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璐璐How does multi-proximity affect the evolution of export product space in China?
HECanfei, JINLulu收稿日期:2017-01-21
修回日期:2017-05-18
网络出版日期:2017-09-15
版权声明:2017《地理研究》编辑部《地理研究》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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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出口产品包含各种生产要素禀赋信息,是一国或地区知识和能力的载体。产品空间（product space）将生产产品所需的能力、产品之间的关系等特性纳入网络结构,描绘不同国家或地区自身的生产或出口结构,其演化过程直观地展示产品之间的技术联系和产品生产结构的改变[1]。地区经济增长绩效与其生产结构紧密相连,不同于传统研究强调外生禀赋的作用,Hidalgo等从产品视角出发,认为产品空间的高度异质性是解释地区经济发展差异的关键[2-4]。研究表明,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和结构转换的本质是该地企业集中本地优势产品学习和积累生产异质性产品能力的过程,因此产品演化在比较优势的演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决定了产业升级和比较优势演化的方向和路径[5]。地区已有产品能否在产品空间中跳跃至新产品实现演化,与产品间的距离,即产品间的“邻近性”有关。邻近产品所需的劳动力、土地、技术、资本、制度等生产条件较为相似,企业更容易跳跃到距离较近的新产品进行生产,驱动产品空间演化。产品空间具有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处在产品空间中的不同位置意味着企业跳跃到新产品的能力不同。位于产品空间“核心区”的产品联系紧密,平均邻近程度较高,有更多的机会跳跃到邻近产品;而“边缘区”的产品则由于和其他产品缺乏紧密的联系,很难实现产品发展的结构转变,容易陷入“低端产品”陷阱（"low product" trap）。
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已经意识到在产品空间演化过程中基于技术关联的“认知邻近性”是影响知识溢出的重要因素,产品间只有认知距离合适的时候才能产生有效的知识溢出。区域产品基于已有产品基础,其演化过程呈现显著的路径依赖特征[6-9]。然而这种基于“认知邻近性”的路径依赖式发展可能会导致“弱者恒弱”的现象,不利于位于产品空间“边缘区”的国家实现结构转型。近年来也有****指出,技术关联衡量的“认知邻近性”并非是决定地区产业结构演化的唯一因素。如Jankowaska等[10]发现制度环境影响下的产业政策能够促进地区生产结构转变,Saxenien等[11]通过分析得到基于共同社会文化的沟通交流与信任,可促进企业间知识转移推动生产结构演化。
出口产品结构可以反映地区的生产结构,多样的生产结构是地区经济增长的源泉。自加入WTO后,中国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张,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如何推动出口产品结构演化升级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一项重要议题。对市场环境复杂的中国来说,产品空间演化过程不仅依靠内生技术的进步,制度变革、组织合作等其他方面均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基于此,本文从演化经济地理视角出发,在认知邻近性的基础上构建多维邻近性研究框架,探讨其对中国出口产品演化的影响,尝试回答：① 吴语区出口产品空间演化特征是什么?② 除认知邻近以外,能否通过其他维度的邻近实现出口产品空间结构的演化?③ 邻近性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本文希望丰富产品空间演化的相关理论,更有效地促进区域之间知识溢出、协同发展,实现区域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
2 多维邻近性对产品空间演化的机制分析
多维邻近性常应用在集群创新和区域合作等方面,在出口产品演化上则涉及较少。最早法国邻近动力学派提出地理邻近性、组织邻近性、制度邻近性会影响企业创新,随后其他****如Rallet等[12]对邻近性概念进一步拓展。国内****如李琳等[13-15]将多维邻近性划分为地理邻近、组织邻近和认知邻近三个维度,探讨产业集群创新的影响机制;韩宝龙则强调地理邻近和认知邻近对创新的重要性[16];党兴华等[17]从认知邻近、制度邻近和地理邻近角度提出了多维邻近性对跨区域技术创新合作的影响。可以发现,现有研究更多关注邻近性对创新的影响,对产品演化的作用探讨不足。本文沿用Boschma[18]的研究框架,整合个体与区域两个层面的影响因素来界定多维邻近性。个体层面,主要考虑认知邻近性和组织邻近性的作用。认知邻近性主要反映企业产品的技术经验和技术知识的邻近,组织邻近性则强调企业组织治理结构的相似,二者均关注个体差异对产品演化的影响;区域层面,则重点以制度邻近性、社会邻近性和地理邻近性为考察对象,区分不同地区之间制度,文化和地理距离的差异造成的演化结果不同。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区域产业演化的机制主要有两种：第一,演化过程遵循路径依赖,企业家从区域内现有产业中汲取知识、技能,发展与本地产业具有技术关联性的产业[6-9]。第二,区域产品演化是路径突破过程。长期较强的路径依赖性会导致区域锁定于某些产品,一旦锁定就需要一种外在刺激来打破这种“困境”[9]。如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区域外部知识的流入以及国家与区域政策的战略指导等都是路径突破的重要手段[5]。多维邻近性通过影响两种演化路径为产品空间的演化发展提供新的可能。
2.1 多维邻近性的影响机制
（1）认知邻近性。认知邻近性是区域增强路径依赖的重要途径。区域产业演化是路径依赖的过程,企业从区域内现有产品中汲取知识、技能与能力,生产具有技术关联性的产品,促进新的产品不断从原有产品中衍生出来。而企业对知识的吸收、认知以及累积的能力与产品间的技术关联程度,即认知距离有关[6]。认知距离太远产品间交互时没有共同的知识基础,认知距离太近则容易造成知识与技术的“锁定”,同样不利于技术与资源的有效整合,因此当认知距离适度邻近时会促进知识的有效溢出。另外,当存在适度的认知距离时,企业间沟通交流障碍小,合作可能性大,直接影响技术革新过程,从而新技术替代已有基础和生产方式推动新产品产生。大量的研究在国家和区域尺度上已证实认知邻近性对加强地区路径依赖,促进产品演化的重要作用[2,3,7]。（2）组织邻近性。Boschma[18]提出组织邻近性是指组织内或组织间共有一个组织安排的关系程度。公司组织治理下,共同的组织结构有利于知识的转移和协同合作的开展。一方面企业之间通过组织邻近的优势促进知识溢出,帮助企业内部在现有产品的基础上,衍生出关联的产品,依赖已有路径实现演化;另一方面,组织邻近性为组织内或组织间的企业增强联系,通过协同合作共同提升技术水平以突破自身生产能力的限制,创造新的演化路径实现产品的升级和演化。
（3）制度邻近性。制度邻近性是区域产品空间演化实现路径创造的重要力量。区域路径的创造不仅仅是企业在市场作用下搜寻知识的结果[19],也是国家与区域的战略引导等制度安排的结果。制度邻近性包括用于一系列调控个人和集体关系及互动方式的习惯、规则和法律等[20],决定了共同规则以及共同目标的建立。目前的研究倚重学习、技术变革等内生力量主导区域产业的演化,忽略了塑造社会关系、指导资源配置的制度因素在区域生产结构布局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也有****如Gertler[21]发现制度对知识的生产、挪用、再生产过程有重要影响,跨界制度的差异会不利于转移知识,从而影响新产品的创造。
