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毅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its mechanism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in China
LIXiaoyun, LIUYi通讯作者:
收稿日期:2018-02-22
修回日期:2018-05-18
网络出版日期:2018-08-20
版权声明:2018《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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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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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很早以前就通过简单生产活动对周围环境产生认知,从而积累了早期的地理知识,逐步探索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的关系[1]。尽管人的生存、生活以及发展条件从未能离开“地”提供的生产资料和空间场所,但随着生产力发展,人类逐渐降低对“地”的依赖,增强主动性并不断压缩其他物种的活动空间[2],还不时触碰“地”的边界,导致人地关系趋向紧张。尤其自20世纪末期以来,人地矛盾从局部扩展到全国甚至全球。持续不断的全球变暖、粮食危机、水污染、大气污染、沙漠化面积扩张等问题,都是人地系统内部过程失控的集中表现,人和地的关系成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话题。西方国家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交互影响方面,近年来有向城市环境和资源可持续利用等更加具体方向转变的趋势,生态环境科学是其主导研究力量。而中国是地理学,尤其是人文—经济地理学在人地关系相关研究中发挥着主导作用[3]。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中国地理科学肩负着巨大的时代使命。然而,由于人地关系研究涉及多学科,其研究内容和方向也具有多面性[4],不同学科的****对人地关系的基本认知也存在较大差异[5],如何在错综复杂的人地系统中寻求协调人地关系的核心突破口尚有较多困难。考虑到人地关系状态具有内在传承性,现今严重的人地矛盾正如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6]。从动态视角追踪它的演变轨迹,不仅可以在理顺中国现代人地矛盾形成的历史脉络中加深对人地关系的整体认知,也可尝试以史为鉴寻求矛盾的解决思路。目前,学术界对人地关系持续演变主要有三类代表性观点：一是以新马尔萨斯主义者为代表的悲观论,认为“地”的增长跟不上人的需求,而提出零增长观点[7];二是以西蒙等为代表的乐观论,认为地球上还有很多未开发资源,随着技术进步还会出现更多可替代资源,“地”足够支撑人的发展需求,因而提出没有极限的增长观点[8];第三类是为避免人地矛盾进一步加剧,提出人要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前提下适度增长,即可持续发展的观点[9]。静心而思,无论是悲观论还是乐观论,抑或可持续发展论,其实核心都是围绕人对“地”的需求和“地”对人的供给是否协调或矛盾展开的。而资源的开发利用方式是联系人类需求和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环节,也是能够被优化的最基本变量[10],但其具体表现形式会因人类需求和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因而,本文以人类对资源的利用和生产力变革为切入点,将中国人地关系演变的线索在时间维度上展开,审视历史上人地关系的形成过程及驱动机制。以期从纵向视角加深对中国人地关系的整体认知,并为探寻人地系统整体优化及有效调控途径提供历史借鉴。
2 人地关系的内涵
从地理学来看,人地关系即地球表层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和反馈作用,这是一个高度综合且抽象的概念。虽然在具体研究层面人地关系涉及内容异常宽泛[3],****们对其内涵的界定也是见仁见智,但作为现代地理学的基础理论,人地关系仍有其特定的内涵及研究范畴。“人”的要素和“地”的要素以及两类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人地关系的核心研究对象。不同****界定人地关系内涵的区别多集中在对具体的“人”和“地”的要素选择上。以吴传钧先生为代表的人文地理学家,提出了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是对“人”与“地”之间关系的高度科学概括。从历史人类生产生活变化及其赖以生存的资源环境来看,“人”的要素集中表现为按照一定生产关系集结起来的人类整体及其为生存发展而进行的核心社会活动,包括拓荒、发明工具、耕种、工业生产等,具体形式随时代而变迁。“地”的要素集中表现为为满足人类需求而被纳入人类认知和实践领域的自然资源和环境,如土地、水、能矿等。两者之间始终围绕人对“地”的依赖性和能动性产生关系[11],即人必须依赖“地”提供的资源环境和空间场所作为生存活动的基础,同时人也通过主动认识、利用和改造“地”以达到满足自我需求的目的。由于不同历史时期人类需求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认识、利用和改造“地”的能力也不同,导致人和“地”作用的焦点及强度不断变化,人地关系也伴随人类社会发展不断由简单向复杂演变。在人地关系的演变过程中,“人”具有双重身份,既是人地关系的核心组成要素,又是人地关系的创造和推动者,因而人及人类行为在人地关系演变中是重要且主动的角色。“地”在人地关系演变中的角色相对被动,主要发挥支撑和制约作用。纵观历史,无论是原始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还是生态文明,人地关系始终未离开贯穿其中的核心内容（表1）。人地关系演变首先表现为,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人”的要素和“地”的要素外延在不断扩大。其次,围绕着不同阶段的要素拓展,人类的核心需求不断发生变化,对“地”的依赖和开发程度也在不断变化。第三,“人”与“地”的关系,伴随生产力进步,体现为“人”的被动适应逐步向对“地”的能动性改造转变,即人化自然的形成过程。其四,在上述过程中逐步形成人对“地”的认知,这种认知反过来会进一步修正人类的需求和人对“地”的主观改造行为,进而推动人地关系不断演变。
Tab. 1
表1
表1人地关系的核心内涵及表征
Tab. 1The core connotations and characterizations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 时间轴 | 核心需求 | 主要人类活动 | 核心要素 | 人对“地”作用的 维度/强度 | 人对“地” 的认知 | |
|---|---|---|---|---|---|---|
| 史前文明 | 公元前200万年以前 | 果腹生存 需求 | 采集、渔猎 | - | 原点/微不足道 | 几乎没有 |
| 原始文明 | 公元前200万年至公元前1万年 | 渔猎、刀耕火 种等 | 天命论 | |||
| 农业文明 | 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1700年 | 生存安全 需求 | 农耕等 | 土地 | 一元人地关系/浮动中加强 | 人地相称 |
| 工业文明 | 公元1700年至今 | 以工业品为主导的物质需求 | 工业生产,能矿 开发,城市扩 张等 | 能源、矿产、土地、淡水 | 无边界的多维（围绕土地、水、能源、矿产等）/范围和强度急速扩大 | 人定胜天 |
| 生态文明 | 现代至未来 | 以生态品为主导的精神需求 | 区分主体功能,核算生态价值等 | 生态环境 | 有边界的多维（围绕土地、水、能源、矿产等）/以生态环境容量作为约束边界 | 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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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地关系内涵来看,随着人类从史前文明、原始文明向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过度,人类核心需求依次经历了从生存需求（野果）、生存安全需求（农产品）、物质需求（工业品）向精神需求（生态品）的转变。在不同需求引导下,人影响“地”的核心要素也从最开始的渔猎、刀耕火种向以稳定农耕为核心的开荒拓土,再向以能矿资源开发为核心的工业生产,以及以科学规范人类活动强度和范围为核心的界定主体功能过度,由此关注的核心“地”类要素也从相对单一的土地资源逐步丰富为土地、淡水、能源和矿产及生态环境等多种资源。人对“地”的伦理认知也经历了从天命论、天人合一、人地相称、人定胜天到可持续发展的螺旋上升过程。总体来说,不同历史阶段人地关系具体内涵的多面特征引导着“人”和“地”之间既有和谐共处的一面,也有矛盾冲突的一面,共同形成人地关系演变的阶段性规律。
3 中国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
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人地关系演变的核心表征总结为表2。Tab. 2
表2
表2不同历史时期中国人地关系的核心表征
Tab. 2The core representation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 人地关系 核心表征 | 历史阶段 | |||||||
|---|---|---|---|---|---|---|---|---|
| 夏商周 | 秦汉 | 三国 | 隋唐 | 两宋 | 元 | 明 | 清 | |
| 核心社会特征 | 青铜器、铁器;人口缓慢增加 | 精细铁器、牛耕;人口增加,个别地区人口集聚 | 战争频发,人口减少、主动南迁 | 经济繁荣,人口增加; | 疆域缩小,人口激增、商贸繁荣 | 开荒拓疆 | 灾荒严重,人口流动大 | 人口膨胀,边地开发 |
| 人的核心需求 | 以农产品为主的生存安全需求 | |||||||
| 人影响“地”的核心活动 | 农耕 | 农耕、圩田、修筑堤防 | 农耕、战争、迁移 | 农耕、商贸、开通大运河、漕仓、围海 | 农耕、商贸,开发山地,扩大 圩田 | 农耕,开辟沙地、梯田、 圩田 | 农耕、政治移民 | 农耕、开辟边地及深山密菁 |
| 核心“地”类要素 | 土地 | |||||||
| 人对“地”的认知 | 天人合一、顺时而治 | 人地相称 | ||||||
| 人地关系演变阶段 | 一元化人地关系初期 | “人地发展必相称”的认知期 | 在跌宕起伏中逐渐趋紧期 | |||||
| 人地关系核心特点 | 人类顺应自然,适度改造利用水土资源;空间上,总体和谐,局部冲突;时间上,长期协调,短期矛盾 | |||||||
| 人类活动多被限在河流流域,以土地开发为主的一元化人地关系开端 | 人对“地”的认知增加,作用途径丰富,强度加大;“地”的产出增加,人地基本相称 | 南北分异：北方人少地多,土地撂荒;南方适度开发,人地联系增多 | 人作用于“地”的途径增多,力度增大。南方成为人口重心,人地互动性更强 | 区域人地关系紧张有所扩展;商贸活动兴起,开始开发丘陵,人类活动范围增大 | 地广人稀,人地冲突较少;继续拓展人类活动空间 | 人多地少、人少地多并存;区域性人地不相称矛盾突出 | 人多地少矛盾渐显;人类活动空间再次扩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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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人地关系的萌芽：从混沌到原始共生
虽然人地关系伴随人类社会而产生,但真正的人地系统并非在人类出现之初就形成。从远古时期人类的出现为人地关系萌生奠定基础,到石器时代人地系统逐渐显现,人和地之间经历了从混沌到原始共生的漫长阶段。公元前200万元年前人类出现一直持续到公元前1万年前后的原始文明时期,人类主体和环境客体并未分离。人类活动仍属自然环境系统的一部分,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直接消费者,以野果、猎物果腹。期间,人地关系最突出的表现是人缺乏对自然的基本认知,自然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真正的人地系统尚未形成。直到石器时代,为了获取食物满足果腹生存需求,人类不断发掘新的生产生活工具,从木棍到打磨研磨石器,从保存天然火种到人工取火,人类逐渐从环境中分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群体,真正的人地系统才开始形成。此时,劳动工具的使用使人类日常生活有了较大保障,人口数量和质量得到显著提高,人对自然环境作用的深度也有所增加,但仍远未超过环境的生态阈值,也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经济结构,人类仍然是依赖于环境的直接消费者[12]。而且在人地系统中,人类、资源和环境之间存在着很强的自动均衡机制,人地系统演变幅度小、速度慢,处在演化的萌芽阶段。
新石器时代中后期,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的食物开始出现剩余,围绕食物储存和生产的农耕、畜养、制陶等技术产生,农耕与畜牧的经营也使人类由逐水草而居变为定居。人类开始关注文化发展,继而出现了文明雏形,才基本形成了人类稳定系统的组建,“人”和“地”之间也才开始相对稳定、长期且紧密的联系。人的主观能动性逐步得到发挥,“人”和“地”之间也才开始了真正的相互作用。但该时期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自然于人是一个无比神秘及强大的存在[13],“天命论”是该时期典型的人地观念,主要以图腾崇拜的形式表现出来。人地关系呈现出“低消耗、低土地生产力、低人口密度”的原始共生特点。
3.2 一元化人地关系的演变：从原始共生到紧密相联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饱受自然灾害影响而不能正常生产生活,这种情况在生产力相对低下的渔猎及农耕时期表现更为明显。为免受灾荒年景饥饿之苦,先人逐渐认识到储存粮食及资源的重要性,生产并囤积更多粮食成为人类满足自身生存安全需求的重要保障,随之土地资源成为人类改造利用的核心对象。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农业社会里,各阶层农耕思想根深蒂固,农业生产在人类活动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围绕农业生产引发的人和土地的关系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人地关系的演变历程。“地”主要向人类提供水土资源以满足其粮食及生存安全需求,人地关系整体呈现出人类顺应自然,以土地资源为核心适度改造利用;空间上,总体和谐,局部冲突;时间上,长期协调,短期矛盾的特点。因该时期人地作用的焦点相对集中,姑且称之为一元化人地关系,历经萌芽期的原始共生逐步走向紧密相联。3.2.1 一元化人地关系的开端 石器时代末期,人类在与“地”原始共生的过程中发明了青铜冶炼及铸造技术,人类对“地”的改造程度和范围开始不断增加,从环境的直接消费者转变为对资源环境的改造索取者。人类对土地的需求也从最开始以果腹为主的生存需求转变为以生产囤积粮食为主的生存安全需求。但总体来说,传统农耕时期人的需求相对比较简单,保障其生存安全需求的“地”类要素基本可概括为土地和淡水[14]。从这一要素组成出发,包括湖泊在内的河流流域土地资源开发便理所当然成为人类活动的主要空间载体,也成为国家起源及其延续的最佳场所。
