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春山, 陈昆仑The power of space: Socio-cultural implication of square dancing and its effects of place identity
YAOHuasong, ZHOUChunshan, CHENKunlun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8-07-26
修回日期:2018-09-25
网络出版日期:2019-05-13
版权声明:2019《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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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会进步的重要表现是社会大众基于生计层面的物质需求得到较大满足的同时,身体健康意识不断增强,精神层面的需求大幅提升,国家规制的统一性生活日渐让位于丰富多元的私人生活,后者的广泛兴起也被认为是社会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在这一社会生活转型的背景下,广场舞应运而生。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广场舞不仅活跃在中国各类城乡的大街小巷、庭园广场,还在全球移民的时代背景下走出国门,风靡全球,无论是俄罗斯的红场上,还是巴黎的卢浮宫前,抑或纽约的公园里,都出现了“中国大妈”的身影。近年来,广场舞也频频成为社会热点,部分缘于因公共空间权益争夺引发的冲突事件：在国内,北京某男子鸣枪并放3只藏獒驱散广场舞大妈,武汉大妈跳广场舞被泼粪,温州某小区业主凑26万买高音炮反击大妈广场舞,洛阳小伙为抢场地打篮球与广场舞大妈发生打斗;国际上,美国某媒体曾以《中国广场舞大妈正慢慢占领地球》为题,报道了中国广场舞活动受到越来越多城市居民的敌视。学术界对广场舞的研究层出不穷,主要包括：① 基于不同城市的广场舞社会调查展示,个案城市包括洛阳、南昌、太原、武汉等[1,2,3,4];② 广场舞兴起的原因分析：林慧敏从城市公共空间的视角认为城市公共空间的稀缺性、休闲场所的商业化、城市生活的疏离化、个体在城市中的无意义感等现状与社会民众的健身需求、自我实现需求、交往需求和填补空虚的需求等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断裂,广场舞是弥合上述断裂现象的有效途径[5];曹志刚从城市公共性的角度分析了广场舞存在的必然性,认为相关的争夺与对抗折射出转型期我国社区公共空间集体消费的不平等现象[6];③ 广场舞引发的主要问题及相关对策分析：有****指出城市居民结构复杂、文化多元是广场舞冲突的文化根源[7];有****认为健身场地尤其是社区体育场地不足、现有健身项目无法满足中老年妇女的健身需求、全民健身路径实际管理不力、缺乏对群众文明健身的宣传引导、现行全民健身相关法规不够完善等问题导致广场舞纠纷[8];崔金海把广场舞冲突归结为权益双方缺乏互相尊重的意识、城市管理部门与市民缺少沟通、市民法律意识淡薄等[9],对于有效化解广场舞带来的各种矛盾与纠纷,研究提出推进社区自治、优化社区公共资源配置、畅通制度救济渠道、加强全民健身场地保障、加强全民健身法治建设等建议[9,10];④ 广场舞的主要功效与影响探析：相关研究涉及广场舞对生活质量、妇女身体机能、妇女平衡能力和糖尿病的影响[11,12,13,14]。总体上,现有研究多从运动学、康复学视角出发,将广场舞视为一种健身方式,以及从特定地域社会事实入手,概述广场舞群体人口属性特征、广场舞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藉此为社会转型提供例证。
然而,已有文献忽视了与广场舞实践紧密相关的两个理论视角。一是空间的生产视角。列菲弗尔指出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总是蕴涵着某种意义,因此研究需要从关注空间中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15]。根据“社会空间”的观点,任何社会事实和社会行动本身都具有特定的空间属性特征,某种社会（行动）直接对应某种空间,广场舞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自然衍生出“广场舞空间”,这种空间不仅是物质的、实体的运动与健身空间,更因为广场舞群体的诸多社会实践活动,把原有运动和健身空间人格化为社会空间,这是行动者经由社会行动衍生出来的社会空间,是原有物理空间的一种拓展。换言之,跳舞者占据的实体空间会生长出各类社会关系,进而成为跳舞者的某种社会资本,“广场舞空间”是一种有丰富涵义的社会与文化空间。二是地方认同的视角,地方认同的概念主要由段义孚提出,他认为相对于空间而生的地方,一开始被描述为一个由经历建构的意义中心,进而明确其意义即为情感和关系,当我们对特殊地理空间产生情感时,空间就变成了地方,地方认同是强调人的情感与关系的意义中心或关心领域[16]。广场舞及其空间的研究需要探讨这种将空间升格为地方的转换过程,及其对特定人群产生地方和身份认同的影响。换言之,广场舞的抽象空间是如何经由广场舞及相关延伸性实践活动转化为对广场舞群体有情感依恋和关系附着的具象地方,以及上述情感和关系进而如何改变广场舞群体的自我身份认同、城市和社区认同。同时,广场舞的社会与文化意义是多元的和非同质性的,因不同群体的多样实践而展现出差异化的社会空间意义。鉴于此,本文基于空间生产和地方认同的视角,通过广州广场舞案例研究,深入分析广场舞对本地人和外地人两类群体的不同意义建构及其对舞者的地方与身份认同的影响,从而揭示城市广场这一特定公共空间的社会文化意义和功能,为当前广场舞的兴起和存在价值提供社会文化角度的理解。
2 案例选取与研究方法
2.1 案例选取
依照区位与主要舞者群体构成的差别,选取了三类广场舞社区为研究案例,包括以本地人为主导的老城区广场舞社区明月社区广场,以外地人主导的郊区广场舞社区三泰公园和有效利用社区周边遗留下来的城市闲置公共空间的广场舞社区广州大桥底（图1）。其中,明月社区广场位于广州越秀区东湖街的明月社区,2017年底其所处街道的本地人口比例为82.4%。该社区毗邻广州城市中心珠江新城,周边分布众多高端写字楼宇、省市机关大院和国有单位宿舍。该区域的医院、学校等公服设施齐备,但社区内有一定面积的公共空间较为欠缺,因此明月社区居委在2016年以“创建幸福社区”的名义,把沿滨江路的旧废弃垃圾回收站和志愿者岗亭拆除后,重建为目前的明月社区广场,面积约320 m2。舞者中,本地人约占85%,外地人约占15%,跳舞时段是上午8:30—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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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1Sketch map of the studied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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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泰公园位于白云区景泰街道云苑新村社区,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2017年其所在街道外来人口比例达68.7%。该地区靠近广州火车站,周边分布有大量出租屋和主营批发、零售皮具及服饰的工厂和家庭作坊,外来人口高度集中。社区层次的公共服务设施与公共空间供给严重滞后,街边空地被流动摊贩、沿街商铺占据,几乎没有可供跳舞的空间。因此,附近居住者多到附近500~800 m远的三泰公园广场跳舞,该广场面积约600 m2。舞者中,本地人约占20%,外地人约占80%,跳舞时段是上午9:30—10:30以及晚上8:00—9:30。
广州大桥底即海珠区赤岗街滨江路的广州大桥桥底开敞空间,2017年底该地段所在街道外来人口比例为46.7%。该地段位于珠江南岸江畔,沿江路面宽度有8~10 m,但随着广州“一江两岸”工程的强势推进和打造“生态海珠、文明海珠”城区名片工作的严格落实,留给广场舞的空间很少,尤其10人以上的广场舞队伍经常被城管叫停或劝离。最终,附近居民选择固定在广州大桥底的开场空间跳舞。桥底广场面积约550 m2,与上述两类广场相比,广州大桥底舞者的本地人和外地人比例较为接近,本地人约占55%,外地人约占45%,跳舞时段是上午9:00—11:30。
2.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深度访谈为主的质性研究方法,调查时间为2017年11月—2018年6月。与定量方法相比,质性研究具有全面和深入的特点,通过收集丰富、生动和翔实的资料,较好地反映事物形成、发展及演化的过程。目前,质性研究方法已逐步为国内外城市社会地理****广泛采用[17,18,19,20]。通过使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的方法,重点关注广场舞对本地人和外地人差异化的社会文化意义以及广场舞对地方与身份认同的影响。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80份,收回有效问卷150份,问卷有效率为83.3%。对42位持续参与广场舞活动1年以上的人开展深入访谈,每位受访者的访谈时间在2.5~3小时之间。问卷与访谈内容大致包括：受访者基本信息（年龄、性别、户籍、来穗时间、基本喜好、日常休闲方式与内容、工作经历、生活史等）和专题信息,包括：跳舞的时间、跳舞的认知、社交网络、性格变化、组织结构、管理制度、城市认同、社区认同、社区参与和冲突事件等。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调研过程强调时间维度的意义,即注重舞者群体在参与广场舞前后的城市和社区认同、社区参与和社会行动、城市融入程度、城市化质量等方面的变化。在开展广场舞的社会与文化意义分析之前,有必要介绍本次调查舞者群体的基本特征。表1显示,150名受访者中,女性132人,男性18人,可见广场舞是一个以女性参与者为主的休闲娱乐活动。通过对男性和女性主要娱乐活动的考察可以进一步看出广场舞对女性的吸引力更大（表2）。从年龄结构看,50~70岁的中老年妇女占大多数,占比为71.1%,年龄最小的是38岁,年龄最大的是76岁。从受教育水平看,小学和初中所占比例最大,合计占比70.4%。整体上,女性年龄越大,来自农村地区,其文化程度相对越低。从户籍来源看,广东省内占比最大,占31.5%,其次是河南、湖南、广西、湖北。在来穗时间方面,4~10年占比最大,达到42.8%,其次是1~3年,占比24.7%。整体上,来穗时间越长的人,对广场舞这种健身与娱乐方式的认知相对越高。从跳舞的动机看,对于“你为何选择跳广场舞”的问题,受访者的回答是：“锻炼身体”占95%,“热爱跳舞”占75%,“结交朋友”占62%,可见广场舞不只是作为一种强身健体的娱乐方式,还具有更深层的社会交往意义。
Tab. 1
表1
表1广场舞舞者群体的基本特征（N=150）
Tab. 1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ancers in the three surveyed squares (N=150) (%)
| 特征 | 占比 | 特征 | 占比 | 特征 | 占比 | 特征 | 占比 |
|---|---|---|---|---|---|---|---|
| 性别 | 教育水平 | 户籍地 | 来穗时间(年) | ||||
| 男 | 11.3 | 未上学 | 5.2 | 广东 | 31.5 | <1 | 15.2 |
| 女 | 88.7 | 小学 | 42.1 | 河南 | 26.0 | 1~3 | 24.7 |
| 年龄(岁) | 初中 | 28.3 | 湖南 | 11.0 | 4~10 | 42.8 | |
