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戚伟Spatial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of municipal districts in China
ZHUJianhua, QIWei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8-08-28
修回日期:2019-04-3
网络出版日期:2019-05-13
版权声明:2019《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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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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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城市发展具有科学规律,城市行政等级越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城市人口规模就越大[1]。行政区划是大政国基,行政区划对国家的空间治理和优化区域发展格局有着显著作用[2]。不同规模的城市区划格局不一,城市等级升格后会进行相应的行政区划调整,也有城市为了规模升格而进行市辖区区划调整[3]。随着中国城镇人口快速增加,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较为频繁,县改市增加了城市数量,县（市）改区扩大了城市规模。自1997年国家冻结“县改市”审批后,县（市）改区成为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方向,市辖区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大都市区”广泛撤县（市）设区,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深圳、南京等大都市市域范围已经没有县和县级市,全部改设为市辖区。加上最近几年各地方大力推行“省直管县”试点,不少地级市更是加快了“撤县（市）设区”步伐。与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普遍设置市辖区相比,国外大城市才设置市辖区,例如日本仅有18个政令指定市设置了市辖区,设区市人口至少70万,每个市最少设3个市辖区,与中国相比,日本市辖区设置更为严格,并有明确的设置标准[4]。韩国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才能设置市辖区,并且每个市辖区人口不得低于20万[5]。由于目前国家尚未颁布市辖区设置标准,近年来新设的大多数市辖区面积过大、形态格局不合理,并且城镇化水平较低,导致城市“摊大饼”发展,城市缺乏合理增长边界。因此,《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制定城市市辖区设置标准,优化市辖区规模和结构”、“严格新城新区设立条件,防止城市边界无序蔓延”[6]。201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又提出“树立‘精明增长’、‘紧凑城市’理念,科学划定城市开发边界,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这些政策为未来城市市辖区的设置与调整指明了正确方向。与中国实行“城乡合治”的广域市模式不同,西方城市行政范围与城市建成区几乎一致,城市空间比较紧凑。Dantizg最早提出了“紧凑城市”的概念[7],其后数十年“紧凑城市”理念与模式受到了西方****的追捧[8,9]。国外大都市区一般由多个自治城市组成,涌现出许多大都市区联合政府[10]。但是,西方的分权化导致了大都市区内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协调性不够,出现了类似于美国大都市区“碎片化”现象。而中国大都市区一般采取“撤县(市)设区”调整方式,让大都市区全部纳入一个大城市行政管辖范围内,有效地解决了“碎片化”问题[11]。但是市辖区区划调整对城市空间权力产生作用,撤县(市)设区意味着县（市）改区后权力弱化,权力集中到了市政府[12]。国内有****总结了市辖区扩张的4种模式 [13],梳理了现阶段中国大都市行政区划调整问题及思路[14],分析了城市行政区划格局的演变和驱动力机制[15]。国内****普遍认为区划调整促进了城镇化发展,并消除了大城市规模扩张的体制性障碍[16],具有较强的城镇化和经济效应[17,18]。有****采用紧凑度、偏心度和破碎度等方法分析了中国县级政区形态特征及变动趋势[19],以及近40年来中国城市扩张对城市空间形态演变的影响[20]。顾朝林等基于功能区思想分析了大都市区行政区划调整[21]。王开泳等以市辖区扩张为变量,通过“时空轨迹法”测算了中国城市空间扩张的平稳性[22]。王丰龙等分析了市辖区调整对房价的影响[23]。综上所述,市辖区区划调整是通过行政手段影响城市空间规模与结构的一种方式,但以往的研究没有注重研究市辖区的空间结构特征和演化规律,尤其是以往仅研究某个城市的空间结构,没有考虑全国尺度的市辖区空间结构规律。本文通过分析全国不同等级城市的市辖区规模和空间结构特征,全面系统地总结出其演化规律与机制,为今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优化调整提供有益的借鉴。
2 市辖区空间结构的类型划分
2.1 数据来源
本文的城镇人口数据来源主要是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参照2014年城市规模等级划分新标准,核算295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区人口数据。基础地理数据采用中国科学院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提供的2009年1∶100万分县市行政区划图以及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2016年标准地图（Albers等积割圆锥投影）,在2009年行政区划图基础上参照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数据进行1995年、2005年、2015年市辖区边界变动的修正,作为研究底图,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中国城市市辖区空间数据库,包括不同时期的市辖区名称、数量、范围和人口数据等。2.2 类型划分
设区市一般指地级以上的城市。截止2015年底中国共有地级市以上的城市共295个,其中直辖市4个,地级市291个。此外,地级市中包含东莞、中山、嘉峪关、三沙、儋州5个“直筒子市”（未设置市辖区,地级市直管乡镇街道）,默认为这5个城市仅有一个市辖区。本文依据各城市的市辖区空间分布形态,将295个地级以上城市的市辖区空间结构划分为6种理论类型（表1）。其中圈层式、组合式、并排式和独立式属于四种基本类型,而包围式和飞地式属于两种特殊类型（图1）。此6种类型可以将所有地级以上城市全覆盖,彼此不重复。Tab. 1
表1
表1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空间结构的主要类型
Tab. 1Types of the spatial structure of municipal districts in the prefecture-level and above cities
| 空间结构类型 | 主要特征 | 城市数量 | 案例 |
|---|---|---|---|
| 圈层式 | 自内而外,由小及大 | 26 | 北京、上海 |
| 组合式 | 三个以上,彼此均衡 | 52 | 太原、合肥 |
| 并排式 | 两个以上,一字排开 | 88 | 三亚、兰州 |
| 独立式 | 独有一个,唯一市区 | 76 | 东莞、聊城 |
| 包围式 | 自内而外,内部成岛 | 18 | 徐州、阳泉 |
| 飞地式 | 两块以上,互不相连 | 35 | 重庆、石家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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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市辖区空间结构的6种类型
-->Fig. 1Six types of spatial structure of municipal distri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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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圈层式结构 市辖区的分布从内到外呈现出多个明显圈层。此类型城市的市辖区数量较多,一般出现在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及大城市中。市中心的市辖区设置较早、面积较小但人口密度大、城镇化水平高;外围的市辖区一般是由县（市）改设的区,面积较大但人口密度较低、城镇化水平较低。例如原北京内城的东城、西城、宣武、崇文四区,平均面积仅有23 km2,2010年合并为新的东城区和西城区,平均面积也仅有46 km2;第二圈层的海淀、朝阳、丰台、石景山四区平均面积为319 km2;第三圈层的大兴、房山、通州、门头沟、昌平、顺义等区面积更大,平均达1291 km2;而最外圈层的怀柔、密云、延庆等市辖区平均面积则达到了2115 km2。一般来说,圈层式结构由内到外市辖区设置时间越来越晚,面积越来越大。
圈层式结构城市还可以细分为两种,一种是出现3个及以上明显圈层的城市,除北京外还有上海、天津、广州、杭州等;另一种是出现2个明显圈层的城市,例如南京、武汉、成都等。根据“六普”数据,圈层式结构城市的城镇总人口一般在200万以上,因此可以得出,形成圈层结构的城市规模等级门槛比较高,至少要达到200万城镇人口。但是,保定市属于区划调整超前发展的特例,2015年保定市将周边的满城县、徐水县、清苑县一起改设为市辖区,从而成为圈层式结构。
2.2.2 组合式结构 城市拥有3个及以上市辖区并且空间分布比较紧凑的类型,但没有出现明显内外圈层的空间结构。组合式结构城市的市辖区平均数量为4.04个,并且人口规模较大,城镇人口数量在32万~307万之间,在规模等级上以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为主。伊春市属于组合式结构城市的特殊案例,虽然有15个市辖区,但是分布比较零乱,城市规模仅为中等城市,平均每个市辖区城镇人口数量仅有4万,为全国最低。因此,伊春市辖区结构属于过度超前发展,应适当合并。
2.2.3 并排式结构 城市拥有2个及以上市辖区并列分布或呈一字形排开的类型。这种结构类型以中小城市为主,但也有一些大城市的市辖区分布属于这种结构类型,大多数属于沿海城市,拥有3个以上市辖区并且呈一字形排开,例如：汕头、烟台、海口、泉州、三亚、秦皇岛等,主要原因是每个市辖区都拥有一片海域。此外,兰州等河谷城市也属于类似结构。只有2个市辖区的城市基本都是并排式结构,极少数城市属于飞地式（东营市）、包围式（泰安市）。拥有3个及以上市辖区的城市多是因为沿海、河谷以及一些特殊地形条件。