制度可以通过增强知识溢出,促进企业内部产品的优化升级以及利用政府干预手段,人为引入新产品两种方式推动产品结构演化。知识溢出最大的障碍是机会主义行为,通过建立共同的标准和准则,保护生产者的利益,有利于长期的知识溢出和合作;另外在正式的政治制度扶持下,通过政府倾斜性的补贴政策引入新产业,帮助其在市场竞争中尽快建立优势或淘汰无关低效产业均会改变地区产业结构,引导产品空间演化。制度的邻近将更容易帮助地区实现产品的跳跃,打破对现有生产条件的依赖。
（4）社会邻近性。社会邻近性可以促进知识溢出,增强产品的路径依赖演化趋势。社会邻近性,具体指行为主体间社会嵌入性关系的远近。根植性理论提出,社会文化联系会对经济活动及结果产生重要影响[22] 。由于知识具有路径依赖性和语境依赖性,语言不通导致知识传输和转译的成本大大增加[23]。其次,社会邻近的主体通过嵌入相同或相邻的社会网络可以获得信任,信任机制的建立能够促进知识转移,特别是复杂或敏感性知识的交换,为知识溢出创造条件[24]。因此,基于共同语言的社会邻近有助于不同产业之间的对话,促进知识传播和交流,实现知识的跨产业溢出,强化产品的路径依赖从而衍生出新产品。
（5）地理邻近性。地理邻近性主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和提供面对面交流机会两种途径促进产品间的知识溢出。经济主体发生联系是以地理邻近为前提的,知识和技术的传播具有显著的地理衰减效应,尤其当产业中存在大量缄默知识时,地理邻近和面对面交流变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如Boschma[18]提到的,地理邻近可以减少企业的运输成本和沟通成本,有助于企业内部的技术升级和生产能力提升,从而依赖原有的生产路径衍生出关联产品;另一方面,地理邻近无形降低了企业与外部交流的成本,通过面对面交流避免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成本的增加[25],增强企业与外部的联系,引入新的技术和资源从而打破惯例,创造新路径,为产品演化提供可能。
2.2 多维邻近性的交互作用
五个维度的邻近性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的。因吴语区具有典型的基于共同语言的社会邻近优势,本文将重点探讨社会邻近性与制度邻近性、地理邻近性的交互作用,同时关注制度邻近性与地理邻近性的互动。社会邻近性与地理邻近性的互补效应。Audretsch等[25]发现,地理邻近有助于行为主体进行社会交往、建立信任关系,从而加强企业间基于信任机制的知识溢出和合作,推动区域产品升级和演化。反过来,社会邻近能避免因地理过度邻近导致的空间锁定效应。地理的过度邻近容易造成知识与技术“锁定”于区域内部,而社会网络内的成员可以通过松耦合网络组织,与外部知识源建立联系,打破地理过度邻近造成的空间锁定[26],从而向新技术、新产品演进。在知识溢出过程中,当社会距离较远时,行为主体可通过地理邻近来弥补不足;同时二者之间也有可能存在一定的替代作用。Audretsch等[25]指出社会邻近能扩展集群的地理边界,社会邻近时“临时性地理邻近”就可以替代“永久性地理邻近”,从而削弱对地理邻近的依赖。
社会邻近性与制度邻近性的相互影响。现有的制度学研究发现,社会邻近性的基础,社会文化是影响制度形成的重要因素。社会中存在一种构建行为主体相互作用的非正式框架,不仅能塑造正式的制度,还对非正式制度有支持作用[27];同样,制度邻近性也会影响社会邻近性。正向的制度引导可以加强社会网络成员之间的联系,加固社会网络结构,增进成员间的社会邻近性;而负向的制度,如行政壁垒、地方保护等,会阻碍信息、知识、人才、资本等的有效流动,限制社会网络成员间联系,导致其社会邻近性减弱。另外,社会邻近性与制度邻近性均可以通过建立规则约束企业行为,因此二者可能存在一定的竞争效应。Steinmueller对社区的研究发现为促进主体间交流互动提供良好环境,为知识溢出创造可能条件,既可以基于社会邻近性建立共同规则、传统习惯,也可以凭借正式的制度来约束成员的行为[28]。
制度邻近性与地理邻近性的互动。地理邻近性对产品演化的促进作用依赖于各类制度安排,地理邻近的企业可以通过制度邻近获得政策倾斜和支持[28],例如帮助产品识别出更多的市场机会,弱化产品进入市场后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为企业演化出新产品提供制度优势;而在制度邻近的前提下,由于面临相似的制度环境,地理邻近的企业将有更多的机会进行学习和模仿,地理空间距离的缩短减小了生产产品能力在不同地区空间扩散的损失,有利于地区扩展至更远的产品空间。
3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3.1 研究区概况
吴语区的组成涵盖上海市、江苏省的无锡市、常州市、苏州市以及浙江省的全部地级市、安徽省的宣城市、黄山市和江西省的上饶市。研究区的选择理由有两点：一是吴语区内各城市深受吴语文化影响,具有典型的共同社会文化特点;其二是吴语区内又分为不同语言片区,区域内部异质性明显。本文基于吴语区的国际贸易数据,建立认知邻近、社会邻近、制度邻近、组织邻近和地理邻近的多维邻近性研究框架,验证多维邻近性对产品空间演化的影响。以吴语区为研究对象,可以更好地度量社会邻近性,以填补传统研究中对社会文化在经济活动中发挥的作用的探讨不足。3.2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出口贸易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出口贸易数据库》,因数据库内2011-2013年地级市层面的数据可靠性和完整性存在明显偏误和缺失,最终研究时段选取2002-2011年（共计10年）,研究尺度为地级市尺度。由于2006年后HS编码分类有较大调整,本文已按照2002年四位数HS编码标准将产品进行统一归类。3.3 研究方法
产品空间理论用一个国家或地区同时生产或出口两种产品的条件概率来表示产品邻近性。为尽可能减弱指标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影响,本文采取Hidalgo等[2,7]的方法以同一个国家或地区出口目录中同时具有相对比较优势产业的概率来表示产品邻近性。如果两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相似,即认为两种产品是邻近的,两种产品在同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的可能性也相对较高;反之,则说明产品距离较远。具体计算包括三大步骤。（1）计算产品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CA）。计算公式为：
式中：
（2）计算产品间邻近性（
产品邻近性的计算主要基于条件概率,即分别计算产品i和产品j在某一地区同时具有比较优势的条件概率,并取最小值。
（3）计算认知邻近性（
如果某产品相邻的产品中具有比较优势的数量较多,说明此产品与该地区当前生产结构的关联密度较高。根据产品空间与比较优势演化理论,未来此产品在该地区发展为比较优势产品的可能性也较高。
4 吴语区产品空间演化格局
4.1 吴语区产品空间结构
为更好展现吴语区出口产品空间结构及演化特征,本文采用Cytoscape 3.3绘制产品空间图,反映产品邻近性和产品规模两方面信息。节点连线距离反映产品间的邻近性,节点大小反映产品规模,本文用产值表征,不同颜色代表具有比较优势的不同类别的产品。首先基于全国的数据计算各产品的邻近度,构建全国产品空间,其次将吴语区2002-2011年各产品的出口总额信息叠加到全国产品空间图上得到吴语区的产品空间结构图。为使空间结构更明晰,采用“边缘加权嵌入式”算法（edge-weighted spring embedded layout）,筛除产品间邻近性（?）小于0.4的边（edge）,最终得到吴语区的产品空间结构图（图1）。图1显示,吴语区出口产品存在三大组团。下方组团的节点最大且密集,以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为主,产品复杂程度较低。左方组团以发电机、电器与通讯工具产品为主,产品复杂度较高。上方组团节点相对较小且分布较为松散,以家具玩具制品、金属制品为主,产品复杂程度居中。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12002-2011年吴语区产品空间图
-->Fig. 1Product space in Wu Dialect Area from 2002 to 2011
-->