| <40 | 3.5 | 高中 | 15.6 | 湖北 | 4.5 | >10 | 17.3 |
| 40~50 | 22.4 | 大学/大专 | 8.8 | 广西 | 4.5 | ||
| 51~60 | 36.4 | 其他省份 | 22.5 | ||||
| 61~70 | 34.7 | ||||||
| >70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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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2
表2
表2受访者的主要四种休闲活动
Tab. 2Top four recreational activities of interviewees
| 第一位 | 第二位 | 第三位 | 第四位 | |
|---|---|---|---|---|
| 男 | 下棋 | 打牌 | 聚会 | 电视 |
| 女 | 跳舞 | 唱歌 | 聚会 | 打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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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广场舞的社会文化空间意义及其群体差异
广场舞作为一项户外休闲运动,其直接作用在于改善身体与机能状况,特别是对老人和妇女的身体机能修复、平衡能力和糖尿病治理等具有一定的康复学意义。例如,来自湖北黄冈的袁姨有近30年的糖尿病史,2014年来广州带外甥女,在女儿女婿的鼓励下,她每天送完外甥女上幼儿园后就去三泰公园跳舞1个小时,坚持了4年,结果她的糖尿病情得到极大好转。另一位受访者陈姨（2017年12月14日）也指出广场舞有助于提高身体免疫力：“我老家是河北石家庄,2012年随儿子来广州,我对这里潮湿的气候非常不适应,动不动就感冒,三天两头得去医院打点滴吃药。2015年经老乡介绍加入了现在这个广场舞队伍,一有空就跳舞,现在感冒很少了,即使感冒也不用去医院了,跳着跳着出出汗,感冒就好了。”但除了通常认为的健身康体作用外,广场舞还具有不易为人所见的社会与文化意义,且这种意义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性。3.1 作为“单位社区”的广场：广场舞对本地人的意义
伴随市场经济改革、产业重组、企业改制和单位瓦解的过程,许多城市本地人在改革开放之前的集体生活模式逐渐解体,集体性的组织化生活消失,“社区”取代“单位”成为国家治理和人们社会生活的基本单元,“单位人”被“社区人”取代。都市主义化下的陌生人社会延续到社区,社区共同体的凝聚力与归属感整体弱化、虚化[21]。这使得不少人感到缺乏安全感与归属感,尤其是老年人,他们经历过社会主义集体生活,在日益个体化的现代社区生活中更易感到孤独和空虚。问卷结果显示,有83%的本地老人表示,她们在经常跳舞之前,总是感到“孤独、集体活动少、身份认同降低”。调查显示,很多本地大妈在年轻时便热衷于跳舞,退休前在单位文工团工作,或在较为清闲的后勤部门工作,她们经常代表所在单位参加各种舞蹈比赛,此后因为工厂倒闭或企业改制等原因,她们下岗或提前退休,不得不告别组织化的集体生活。广场舞的兴起勾起了她们的集体记忆,使她们有机会重温社群化的生活方式。一位受访者李姨（2017年12月27日）说：“我退休前在广州交通局总务处工作,每逢春节、国庆节、三八节、重阳节等节日,局里会举办各种歌舞比赛,每个单位都要求出节目参赛,那时候经常唱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什么的,跳舞嘛,慢三、慢四、探戈、恰恰、迪斯科、双人舞、三人舞,我们都经常跳。我家墙上至今都有很多奖状。1998年,我退休照顾孙子,开始几年的日子非常乏味,只能看中央3台综艺频道和11台戏曲频道解解闷,后面2012年发现家附近有人跳舞,就很快加入了。现在有空就跳跳舞,从小的爱好又捡回来了,我非常开心。”李姨的经历并非个案,不少本地老人表示自从流行起了广场舞,她们和老同事、老朋友见面聚会的频率越来越高,几乎每周聚会2~3次,再现了从前在一个单位共事的良好感觉。
3.2 作为“家乡社区”的广场：广场舞对外地人的意义
与市场经济改革和单位集体瓦解并行的是大规模的乡城人口迁移过程,造就了不同于本地人的城市外地户籍人口。许多外地广场舞舞者的第一身份是寄居在子女家的“老漂族”,他们为了帮助子女照顾孩子,离乡背井,来到子女工作的大城市。数据显示,中国“老漂”人口超过2000万人,尤其随着“二胎全面开放”的人口政策实施,“老漂”的群体数量愈加壮大。这些人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进城后自我身份认同的纠结与迷失。他们长期生活在“熟人社会”的家乡,突然进驻和聚居于陌生的大都市,原有村落式的熟人社会在城市里消失殆尽,基于私密、理性和陌生人共存的城市生活方式成为主宰。调查显示,有高达89%的外来老年人表示“空虚寂寞、很不适应都市生活、很想回老家”。对于从外省来的“老漂族”而言,广场舞可以扩大她们的社交圈,减轻她们身处异乡的孤寂感。受访者中高达94%的广场舞大妈表示通过跳舞,认识了新朋友。例如,来自河南的赵姨（2018年3月9日）表示：“我来广州头几年人生地不熟,不适应要么潮湿要么炎热的天气,也不适应这里太清淡的伙食,加上儿媳是广州本地人,沟通不好,每天只能和下了班的儿子说说话,我那时很痛苦,非常想老家。后面自己开始跳舞,结识了两个河南老乡,有一个还在同一个小区,我们仨成为很好的朋友,经常一起买菜、一起带孙子,经常相互串门聊天和吃饭。”
同样是弥补舞者群体的孤寂感和归属感,广场舞给本地人带来的感受更像是“美好的旧日重温”,而对外地人来说,则更多的是“熟悉的异地重生”。可见,广场舞对本地人和外地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对于本地人而言,广场舞的广场充当了社区空间的意义,弥补了市场化改革后单位社区瓦解留下的社交空间空缺[22],体现了本地人群体在现代城市的个体化文化冲击下对再集体化生活方式的向往,反映了社会主义集体生活对这一代人的深刻影响,也反映了市场化对社会生活带来的冲击和影响。某种意义上,广场舞具有缓和与消解市场化给习惯了组织化集体生活的单位职工带来的社会与文化冲击,提供其再融入“社区”的渠道。对于外地人而言,广场舞的广场充当了外来移民建构地方认同的空间,它填补了快速城市化下移民尤其是异地农村居民迁移到城市后业余活动欠缺的空白,增进外来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帮助外来移民了解和适应本地文化与本土生活方式,促进异地农村移民更好地融入城市。
4 广场舞对身份认同与地方认同的影响
4.1 身份认同
现代都市生活的匿名性特质,使得民众身处的现实世界是一个高度碎片化拼接的、由原子化个人组成的孤岛式社会,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信任、交流与协作,彼此成为“熟悉的陌生人”。调研发现,很多广场舞大妈们在跳舞之余,还谈论很多话题,比如疾病治疗与预防、亲子及家庭关系处理、防骗技能传授、隔代抚养心得、不良心态调节等,不少人还会一起逛街、吃饭、喝茶、爬山甚至结伴旅游,成为无话不谈的“闺蜜”,“陌生人”的关系通过借助广场舞的形式日渐消解。“我和舞伴们经常聚会的,什么三八妇女节、重阳节、国庆节等节日,或其中某个人有了什么好事,或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都会找各种理由大家在一起聚聚的。就在上个月的母亲节,我们就相约去东江酒家吃饭,大家AA制,每个人出50元,每个人饭前表演一个节目,其乐融融”,谈起和姐妹们的深厚关系,从湖南怀化来的艾姨讲起来眉飞色舞（2018年5月17日）。
对于“跳舞给你带来了哪些好处”,不少受访者表示跳舞使其性格发生转变,变得开朗自信,更加有主见。来自广西的范大姐（2018年3月13日）说,“我2009年来广州带外甥女,头几年心情一直烦闷,总想回老家,后面跳舞了,身体状况好了,心情也愉快多了。因为认识了一些朋友,通过交流谈心,我增长了见识。”
来自湛江的周姨（2018年5月13日）说：“我感觉跳舞对我最大改变是自己变得更加自信了,我以前几乎不打扮,2013年跳广场舞后,学习别的姐妹,我开始化点淡妆,擦点口红,偶尔带个项链,和姐妹们一起买衣服买鞋子。我穿得漂亮不为了给别人看,而是自己感觉快乐。”
不难看出,广场成为加强陌生人相互交流的社会空间。调研发现,很多舞伴一开始相互并不熟悉,但通过广场舞而聚拢到一起,大家开始敞开心扉交流,逐渐信任和依赖对方[23,24],自我身份认同逐步建立并得到强化。
4.2 地方认同
面对“你感觉你是哪里人”这一问题,高达83.4%的外地户籍的大妈们回答：“我不是广州人,我是外地人。”受访者陈姨（2018年4月24日）说“我是汕尾人,不是广州人。我来广州带孙子已经8年了,但我不认为我就是广州人,春节、清明和中秋节,我都是必须回老家的。”整体上,外来人口对广州的城市认同感相对较低,这当然与她们的“故土情结”关系密切。但调研发现,广场舞正在缓和与改变上述刻板的地方认同,一些人对广州的地方认同感在增强,源于她们开始欣赏广州文化、喜欢广州饮食。“我喜欢和广州本地人跳舞,喜欢和她们交朋友,我更喜欢广州,有两点原因：一是广州天气很好,可以常年穿夏装,不像老家,冬天冷得要命;二是广州人务实,不爱面子,不像我们老家,爱打肿脸充胖子,没钱借钱也要买车,其实日子过得紧巴巴”,来自河南信阳的张姨谈起广州赞不绝口（2018年5月27日）。
“我2014年来广州带孙女,非常不习惯广州的生活、气候和饮食,我都很不适应。后面我跳广场舞,认识了不少本地的大姐,受她们影响,我现在也可以听得懂一些白话,也慢慢喜欢上白切鸡和烧鹅,这里的菜其实比老家更新鲜、更健康”,来自湖北黄石的李姨逐渐对广州语言和饮食产生认同（2018年6月17日）。
“我每年的基本情况是,在广州儿子家住2个月,然后回潮州住半个月,然后又回广州住2个月,然后再回老家半个月。我在老家时,也会想念广州的孙子和舞伴们,天天在广场舞微信群里聊天”（2018年6月27日）,胡大姐选择了“两栖化”的生活方式,一定程度表明她内心既不愿意放弃老家、也难以割舍广州的双城身份认同。
总的来说,广场舞助推了外地人更好融入本地社区,让一般意义的社区升格为有地方认同感的落脚社区（arrival community）。
4.3 自组织性
上述身份认同和地方认同一旦建立,为后续的针对特定事件的自组织化和社群化奠定了基础,以社区集体行动为标志的社区能力建设开始逐渐呈现。调研发现,不少大妈们自发组织起来,形成自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团体,有的甚至形成严密的组织团队,有着精细的职能分工。广海集团退休职工邝姨（2018年5月23日）自豪地说：“我们姐妹们很团结友善,我们都是明月社区的党员义工巡逻队员,各负其责,有人巡查社区的卫生状况,有人规范沿街商铺摆卖行为,有人提醒防火防盗等隐患,有人收集社情民意,有人制作和推送明月社区微信公众号。”
广州港退休职工郭姨（2017年12月27日）谈起她们在社区这几年的所作所为,倍感骄傲：“我们虽然年纪大了,但要‘老有所为’,每到春节、重阳节、三八节和国庆节,我们都要排演节目,去参加街道或区里组织的舞蹈比赛。我们中的一些人很有经验,也很热心肠,她们成为每周六晚上米兰苑社区的居民议事厅的常客,给社区居民排忧解难,话题包括：十九大报告主要精神、婆媳关系处理技巧、叛逆期的孩子怎么办、人口老龄化问题与对策、老年人常见疾病预防、老年人如何使用微信等。社区居民们反响热烈,非常支持和肯定我们。”
家住广州大桥附近的程姨、廖姨和谢大姐向作者聊起让她们记忆深刻的事：“两年前,广州大桥扩桥,给我们小区带来较大负面影响,包括噪音、灰尘和绿化带等问题。我们几个组织附近3个居民小区的老人、孕妇去市政府抗议,写标语挂横幅,约谈记者,接受采访,表达我们对有关部门在扩桥过程中无视受影响社区居民合理诉求的强烈不满。”（2017年12月25日）不难看出,在多数年轻人工作忙碌无暇参与社区公共生活的情况下,热心的广场舞大妈成为捍卫社区福祉的主要人群和社区能力建设的主体。
5 结论与讨论