自人类社会进入父系氏族公社之后,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草场虽为氏族公社所有,但在将氏族成员共同生产的物品分配给家庭成员的过程中,氏族首领逐渐有机会把多余的公共物品占为己有。随即开始出现贫富之差和阶级对立,氏族公社制度逐步瓦解。从夏朝出现国家概念之后,阶级对立及等级制度更加分明具体,人类在改造和利用“地”的同时也随之出现了对自然领域的划分以及对自然界“公共物品”充分占有权的争夺。人与人之间产生了更多利益纷争,核心集中在如何分配自然资源和政治权利上。在工业文明之前,最重要的自然资源和政治利益之争莫过于土地。土地既是维持统治阶级的统治基础,又是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有了土地才能有农业生产空间;有了农业生产,才能有粮食;有了粮食,才能养活人口,才能供给统治阶层的经济来源。公元前21世纪开始,延续长达1600年左右的奴隶社会（经夏商周）,土地所有权归国王,各诸侯仅拥有经营使用权,奴隶主通过井田制将劳动力安置在土地上以获取劳动所得。期间,人类活动的空间范围仍多集中在沿河区域,占据人口多数的奴隶被捆绑在已开垦的土地上进行生产,这是一元化人地关系缓慢演进的开端。
很明显,该时期人类活动的空间范围基本被“地”的客观条件所限制,人类也还只能在“地”决定的空间范围内从事生产生活活动。但是,与萌芽时期人地关系明显不同的是,该时期人类的主观能动性得到极大发挥,人类开始由“地”的消极适应者变为主动消费者,且不再单纯地直接依赖自然地理环境,而是通过建立人为环境系统将自然资源转化为消费品[12],人类开始掌握自然规律并应用天文历法安排农事生产。朴素的辩证唯物论成为该时期处理人地关系的核心观念。儒家思想所倡导的“天人合一”“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出自王先谦著《荀子集解》（下）。)等“使民以时”“顺时而治”的统治思想为协调人地冲突做出了极大贡献,也是农业文明时代中华文明能够超越其他古文明得以持续的关键因素之一[15]。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的人类仍基本遵循自然组织原则,人对“地”的需求主要表现为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量的积累,未从根本上破环生态系统的基本结构。虽然也有局部地区由于人类对原始自然状态的改造出现人地矛盾,但仅限于较小的区域范围和较短的时间序列内,且自然能够自我修复。
3.2.2 人地发展必相称的认知 春秋战国时期,铸铁冶炼技术的发明及牛耕的出现,明显改善了农业生产工具,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只有把奴隶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才能释放生产的积极性。诸侯国也开始要求土地所有权,并在战国末年实行变法。最著名的莫过于秦国秦孝公继位后的“商鞅变法”,提出“废井田,开阡陌（即废除奴隶时期土地国有制,实行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重农抑商,奖励耕织……”,促进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也促进了涉农产业的发展。公元前221年秦朝统一六国,瓦解土地国有和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和赋税制,逐渐形成了地主、佃农和自耕农三种农业生产主体,其中拥有小块土地的自耕农成为战后恢复粮食生产的核心力量。
秦朝开始,铁农工具的器形及质地均得到极大改善,出现了铁犁、铁锄、铁镰、铁臿等更精细的农作工具。牛耕也更加普遍,“秦以牛田,水通粮”(出自《战国策》,赵策一（卷十八）。)。同时,改良土壤、适时耕种、间苗保墒等耕作技术及田间管理方式也得到进一步提高,《任地》《审时》《辨土》等均记载了较为详细的农业耕作技术。人类对自然规律的认知更加具体,单位耕地面积产出得到极大提高,据推算从春秋战国时期约95斤/亩增加到110斤/亩,全国粮食总产量约达到590亿斤。按古代人均年需原粮698斤/人计算[16],可供养8700万人口,而秦朝人口峰值不过5000万,因而“地”供养新增人口尚无压力。另一方面,秦朝税赋之重历史少有,引发了人口为躲避繁重赋税而向偏远地区的流动。《汉书×食货志》记载“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戌。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赡其欲也”。此外,修阿房宫、筑长城等工程活动大量征用劳动力也导致土地大片荒芜。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秦朝人地关系的演进。
秦末汉初,因战乱人口锐减,西汉建立时仅剩约1300万。汉朝依然把农业作为治国之本,沿用以商鞅为代表的“耕战”政策,鼓励百姓从事农桑,息兵养民,经历文景之治后,到汉武帝初期人口已增至近6000万。同期也开启了较大规模的垦荒开疆活动,对湖泊滩涂的开垦也逐渐兴盛起来。《汉书》记载“武帝开广三边。自高祖增二十六,文、景各六,武帝二十八,昭帝一。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民户千二百二十三万三千六十二,……,汉极盛矣。”(出自班固著《汉书》,卷二十八下（地理志第八下）。)人对“地”的改造从原来开发层次低下的自然垦殖逐步向层次较高的筑圩垦殖发展。通过在滨湖洲滩上修筑堤防来开垦圩堤内的土地,出现了早期圩田。汉朝非常重视农田灌溉及水利系统建设,通过开挖人工河道、修筑堤防、河川截留等人为方式增加灌溉农田面积。都江堰、郑国渠以及其他数以万计的陂池沟渠等水利系统在后续朝代也一直发挥作用。坎儿井作为古代干旱地区引取地下水灌溉的工程形式更是被沿用至今。这些表明人类改造“地”的能力在增强,对当时的社会发展及人地关系演进起到了正面促进作用。除了人对“地”的作用途径增强之外,当时人地关系演进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南北差异明显。全国85%以上的人口集中在北方,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农业文明已进入较高水平,而长江中下游地区还处于“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嬴蛤”的近乎原始农业状态,北方人地关系演进和经济发展的速度远远高于南方地区。甚至个别地方因人口过于集聚而出现人多地少的矛盾冲突,如长安城内人口密度高达1000人/km2。人们开始发展除农业之外的其他生产活动以寻求供需平衡和财富积累,商贸和手工业等渐渐兴盛起来。
到西汉中期,人类已经能够打破自然经济的局限去考察人口经济问题。《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要使国家富裕,必须农、工、商、虞（山泽）一并发展,可在地狭人众的地方发展工商业以补农之不足。即意识到要通过多种经济活动、配合山林资源开发以及土地利用效率的提高来养活更多人口,创造更多财富。东汉时期也提出“地者民之本也,诚不可久荒”[17],并在分析了人口与土地的数量关系后,较前人进一步明确了“土地人民必相称”这个命题。人对“地”的认知和改造利用程度逐步加深,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人类逐渐产生了“人地发展必相称”的人地观念。
3.2.3 跌宕起伏中逐渐趋紧的人地关系 伴随生产稳定提高,人口不断出现新峰值（图1）,虽然耕地面积、粮食亩产及总产量都在波浪起伏中上升,但人均粮食占有量却自宋元之后出现下降趋势（图2）。这表明虽然人对“地”的开发利用及“地”对人的供给产出都在不断提升,人地联系紧密程度有所增加,但从粮食供应视角衡量的人地不相称程度也有所加深,“地”对人口的供养压力自两宋之后不断增大。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中国古代的最高人口及最大耕地面积
-->Fig. 1The highest population and the largest cultivated land area in ancien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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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中国古代粮食生产和需求演变
注：按传统社会人均年需求原粮696市斤计算。
-->Fig. 2The evolution of grain production and demand in ancient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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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在369年时间内共出现约36个政权。这一时期人口数量和耕地面积波荡不定,人地联系持续加紧趋势被打断,人地关系演进速度变缓。其中,最典型的是三国时期。三国局势动荡,战乱频发,外加瘟疫和饥荒肆虐,导致人口锐减及大规模南迁,土地也随之撂荒严重,经济社会发展徘徊不前,人少地多特征明显。为弥补农业劳动力不足导致的经济萎靡,魏蜀吴三国均实行了不同形式的抚民政策,采取多种形式将劳动力与农田捆绑发展,包括屯田制度、土地租佃制度、赋税减免制度以及将人地比例作为官吏政绩考核指标等。从人地关系视角分析,只有当人和“地”之间产生紧密且适度联系时,经济社会发展才能健康稳定持续,东吴的战后发展是最好的佐证。东吴通过屯田和水利建设,江南地区的耕地面积及产出显著增加,加上因躲避北方战乱而不断南下的人口红利,江南经济得到很大提升。冶铁、海盐、造船业、纺织、制瓷等生产活动也蓬勃发展起来,中国以黄河流域为重心的经济格局开始发生动摇。
隋唐是中国古代封建经济空前繁荣的时期,也是人地互动进一步加强的典型阶段。这一时期人地关系最显著的表现是,大运河的开通及漕仓的空前发展解决了局地因人口众多而引发的粮食供给不足问题,粮食和水资源通过空间上的人为调配,局地人地矛盾也被间接转嫁到了人地关系相对松散的地区,进而促进了全国层面土地资源的大开发和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延续到唐朝,人对“地”的开发利用程度普遍增加,尤其是江浙沿海地区增加了对滩涂的利用,同时扩建了前朝海塘,形成全长650 km的海上长城[18],在开发利用自然的同时,增强了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成就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繁华富裕之地。和前朝相比,中国的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均出现由北向南的转移,南方人地互动进一步增强。全国的可耕种面积也扩大到6.42亿亩,最高产量约890亿斤。随着全国农业大发展及商品流通加快,人口数量迅速攀升,最高约达9000万,又一次刷新了人口峰值。但人均原粮年占有量并没有因为人口增加而降低,依然保持在约989斤/人的较高水平。人类对土地的改造和利用,进一步释放了“地”的潜在价值。
两宋时期人地关系的核心表现是“人口增长”对“地”的需求进一步增大,局地“地少人多”现象有所加剧,但“地”的供给能力因文化及商贸活动的繁盛而空前提升。与隋唐相比,金辽等民族国家的崛起导致宋朝国土面积缩小很多。北宋疆域只有唐朝的1/3,到南宋又缩减1/3。但无论北宋还是南宋,人口持续增长趋势不减。从北宋建国之初到中期徽宗大观三年,全国户数约由457万户增长到2088万户,增长近4倍。虽然两宋之交因战争等因素人口损失惨重,但丢弃半壁江山的南宋稳定之后人口仍在缓慢增长,到了嘉定十六年（公元1224年）仅南方半壁江山的在籍户数就是北宋初期全国户数的2.8倍多,人口密度和峰值均已超越唐朝。都城开封城内人口超过100万,也远超过唐朝时期的长安城[19]。除都城之外,江浙、福建、四川（成都府路、潼川府路）等地也出现较大规模的人口增长[20]。不断增长的人口势必会对水土资源造成更多需求甚至压力,“人多地少”的矛盾在地域空间上有所扩大。宋朝实行多种政策缓解人地紧张趋势,其中垦荒和兴修水利是最主要手段。如宋太祖下诏劝垦荒田,实行大量开垦荒田者,增田、增产不增税;荒田得到开垦者,朝廷给予奖励等等[21]。由此导致,在深度开发华南、长江中下游以及两湖地区的同时,人类也将开垦的目光投向了陕南、鄂北等地区的山地,通过梯田等方式扩大了耕种面积,南方的涂田、圩田面积又有所增加,人类在自然系统中的活动空间进一步扩展。同时,北方陂塘,南方钱塘江堤等水利工程,配合人工踏犁、龙骨翻车、筒车等生产工具,大大提高了耕地产量,南方地区开始出现经济作物。全盛时期,人均原粮占有量高达1458斤/人。此外,宋朝纺织业、造船业、印刷及造纸业、制瓷业等工业和商贸服务业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口对土地的直接依赖。总体来说,虽然两宋人口压力迅速增加,但因人类生产空间及生产能力也随之扩大,全国性人地矛盾并不凸显。
元朝统一中国之前,民族冲突十分剧烈,战争、自然灾害、外加人口迁徙南洋等因素,总人口较南宋时大幅下降。同时,因蒙古军将重视草粮而“分拨牧马草地”,加上战争对耕地破坏,导致土地耕种者甚少,黄淮流域都出现了大量荒废农田[22]。宋朝时期多区域相对紧密的人地关系就这样被元朝松解。元统一中国后,其疆域面积空前之大但却荒芜一片。忽必烈开始改变以前变农田为牧场的做法,重视农业生产,采取招民垦荒、兴办屯田等措施,也开辟了很多沙田、梯田、圩田,开始了“与沙争地、与水夺地、与山抢地”的时代,人类改造利用的地域空间又得到持续扩展。但此时人对新荒地的开发仍以农耕为主,未出现较大规模的人地冲突。
明朝初期,“人多地少”和“人少地多”的地域并存。元朝统治的百年历史中,对农民盘剥极其残酷,不堪忍受剥削的农民揭竿而起,遭到元朝精锐军队的疯狂镇压,伤亡极大。中原一带等粮食主产区又接连发生水、旱、蝗、疫四大灾害。天灾人祸导致河南、安徽、河北、山东等曾经繁盛一时的中原地带“道路皆榛塞,人烟断绝”(出自《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与此同时,因太行山之隔的山西一带却风调雨顺,安居乐业,人丁兴盛。邻近外民不断流入山西,致使山西人口更加稠密,和中原地带形成鲜明对比。明初朱元璋深有所悟“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出自《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五）。),于是实行了移民屯田的发展策略,并给予所迁之民以耕牛、种子,以期在改善中原“人少地多”荒废无力状况的同时,缓解山西“人多地少”的人地矛盾。历史证明,这次大规模的政治移民,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为调节多区域人地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明朝中期之后,全国人口持续增加,移民垦荒、减免赋役、遍设军屯等政策促使全国耕地面积不断增加,首次突破十亿亩。但京畿地区、黄淮流域、西南山地仍存在大量未复垦地,“荆湖之地,田多人少;江右之地,田少人多”,人们也意识到“西北不患无地,而患不能垦”的现实[23]。