为了进一步分析吴语区产品产值的差异,绘制了表1。从表1可以看出,机电类产品（如电机、电器设备及其零件、光学仪器设备等）产值遥遥领先,其中也有产品单价较高的内在因素;从区位商看,纺织原料的区位商（如短丝、蚕丝等）远高于其他产品。因此,总体而言吴语区在生产机电类、纺织类产品方面具有很强的出口优势。
Tab.1
表1
表12002-2011年吴语区优势产品表
Tab.1Competitive products in Wu Dialect Area from 2002 to 2011
| 产值排名 | 名称 | HS码 | 区位商排名 | 名称 | HS码 |
|---|---|---|---|---|---|
| 1 | 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 | 85 | 1 | 化学纤维长丝 | 54 |
| 2 | 机械器具、机器零件 | 84 | 2 | 特种机制物 | 58 |
| 3 | 针织或钩编的服装 | 61 | 3 | 动物细毛或粗毛 | 51 |
| 4 | 非针织或非钩编的服装 | 62 | 4 | 光学、照相、电影设备 | 90 |
| 5 | 光学、照相、电影设备 | 90 | 5 | 木浆及其它纤维状纤维素浆 | 47 |
| 6 | 家具 | 94 | 6 | 浸渍、涂布、包覆或压层的织物 | 59 |
| 7 | 钢铁制品 | 73 | 7 | 化学纤维短丝 | 55 |
| 8 | 车辆机器零件 | 87 | 8 | 鞣料浸膏及染料浸膏 | 32 |
| 9 | 塑料及其制品 | 39 | 9 | 杂项制品 | 96 |
| 10 | 有机化学品 | 29 | 10 | 蚕丝 | 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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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吴语区典型省市产品空间演化特征
为深入了解吴语区内部产品空间演化特征,选取吴语区内具有代表性的江苏省、浙江省及上海市2002年、2006年及2011年产品出口总额数据绘制产品空间图（图2~图4）进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2002年、2006年以及2011年三个邻近地区产品结构整体分布一致,并形成三大优势明显的组团。但同时,随着时间的变化,各地区产品空间演化的方向明显存在分化现象。
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22002年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产品空间图
-->Fig. 2Jiangsu, Shanghai and Zhejiang's product space in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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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32006年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产品空间图
-->Fig. 3Jiangsu, Shanghai and Zhejiang's product space in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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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原图|下载原图ZIP|生成PPT图42011年江苏省、上海市和浙江省产品空间图
-->Fig. 4Jiangsu, Shanghai and Zhejiang's product space in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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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江苏省和上海市的产品主要集中在下方和左方两个组团,以纺织、化工、金属等产品以及部分机电类产品为主;浙江省则主要集中在下方和上方两个组团,以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为主,而左方高复杂度组团优势产品极少,仅有部分机电类产品。2006年江苏省全省的产品空间变得密集,尤其下方组团产品类型变得多样,金属制品、纺织制品等产品的出口优势开始凸显;上海市上方和左方组团高复杂度产品有明显的增长;而浙江省仍集中在下方和上方组团,左方组团的优势产品仍然很少。至2011年,江苏省的产品空间发生大幅变化,上方组团产品实现快速发展,优势产品数量增加,但下方和左方组团的优势产品数量大幅减少,产品空间变得稀疏;上海市上方组团的优势产品数量增加;浙江省左方高复杂度组团产品则明显增加,下方低复杂度的组团中纺织制品优势产品明显减少。
5 产品空间演化影响因素研究
5.1 模型与变量
本文研究认知邻近性、组织邻近性、制度邻近性、社会邻近性和地理邻近性对产品空间演化的影响,研究还将探讨邻近性之间的交互作用。参考Boschma等[18,30]的研究方法构建模型。由于因变量为0、1变量,故采用Probit模型,回归方程如下：式中：
模型设置注意控制时间和产品差异,引入Hslb和Year两个变量;另外还控制了产品在当地区位商的差异,以减少产品基础、经济条件、资源禀赋等其他因素的不同造成的影响。
根据Boschma[18]给出的定义,认知邻近性主要体现在技术经验和技术知识的邻近。国内多采用相同主导产业个数、高学历人数比重等间接性指标[13-15],国外****多采用技术关联的产品密度[6,8,29]。本文采用Frenken等[29]提出的产品密度
现有文献对于组织邻近性的定义相对模糊,对其衡量的方式也各不相同。本文沿用Boschma[18]给出的定义,强调公司组织治理层面的组织邻近性对产品空间结构的影响。用是否隶属于同一个公司来衡量企业之间的组织邻近性。若属于同一个公司,则其组织邻近性高;反之,则组织邻近性低。
制度邻近性的衡量,国内****有采用关税税率衡量政府在省市层面的干预程度[31],贺灿飞等[5]发现省边界比地级市边界对于演化有更强的阻碍作用,说明省际层面制度邻近性对产品空间的演化作用更显著。本文采用是否在位于同一个省来衡量地区之间的制度邻近性。若同属一个省,说明两个地区所受到的行政力量相似,制度邻近性高。
衡量社会邻近性,国外****多采用语言、民族、宗教等方面的指标[32],对于吴语区而言,民族组成与空间分布差异不明显,但方言存在明显的差异。拥有相同的方言,一方面能降低沟通交流的成本,另一方面能增加彼此的信任,是促进和维持社会关系的重要因素。本文采用是否拥有相同方言来衡量地区之间的社会邻近性,方言相同,说明两个地区之间的社会邻近性高;反之,说明社会邻近性低。
地理邻近性。根据Boschma等[18,30]对二元地理邻近性的定义,采用绝对地理距离来衡量地理邻近性。若两个地区相邻,说明其地理邻近性高;反之则地理邻近性低。
基于此,研究对个别变量分别采用产值和区位商两种方法刻画,探讨邻近性是通过产值规模的邻近还是提升专业化程度来影响地区产品空间的演化,变量设置如表2所示。
Tab.2
表2
表2五类邻近性影响产品空间演化模型的变量描述
Tab.2Variables description of five proximities' impact on product space evolution model
| 因素 | 变量 | 定义 | 年份 |
|---|---|---|---|
| 新产品产生 | Y | 产品出口区位商是否从小于0.5变成大于1（0、1变量） | 2002-2011 |
| 认知邻近性 | Cog | 该地区的技术关联的产品密度 | 2002-2011 |
| 组织邻近性 | Org_cz | 与该地区有组织联系的企业的该产品总产值 | 2002-2011 |
| 制度邻近性 | inst_cz | 与该地区相同省份地区的平均该产品总产值 | 2002-2011 |
| inst_lq | 与该地区相同省份地区的平均该产品区位商 | 2002-2011 | |
