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0月17日，上海外国语大学第三届“区域国别研究的田野调查案例”学术研讨会在松江校区召开。本届会议继续由本校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主办，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承办，加拿大研究中心、印度研究中心、G20研究中心、金砖国家研究中心协办。会议共邀请学术报告人9人，点评人5人做现场发言，涉及国际关系、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国际法学等不同专业背景的****和社会人士。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院长晋继勇副教授代表学院致开幕辞，听众全部在线上参会，分别来自各地高校、科研院所和社会机构。
本届研讨会分为四个单元，第一单元主题为“国际移民的田野调查”，两位报告人均从国外名校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在海外有长期的求学、工作和田野调查经历，并都以国际移民为主要研究方向。
首位学术报告人杨蓓蓓博士掌握非洲通用语言之一豪萨语以及法语，曾在美国求学十年，主攻医学人类学方向，期间为完成博士论文赴赞比亚工作18个月，现任山东女子学院讲师。杨老师发言题目为《流动与风险：在赞比亚的三类中国新移民针对疟疾的求医策略研究》，内容基于其在赞比亚工作期间的田野调查。
根据已形成普遍共识的研究成果，跨国移民普遍面临着更高的健康风险，在移民群体中多种身体疾病和精神疾病的发病率都高于非移民群体，移民群体在寻求治疗的过程中会遭遇到结构性的和文化性的障碍。而根据医学人类学的成熟理论，不同的移民群体，由于社会经济地位不同，所拥有的医疗资源也是不同的。杨蓓蓓博士在赞比亚田野调查过程中，深入探究了面对当地高发流行病疟疾，三类中国新移民的求医策略，这是截至目前极为少见的关于中国人在非洲的健康和求医模式方面的研究。其结论认为，中国人采用的“两步走”的求医方式是对当地特殊医疗环境的适应策略，而对当地社会环境的融入程度也影响了他们对医疗机构的选择。
本单元第二位报告人袁丁博士，现任教于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暨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袁老师曾经在欧洲留学和在非洲进行研究工作共计6年，掌握法语和林加拉语，近年来主要关注中国与非洲间的移民跨国流动，并继续在国内外进行长时段的田野调查。
袁丁博士发言题目为《多点与多层：如何研究跨国流动的短期移民群体》。报告从研究者亲身采集的两个真实案例入手，通过非洲人在中国和中国人在非洲的发展路径，展现南南移民中短期流动的经典图景。由于此类移民具有短期流动、超级多样性、“过客”三个突出特征，这就使得传统人类学定点观察的研究方式难以适用。为此，袁老师对这个群体田野方法，采取了“多点”与“多层”的策略。多点，即跟随人，跟随物，跟随隐喻，跟随情节、故事或寓言，跟随生活或自传，追随冲突；多层，即分别依据不同尺度分别观察，包括个体的尺度，家庭或家族、圈子的尺度，地方的尺度，国家的尺度，区域的尺度，全球的尺度。通过这项持续多年、调研多地的深度研究，袁丁博士与对田野调查方法形成个人心得认为，民族志的重点在于学习如何同受访人一起思考情境；人类学“向上研究”的转向使得传统田野中研究者与研究对象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变化；田野工作不是一个单向度的搜集资料的过程，而是在研究者和主体之间建立起强类同关系，从而达到共享情境或话语场域的效果。
本单元评论人是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副院长陈奕平教授。陈教授肯定两位报告人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同时指出三点：一，田野调查对于研究假说验证发挥重要作用；二，各学科都有自己的范式、方法、思路，譬如关键概念的界定和应用涉及到整个体系的逻辑关系，则跨学科的借鉴和再运用尤需严谨；三，田野调查不能仅是基于个案的观察，而是应上升到系统层面的定量分析，否则就难有代表性，研究结论也就失去了普遍意义。对两位报告人共同涉及的具体议题，陈教授说，国际移民不仅是个体问题，而且牵涉到国家之间关系甚或区域之间关系，这提示我们，区域国别研究的田野调查要考虑国际大背景或者国家区域间关系。
第二单元的主题是“基于田野的国情调查”，三位报告人均具有国际关系专业背景，并均曾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多次进行比较田野调查。
本单元第一位报告人段九州博士现任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发展政治经济学和中东国际关系等。段博士本科毕业于上外阿拉伯语专业，曾常驻埃及两年，期间走访西亚北非多国；此外博士阶段还曾赴美国参加联合培养。段博士报告题目为《文明的悖论——埃及政治经济的发展观察》，通过其在埃及观察体验和资料收集，提出从政治学角度做区域国别研究田野调查的任务，是收获常识、更新常识；然而最理想也是最难的，则是找出现实情况与已有文献相悖的反常识部分。