清朝“人多地少”的矛盾再次促进了人类活动空间的大面积扩张。清朝稳定其在全国的统治后,人口出现大幅膨胀,无论是在人口总量还是增长速率上,均创历史新高。从清初不足1亿增加到康乾盛世时期的近3亿,咸丰元年（公元1851年）更是达到峰值4.32亿[24]。为满足新增人口对粮食的需求,农业开发的范围和幅度大大超越以往任何朝代,山林湖泊悉数被垦辟为农地,甚至涉足到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边地、山谷及荒漠化等此前人迹罕至的地区,使得耕地面积从清初的10.5亿亩增加至1911年的16亿亩。同时,多熟制成为农业生产的首选,南方的双季稻及北方的两年三熟制逐渐成为常态,增加了对土地的利用程度。番薯和玉米等高产耐旱作物的引入也进一步提升了“地”的供应能力,晚清时期粮食总产量增加至3386亿斤。然而,同期的人均粮食占有量却由明朝的1193斤/人下跌至晚清的737斤/人。清朝洪亮吉在分析了人口与土地的长期变动趋势后发现,治平之世的户口在成倍増加,比三十年前增五倍,六十年前增十倍,比百年前“不啻增二十倍焉”[25],推算后提出：田与屋远远不能适应人口的迅速增长。这种观点与同时代西方重农主义人地关系思想中,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的判断不谋而合。清朝中晚期,因人口过快增长导致的人地矛盾日益凸显,中原、江南等地的宜农耕地基本已被充分垦殖,不得不向东北、西北、西南边地及深山密菁等外围地区拓荒,出现了“田尽而地、地尽而山”的开发局面,也造就了近代史上著名的“闯关东”“走西口”等移民事件。至此,人类可开发利用的地域范围又一次拓展,基本奠定了近现代人类活动的空间格局,引导着人类对“地”的开发利用走向多元复杂。
3.3 多元化人地关系的演变：从紧密相联到矛盾频生
20世纪中期开始,中国逐步融入以化石燃料为主的工业大发展时代,人对“地”的利用和改造能力得到质的飞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对人的限制。尤其是改革开发以来,中国启动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工业化和城镇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建设,在政治体制、精神文化、道德信仰、思维方式到生活追求、社会组织结构等多个方面都发生巨大变化。而能源和矿产资源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生产要素,成为继水土资源之后被人类广泛开发利用的核心“地”类要素,人地作用的焦点从土地扩展为土地、淡水、能源、矿产和生态环境等多个维度[26]。同时,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和扩张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生态系统,人和“地”相互作用的模式也从简单的单要素向复杂的多要素转变,触发了人类追求从以农产品供给为主的生存安全需求向以工业品为主的物质需求转变,逐渐开启了人类多元化的生产和消费活动,进而衍生出多元化的人地关系。贸易全球化及综合交通运输的发展也扩大了人类活动的空间,进一步扩张了资源消费的供给范围,区域性的人地矛盾通过贸易合作等形式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蔓延扩展,几乎打开了全域人化自然的局面。随着人的能动性空前增强,人对“地”的认知却未能同步发展,人地关系最终走向矛盾频生。一方面,人口数量对“地”的需求增加,引发人地冲突。建国后发展环境相对平稳,随着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全国人口总数暴增,多种资源的人均占有量跌破世界平均水平。从1680-1933年,人口由1亿增加到近5亿耗时253年[27]。而1949-2015年,人口总数从5.4亿增加到13.8亿,不到70年时间净增长8.4亿。人口密度从1949年的56人/km2直线飙升到2015年的143人/km2,增长近3倍。虽然建国初期对战后废弃农地进行复垦,外加土改运动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使得同期的耕地总面积从9788.1万hm2增加到13495.7万hm2。但人均耕地面积依然呈下降趋势,从1949年的2.71亩/人减少至2015年的1.47亩/人。为供养新增人口,不得不深度挤压耕地的单位产出。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技术研发,如应用杂交良种;二是增加物质投入,如增加灌溉频次,加大化肥、农药的使用力度等。这些方式确实有效地挖掘了“地”对人的粮食供给,使得粮食总产量的增长幅度远远高于人口总量的增长,人均粮食占有量不仅没有因人口数量暴增而减少,反而呈现波动式递增趋势,从1949年的417.9斤/人增长到2015年的904.2斤/人。然而,过度频繁的开发利用使得耕地的自我修复周期大大缩短,开始出现大面积贫瘠。大量使用农药化肥也引发土地和水环境污染以及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为人地冲突埋下了伏笔。
另一方面,工业化和城镇化给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带来翻天覆地的变革,除农业生产外,又开发出近20个门类的社会生产活动,且以资源依赖型活动最为活跃,人的消费也越来越依赖人工合成,90%的产品是百年前没有的[28],由此导致人对“地”的需求及改造利用强度空前加大。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速度之快世界少有,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净产值仅为45亿元,而到2014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时,工业增加值已达到227991亿元,占GDP的比率高达35.8%。中国工业发展具有极强的资源依赖性,这直接导致中国的能源总消耗从2000年之后近乎呈现指数增长。城市是人类改造自然环境最剧烈的地方,也是CO2等温室气体排放最集中的地方[29]。1949年全国仅有10.6%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到2011年已超过50%,达到51.7%,这代表着中国几千年以来的城乡人口结构彻底被撼动,开启了以城镇人口为主的全新分布格局。而城市数量也由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136座发展到2014年的653座（地级和县级市）(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5》。),建成区面积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7438 km2增加到2014年的49773 km2。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导致森林、草地、滩涂、耕地等以生态服务为主的土地类型快速让步于以经济价值为主的建筑和工矿用地,继而加剧水土流失、大气污染等问题,自然系统整体的生态服务功能下降。同时,自然系统汇集的人类废弃物也空前增加,2014年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比20世纪80年代增长近7倍,CO2排放量比20世纪60年代增长近19倍(根据《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总体来说,该阶段人类开始有意无意地成为独立于自然环境之外的影响自然过程的一种新生的重要力量。“地”除了要满足新增人口的生存及生存安全需求之外,还要保障全人类丰富的物资需求,同时也要“消化”呈指数级膨胀的废物,“地”对“人”的承载关系变得复杂多元。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农耕时期,人地关系迅速收紧。与此同时,人类一度以自我需求为中心,对自然资源潜在价值无节制地开发。最终结果是,在极大地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自然环境遭到空前破坏,开始出现资源紧张、环境质量下降等问题,人地关系进入拮抗和矛盾集中爆发的阶段。
3.4 对人地关系的新探索：从矛盾频生到追求和谐共生
工业化后期阶段,以工业品为代表的人类物质需求向以生态品为代表的精神需求转变,良好的生态环境成为新时期人地作用的核心焦点。但由于前期过度追求经济发展,片面地按照人类主观需求向“地”索取,导致人地关系日趋紧张,甚至威胁到人类自身生存。严峻的现实逼迫人类冷静地审思自我发展历程,在总结传统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人类开始意识到人与“地”之间不仅仅有认知和利用关系,还有依赖和制约关系,人并不是自然的价值核心,更不能超越自然而存在。更进一步,人类也真正意识到人地关系协调抑或矛盾与否,不决定于地而取决于人[4]。这就为人类主动调整其生产生活方式以寻求人地和谐相处的新模式奠定了思想基础。人地和谐共生的可持续发展观逐渐成为现代人地关系的核心内涵。首先,人类在自我反思中自然保护意识开始觉醒,尝试着从道德伦理上改变对“地”的态度,也不断体现出对生态持续发展主动负责的行为[30,31]。弱人类中心主义甚至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出现开始刷洗“人定胜天”的观念,通过弱化自然的工具价值而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和权利,赋予人类协调开发和保护自然的责任。人类开始正视自然系统的内在价值,并通过生态价值核算、完善生态补偿及碳排放权利交易等量化资源环境内在价值的方式,将生态环境系统纳入了生产体系,甚至试图把自然界看成是人的“无机身体”以扭转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同时,也在努力探索通过测算资源环境的承载阈值、划定主体功能、设立自然保护区、加大退耕还林还草力度、污染治理、土壤修复、发展循环经济等方式规范人对“地”的改造利用行为。人类对“地”的认知再次回归到“天人合一”及“人地相称”的主旨上。但明显超越历史的是：该时期追求的“天人合一”是基于对自然的科学认知和测度之后,人类主动追求的人与人化自然多元关系的和谐共生;而历史背景下的“天人合一”更多是基于人类对自然未知和强大的敬畏进而从精神层面表现出对其宗教式的膜拜和顺从,反映的是小农经济对自然的依赖[32],是一种原始、被动的和谐共生。
其次,人对“地”的改造利用能力得到了智能化提升,计算机、“互联网+”、物联网、量子通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新兴技术增强了人的主动性和自我实现能力,不断推动整个社会生产和消费方式变革,也为工业化生产生活方式向生态化方向转变奠定了技术基础。如,地理信息系统、遥感与网络技术的结合,增强了人类对未知区域的探索能力和数据收集能力;虚拟空间的构建在一定程度扩大了“人”和“地”实体要素空间相互作用的范围和力度;通过搭建资源共享的网络平台,人类能够便捷地在更大范围内寻求资源,凝聚和提升闲散资源利用价值（共享）,以减轻“人”对“地”的压榨式开发。此外,通过压缩时空的机制,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清洁能源及纳米材料的开发利用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能矿资源危机;智能垃圾收集及处理系统的使用增添了垃圾分类处理的能力和效率;3D打印等新兴制造技术也基本可以实现按需利用资源,大大缩减了资源浪费。尽管过度“生产—消费—废弃”的社会现实仍在不同区域继续,生态文明建设任重道远,但生态文明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并成为未来发展的重大战略。人地关系演化将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指引下走向新的时代轨道。
结合前文对人地关系内涵的理解及其演变历程的系统梳理,秉承抓最核心矛盾的原则,将中国人地关系的时空演变抽象为图3,以形象刻画这一宏大命题。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中国人地关系历史演变过程及特征
-->Fig. 3The evolution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in historic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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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国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机制
纵观中国人地关系演变历程可以发现,生产力、人口、生产关系、战争、灾害这五个核心因子在其演变过程中发挥了巨大推动作用,可将其概括为中国人地关系历史演变的PPPWD机制（图4）。其中生产力是最核心的动力,促使着人对自然的作用能力及认知能力逐步增强。同时也通过促使生产关系发展间接影响人地关系演变;人口是最活跃的动力,人口对发展的需求引发了人地作用的初衷,人口因“量变”和“质变”的双重演变导致“人”和“地”相互作用逐渐紧密;生产关系主要通过赋税制度、资源的所有权及政治利益三个方面影响人类生产的积极性,并通过引发战争及人口迁移等形式间接影响人地关系演变。战争是人地关系演变的双面因子,一方面战争阻碍了时间序列上人地关系演变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又加剧了空间视角上人地关系演变的速度;自然灾害对人地关系演变亦是一把双刃剑。从短期来看,自然灾害因破坏已有的生产积累、伤亡人口并减弱“地”的承载能力,减缓人地关系演变活力。但从长期来看,人类在与自然灾害抗争过程中,也增加了对“地”的认知能力和经验积累,从而加剧了人地作用的紧密程度。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中国人地关系历史演变的PPPWD机制示意图
注：PPPWD是生产力（Productivity）、人口（Population）、生产关系（Productive relations）、战争 （War）、自然灾害（Disaster）的简称。
-->Fig. 4The PPPWD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volution mechanism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in historical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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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生产力