从空间生产角度看待广场舞之广场,广场是社会关系的孵化器与发生器,广场附着、再生和衍生出一系列新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和人地关系。这种从物质空间（健身功能）到社会与文化空间（非健身功能）的升格,是空间择取、空间冲突与矛盾解决、社会资本的衍生与再造、历史记忆与集体生活体验的回归、身份认同的建构及发展自组织等一系列过程综合作用的结果。通过广场舞对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意义差别分析,可以把广场这一公共空间视为具有多重意义建构的社会空间,这种空间的生产或建构与中国的市场化和城市化发展紧密关联。对本地人而言,广场是再造社会主义集体生活、延续同事关系的社会空间,某种程度上发挥了类似单位社区的意义;对外地人而言,广场成为他们社会网络异地生产、生活方式再塑的社会空间,某种程度上发挥了类似家乡社区的意义,对因迁移而导致的社会关系断裂具有再造与修补的作用。同时,广场舞的这种社会关系再造功能一定程度上增进了居民的身份认同和地方认同感,有助于居民的自组织行为和社区能力的建设。总之,广场舞不仅是一项城市娱乐休闲活动,而且是有助于建立和改善都市社会关系、增强地方认同感的社会空间实践;不仅体现了都市人的健康与运动需求,更体现了他们在现代化冲击下克服孤独寂寞、渴望社会交往的精神需求,也为现代城市的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打开了新的空间。研究和揭示广场舞的社会文化意义与地方认同效应,对社会建设、公共空间和性别研究具有一定的启示,包括以下四点：
（1）社会建设。社区在社会建设推进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后单位制时代[25],社区更多是基于物理层面的地理临近性的空间,本应是居民自治组织的社区居委会更多成为上级政府各种政策与规制的宣讲、传达与执行机构,其应有的“自治性”属性完全潜伏。回归到真实的社区日常生活实践,我们发现,那些有时间、有耐心,尤其是会跳舞、性格开朗、热衷于集体活动的老人,在社区活动中起到关键作用,她们是社区组织建设的中坚力量。她们自发形成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社团与社群组织,为消解社区隐匿带来的挫败感、提高社区聚合力和竞争力、增进居民社区认同感、构建幸福社区做出重要贡献。
（2）家庭建设。众所周知,老龄人口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精神上的孤独和社会交往的锐减[26]。当代家庭面临亲子代沟、育儿观念差异等普遍问题,进城的“老漂族”们未免动辄得咎经常得小心翼翼,无人走进他们真实的内心,会进一步强化他们自我封闭和自我身份认同迷失的倾向,这是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需要面对的重大课题。通过广场舞这一媒介,老人可以结识处境、阅历和心态类似的同龄人,他们的交流与群聚使其生理和心理需求得到满足,为其晚年岁月增添了丰富的娱乐与社交。健康、开朗的老人与愉悦、充实的老年生活是家庭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和谐家庭关系的润滑剂,也是构建和谐社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3）公共性与公共空间意识。围绕广场舞导致的各种冲突事件,本质上是缺乏公共空间意识下的冲突。按照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定义,它是“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公共领域包含的公民意识作为与公共领域伴生的一种现代思维方式[27],既注重对人的张扬,同时又饱含对社会的关注。理性解决广场舞的问题,是锻造和根植国民拥有良好的公共空间意识的契机,将推动中国公民意识与公共空间意识的建设。广场舞诸多问题的破解,有赖于不断的协商、谈判与妥协,最后形成解决方案,这是公民训练的过程。某种意义上,公民是身处公共空间中的民众,公民意识程度较高的地方,公共空间意识相对较高,人们有了更多同理心,更懂得谈判与妥协,彼此更加包容与尊重。
（4）性别研究。在民主、自由、平等和公正等核心价值观越来越根植于城市发展与规划的语境下,越来越呼唤我们要重视人群细分的角度去考虑问题[28],女性具有热情、细腻、团结、集体性强等独特优势,她们是当下城市发展与规划需要关注的重要资源。同时,在空间和社会不平等加剧条件下,从性别角度,要更加关注女性空间、女性对城市的塑造过程与作用、女性在体育活动过程中经历的社会排斥等[29,30],关心她们的空间需求,空间认同及其与城市之间的关系及演化[31],藉此深入探讨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空间生产、社会认同、文化生产、集体记忆、自治组织发展与机制等议题[32],进而丰富和发展新时期中国女性主义地理研究。
致谢：感谢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许学强教授、林耿教授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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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随着人们主体意识、参与意识的提高和广场文化活动的广泛开展，广场舞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成为城市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和内容。广场舞作为新兴的大众体育项目，相关的研究起步较晚，理论基础比较薄弱，至今还没有相对统一的概念界定。本文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对洛阳市广场舞的开展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洛阳市广场舞参与人群性别差异较大，以女性为主。参与人群的年龄段跨度较大，以中老年人为主，年轻人数量较少。参与者的学历普遍偏低，学历为高中及初中以下的人数最多。参与广场舞锻炼的时间集中在晚上，锻炼时长合理，锻炼强度适中。强身健体，防病治病是人们参与广场舞练习主要动机，且绝大部分参与者在身体、心理以及社会适应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洛阳市对于广场舞的相关培训较少，没有形式固定的广场舞比赛模式。在开展过程中遇到场地设施条件落后；缺乏专业的广场舞指导人员和专门的培训机构，科学锻炼的水平不高；噪音扰民和资金短缺；广场舞团队建设中的各项规章制度不够完善等问题。在分析洛阳市场舞发展存在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和今后发展的策略。通过此研究旨在为洛阳市广场舞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参考依据，促进和实现洛阳市广场舞更好的发展，达到真正的全民健身、全民健康的目的。 . 随着人们主体意识、参与意识的提高和广场文化活动的广泛开展，广场舞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成为城市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形式和内容。广场舞作为新兴的大众体育项目，相关的研究起步较晚，理论基础比较薄弱，至今还没有相对统一的概念界定。本文主要运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数理统计法等方法，对洛阳市广场舞的开展现状和存在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洛阳市广场舞参与人群性别差异较大，以女性为主。参与人群的年龄段跨度较大，以中老年人为主，年轻人数量较少。参与者的学历普遍偏低，学历为高中及初中以下的人数最多。参与广场舞锻炼的时间集中在晚上，锻炼时长合理，锻炼强度适中。强身健体，防病治病是人们参与广场舞练习主要动机，且绝大部分参与者在身体、心理以及社会适应等方面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洛阳市对于广场舞的相关培训较少，没有形式固定的广场舞比赛模式。在开展过程中遇到场地设施条件落后；缺乏专业的广场舞指导人员和专门的培训机构，科学锻炼的水平不高；噪音扰民和资金短缺；广场舞团队建设中的各项规章制度不够完善等问题。在分析洛阳市场舞发展存在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和今后发展的策略。通过此研究旨在为洛阳市广场舞的发展和完善提供参考依据，促进和实现洛阳市广场舞更好的发展，达到真正的全民健身、全民健康的目的。 |
| [2] | . 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对南昌市健身广场舞开展的现状进行调查。发现:女性比例远高于男性,以中老年妇女为主,收入中等,多集中在广场公园,晚上较多,时间一小时左右,平均心率110～130次/分,每周3～5次,主要目的是增进健康、健美减肥。但是活动开展存在场地偏少、动作编排缺乏专业指导、健身效果不佳、健身知识贫乏等制约因素。建议:有关部门调动资源为市民提供更多的健身场地、组织对健身动作编排的专业指导、普及健身知识并提升健身效果。 . 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对南昌市健身广场舞开展的现状进行调查。发现:女性比例远高于男性,以中老年妇女为主,收入中等,多集中在广场公园,晚上较多,时间一小时左右,平均心率110～130次/分,每周3～5次,主要目的是增进健康、健美减肥。但是活动开展存在场地偏少、动作编排缺乏专业指导、健身效果不佳、健身知识贫乏等制约因素。建议:有关部门调动资源为市民提供更多的健身场地、组织对健身动作编排的专业指导、普及健身知识并提升健身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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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和访谈等形式,对武汉市七个主城区区14个代表社区的中老年人广场舞的开展现状进行调查,获取第一手研究材料,经过归纳分析,力图全面了解广场舞在武汉市中老年人中开展的情况,总结出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和难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为今后更好地指导武汉市中老年人广场舞健身提供科学依据。 根据调查与分析,初步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武汉市参与广场舞的中老年人大部分年龄在4565岁之间,属于中年人和年轻的老年人群体,65岁以上的参与广场舞的老年人并不多。在广场舞的练习中,性别比例不够均衡。 2.调查发现,参与广场舞的中老年人中,有83%的参与者表示喜欢跳广场舞,而他们参与广场舞的动机又各不一样。 3.武汉市中老年人参与广场舞具有练习次数多、持续时间长的特点。 4.由于广场舞练习对场地设施没有太多的限制,对练习者也没有太多要求因而在武汉有很大的开展空间,多数广场舞的教学点都设在社区广场、公园或是周围空地,而且武汉市广场舞的舞种非常多,中老年人可供选择的范围也很大,同时中老年人参与广场舞的消费也不高,所以广场舞的武汉市区开展得如火如荼。 5.武汉市中老年人对健康的科学认知程度并不高,大部分人都是以一种传统的观念但是广场舞练习者对体育锻炼和广场舞的认知情况良好。 6.广场舞练习能有效的预防和减少疾病的发生率,在生理上减轻了中老年人的身体痛苦,在财力上减轻了中老年人的医疗负担。同时,通过长期练习广场舞,许多人在心理上也更健康了。 7.