| 社会邻近性 | Soc_cz | 与该地区语言片相同的地区的平均该产品总产值 | 2002-2011 |
| Soc_lq | 与该地区语言片相同的地区的平均该产品区位商 | 2002-2011 | |
| Soc2_cz | 与该地区语言小片相同的地区的平均该产品总产值 | 2002-2011 | |
| 地理邻近性 | Geo_cz | 与该地区地理相邻的地区的平均该产品总产值 | 2002-2011 |
| Geo_lq | 与该地区地理相邻的地区的平均该产品区位商 | 2002-2011 | |
| LQ | 该地区该产品的区位商 | 2002-2011 | |
| 控制变量 | Hslb | Hs码类别 | |
| Year | 年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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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五类邻近性影响模型回归结果
五类邻近性对产品空间演化影响的模型拟合效果较好,均通过LR检验。回归结果如表3显示,结果证实各维度的邻近性均对新产品产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认知邻近、社会邻近、制度邻近、组织邻近、地理邻近是促进新产品产生的重要因素。模型1、模型2是分别引入以总产值和区位商为基础的五类邻近性的回归结果,发现除了lnst_lq变量外,其他自变量回归结果均显著为正。模型3将两种衡量方法得到的五类邻近性变量一同引入,发现以总产值为指标的五类邻近性变量仍显著为正,而以区位商为指标的五类邻近性变量不再显著或者符号发生变化,说明基于总产值的邻近性指标解释力更强,即邻近性主要是通过扩大产品规模而不是提升专业化程度来影响产品空间演化。lnst_lq变量回归结果始终显著为负,表明某产品在相同省份的其他地区的区位商越高越不利于该产品在本地的发展。Tab.3
表3
表3五类邻近性影响模型的回归结果
Tab.3Result modelling the impact of five proximities on product space evolution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模型4 | |
|---|---|---|---|---|
| Cog | 3.7000*** | 3.5510*** | 3.7940*** | 3.7090*** |
| Soc_cz | 0.0355*** | 0.0437*** | 0.0351*** | |
| Soc_lq | 0.0330*** | -0.150*** | ||
| Soc2_cz | 0.0007 | |||
| Geo_cz | 0.0182*** | 0.0177*** | 0.0177*** | |
| Geo_lq | 0.0300** | -0.0167 | ||
| inst_cz | 0.0078*** | 0.0130*** | 0.0080*** | |
| inst_lq | -0.0451*** | -0.0423*** | ||
| Org_cz | 0.0331*** | 0.0628*** | 0.0299*** | 0.0332*** |
| LQ | 0.7080*** | 1.3150*** | 0.6070*** | 0.7060*** |
| Hslb | included | included | included | included |
| Year | included | included | included | included |
| _cons | -1.2050*** | -1.0290*** | -1.1790*** | -1.2050*** |
| N | 48369 | 48369 | 48369 | 48369 |
| LR chi2 | 15581.47 | 14205.37 | 15830.59 | 15581.65 |
| Log likelihood | -25647.969 | -26336.019 | -25523.407 | -25647.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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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由于除认知邻近性以外,其他自变量的量纲一致,因此可通过直接比较回归系数大小从而比较邻近性的影响力大小,结果发现社会邻近性对产品空间演化的影响能力最强,组织邻近性次之,而地理和制度邻近性对产品空间演化作用较小。这与Rallet 等[12]研究各类邻近性对德国汽车产业的影响时得到的结论相同,即组织邻近性和社会邻近性相对其他邻近性更为重要。
5.3 社会邻近性、制度邻近性以及地理邻近性的交互作用
由于邻近性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互补效应和替代效应,同时考虑到吴语区具有典型的社会邻近优势,本文将进一步探讨社会邻近性、制度邻近性和地理邻近性的交互作用。首先,为了研究地理邻近性和社会邻近性对产品空间演化的交互作用,将语言和地理邻近的地区分为三类：语言相同、地理相邻的地区,地理相邻但语言不同的地区以及语言相同但地理不相邻的地区。语言相同、地理相邻的地区对本地即有社会邻近性又有地理邻近性;地理相邻但语言不同的地区对本地有地理邻近性缺乏社会邻近性;而语言相同但地理不相邻的地区对本地有社会邻近性但缺少地理邻近性。比较这三类地区对本地新产品产生的影响,可以了解社会邻近性和地理邻近性对产品空间演化的交互作用机制。
同理,为了探讨制度邻近与社会邻近的互动,将社会邻近的地区分为两类：语言相同省份相同的地区表征即有社会邻近性又有制度邻近性,语言相同但省份不同的地区代表本地有社会邻近性但制度层面存在差异。另外,将地理邻近的地区分为相同省份和不同省份的地区代表同时具有地理邻近和制度邻近,或是地理邻近但制度存在差异两种情况。比较这四类地区对本地新产品的影响,以验证社会邻近性和地理邻近性是否可以跨越行政边界继续发挥作用。回归变量设置如表4所示。
Tab.4
表4
表4社会、制度、地理邻近性交互影响模型变量列表
Tab.4Variables description of social, institutional and geographical proximity's interaction model
| 因素 | 变量 | 定义 | 年份 |
|---|---|---|---|
| 社会、地理均相邻 | gy_sy_cz | 与该地区地理、社会均相邻的地区的平均该产品总产值 | 2002-2011 |
| 地理相邻社会不相邻 | gy_sn_cz | 与该地区地理相邻社会不相邻的地区的平均该产品总产值 | 2002-2011 |
| 社会相邻地理不相邻 | gn_sy_cz | 与该地区社会相邻地理不相邻的地区的平均该产品总产值 | 2002-2011 |
| 社会、制度均相邻 | sy_py_cz | 与该地区语言、省份均相同的地区的平均该产品总产值 | 2002-2011 |
| 社会相邻制度不相邻 | sy_pn_cz | 与该地区语言相同、省份不同的地区的平均该产品总产值 | 2002-2011 |
| 地理、制度均相邻 | gy_py_cz | 与该地区地理相邻、省份均相同的地区的平均该产品总产值 | 2002-2011 |
| 地理相邻制度不相邻 | gy_pn_cz | 与该地区地理相邻、省份不同的地区的平均该产品总产值 | 2002-2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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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所有模型显示Cog变量与Org_cz变量回归系数始终显著为正,证明认知邻近性、组织邻近性对新产品产生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进一步验证之前的结论。模型1中,各类变量相关性均小于0.6,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社会地理均相邻地区、地理相邻但社会不相邻地区、社会相邻但地理不相邻地区三个变量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两个邻近性均对本地新产品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地理邻近性和社会邻近性无论在单独作用或是共同作用时均能促进新产品产生,当社会邻近性不足时（如地理相邻但社会不相邻地区）,地理的邻近可以帮助知识溢出,促进本地演化产生新的产品,这说明社会邻近与地理邻近之间有互补效应。