2.2.4 独立式结构 仅有一个市辖区并且属于一个连续的整体。中国72个地级市仅有一个市辖区,此外5个“直筒子市”也可以归入这一类型。但不是所有的“一市一区”都是独立式结构,例如六盘水市尽管只有一个市辖区钟山区,但是钟山区有一块飞地被毕节市包围,因此,六盘水市不是独立式而属于飞地式结构。独立式结构多出现在尚处于城镇化进程中初级阶段的小城市,多是由于“切块设市”而形成,城市规模均较小,只有东莞和中山两市规模等级较高,除此之外,独立式中最大的聊城市东昌府区城镇人口仅有50万。
2.2.5 包围式结构 内层的市辖区被外围一个市辖区大部分包围或全部包围。这种结构类型比较少见,一般出现在一些工矿城市,例如大同、阳泉、攀枝花等城市。还有一些由于“切块设市”,中心城区面积较小,后来又将面积较大的郊县整体改区,从而形成包围式结构,例如徐州、开封等。包围式的空间结构不太合理,未来需要对外围面积较大的区进行拆分,从而形成更为合理的圈层式结构。
2.2.6 飞地式结构 个别市辖区与中心城区的市辖区不相连的分布形态。飞地式结构属于特殊类型,与城市规模等级没有明显的相关性,此类结构从特大城市到小城市都有。飞地式结构多是由于历史因素造成的,主要出现在一些工矿城市的矿区,例如石家庄的井陉矿区、承德的鹰手营子矿区、包头的白云鄂博矿区等。矿区一般以煤炭、金属矿等采掘业为主,辖区内以非农人口为主,因此,历史上将这些与中心城区不相连的矿区也划入到了城市范围,形成了飞地式的特殊结构。第二种类型是城市合并形成的飞地结构,例如重庆市,“飞地”市辖区万州区、黔江区都是原来的地级行政中心,1997年以后并入直辖后的重庆市;昆明市的“飞地”东川区与万州区、黔江区成因相似。第三种飞地结构类型是由于政府迁移导致的,例如南平市新的政府驻地所在的建阳市改为建阳区,但是与原来的延平区中间被其他县分隔,从而使得原来的老城区成为一块“飞地”。第四种类型为海洋阻隔或岛屿形成的飞地市辖区,例如青岛市黄岛区与主城区隔海相望;温州市洞头区是一个群岛,与陆地上的主城区无法相连。飞地市辖区往往面积较小,有的是单独的一个市辖区,也有的是某个市辖区的一部分,城市功能比较单一,基础服务设施不完善。尤其是许多矿区随着资源的枯竭,缺乏后续发展动力,需要通过区县合并来解决此类飞地问题。
圈层式和组合式在规模较大的城市中空间结构比较合理,符合城市由内向外逐渐扩张的演化规律;并排式结构不够紧凑,3个以上市辖区并排式空间布局过于狭长,存在相互联系不够紧密等劣势;独立式结构紧凑,但是城市没有进行分区管理;包围式结构外层的市辖区面积过大,内层的市辖区偏小、发展后劲不足,空间结构不合理;飞地式结构出现了市辖区空间分割的格局,尤其是“飞地”部分发展滞后,而且难以协调统一。总的来说,圈层式和组合式空间结构比较合理,规模较小的城市适用于独立式和并排式,但随着城市规模逐渐扩大需要进行合理分区和空间优化,而包围式与飞地式空间结构存在不足,需要继续优化调整。
3 结果分析
3.1 不同等级城市的市辖区空间分布格局及特征
城市规模等级是按城市人口规模划分的。2014年国家出台了新的城市规模等级划分标准,将城市划分为五类七档,增加了“超大城市”等级,并且各个等级城市的人口规模标准比之前有所提高。根据“六普”城镇人口数据,按照最新的规模等级划分标准,中国295个地级以上城市中共有3个超大城市（北京、上海、深圳）,9个特大城市（广州、天津、重庆、武汉、成都、沈阳、南京、东莞、佛山）,58个大城市,其中11个Ⅰ型大城市、47个Ⅱ型大城市,87个中等城市,129个小城市,其中108个Ⅰ型小城市、32个Ⅱ型小城市。中国城市的规模等级与行政等级是比较吻合的,行政等级越高的城市规模等级越高,行政等级越低的城市规模等级越低。省会城市除拉萨外都是大城市及以上等级。3.1.1 城市规模等级与市辖区数量的耦合特征 城市规模等级划分主要是基于城区常住人口数量,“六普”把人口分为城人口、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其中城人口与新标准中“城区常住人口”的口径基本一致。城区是指在市辖区和不设区的市,区、市政府驻地的实际建设连接到的居民委员会所辖区域和其他区域,因而市辖区的数量和辖区内的城镇人口数量对城市的规模等级起着决定性作用。以2010年为例,超大城市的市辖区平均数量是13个,其中北京和上海各有16、17个市辖区,而深圳市域总面积较小属于特殊情况,仅有6个市辖区。此外,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Ⅰ型小城市、Ⅱ型小城市的平均市辖区数量分别是10、6.5、4.5、3.0、1.5和1.1个（表2）。可以发现,城市规模等级越高,市辖区数量越多。
Tab. 2
表2
表2不同等级城市的市辖区与城镇人口数量
Tab. 2The number of municipal districts and urban population in different rank cities
| 城市规模 等级 | 城市数量 （个） | 城区总人口平均值（万人） | 市辖区平均数量 （个） | 市辖区平均人口（万人） | 市辖区平均 面积（km2） |
|---|---|---|---|---|---|
| 超大城市 | 3 | 1451.4 | 13.0 | 111.6 | 497.6 |
| 特大城市 | 9 | 719.4 | 10.0 | 71.9 | 679.2 |
| Ⅰ型大城市 | 11 | 370.8 | 6.5 | 57.4 | 442.7 |
| Ⅱ型大城市 | 47 | 172.6 | 4.5 | 38.4 | 469.6 |
| 中等城市 | 87 | 68.5 | 3.0 | 22.8 | 546.5 |
| Ⅰ型小城市 | 108 | 35.8 | 1.5 | 23.7 | 1291.4 |
| Ⅱ型小城市 | 32 | 15.7 | 1.1 | 14.3 | 301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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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辖区平均人口数量来看,超大城市平均每个市辖区城镇人口数量为111.6万,也就是说超大城市的一个市辖区就相当于一个大城市,其中最大的市辖区浦东新区总人口接近500万,相当于一个特大城市。此外,深圳市宝安区人口有450万,北京市朝阳区和海淀区人口也都超过了300万,这几个区人口规模相当于Ⅰ型大城市。而特大城市、Ⅰ型大城市、Ⅱ型大城市、中等城市、Ⅰ型小城市和Ⅱ型小城市的市辖区平均城镇人口分别为71.9万、57.4万、38.4万、22.8万、23.7万和14.3万。可以发现城市规模越大,市辖区的平均城镇人口数量越大,但有趣的是中等城市和Ⅰ型小城市的市辖区城镇人口数量几乎一样,也就是说城镇总人口在20万~100万之间的城市平均每个市辖区人口稳定在23万左右。城市规模等级越高,市辖区平均面积越小,人口密度越高。
3.1.2 不同类型的城市市辖区空间分布特征 上文中将中国城市市辖区的空间结构分为6种理论模式,图2是6种类型在全国的空间分布。图2可以看出,圈层式结构城市中2/3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他几个区域只有9个城市,均为省会及以上城市。组合式结构城市在东北地区分布最密,平均每省3.3个;其次为中部地区,每省2.5个;西部地区各省区平均仅有1个,并且主要集中在广西和内蒙古2个自治区;而东部地区组合式结构城市主要集中在江苏和山东2省。并排式结构城市分布相对较为均衡,东部和中部地区平均每省超过4个;东北和西部地区略少,平均每省2个左右。独立式结构城市大多分布于中西部,其中西部地区有37个,中部地区有24个,东部和东北平均每省1个,其中江苏和辽宁两省已经没有独立式结构。包围式结构属于特殊类型,有一半出现在中部地区,其他地区均较少,此外广东省有3个城市属于包围式,都是近几年外围较大的郊县改区形成的。飞地式也属于特殊类型,在全国分布比较均衡,但在某些省分布比较集中,例如辽宁省有6个、河北省有4个、河南和安徽各有3个,这几个省的飞地市辖区形成原因均为资源型城市的矿区。此外,新疆总共只有3个设区市,其中两个为飞地式。飞地式结构中有许多规模等级较高的城市,例如重庆是中国最大的飞地式结构城市,如果不考虑这种特殊因素,重庆属于典型的圈层式结构,此外石家庄、郑州、昆明、乌鲁木齐等省会城市也是飞地式。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中国城市市辖区不同空间结构类型的分布
注：此图根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底图（审图号：GS（2016）1569号）绘制而成,底图无修改。
-->Fig. 2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spatial structure types in municipal district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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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中国城市市辖区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
中国城市市辖区的空间格局演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市辖区数量几乎每年都在增加。通过比较1995年、2005年、2015年3个年份的市辖区分布与增长情况（图3）,可以看出,1995—2005年间东部地区大城市市辖区扩张较快,许多大城市开始呈现出圈层式结构;中西部地区通过“撤地（区）设市”,也增加了很多市辖区,但大多数属于独立式结构;而东北地区仅增加了两个市辖区。1995年全国共有706个市辖区,2005年市辖区数量增加到了852个,平均每年增加14.6个,这一阶段发展速度较快。到2015年市辖区数量上升到了921个,比前一阶段增速要慢很多,尤其是2006—2012年这7年仅增加了8个市辖区。但是,2013—2015年这3年又进入了增设市辖区的快车道,共增加了65个市辖区,年均增设22个市辖区。新增设的市辖区除西部一些地区属于“撤地（区）设市”外,多集中在已有市辖区外围,市辖区调整以优化空间结构为主。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1995—2015年中国市辖区空间分布格局的演变
注：此图根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底图（审图号：GS（2016）1569号）绘制而成,底图无修改。
-->Fig. 3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China's municipal districts from 1995 to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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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看,1995—2015年这20年间市辖区数量和面积一直在扩张,有一半以上的城市市辖区进行了扩展与结构性调整。其中,1996—2005年以县改区扩张为主,2005年之后县改区与市辖区合并同步发展。大部分市辖区都是由中心城市周边的县（市）改设的,新设的市辖区一般面积较大、城镇化水平较低,2011—2015年增设的77个市辖区平均面积远远大于全国市辖区平均面积,而且新增设的市辖区城镇化水平仅有42.4%,低于全国平均城镇化水平,并且建成区面积所占比重过低,导致了“虚假城镇化”现象。