武汉市广场舞练习的组织管理工作不够完善,场地设施不是十分充裕,练习者经常会有衣物被偷、练习时噪音扰民、有时甚至还会因天气不好而中断练习,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老年人参与广场舞的热情。 8.武汉市广场舞练习时多数情况下有指导员,但指导员专业水平不齐,无法对广场舞练习者的健康状况进行科学的分析与指导。 9.武汉市各社区、街道、中老年人体育相关部门对广场舞的宣传力度不够大。 . 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和访谈等形式,对武汉市七个主城区区14个代表社区的中老年人广场舞的开展现状进行调查,获取第一手研究材料,经过归纳分析,力图全面了解广场舞在武汉市中老年人中开展的情况,总结出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现实问题和难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为今后更好地指导武汉市中老年人广场舞健身提供科学依据。 根据调查与分析,初步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1.武汉市参与广场舞的中老年人大部分年龄在4565岁之间,属于中年人和年轻的老年人群体,65岁以上的参与广场舞的老年人并不多。在广场舞的练习中,性别比例不够均衡。 2.调查发现,参与广场舞的中老年人中,有83%的参与者表示喜欢跳广场舞,而他们参与广场舞的动机又各不一样。 3.武汉市中老年人参与广场舞具有练习次数多、持续时间长的特点。 4.由于广场舞练习对场地设施没有太多的限制,对练习者也没有太多要求因而在武汉有很大的开展空间,多数广场舞的教学点都设在社区广场、公园或是周围空地,而且武汉市广场舞的舞种非常多,中老年人可供选择的范围也很大,同时中老年人参与广场舞的消费也不高,所以广场舞的武汉市区开展得如火如荼。 5.武汉市中老年人对健康的科学认知程度并不高,大部分人都是以一种传统的观念但是广场舞练习者对体育锻炼和广场舞的认知情况良好。 6.广场舞练习能有效的预防和减少疾病的发生率,在生理上减轻了中老年人的身体痛苦,在财力上减轻了中老年人的医疗负担。同时,通过长期练习广场舞,许多人在心理上也更健康了。 7.武汉市广场舞练习的组织管理工作不够完善,场地设施不是十分充裕,练习者经常会有衣物被偷、练习时噪音扰民、有时甚至还会因天气不好而中断练习,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老年人参与广场舞的热情。 8.武汉市广场舞练习时多数情况下有指导员,但指导员专业水平不齐,无法对广场舞练习者的健康状况进行科学的分析与指导。 9.武汉市各社区、街道、中老年人体育相关部门对广场舞的宣传力度不够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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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 近年来,广场舞红遍大江南北。与此同时,由广场舞引发的居民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层出不穷。在分析了广场舞何以兴起、何以引发居民间矛盾与冲突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规范广场舞的建议:在城市规划和社区规划中,须对城市公共空间、社区公共空间的正义性给予足够的关注,须对社区居民对公共空间公平性的诉求给予重视。如此,不仅可以缓解由广场舞引发的居民间的矛盾与冲突,而且还会使广场舞成为社区居民互动的良好方式之一。 . 近年来,广场舞红遍大江南北。与此同时,由广场舞引发的居民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层出不穷。在分析了广场舞何以兴起、何以引发居民间矛盾与冲突的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规范广场舞的建议:在城市规划和社区规划中,须对城市公共空间、社区公共空间的正义性给予足够的关注,须对社区居民对公共空间公平性的诉求给予重视。如此,不仅可以缓解由广场舞引发的居民间的矛盾与冲突,而且还会使广场舞成为社区居民互动的良好方式之一。 |
| [7] | . 分析城市大众健身"广场舞噪音扰民"事件的原因以寻求解决的相关对策.运用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进行研究,认为:"广场舞噪音扰民"事件的发生是舞者与周边居民在自由时空支配利益上所发生的冲突,并非本质矛盾;城市人口高度密集是事件发生的客观原因;城市治理滞后,尤其是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治理上的失范是导致事件升级的重要原因;现代大城市居民人口结构复杂、文化层次多元化是事件发生重要的文化根源.提出:统一思想认识,加强居民互信,完善相关规章,合理引导活动,科学城市规划,加强科技研发等解决建议. . 分析城市大众健身"广场舞噪音扰民"事件的原因以寻求解决的相关对策.运用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理论进行研究,认为:"广场舞噪音扰民"事件的发生是舞者与周边居民在自由时空支配利益上所发生的冲突,并非本质矛盾;城市人口高度密集是事件发生的客观原因;城市治理滞后,尤其是体育行政管理部门治理上的失范是导致事件升级的重要原因;现代大城市居民人口结构复杂、文化层次多元化是事件发生重要的文化根源.提出:统一思想认识,加强居民互信,完善相关规章,合理引导活动,科学城市规划,加强科技研发等解决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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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 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对南京地区部分经常参加广场舞锻炼者的生活质量调查分析,结果发现:参加广场舞锻炼者生活质量总体水平较高,平均分为62.89,其中优秀占3.9%,良好占20.8%;被调查者生活质量的社会功能维度和生活质量总体评价男女存在显著性差异;相对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生活质量相对来说越好。 . 采用《生活质量综合评定问卷》,对南京地区部分经常参加广场舞锻炼者的生活质量调查分析,结果发现:参加广场舞锻炼者生活质量总体水平较高,平均分为62.89,其中优秀占3.9%,良好占20.8%;被调查者生活质量的社会功能维度和生活质量总体评价男女存在显著性差异;相对来说受教育程度越高生活质量相对来说越好。 |
| [12] | . 目的:通过观察广场舞对绝经后妇女骨密度、血清雌激素及平衡能力的影响,探讨广场舞防治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症、降低跌倒风险的作用。方法:40名绝经后妇女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应用广场舞运动方法干预,对照组不做特殊干预。实验前及实验干预后1个月、3个月和6个月分别检测两组受试者胫骨骨密度、血清雌二醇、睁眼和闭眼状态下单腿站立时间、足底压力中心在左右和前后方向的最大位移量,统计分析各组数据。结果: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胫骨骨密度、血清雌二醇、睁眼和闭眼状态下的单腿站立时间明显增加,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或P0.01);足底压力中心在左右和前后方向的最大位移量明显下降,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或P0.01)。结论:广场舞运动能有效减缓绝经后妇女胫骨骨密度下降速度、提高血清雌二醇水平,改善平衡能力,且随着干预时间延长,效果更明显。广场舞对防治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症、降低其跌倒风险具有积极作用。 . 目的:通过观察广场舞对绝经后妇女骨密度、血清雌激素及平衡能力的影响,探讨广场舞防治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症、降低跌倒风险的作用。方法:40名绝经后妇女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应用广场舞运动方法干预,对照组不做特殊干预。实验前及实验干预后1个月、3个月和6个月分别检测两组受试者胫骨骨密度、血清雌二醇、睁眼和闭眼状态下单腿站立时间、足底压力中心在左右和前后方向的最大位移量,统计分析各组数据。结果:与对照组比较,实验组胫骨骨密度、血清雌二醇、睁眼和闭眼状态下的单腿站立时间明显增加,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或P0.01);足底压力中心在左右和前后方向的最大位移量明显下降,具有显著性差异(P0.05或P0.01)。结论:广场舞运动能有效减缓绝经后妇女胫骨骨密度下降速度、提高血清雌二醇水平,改善平衡能力,且随着干预时间延长,效果更明显。广场舞对防治绝经后妇女骨质疏松症、降低其跌倒风险具有积极作用。 |
| [13] | . 目的：探讨广场舞和健步走锻炼对中老年女性静态平衡能力的影响效果。方法：选取120名中老年女性为研究对象，其中广场舞组40人，健步走组40人，对照组40人，每组中年女性与老年女性的人数比例为1:1。采用平衡测试仪测试双足闭眼和单足睁眼状态下各压力中心移动轨迹指标的值，测试时间均为10 s。结果：广场舞组和健步走组各平衡指标的值都显著小于对照组的相应值（P<0.05）；广场舞组各平衡指标的值显著小于健步走组的相应值（P<0.05）。老年广场舞组与中年无锻炼组在各平衡指标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单足睁眼站立时，老年健步走组的动摇总轨迹长（TL）与中年无锻炼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广场舞和健步走锻炼都能显著改善中老年女性的静态平衡能力；广场舞锻炼对中老年女性静态平衡能力的改善效果要优于健步走锻炼，且能使老年女性静态平衡能力的水平达到无锻炼的中年女性的水平。 . 目的：探讨广场舞和健步走锻炼对中老年女性静态平衡能力的影响效果。方法：选取120名中老年女性为研究对象，其中广场舞组40人，健步走组40人，对照组40人，每组中年女性与老年女性的人数比例为1:1。采用平衡测试仪测试双足闭眼和单足睁眼状态下各压力中心移动轨迹指标的值，测试时间均为10 s。结果：广场舞组和健步走组各平衡指标的值都显著小于对照组的相应值（P<0.05）；广场舞组各平衡指标的值显著小于健步走组的相应值（P<0.05）。老年广场舞组与中年无锻炼组在各平衡指标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05）；单足睁眼站立时，老年健步走组的动摇总轨迹长（TL）与中年无锻炼组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广场舞和健步走锻炼都能显著改善中老年女性的静态平衡能力；广场舞锻炼对中老年女性静态平衡能力的改善效果要优于健步走锻炼，且能使老年女性静态平衡能力的水平达到无锻炼的中年女性的水平。 |