Tab.5
表5
表5社会、制度、地理邻近性交互影响模型的回归结果
Tab.5Result of social, institutional and geographical proximity interaction model
| 模型1 | 模型2 | 模型3 | 模型4 | |
|---|---|---|---|---|
| Cog | 3.7770*** | 4.1400*** | 3.9800*** | 3.9510*** |
| gy_sy_cz | 0.0234*** | |||
| gy_sn_cz | 0.0084*** | |||
| gn_sy_cz | 0.0183*** | |||
| lnst_cz | 0.0128*** | |||
| sy_py_cz | 0.0045*** | -0.0075*** | ||
| sy_pn_cz | 0.0102*** | 0.0147*** | ||
| gy_py_cz | 0.0284*** | 0.0274*** | 0.0301*** | |
| gy_pn_cz | 0.0139*** | 0.0130*** | 0.0132*** | |
| Org_cz | 0.0350*** | 0.0494*** | 0.0486*** | 0.0482*** |
| LQ | 0.5680*** | 0.9870*** | 0.9670*** | 0.9740*** |
| Hslb | included | included | included | included |
| Year | included | included | included | included |
| _cons | -1.1370*** | -1.2060*** | -1.2060*** | -1.2100*** |
| N | 48369 | 145896 | 145896 | 145896 |
| LR chi2 | 15476.99 | 50053.89 | 50305.24 | 50364.44 |
| Log likelihood | -25700.2 | -75435.8 | -75310.1 | -7528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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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比较变量的回归系数大小发现,社会地理均相邻对本地新产品产生的影响最大,社会相邻但地理不相邻的影响力次之,地理相邻但社会不相邻的影响最小。社会邻近地理不邻近的变量gn_sy_cz回归系数比地理邻近社会不邻近gy_sn_cz的回归系数大,说明两类邻近性单独作用时,社会邻近性对新产品产生的促进作用比地理邻近性更大。而社会地理均邻近的变量gy_sy_cz回归系数最大,说明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的共同作用对产品空间演化的影响更显著,证明地理邻近性、社会邻近性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相互补充的作用。这与Balconi等[33]的研究结果一致,当主体的社会距离比较接近时,地理接近性对知识溢出的作用比较显著。
模型2~模型4探讨了社会邻近性与制度邻近性,以及制度邻近性与地理邻近性的交互作用。由于表征社会邻近且制度邻近的变量sy_py_cz与社会邻近但制度不邻近变量sy_pn_cz相关性大于0.6,需要将两个变量分别引入模型。另外由于inst_cz变量与gy_py_cz变量有强相关关系,故在模型2~模型4中不加入inst_cz变量。三个模型均通过LR检验。
观察社会制度均邻近和社会邻近制度不邻近变量的回归系数时发现二者均显著为正,且社会邻近制度不邻近的回归系数比社会制度均邻近更大。将二者引入同一模型,发现社会制度均邻近变量的系数变为负,而社会邻近制度不邻近变量能更大程度地解释社会邻近性对新产品产生的促进作用。这证明社会邻近性即使跨越行政边界仍对产品空间的演化起作用,行政边界并不会阻碍社会网络之间的联系。本文与范剑勇等[5,,34]得出的结论不同,可能与本文的研究对象比较特殊有一定关系。吴语区属于长三角经济区,长三角地区作为国内区域一体化实现程度最高的地区,行政边界的壁垒作用较小。因此在吴语区,省边界对社会网络内部联系的形成阻碍作用不显著、行政边界不影响社会邻近性作用的发挥。
最后,研究还发现地理制度均相邻和地理相邻制度不相邻对新产品产生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但地理制度均相邻的作用力要远大于地理相邻制度不相邻。因为地理邻近性发挥作用的一个重要机制就是凭借地理距离短,降低交易成本,而省边界由于行政管理不同、交通设施不完善以及可能存在的地方保护等原因导致交易成本增加,削弱地理邻近的促进作用,因此地理邻近与制度邻近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制度的邻近将增强地理邻近性对产品空间演化的作用。
6 结论
出口产品的空间演化在区域比较优势演化中发挥重要作用,影响地区的生产贸易与经济增长。Hidalgo等从产品视角出发,形成了产品空间比较优势理论,发现产品之间能否实现跳跃演化与产品间的“邻近性”有关。已有研究多强调“认知邻近性”比“地理邻近性”更重要,忽略了制度变革、组织合作和社会文化对产品空间演化的影响。本文从演化经济地理视角出发,建立认知邻近、社会邻近、制度邻近、组织邻近和地理邻近的多维邻近性研究框架,以吴语区为例,利用2002-2011年中国出口贸易数据库,通过描述产品空间和构建回归模型,了解2002-2011年吴语区产品空间的演化路径,探究五类邻近性对吴语区产品空间演化的影响及邻近性之间的交互作用。结果显示：① 认知邻近性、组织邻近性、制度邻近性、社会邻近性与地理邻近性均对产品空间演化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影响能力存在强弱差异。除认知邻近性以外的四类邻近性中,基于共同语言的社会邻近性对新产品产生的作用力最强,组织邻近性、地理邻近性和制度邻近性影响力依次减弱。② 通过关于地理邻近性、制度邻近性和社会邻近性的相互作用的回归模型发现,各类邻近性之间存在一定的交互作用。一方面,地理邻近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替代社会邻近性促进知识溢出,进而促进新产品的产生;另一方面,地理邻近性可以通过增加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促进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动,进而提高社会邻近性。③ 从吴语区的研究结果来看,基于省行政区划的制度邻近性对社会邻近性的作用并不明显,社会邻近性能够跨越行政边界发挥作用。④ 研究还发现地理邻近条件下,制度无论是否相邻均能对新产品的演化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但地理制度均相邻的作用力要更大,制度相邻与地理相邻之间存在互补效应。现有研究肯定了基于技术关联的认知邻近性对产品空间演化的重要作用,证实区域演化的路径依赖特征,但认知邻近性的影响可能将导致“弱者恒弱”的现象,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产品结构的转型。通过本文多维邻近性的研究,发现除认知邻近性以外,其他维度的邻近同样有利于促进地区产品结构的演化。制度的邻近、基于相同语言的社会邻近以及组织邻近和地理邻近均可以促进本地演化出具有比较优势的新产品,并且相关邻近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补充,相互促进。因此本文的发现可以帮助地区实现产业结构转型,为位于产品空间“边缘区”的落后地区产业发展提供新路径。