3.3 中国城市市辖区空间结构的演化路径
不同规模等级市辖区空间结构类型具有很大差异。城市规模较小的时候,一般只有一个市辖区,属于独立式结构,这类城市城镇人口平均为30万左右。随着城市的发展,增长边界逐步向外扩张,因而出现了大量的撤县（市）设区情况,独立式结构地级市越来越少,逐步发展成为并排式,这类城市一般拥有2~3个市辖区,城镇人口平均为70万左右。城市规模继续扩大后,并排式结构逐步向组合式结构转变,组合式结构的城市一般拥有3~5个市辖区,城镇人口平均在100万左右。组合式结构城市范围继续扩大就会向圈层式结构转变。圈层式结构的门槛比较高,目前圈层式结构的市辖区数量至少5个,平均为8.3个,城镇人口规模最低在200万。中国城市规模等级由“小城市-中等城市-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而城市市辖区结构的一般演化路径为“独立式-并排式-组合式-圈层式”,例如三亚市一次就设置了4个市辖区,并且沿海一字排开;泰州市1996年升格为地级市设置了海陵区,1997年增设了高港区由独立式变为并排式结构,2012年又增设了一个市辖区发展为组合式结构,泰州市也是地级市市辖区空间结构演化的典型范例;从组合式结构转变为圈层式结构过程一般比较漫长,保定市在2015年一次性将周围3个县徐水、满城、清苑全部改设为市辖区,直接升格成为了圈层式结构。但也存在少数特殊情况,有些城市从独立式直接发展为组合式,例如绍兴市;还有城市从并排式直接演变为圈层式结构,例如深圳市。此外,圈层式结构也会继续优化,发展路径一般为内城合并、外城通过县改区继续扩张,例如北京市从两个圈层向第三、四圈层演化（图4）。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典型城市的市辖区演化路径示意
-->Fig. 4The evolution paths of municipal districts in some typical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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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独立式向并排式以及由并排式向组合式演化过程所需时间一般比较短。早期,“地区改市”后独立式结构城市数量最多,但是随着近年来撤县（市）设区进程加快,不少“一市一区”问题已经解决,因此独立式结构城市的比重下降速度很快,而并排式和组合式城市比重逐步上升,在2012—2015年这4年间就有28个城市由独立式演变为并排式或组团式。此外,包围式与飞地式属于特殊类型,随着城市范围继续扩张以及市辖区结构的优化,这两种特殊类型也在向组合式和圈层式结构发展演化。
3.4 中国城市市辖区空间结构的演化机制
城市市辖区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因素比较多样,内在演化机制也各不相同。导致城市市辖区空间结构变化的区划调整方式主要有三种：增设、拆分与合并。增设市辖区是城市空间向外扩张的主要方式,拆分和合并市辖区是城市内部空间优化的方式。其中,增设市辖区使得市辖区数量和总面积均增加,主要影响因素是经济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区位、地形和边界等因素也发挥一定作用。拆分市辖区使得市辖区面积不变而数量增加,主要影响因素是市辖区的面积和人口规模过大,自然地理条件、开发区实体化转变、“直筒子市”分区管理也对市辖区的拆分产生一定影响。合并市辖区使得市辖区面积不变但是数量减少,主要影响因素是部分市辖区面积过小,此外市辖区的功能定位相似和国家区划调整政策也促进了市辖区的合并。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是市辖区空间结构优化调整的外在动力,市辖区人口和面积规模是空间结构优化调整的核心因素,水系、地形、边界、区位等地理条件也是市辖区设置与调整的限制性因素。3.4.1 增设市辖区的影响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随着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城市规模扩大后旧城区发展空间不够,需要向外拓展。将中心城市周边县（市）改区,纳入到城市总体规划,降低了区县间的协调成本。因此,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市辖区数量增加速度非常快,例如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各市通过不断增设市辖区,各城市市辖区已经连成一片。
城镇化发展带来的人口和用地需求增加也是增设市辖区的主要驱动力。199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29.04%,城镇人口仅有3.52亿。200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42.99%,城镇人口总数为5.62亿,10年间城镇人口增加了2.1亿。201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56.1%,城镇人口达到了7.71亿,与2005年相比又增加了2.09亿。20年来平均每年增加2100万城镇常住人口,对城镇建设用地需求极大,而许多城市中心城区已经没有了土地资源,因此中心城市需要通过撤县设区向外围县市扩张。
交通区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些城市为了靠近沿江沿海港口或高铁等重要的交通线,城市市辖区逐步向港口和交通线方向扩张,例如泰州市原本属于内陆城市,从下辖的县市中析置出一个拥有长江优良港口的市辖区——高港区,从而成为重要的沿江港口城市;唐山市区范围内没有海港,因曹妃甸拥有重要的海港,为了获得重要的港口区位,将唐海县改设为曹妃甸区。
地形因素对市辖区扩张产生较大影响。平原地区城市扩张较容易,而位于山区或盆地的城市市辖区空间则难以扩展。例如云南、贵州两省除省会外,其他地级市市辖区基本都只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城市全部位于云贵高原上的“坝子”（盆地、河谷）,难以孕育规模等级较高的城市。但是,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和交通设施的完善,地形条件对城市市辖区扩张的限制作用正逐步削弱。
行政地位与行政边界也影响了市辖区的扩张。近10年来增设市辖区数量最多的主要是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由于省会及以上等级城市是各级地方的行政中心,在撤县设区方面具有较大优势。中国城市一般都是“城乡合治”,市域范围内还有县或县级市,行政边界的作用就是将市辖区限制在市域范围内,市辖区扩张只能考虑自己管辖的紧邻中心城区的县市。例如,深圳市尽管城市的影响范围很大,但是囿于市域范围狭小,夹在香港、东莞和惠州中间,城市发展空间受限,无法继续扩张。
3.4.2 拆分市辖区的影响因素 市辖区的面积和人口规模是拆分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个市辖区面积过大、人口过多,不利于实行精细化管理以及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行政管理效率不高。近年来很多城市都对规模较大的市辖区进行了拆分,被拆分的市辖区面积都超过1200 km2。其中,四川省巴中市原先唯一的市辖区巴州区,行政管辖面积达2566 km2,人口超过了140万,有必要进行分区管理,因此拆分为两个市辖区巴州区和恩阳区,拆分后的两区面积均超过1000 km2,人口至少有60万,依然超过全国市辖区的平均规模。
自然地理条件对市辖区拆分也会产生影响。拆分市辖区时不仅考虑面积、人口规模是否太大,还考虑到了江河等自然分界的作用。例如从四川省广安市的广安区被渠江分割为两块,在渠江东岸析置出一个新的市辖区前锋区,两区“划江而治”,渠江是市辖区拆分的重要影响因素。
新区、开发区等开始向实体化市辖区转变。中国绝大多数城市设置了新区或开发区,并设立管委会进行管理。新区、开发区多数位于市辖区范围内并以经济开发为主的功能区,但是属地所在的市辖区却没有管理权限,虽然短期来看,对城市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但是长期来看由于市辖区政府和管委会之间的体制矛盾,对长远发展不利。因此,不少新区和开发区在逐步向市辖区转变。例如,2015年无锡新区从原先的市辖区中析置出来设立为新吴区,变成为一个行政实体单元。
此外,“直筒子市”分区管理成为区划改革的趋势。例如三亚市拆分为吉阳、崖州、天涯、海棠4个市辖区,这样也将原来的独立式变为并排式,市辖区空间结构更加合理,能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东莞、中山等城市规模较大,没有分区管理不利于城市功能定位和行政效率的提高,未来可以借鉴三亚案例划分为几个市辖区。
3.4.3 合并市辖区的影响因素 市辖区面积规模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市辖区规模太小,管辖范围与一个街道差不多,规模小的市辖区合并后可减少行政机构,节约行政成本,提升行政管理效率。最近合并的市辖区面积都很小,并且位于大城市的内城核心区。例如,合并之前的北京市崇文、宣武两区都小于20 km2;合并之前的上海市卢湾区和静安区只有8 km2,是全国面积最小的两个市辖区。此外,近年来南京、广州、青岛等城市也将面积较小的市辖区进行了合并。
城市功能定位也是影响因素之一。苏州古城区内的沧浪、平江、金阊三区功能基本相同,合并为姑苏区之后与苏州国家历史文化古城保护区管理范围一致,有利于苏州古城的统一规划与保护,有利于资源整合避免重复建设,有利于城市长远发展。北京内城二环以内的东城、西城两区面积很小却没有进行合并,主要因素就是两区之间的功能定位不同。东城区功能定位是北京市政治中心的主要载体和全国性文化机构聚集地,西城区功能定位是国家政治中心的主要载体和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因此,北京内城核心区东城、西城两个市辖区目前没有合并,但是随着北京市政府向通州区搬迁,未来有合并的可能性。
国家区划调整政策也对市辖区合并产生一定影响,基本方针是不增加政区数量,鼓励适当合并。许多规模较大的城市区划调整过程中城市外围增设市辖区与内城市辖区合并同时进行,例如南京市将高淳县和溧水县改设为市辖区,同时将秦淮区与白下区合并为新的秦淮区,将鼓楼区与下关区合并为新的鼓楼区,此外,近年来广州、苏州等城市区划调整也与此类似。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中国城市市辖区空间结构可以分6种类型：圈层式、组合式、并排式、独立式、包围式和飞地式。通过对不同等级城市的分布特征和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空间结构的分析,主要结论如下：（1）城市规模等级越大,市辖区数量越多,市辖区平均人口也越多。6种结构类型的城市空间分布情况为：圈层式结构城市有2/3分布在东部地区;组合式结构城市在东北地区分布最密,西部地区分布最稀;独立式结构城市大多分布于中西部,东部地区较少;包围式结构城市中部地区最多;并排式和飞地式结构城市在全国分布比较均衡。