就本项研究而言，要解决的问题是，作为文明古国和中东大国的埃及何以沦为全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失败案例；初始假设一是国内族群冲突，二是民众对威权体制的厌弃。对于假设一，大多数文献认为埃及国内广泛存在着的族群冲突源于宗教分歧与文明的隔阂，但在研究者进行长期田野调查和资料分析之后，认为当地族群对文明和国家的认同远远高于宗教识别，族群冲突的原因主要是民间习俗遗存和地方治理失力。对于假设二，大部分西方文献认为，军队是埃及威权统治的建立者和维护者，历来支持军人总统，反对政治改革。但同样是经过深入田野调查后，研究者发现当时民众的不满恰恰发生在前总统开始自行打破传统威权体制，推动其他集团取代军队作用之后。经过在当地的观察，研究者认为，埃及政治和经济衰败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是长期作为稳定力量的军队，作为生产性资本被食利资本和国际资本边缘化，作为国家体制的创建者被警察和商人集团边缘化。回溯埃及数千年的历史，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条件，要维持其独立的地位就必须要保有强大军队存在并高度介入社会生活，这可能就是埃及文明得以存在的保障，以及不可避免要承受的代价。
本单元第二位报告人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李开盛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外交战略、东亚安全、非传统安全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史等，曾长期在菲律宾、韩国访学，并曾前往世界各区域的多国进行调研。
李研究员以《外交逻辑的田野探究》为题做学术发言，认为一国外交逻辑的形成，除了直接发挥作用的国家领导人逻辑（国家与个人权力）、外交官逻辑（国际法、外交惯例）之外，还有社会逻辑（非政府力量）、市场逻辑（企业诉求）等独立变量，以及更深层次的历史逻辑（特定历史境遇影响下的认知）和文化逻辑（基于特定民族及其传统的认知）。在了解这些逻辑的过程中，田野调查可予运用。首先，如研究历史文化逻辑就要走入现场，深入到当地民众的生活场景中。其次，在国外连续做媒体观察也非常重要，尽管这不在现场也可以做，但在当地可以感受到一种氛围，这种实际观察和参与对于了解东道国外交政策和民众想法很有帮助。更为重要的是，当地进行访谈、现场交流和对话，则更是田野调查的应有之义。然而，尽管外交研究可以利用田野调查手段，但又不能止于田野，而是要走出田野，通过汇纳、提炼、抽象，实现从具体经验到外交逻辑的发现。
本单元第三位报告人曹玉洁，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2019年8月前往巴基斯坦进行为期15天的中巴经济走廊基建风险调研，走访三个省份共计42所机构，其中重点是中资企业和承建项目。本次报告《中企在巴基斯坦工程承包项目的政治法律风险》，即是基于本次田野调查的首次公开学术发言。
本项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东道国的政府更迭和法律变更对外资工程企业和承建项目的运行造成何种影响。在进行此次田野调查之前，曹玉洁同学根据相关领域的文献回溯，特别是受产品生命周期理论的启发，提出了政治发展周期说，基于这两者建立了一个进行全面风险识别的矩阵模型。研究的主要假说包括新法律法规诸如环保要求等是否会导致项目成本增大，政府更迭/社会性冲突/选举期易滋生的排华情绪是否会干扰工程进度，以及其它若干假说。本次报告通过展示曹玉洁同学在巴基斯坦采集到案例中的两个来做比较研究，经学术抽象将前述研究的核心问题分解为两项具体内容：第一，基于总价合同的EPC项目与转型中国家政府更迭所产生法律风险之间关系；第二，某些特定转型中国家的竞争性选举将带来何种政治风险。
本单元评论人上海政法学院国际法专业盛红生教授，曾在海外留学，并曾任联合国驻刚果民主共和国维持和平特派团军事专家。基于其丰富的国际履历，盛教授对三位报告人的发言，均根据自身的海外实际经历做出细致评价。此外，他还指出，第一，辉煌的文明历史，对于进入现代世界文明体系的发展，究竟可发挥何种作用，值得反思；第二，区域国别问题的研究对象往往呈现高度复杂性，对其进行研究的方法也就相应地不能简单，特别是要避免单因归纳；第三，基于以上，针对特定地区和国家的研究，可从民族、人种、文化、宗教、语言等多个维度来分别进行探究。
第三单元主题为“田野调查视角下的社会身份”。两位报告人均曾以中国女留学生身份在海外长期访学，在当地田野调查过程中均对社会身份问题有深刻感受，但两人视角完全不同。
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朱文珊的报告题目为《中国人、女性、学生：对田野调查者自身身份的反思》，反映了研究者对作为研究主体的反身审视。朱博士掌握阿拉伯语，研究方向为人类学、马格里布地区、阿拉伯人与阿马齐格人，以及北非史等。