The authors have declared that no competing interests exist.
参考文献 原文顺序
文献年度倒序
文中引用次数倒序
被引期刊影响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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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Countries differ markedly i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their exports. Products differ in the number of countries that export them, which we define as their ubiquity. We document a new stylized fact in the global pattern of exports: there is a systemat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a country鈥檚 exports and the ubiquity of its products. We argue that this fact is not implied by current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show that it is not a trivial consequence of the heterogeneity in the level of diversification of countries or of the heterogeneity in the ubiquity of products. We account for this stylized fact by constructing a simple model that assumes that each product requires a potentially large number of non-tradable inputs, which we call capabilities, and that a country can only make the products for which it has all the requisite capabilities. Products differ in the number and specific nature of the capabilities they require, as countries differ in the number/nature of capabilities they have. Products that require more capabilities will be accessible to fewer countries (i.e., will be less ubiquitous), while countries that have more capabilities will have what is required to make more products (i.e., will be more diversified). Our model implies that the return to the accumulation of new capabilities increases exponentially with the number of capabilities already available in a country. Moreover, we find that the convexity of the increase in diversification associated with the accumulation of a new capability increases when either the total number of capabilities that exist in the world increases or the average complexity of products, defined as the number of capabilities products require, increases. This convexity defines what we term as a quiescence trap, or a trap of economic stasis: countries with few capabilities will have negligible or no return to the accumulation of more capabilities, while at the same time countries with many capabilities will experience large returns - in terms of increased diversification - to the accumulation of additional capabilities. We calibrate the model to three different sets of empirical data and show that the derived functional forms reproduce the empirically observed distributions of product ubiquit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iversification of countries and the average ubiquity of the products they export,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probability that two products are co-exported. This calibration suggests that the global economy is composed of a relatively large number of capabilities 鈥 between 23 and 80, depending on the level of disaggregation of the data 鈥 and that products require on average a relatively large fraction of these capabilities in order to be produced. The conclusion of this calibration is that the world exists in a regime where the quiescence trap is strong. |
| [4] | For Adam Smith, wealth was related to the division of labor. As people and firms specialize in different activities, economic efficiency increases, suggesting that development is associated with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individual activities and with the complexity that emerges from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m. Here we develop a view of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that gives a central role to the complexity of a country's economy by interpreting trade data as a bipartite network in which countries