（2）1995—2015年的20年间市辖区数量和面积一直在扩张,并且近三年来扩张速度在加快。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一般路径为“独立式-并排式-组合式-圈层式”,圈层式结构会继续优化,通过“内城合并、外城扩张”从两个圈层向第三、四圈层演化。
（3）市辖区结构变化的行政区划调整类型主要有三种：增设、拆分与合并。增设市辖区的主要影响因素有经济发展水平、城镇人口与用地需求增加、交通区位、地形以及行政地位与边界;拆分市辖区的主要影响因素有面积和人口规模过大、自然地理条件、新区开发区的行政实体化;合并市辖区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规模小、功能定位及国家政策。
4.2 讨论
本文梳理了中国城市市辖区的空间结构特征、影响因素与演化机制,只是对中国市辖区的发展简单梳理,仍有许多问题需要未来进一步探索。通过对中国20年来城市市辖区空间扩张过程的梳理发现,虽然新增设的市辖区面积过大、城镇化水平低、城市建成区所占比重过低,导致了一定的“虚假城镇化”,但是大部分增设的市辖区为中心城市未来发展提供了足够的拓展空间,优化了城市市辖区空间布局与结构,分散了部分原来中心城区的职能和人口,有利于城市功能的疏解,例如1997年北京市通县改为通州区,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北京城市“副中心”及市政府新驻地。此外,增设的市辖区还有利于提高部分城市的规模等级,完善了中国的城镇规模等级体系。但是盲目的进行市辖区行政区划调整也导致了市辖区数量急剧增加、城镇化质量低等问题。因此,未来应当借鉴日韩等国城市市辖区设置的经验,制定严格的市辖区设置标准,合理引导中国市辖区的规范设置。新的市辖区设置标准对人口、经济、建成区及城镇化水平等指标要有一定限制,并综合考虑地形、水系等自然地理条件,面积规模要适度、土地利用要节约。未来中国需要进一步解决“一市一区”、“飞地市辖区”等难题,增加中西部地区的市辖区空间分布,继续优化大都市区内部的市辖区空间结构。并且,需要打破开发区与行政区之间的体制障碍,使得新区、开发区等功能区与行政区融合发展,鼓励开发区调整为市辖区,进一步理顺行政管理体制,有利于提高空间综合治理和公共服务水平,提高行政管理效率,推动中国新型城镇化健康长效发展。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 [1] | .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in the past 20 years has drawn much academic attention, and as a result, many attempts to explain the uniqueness of China's urbanization have emerged. Some argued that Tolley's model (1987), the well known theory explaining global urbanization, or the 'Murray-Szelenyi' thesis (1984), which focus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urbanization in socialist countries, can be applied in China. Most western literature, however, claimed either a 'rural-bias' or an 'urban-bias' from the state took place in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suggests another perspective in the analysis of this process, as it argues that it was the state bias for the allocation of production and human resources in the cities of higher hierarchical ranking that is behind China's urbanization. The objective of the paper is to test it through two hypotheses. The first hypothesis suggests that the higher the city is in the urban hierarchy, the more population it has; and the second argues the higher administrative position a city has, the better social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t will show. Using statistical data to validate these two hypothese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justify the role of 'state-bias' of resources allocation and the dominance of the administrative hierarchy in China's urbanization process. Lastly, the paper argues, the state itself is a major factor or source for China's urbanization development. |
| [2] | . 行政区划研究一直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与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资源的新论断,对于重新认识和发挥行政区划在空间治理和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回顾总结行政区划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梳理了行政区划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了新时期政区设置的背景和影响因素发生的重大变化,如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人口经济集聚的空间格局,自然地理格局对行政区划设置的影响日益减小,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为扩大管理幅度创造了条件。结合空间治理的新需求提出了新时期的行政区划研究应把握3条主线,分别是优化和提高区域管理效率、预防和保障区域治理安全和推进政区精准精细化管理。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发,提出行政层级和管辖幅度的优化可以提高空间治理效率;缩小经济强省和面积大省的管辖幅度可以保障空间治理安全;合理的管辖幅度和基层政区的优化设置有助于加强空间治理的精准化和精细化。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调整可以让空间治理更好的发挥作用,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空间治理体系提供基础支撑。 . 行政区划研究一直是人文—经济地理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与政治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城市地理学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行政区划本身也是一种资源的新论断,对于重新认识和发挥行政区划在空间治理和优化区域发展格局的作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回顾总结行政区划研究历史的基础上,梳理了行政区划研究的发展脉络,分析了新时期政区设置的背景和影响因素发生的重大变化,如城镇化进程改变了人口经济集聚的空间格局,自然地理格局对行政区划设置的影响日益减小,交通通讯条件的改善为扩大管理幅度创造了条件。结合空间治理的新需求提出了新时期的行政区划研究应把握3条主线,分别是优化和提高区域管理效率、预防和保障区域治理安全和推进政区精准精细化管理。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发,提出行政层级和管辖幅度的优化可以提高空间治理效率;缩小经济强省和面积大省的管辖幅度可以保障空间治理安全;合理的管辖幅度和基层政区的优化设置有助于加强空间治理的精准化和精细化。科学合理的行政区划调整可以让空间治理更好的发挥作用,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空间治理体系提供基础支撑。 |
| [3] | . 政区设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关系到行政管理效率和政权的稳定性,因此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城市型政区的设置与调整是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客观要求,城市型政区不仅包括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等各级城市,还包含市辖区、建制镇和街道等。建制市是城市型政区的主要类型,中国的建制市仅有百年历史,却有着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数量的快速增加,城市型政区设置变化较大。本文在辨析城市型政区相关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城市型政区的演变过程、设置模式、层级与管辖幅度,并对国内外城市型政区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在此基础上,评述了国内外城市型政区研究的主要特征与存在的不足,得出以下启示:合理设置城市型政区、创新大都市区管理体制以及减少城市行政层级。最后,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型政区的行政区划研究进展的总结,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 . 政区设置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关系到行政管理效率和政权的稳定性,因此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城市型政区的设置与调整是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客观要求,城市型政区不仅包括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等各级城市,还包含市辖区、建制镇和街道等。建制市是城市型政区的主要类型,中国的建制市仅有百年历史,却有着极其复杂的演变过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数量的快速增加,城市型政区设置变化较大。本文在辨析城市型政区相关概念与内涵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城市型政区的演变过程、设置模式、层级与管辖幅度,并对国内外城市型政区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梳理与总结。在此基础上,评述了国内外城市型政区研究的主要特征与存在的不足,得出以下启示:合理设置城市型政区、创新大都市区管理体制以及减少城市行政层级。最后,通过对国内外城市型政区的行政区划研究进展的总结,对未来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展望。 |