生产力是人地关系演变最直接最连续的推动力量。人地关系随着生产力发展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演变,这一过程中最直观最核心的表现就是生产工具的演变。从古至今,由于生产工具的不断变革和完善一次次延伸了人类作用于“地”的身体器官,使得人类能够不断拓展生产生活的空间和对象,并在此过程中逐步强化对“地”的认知能力。生产工具的演变过程实质就是人类改造和利用“地”的主观能动性逐步增强的演变过程。毫不夸张地说,生产工具是人类改造、利用、支配和控制自然的强大杠杆。从纵向来看,从人地关系混沌时期人类尚未掌握成熟的生产工具开始,到人地原始共生时期粗笨的石器工具,到一元化人地关系时期青铜器具、相对精细的铁器、节省人力的牛耕和踏犁/水利灌溉工程等,到多元化人地关系时期的机器化大生产,再到重新追求人地和谐时期的自动化及智能生产工艺……。每一次新工具或新工艺的出现都代表着人类改造“地”的能力又增强了一步。这一过程在不断提升社会生产力,提高人类生产技能和效率以满足自我提升的同时,也引导着“人”和“地”之间由相对简单的一元关系向复杂的多元关系演变。4.2 人口
人口对发展的需求和追求是人地关系演变最本质的推动力量,引发了人类持续且扩大的资源环境开发活动。以工业文明为界,之前以满足生存及生存安全为核心的人类需求引发了相对简单的一元化人地关系演变;之后以满足物质及精神为核心的人类需求又促生了多元复杂的人地关系演变。此外,人口作为人地系统的核心组成要素,它本身的变动继而影响系统中相关因素的变动,就是人地关系演变历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人口变动集中体现为量变和质变,从多视角来看,两者都直接影响中国历史人地关系演变的方向和速度。① 空间视角：从积极方面而言,人口数量不足将导致人地关系演变缺乏活力,进而经济社会发展缺乏动力,这点从历朝历代的人口和土地政策中可窥见一斑。例如,明朝初期通过人为调配人口分布的方式激发了中原地带的发展活力,三国时期的东吴也因人口对自然的适度开发很快恢复了战后活力。但从消极方面而言,人口过度集聚也将给“地”的承载造成巨大压力,爆发资源环境问题。从古至今,历代都城所在地的生活和消费水平最先提升,但到后期也往往成为生态环境恶化最迅速之地。② 时间视角：人口数量的增加不断引发对“地”的产出总量需求增加,人口质量/生活水平的提升也促使对“地”的产出结构需求复杂化。每当人口增加之时,人类就会增加对“地”的开发利用程度（扩大范围和增强力度）。这在机械化大生产之前,主要表现为拓疆开荒以增加“地”的产出空间;而在人对“地”的开发空间基本趋于饱和的机械化大生产之后,表现为增加要素和科技投入以增加“地”的产出效率。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变动共同导致人对“地”作用的强度和范围由小到大演变,进而引发中国人地关系由原始到紧密再到矛盾的演变过程。4.3 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过程中的人人关系以及产品的分配关系三个方面,具体通过赋税制度改革、资源所有权及政治利益调整中折射出的人人关系三个过程影响人地关系的演变历程。赋税制度主要通过影响人的生产积极性并增加人口流动进而间接影响人地关系,这在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能力相对较弱的土地私有农业社会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历朝历代徭役明目繁多,办法苛刻。农民生产之多半用于上交赋税,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苛政猛于虎”的生产关系也加快了人口为躲避过重的赋税而向偏远山区迁移的步伐。此外,统治阶级为建造工程动辄征用数十万劳动力,也导致土地大量荒芜,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进而减缓人地关系演变速度。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统治阶段常用轻徭役甚至免徭役的方式促进社会发展的原因之一。2004年中国取消农业税,也极大的促进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围绕自然资源及政治所有权之争而出现的社会内部的所有制形式及人人关系也是典型的历史人地关系演变促因之一。人地关系的演变,尤其是区域性人地关系演变,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当时人人关系紧张导致的。工业文明之前,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潜在价值的速度十分缓慢,自然资源价值的释放也很缓慢,和现代社会相比,社会总体财富的量级几乎不变。所以如何分配已有的资源和财富成为人人矛盾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有限的土地资源及其产出的分配上,也引发了一次次的战争及人口迁移,极大了促进了南方地区的人地互动。工业文明以来,人作用自然的能力大幅增强,社会总财富快速累积,加上人类活动及需求的多样化,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因资源及政治权利分配引发的人与人的直接对抗,而是转嫁为对资源（争先开发）和环境（肆意排放）的大肆抢占。这其实也是生产关系的间接体现,中国现代人地关系演变仍未离开生产关系的促动力量,人地关系成为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折射和延伸[33]。
4.4 战争
战争对中国人地关系的历史演变起到双重作用。一方面,战争阻断了中国人地关系演变的连续性;另一方面,战争也加剧了区域人地关系的演变速度。从时间视角来看,自秦朝统一至满清没落再到新中国成立,在将近5000年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共出现了将近百次的朝代轮换,几乎每一次的朝代轮换都是通过战争实现资源及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而每一次战争都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前朝已有的生产积累,伤亡人口（人口低谷大多出现在朝代交替前后）,据推算太平天国战争造成的死亡人口高达1亿。同时引发区域性的土地撂荒,直接导致人地关系演变速度放缓,甚至出现若无人为干预,有朝向人地关系萌芽之初发展的趋势,阻断了人地相互作用在时间序列上的连续性。
从空间视角来看,战争引发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又间接加快了区域人地关系演变速度甚至引发人地冲突,尤其是南方及山地地区。因主战场多偏向淮河以北,北方人民为躲避战争之苦而多次大规模南迁,著名的唐朝“安史之乱”引起约100万人南迁,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人口重心开始从黄河流域转向长江流域。元初期蒙古兵南侵,主要战场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又迫使农民转向两广及福建等珠江流域。此外,每当战争结束到新朝代发展稳定,为恢复生产或戍边,统治阶级都会采取政治移民策略,把人口分散到人烟稀少之地进行生产活动,明朝洪武年间的人口大迁移就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政治移民之一。人口迁移的过程实质是开发的过程,中国古代的地区开发就是一个不断移民的过程。不管人口是因躲避战争而主动迁移,还是因战后政治因素被迫迁移,每当迁移到新的地域空间之后,必然会对当地进行较大规模的土地开垦或者围湖造田,加快了局部人地关系演进,这在江淮流域更为明显。然而,在急切的生存压力驱动下,背井离乡的移民开发活动,无可避免地带有不同程度的盲目特征[34]。尤其对于山地开发而言,无视“因地制宜”,推行平原农业的精耕细作,造成山林毁坏、水土流失、石漠化等人地不和谐现象[35]。而在南方地区,随着南迁人口增多,对土地的需求日益迫切,各地围海/湖垦殖纷起,“与湖争地”愈演愈烈,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今,不合理的围海造地通常会对周边海域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甚至引发人地冲突。
4.5 自然灾害
除人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战争等人为因素外,自然因素也在历史人地关系演变中发挥重大作用,最核心的自然因素就是灾害。它对人地关系演变亦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自然灾害破坏人民的生产积累,伤亡人口,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地”的承载能力,直接增加人地矛盾。历来中国自然灾害多发,尤以水灾、旱灾、瘟疫、虫灾、地震等为主。农业生产对自然环境依赖极强,而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社会抗灾能力较弱,且水旱等自然灾害多发于河南、山西、浙江、江苏等人口相对集中,农业、文化、商贸较为发达的粮食主产区域。所以灾害频发必然引起粮食产量波动,继而引发饥荒和人口减少、人口迁移等连锁反应。据统计,公元前180年至公元1949年,列入统计的因灾死亡人口总额约5354万人[36],导致人地关系演进缺乏活力。另一方面,自然灾害间接激发了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和改造能力,增加了人地联系的紧密程度。可以说,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也是人与自然灾害不懈斗争的过程。孕育中华文明的黄河、淮河历来多害,在与自然灾害的千年抗争中,人类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逐渐将治黄、治淮与疏浚南北大运河、发展漕仓、修筑堤坝等生产活动相结合。黄、淮屡屡改道决口,朝廷就不断兴工修治,期间逐步发明的“筑堤防溢,建坝减水,以堤束水,以水攻沙以及堵塞决口”等方法都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也促进了人对“地”的改造利用程度。到近现代,以2008年汶川地震为例,依据资源环境承载及土地适宜性进行的灾后重建,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人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和利用能力。5 结论与讨论
人地关系演变历史亦是一部人类发展史和人化自然形成史。因人类要素在人地关系演变中处于主动地位,人类对生存发展的无限需求和追求是人地关系演变的潜在主线。资源环境是搭建人地相互作用的桥梁,人地关系演变的基础就在于人类对不同资源环境要素开发利用方式的不断更新、选择、交替和传播过程的演进。但在不同历史阶段,人类需求的核心内涵不同,导致满足其需求的核心资源环境要素不同,进而人地关系演变的具体特征也不同。本文紧紧围绕人地关系的内涵,以人类需求及核心活动演变为基础,以人对“地”的依赖性、能动性及认知程度为主线,刻画了中国人地关系的演变历程（图5）,并进一步凝练了中国历史人地关系演变的动力因子。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5中国人地关系的历史轨迹示意图
-->Fig. 5The historical trajectory of man-land relationship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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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地说,中国人地关系演变的实质就是人影响“地”的主动性不断增强的过程,而这主要表现为人类开发利用自然能力的增加和对生存环境认知水平的提高。人对发展的需求及能动性的变化是人地关系演变的基础,每一次人类需求的转变,都伴随着人类对“地”类要素关注焦点的改变和人化自然空间的扩大。生产工具的变革可间接反映人类能动性大小的演变。总体来说,伴随着石器—青铜器、铁器、牛耕、踏犁等精细工具—机械化大生产—智能化计算机技术这条人类生产工具的变革主线,中国历史人地关系总体表现出从萌芽到相对简单的一元化关系再到复杂无序的多元化关系,以及重新追求有序的多元化关系演变的核心特征。在生产力、生产关系、人口、战争、自然灾害这五个核心要素的推动下,中国人地关系演变的具体历程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人类系统的漫长形成期。从人类出现伊始直到农耕活动将人类从自然界中分离出来之前的数百万年时间内,依靠原始自然品来满足果腹生存需求的人类,完全被动地从属于“地”,人地之间混沌未分。因对强大自然的未知和畏惧,天命论成为该时期典型的人地观念;第二阶段,一元化人地关系演变期。从人地系统真正形成到工业文明前期,依靠农产品满足生存安全需求的人类,围绕土地资源开发进行的农耕活动促使着人地关系从原始共生逐步走向紧密相联。在生产实践中,人类也逐渐增加了对自我及“地”的认知,“天人合一”“人地发展必相称”等人地思想对协调该阶段的人地关系起到重要作用。但多发的战争及自然灾害也引发人地关系演变轨迹波伏不定。人地关系呈现出空间上总体和谐、局部冲突,时间上长期协调、短期矛盾的特征;第三阶段,多元化人地关系演变期。进入工业时代以来,依靠工业品满足物质需求的人类,生产消费活动趋于多样化。在“人定胜天”观念指引下,人地作用的核心连接点除了不断膨胀的人口持续开发土地资源之外,又增加了对水和能矿资源的大规模开发,人地要素在多个层面产生联系。从紧密相联走向矛盾频发是该时期人地关系的核心演变特征。第四阶段,对人地和谐共生的重新探索期。工业文明后期,频发的人地矛盾促使人类开始自我反省的发展历程。追求美好的精神享受,尤其是相对稀缺的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类的核心需求,生态环境成为新时期人地作用的焦点。在可持续发展观念指引下,落实并筹划了系列建设生态文明的活动,以适当疏解过于紧密的人地关系。追求有节制的多元和谐共生成为今后人地关系持续演变的新特征。
在从历史视角深化对人地关系整体认知的同时,历史也带给我们如下启示：
从理论来看,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发展都有其自身特定规律,地理环境是人类发展必需的客观物质条件。当人类开发利用资源环境时,资源环境会对人类发展规律产生加速或延缓的影响。从历史演变视角,中国人地关系的阶段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动态地照应了不同时期盛行的人地关系学说。具体来说,萌芽初期具有一定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性质,一元化阶段又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或然论,多元化阶段对应生态论的核心内涵。所以对人地关系相关论点的评判要结合不同的历史背景,从动态演变视角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进而深化对人地关系的理论认知。