are connected to the products they export, and show that it is possible to quantify the complexity of a country's economy by characterizing the structure of this network. Furthermore, we show that the measures of complexity we derive are correlated with a country's level of income, and that deviations from this relationship are predictive of future growth. This suggests that countries tend to converge to the level of income dictated by the complexity of their productive structures, indicating that development efforts should focus on generating the conditions that would allow complexity to emerge in order to generate sustained growth and prosperity. |
| [5] | . 地区经济发展与其生产结构紧密相联。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地区生产结构的演化受技术关联的影响,是一个路径依赖过程;一些研究也认为产业和区域政策等因素可能创造新路径,实现路径突破。本文沿用Hidalgo等定义的贸易产品空间方法,基于2001-2013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产品贸易数据,对中国出口产品空间(Product Space)的演化路径进行探讨。结果发现:中国四大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出口产品经历了较为明显的结构转型,不同区域的转型方向与路径各异。在2001-2007年间,四大区域的出口产品空间演化受到技术关联的显著影响,体现为路径依赖的过程。在2008-2013年间,东部、中部与东北地区的产品空间演化仍受技术关联的影响,而西部地区则更多受到产业和区域政策的推动,体现了路径突破的演化过程。本文研究启示,虽然中国区域生产结构演化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现有区域能力、技术和知识积累,但是区域性制度政策创新可以突破原有路径,为区域发展创造新的机会。 地区经济发展与其生产结构紧密相联。演化经济地理学认为,地区生产结构的演化受技术关联的影响,是一个路径依赖过程;一些研究也认为产业和区域政策等因素可能创造新路径,实现路径突破。本文沿用Hidalgo等定义的贸易产品空间方法,基于2001-2013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产品贸易数据,对中国出口产品空间(Product Space)的演化路径进行探讨。结果发现:中国四大区域—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出口产品经历了较为明显的结构转型,不同区域的转型方向与路径各异。在2001-2007年间,四大区域的出口产品空间演化受到技术关联的显著影响,体现为路径依赖的过程。在2008-2013年间,东部、中部与东北地区的产品空间演化仍受技术关联的影响,而西部地区则更多受到产业和区域政策的推动,体现了路径突破的演化过程。本文研究启示,虽然中国区域生产结构演化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现有区域能力、技术和知识积累,但是区域性制度政策创新可以突破原有路径,为区域发展创造新的机会。 |
| [6] | abstract The question of how new regional growth paths emerge has been raised by many leading economic geographers. From an evolutionary perspective, there are strong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regions are most likely to branch into industries that are technologically related to the preexisting industries in the regions. Using a new indicator of technological relatedness between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we analyzed the economic evolution of 70 Swedish regions from 1969 to 2002 with detailed plant-level data. Our analyses show that the long-term evolution of the economic landscape in Sweden is subject to strong path dependencies. Industries that were technologically related to the preexisting industries in a region had a higher probability of entering that region than did industries that were technologically unrelated to the region's preexisting industries. These industries had a higher probability of exiting that region. Moreover, the industrial profiles of Swedish regions showed a high degree of technological cohesion. Despite substantial structural change, this cohesion was persistent over time. Our methodology also proved useful when we focused on the economic evolution of one particular region. Our analysis indicates that the Link枚ping region increased its industrial cohesion over 30 years because of the entry of industries that were closely related to its regional portfolio and the exit of industries that were technologically peripheral. In summary, we found systematic evidence that the rise and fall of industries is strongly conditioned by industrial relatedness at the regional leve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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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diversification in the countries that were part of the European Union (EU-27) and those that were the target of the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ENP) in