| [14] | . 目的:比较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参与全民健身广场舞前后血糖相关指标的变化,探讨全民健身广场舞对2型糖尿病的治疗和预防作用。对全民健身广场舞概念进行界定,阐述广场舞在运动负荷和节奏的变化、身体参与部位、编排上的特点。方法:将符合标准的受试者分为广场舞实验组(15人)和对照组(15人);实验组每周5次广场舞练习,每次1h,强度由小到大,共进行24周的干预;对照组饮食和服药习惯不变,实验前后两组分别测定空腹血糖FBG、餐后2h血糖2hPBG、糖化血红蛋白(HbA1c)、体重、BMI等指标。结果:24周干预后,实验组空腹血糖FBG、餐后2h血糖2hPBG、糖化血红蛋白HbA1c均下降(p0.05),体重和BMI变化不明显(p0.05);对照组各指标的变化不明显(p0.05)。结论:全民健身广场舞能有效降低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和HbA1c水平。 . 目的:比较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参与全民健身广场舞前后血糖相关指标的变化,探讨全民健身广场舞对2型糖尿病的治疗和预防作用。对全民健身广场舞概念进行界定,阐述广场舞在运动负荷和节奏的变化、身体参与部位、编排上的特点。方法:将符合标准的受试者分为广场舞实验组(15人)和对照组(15人);实验组每周5次广场舞练习,每次1h,强度由小到大,共进行24周的干预;对照组饮食和服药习惯不变,实验前后两组分别测定空腹血糖FBG、餐后2h血糖2hPBG、糖化血红蛋白(HbA1c)、体重、BMI等指标。结果:24周干预后,实验组空腹血糖FBG、餐后2h血糖2hPBG、糖化血红蛋白HbA1c均下降(p0.05),体重和BMI变化不明显(p0.05);对照组各指标的变化不明显(p0.05)。结论:全民健身广场舞能有效降低2型糖尿病患者的血糖和HbA1c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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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 . Space and place together define the nature of geography. Spatial analysis or the explanation of spatial organisation is at the forefront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Geographers appear to be confident of both the meaning of space and the methods suited to its analysis. The interpretation of spatial elements requires an abstract and objective frame of thought, quantifiable data, and ideally the language of mathematics. Place, like space, lies at the core of geographical discipline. Indeed an Ad Hoc Committee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65, 7) asserted that “the modern science of geography derives its substance from man’s sense of place”. In the geographical literature, place has been given several meanings (Lukermann, 1964; May, 1970). As location, place is one unit among other units to which it is linked by a circulation net; the analysis of location is subsumed under the geographer’s concept and analysis of space. Place, however, has more substance than the word location suggests: it is a unique entity, a ‘special ensemble’ (Lukermann, 1964, p. 70); it has a history and meaning. Place incarnates the experiences and aspirations of a people. Place is not only a fact to be explained in the broader frame of space, but it is also a reality to be clarified and understoo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people who have given it meaning. |
| [17] | . 全球化下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面临新的重塑,以诸多大城市新近出现的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发展最为突出。本文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研究对象,采用三角检验法,综合利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手段,探讨全球化下中国城市所出现的新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总体上,一个负面的黑人群体形象已经被建构起来。就居民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居住时间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而言,各类本地居民在对黑人聚居的看法上并无太大差别;但不同职业类型的居民看法差别很大。排斥心理的产生多源于外在信息的影响,亦即本地媒体排斥、矮化性的负面响应。 . 全球化下的中国城市社会空间面临新的重塑,以诸多大城市新近出现的跨国移民社会空间的发展最为突出。本文以广州小北黑人区为研究对象,采用三角检验法,综合利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研究手段,探讨全球化下中国城市所出现的新社会空间的地方响应。总体上,一个负面的黑人群体形象已经被建构起来。就居民的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居住时间和宗教信仰等方面而言,各类本地居民在对黑人聚居的看法上并无太大差别;但不同职业类型的居民看法差别很大。排斥心理的产生多源于外在信息的影响,亦即本地媒体排斥、矮化性的负面响应。 |
| [18] | . 目前国内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偏重于宏观层次，对于微观层次社区社会空间特征的研究相对缺乏。基于质性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和深度访谈的调查方法，以北京大学周边若干居住区为例，探讨了中关村高校周边居住区社会空间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中关村高校周边居住区的社会空间经历了从“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的发展阶段；社区居民的社会阶层分异显著；居民的整体流动性较强，且以水平流动为主，垂直流动相对较少；阶层内社会网络联系较强，阶层间社会网络联系较弱，存在明显的阶层分隔现象；空间结构呈现出在高校和社会双重力量作用下，各种类型居民分布既混合又有序的复杂型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关村高校周边居住区外来人口与原住居民共同构建了一种具有高流动性、松散社会网络等特征的社会空间，它为理解社区流动性、社会网络特征和社会空间成熟度之间的关系带来启示。 . 目前国内城市社会空间研究偏重于宏观层次，对于微观层次社区社会空间特征的研究相对缺乏。基于质性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和深度访谈的调查方法，以北京大学周边若干居住区为例，探讨了中关村高校周边居住区社会空间的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中关村高校周边居住区的社会空间经历了从“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的发展阶段；社区居民的社会阶层分异显著；居民的整体流动性较强，且以水平流动为主，垂直流动相对较少；阶层内社会网络联系较强，阶层间社会网络联系较弱，存在明显的阶层分隔现象；空间结构呈现出在高校和社会双重力量作用下，各种类型居民分布既混合又有序的复杂型式。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中关村高校周边居住区外来人口与原住居民共同构建了一种具有高流动性、松散社会网络等特征的社会空间，它为理解社区流动性、社会网络特征和社会空间成熟度之间的关系带来启示。 |
| [19] | . The impacts of informal employment on female labors have attain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literature of informal employment studies, among which a widely accepted viewpoint is that female labors engaging in informal employment are hard to or could not realize up-mobility development or formalize their work, with the consequence of ever being placed in a low-level marginal position. Such totally general notion should be negotiated on account of the diversity of informal employment. It is argued that the negative aspect of impacts of the informal employment on female is over emphasized with the lack of consideration of their positiveness.