从实践来看,纵观中国人地关系演变历程会发现,中国现代人地关系全面紧张的局面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首先,核心源自人对“地”的认知能力滞后于人对“地”的开发改造能力。人对“地”的认知能力和改造能力同步发展是保持人地和谐的关键,尤其是人的认知能力提升对促进人地和谐共处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因而汲取历史教训,要从长远视角提升人对“地”的科学认知。其次,也是人类经年累月盲目开荒活动的结果。河西走廊沙漠化扩张,祁连山区植被水源涵养功能下降等现象自汉代大规模人为活动介入以来就开始出现,并持续至今愈发严重。这启发我们一定要重视当下的人地不和谐现象,不要将量变积累成质变,更要重视因地制宜,严格调控生态脆弱区的人类活动强度和类型。其实,从古至今人地矛盾始终存在,只不过历史时期体现在少数区域,且多通过人为调配人口和粮食布局以及不断扩大人的活动空间得以缓解。同时历史上人地关系演进的速度相对缓慢,人对“地”的负面影响多数可在漫长的时间内自我修补。虽然如今这些条件都发生了巨大翻转,但生产技术的突破对破解人地矛盾瓶颈的重要性至始存在。加快技术研发和生产方式转型仍是缓解现代人地矛盾的重要途径。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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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 正地理学着重研究地球表层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与反馈作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素来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也是地理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始终贯彻在地理学的各个发展阶段。从十九世纪末叶兴起的近代地理学发展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地理学,虽然其中心研究课题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有所转化,但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万变不离人类和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一宗旨。 . 正地理学着重研究地球表层人与自然的相互影响与反馈作用,对人地关系的认识,素来是地理学的研究核心,也是地理学理论研究的一项长期任务,始终贯彻在地理学的各个发展阶段。从十九世纪末叶兴起的近代地理学发展到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地理学,虽然其中心研究课题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有所转化,但地理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万变不离人类和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这一宗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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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 周尚意, 吴莉萍, 张镱宸译.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plenary lecture presented by Professor Anne Buttimer at the 32th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Congress (Cologne, August 27, 2012), with several revisions and amendments. Professor Anne Buttimer is a world famous geographer, gaining exceptionally high regard through her work in social and humanist geography. She was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 (IGU) during 2000-2004, and remains a Fellow of Royal Irish Academy,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UK) and was recently elected as Vice President of Academia Europaea.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mak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traditions of geographic enquiry, especially those conterpoint voic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down the centuries, tracing their philosophical sources both in the East and West. Referencing the four world views and their root metaphors, she then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in present-day geographic study, and calls for innovations in the future studies on this theme. The paper has a very high perspective and thus will be extremely influential. . Translated by Zhou Shangyi, Wu Liping, Zhang Yichen.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plenary lecture presented by Professor Anne Buttimer at the 32th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Congress (Cologne, August 27, 2012), with several revisions and amendments. Professor Anne Buttimer is a world famous geographer, gaining exceptionally high regard through her work in social and humanist geography. She was 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 (IGU) during 2000-2004, and remains a Fellow of Royal Irish Academy,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UK) and was recently elected as Vice President of Academia Europaea.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makes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traditions of geographic enquiry, especially those conterpoint voic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down the centuries, tracing their philosophical sources both in the East and West. Referencing the four world views and their root metaphors, she then points out the problems in present-day geographic study, and calls for innovations in the future studies on this theme. The paper has a very high perspective and thus will be extremely influentia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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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 . 人地关系包括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人的能动地位 ,人与自然关系的内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人地关系研究是近代地理学发展的基础 ,地理学中流行的环境决定论、可能论、文化景观学和人类生态学等都是聚焦于人地关系研究的不同学派。地球系统科学领域的研究重心是揭示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及所应采取的对策。信息时代人地关系的特征与工业时代有较大差别。人与自然的作用方式和强度将有显著不同 ,人类将全面系统地深化对自然的认识 ,人类活动空间将发生巨大变化 ,时空观念正在发生转变。知识与科技的作用 ,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由于地球的整体性和地球各圈层的相互作用 ,许多全球环境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和社会公众关切的热点。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前沿领域包括 :全球环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 ,区域可持续发展及人地关系机理调控 ,社会生态与环境伦理研究与体系构建 . 人地关系包括人对自然的依赖性和人的能动地位 ,人与自然关系的内涵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人地关系研究是近代地理学发展的基础 ,地理学中流行的环境决定论、可能论、文化景观学和人类生态学等都是聚焦于人地关系研究的不同学派。地球系统科学领域的研究重心是揭示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及所应采取的对策。信息时代人地关系的特征与工业时代有较大差别。人与自然的作用方式和强度将有显著不同 ,人类将全面系统地深化对自然的认识 ,人类活动空间将发生巨大变化 ,时空观念正在发生转变。知识与科技的作用 ,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由于地球的整体性和地球各圈层的相互作用 ,许多全球环境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和社会公众关切的热点。人地关系研究的重要前沿领域包括 :全球环境变化及其区域响应 ,区域可持续发展及人地关系机理调控 ,社会生态与环境伦理研究与体系构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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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 . 阐述了文明史前、农业文明、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四个阶段的人地关系表现形式及其社会技术背景.提出当前信息革命时期的人地关系应当是以知识经济为前提、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的人地协调发展,彻底解决自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的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 . 阐述了文明史前、农业文明、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四个阶段的人地关系表现形式及其社会技术背景.提出当前信息革命时期的人地关系应当是以知识经济为前提、以可持续发展理论为基础的人地协调发展,彻底解决自工业革命以来出现的人地关系紧张的矛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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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 . 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天人统一观,尊重生命,兼爱万物是这一伦理思想的主题.寡欲节用是中国古代珍惜自然资源的传统美德.中国古代就已形成了渗透环境伦理意识的政法理念.不同于西方传统伦理学所奉行的人类中心主义,中国先哲主张保持人和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是保证和维护中华民族几千年生存繁衍和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对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理论借鉴价值.在当前现代化建设中,有分析地借鉴我国古代的环境伦理思想,对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伦理学,解决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极有意义的. . 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天人统一观,尊重生命,兼爱万物是这一伦理思想的主题.寡欲节用是中国古代珍惜自然资源的传统美德.中国古代就已形成了渗透环境伦理意识的政法理念.不同于西方传统伦理学所奉行的人类中心主义,中国先哲主张保持人和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作为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古代环境伦理思想是保证和维护中华民族几千年生存繁衍和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对现代环境伦理学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理论借鉴价值.在当前现代化建设中,有分析地借鉴我国古代的环境伦理思想,对创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环境伦理学,解决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是极有意义的. |