| [4] | . 在当前日本的市町村行政区划大改革中,设置市辖区的城市数量由13个增加到18个,这表明日本都市的行政区划模式将发生历史性的变革。由于日本都市的市辖区普遍存在着数量过多、规模偏小的问题,长远来看,日本都市行政区划模式仍应进行深度改革。而与中国城市市辖区区划模式相比,日本都市在谨慎设区、管理层次少、市辖区与建成区同步发展等方面,值得我国借鉴。 . 在当前日本的市町村行政区划大改革中,设置市辖区的城市数量由13个增加到18个,这表明日本都市的行政区划模式将发生历史性的变革。由于日本都市的市辖区普遍存在着数量过多、规模偏小的问题,长远来看,日本都市行政区划模式仍应进行深度改革。而与中国城市市辖区区划模式相比,日本都市在谨慎设区、管理层次少、市辖区与建成区同步发展等方面,值得我国借鉴。 |
| [5] | . 基于网络数据,对中日韩市辖区规模进行分析。结果总体呈现：中日韩市辖区人口规模及人口密度随城市规模增大而增加,用地规模随城市规模增加而呈现下降趋势。与日韩相比,中国城市设区数量普遍较少、市辖区规模普遍较大、城市内部市辖区间分异大、市辖区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中国不同城市的市辖区分异也十分明显。究其原因在于城市自然历史、经济社会阶段的规律性与差异性。基于此市辖区的设置必须因地、因时、因市而动,不能一刀切。 . 基于网络数据,对中日韩市辖区规模进行分析。结果总体呈现：中日韩市辖区人口规模及人口密度随城市规模增大而增加,用地规模随城市规模增加而呈现下降趋势。与日韩相比,中国城市设区数量普遍较少、市辖区规模普遍较大、城市内部市辖区间分异大、市辖区人口密度相对较低。中国不同城市的市辖区分异也十分明显。究其原因在于城市自然历史、经济社会阶段的规律性与差异性。基于此市辖区的设置必须因地、因时、因市而动,不能一刀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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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 This paper introduces a composite index to characterise urban expansion patterns based on four associated indices that describe the degree of compactness of urban land: nuclearity, ribbon development, leapfrogging and branching processes. Subsequently, principal component and cluster analysis are applied to build the composite index. Two baseline scenarios and three hypothetical policy alternatives, run from 2000 to 2030 using the pan-European EU-ClueScanner 1 km resolution land use model are then used to test the sensitivity and robustness of the composite index in large urban zones (LUZs).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aper is dedicated to the spatial analysis of a subset of large urban zones with the largest area growth in all the model runs for the year 2030. The landscape context of all built-up land in the year 2000 is analysed for the newly created urban land. It is characterised according to the proportion of natural, agricultural, built-up areas within a 7 km radius. A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relating the landscape mosaic types and the composite index allowed us to understand whether or not the landscape surrounding the existing urban cores acts as the driving force responsible for the more -渟uccessful- policy alternatives in terms of urban compactness. Modellers may consider the landscape mosaic as one possible proxy to determine which urban areas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less compact urban expansion patterns for scenarios with an increase in land claims for built-up areas. |
| [9] | . High residential density is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the compact city concept alongside mixed land uses, well-connected urban layouts, and easily accessible public transport networks. However, there is little consensus on how dense ‘high-density’ residential development should be, nor on what are the impacts of such urban environments on resident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ddress this gap in knowledge by exploring the concept of density within the context of sustainability, calling on empirical evidence conducted in the UK by the CityForm research project. This research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ments of urban form (including density) and sustainability. This paper specifically makes reference 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nsity and aspects of social sustainability, specifically social equity (i.e. access to services and facilities), environmental equity (i.e. access to and use of green/open space) and sustainability of community (including perceptions of safety, social interaction and community stability). An extensive postal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eries of follow-up in-depth focus groups were conducted in a number of neighbourhoods in five UK cities to examine the hypothesis that high-density neighbourhoods were less likely to support socially sustainable behaviour and attitudes than low-density ones. The paper starts with an introductory account of density in the UK to provide the context of the study. It then defines density and the aspects of social sustainability under scrutiny and discusses the claimed relationships as well as the implications that such claims have for policy and practice. The paper then reports on the empirical research findings which exa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density has any influence on residents’ propensity to engage in socially sustainable activities. The paper concludes by critically reflecting on how the findings fit more broadly into the ‘compact city’ debate in the 21st century, where urban, and not rural, environments are home to ever-increasing populations around the worl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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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从城市制度角度分析分权化与中国都市区域发展的相关关系,划分中国都市区域发展的阶段,并在对典型都市区域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中国都市区域的可能发展趋势,为推进健康城市化提供政策依据. . 基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从城市制度角度分析分权化与中国都市区域发展的相关关系,划分中国都市区域发展的阶段,并在对典型都市区域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的基础上研究中国都市区域的可能发展趋势,为推进健康城市化提供政策依据. |