the period 1995–2010 by means of world trade data derived from the BACI database (elaborated UN Comtrade data). Our results show that in both the EU-27 and the ENP countries, the evolution of the productive structure—as proxied by the export mix—is strongly path-dependent: countries tend to keep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products that are strongly related to their current productive structure, and they also diversify in nearby products. However, this effect is much stronger for ENP countries, signalling their lower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to diversify in products that are not very related to their productive structure. We also show that the future export structures of countries are affected by their imports: both the EU-27 and ENP countries keep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products that are strongly related to their imports, but only EU countries show a strong capability to diversify in new products from related import sectors. Our results also hold when controlling for geographical and institutional proximity. |
| [9] | . 199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地理学出现了演化思潮,一些新的概念为分析产业的空间演化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以长三角地区的物联网产业为例,探讨了新兴产业兴起和演化过程的地方差异。重点选取无锡、上海、南京和杭州四个城市,采用多案例比较的方法,从产业发展的历史基础、集群状况、政府政策,以及主要动力机制等方面,分析了4个案例的异同点,并突出这些城市在区域经济和制度环境方面的差异。对产业演化机制的讨论还发现,技术基础、政策推动和偶然性事件是新兴技术产业初始发展阶段的主要动因。 1990年代后期以来,经济地理学出现了演化思潮,一些新的概念为分析产业的空间演化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工具。基于演化经济地理学中的路径依赖理论,以长三角地区的物联网产业为例,探讨了新兴产业兴起和演化过程的地方差异。重点选取无锡、上海、南京和杭州四个城市,采用多案例比较的方法,从产业发展的历史基础、集群状况、政府政策,以及主要动力机制等方面,分析了4个案例的异同点,并突出这些城市在区域经济和制度环境方面的差异。对产业演化机制的讨论还发现,技术基础、政策推动和偶然性事件是新兴技术产业初始发展阶段的主要动因。 |
| [10] | Chinese Taipei; Hong Kong, China; Korea and Singapore (the East Asian Newly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orNICs) have been successful in attaining income convergence with high-income countries while Latin Americancountries remain caught in the Middle-Income Trap.The East Asian NICs pursued export-led growth by targeting strategic industries which facilitated gradualdiversification and upgrading into new products that required similar skills and inputs.Comparing the experience of the NICs to Latin American economies reveals that successful diversificationand upgrading of a country鈥檚 export structure requires coherent and complimentary policies in the areas of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innovation and access to fin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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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 In the analysis of geographical spillovers, a commonly accepted hypothesis is that the different actors of innovation need to be physically closed to one another because the transfer of tacit knowledge implies frequent face-to-face relations. This hypothesis is put under closer examination in this paper. The first section analyses the need for economic agents to be closely located to develop research and innovative activities, starting with the analysis of their need for co-ordination and using some case studies. Based on the example of three French regions, the second section examines the importance given by the local development policies to geographical proximity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local networks favouring innovation. In both sections, nonlocal relations appear as a key factor to develop innovation. As a conclusion, nonlocal relations should be encouraged by local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the same way as local relatio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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