| [16] | . 粮食安全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历朝历代无不把粮食问题摆在治国安邦的重要位置,有“洪范八政,食为政首”之称,并在全社会形成了重农重储的观念和风尚。封建王朝从意识形态、农业生产、粮食仓储、流通、政策等领域加强粮食的供应和保障,积累和形成了相当丰富的有关粮食问题的思想、文化、制度。本文以现代粮食安全的概念为视角,系统考察历史时期粮食生产、仓储、流通以及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影响古代粮食安全的自然社会因素,以期为现代粮食安全的保障提供历史借鉴。 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粮食安全存在着粮食的宏观的比较安全和粮食微观上的不安全的矛盾现象。粮食的宏观安全表现在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进步而带来的粮食供需平衡,而粮食微观不安全则成为古代社会出现粮食危机的关键所在,粮食生产的波动性、粮食分布的地域性和粮食分配上的不合理是产生粮食微观不安全的原因。重视农业以保证粮食供应,加强仓储以“熨平”粮食生产波动,组织和鼓励粮食流通以平衡粮食分布的地域差异是古代粮食安全的基本经验。而强化粮食分配的合理性和提高弱势群体粮食的获取能力是古代粮食安全对解决当代粮食问题的启迪所在。 首先,本文界定中国古代粮食安全的概念,分析了古代粮食安全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将古代粮食安全按照期影响范围和不同领域进行划分,分别提出宏观粮食安全、微观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安全、仓储安全、流通安全的概念; 其次,梳理了古代粮食安全思想的历史演变过程。古代粮食安全思想渗透到粮食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并形成思想体系:以重农思想为核心,从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强调粮食生产的重要;以储粮备荒和荒政思想为基础,强化抗灾救荒的能力;以漕运和民间贩运为粮食流通手段,调剂余缺,平衡价格;以粮食为中心的政策构建了粮食的保障机制。 第三,研究古代粮食生产安全问题,总结了历代农业生产发展的状况,考察了历代粮食亩产量的变化。通过对古代粮食亩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耕地面积和人口变迁以及粮食总的供需的数量分析,提出除了春秋战国和清代以外,其他时期粮食的供应比较充足,供需关系基本均衡,粮食宏观安全得以保证。而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不断成熟、耕地面积的扩大、作物新品种的引进以及水利工程的兴修等措施提高粮食生产水平,是古代粮食生产安全的基本保障。 第四,深入分析古代粮食仓储的功能、形式和管理制度。粮食仓储靠以丰补歉的方式,从时间上抹平粮食生产在年度间的波动,是古代社会赈济灾荒的重要手段。历史时期的粮食仓储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并逐渐形成三个层次的仓储体系,其目的各不相同:一是政府组织经营的太仓和地方官仓,目的在于储存国家征收的田租赋税以供养官府军政;二是以平粜制度为基础设立的常平仓,是古代仓储制度的主体部分,通过“丰籴俭粜”实现稳定粮价、赈济灾荒的目的;三是设立官督民办的社仓、义仓,属于全民性的粮食赈济措施。古代粮食仓储的特征是举国重储、全民参与。储备专营、中央财政直接控制、严密的管理规定等构成古代粮食仓储的管理制度。 第五从历史时期的粮食流通的形式、体制以及政策等方面的演变入手,系统分析古代粮食流通在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古代粮食的区域差异性是产生粮食问题的主要因素,而粮食流通则可以实现粮食在空间分布上的平衡。在历史进程中,随着粮食产量的提高、交通事业的发展和粮食主产区的形成,隋唐以后南粮北调格局出现,粮食的市场化加快,缓解了粮食在空间上的供需矛盾。在粮食流通的体制上,形成从西周的官定粮价,到春秋战国的“平粜”,再到西汉、北宋一度出现的政府全面干预,复到近世较为平稳的政府市场互补的粮食流通体制。在流通形式上,漕运是政府进行粮食流通的主要形式,其目的主要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而以粮食商人参与的粮食贩运则具有市场化特征,其目的在于经济利润的需要。 第六,对古代粮食的分配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由于封建社会剥削制度而造成农民在粮食分配的不公是产生古代粮食微观不安全的关键原因。提高社会底层人群的粮食可获性是解决古代粮食安全的实质所在。 第七,分析影响中国古代粮食安全的因素。从历史人口与物质生产关系、自然灾害发生的频次和危害、封建社会剥削制度等方面入手,提出农业生产水平与人口增长是产生宏观粮食安全问题的基本矛盾,自然灾害成为宏观和微观粮食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粮食生产的波动性、粮食区域差异性以及社会制度的缺陷导致的粮食分配的不公等因素是影响微观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另外,对影响粮食安全的文化习俗、土地制度、社会变革等因素作简要阐述。 第八,对古代粮食政策进行探讨,重点分析古代的荒政思想和赈济制度的功能和变化过程。认为比较健全的赈济制度缓解了古代粮食危机,对古代安全粮食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作用。古代赈济制度以三仓制度为核心,以国家、政府抗灾救荒行为为主,以民间自救为辅助手段,以储粮备荒和临灾施赈为基本方式,通过减少政府开支、整肃吏治、鼓励生育、减轻灾民负担等措施,来降低了古代粮食风险,形成了仓储救荒理论和灾荒预防理论。另外对古代国家粮食的相关政策如平准制度、土地税赋制度以及水利建设、屯田等方面展开论述。 . 粮食安全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不仅是政治问题,也是经济问题。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历朝历代无不把粮食问题摆在治国安邦的重要位置,有“洪范八政,食为政首”之称,并在全社会形成了重农重储的观念和风尚。封建王朝从意识形态、农业生产、粮食仓储、流通、政策等领域加强粮食的供应和保障,积累和形成了相当丰富的有关粮食问题的思想、文化、制度。本文以现代粮食安全的概念为视角,系统考察历史时期粮食生产、仓储、流通以及政策的发展演变过程,分析影响古代粮食安全的自然社会因素,以期为现代粮食安全的保障提供历史借鉴。 通过研究发现,中国古代粮食安全存在着粮食的宏观的比较安全和粮食微观上的不安全的矛盾现象。粮食的宏观安全表现在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进步而带来的粮食供需平衡,而粮食微观不安全则成为古代社会出现粮食危机的关键所在,粮食生产的波动性、粮食分布的地域性和粮食分配上的不合理是产生粮食微观不安全的原因。重视农业以保证粮食供应,加强仓储以“熨平”粮食生产波动,组织和鼓励粮食流通以平衡粮食分布的地域差异是古代粮食安全的基本经验。而强化粮食分配的合理性和提高弱势群体粮食的获取能力是古代粮食安全对解决当代粮食问题的启迪所在。 首先,本文界定中国古代粮食安全的概念,分析了古代粮食安全的内涵和基本特征。将古代粮食安全按照期影响范围和不同领域进行划分,分别提出宏观粮食安全、微观粮食安全和粮食生产安全、仓储安全、流通安全的概念; 其次,梳理了古代粮食安全思想的历史演变过程。古代粮食安全思想渗透到粮食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的各个环节,并形成思想体系:以重农思想为核心,从国家和社会的高度强调粮食生产的重要;以储粮备荒和荒政思想为基础,强化抗灾救荒的能力;以漕运和民间贩运为粮食流通手段,调剂余缺,平衡价格;以粮食为中心的政策构建了粮食的保障机制。 第三,研究古代粮食生产安全问题,总结了历代农业生产发展的状况,考察了历代粮食亩产量的变化。通过对古代粮食亩产量、人均粮食占有量、耕地面积和人口变迁以及粮食总的供需的数量分析,提出除了春秋战国和清代以外,其他时期粮食的供应比较充足,供需关系基本均衡,粮食宏观安全得以保证。而以精耕细作为特征的传统农业不断成熟、耕地面积的扩大、作物新品种的引进以及水利工程的兴修等措施提高粮食生产水平,是古代粮食生产安全的基本保障。 第四,深入分析古代粮食仓储的功能、形式和管理制度。粮食仓储靠以丰补歉的方式,从时间上抹平粮食生产在年度间的波动,是古代社会赈济灾荒的重要手段。历史时期的粮食仓储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并逐渐形成三个层次的仓储体系,其目的各不相同:一是政府组织经营的太仓和地方官仓,目的在于储存国家征收的田租赋税以供养官府军政;二是以平粜制度为基础设立的常平仓,是古代仓储制度的主体部分,通过“丰籴俭粜”实现稳定粮价、赈济灾荒的目的;三是设立官督民办的社仓、义仓,属于全民性的粮食赈济措施。古代粮食仓储的特征是举国重储、全民参与。储备专营、中央财政直接控制、严密的管理规定等构成古代粮食仓储的管理制度。 第五从历史时期的粮食流通的形式、体制以及政策等方面的演变入手,系统分析古代粮食流通在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古代粮食的区域差异性是产生粮食问题的主要因素,而粮食流通则可以实现粮食在空间分布上的平衡。在历史进程中,随着粮食产量的提高、交通事业的发展和粮食主产区的形成,隋唐以后南粮北调格局出现,粮食的市场化加快,缓解了粮食在空间上的供需矛盾。在粮食流通的体制上,形成从西周的官定粮价,到春秋战国的“平粜”,再到西汉、北宋一度出现的政府全面干预,复到近世较为平稳的政府市场互补的粮食流通体制。在流通形式上,漕运是政府进行粮食流通的主要形式,其目的主要出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而以粮食商人参与的粮食贩运则具有市场化特征,其目的在于经济利润的需要。 第六,对古代粮食的分配问题进行探讨,认为由于封建社会剥削制度而造成农民在粮食分配的不公是产生古代粮食微观不安全的关键原因。提高社会底层人群的粮食可获性是解决古代粮食安全的实质所在。 第七,分析影响中国古代粮食安全的因素。从历史人口与物质生产关系、自然灾害发生的频次和危害、封建社会剥削制度等方面入手,提出农业生产水平与人口增长是产生宏观粮食安全问题的基本矛盾,自然灾害成为宏观和微观粮食安全的主要影响因素,粮食生产的波动性、粮食区域差异性以及社会制度的缺陷导致的粮食分配的不公等因素是影响微观粮食安全的关键因素。另外,对影响粮食安全的文化习俗、土地制度、社会变革等因素作简要阐述。 第八,对古代粮食政策进行探讨,重点分析古代的荒政思想和赈济制度的功能和变化过程。认为比较健全的赈济制度缓解了古代粮食危机,对古代安全粮食体系的构建有着重要作用。古代赈济制度以三仓制度为核心,以国家、政府抗灾救荒行为为主,以民间自救为辅助手段,以储粮备荒和临灾施赈为基本方式,通过减少政府开支、整肃吏治、鼓励生育、减轻灾民负担等措施,来降低了古代粮食风险,形成了仓储救荒理论和灾荒预防理论。另外对古代国家粮食的相关政策如平准制度、土地税赋制度以及水利建设、屯田等方面展开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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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 . 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人口与耕地是人地关系中最基本的要素。对人地关系问题的探究实质上就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探究。人地关系变革的本质就是人口、资源(土地)、环境的合理配置、开发和利用,主要就是通过区域深度开发和产业结构优化,最终形成一个人地关系协调发展模式。因此,人地关系可以上升到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甚至人口与社会的关系上去认识。宋代的疆域面积虽然较隋唐时期大有减少,但人口数量和垦田面积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已经超越汉、唐。从人口数量和垦田面积变化情况看,宋代人地关系是曲折起伏,但总体上处于发展态势,而且人多地少矛盾日益突出。到了南宋,人地关系演变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地少人多,人地关系日益紧张的地区,主要指江浙、福建、四川成都府路和潼川府路,尤其是福建路人稠地狭矛盾最尖锐;第二种,人口稀少,长期地广人稀的地区,主要指两广、荆襄、湖南、四川利州路和夔州路,尤其以广南西路最为典型;第三种,人地关系由相对协调向地广人稀剧变的地区,主要指淮南。无论是地少人多还是地广人稀,都是人地关系不协调的表现,即人地矛盾。以福建路为代表的地少人多地区,主要是通过经济调整、抑制生育、向外移民、文化调整等举措来缓解的。以广南西路为代表的地广人稀地区,通过外地移民的入迁,开垦荒地,修建水利,提高农业生产率,发展文化教育等方式进行调整,虽然地区开发有所扩大,但仍未改变地广人稀状态。淮南区域作为人地关系由相对协调(亦或有些州军人稠地狭)向地广人稀转变的典型,这种人地关系变化主要是宋金战争造成的,虽然南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但宋金之间时战时和的政治关系却阻碍了淮南社会经济的恢复。宋代人地关系之所以出现地域差异,主要是受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制度、政府管理亲疏和战争等因素影响。不同的人地矛盾对社会经济、区域文化和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也不太一样。在宋代地少人多的地区,往往都是经济文化繁荣之地,在地广人稀的地区,经济文化一般都比较落后,但这两种人地矛盾在调解过程中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虽然适度的人口压力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但人口压力的增加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压力。从粮食供应情况看宋代人地关系,粮食产量增加为人稠地狭区和地广人稀区人口继续增长提供了条件,这再次说明了宋代人地关系总体上是发展的,是良性的人地关系。人地关系问题不仅是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中国目前人多地少问题异常严峻,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土地资源不足一直是抑制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而温州这个负山沿海的地方,从宋代以来到现在,人多地少矛盾愈演愈烈。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温州以“温州模式”突破人地矛盾的制约实现了地区经济发展,其成功经验在全国具有示范价值。