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positive role of informal employment in the accumulation of female human capital, and using the case study of a typical female sector, the Tea Ceremony (chayibiaoyan) in Fangcun Tea Market in Guangzhou, with methods of observation,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It is found that Tea Market concentrates lots of micro-enterprises, in which most of workers are female labors employed informally. Rather than locked in the weak, marginalized labor market, female tea-ceremony workers are found to be capable of accumulating their human capital and finally move into the high-level labor market or develop into employers of micro-enterprises through the way of utilizing informal training, formal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institution during their informal working process. Therefore, the informal employment functions are not simply well known "social valve" in promoting female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labor market, but as a way for them to move up from a low-level, informal labor market into a high-level formal one. In this process, informal training formed spontaneously in the market and formal training formed by the government are the two important promotion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female labors. The implication of related policies i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institutions related to formal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in different informal employment sectors with real consideration of their diverse characteristics. . The impacts of informal employment on female labors have attained much attention in the literature of informal employment studies, among which a widely accepted viewpoint is that female labors engaging in informal employment are hard to or could not realize up-mobility development or formalize their work, with the consequence of ever being placed in a low-level marginal position. Such totally general notion should be negotiated on account of the diversity of informal employment. It is argued that the negative aspect of impacts of the informal employment on female is over emphasized with the lack of consideration of their positiveness. This paper aims to examine the positive role of informal employment in the accumulation of female human capital, and using the case study of a typical female sector, the Tea Ceremony (chayibiaoyan) in Fangcun Tea Market in Guangzhou, with methods of observation, interview and questionnaire survey. It is found that Tea Market concentrates lots of micro-enterprises, in which most of workers are female labors employed informally. Rather than locked in the weak, marginalized labor market, female tea-ceremony workers are found to be capable of accumulating their human capital and finally move into the high-level labor market or develop into employers of micro-enterprises through the way of utilizing informal training, formal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institution during their informal working process. Therefore, the informal employment functions are not simply well known "social valve" in promoting female workers to participate in the labor market, but as a way for them to move up from a low-level, informal labor market into a high-level formal one. In this process, informal training formed spontaneously in the market and formal training formed by the government are the two important promotion factor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female labors. The implication of related policies is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institutions related to formal training and professional qualification in different informal employment sectors with real consideration of their diverse characteristics. |
| [20] | .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apid urbanization,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accommodating rural migrants from the same origin areas have proliferated in China's metropolitan cities. This phenomenon has attracted a wide range of political concern and media attention. However, little scholarly attention has been devoted to such rural migrant encla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space, and to what extent and in what way 'the power of place' imposes influences upon the migration process and the labor-market process of rural migrants remain poorly understood. Based on field study and qualitative method, this paper aims to probe into the evolution process, basic characteristics,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spatiality of Hubei Village, a homeplace-based community located in the city of Guangzhou,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Hubei Village in general has become specialized in economic structure, homogeneous in sub-ethnic composition, and diversified in social stratum since the advent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at abundant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recruitment channels embedded with native space connections engender this community an enclave of key social and cultural distinction from surrounding area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Hubei Village plays a key role in accumulating and retaining all kinds of sub-ethnic elements, e.g. capital, labor force, and identity. Specifically, Hubei Village provides a place for the circuit of Hubei migrants' economic capital, for upward mobility of hubei labor migrants, and for integration of Hubei migrants into the host society of detonation cities. Our results further indicate that Hubei Village is a product of interrelated and interwoven forces at varied geographical scales, including market, institutional, and regional-level factors on a macro scale, factors related to urban expansion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n a meso scale, and factors related to competitive edges of Hubei garment factories, entrepreneurial spirit of Hubei migrants, and active response of local community on a micro scale. Based on our empirical study, we make a conclusive remark that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as new urban social spaces facilitated by grass-root efforts,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gration of neo-migrants in China's metropolitan cities. Therefore, governments should be cautious to carry out the wholesale demolition of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and should reconsider existing redevelopment policies toward urbanized villages. .