问题—结构性问题—社会形态—兴衰之道"的转变,反映了不同阶段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取向和理论基础的重要转变,即从问题研究(问题取向)到社会形态研究(理论取向)的转变,从解决问题到建构新的社会形态的转变,但根本上是从应对之术到应对之道术俱进的转变。文章提出,必须着眼长远,立足当前,从中华民族兴衰的高度,居盛思衰,把握人口老龄化的应对之道,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战略安排,确保老龄社会条件下顺利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 文章从内容、性质、根源、表现形态等方面对老龄问题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必须从社会形态理论和人类社会发展兴衰之道的高度重新认识老龄问题。结论是:30年来中国老龄问题研究的核心议题即应对人口老龄化一以贯之,但研究视角发生了"老年人问题—结构性问题—社会形态—兴衰之道"的转变,反映了不同阶段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取向和理论基础的重要转变,即从问题研究(问题取向)到社会形态研究(理论取向)的转变,从解决问题到建构新的社会形态的转变,但根本上是从应对之术到应对之道术俱进的转变。文章提出,必须着眼长远,立足当前,从中华民族兴衰的高度,居盛思衰,把握人口老龄化的应对之道,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作出战略安排,确保老龄社会条件下顺利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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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 <p>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发展的重要目标, 其基础是准确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与空间差异。空间场能是区域中心城市借助区域联系“通道”带动外围地区发展而产生的“势能差”的抽象表达, 是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与空间差异的有效手段。基于空间场能的内涵及表征方法, 从省际、市际、县际等尺度探讨了中国宏观经济、三大地带与南北经济差异的时空特征、区域经济变化的空间作用机制以及区域经济格局的类型划分。结果表明:① 2000 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在扩大, 但不同研究尺度反映的经济差异大小有所差别;② 三大地带的内部经济差异呈显著的“反自然梯度”特征, 南北差异由“南北平分秋色”向“南强北弱”演变, 南方与北方内部经济发展差异均呈扩大趋势;③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极化现象, 经济增长局部聚集模式呈现分异性与规律性;④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可划分为5 大类型区23 个亚单元, 不同类型区未来应实施针对性的发展策略。</p> . <p>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区域发展的重要目标, 其基础是准确评价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与空间差异。空间场能是区域中心城市借助区域联系“通道”带动外围地区发展而产生的“势能差”的抽象表达, 是反映区域经济发展格局与空间差异的有效手段。基于空间场能的内涵及表征方法, 从省际、市际、县际等尺度探讨了中国宏观经济、三大地带与南北经济差异的时空特征、区域经济变化的空间作用机制以及区域经济格局的类型划分。结果表明:① 2000 年以来中国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在扩大, 但不同研究尺度反映的经济差异大小有所差别;② 三大地带的内部经济差异呈显著的“反自然梯度”特征, 南北差异由“南北平分秋色”向“南强北弱”演变, 南方与北方内部经济发展差异均呈扩大趋势;③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极化现象, 经济增长局部聚集模式呈现分异性与规律性;④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格局可划分为5 大类型区23 个亚单元, 不同类型区未来应实施针对性的发展策略。</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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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 . 运用作者提出的AECI指数法并借助人口模拟,对198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强度、趋势和调控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和国际比较,发现:本世纪上半叶中国将面临巨大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按中方案预测,2020年代中至2030年代末将是压力增大最快时期,压力高峰将出现在2040年前后,高峰时的压力将可能达到2010年压力的4倍;巨大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将有可能显著地削弱中国崛起的后劲;缓解未来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必须以经济手段为主、人口手段为辅;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前提下中等幅度逐步放宽现行生育政策,既可有效地缓解未来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又可同时将人口规模压力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这是调控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合理路径。 . 运用作者提出的AECI指数法并借助人口模拟,对1980～2050年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强度、趋势和调控进行系统的定量分析和国际比较,发现:本世纪上半叶中国将面临巨大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按中方案预测,2020年代中至2030年代末将是压力增大最快时期,压力高峰将出现在2040年前后,高峰时的压力将可能达到2010年压力的4倍;巨大的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将有可能显著地削弱中国崛起的后劲;缓解未来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必须以经济手段为主、人口手段为辅;在坚持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前提下中等幅度逐步放宽现行生育政策,既可有效地缓解未来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又可同时将人口规模压力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这是调控中国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的合理路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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