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与普遍人权——论法制建设的精神向度
王莉君; 1: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 摘要(Abstract)：

在法制建设中,文化问题是一个涉及制度精神根据的大问题。但如何确证自我的文化,却是一个难题。一方面,文化的社会性与符号性造成了文化内涵的难以把握以及文化认同的隐含危机;另一方面,因认同而形成的文化共同体在其边界上存在着时间上的可变动性与空间上的可重叠性。文化共同体的这种特征决定了我们在确证自身文化特性、并因此进行制度建构的问题上必须持审慎的态度和细致的考察。当下,人权可以作为一种共享的文化符号而成为文化认同以及我国法制建设的基础。但是,就人权这一文化符号所赖以伸展的理论基础以及相应的制度实践而言,仍有许多需要严肃面对的课题。

关键词(KeyWords)： 文化认同;;人权;;法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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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Author): 王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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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References)： [1]王成兵:“对当代认同危机的几点理解”,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2]吴冠军:《多元的现代性———从“9.11”灾难到汪晖“中国的现代性”论说》,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3][德]拉德布鲁赫:《法哲学》,王朴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4]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5]汪晖:《〈文化与公共性〉导论》,载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6][美]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7][美]罗思文:《谁的民主?何种权利?———一个儒家对当代自由主义的批评》,商戈令译,载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儒家与自由主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8]盛洪:《个人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载《天则论丛1998———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中国财经出版社1998年版。[9][美]哈罗德.J.伯尔曼:《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贺卫方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10]赵汀阳:“文化为什么成了个问题”,载《世界哲学》2004年第3期。[11][德]波恩.魏德士:《法理学》,丁小春、吴越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12]陈名、杜维明:《儒家与自由主义———和杜维明教授的对话》,曾明珠整理,载哈佛燕京学社、三联书店主编:《儒家与自由主义》。[13][日]大木雅夫:《东西方法观念比较》,华夏、战宪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14][匈]卢卡契:《理性的毁灭———非理性主义的道路》,王玖兴,程志民,谢地坤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15]单世联:“拒绝‘普遍’的悲剧———评张旭东《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认同———西方普遍主义话语的历史批判》”,载《文艺研究》2006年第5期。①哈贝马斯曾发人深省地指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与民族的或传统文化的共同体不同,它的维持框架不是自然的血缘或文化亲情,而是根据拥有自然权利的全体成员所共同制定的社会契约———宪法。社会成员由宪法获得政治共同体成员的公民身份,承担其公民身份也就意味着把与此不同类的民族或文化身份搁置起来,因为人们并不非要有相同的民族背景才能在一起共同提倡和维护普遍的公民权利。参见:[德]哈贝马斯:《欧洲的民族国家———关于主权和公民资格的过去与未来》,逢之译,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编:《文化研究》第二辑,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