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rapid urbanization,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accommodating rural migrants from the same origin areas have proliferated in China's metropolitan cities. This phenomenon has attracted a wide range of political concern and media attention. However, little scholarly attention has been devoted to such rural migrant encla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ocial space, and to what extent and in what way 'the power of place' imposes influences upon the migration process and the labor-market process of rural migrants remain poorly understood. Based on field study and qualitative method, this paper aims to probe into the evolution process, basic characteristics, formation mechanism, and spatiality of Hubei Village, a homeplace-based community located in the city of Guangzhou, in the context of rapid urbanization. Our findings reveal that Hubei Village in general has become specialized in economic structure, homogeneous in sub-ethnic composition, and diversified in social stratum since the advent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that abundant production networks and recruitment channels embedded with native space connections engender this community an enclave of key social and cultural distinction from surrounding areas. Our results suggest that Hubei Village plays a key role in accumulating and retaining all kinds of sub-ethnic elements, e.g. capital, labor force, and identity. Specifically, Hubei Village provides a place for the circuit of Hubei migrants' economic capital, for upward mobility of hubei labor migrants, and for integration of Hubei migrants into the host society of detonation cities. Our results further indicate that Hubei Village is a product of interrelated and interwoven forces at varied geographical scales, including market, institutional, and regional-level factors on a macro scale, factors related to urban expansion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on a meso scale, and factors related to competitive edges of Hubei garment factories, entrepreneurial spirit of Hubei migrants, and active response of local community on a micro scale. Based on our empirical study, we make a conclusive remark that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as new urban social spaces facilitated by grass-root efforts, mak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integration of neo-migrants in China's metropolitan cities. Therefore, governments should be cautious to carry out the wholesale demolition of homeplace-based communities, and should reconsider existing redevelopment policies toward urbanized villages. |
| [21] | . 智慧社区的理念源于西方发达国家,随着智慧城市的理念一同传入我国。在我国,智慧社区既被看作智慧城市的缩影,又被看作是智慧城市的基本单元和构成模块。当前我国智慧社区建设在建设理念、规划协调、基础设施、运营模式以及专业人才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困境。只有明确理念,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基础设施,将智慧社区有效嵌入智慧城市体系,创新运营模式,培养专业人才,我国的智慧社区建设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 智慧社区的理念源于西方发达国家,随着智慧城市的理念一同传入我国。在我国,智慧社区既被看作智慧城市的缩影,又被看作是智慧城市的基本单元和构成模块。当前我国智慧社区建设在建设理念、规划协调、基础设施、运营模式以及专业人才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困境。只有明确理念,加强顶层设计,完善基础设施,将智慧社区有效嵌入智慧城市体系,创新运营模式,培养专业人才,我国的智慧社区建设才能真正取得实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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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 . 改革开放以来,渐进制度改革构建了中国经典的混合制度模式,生产了一个单位制、市场制、乡村制的空间混合体,即新单位主义生产了新单位空间,市场机制生产了市场化空间,乡村体制生产了乡村型空间。这三类城市空间演化存在各自的路径依赖,呈现出混合布局的自组织特征:第一,市场化空间全域快速扩张,是城市空间转型的主导类型;新单位空间在老城相对集中,并在郊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延伸;而乡村型空间则因建成区扩张而不断外移。第二,新单位空间散布于市场化空间中,市场化空间和新单位空间不断侵入乡村型空间,但市场型空间的扩张阻力越来越大,新单位空间逐步趋于稳定,乡村性用地外迁速度日趋减缓。中国的混合制度不消失,城市的混合空间结构将持续存在。 . 改革开放以来,渐进制度改革构建了中国经典的混合制度模式,生产了一个单位制、市场制、乡村制的空间混合体,即新单位主义生产了新单位空间,市场机制生产了市场化空间,乡村体制生产了乡村型空间。这三类城市空间演化存在各自的路径依赖,呈现出混合布局的自组织特征:第一,市场化空间全域快速扩张,是城市空间转型的主导类型;新单位空间在老城相对集中,并在郊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延伸;而乡村型空间则因建成区扩张而不断外移。第二,新单位空间散布于市场化空间中,市场化空间和新单位空间不断侵入乡村型空间,但市场型空间的扩张阻力越来越大,新单位空间逐步趋于稳定,乡村性用地外迁速度日趋减缓。中国的混合制度不消失,城市的混合空间结构将持续存在。 |