通过对古今人地关系的研究,启发我们只有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科技水平,依靠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人地矛盾,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 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人口与耕地是人地关系中最基本的要素。对人地关系问题的探究实质上就是对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的探究。人地关系变革的本质就是人口、资源(土地)、环境的合理配置、开发和利用,主要就是通过区域深度开发和产业结构优化,最终形成一个人地关系协调发展模式。因此,人地关系可以上升到人口与经济的关系,甚至人口与社会的关系上去认识。宋代的疆域面积虽然较隋唐时期大有减少,但人口数量和垦田面积都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已经超越汉、唐。从人口数量和垦田面积变化情况看,宋代人地关系是曲折起伏,但总体上处于发展态势,而且人多地少矛盾日益突出。到了南宋,人地关系演变呈现出明显的地区差异,大致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地少人多,人地关系日益紧张的地区,主要指江浙、福建、四川成都府路和潼川府路,尤其是福建路人稠地狭矛盾最尖锐;第二种,人口稀少,长期地广人稀的地区,主要指两广、荆襄、湖南、四川利州路和夔州路,尤其以广南西路最为典型;第三种,人地关系由相对协调向地广人稀剧变的地区,主要指淮南。无论是地少人多还是地广人稀,都是人地关系不协调的表现,即人地矛盾。以福建路为代表的地少人多地区,主要是通过经济调整、抑制生育、向外移民、文化调整等举措来缓解的。以广南西路为代表的地广人稀地区,通过外地移民的入迁,开垦荒地,修建水利,提高农业生产率,发展文化教育等方式进行调整,虽然地区开发有所扩大,但仍未改变地广人稀状态。淮南区域作为人地关系由相对协调(亦或有些州军人稠地狭)向地广人稀转变的典型,这种人地关系变化主要是宋金战争造成的,虽然南宋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但宋金之间时战时和的政治关系却阻碍了淮南社会经济的恢复。宋代人地关系之所以出现地域差异,主要是受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制度、政府管理亲疏和战争等因素影响。不同的人地矛盾对社会经济、区域文化和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也不太一样。在宋代地少人多的地区,往往都是经济文化繁荣之地,在地广人稀的地区,经济文化一般都比较落后,但这两种人地矛盾在调解过程中都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利影响。虽然适度的人口压力对社会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但人口压力的增加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压力。从粮食供应情况看宋代人地关系,粮食产量增加为人稠地狭区和地广人稀区人口继续增长提供了条件,这再次说明了宋代人地关系总体上是发展的,是良性的人地关系。人地关系问题不仅是历史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中国目前人多地少问题异常严峻,尤其是在东部沿海地区,土地资源不足一直是抑制地区经济发展的瓶颈。而温州这个负山沿海的地方,从宋代以来到现在,人多地少矛盾愈演愈烈。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温州以“温州模式”突破人地矛盾的制约实现了地区经济发展,其成功经验在全国具有示范价值。通过对古今人地关系的研究,启发我们只有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不断提高科技水平,依靠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人地矛盾,促进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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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 . 本书根据我国二十五史、历代政书、部分地方志、文集以及近人所编有关统计材料，将我国自两汉到清代末年约二千年间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数字，经过考核测算，分门别类，综合编辑为二百多份表格，对于一些重要数字，并加以考订注释。 . 本书根据我国二十五史、历代政书、部分地方志、文集以及近人所编有关统计材料，将我国自两汉到清代末年约二千年间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数字，经过考核测算，分门别类，综合编辑为二百多份表格，对于一些重要数字，并加以考订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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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 . 由于存在着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的明显局限性，能源供应范围的不断扩张成为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必然趋势。文章通过中国能源生产、消费和平均运距刻画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供需格局的演变过程。结果表明：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的生产、消费量和供应空间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了巨大的增长和扩展；第二，能源供应空间的扩展过程不仅是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的结果，更是消费结构升级的产物，其中煤炭绝对主导地位的下降和石油及天然气作用的提升在全国和区域均得到很好的印证；第三，在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二者共同作用下，国家能源供需格局变得更加清晰。为了满足东部地区能源输入需求的持续增长，中西部地区的能源输出能力得到了明显加强，尤以西部地区能源输出地位的提高至关重要。 . 由于存在着资源及其开发利用的明显局限性，能源供应范围的不断扩张成为国家和地区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必然趋势。文章通过中国能源生产、消费和平均运距刻画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供需格局的演变过程。结果表明：第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的生产、消费量和供应空间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有了巨大的增长和扩展；第二，能源供应空间的扩展过程不仅是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的结果，更是消费结构升级的产物，其中煤炭绝对主导地位的下降和石油及天然气作用的提升在全国和区域均得到很好的印证；第三，在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二者共同作用下，国家能源供需格局变得更加清晰。为了满足东部地区能源输入需求的持续增长，中西部地区的能源输出能力得到了明显加强，尤以西部地区能源输出地位的提高至关重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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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 生态危机的出现及其解决,引发了人们对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和建设活动。所谓生态文明是指人及其社会通过生态化的社会实践方式,在处理人(社会)与自然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与人(社会)关系方面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而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心问题就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观的指导下,通过对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生态化改造,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实现自然、社会与人的可持续发展。为此,以 . 生态危机的出现及其解决,引发了人们对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和建设活动。所谓生态文明是指人及其社会通过生态化的社会实践方式,在处理人(社会)与自然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人与人(社会)关系方面所取得的一切积极成果。而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心问题就是在一定的生态环境观的指导下,通过对工业化生产方式的生态化改造,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以实现自然、社会与人的可持续发展。为此,以 |
| [29] | . 人为排放是引起大气CO2浓度升高的主要原因,由大气CO2卫星遥感观测获取全球和区域大气CO2浓度的变化已被认为是评估区域人为排放的有效手段之一.为了深入定量分析区域人为碳排放对大气CO2浓度变化的贡献,本研究利用由温室气体观测卫星（GOSAT）获取的近5年（2010~2014年）大气CO2柱浓度数据,以同纬度带高人为排放区域的中国京津冀和美国东部城市密集区为研究对象区,结合位温气象数据和人为碳排放清单数据圈定出对比背景区,通过分析比较人为排放区与背景区的CO2浓度差值,评估人为排放对大气CO2浓度增量变化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近5年中国京津冀和美国东部城市密集区的大气CO2浓度比背景区分别显示平均1.8和2.0 ppm的升高;且冬季均高于其他季节,分别为2.4±0.6和2.8±0.8 ppm.进一步分析月变化特征时发现中国京津冀地区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期间大气CO2浓度异常低于前期3.2 ppm,反映了会议期间政府实施的减排控制效果.论文研究结果表明CO2卫星观测能够从区域大气CO2浓度的变化定量评估人为排放的影响,作为有效手段之一辅助于区域人为排放控制效果的评估. . 人为排放是引起大气CO2浓度升高的主要原因,由大气CO2卫星遥感观测获取全球和区域大气CO2浓度的变化已被认为是评估区域人为排放的有效手段之一.为了深入定量分析区域人为碳排放对大气CO2浓度变化的贡献,本研究利用由温室气体观测卫星（GOSAT）获取的近5年（2010~2014年）大气CO2柱浓度数据,以同纬度带高人为排放区域的中国京津冀和美国东部城市密集区为研究对象区,结合位温气象数据和人为碳排放清单数据圈定出对比背景区,通过分析比较人为排放区与背景区的CO2浓度差值,评估人为排放对大气CO2浓度增量变化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近5年中国京津冀和美国东部城市密集区的大气CO2浓度比背景区分别显示平均1.8和2.0 ppm的升高;且冬季均高于其他季节,分别为2.4±0.6和2.8±0.8 ppm.进一步分析月变化特征时发现中国京津冀地区2014年11月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期间大气CO2浓度异常低于前期3.2 ppm,反映了会议期间政府实施的减排控制效果.论文研究结果表明CO2卫星观测能够从区域大气CO2浓度的变化定量评估人为排放的影响,作为有效手段之一辅助于区域人为排放控制效果的评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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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 . 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广泛借鉴诸如现代化理论中的社会转型理论等分析方法,从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辩证关系出发,沿着社会转型主要内容和结构特征两根主要脉络,对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相互影响展开系统研究,并在借鉴西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启示的基础上,最终提出中国社会转型条件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路径。 当前,国内****从不同的范式或视角下研究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问题,大致形成了生态文明研究的“天人合一”传统文化范式、西方生态伦理学范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范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范式。这几种范式从不同层面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中国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历史进程当中,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转型存在显著的共时性。而且,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从整体上调整社会结构,从变革人类不合理的社会形态入手。因此,确立当前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社会转型研究范式更重要和紧迫。 在社会转型研究范式下分析生态文明建设问题,首先需要明晰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理论关系。人类社会是最复杂、最高级的有机系统,是一个社会诸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统一整体。社会有机体的存在方式是社会结构形式。社会结构要素不仅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和(小)社会结构,也包括(狭义)生态结构(本文所指生态结构并非指生态系统的结构,而是指人与生态环境之间构成的关系或结构)。