在此次报告中，她从自己在突尼斯长期访学、调研的案例入手，通过对决定田野调查之动因、内容、对象、时间、地点、方法等诸因素（6W）的逐层展开，推演至对田野调查者自身身份的反思；进一步延伸，又激发产生对文化震颤，以及田野、文化、国家等多维度的“他者”身份更深层次的探求。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国际关系专业博士生王亚庆的报告《以色列/巴勒斯坦的性别与宗教：基于田野调查》，是研究者对研究客体从身份维度的观察。王亚庆同学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东女性和性别研究，此次报告即基于她在特拉维夫大学八个月访学期间所进行的家庭调查、深度面访等研究工作。
在数十年来绵延不绝的巴以冲突大背景下，以色列、巴勒斯坦女性问题显得更为复杂。传统宗教与文化环境中对妇女地位和作用的解释原本就相当不明确，而当地持久的暴力冲突不仅使妇女成为直接受害人，更使妇女具体的政治需要和该区域妇女权利的普遍问题得不到应有关注。通过对以、巴妇女的多次单独直接深访，以及大量的案头工作，王亚庆同学认为，以、巴女性角色在传统上都被赋予相似的角色定位；而在在进入现代阶段后，两个社会中女性地位的显著差异，主要在于传统宗教角色和现代性别角色之间的区别。然而尽管以色列被视为现代性更强、发展程度更高的国家，但有性别偏见的司法和法律制度却依然存在，所有的女性都要服从与宗教直接相关的法律，因而女性平权并没有完全实现，进入政治舞台的机会依然普遍较少。因此，在考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性别问题时，从女性权利的角度出发，必须有非宗教性的法律条款；而剥夺宗教侵犯女性或任何公民地位的法律权利，并不意味着剥夺其政治权利，而是将其政治作用限制在某一处影响上，不左右政治权威的决定。
本单元点评人周玉渊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目前主要从事国际对非援助、发展中国家债务、中非合作论坛、中非和平安全合作研究，曾到非洲十余个国家和东南亚多国开展调研和交流。周老师认为，两位报告人的问题意识明显，代入感强烈，研究深刻。作为在亚非地区有丰富田野调查经验的研究行者，周老师对于确定田野调查者身份的问题感同身受。田野调查工作的特殊性之一在于，作为执行参与式观察的研究者，如何保持身份中立，如何共情，如何在多元身份中寻找适合研究目标的立足点，以利于形成对问题的深度挖掘，都是需精准平衡的难题。而对于研究对象的身份分析，周老师基于自身在非洲的田野经验，建议可从历史和组织两个视角予以进一步拓展。
第四单元主题为“社会治理的田野案例”，基于“站在世界看中国”和强调方法论讨论的理念，本单元的两项田野调查均以国内民族志为对象进行，这在三届会议举办以来为首次出现。
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生刘红梅的报告题目为《流动与秩序：一个羌族震后异地安置群体的伦理迁变》。刘红梅同学的专业是人类文化遗产学，研究方向为伦理学，研究选题为羌族伦理，本次报告的案例是她在四川邛崃木梯村进行田野调查所采集。
根据伦理学视角，人是伦理性存在，伦理秩序是人根据自由意志选择和建构的结果。当生活世界及其社会交往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伦理秩序亦会发生相应变革。现代性触动了人类传统社会的根基，作为现代性社会核心特征的“流动”，不仅使个人，也使共同体受到深刻影响，处于变动与失序过程中。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伦理秩序也处于大分化大调整的特殊年代。本项研究以一个震后异地安置羌族群体为对象，以伦理秩序为切入点，以该群体的流动历史作为时间背景，从生计（人与地、人与人的关系）、继嗣（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信仰（人与神的关系）三个维度梳理这个群体的伦理秩序及其演变。研究者前后多次深入乡村，在这个群体中共同生活月余，通过参与观察、访谈、文献查阅和民间口述史资料整理等田野调查方法进行研究，形成的初步发现认为，第一，该群体在历史上发生多次由流动迁徙带来的伦理秩序转向，生计、继嗣、信仰三个空间伦理秩序交联互渗，在不同时期发挥作用和扮演角色各有不同；第二，流动带来的伦理秩序的生成与演变，与人的内在生存需求和外在主流历史息息相关；第三，生活中秩序的客观存在并不能证明这种秩序本身就是合理的，而是可能出现伦理秩序的质变，因此现行秩序的理性成分与价值值得反思。
本单元第二个报告也是关于少数民族的田野调查，而报告人正是一名少数民族干部。爱星·西涅现任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是在这个“世界佤乡”土生土长的佤族同胞，同时也是一名作家和佤语专家。爱星先生此次报告基于在工作中的长期积累，题为《对中缅边境涉外婚姻家庭生活状况调查的思考——以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为例》。
