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结束的G7外长会上，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声言“西方应建立统一战线，反对威权主义”。有外媒分析认为，虽然没明说，但英国的目的显然是“西方世界需要团结对抗俄罗斯、中国的威胁”。当今世界正处于深刻变化之中，由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竭力执行“遏制中国”策略，新冠疫情令全球经济遭受巨大影响，不少国家刚刚完成大选后的执政更替，法韩等国家明年将迎来大选，如何在变局中争取更多朋友，成为我们必须直面的一个重要问题。
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要从三个层面来认识。
首先，该怎么看待“朋友”？一是要坚持全局看，二是要坚持全面看，三是要坚持长远看。不要把眼光纠结在某一国家、某一群体的对华态度上。
实际上，放眼全球，中国的朋友很多。笔者有同事常年在非洲和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做田野调查，笔者也到非洲交流过，都能深切感受到，中国受到广泛尊重。如果只看美欧媒体的各类民调，给人的印象是“对中国的负面感受比较多”，好像中国的朋友变少了。
比如，不久前德国某机构发布一项民调称，几年前多数人对中国有好感，而现在近70%的民众对华没有好感了。于是有人会说：你看，中国越来越不受欢迎了，朋友越来越少了。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前一阵笔者随团到德国等欧洲国家访问，在与各界人士交流的过程中切实感受到中德两国关系丰富、多元与深厚，称赞中国发展、希望加强加深合作的人士与机构是绝大多数的。其中，几位跨国集团的总裁还表示，要加大在中国的投入，不仅是在生产领域，还要搞研发，过去对中国投资是In China for China，未来的投资则是in China for China and for the world，未来在中国的投资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其全球市场，能在中国立足，就能在未来立足。这体现了他们对中国未来的信心。显然，这和民调的结果截然不同。
刚刚结束的所谓“民主峰会”看上去挺热闹，美国政府借此想对付中俄等国，但即便在美国也有清醒的人士。美国外交学会会长理查德·哈斯就认为，搞这个峰会欠考虑，美国没能力提供民主模式，还是要先把自己的“破屋子”整理好。假以时日，是非曲直会越来越清楚。朋友多少的问题，即便在一个国家范围内，也要长远看。交朋友要有定力，不能被带节奏，这对理性判断很重要。
其次，该如何交朋友？笔者认为，交锋也是交朋友的有效方式之一。交朋友，可以是温文尔雅，也可以针锋相对。所谓“针锋相对”，就是针对那些对中国的误解和曲解。
以德国为例，中国和德国两国高校合作举办了十余所孔子学院，开展汉语教学和一些文化活动。本来着眼于促进两国交流，可常常被德国政客和媒体抹黑，有人甚至说“中国借此对德国施加政治影响”，是“威胁”。此次访问交流中，笔者针对这种声音做出回应，德国早就开始在中国开展语言文化推广工作，签约合作学校近百所。而且德国外交部明确提到：开展德语教学可以推介德国的价值。在中国推广德语，明确有推介德国价值的任务，也以为很正常，可为什么中国帮助德国人学习汉语、了解中国就是问题，甚至觉得是威胁？
有的话题是关于国际问题的。笔者在柏林交流时看到，那里正忙着安置来自阿富汗的难民。德国方面说，那些是本着人道主义从阿富汗撤离出来的人。你认为自己的行动是人道主义的，但那些撤到德国的人多数是专业和技术人员，他们都走了，谁来建设阿富汗呢？笔者的同事在喀布尔看到的景象是，医院缺医生，学校缺老师。人才是最重要的资源，把他们撤走了，客观上等同于把阿富汗最珍贵的资源也弄走了，这是帮助阿富汗吗？当我对德方人员谈及这些后，他们沉思起来，因为问题触及了他们的价值观本身。所以，交朋友要适应“吵架”，对不同观点不回避。
再次，在变局中交朋友需要与时俱进，需要知己知彼，善解人意，善于讲道理。一方面我们要意识到，中国发展为世界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欧美一些国家有人为此感到焦虑。刚刚卸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说，她16年前上任时，中国的GDP是2.3万亿美元，低于德国的2.8万亿。16年后，中国的GDP上升到了14.7万亿美元（实际上还要更高些），而德国GDP是3.8万亿美元。16年里，中国经济总量已成长为德国的近4倍。欧洲一些朋友说，你们发展太快、太强，这让一些欧洲人害怕，怕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而被改变。对此，我们要有耐心地去做工作，让其他国家切实感受到中国发展是机会不是威胁。
基于这样的愿望，我们要主动交流，争取理解，建立友谊。为此需要从全局层面努力。例如践行“一带一路”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共同应对全人类面临的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推动格拉斯哥大会顺利进行，就体现了中国真诚合作、共同应对气变的责任担当，切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此外，还要在“软能力”建设上下功夫。诸如提高语言能力和话语能力，重视外语能力发展、中文国际教育能力提升，并且能用中国学理和学说有效解释人类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现实和终极问题。要提升民众的国际交往能力，民间的友谊与国家间的朋友越来越融合在一起，特别是青年人之间的交流。以中欧关系为例，欧洲年轻的政治和社会精英逐渐走上政治舞台，欧洲整体的决策行为结构正发生代际变化，年轻化趋势明显，比如德国新一届联邦政府中不乏85后出生的，在联邦议会里，青年派的占比也接近一半。一般会认为青年人更加开放，但很多欧洲年轻人没有到过中国，对中国的理解主要是来自媒体或智库，不乏片面或纸上谈兵。这一代年轻人逐步成为欧洲对华政策的制定者，促进其更多、更深入地了解现实的中国，意义重要。总之，国际关系越来越多元，越来越专业，在变局中交朋友很难是哪一个部门、哪一个群体能单独完成的工作，需要各领域多头参与和共同协作，尤其是社会层面的参与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要用“和而不同”，来破除欧美一些国家设置的“制度性对手”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