| [12] | . 行政区划是政府间关系的直接反映,行政区划变更意味着空间支配权力的调整。城市增长边界(UGB)是在城市建设地区和限制开发地区之间划定的界线或区域,用于限制城市发展规模、界定城市建设范围。城乡规划的范围和工作内容与城市行政区及其调整具有密切关系。基于此,研究根据1978年以来我国行政区划调整和行政权利变化格局,简要分析集权格局和分权格局对城市发展的不同作用,引用UGB在土地供应限制、土地用途限制、开发建设时限限制三方面的效能原理,探讨三种效能对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重点解析UGB划定和行政区划调整在城市发展空间拓展、区域空间优化重组和城市发展时序控制、区域发展统筹等方面的共同作用,诠释行政区划调整与UGB划定的相关性。 . 行政区划是政府间关系的直接反映,行政区划变更意味着空间支配权力的调整。城市增长边界(UGB)是在城市建设地区和限制开发地区之间划定的界线或区域,用于限制城市发展规模、界定城市建设范围。城乡规划的范围和工作内容与城市行政区及其调整具有密切关系。基于此,研究根据1978年以来我国行政区划调整和行政权利变化格局,简要分析集权格局和分权格局对城市发展的不同作用,引用UGB在土地供应限制、土地用途限制、开发建设时限限制三方面的效能原理,探讨三种效能对行政区划调整的影响,重点解析UGB划定和行政区划调整在城市发展空间拓展、区域空间优化重组和城市发展时序控制、区域发展统筹等方面的共同作用,诠释行政区划调整与UGB划定的相关性。 |
| [13] | . 我国当代的城市化同行政区划调整相伴而生,两者间呈现一种互助发展的规律。城市化进程中现有的行政区划调整表现为撤县设区、设立新的市辖区、合并市辖区、扩大市区地域范围以及综合调整等模式,不同的调整模式各有利弊,不过总体呈现出缺乏科学的整体规划,具有一定盲目性;缺乏具体标准,具有一定随意性;缺乏科学的认识,具有一定片面性等特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城镇行政区划调整应与推进城镇化发展相结合、与区域内资源合理配置相结合、与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相结合。 . 我国当代的城市化同行政区划调整相伴而生,两者间呈现一种互助发展的规律。城市化进程中现有的行政区划调整表现为撤县设区、设立新的市辖区、合并市辖区、扩大市区地域范围以及综合调整等模式,不同的调整模式各有利弊,不过总体呈现出缺乏科学的整体规划,具有一定盲目性;缺乏具体标准,具有一定随意性;缺乏科学的认识,具有一定片面性等特征。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进一步推进,城镇行政区划调整应与推进城镇化发展相结合、与区域内资源合理配置相结合、与地方行政管理体制创新相结合。 |
| [14] | . 在分析了行政区划调整的背景和主要原因的基础上,以广州市近年来的城市行政区划调整为例,总结其成功经验,如保持历史文脉,相似相融;小区合并、大区分解;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对开发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做了大胆探索;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相衔接等.分析了现行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包括国有资产的流失、行政设施的浪费、缺少经济推动的引导、行政区划面状蔓延而缺少长远规划和整体协调,并就我国现阶段大城市地区行政区划调整思路和方向进行了探讨. . 在分析了行政区划调整的背景和主要原因的基础上,以广州市近年来的城市行政区划调整为例,总结其成功经验,如保持历史文脉,相似相融;小区合并、大区分解;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对开发区的行政管理体制做了大胆探索;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发展战略规划相衔接等.分析了现行城市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包括国有资产的流失、行政设施的浪费、缺少经济推动的引导、行政区划面状蔓延而缺少长远规划和整体协调,并就我国现阶段大城市地区行政区划调整思路和方向进行了探讨. |
| [15] | . 行政区划变更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也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主要分析了1978年以来35年间中国县级以上各类型行政区的数量变化,根据变化特征和规律划分出四个发展阶段,阐述了各个阶段行政区划空间格局的发展变化,总结了中国行政区划演变的五种主要模式:建制变更、行政区拆分、行政区合并、建制升格以及新设立行政区。行政区划格局的演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城镇化进程、中心城市的空间拓展、人口的集聚与增长、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政策因素都是行政区划格局演变的重要驱动力。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该加强中国行政区划时空格局演变和驱动力分析,以期为中国未来的行政区划调整和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些指导与借鉴。 . 行政区划变更与社会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也影响着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主要分析了1978年以来35年间中国县级以上各类型行政区的数量变化,根据变化特征和规律划分出四个发展阶段,阐述了各个阶段行政区划空间格局的发展变化,总结了中国行政区划演变的五种主要模式:建制变更、行政区拆分、行政区合并、建制升格以及新设立行政区。行政区划格局的演变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城镇化进程、中心城市的空间拓展、人口的集聚与增长、交通和通讯条件的改善以及政策因素都是行政区划格局演变的重要驱动力。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应该加强中国行政区划时空格局演变和驱动力分析,以期为中国未来的行政区划调整和城镇化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些指导与借鉴。 |
| [16] | . 近十年来，中国行政区划基本格局出现了以地级建制城市与市辖区数量进一步增多、并伴随着基层乡镇规模整合导致乡镇数量减少的发展特征。其影响在于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消除了大城市、特大城市规模扩张进程中的体制性障碍，为降低城市行政运行成本提供了新的体制保障条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包袱，城市权益管治空间架构的传统惯性，各种相关利益盘根错节，使得城市地区行政区划调整所面临的任务将进一步加重。超前研究，统筹谋划，警惕利用行政区划调整机制来借机扩充政府班子、增设行政管辖机构的行为倾向，是行政区划要关注的主要命题。 . 近十年来，中国行政区划基本格局出现了以地级建制城市与市辖区数量进一步增多、并伴随着基层乡镇规模整合导致乡镇数量减少的发展特征。其影响在于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消除了大城市、特大城市规模扩张进程中的体制性障碍，为降低城市行政运行成本提供了新的体制保障条件。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历史包袱，城市权益管治空间架构的传统惯性，各种相关利益盘根错节，使得城市地区行政区划调整所面临的任务将进一步加重。超前研究，统筹谋划，警惕利用行政区划调整机制来借机扩充政府班子、增设行政管辖机构的行为倾向，是行政区划要关注的主要命题。 |
| [17] | .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rapid urbanization period since the adoption of the opening-up policy and the economic reform from the late 1970s. The urbanization rate of China has reached 52.57% in 2012.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urban population of China increased from 373 million in 1996 to 712 million in 2012. Urban area also expanded from 13000 km2 to 45750.7 km2, which represents a 252% increase. How China achieves this tremendous rate of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and how this process occurs 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became important questions in urban transition research.