沧源县与缅甸接壤，国境线长达147公里，对面的勐冒县也同样以佤族为主体人群。由于两县佤族跨境而居的局面形成相当晚近，双方的历史文化渊源极为紧密，漫长的边境线监管难度极大，故而双方边民的边界意识均较为淡薄，在边疆村寨仍保持着传承已久的族内婚传统的情况下，当地跨境婚姻普遍存在。理论上，其中一些婚例在程序上与现行国家法律规定存在相悖之处，但当地情况又使得实际管理过程极为复杂。这就需要了解具体个案，以便针对性处理。爱星先生对当地涉外婚姻家庭做了长期而大量的跟踪调查，并与其中一些结成了定点帮扶关系。本次报告中，他通过两个实地采集的案例来说明，尽管中缅边境地区跨境婚姻家庭生活状况总体而言和谐，但还是存在着历史传统文化缺失、社会外部支持缺失、家庭发展实力缺失等突出问题，这给边疆和谐稳定建设带来相当隐患。为此，建议通过国际补缺和社会救助两方面的手段予以解决。
作为知名社区治理问题专家，俞祖成副教授担任本单元点评。俞老师长期从事城市基层治理、社会组织政策以及公共管理研究，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执行主任，并同时挂职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凉城新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协助分管社区治理，理论积累与实践经验均极突出。
俞老师对刘红梅同学报告凸显出的问题意识、理论分析与学术价值，给予了高度评价，同时也指出该研究的分析框架较为宏大、驾驭难度高，概念较多、相互关系复杂，分析维度层叠、需更精细化处理等问题。对于爱星先生的报告，俞老师高度肯定其对具体案例的精细描述，以及对问题发现的精准掌握，同时指出该项调查和问题挖掘尚有继续深入的空间。
除报告和点评外，全天会议还收到线下线上参与观众提问15人次，被提问的报告人均给予现场解答。
会议最后，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和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于宏源研究员做总结发言。作为唯一参加过全部三届田野调查会议的****，于研究员先是对三届会议的议题选择作了全面回顾和比较分析，随后重点对本届会议的内容，结合学术发展史从学科建设的角度作了深入剖析。他指出，首先，从历史经验看，全球体系的形成，也伴随着全球知识网络的建立。当前世界格局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也必然对区域国别研究提出变革要求，作为其重要研究方法的田野调查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从三届田野调查会议的演进来看，报告内容从最初零散、孤立、局部特征明显的个案话题，逐渐向人类学认同知识扩展，特别是本届会议的多份报告，反映出鲜明的身份认同、研究主体客体变迁的自觉意识，这促使会议内容出现质的变化。其次，就作为研究方法的田野调查而言，确定研究问题是其行动的出发点；工作目标应是补充、反驳、创新，从经验现象中看到既有理论无法解释（或相反）的部分，为决策纠偏、提醒或推动；而作业过程需要注意归纳特征、整体视角、资料选择、立场中立等操作规范。特别要提醒的是，田野调查不能脱离文献研究，而是两者间要形成相互对话和补充。最后，田野调查的未来发展有若干方向值得预期，包括增加实操性内容，强化交叉验证和争论，引入决策者（国际组织、企业、政府等）需求，重塑情景模拟，标准化结果分析研究等。
区域国别研究已成为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学科体系发展特色，也是本校充分利用多语种优势对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而重点发展的优势学科方向之一。正如晋继勇副教授在开幕致辞中指出，区域国别研究需要精通目标国的语言，而且通晓目标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而田野调查则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必由之路。为此，本校在政治学一级学科下面设置了区域国别研究二级学科博士点，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成员赵裴副研究员在校内开设田野调查专题课程也已有多年。本届会议在当前条件下以线下加线上结合方式举办殊为不易，学校各部门均给予了大力支持，尤其是学院一级克服各种困难提供了充分保障；会议服务完全由本院研究生志愿者承担，他们以优异表现和敬业精神保障了各环节顺利进行，得到参会专家们的一致好评。
本校连续举办三届的区域国别研究的田野调查案例学术研讨会一直得到各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大力支持，本届会议报告参会旁听人数再创新高。但从职业身份结构看，绝大多数仍是高校师生，特别是以研究生为主；智库人员有显著增加，但总量仍较低；至于企业、政府、媒体等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士，参与度仍不高，这意味着田野调查的成果转化和社会服务功能仍需进一步加强。