生态结构与社会整体结构以及社会其他结构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社会转型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而不是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的转变。因此,社会转型必然引起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变迁,而这些必然也会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由此,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理论关系可以概括为：生态文明建设既是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又是影响社会转型的基本因素；社会转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外生变量,会对生态文明产生深远影响。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和转型社会的结构特征均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就社会转型主要内容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来看,工业化转型中的传统工业化加重了生态环境破坏,但新型工业化将对生态文明产生积极的影响；市场经济转型不仅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市场经济激励机制是促进生态文明的重要手段；政治民主化、社会法制化和政府职能专门化均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正面的影响；文化多元化一方面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导致了生态文明思想方面的混乱和冲突；认识的理性化转型为国民生态理性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片面的工具理性的流行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价值观转型中消费主义的盛行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社会领域的转型表现为新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民间环保团体成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就转型社会结构特征对生态文明的影响来看,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呈现出整体性、时空压缩性、结构失衡、社会分化和整合等结构特征,均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社会转型的整体性是自觉包含生态文明的社会全面转型；时空压缩性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双重影响,使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既具有后发优势,又具有后发劣势；社会各领域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也导致了我国生态文明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分化与整合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式和路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转型紧密相关,如何在社会转型条件下推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命题。就理论层面来看,任何文明都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生态文明作为社会文明的一种也不例外,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结合本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协同发展是任何系统演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与社会转型实现协同发展。就实践层面来看,西方早发国家在处理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转型关系的问题上,经历了从对立思维到协同思维的转变,因此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意义也可以归结为生态文明与社会转型的协同发展。 总而言之,在社会转型条件下,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转型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不断优化社会转型目标和社会结构,加强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经济敛合”、“政治敛合”、“文化敛合”和“社会敛合”,最终实现生态文明的持续健康发展。 . 论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并广泛借鉴诸如现代化理论中的社会转型理论等分析方法,从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辩证关系出发,沿着社会转型主要内容和结构特征两根主要脉络,对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相互影响展开系统研究,并在借鉴西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启示的基础上,最终提出中国社会转型条件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路径。 当前,国内****从不同的范式或视角下研究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问题,大致形成了生态文明研究的“天人合一”传统文化范式、西方生态伦理学范式、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范式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范式。这几种范式从不同层面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中国正处于社会急剧转型的历史进程当中,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转型存在显著的共时性。而且,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调节人与自然的关系,必须从整体上调整社会结构,从变革人类不合理的社会形态入手。因此,确立当前中国生态文明理论的社会转型研究范式更重要和紧迫。 在社会转型研究范式下分析生态文明建设问题,首先需要明晰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理论关系。人类社会是最复杂、最高级的有机系统,是一个社会诸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统一整体。社会有机体的存在方式是社会结构形式。社会结构要素不仅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和(小)社会结构,也包括(狭义)生态结构(本文所指生态结构并非指生态系统的结构,而是指人与生态环境之间构成的关系或结构)。生态结构与社会整体结构以及社会其他结构之间存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关系。社会转型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而不是某一领域或某一方面的转变。因此,社会转型必然引起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结构的变迁,而这些必然也会影响到生态文明建设。由此,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理论关系可以概括为：生态文明建设既是社会转型的基本内容,又是影响社会转型的基本因素；社会转型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外生变量,会对生态文明产生深远影响。 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主要内容和转型社会的结构特征均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就社会转型主要内容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影响来看,工业化转型中的传统工业化加重了生态环境破坏,但新型工业化将对生态文明产生积极的影响；市场经济转型不仅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而且市场经济激励机制是促进生态文明的重要手段；政治民主化、社会法制化和政府职能专门化均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正面的影响；文化多元化一方面为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文化土壤,另一方面导致了生态文明思想方面的混乱和冲突；认识的理性化转型为国民生态理性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片面的工具理性的流行也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环境破坏；价值观转型中消费主义的盛行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社会领域的转型表现为新社会组织的发展壮大,民间环保团体成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力量。就转型社会结构特征对生态文明的影响来看,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呈现出整体性、时空压缩性、结构失衡、社会分化和整合等结构特征,均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社会转型的整体性是自觉包含生态文明的社会全面转型；时空压缩性对生态文明建设产生了双重影响,使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既具有后发优势,又具有后发劣势；社会各领域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也导致了我国生态文明发展的不平衡,社会分化与整合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方式和路径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转型紧密相关,如何在社会转型条件下推动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命题。就理论层面来看,任何文明都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生态文明作为社会文明的一种也不例外,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结合本国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协同发展是任何系统演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与社会转型实现协同发展。就实践层面来看,西方早发国家在处理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转型关系的问题上,经历了从对立思维到协同思维的转变,因此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意义也可以归结为生态文明与社会转型的协同发展。 总而言之,在社会转型条件下,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遵循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转型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不断优化社会转型目标和社会结构,加强社会转型与生态文明的“经济敛合”、“政治敛合”、“文化敛合”和“社会敛合”,最终实现生态文明的持续健康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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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 . 通过历史文献和史料记载的整理,对中国历史时期的重大自然灾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了公元前180年-1911年和民国时期重大自然灾害发生的频次和损失的时空格局特征,得出结论:(1)对灾害发生的频次进行分析,不同灾种发生频次不同,空间格局呈现明显的地域分异,灾害的空间分布与灾种之间的关系明显;(2)对灾害带来的损失进行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灾害发生的频次与灾害带来损失的空间格局并不相同。究其原因在于:(1)各种自然灾害的孕灾环境不同,是其空间格局差异性的决定性因素;(2)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大小与经济和人口的集中程度密切相关。自然灾害损失较大的往往都是农业、文化、商贸较为发达的区域,这也是我国区域经济格局空间差异的必然。 . 通过历史文献和史料记载的整理,对中国历史时期的重大自然灾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了公元前180年-1911年和民国时期重大自然灾害发生的频次和损失的时空格局特征,得出结论:(1)对灾害发生的频次进行分析,不同灾种发生频次不同,空间格局呈现明显的地域分异,灾害的空间分布与灾种之间的关系明显;(2)对灾害带来的损失进行分析,发现不同类型灾害发生的频次与灾害带来损失的空间格局并不相同。究其原因在于:(1)各种自然灾害的孕灾环境不同,是其空间格局差异性的决定性因素;(2)自然灾害带来的损失大小与经济和人口的集中程度密切相关。自然灾害损失较大的往往都是农业、文化、商贸较为发达的区域,这也是我国区域经济格局空间差异的必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