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urban making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s needs to be examined. Previous studies show that the rapid functional change of land use brings about a series of urban problems, such as pseudo-urbanization and passive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nge of administration division of Zhong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and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 Area and the West Area of Zhongshan City has undergone a pseudo-urbanization to real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focus of the study is on the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AR) implemented in Zhong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Using an ethnographic examination of the AAR process and the role played by various stakeholders, we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AAR, specifically, does it create "passive" or "fake" urbanization? In the conclusion, we further discuss the theory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and link it to the concept of government-led administrative unit adjusting urbanization. We argue that government-led adjusting urbaniz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a transformation from passive and fake urbaniz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cess to proactive and real urbanization at later stages. Accordingly, rural land, populations, industry, and lifestyles are all converted into city property. The study use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indeed pushed the urbanization by adjusting different administration districts, that is, engaged in the "government-led adjusting urbanization". It suggests that a long term and more inclusive examination method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mechanism is required, which should be more suitable in China than the western definition of urbanization. The "governmentled adjusting urbanization" might be a special phenomenon only occurred in China. Whether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the government remains a question that needs to be answered by further case study and research. .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rapid urbanization period since the adoption of the opening-up policy and the economic reform from the late 1970s. The urbanization rate of China has reached 52.57% in 2012.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urban population of China increased from 373 million in 1996 to 712 million in 2012. Urban area also expanded from 13000 km2 to 45750.7 km2, which represents a 252% increase. How China achieves this tremendous rate of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and how this process occurs 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became important questions in urban transition research.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 of urban making and urbanization in China,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s needs to be examined. Previous studies show that the rapid functional change of land use brings about a series of urban problems, such as pseudo-urbanization and passive urbaniz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hange of administration division of Zhong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and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uth Area and the West Area of Zhongshan City has undergone a pseudo-urbanization to real urbanization process. The focus of the study is on the adjustment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s (AAR) implemented in Zhongshan City, Guangdong Province. Using an ethnographic examination of the AAR process and the role played by various stakeholders, we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the AAR, specifically, does it create "passive" or "fake" urbanization? In the conclusion, we further discuss the theory of urbanization in China and link it to the concept of government-led administrative unit adjusting urbanization. We argue that government-led adjusting urbaniz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a transformation from passive and fake urbanization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process to proactive and real urbanization at later stages. Accordingly, rural land, populations, industry, and lifestyles are all converted into city property. The study used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local government indeed pushed the urbanization by adjusting different administration districts, that is, engaged in the "government-led adjusting urbanization". It suggests that a long term and more inclusive examination method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mechanism is required, which should be more suitable in China than the western definition of urbanization. The "governmentled adjusting urbanization" might be a special phenomenon only occurred in China. Whether it serves the purpose of the government remains a question that needs to be answered by further case study and resear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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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 . 基于1954、1985和2015年县级行政区划数据,通过构建GIS空间数据库,采用空间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县级行政区划的形态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政区形态方面,我国基层政区规模在不断扩大,县级政区半径扩张幅度在10km左右范围;县级政区存在着由建国初的县半径＞市辖区半径＞县级市半径逐步转向市辖区半径＞县级市半径＞县半径的规律,且西部地区的县级政区规模更大;县级政区半径呈现出明显的由北向南和由东向西逐渐增大的趋势.在政区特征方面,高紧凑度和低紧凑度的县级政区较少,受山脉和河流走势的影响较明显;多数县级政区偏心度较低,行政中心距几何中心较近;北方比南方的县级政区更加不规则,胡焕庸线两侧的县级政区破碎度存在明显差别. . 基于1954、1985和2015年县级行政区划数据,通过构建GIS空间数据库,采用空间分析等方法,对我国县级行政区划的形态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在政区形态方面,我国基层政区规模在不断扩大,县级政区半径扩张幅度在10km左右范围;县级政区存在着由建国初的县半径＞市辖区半径＞县级市半径逐步转向市辖区半径＞县级市半径＞县半径的规律,且西部地区的县级政区规模更大;县级政区半径呈现出明显的由北向南和由东向西逐渐增大的趋势.在政区特征方面,高紧凑度和低紧凑度的县级政区较少,受山脉和河流走势的影响较明显;多数县级政区偏心度较低,行政中心距几何中心较近;北方比南方的县级政区更加不规则,胡焕庸线两侧的县级政区破碎度存在明显差别. |
