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名：黄力之
黄力之，男，1950年12月生，湖南湘乡人，文学硕士，教授。1987年研究生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美学专业，同年留校工作。1992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4年破格晋升教授。1997年调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工作，曾任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现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上海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所长。2004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兼任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理事、全国马列文论研究会理事、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理事、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会理事、全国应用哲学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哲学学会理事、湖南师范大学兼职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兼职研究生导师。
长期从事文化哲学、当代文化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西方文论、邓小平哲学思想等课程的教学和研究，近20多年来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自身以及它与当代文化、文明的发展问题。先后承担、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93，）、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1996）、上海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2）、全国党校系统科研项目（2003）等。出版的个人专著4部，自1996年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杂志发表论文8篇，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报刊发表其他方面的论文五十余篇，省级报刊论文上百篇，发表在海外的学术论文2篇。
专著曾获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三等奖（1995），湖南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995）；发表的论文获得全国党校系统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1998），上海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内部探讨优秀成果奖（2002）和全国党校系统第五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2004）。
治学格言
我的治学格言来自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的生命如果不是活动，又是什么呢？因此，我的学术活动即我的生命表现。
联系方式：
教学及教学研究情况：
硕士研究生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著选读
文化哲学
意识形态问题研究
科研情况：
1）承担过的国家及部委科研项目有：
“卢卡契（G•Lukarsc）美学思想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93，独立承担）；“新时期文化艺术思潮的意识形态阐释”（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项目，1996，独立承担）；“马克思主义与先进文化”，上海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02年立项，独立承担）等。
2）出版的个人专著有：
《信仰与超越：卢卡契美学思想论稿》（湖南文艺出版社1993）；《中国话语：当代审美文化史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先进文化论》(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历史实践与当代问题：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3）发表学术论文有：
《60年代：中国与美国文化革命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2000年冬季号。自1996年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杂志发表了如下八篇论文：《正视意识形态：人文精神问题的实质》、《文化定义狭义化的人文意义》、《论中国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也谈中国的自由主义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理性的异化与现代文明的极限》、《走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功能的全面化》、《多元文化主义的悖论》、《文化帝国主义与价值冲突》。同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国家级报刊发表其他方面的论文五十余篇，省级报刊论文上百篇。
4）科研成果获国家及省市级奖情况：
专著《信仰与超越：卢卡契美学思想论稿》，获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三等奖，（1995年，国家新闻出版署），同时获湖南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1995年）；论文《正视意识形态：人文精神问题的实质》，获全国党校系统第二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1998年）；调研报告《我国加入WTO的文化对策建议》，获上海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内部探讨优秀成果奖（2002年）；论文《多元文化主义的悖论》，获全国党校系统第五届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2004年）。
主要研究方向
文化哲学、当代文化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西方文论、邓小平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文化
我的学术道路
学术经历颇有戏剧性。1966年文革爆发时，始初中毕业，旋即卷入时代浪潮。1967年接触到当时著名的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对马克思主义产生震撼感，马上从图书馆找来马克思主义原著，从马克思、恩格斯读到列宁、普列汉诺夫，持续数年，一直坚持到1978年高考入学。1979年开始发表学术论文，1984年接到研究生入学通知书时，同时被通知参加湖南省首届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大会。
我在2000年的一篇文章中曾经回顾了自己的学术道路，我说到在文革结束后，一些人心有余悸，不敢研究现实问题，而“我的学术背景决定我不愿作出这种选择，因为，我是在求解社会生活之谜的强烈兴致和一种使命感的支配之下走上学术研究道路的。在文革岁月里，我凭借马克思对普鲁士专制制度的抨击，凭借恩格斯对辩证法的热情颂扬，凭借鲁迅对黑暗中国的揭露，努力去理解当时中国表面上的凝固与暗中的潜流。毛泽东小红书中有一句话：‘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我们的脑子也要复杂一点。’这加强了我对现实问题的兴趣。”“关注现实，研究现实，这就是我的学术起点，我不能要求别人接受这一立场，但别人也无权要求我改变这一立场。”
自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我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自身以及它与当代文化、文明的发展问题。
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当代文化建构的意义首先表现在意识形态问题上。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20世纪世界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期，这时候发生了苏联东欧的剧变，马克思主义随着社会主义世界的解体而落入低谷。一些人认为现实已经剥夺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我在随后几年的考察中，特别是90年代中全球化现象加剧发展以后，认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不仅没有消解掉马克思主义，反而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远见，至于历史发生曲折—真正站在历史的高度上来看，也是毫不奇怪的，只要这个世界自己解决不了贫富分化和资本主义异化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作为解决模式的出现就是迟早的事情，谁能说一百年中不出现的事就一百年后也不会出现？“历史的终结”永远也不会成为事实。
在这个背景下，我从文化问题入手，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行疏理和验证，以此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超越性。实际上，从90年代开始，在知识界一片抛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声浪中，我就不断地思考这个理论模式的历史命运，写了一系列论文，如：《文学与意识形态问题》、《体系框架中的意识形态论》、《“意识形态论”和“不平衡关系”没有同一性吗？》、《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终结》等。
如果说，我在90年代前期是着重从学理上回答非意识形态论者对意识形态论的诘难，那么到后期就着重进行历史实证工作，我认为，历史恰好在这个时候提供了验证意识形态论的一个机遇，我抓住了这个机遇，其成果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专著《中国话语：当代审美文化史论》。
正是在这部著作中，我提出了“现代中国的文化国情”这一概念：从20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期到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国文化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模式的叙述“在意识形态分析的名义下，现代中国的相当数量的人文知识分子遭到了错误的批判，甚至丧失了生命，这沉重地挫伤了人们的文化生产积极性，为文化史留下了无尽的遗憾。”
这样就“自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作为一种批评模式，意识形态分析是否应该随着‘左’的思想路线的终结而退出文化批评舞台呢？或者说，毛泽东时期的错误就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根本就不正确呢？我认为，感情不能取代理智，对文革时期意识形态批判怎么谴责都不为过，但执拗地‘告别意识形态’却是不可取的。因为，马克思主义的意形态论本身是科学的，当代世界的文化阐释仍然在验证并推进这一理论。我们必须回到马克思并发展马克思，这是历史赋予的神圣使命。”
在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正本清源之后，我提出：“意识形态论本身是一个真命题，可以构成一个真实的叙述角度。自觉地、客观公正地对当代审美文化进行意识形态解读，既是这二十年（指1978年至1998年—引者注）文化艺术史所提出的必然要求，也是这个真命题期望重新检验的历史愿望。”
我认为，由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中国“原有的生产关系由生产力的桎梏变成生产力的发展形式，而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也就在这一背景之下发生着或快或慢的变化。所有这一切，完全符合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
对这一分析，上海《文汇读书周报》2002年6月14日发表署名文章是这样说的：“该书对于市民意识形态产生机制的分析是非常典范的……在对个案的阐释上，著者既充分注意把它们置放到坚实的意识形态的框架内加以考察，又善于深入到文本内部加以细致分析，这样，使得《中国话语》的批评实践具有微观透视与宏观把握相结合的特点，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美学批评原则在当代审美文化批评实践中的又一次成功运用。”
关于我的学术立场，国家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中心1993年主编出版的《中国100所高等学校中青年教授概览》进行了介绍。2004年，《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发表刘文斌教授的长篇研究论文《在“特殊文化国情”下坚信马克思主义的不可超越性》（内蒙古社会科学研究“十五”规划2001年课题成果之一），对我的学术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