| [26] | . 在老龄化日益严重背景下,老年人养老及其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凸显。我国目前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方面还存在着法律保障不到位,涉老法律制度不够健全,执法保障未能及时到位等问题,需要通过更新思想观念,健全涉老法律制度,强化老年人权益保障执法和专业化法律服务,加强老龄法律问题的理论研究等途径来进一步强化老年人权益的法律保障。 . 在老龄化日益严重背景下,老年人养老及其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凸显。我国目前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方面还存在着法律保障不到位,涉老法律制度不够健全,执法保障未能及时到位等问题,需要通过更新思想观念,健全涉老法律制度,强化老年人权益保障执法和专业化法律服务,加强老龄法律问题的理论研究等途径来进一步强化老年人权益的法律保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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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 近十几年来女性主义****将性别视角引入社会资本研究,通过找回主流社会资本研究中所忽略的＂女性本体＂,展现了两性社会资本在构成和运用上的差异,性别权力的不平等是如何影响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投资,以及随之产生的各种社会资本不平等议题。对社会资本研究的性别检视,揭示了主流研究文献中隐藏的性别化的认知偏见及其种种表现;而女性主义研究者对定义和测量等攸关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关键性议题进行的批判性分析和再诠释,也为社会资本各种理论阵营的见解整合提供了经验性依据。然而,＂性别觉察＂的社会资本研究本身仍处于＂正在理论化＂的发展过程之中。 . 近十几年来女性主义****将性别视角引入社会资本研究,通过找回主流社会资本研究中所忽略的＂女性本体＂,展现了两性社会资本在构成和运用上的差异,性别权力的不平等是如何影响社会资本的积累和投资,以及随之产生的各种社会资本不平等议题。对社会资本研究的性别检视,揭示了主流研究文献中隐藏的性别化的认知偏见及其种种表现;而女性主义研究者对定义和测量等攸关社会资本理论发展的关键性议题进行的批判性分析和再诠释,也为社会资本各种理论阵营的见解整合提供了经验性依据。然而,＂性别觉察＂的社会资本研究本身仍处于＂正在理论化＂的发展过程之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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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 . 后现代思潮背景下,性别研究在人文科学领域越来越重要。性别不只是关于个体身份的自然属性,更是一种映射社会变革、社会不平等和反抗特权的社会关系。本文梳理国内外女性主义研究的相关文献,具体从女性主义地理学理论渊源、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和中国本土女性主义地理学等三方面对女性主义地理研究进行综述。较之于国外同行,国内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仍显单薄,多数是采借和沿袭西方的相关理论进而通过特定案例加以印证(佐证),某种意义上是对西方同行的回应性研究。未来的我国女性主义地理研究,需要关注三个问题:从我国传统文化女性发展理论中吸取营养;聚焦女性日常生活世界领域的实践逻辑;女性作为能动者的个体和自组织的集体智慧需要引起注意。 . 后现代思潮背景下,性别研究在人文科学领域越来越重要。性别不只是关于个体身份的自然属性,更是一种映射社会变革、社会不平等和反抗特权的社会关系。本文梳理国内外女性主义研究的相关文献,具体从女性主义地理学理论渊源、西方女性主义地理学和中国本土女性主义地理学等三方面对女性主义地理研究进行综述。较之于国外同行,国内女性主义地理学研究仍显单薄,多数是采借和沿袭西方的相关理论进而通过特定案例加以印证(佐证),某种意义上是对西方同行的回应性研究。未来的我国女性主义地理研究,需要关注三个问题:从我国传统文化女性发展理论中吸取营养;聚焦女性日常生活世界领域的实践逻辑;女性作为能动者的个体和自组织的集体智慧需要引起注意。 |
| [31] | . 日常生活的权利和平等是女性主义地理学关注的问题。在个体出行的视角上,已有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两性出行特征差异的描述统计上,对反映两性家庭生活分工不平等的"出行目的"研究较为缺乏。工作型、家务型和休闲型三种类型的出行目的结构对审视女性出行活动权利和生活质量有着直接的作用,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此外,对女性的出行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人和家庭属性因素上,缺乏对女性居民出行空间的建成环境分析。鉴于此,以广州市为例,选取18个社区的1604个样本为研究数据,以男女性居民的出行基本特征差异为基础,重点研究表征出行活动权利和生活质量的"出行目的",以此解释家庭生活中存在的隐性不平等现象,并通过建立多项logistic模型,探讨造成女性居民出行目的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广州男女性居民在出行率、出行时耗、出行时间分布等基本出行特征方面差异不大,但出行目的结构却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揭示了隐性的性别休闲活动机会与权利的不平等现象;同时,这种性别不平等现象在不同女性群体内部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的个人属性及家庭结构上;而在建成环境因素中,用地混合度、建筑密度、POI密度和公交站点密度低的社区,工作日女性居民的出行目的更多受限于责任性的家务活动;在休息日,用地混合度、POI密度和商业可达性低的社区,女性居民的出行目的也更显著地指向家务活动,建成环境因素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日常出行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研究结论为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为女性群体创造平等的出行空间和公共服务提供政策参考。 . 日常生活的权利和平等是女性主义地理学关注的问题。在个体出行的视角上,已有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两性出行特征差异的描述统计上,对反映两性家庭生活分工不平等的"出行目的"研究较为缺乏。工作型、家务型和休闲型三种类型的出行目的结构对审视女性出行活动权利和生活质量有着直接的作用,有必要进行深入探讨。此外,对女性的出行影响因素研究主要集中在个人和家庭属性因素上,缺乏对女性居民出行空间的建成环境分析。鉴于此,以广州市为例,选取18个社区的1604个样本为研究数据,以男女性居民的出行基本特征差异为基础,重点研究表征出行活动权利和生活质量的"出行目的",以此解释家庭生活中存在的隐性不平等现象,并通过建立多项logistic模型,探讨造成女性居民出行目的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广州男女性居民在出行率、出行时耗、出行时间分布等基本出行特征方面差异不大,但出行目的结构却存在明显差异,这种差异揭示了隐性的性别休闲活动机会与权利的不平等现象;同时,这种性别不平等现象在不同女性群体内部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同的个人属性及家庭结构上;而在建成环境因素中,用地混合度、建筑密度、POI密度和公交站点密度低的社区,工作日女性居民的出行目的更多受限于责任性的家务活动;在休息日,用地混合度、POI密度和商业可达性低的社区,女性居民的出行目的也更显著地指向家务活动,建成环境因素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日常出行中的性别不平等现象。研究结论为优化土地利用结构,为女性群体创造平等的出行空间和公共服务提供政策参考。 |
| [32] | . This article examines cultural practices and social life in urban public spaces of postreform China, focusing on the everyday leisure, entertainment, and cultural activities spontaneously organized by grassroots residents or groups. It examines performativity in constituting cultural meanings, reproducing everyday identities, and building up mutual engagements, and unravels the ways in which ordinary people devote resources, labor, and energy to keep alive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identities. Performances of cultural identities in public spaces entail improvised and temporary social relations which emerge from the immediate contexts of mundane spatial practices. Empirical analyses of public performativity in Guangzhou identify three scenarios, namely, the performativity of public teaching, public shows and performances, and the performative displays of cultural difference between carnivalesque dancing and “high-end culture” in public leisure.Representando el Hombre Público: Cultura e Identidades en la Clase Ociosa Popular en ChinaResumenEste artículo examina las prácticas culturales y la vida social en espacios públicos de la China post-reforma, enfocándose en el ocio cotidiano, entretenimiento y actividades culturales organizadas espontáneamente por residentes o grupos populares. Se examina las representaciones en la constitución de significados culturales, la reproducción de identidades cotidianas y la construcción de compromisos mutuos, y se muestran las formas en las que personas comunes invierten recursos, trabajo y energía para mantener vivas identidades individuales o colectivas. Las representaciones de identidades culturales en espacios públicos ligan relaciones sociales improvisadas y temporales que emergen de los contextos inmediatos de prácticas espaciales mundanas. El análisis empírico de representaciones públicas en Guangzhou identifica tres escenarios, a saber, representaciones de ense09anza en público, espectáculos y representaciones públicas, y muestras representativas de la diferencia cultural entre baile carnavalesco y “alta cultura” en el ocio públic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