| [20] | . The urban expansion process in China from the 1970s to 2013 was retrieved based on remote sensing and GIS technology. With the latest zoning method used as reference, annual expansion area per city, urban expansion type, and fractal dimension index were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Chinese urban expansion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spatial difference from the aspects of urban expansion process, influence of urban expansion on land use, and urban spatial morphological evolutions.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under the powerful guidance of policies, urban expansion in China went through six different stages, and cities in the eastern region entered the rapid expansion period the earliest, followed by cities in the central, north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2) cultivated lands and rural settlements and industrial traffic lands were the important land sources for urban expansion in China; the influence of urban expansion on land use in the eastern region was the strongest,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northeastern and western regions; 3) urban spatial morphology tended to be complex and wa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adopted spatial expansion mode. Infilling expansion became the main urban expansion mode in the western region first, then in the central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and finally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is study establishes the foundation for an in-depth recognition of urban expansion in China and optimization of future urban planning. |
| [21] | . 本文构建了基于功能区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框架。首先,运用功能区思想,以大城市地区的街道或乡镇为空间单元,采集相关的自然、历史、文化、产业、客流和信息流数据,进行要素功能区的分析,准确获取不同层次相互依赖的功能空间单元,使城市在空间上充分适应和支撑多变的社会经济环境,为城市的多样性提供充分的弹性空间依据。其次,在城市基层单元的要素功能区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城市功能区的划分,可以为行政区划调整提供基于城市功能区有机的空间组织科学依据。在上述行政区划调整研究框架的基础上,以绍兴市为例进行了案例研究,结果表明,绍兴市域内自然、文化功能区清晰,块状经济特征明显,基层区之间的经济、文化、通勤和信息联系已经突破现在的市县行政区边界,按照综合功能区的思想进行行政区划调整。总体上说,基于功能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城市地区或城市群地区,保证其物质环境和社会空间的快速和谐发展,有效利用资源,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 . 本文构建了基于功能区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框架。首先,运用功能区思想,以大城市地区的街道或乡镇为空间单元,采集相关的自然、历史、文化、产业、客流和信息流数据,进行要素功能区的分析,准确获取不同层次相互依赖的功能空间单元,使城市在空间上充分适应和支撑多变的社会经济环境,为城市的多样性提供充分的弹性空间依据。其次,在城市基层单元的要素功能区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城市功能区的划分,可以为行政区划调整提供基于城市功能区有机的空间组织科学依据。在上述行政区划调整研究框架的基础上,以绍兴市为例进行了案例研究,结果表明,绍兴市域内自然、文化功能区清晰,块状经济特征明显,基层区之间的经济、文化、通勤和信息联系已经突破现在的市县行政区边界,按照综合功能区的思想进行行政区划调整。总体上说,基于功能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城市地区或城市群地区,保证其物质环境和社会空间的快速和谐发展,有效利用资源,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 |
| [22] | . 城市空间扩张一方面表现为建成区的空间扩张,另一方面表现为市辖区面积的不断增加,在当今快速城镇化的中国这两个过程尤为剧烈而显著不平稳。地理学上的平稳性强调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的演变过程。引入几何学的方法,以标准化的建成区面积和市辖区面积构建坐标系,绘制2000-2010年主要地级城市的空间扩张的路径,按照均值对路径进行分类,并引入mov、tor、sd三个指数作为时空平稳性的测度。研究表明:①2000年以来,市辖区扩张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以及中西部的省会及其周边城市,而建成区的扩张态势并没有这种显著的极化效应,在各个城市群均有较高的速率。②从类型上,可以分为稳定型和跨越型两种。稳定型中以稳定在低于均值的LL型最多,而其他偏少;跨越型中,以在HH、HL、LH、LL四者间发生一次置换的为主。③三个平稳性系数的计算结果显示,城市等级较高的城市对mov、sd指数比较敏感,这两个指数主要反映了城市相对于全国的平稳性特征;而处于中游的城市对tor指数比较敏感,这个指数主要反映了城市自身在年际间变动的平稳性特征。 . 城市空间扩张一方面表现为建成区的空间扩张,另一方面表现为市辖区面积的不断增加,在当今快速城镇化的中国这两个过程尤为剧烈而显著不平稳。地理学上的平稳性强调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的演变过程。引入几何学的方法,以标准化的建成区面积和市辖区面积构建坐标系,绘制2000-2010年主要地级城市的空间扩张的路径,按照均值对路径进行分类,并引入mov、tor、sd三个指数作为时空平稳性的测度。研究表明:①2000年以来,市辖区扩张主要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闽东南以及中西部的省会及其周边城市,而建成区的扩张态势并没有这种显著的极化效应,在各个城市群均有较高的速率。②从类型上,可以分为稳定型和跨越型两种。稳定型中以稳定在低于均值的LL型最多,而其他偏少;跨越型中,以在HH、HL、LH、LL四者间发生一次置换的为主。③三个平稳性系数的计算结果显示,城市等级较高的城市对mov、sd指数比较敏感,这两个指数主要反映了城市相对于全国的平稳性特征;而处于中游的城市对tor指数比较敏感,这个指数主要反映了城市自身在年际间变动的平稳性特征。 |
| [23] | .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不少城市进行了"撤县设区"和"城区合并"等行政区划调整。已有研究主要探讨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推动力及其对城市化、经济发展和城镇体系的影响,鲜有研究分析行政区划调整对房价变化的影响。基于1999-2013年280多个地级市和2009-2016年上海市19个区的房价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检验撤县设区和城区合并对房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特大城市,撤县设区对城市房价有正向影响;对于一般的地级市,撤县设区短期内会减缓城市房价的增速;此外,城区合并对被合并城区的房价往往具有推动作用。本文的研究方法可为其他事件影响的评估研究提供参考。研究结论可为地方政府的房价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不少城市进行了"撤县设区"和"城区合并"等行政区划调整。已有研究主要探讨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推动力及其对城市化、经济发展和城镇体系的影响,鲜有研究分析行政区划调整对房价变化的影响。基于1999-2013年280多个地级市和2009-2016年上海市19个区的房价面板数据,采用合成控制法检验撤县设区和城区合并对房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特大城市,撤县设区对城市房价有正向影响;对于一般的地级市,撤县设区短期内会减缓城市房价的增速;此外,城区合并对被合并城区的房价往往具有推动作用。本文的研究方法可为其他事件影响的评估研究提供参考。研究结论可为地方政府的房价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